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门楼胡同，与它以南的大胡同相比，很显得敝旧简陋了。它与外城的一条胡同同名，因而我一度认为龚定庵（自珍）住过的就是这里——小文人的脾气怪，爱和历史名流才子攀点“关系”。其可笑大抵如此。
那是一九五四年春夏之交，我奉中央特调，告别成都四川大学的教职，经成渝新铁路，到重庆，穿三峡，回到阔别二年的京城。
下火车后，同座热情的一位同志，他单人下车先行，我是挈妇将雏，行动缓慢——他忽又走回来特意相告：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人来接你了。
我向前看时，果见一人，手执一面纸制的三角形小旗，上写欢迎我的大名，下款是那社名——就是通过中宣部调我的“单位”。
接我的叫老丁，后知是位工友，相貌不似粗人，镶着一颗金牙，很喜相——面上永远是一副笑容。来的是一辆小吉普，车经天安门前，我遥遥地望见了它，心中自语：“久别了，我又见到了你！”
这车就把我送到了门楼胡同。
这是一个小小的北京式四合院。在京城，万万千千的四合院，那高级的，进去让你惊讶它的规模与布置。而我到的这一个属于最“简单”的一种。
然而，正房的台矶很高，从庭院地面上说，它正如椅子之高，恰可倚坐。窗户是大扇上棂格下玻璃，窗台很低的局式。室内分隔为三间：东边是“落地罩”式木雕门，西边是槅扇隔开。
我到此虽比不上锦城华西坝的寓舍，却也十分心满意足了。
——谁知，此宅不吉，我在此进入了“背运”。
诗曰：
不知何义榜门楼，陋巷巢痕得小休。
谁料吉凶难定数，几多甘苦渐知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