1928年9月25日，高尔文制造公司在芝加哥哈里森街847号一座出租的大楼的一小部分房子里诞生了，雇员仅5人。
哈里森街上的这幢大楼是六层的砖砌建筑，屋顶上有一个水塔。这里周围都是一些仓库和小工厂，还有一些希腊和意大利移民的后裔开的食品店。街上有苹果摊，小贩们叫个不停。高尔文租了一层楼的一半面积（另一半的租户是“中西便鞋公司”）和地下室的一部分作仓库的场所。大楼上面几层大部分都空闲着，仅一部分由季节性的企业租用。也许高尔文这种简省的房屋租赁对他初期和房东订约时有所帮助，因为房东要他一下订一年的租约。
高尔文对房东说过：“你知道我有多少钱吗？订租约算不了什么，可是它将用去我所有的钱。现在我正好告诉你，不到月底我交不了这月的房租。我知道按照习惯房租该提前交，可是我的经济情况很紧张，这几个星期我都拿不出钱。”
在那最初几个月，哈里森街的运转十分危险，高尔文的公司凡是不马上用的东西一概不买。第一个星期支付的工资仅63元。
有一段时间，他们又为修理替代器搞的很紧张。这些产品已由西尔斯·罗巴克公司售出，但产品在保修期间送回来了。高尔文仅有的少量流动金都用来购买零件替换损坏了的部分。当他和约瑟夫好容易借到一点勉强够用的贷款，他们才买到一些补充的零部件，用以生产新的A电和B电型替代器，以便供应需购的买主。
各行各业都有一种艺术，这是指一种预见和聪明，它来自经验，外加某种敏感。高尔文具有这种艺术。他知道替代器为他们赢得市场的时间不会太长了。这时交流电收音机已开始使用，有无可计数的高明的操作人员刨制出多种多样的机型。强大的制造商如阿特沃特—肯特、肯尼迪、斯巴坦、美杰斯蒂克、齐尼思、RCA和GE之间的竞争主宰着市场。
高尔文对家用无线电的领域进行了一次冒险的进军，开始生产一种交流电收音机，主要是未加配名牌的九管底座的机型，供各家加标签销售。他们打算制造一种标准的机型，供20多家公司选择，加上名牌。
由于他们缺少流动资金，无力购买工具和冲模，他们最初制造收音机是一次无计划的行动。他们必须到金属板商行去，把底座材料切割为合用的尺寸。他们还须把底座打孔，以便安装部件。每一个人固定在某方面的操作。约瑟夫和另几个人致力于为底座打孔。在开始时，他们都热情有余，但磨损或折断了一些钻头。有一段时间，由于折断而经常购买钻头，为工厂本来吃紧的财务增加了负担。
早年无线电市场的巨大的波动要求特别灵活的生产。一旦定货来到，工厂就必须迅速进行生产，并立即交货。如果某一批定货不能迅速完成，那么许许多多的竞争对手就可能插手进来。于是问题就成了一批收音机的定货必须在一夜之间制造出来。
有一次，高尔文收到了一个赶制的订货，于是约瑟夫临时征用了大楼里空闲的一层的一些场地，而且一夜之间把电线通过墙壁通到新设工场，在那里加设了工作台和桌子。早晨，他们又从原来每天在大楼外等候雇用的劳工中抽调了增加的人力。在约瑟夫严厉的指挥下的一些老工人担任生产的监督。
就在他们偷装了大楼里所有的工作台的情况下，用尽人力，才为“基斯顿·科普”公司提供了他们所需要的材料。大楼内有些场所昨天夜里还是空闲的，可是早晨就来了工人和工作台，忙碌万分。而这天晚间，工作台和电线都撤走和搬掉了。
气得发狂的房东要求高尔文的人限制他们使用祖用了的场地，而且扬言对他们采取法律手段。但是，由于工厂迫于生计，侵入大楼其他部分的行为还持续不断。
当年的一位老雇员回忆说：“那真是最该死的事。在大楼里那些空闲的楼层里，工作台和电线时隐时现，简直像玩魔术似的。我记得有一次，哪几也没有空地方时，约瑟夫就派一些人到洗手间去放一张工作台干活。”
在这个阶段，工厂的帐本就像以前在哈佛镇搞爆米花买卖时那么简单。发工资日子的问题令工厂每个人都十分担心。常常在发工资那天刚过中午的时候，约瑟夫或者另一个什么人会扛上几台替代器和一些收音机底架到南州街一些无线电批发商店去出售。然后带着现款赶回来应付发工资的需要。
有时，卖出一些收音机需要向买主马上收取货款。有个早在斯图尔特电池公司时就和高尔文一起工作的厄尔·麦高恩，他就成了催收这种紧急而重要的货款的专家。
他说起过：有一次，我带了15个或者18个收音机底座，约瑟夫一定要我卖去后带现款回来。我们需要现钱，要不然这天谁也拿不到工资。买我一些收音机的家伙给了我一张支票，又不安地望着街对面他开出支票的那家银行。他停留在那儿一直到银行关门的时刻。我过去办过这类事，我知道先去金库然后上楼到银行检验一下支票。他等候着我一直看到警卫把银行的大门关闭。
“我拿着支票，跑经金库再上楼到银行，我劝说那出纳员把钱付给我。可是银行确实钱不够，付不出。我又回到买主的地方，由于他匆匆走开，说明他已经看到我回来了。我凭着一种预感，走向一辆运货电梯，就在那儿找到了他。我客气地说：‘先生，我不能接受你的支票。我需要现款。’于是，他回到楼上，到处张罗，终于向邻居一个人借到一些，我这才拿到了现钱。”
高尔文知道生产这种没有牌子的收音机实在受买主的支配。他说过：“他们知道我们花多少成本生产一台。我们不可能，也不敢想在产品上赚大钱。就在附近还有另外一些人在从事制造。就在同一个市内成百个工厂在制造同一型号的产品。我们在我们每一台收音机上只挣五角钱，平均一天生产100台。自然，有些日子我们达不到那个数。我知道这种没有牌子的收音机有一天就会被淘汰。不过眼下它们还让我们活下来。”
高尔文已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也尝过走投无路的味道。但是万事开头难，新的业务的最初的月份最需要吃苦耐劳，他和约瑟夫都曾号召大家这么干。由于利润太薄，他们决不容许生产上有一点失误。高尔文虽然不是一个工程师，他也能发现工厂出了什么特殊的问题。在工作台上干得很晚的人会看到高尔文走近身边并问道：“活干得怎样？”这是常事。
工人们对他了解情况之多一直十分吃惊，他们知道和他们一起干活的约瑟夫懂得怎么督促他们，而高尔文一大部分时间外出到街上，同帐户和原材料供应商打交道。
高尔文在同他的同事们的关系上，出名严格，但非常公道。他知道他们面临各种问题的复杂性，对试图解决什么有关问题的人他十分有耐性。对于粗制滥造的现象就十分恼怒。如果他觉得某人须加以激励时，他会马上在召开的会上提出警告。这种情况对几年之后的事情来说是个预兆。几年之后有次在他们的奥古斯塔厂，高尔文把脑袋伸出他在马荷加尼·罗大街的办公室的窗口，粗率地吩咐他的副总经理参加一次“全体会议”，在会上他严厉地预告：“有些告密者一定要被推下去！”
在早些年和高尔文在一起工作的大部分人，都并没有正式的工程师学位，不过是一些爱好无线电和从儿童时起就玩弄过无线电的人。
这时有个名叫比尔·利尔的工程师，他在哈里森街大楼上有它自己的无线电线圈和电线公司，他向高尔文提供了一个大胆的设计。他是一个能干和无比活泼的人，他和高尔文交往多年，合作得很有成就，不过有时也反复无常。
比尔·利尔自己为收音机设计线圈。当时为高频线圈最有效的电线是里兹线，从德国进口，价格昂贵。这种线由5至11股互相绝缘的细线缠成。比尔·利尔制造了他自己的里兹线，而且让它成为他所设计的各种收音机使用的部件。
利尔对于高尔文任用一位出色的无线电技术人员埃尔默·韦弗林也是有帮助的。韦弗林在32年之后成为摩托罗拉公司的总经理。韦弗林早在家乡伊利诺斯州昆西镇还是一个小孩时就对无线电饶有兴趣，自己琢磨着装配和拆卸各种收音机。利尔也是昆西镇人，韦弗林初识利尔时由于韦弗林看到利尔那小小的无线电商店窗上张贴着一张招收无线电技术员的小告示。韦弗林赶忙回家，赶忙带着他那台最好的收音机去找利尔。利尔真诚地信服了，韦弗林完全适应招聘的要求。
此后，韦弗林在昆西镇自己开设了一个无线电小店，从事维修业务，一直到利尔把他推荐给高尔文。有一段时间，韦弗林为高尔文承担了一些临时性业务。后来他成为高尔文正式的同事，从此建立了越来越密切的关系。
有时韦弗林认为自己完全没有错，高尔文发了脾气时斥责他，他还坚持自己的看法。但是他们相互间的感情还是日益亲密。高尔文重视忠实，时常对韦弗林表示抱歉。在公司那些最艰难困苦的年代，除了约瑟夫以外，韦弗林较公司里其他任何人吃了更多的苦，受了更多的气。
在公司最初的一些年，在哈里森街干活的人中大部分是一些粗暴的常有不同意见的人。当他们发生争执时都对立得非常厉害。但是面对各项艰难工作，他们从容应付，千方百计使困难化为顺利。主要的机械工程师艾尔·奥肯鉴于各个工作台必须非常珍视，他为各工作台准备了一个备忘录牌，牌上写着“此台由艾尔·奥肯的货箱提供”。还有一位唐·米切尔，以后他成为高尔文的总工程师，他在公司开办时期有个被称为“专心的工具”的传说，表明他显然建立了惊人的功绩。不管是厕所里的管道发生障碍的问题，还是无线电底座外表的问题，作为“专心的工具”，米切尔照例应召而来，应付急需。
另一个人们哄笑对象和热门话题是那架大楼里的电梯，它是一个不稳定和靠不住的庞然大物，它由“老爹”库恩十分郑重地操纵着。它有好多次在楼层之间轧住了。还有，电梯上的一些绳索必须由人去拉，才能使电梯移动。尽管你高声叫唤“老爹”库恩，他的回答总很迟缓。他就像传说中的忧郁的伏尔加河上的船夫，坚定地又缓慢地行动，就像他在把自己从电梯井中拉起来。
有人说过：“另外，我们总怕这电梯会坠下去。但‘老爹’让我们安静。他总归把我们送到了要去的楼层。”
有一段时间，由于电梯慢，它仅仅用来运货，成了一个“不成文法”。这情况当时对高尔文制造公司并不构成什么困难，因为它只租用了底下两层，人员也不到100。可是往后它扩充到了大楼整个六层，而且人员多到了800，对公司业务的影响就不同了。
早期老员工中还有一位休戈·克拉恩芝尔，他把自己的要求写成标语贴在公司的一辆手推车上，标语上写着：“此车归休戈专用”。高尔文这人“总以忠诚对待对他忠诚的人”，他对休戈就有些迷信。有次某个工头在高尔文外出时把休戈开除了。高尔文一回来马上重新雇用了休戈。关于休戈，他说过：“如果公司垮了，那么最后离开的两个人将是休戈和我。”
在20年代，在芝加哥的西区，以及国内大部分地方，喝酒是一桩被当作十分隆重和具有祝贺意义的事。政府禁酒使一些酒吧进行秘密营业，逐渐喝酒成了一种冒险的浪漫行为。男人们在工厂和办公室干完了长时间艰苦的工作之后需要消遣。找消遣，要刺激，莫过于在大规模的酒宴上豪饮。工人原本该在星期一早晨上班，可是有人早在星期五晚间已经沉溺于一些“非法酒铺”，他不到星期三是上不了班的。这种情况为工厂的生产秩序造成了大混乱，成了一个严重问题。
高尔文的那些粗野而肯干的员工都不是例外。高尔文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对付这种情况，对付这种工人不时缺勤的严重问题。职工中那些能不喝醉的被派轮流在星期五和星期六晚间陪伴那些容易烂醉的一起去喝酒，从而保证星期一早晨仍能前来工作和反映情况。高尔文对这些跟踪者的责任定得很严，以致有的跟踪喝酒者从一个非法酒店到另一个非法酒店，当他看到喝醉的朋友摔倒在一条胡同里时，他拽不了，也就干脆自己也在喝醉者的身旁坐下来，“这样，我能确实知道他什么时候醒来。”
当时，高尔文本人也偶尔喝酒和抽烟，但后来他完全戒绝了烟酒。当年他之所以同情那些喝酒人，因为他本人也同他的伙计们一样经受着工作的压力，他会宽容伙计们共同欢乐，但反对“个人纵情欢乐”。这种共同欢乐使某人不能完成工作任务，或者干脆就上不了工，那，高尔文就把他当作“一个讨厌的笨蛋”。他对于喝酒问题的分寸十分注意，在禁酒令由州政府重申之后不久，工厂举行圣诞联欢会时就会闹成一次“准暴乱”，他下令工厂区内禁绝一切烈酒，保证安全。
到1929年，无线电的年营业额已达4.7亿元，比七年前增长了1400%。收音机使用了帘栅极管，可使电子管减少而灵敏度大大提高。所有新的家用收音机都已经用交流电，到1929年夏，股票市场发生疯狂的涨潮，而无线电的股票在涨潮中处于领先地位。
美国的经济经历过一种不负责任的上涨的痛若，它的疯狂的需求曾推动高尔文公司的发展，向它订购家用无线电的订单不断增加。它的雇员每周都有所增多，生产活动就扩展到大楼的其他几层。新人进厂，给他们安排工作，这都是约瑟夫的事。为了准备好第二天的生产，他那第一线小小的办公室的灯一直亮到了后半夜。
许多制造业企业家都无视灾难将临的预兆，为了做一年大买卖，让工厂开足马力。商人们的商店为秋季的到来屯积货品，大大增加了货物的品种，因为人们都感到会有一个买卖空前繁荣的度假季节。消费者们为获得被认为无穷无尽的股票利息而欢欣鼓舞，他们热烈地争购货物，以花费他们靠不住的财富。
1927—1929年间，由于人们未经分析有关公司的赚钱记录纷纷投资，股票行情上涨，从而买空的证券投机市场兴旺起来。富于幻想的计划更为各公司促成了一种不正常的欢快的前景。
然后，1929年10月25日成了一个“黑色的星期五”，股票市场好像是一头泥醉的公牛突然遭到成百的斗牛士的袭击，终于慌乱、发抖和摔倒了。
几乎一夜之间，企业界的形势变了。人人都力图减少自己的货存，抛出货品，市场上发生了排除自身困难的人们的一场疯狂斗争。
在市场较早的混乱中，高尔文还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他整修了一些按保修期送回的替代器，制造了少数交流电收音机，度过了那时的风浪。但是，1929年经济崩溃之后，一些大的制造商以远低于销售商给没正式商标牌收音机出的价钱，抛出了他们的有正式商标产品时，他却货存巨大，而工厂还很有干劲，他陷入困境了。
高尔文说过：他们都手忙脚乱了。他们去找过去买过我们没正式商标的产品的客户，将产品以过去价格一半的价格卖给客户。这些销售商懂得以大减价的价钱买一些正牌货，能帮助一些巨头减少他们的货存，对他们自己也很有好处，对像我这样小企业就帮不了忙了。
“我发现我们定购了一些不是待用的部件，而一些积存我们公司出的产品的客户还要把货退回来。我找了供应部件的厂家取消了我不需要的定货，他们把一些部件委托给了别人。这是一个进行商谈和寻求妥协的时期，我们吃进了一些货品，送还了一些货品，减轻了损失。”
1929年圣诞，高尔文业务上又一次失败了。雪上加霜，在他这几个月的负累之外，又受到了个人不幸的打击。
1929年10月8日，他父亲约翰·高尔文于熟睡中去世，终年63岁。他父亲过世后不久，他母亲爱丽丝·高尔文得了严重肾炎，于同年12月9日逝世，终年58岁，距她丈夫病殁才61天。
1929年8月间，高尔文的岳母吉南夫人也病故了。为时才5个月，他先后丧失了父亲、母亲和岳母。高尔文像别人一样忍受了这一不幸，但实在忍受不了《圣经·传道书》说过的那种道理：所有这些都是人的命运；他可能被赐与财富，但与它们一起降临的将是不少的悲哀。高尔文在他自己去世之前不几个月对他的一个老朋友说过：“我多少懂得了死是怎么一回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