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不难，物还原主——谈何容易！我口袋里揣着带皮套的勃朗宁，前往我的朋友家。
还没进门，便听到从门缝里传出的声音，心不由为之一悸。
“妈妈！还有谁来过？”
隐隐听得老妇人——他母亲的答话：
“水工……”
“出什么事啦？”我边脱大衣边问。我的朋友往四下瞧了瞧，悄悄告诉我：
“今天手枪丢没了……见鬼！……”
“哎——哟！”我说。
老母亲着急地蹲在走道里翻腾篮子。
“妈妈，别干傻事！甭趴在地上了！”
“今天吗？”我问，心里喜滋滋的（他错了，枪是昨天丢失的，不知为什么他以为昨晚还曾见在抽屉里放着），“你们家有谁来过？”
“水工。”我的朋友回答。
“他没进过书房，”他妈妈怯生生地插话，“一进来便去检查水龙头……”
“唉，妈！唉，妈！”
“再没有别人来过？昨天呢？”
“昨天只您来过，除外没有别人。”
我的朋友倏地朝我瞪大眼睛。
“我当然也应列入嫌疑对象。”我语带自尊。
“唉，瞧您那么多心！知识分子就是爱犯这毛病！”我的朋友忙说，“我压根儿没怀疑过您。”
说罢便去查看水工修理过的水管龙头，他妈妈模仿着水道工的动作，甚至模仿着他的声调。
“他进了门，”老妇人说，“说了声‘您好’……把帽子挂到衣帽钩上，便走往……”
“走往哪儿？”
老妇人模拟水道工怎样走进厨房，我的朋友紧随其后，我佯装跟在他俩身后，却抽身拐进书房，将勃朗宁放进——不是左边而是右边的抽屉，然后进了厨房。
“一般情况下，您将它保存在什么地方？”在书房里，我关心地问起。
我的朋友打开左抽屉，朝里面指了指。里面空空如也。
“这就不懂了，”我耸耸肩，“事情真的蹊跷。是的，这像盗劫。”
我的朋友进入了完全绝望的境地。
“不过，我还是以为不会被偷，”我停了停，又说，“试想：既然没人来过，怎能被盗呢？”
我的朋友随着我的话跳将起来，去前室掏旧军大衣的口袋。什么也没找到。
“这样看来是被窃，”我沉思着说，“应去民警局报案。”
我的朋友又是唉声，又是叹气。
“您不会塞到其他什么地方吧？”
“我从来都放固定地方！”我的朋友焦急地说。为了证明所说属实，他打开中间的抽屉，后来又喃喃着打开左抽屉，甚至伸手摸了一遍，而后拉开下面的。最后他一边诅咒，一边打开右抽屉。
“原来在这里！”他嘶哑着嗓门对我说，“哈，妈，找到了！”
这天他特别高兴，因此留我吃了午饭。
一直悬在心上的手枪问题解决以后，我迈出了可说是危险的一步——辞去了《河运报》社的职务。
我转入了另一天地，常去鲁道菲那里做客，结识了很多作家，其中一些还很有名望，只是如今都已忘记。只一件事没忘：经鲁道菲介绍，我认识了他的出版商马卡尔·勒瓦茨基。
鲁道菲一切皆备：才智，敏悟，甚至博古通今，就缺一样——钱。但他偏偏热爱自己的事业，无论天大困难，也要出他的厚杂志。如果要他放弃，我以为他非死不可。
为这原因，我忽然置身于一个奇怪处所，或如鲁道菲所说，出版商勒瓦茨基的办公地。它位于莫斯科某条林荫大道上。走到时我首先大吃一惊，门上挂的招牌是：照相器材供应处。
更使人吃惊的是里面根本没有照相器材，只有几卷报纸包的印花布和呢料。
但里面依然人头济济。来的人均身穿大衣，头戴礼帽，热切地交谈，从我耳边刮过“钢丝”、“罐头”等字眼。我感到惊奇，别人也在惊奇地瞪我。我道明来意，说是来找勒瓦茨基先生办事的，他们客客气气地把我领进板壁后面。到了里面，我的惊讶上升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
勒瓦茨基身前的办公桌上堆着两包鲱鱼，一包比一包大。
但使我不喜欢勒瓦茨基并非因为办公桌上的鲱鱼。勒瓦茨基本人是个小个儿，瘦得像干瘪枣，身上穿的不像我眼熟的《河运报》人那种普通短打，而是很出奇：长礼服、条纹裤、脏浆领，浆领上系一条绿领带，绿领带上别一枚红宝石领夹。
勒瓦茨基使我不悦，而我使得勒瓦茨基害怕，更确切地说，使他感到沮丧，因为我向他陈述了来意：为在他的杂志上发表我的小说签订合同来的。但他很快就恢复了常态，接过我带来的一式两份合同，掏出自来水笔，几乎看都不看便签了字，旋即将合同连带自来水笔推到我鼻子底下。我拿起笔，睨眼瞧了瞧两个纸箱，纸箱上贴着“阿斯特拉罕上等鲱鱼”的标签，还画有一领渔网，渔网旁坐着个卷起裤筒的渔夫，我忽然犯了疑。
“是不是签过合同就付款？”我问。
勒瓦茨基的脸从上到下顷刻间化成一个甜蜜的、殷切的笑。
他干咳一声，说道：
“两星期后如期付款，眼下手头紧……”
我放下笔。
“或是一星期以后，”勒瓦茨基赶忙道。“您为什么不签？”“不妨等您手头不紧时再签。”我说。
勒瓦茨基苦笑着摇摇头问：
“您不相信我？”
“哪能呢！”
“星期三！”勒瓦茨基慷慨许诺，“如果您真缺钱花。”
“请原谅，不能啊。”
“主要的是签好合同，”勒瓦茨基分析给我听，“钱嘛，也可以星期二提前兑现。”
“请原谅，不能。”我推开合同，扣上上衣衣扣。
“等等。唉，瞧您这人！”勒瓦茨基叹了口气，“人们还说作家是不讲实际的人哩。”
他露出了悒悒之色，不安地朝四下张望。就在这时进来一个年轻小伙，交给他一张用白纸裹着的马粪纸车票。“那是张卧铺票，”我想，“大概他要去什么地方……”
出版商顿时红光满面，眼睛亮亮的——我万万没有料到。
长话短说，勒瓦茨基当场付给了我合同上写的那笔稿酬，一部分是现款，一部分是期票。我持有期票是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因此颇为得意（为这张期票我后来好一阵子奔忙，为了兑现，我曾坐过发散着浓烈皮革味的箱子干等，此乃后话）。
稀里糊涂过了两个月，其间曾找鲁道菲发过牢骚，说不该叫我去找勒瓦茨基这样的出版商：长那么一双浑浊的眼睛，别那么个花里胡哨的宝石领带夹，开那么一张期票。鲁道菲回答：“把那期票让我瞧瞧。”看罢不在意地说：“一切正常。”
我第一次拿期票去取款时的情景永志不忘。“照相器材供应处”忽然换成了“医疗器皿供应处”的招牌。
我走进去对他们说：
“我希望见马卡尔·鲍里索维奇·勒瓦茨基。”
我清楚记得，当听到回答说马·鲍·勒瓦茨基已经出国时我怎样两腿发软，我那颗心……
啊，我那颗心差点儿……不过，现在说来已不重要。
简单地说，在胶合板墙后坐着的是勒瓦茨基的胞弟阿基洛伊济。此人与他胞兄有天渊之别：田径运动员的强健肌肉，沉甸甸的一双眼睛。他付了到期该付的那笔钱。
又过一个月，到了第二次贴花兑现的日子。我苦了我一双来回奔命的腿，方得以在一个官方机构里拿到现钱（拒付期票，后来送到了一个有铁栏铁窗的公证所或者银行）。
第三次我学乖了，到期两星期前便去找勒瓦茨基的胞弟，说我那双腿已经吃不消。
勒瓦茨基第一次用正眼看我：
“我理解，何必一定到期，现在就可换成现钱。”
我拿到了不是八百而是四百卢布。即使如此，我还是怀着极其轻松的心情，把两张方方正正的贴花交给了勒瓦茨基的胞弟。
啊，鲁道菲，鲁道菲，多谢您，也多谢勒瓦茨基的胞弟阿基洛伊济！
我给自己买了件大衣。
那一天终于来到了。我冒着严寒重访挂有神奇招牌的那幢楼房。时间是夜晚。一百瓦的灯光刺得眼睛发痛。灯下既没有了勒瓦茨基哥哥，也没有了勒瓦茨基弟弟（还用说！弟弟也远走高飞了），只坐着个连大衣都没脱的鲁道菲。桌上桌下以及地板上堆满了刚印就的瓦蓝封面的《祖国》杂志。啊，这瞬间！——现在想来未免滑稽可笑，但那时我少不更事，激情太多。
鲁道菲的眼睛熠熠发亮。应该说，他非常热爱自己的事业，算得上是位有勇有谋的好编辑。
当然你们在莫斯科常常见过有那么一些年轻人，他们不是作家，但每当新一期杂志刚刚印就，便麇集在编辑部；他们不是演员，但每当彩排总是在场；他们虽不作画，但逢美术展览无一缺席；对歌剧中的女主角亲切地呼她的名字和父名，对领导者也一样，虽与之并不认识；在大剧院，首场演出时他们总是坐第七、第八排，向楼座上的熟人挥手致意；在大都会饭店，他们坐的桌子总是临近喷水池，让彩灯照在他们的喇叭裤上。
鲁道菲面前就坐着那样的一个人。
“请说说您对我们新一期杂志的看法。”鲁道菲向年轻人讨教。
“伊利亚·伊万诺维奇！”年轻人拨弄着手里的书兴奋地说，“文章篇篇出色。但是，伊利亚·伊万诺维奇，请允许我冒昧直言，我们，您的读者，不明白为什么选登马克苏多夫写的东西，它只能糟蹋您的杂志。”
“不得了，这一期杂志连带遭难！”我周身发冷。
但鲁道菲偷偷向我眨下眼，问：
“能否讨教？”
“既然如此，”年轻人当即应道，“您是允许直言不讳的了，伊利亚·伊万诺维奇？”
“请说无妨。”鲁道菲容光满面。
“第一，文理不通……我可以指出二十处犯有严重语法错误。”
“应该检查一遍。”我提心吊胆地想。
“而那语体！”年轻人继续说道，“天啊，多么吓人的语体！除开这点不谈，它纯属生搬硬套，加点儿廉价的哲学，肤浅的说理……平淡，无味，伊利亚·伊万诺维奇！此外他是模仿……”
“谁？”鲁道菲问。
“阿韦尔琴科[1]！”年轻人掰开书页，侃侃而谈，“最最平庸的阿韦尔琴科！我现在就指给您看。”年轻人开始翻寻，而我像鹅那样伸长脖子注意他的手指。可惜，他未能找到。
“我回家后找它出来。”我想。
“我回家后找它出来，”年轻人许诺，“老实说，写得不好，伊利亚·伊万诺维奇。他只是粗通文墨！他是什么人？什么文化程度？”
“他说是教区小学毕业，”鲁道菲回答，眼睛睁得亮亮的，“不过您可以亲自问他本人。请你们两位认识一下。”
年轻人脸上倏地生起一团晦气，眼中充满难以言喻的恐慌。
我向年轻人一鞠躬。他哎哟一声，痛苦使他龇牙咧嘴，脸蛋变了形，赶快从口袋里掏出手帕子。这时我方看到他脸颊上流的血，不由愣住了。
“您怎么的啦？”鲁道菲高声问。
“钉子。”年轻人只回答了半句话。
“告辞诸位。”我低声向两人道别，不过尽可能将目光避开年轻人。
“请您把书带走。”
我接过赠书，握别鲁道菲后向年轻人鞠了一躬。对方用手帕捂住脸颊（以致手中书和手杖统统落到地上），连连后退，却又一不小心胳膊肘碰了桌子。但他管不了许多，抢先走了出去。
飘着大片大片的雪花，漫天飞白。
值得描写我如何通宵达旦地把年轻人指摘之处一读再读吗？！初时倒还觉得所写瑕不掩瑜，但过不多久便发觉一无是处，天明时我已惭愧得浑身哆嗦了。
第二天发生的事记忆犹新。早晨我那失而复得手枪的朋友来访，我赠了他一册小说。晚间我参加作家们的一次聚会。聚会是为了庆祝重大事件——名作家伊斯梅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从国外归来。庆祝气氛又因另一作家叶戈尔·阿加佩诺夫出访中国返抵而益发热烈。
我整衣赴会，心中激荡不已。不管怎么说，它是我为之向往的新天地，这新天地即将展现在我面前，而且展现的是它最好的方面——出席晚会者应是文艺界一流人物，代表着绚丽多姿的文坛。
果然，一进屋，便感到氛围之愉悦。
首先看到的是昨晚被钉子划破脸的年轻人，虽则整个脸庞包扎在新纱布里，我还是认出了他。
他见我如见亲人，显得非常高兴，久久拉住我的手，一整夜都在重读我那小说，重读之后使他由厌恶变为喜欢。
“我也一整夜重读了自己的小说，”我告诉他，“重读之后使我由喜欢转变为厌恶。”
亲切交谈时他顺便透露给我一个新消息：上席的菜肴中将包括冰镇鲟鱼。总而言之他很高兴、激动。
我朝这放我入内的新天地打量了一下，也由衷地感到高兴。餐厅宽敞，席上摆有二十五份左右餐具，酒杯在灯光下熠熠生辉，连黑鱼子也被照得亮闪闪的，葱绿的腌黄瓜使人想起豪放而欢快的野餐。经介绍我认识了大有名望的作家列索谢科夫和通斯基。太太们不多，但也有几位。
利科斯帕斯托夫不声不响地躲在客人中间，可能他比来宾低一台阶，甚至比不上栗色鬈发的列索谢科夫，当然，更不用说阿加佩诺夫或伊斯梅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那样的名流。
他挤过人群向我走来。我们相互问好。
“得，”不知为什么他叹了口气，“祝贺你，衷心祝贺你。我对你说白了吧，你人挺机灵，老弟。那时候，即使砍断我手，也不信你的小说能够发表。你用什么法儿打动了鲁道菲的心？看你外表挺文静……但文静之中……”
这时正门门铃大响，打断了利科斯帕斯托夫的说话。执行主人职务的文学评论家孔金（晚会就在他家举行）大声宣布：“他来了！”
伊斯梅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莅临。前室里响起了清脆的嗓音和接吻声，接着步进一位小个子公民，身穿赛璐珞领短上衣，脸带怯生生的、恭敬的表情，手里拿顶帽子。那上面围着个天鹅绒帽箍，还留着蝴蝶结的印记。不知为什么他不把它留在前室。
“莫非出了差错？”我暗想。来人外貌无论如何跟从前室里传来的爽朗笑声和对“露馅大馅饼”的赞词对不上号。
确实如此。小个儿之后，又有一位高大魁伟的美男子，带着他那飘飘散散、保养得很好的胡子和一头梳理得体的鬈发，由孔金搂住腰引进餐厅。
来宾中有小说家菲阿尔科夫（鲁道菲跟我咬耳说此人平步青云，踌躇满志），穿戴算得考究了，但与伊斯梅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的衣服相比，未免相形见绌。由巴黎一流裁剪师用一流面料缝制的咖啡色西服，穿在伊斯梅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匀称、丰腴的身上简直美不胜收，更何况内衣是浆过的，皮鞋是光漆的，衣扣子是紫晶的。他朝丰盛的酒席扫了一眼，张嘴露出白亮亮的牙齿，高声赞道：
“哈，不赖！”
立时扬起一片笑声、掌声、接吻的声音。伊斯梅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与一些人握手问好，与另一些人接吻，对一些人开玩笑地故意扭头去，还用白净的手掌挡住脸，像怕见光一般，而且打了一个响鼻。
他大概把我错认作另一人，连连吻了三次，把他的白兰地酒味、香水味和雪茄味儿一股脑儿送进我的鼻子。
“谨向诸位介绍，”他指着首先进来的小个儿介绍，“巴克兰扎诺夫，我的朋友。”
巴克兰扎诺夫一笑，但像个殉难者，大概因为身处陌生的社交场合感到羞涩，错把他手里的帽子戴到了手执电灯的一尊巧克力色少女雕像上。
“是我把他拉来的，”伊斯梅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继续说道，“反正他在家中无事可做。我仅向诸位介绍，他是个极好的人，博学多才，不用一年，他将要胜过我们大家，请记住我这话！巴克兰扎诺夫，见鬼，干吗把帽子挂到雕像上？”
巴克兰扎诺夫正要与人寒暄，但事违心愿，因为来宾忙着入席，开始上香喷喷的大馅饼了。
宴会的气氛欢快、热烈、友好。
“哈，露馅大馅饼！”传来伊斯梅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声音，“巴克兰扎诺夫，你知道咱们为什么吃大馅饼吗？”
碰杯声叮当悦耳，似乎枝形吊灯又添光辉。三巡过后，大家的目光集中到了伊斯梅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身上。“谈谈巴黎！谈谈巴黎！”众人央求道。
“行，举个例。一天，我们去参加汽车展览会。举行了揭幕式，如此这般，新闻记者，发表演说……在记者中间，站着我们的痞子萨什卡·孔秋科夫……当然，由法国佬出台讲话，致简短贺词……自然，开了香槟。我一瞧，孔秋科夫的腮帮子鼓鼓的，我还没来得及眨眼，他就呕将起来。太太、小姐、部长都在场呀！可他这狗崽子……头脑里不知犯了什么病——至今未弄明白——把宿酒吐了他旁边的人一身，这就吵翻了天。当然，部长装作没事样儿。但，怎能没事呢？燕尾服、礼帽、裤子值得三千法郎！后来喂他水喝，领了出去……”
“再说一个！再说一个！”众人一致嚷嚷。
腰系白围兜的女佣开始上鲟鱼，碰杯声益发响亮，有人已改用大嗓门说话。但我一心一意想了解巴黎。在喧哗声中仍竖起耳朵听伊斯梅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
“巴克兰扎诺夫！为什么不动你的叉子？……”
“往下说，我们恳求您。”那年轻人首先鼓掌……
“再说一个！”
“在香榭丽舍大街两个恶棍相逢，分外眼红……这边还没来得及回头，那边便张嘴啐这边的猪脸……”
“哎哟哟！”
“是呀……巴克兰扎诺夫！你这家伙别尽打瞌睡！……不料那个神经衰弱的伙计没啐准，啐到了一位陌生太太的帽子上……”
“在香榭丽舍大街？”
“你想想，这是体面人溜达的场所！那太太的帽子价值三千法郎！旁边的先生当然不客气，照他头上一棍子……吵翻了天！”
有人操手鼓掌，杯光交错，我们都为伊斯梅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健康举杯。
他又讲起了巴黎逸事：
“他脸都不红一红地问对方：‘多少钱？’而对方，那个拉皮条的（他说时甚至眯起眼睛）说：‘八千！’这边道：‘给！’伸手做了个下流姿势。”
“就在大歌剧院？！”
“你想想，他哪管这是大歌剧院？！那时第二排还坐有两位部长。”
“对方呢？对方怎样回敬的呢？”有人笑嘻嘻地问。
“破口骂娘。”
“天哪！”
“当然，两人都被带走。在那儿，处理这样的事很简单……”
欢声笑语更浓，酒入微醺之时，我觉得脚底下软乎乎、滑溜溜，低头一瞧：一块鲑鱼肉。谁掉下的——无从知道。反正欢笑声淹没了伊斯梅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的说话，使我不能再饱耳福。
我还未及好好消化他讲述的外邦奇闻，门铃报出叶戈尔·阿加佩诺夫莅临，又少不了一番混乱。隔壁房里有人在钢琴上弹奏狐步，我的年轻朋友已拥着一位太太翩翩起舞。
叶戈尔·阿加佩诺夫兴高采烈地、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后面是个矮小、干瘪、黄脸、戴黑框镜的中国人，中国人之后是位身穿鹅黄裙衫的太太和一个名叫瓦西里·彼得罗维奇的大胡子。
“伊斯梅伊尔在这里？”叶戈尔问，旋即向他走去。
对方哈哈笑道：
“哈，叶戈尔！”便把胡子埋进阿加佩诺夫的肩窝里。中国人朝所有的人一味亲切地笑，但不发声，后来也没吐过一字。
“请诸位跟我的中国朋友认识一下！”叶戈尔推开伊斯梅伊尔，大声说道。
但欢声迭起，大家乱作一团，谁还理会得！人们在房间的地毯上也跳起舞来，使得房间越发拥挤。书桌上乱放着咖啡杯。瓦西里·彼得罗维奇在啜白兰地。巴克兰扎诺夫在椅子里睡熟了。房里烟雾弥漫。我觉得已是到了回家的时候。
但出人意料，阿加佩诺夫突然找我交谈。那是后半夜的三点钟，他脸上带着惶惶不安的表情，找这找那说话，并且据我所知，遭到拒绝之后来找我的。此时我正埋在靠书桌的椅子里喝咖啡，俯首思忖为什么心里不是滋味，为什么倏地觉得巴黎生活太无聊，我不再有亲履其境的念头。
忽地向我俯下一张戴大眼镜的阔脸。这就是阿加佩诺夫。
“马克苏多夫？”他问。
“敝人便是。”
“听说过，听说过，”阿加佩诺夫连道，“鲁道菲曾向我提起，说您发表了一篇小说？”
“是。”
“说是篇锋芒毕露的小说。啊，马克苏多夫！”他蓦地朝我眨眨眼，悄声道，“请注意那位人物……见了吗？”
“那大胡子？”
“是他，我的内弟。”
“是作家？”我问，同时端详着瓦西里·彼得罗维奇。
“不，是从捷秋莎来的合作社社员……马克苏多夫，不要失去机会，”阿加佩诺夫劝说我，“切莫失之交臂。这样的人凤毛麟角，很少有，在您创作生涯中不可多得。用他的广见博闻一夜可写成几十个短篇，每个短篇保证走俏。古代文物，鱼龙花草，青铜世纪件件皆通，他讲起历史来准叫您目瞪口呆！抓住他吧，否则别人就将抢过手去，借他拉屎撒尿了。”
瓦西里·彼得罗维奇感觉得出在谈他，所以微微露出笑容，但那是惴惴不安的笑。他喝干了杯中的白兰地。
“最好的办法……有了！”阿加佩诺夫说，“现在就介绍你俩认识……您是单身吗？”
“单身……”我瞪大眼瞧着阿加佩诺夫说。
阿加佩诺夫一团高兴：
“太好了！你俩认识一下，然后带您府上过宿！好办法！您总有沙发吧？他在沙发上也能将就，不添麻烦，住上两天就回去了。”
除震惊外我无以答复，只说了一句：
“我只一张沙发……”
“宽大不宽大？”阿加佩诺夫语带不安。
幸好我醒悟过来，且很及时，因为瓦西里·彼得罗维奇已开始扭动身子，显然准备与我认识，而阿加佩诺夫已开始拉我的手了。
“请原谅，”我说，“可惜留不得。我是与人合住的套间，后房里睡有女房东的几个孩子（我打算补上一句，说孩子们正患猩红热，后来一想，谎话过分出格，但到底还是说出了）……他们正患猩红热。”
“瓦西里！”阿加佩诺夫高声叫唤，“你患过猩红热吗？”
在我一生中，无数次听到人们骂我是“知识分子”。我不想争辩，也许我活该冠以这么个伤心的头衔。但这次终于鼓起全部勇气，乘瓦西里·彼得罗维奇带着哀伤的笑容只说了“曾……”时，我毅然决然告诉阿加佩诺夫：
“我坚决拒绝他来过宿。不能。”
“可否将就着点儿？啊？”阿加佩诺夫悄声问。
“不能。”
他垂下头，嚅动着嘴唇。
“原谅我说一句：他是来看望您的，不住您府上又住哪儿呢！”
“所以他才在我家住了下来，见鬼。”阿加佩诺夫怅然道。
“既然……”
“可今儿来了我岳母和她妹子，您明白吗，亲爱的朋友？身边又有这中国朋友……妈的！这些外亲内眷都赶热闹来了。安安静静地在捷秋莎岂不更好！……”
阿加佩诺夫说罢掉头而去。
我不知怎的有一种模模糊糊的恓惶之感，所以除孔金外不与任何人打招呼，便走出了这幢楼房。
注释：
[1] 阿韦尔琴科（Apkaauǔ TumopeeBuy ABepyehko，1881—1925），实有其人，系俄国作家，他的剧本和讽刺小品嘲讽了庸俗的资产阶级生活，著有《欢乐的牡蛎》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