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那年，北京也不安稳。记得那还是热天，睡得正熟，迷迷糊糊，似觉木板床颠动，并不醒悟有什么大事，继而全院（单位宿舍大杂院）都被热心人叫起来，跑出屋外，大家在院中伫立“避难”。此时见大女儿月苓从内间屋（当时我一家只有两间屋，在此宿舍里还是“高级编辑”住的）慌忙出来，怀里抱着她的小女儿藻藻……
说来可真是一桩奇迹：月苓当时是唐山一个学院的英语教师，那时不知因有何事，在暑假将到之时提前来到北京，照例住在我这里。事后传来的消息说，那个学校正处于“震”点上，整个校舍建筑都成了一片“压扁”的“饼”，人呢，当然成了“饼馅”。这情景只听听也够惨然了，更何用去“看”！而她却独脱此难。人们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但愿如此。
就由那夜为始，全北京，日夜不得安生了，不但一夕数惊而已。
例如，在白日间，不知由谁人由何处传来急讯：“快出来！要有大震！……”于是一院人都跑到胡同“中心地带”，坐在那儿，像一群傻瓜在静候“刑罚”一般。偏偏天公凑趣，下起淅淅沥沥的小雨来，人们甘心情愿地在那儿一动不动，像是承受着喜霖甘露，不以为苦。
在夜里，忽闻大喊：“快出来！……”又是纷纷仓皇奔出屋外，其时正是大雨如注，势不可当，有机伶的抢出一把伞顶在头上，大多数来不及，只挤在一起呆站着挨浇，真如落汤之鸡，难比淋浴之美。
稍后，人们明白，无论胡同当中还是院子“中心”，都太狭隘了，若真震了，一点儿用也不管，就不约而同地齐往大街宽处去搭帐篷（小的俗呼“窝铺”者是也）。我那“所在单位”占的“领域”是方巾巷（正对北京站，今已不存）以东的（拓展后的）长安街的北边道上一处地方，那极宽敞，旁边只有小矮房民居。帐篷很大，床位密集，男女混杂，又是热天，气味难受。有一夜邻床上的一个大臭脚直伸到我枕上鼻旁！我见此光景，夜不得安眠，遂另想主意，不来此处，而在宿舍屋里用木床等物搭起一个“龛”式的“避震穴”，有木柱支着，如屋顶震塌，也可支撑一二。况日子多了，天已渐凉，不再去受那风露之凄清了，在这自创的“穴”中倒很觉受用。
可是，平生没有享“清福”的命，闲了难受，得找事做。
这个龛穴是个单人木床之支架，可以倚坐于床上，垫一硬板于腿上写字，旁有一木凳，上有乱纸，纸背可以写稿。于是忽生一想，就将素日来访询问书法的问题以及多年来在“书学”（日本所设“书道”）上想讲的诸多体会粗为解答讲论一下。此念一生，手下很顺，每日或多或少，随行随止——不想竟积成一部小书稿，就是后来先后在港、京二处出版的《书法艺术答问》。
提起这部书，还有一段趣闻。
在此书成编之初时，上海的《书法》期刊的苏先生很愿连载，就交付于他。及至刊发了若干节（都不长）之后，内容到了“要害”处——是说篆书用笔是中锋圆笔之法，演变为八分隶楷之后，已是偏锋方笔的书法了，而传统的错觉与误认，还力主隶楷也必须中锋正锋，“笔尖永远在笔画的正中间运行”云云是错的理论与实践。此说一出，书界哗然！纷纷向《书法》提出“抗议”。这把苏先生吓坏了，立刻停止续载拙稿了，还寄来了反对拙论的文章。
但此书问世后，并不像开始那样碰了大钉子，反响还是颇有意味的。据我能够得知的，一位书家与我联系，他要办书展会，他的实践与体认是完全依循拙说而确言是不诬不误的。另一位成都的老学者，古稀早过，读了拙著，来信说，写了一辈子羊毫“中锋”的楷体字，今悟其非——根本不存在真正“中锋”的汉隶与南北朝以来的楷体真书，乃重新习练硬毫“偏锋”书，写出来的字果然与往常另有一种精神了。
我岂敢因此“扬扬得意”而自以为了不起，深知至今以至将来，总还会有坚持“正统”“正确”书法“中锋主义”的书学书法家。世上的学术、艺术，谁是谁非，永远不会是像有些人所说的那种“一致认为”的欺人之谈。
诗曰：
坤轴掀翻举世惊，女儿何幸死中生。
一龛自作无忧佛，伸纸来宣八法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