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沧桑识丰翁
今年9月15日，是丰子恺先生逝世二十周年忌辰。二十年前，庸愚如我辈者很难想象几年后的世事会变化发展得如此之快，所以不免常常要叹惋丰先生真是死不逢盛！
由此我又想到了丰先生的父亲斛泉公，他不也是死不逢盛吗？1902年，斛泉公中举时是何等风光，石门富绅沈福泰忙送来五百银洋结交新贵，惇德堂真是冠盖云集，贺客盈门。但谁料清朝已是尾声，斛泉公并无仕途可言，先是丧母丁忧，1905年干脆废止科举。他只得设塾授徒，坐冷板凳，次年就因肺病忧郁而终。同是举人老爷，但丧事的场面与中举时则已天壤之别，孤儿寡妇，凄冷异常。而沈福泰之流呢，则连吊唁亦避不参加了。斛泉公的太先生沈春海老夫子当时有感于如此世态炎凉，愤而题一挽联云：
忆当年，蕊榜开时，乌靴朱帽填闾巷；
看今日，蓉城去后，素车白马绝门庭。
可知斛泉公死时，丰家是够萧条凄凉了。后来丰子恺先生凭着天赋和勤奋，终于文采风流，艺坛交辉，成为一代文艺大师，重新光耀闾门。但不幸命终于“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前，社会所给予他的哀荣和他奉献给人类的精神艺术财富太不相称了！
当年，国内的所有报刊、电台对这样一位文艺大师的逝世连讣告都不发一条。在龙华火葬场，经当局批准由上海中国画院出面举行的追悼会，其规格、场面之简率可想而知。倒是刘海粟，不亏是服膺丰先生人品和艺品的老朋友，敢用一个月的伙食费购扎了一个硕大的唯一鲜花花圈，托人送到追悼会上。然而这举动和花圈与当时的世态多么不相协调，多么不为人所理解！
丰先生晚年经受这场时代灾难的折磨，以前我总是担心他的睿智将萎顿于是非颠倒的强暴面前，他的才华将困厄于势利喧嚣的世俗之中。事后才知我们那种软弱无为的忧虑是根本多余的。丰先生不愧是“二十世纪动乱的中国最坚毅笃定的文艺大师，”在“文化大革命”这样斯文扫地的恐怖黑暗时代，他却仍能充满自信，保持着积极勤奋的人生观。不但写出《缘缘堂续笔》，完成《护生画集》第六册，整理重画了四套《敝帚自珍》漫画，还翻译了日本汤次了荣《大乘起信论新释》和《竹取物语》《伊势物语》《落洼物语》等三部日本著名古典故事集，又重译夏目漱石《旅宿》。并将这些文稿、画稿一一交给子女、学生收藏起来。这一切，在当时环境中的大多数人是无法理解的。这需要有何等的信念呵！现在我们才知道这些都是丰先生留给人类的精神至宝。
在精神境界、人格力量和洞察世情上，庸愚的我辈与丰先生的差距真不是以道里可计。
细想起来，方知丰先生早已看惯了这世态炎凉的浊世人情，洞悉这大千世界的转换规律，所以他能彻悟人生，达观世事，选定自己的路，实现自身的最高价值。一切无常于他皆能心平地泰然视之了。
丰先生于我们真像一座名山，近时反而不识其高，现在回头再看，才更有仰止之感，也能分别与其他山峰的不同之处。
但是我不敢说已经认识了丰先生，也许什么时候又发觉自己庸愚可笑了。对于如此博大精深的一代文艺大师，轻言已完全认识只能是浅薄之见。
1995年5月30日于桐乡容园
（刊1995年9月13日中国台湾《联合报》等）
丰子恺故乡的遗憾
自从在丰子恺故乡石门镇重建缘缘堂以来，我已不知多少次陪着来访客人去石门。每当瞻仰过缘缘堂，游完运河古镇，问到来访印象和感受时，很多人觉得作为丰子恺故乡，好像还缺乏点什么。有几位敏锐的人却能一语点穿：“这里为何见不到一条丰子恺的题字，真可惜！”现在时兴名家题字，来石门能看到丰先生的题字，可以说是每个游客的企盼。
但一提起这话题，我就深为遗憾。并不是为石门没有丰先生的题字而可惜，而是丰先生确曾为故乡题过字，因未被重视，墨迹终被丢失而痛心。
20世纪70年代前期，石门在拓宽和疏浚后河与通市桥港时还新开了一段五六十米长的工农桥港，以直接沟通大运河。为此拆迁了原有的大会堂，新建的大会堂就在工农桥北堍，面临大运河，处于热闹的市中心。
1975年初，大会堂刚建成时，这座全镇最宏伟高大的建筑成了镇上一大景观。于是有人提议应该给这座建筑题个名字，以增其色。但谁有资格题写呢？争论中不知是谁想到了丰子恺先生，请丰先生为家乡新建的大会堂题字是再好没有的事。于是一封石门革命委员会的公函寄到了上海陕西南路丰先生寓所，请求书写“石门镇人民大会堂”八个大字。而且要求还挺高，要他写成每个一公尺见方的大字，信中说：“这是您的故乡，务请大笔一挥，欢迎您回来参观。”
多亏了丰先生对家乡的一片痴情，很快按要求写好这八个大字，在狭小的上海居所要写这样的大字，也真难为了丰先生。后来我问过丰一吟女士，她说：写这样大的字，在爸爸一生中也不多的，而且当时住房已很挤，要写这种大字只有吃饭间里才铺得开。
但丰先生对此却是乐意的，在当时环境中，家乡人民没有忘记他，能请他题字，使他感到欣慰和兴奋。这可从他给幼儿新枚的信中多次提到此事得到证实。1975年2月6日致新枚的信中第一次专门谈到此事，说：
石门湾建造大会堂，来公函，要我写“石门镇人民大会堂”八个大字，每字二公尺见方，顾到我便利，只写一公尺见方，他们去放大。已够大了。昨日已寄去。
十天后，2月16日致新枚信中又提到此事，并引发他回乡的念头：
石门镇革命委员会来公函，要我写八个大字：“石门镇人民大会堂”，每字一公尺见方，信中说镇上造一个大房子……我想在暮春回去一次……我要去看看雪姑母（即丰先生胞妹雪雪），又看看这大会堂。
4月2日，丰先生回乡探亲前致新枚的信中又第三次提到题字之事：
去看看我所题写的“石门镇人民大会堂”。听说建在缘缘堂遗址上，真胜缘也。
其实大会堂并不建在缘缘堂遗址上，不知是谁误传给他的。但4月中旬丰先生果真回到了离别近四十年的故乡石门湾，住在离镇四五里的南深浜胞妹雪雪家里，并真的坐船到镇上来看新建的大会堂。然而大会堂门面上并没有他所写的八个大字。陪同的人告诉他，大会堂尚未全部完工，你的题字也还未制作好，所以还没有装上去。丰先生深信不疑，就在工农桥上以大会堂为背景拍了留念照。
回上海后，在4月24日给新枚的信中又很高兴地写道：
石湾新建石门镇人民大会堂，正在工作中，门额是我写的，每个字二公尺见方。
丰先生的自豪、欣喜之情充满在字里行间，这原该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可是石门的实际情况却令人失望。
原来丰先生的题字在2月中早已寄到了石门，当这八个书写在毛边纸上遒劲楷书大字展放在会议室的乒乓桌上时，一阵阵的墨汁香味引来了镇革委的所有人员，大家对之赞叹不已。但议到如何安放使用时，具有最后拍板权的镇革委核心领导有些踌躇犯难起来。丰子恺是被批判过的“反动学术权威”，虽然1972年底已“解放”，但去年上海批黑画时好像又点了名，人民大会堂用他的题字是否会有人怀疑我们的立场？……既然领导不肯拍板，其他人就不敢再提这个带有原则性的政治问题了。
但丰先生来了怎么办？只得编个理由搪塞一下。而这一年的9月15日，丰先生就溘然长辞了。
待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几年以后，当人们重新想起丰先生这八个珍贵大字时，从镇革委会文书室、大会堂筹建办到承建部门，均查无着落，经过手的人推来推去都说不知放在何处。有的说既然不用，可能已被当作废纸丢了；有的则说可能是被某个知其价值的人藏起来了。我但愿是后者，被人藏起来，这件子恺书法总还在世上。我们向来有宽容“窃书不能算偷”的气度，我更认为，在当时环境下能窃藏这件书法，应该是有功的。
1995年5月31日于桐乡容园
（刊1995年10月6日《嘉兴日报》，12月26日《浙江文艺报》）
正直人住正直屋——缘缘堂建筑轶闻
凡到过丰子恺先生故居——石门湾缘缘堂的人，都要对这幢建筑赞叹一番，都赞赏缘缘堂的“全体正直、高大、轩敞、明爽，具有深沉朴素之美”。然而，也许很少有人知道，在缘缘堂建造之初，丰先生为求这堂屋的正直，曾发生过推倒重建的轶事。当时在全镇曾传为奇谈。
丰先生家的老屋惇德堂系太平天国后的旧物，三开三进，又低又小，外面开染店，里面住家。而且一分为三，共住着三房丰氏家庭，斛泉公一家只住中间“一直落”。丰先生曾回忆这老屋中的精华部分，斛泉公用作书房兼卧室的地板间，“窗前是一个养着乌龟的小天井，旁边便是灶间。因此烟气，腥气，臭气，地板间里时有所闻”。其环境之劣可以想见，难怪斛泉公在四十二岁上就要患肺病命终在这百年老屋里了。待丰先生成人结婚后，一群孩子相继出世。而这时的老屋门坍壁裂，衰颓愈甚，已无力再荫庇丰先生一家人了。故丰先生的母亲早有建造新屋的念头，早年就已在老屋背后买下了后来建造缘缘堂的那块地基，只是手头一向没有余裕，造屋的念头只能抑在心底。后来生活渐渐宽裕，造屋的念头就浮上来。1928年时，丰先生的母亲曾借了根六尺杆，偷偷同儿子到空地上测量、计议过。然终因财力不胜，没有动工。而且两年后，丰先生的母亲带着造屋的念头长逝了。
直到1932年春，丰先生靠着勤奋著述，积够了一笔钱款，才决定实现两代人的造屋心愿，在母亲买下的地基上起造新居缘缘堂。
丰先生作为一个正直的艺术家，对这次造屋十分认真严肃，亲自设计绘图。按他独特的审美要求，为了能与石门湾这个古风的小市镇相调和，决定“缘缘堂的构造用中国式，取其坚固坦白。形式用近世风，取其单纯明快。一切因袭、奢侈、烦琐、无谓的布置与装饰，一概不入”。从建筑到家具，丰先生都费了苦心。
但丰先生当时在上海立达学园任事，自己又忙于著述。故缘缘堂的整个建筑过程，他不可能亲自监工。丰先生聘请了镇上一个颇有办事能力、唤作夏大阿爹（夏士荣）的人来任监工，交代了新屋的建筑要求，并请族人帮助照料后，就去上海忙自己的事业。
不到半年，在1932年夏秋之际，新居缘缘堂就建成了。丰先生兴冲冲地从上海回到石门湾，带着家人准备迁入新居。不料在搬迁时，丰先生发现设计在楼中书房墙角的角橱怎么也安放不进去。三角形角橱的顶角明明是标准直角，怎么会放不进呢？丰先生借着中午屋檐的日影观察起来，发现屋檐的影子与阶沿石的边线并不平行。再一量屋子的四角，果然是新屋有问题。原来房屋被造成略带棱形状了。为此丰先生很不高兴，立即停止搬迁，并声言这房屋不要住了，弄得全家和族人都很不愉快。
有人劝丰先生说，新屋既已造好，住住算了。因这块地基原非正正方方的，若造成正方，东边或北边就要浪费掉一块斜角地。旧时城镇建房，最难办的是地基问题，常常为了一尺土地，因邻居不肯商让，只能建成缺角或斜形房屋。又因宅基紧张、寸土寸金，为了不浪费掉一寸土地，也有随地形而建成不规正房屋的。故一般人对缘缘堂被造成略带斜形不以为奇。但丰先生却绝不这样想，因他确信环境可以支配文化，认为只有光明正大的环境才适合他的胸怀，可以涵养孩子们的好真、乐善、爱美的天性。故丰先生说：“怎能留一幢歪房子给子孙后代？”他决意不能容忍新屋的这一缺陷，对家中人说：“这歪房子不要了，除非改正了，才愿搬进去。”说毕，气冲冲地又去了上海。
家中人一看事情僵了，丰先生的胞姐丰满和堂兄丰嘉麟商量起来，最后决定返工，好在地基是不成问题的。于是重新召来工匠，除去瓦片，撬下楼板，拆倒墙壁，只剩下一副木屋架。然后到下西弄茶店里，每人二角小洋雇来一批吃茶客，每人抱牢一根柱脚，在工匠指挥下，“一二三——”，齐心一抬，调正了屋架，再重新砌墙盖瓦，使新屋真正达到了“全体正直、高大”的审美要求。故而在缘缘堂东面墙门和梅纱弄之间就形成了一长条三角形夹弄（在现在重建的缘缘堂中仍保留着这条夹弄）。因这一返工，不仅使丰先生多花去数百元费用，还使新屋的竣工推迟到了1933年春天。
丰子恺先生为了不愿新屋有一点歪斜，宁愿返工拆造，这在小镇石门湾可能是绝无仅有的，难怪要传为奇谈了。这才真叫“正直人住正直屋”！
丰先生看着这正直的新居才满意了，亲笔题写了“欣及旧栖”四字，请来镇上能巧的泥水匠于荣生，把字雕嵌在墙门的水磨砖上。丰先生辞去一切任职，全家搬入缘缘堂，过起专事读书、作画、著述的闲居生活来。缘缘堂成了他的安息之所，归宿之处，这段安闲舒适的生活使他永远不忘。
丰先生费六千金建造这缘缘堂，既是为了完成母亲的遗愿，也是为了自己有一个安息创作的居所，更是为了能有一个培养孩子们好真、乐善、爱美天性的环境。所以他对建造缘缘堂如此认真，如此费心良苦。因此他说“倘秦始皇要拿阿房宫来同我交换，石季伦愿把金谷园来和我对掉，我决不同意”的话，并非虚妄夸张之言。
1989年7月6日于桐乡，10月12日修订
（刊1991年2月23日菲律宾《商报》等）
丰子恺先器识而后文艺
丰子恺（1898—1975），是一位蜚声中外的文艺大师。无论他的《子恺漫画》，还是《缘缘堂随笔》，问世近百年来，始终吸引着大批读者，激动着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因为丰子恺是一位人品更高于艺品的艺术家。他牢记老师李叔同（即弘一法师）“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的教导，始终以“先器识而后文艺”为自己人格修养的基本准则，即要学文艺先要学好做人。凡接触过丰子恺的人，都会感叹：丰先生的人品比他的艺品更可爱，更令人敬佩！
对朋友 愿雪中送炭
内山完造是一位视上海为第二故乡的日本友人。他在上海虹口区开设内山书店，和当时很多的文化人，如鲁迅、夏丏尊、弘一法师、丰子恺、叶圣陶、巴金等都成了好朋友。他以书肆为津梁，为中日文化交流做了很多工作。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书店停业，内山在上海陷入窘境之中。
1946年秋，丰子恺辗转西北，从内地回到上海。抗战以来，他拖老携幼，率全家十余人逃难到湘桂黔渝，历尽艰险，吃尽苦头。自己刚回到上海，尚未完全安定，却惦记老友内山，特地到吴淞路义丰里去访问。看到内山的困难状况，丰子恺立即想到应施予帮助，但像内山这样重人格、有尊严、信奉基督教的日本友人，是不会轻易接受别人施舍的。丰子恺就托内山购买一套《漱石全集》原著。当时内山手头正好有一套，不过缺了几卷，开价法币十七万元。丰子恺认为太便宜了，当下付了书款，临走时安慰他说：“内山先生，你不要回去啊，就住在上海吧。这里有很多朋友，生活上不用担心，安心住下去吧。”虽然内山的祖国是战败国，但丰子恺并没有对他另眼相看，而是十分同情内山的处境。
不多久，内山办到了缺卷中的一册，便寄往丰子恺处，写明书价一万元。丰子恺给他汇去的却是十万元，附信说：“内山先生：《漱石全集》一册收到。这部全集实在过于便宜，因此奉上十万元，尚希收下。”
此后内山回到了日本，丰子恺再次见到内山是在1956年11月的一天。内山作为日中友好协会理事长应邀访问中国。丰子恺与巴金等文化界人士到龙华机场迎接内山完造。阔别多年，再次重逢，大家都欣喜异常。内山忆述起十年前仓皇离沪时，身上仅有前一日丰子恺汇给他的十万元购书款时，对丰子恺等上海友人的真诚情谊仍激动不已，不觉老泪满眶，使陪在一旁的丰子恺和葛祖兰等亦为之流泪。
对朋友的困难，丰子恺不仅能主动关心，雪中送炭。还注意帮助的方法，让朋友能接受帮助而又不失尊严。内山在他的回忆录——《花甲录》中记述了此事，我们才得以知道丰子恺这件真诚助友的感人之事。
敬老人 贵有始有终
丰铭，字云滨，是丰子恺族中的远房叔父。因同住在祖屋惇德堂中，天天见面，所以很亲近。按辈分，丰子恺的子女称呼他为“五爹爹”（即五祖父）。后来大家都称他五爹爹了。
五爹爹终身失意，三十多岁才考取一个秀才。靠设私塾授徒，过着清苦生涯。民国后，靠石门湾地方上人照顾，让他在接待寺楼上办一个初等小学，教书度日，生活仍很清苦。但他为人方正，性情达观，竟得长寿。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五爹爹已七十四岁，无事可做，失去了工作能力。五爹爹虽生了很多子女，却因无力抚养，一半送给别人，家中只留二男二女，更因家运不济，子女们病故的病故，溺亡的溺亡。留下的子女都无大的出息，五爹爹的晚年生活发生了困难。丰子恺闻知后，主动承担起赡养五爹爹的责任。
当时丰子恺亦无固定收入，靠翻译书稿获得稿酬。而且子女众多，生活并不宽裕。但按月准时给五爹爹寄去生活费。逢年过节，还总要多寄一点。这样的接济持续了十几年，直到五爹爹离世。
五爹爹是个很节俭的人，他从丰子恺寄来的生活费中还要节省出给孙女上学的学费。逢年过节丰子恺多寄的钱，他也不舍得用，积存起来放在床前桌上一只小木箱中。木箱是终年上锁的，十几年下来，谁也不知他已积了多少。
1962年，八十七岁的五爹爹病将不起时，叮嘱身边的儿子说：“桌上之小木箱，你们要等我死后才可开。我死了，不必拍电报去子恺处，只要将我写好的信寄出就是。我的后事如何办？开了箱你们自会明白。”
不久，五爹爹去世，子媳们打开小木箱，内有一封写给丰子恺的信：“子恺侄：当你接到此信时，我已和你永别了。谢谢你在我晚年给我的帮助，使我生活安定。我去了，你不必再寄钱来料理后事，因为我已在你历年寄我的钱中，积下办理后事的费用，你不必用心。再次感谢你。愚叔云滨绝笔。”
赡养族中长辈，本不是丰子恺的责任，但他主动伸出了援手，让一位身临困境的老人感受到这个世界的爱。而且丰子恺从未与别人提起过这件事，真正做到了《崔子玉座右铭》中“施人慎勿念”的高尚境界。
辞薪资 无功不受禄
1953年6月，上海市文史馆成立，丰子恺与吴蕴初、沈尹默、周予同等十位知名人士同时受聘出任馆务委员。馆务委员和馆员有所区别别，馆务委员与馆长、副馆长组成文史馆的领导班子。故馆务委员是文史馆的一个领导职务，也算是个官职。
文史馆是个清闲的“衙门”，馆务委员不必驻馆上班，只是定期参加一些例会，故馆务委员一职都是各有关部门领导兼职担任。唯独丰子恺是个没有兼职的自由职业者，当时靠翻译书稿养家糊口，又因子女众多，所以他的“家无恒产”是众所周知的。于是馆方决定每月支付给他八十万元（旧人民币，一万元折合后来新币一元）薪资。出乎馆方意料的是，丰子恺以尚能翻译俄文、音乐书籍为由，几次三番加以辞谢，即便是医疗津贴等也一概不允收受。无奈之下，馆方也只好暂作罢论。
1954年8月，丰子恺在出席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期间，突觉身体不适，回家后便一病不起。文史馆闻讯后立即派人将他送医院治疗。经检查，丰子恺罹患肺病，住院三星期。出院时，医生反复叮嘱他还得静养半年，并停止一切工作与社交活动。不能工作意味着丰子恺的经济来源就会断绝。当时，丰子恺长子华瞻虽已在复旦大学任教，长女陈宝在新音乐出版社上半天班，但丰师母身体也欠佳，时有医药支出，一家人的经济负担可想而知。为了减轻丰家的生活压力，12月11日，文史馆再次派员上门婉劝丰子恺接受支薪。
在此境况下，丰子恺经过一番沉思，才同意支薪：“既承政府关怀备至，铭感之余，愿意接受相当于馆员薪资的补助。一俟病愈恢复工作，当即申请停止，以求无愧于心。”于是从1954年12月起，馆方每月作为车马费发给丰子恺一百万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工资。
然而，丰子恺言出必行，这份车马费拿了不到一年，他便称身体已痊愈，请求馆方予以停发，不再接受文史馆的薪资。
（载2012年12月当代中国出版社《清风明月》）
丰子恺一诺千金作《护生》
丰子恺一生奉献文艺事业，但牢记老师李叔同——弘一法师“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的教导，始终以“先器识而后文艺”为自己人格修养的基本准则。秉承老师“凡事认真”精神，待人处事非但认真，且贵有恒心，故能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
1927年秋，丰子恺在上海江湾镇立达校舍永义里，正式从弘一法师皈依佛门后，就与弘一法师、李圆净为戒杀护生在上海发起“护生画”创作活动。1928年秋，完成了由丰子恺作画、弘一法师书诗、李圆净纂集的《护生画集》（初集》的创作。1929年2月由开明书店出版发行，马一浮在序言中阐述了“护生即护心”的宗旨。该书的创作和出版含有为弘一法师五十岁生日祝寿之意，共作画五十幅，配诗文五十篇。
1939年11月，虽然在抗战逃难离乱生活之中，但丰子恺没有忘记和弘一法师合作的“护生”事业。深感末劫时代，更有弘扬佛法、宣传戒杀护生的职责。当时丰子恺已应迁移中的浙江大学之聘，任讲师兼艺术指导，生活始稍安定。于是搜集素材，创作了六十幅“护生画”，寄到福建泉州请弘一法师配写诗文，以祝法师六十寿辰。
弘一法师完成《续护生画集》配书后，写信对丰子恺说：“朽人七十岁时，请仁者作护生画第三集，共七十幅；八十岁时，作第四集，共八十幅；九十岁时，作第五集，共九十幅；百岁时，作第六集，共百幅。护生画功德于此圆满。”
丰子恺接阅此信，不免心生惶恐。自己身陷流亡逃命途中，生死难卜，如何去接受和完成法师这份伟大的嘱托呢？即使在太平之世，待法师百岁时，自己应当是八十二岁了，岂敢盼望这样的长寿呢？但师命焉敢不从？于是复信说：“世寿所许，定当遵嘱。”
《续护生画集》于1940年11月由开明书店出版。夏丏尊作序，弘一法师、丰子恺、李圆净分别作跋。
1942年10月，丰子恺一家正准备从遵义逃往四川重庆时，忽然得悉弘一法师以六十三岁在泉州圆寂的消息。
日寇投降后，丰子恺回到杭州。1948年11月游台湾后转赴厦门，专程去泉州谒祭弘一法师示寂处。即重新看到了当年自己亲笔所书“世寿所许，定当遵嘱”誓愿！屈指一算，法师七十岁冥寿在即。于是在厦门租屋定居，闭门三个月，画成《护生画三集》共七十幅。又专程抱赴香港，请叶恭绰配书诗文。
《护生画三集》于1950年2月由上海大法轮书局出版发行。章锡琛作序，丰子恺写自序，书末附叶恭绰手书后记。
1960年又完成《护生画四集》八十幅，诗文由朱幼兰居士书写。此时，许多人已将佛教与封建迷信相混，画集已不可能在内地出版。遂由新加坡广洽法师募资，于1961年年初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印刷，新加坡弥陀学校分赠，为非卖品。
丰子恺对法师的承诺，虽有一个“世寿所许”前提，但在行动上只着眼“定当遵嘱”四字。然而人生无常，世事多磨，丰子恺不得不考虑如何才能完成法师嘱托的可行办法。于是，为了完成余下的“护生画”创作工程，他采用了随时选材，提前作画的办法，加快了“护生画”创作计划。
1965年7月提前完成《护生画五集》九十幅，请北京佛学院虞愚居士配书。广洽法师收到书稿后，也为丰子恺的“护生”心志所感动，在募印第五集同时，又将第一至第四集一并重印。写了《〈护生画集〉五集合刊附言》，于1965年9月由新加坡薝蔔院出版，香港商务印书馆承印。
“文化大革命”开始，丰子恺备受冲击，书写、作画几成禁区。在艰难沉闷的环境中，丰子恺始终记着自己对法师所做“定当遵嘱”的承诺。然而，丰子恺的身体日趋衰迈，他预感到自己世寿无多，竟在1973年的“文化大革命”岁月中，犹如地下工作一般，提前完成了《护生画六集》一百幅的创作，由朱幼兰书写诗文。从1927年开始，这部旷世巨著的创作过程，整整用了四十六年！可惜丰子恺自己未能见到《护生画集》全集本的出版。
1979年10月，在纪念弘一法师百岁冥寿之际，广洽法师募款将《护生画集》第六集和前五集一起交由香港时代图书有限公司，出版了第一套完整的《护生画集》全集本，圆满完成了丰子恺当年对弘一法师的庄严承诺。
《护生画集》自问世开始，即受到了佛教界以外读者的广泛关注和欢迎。在港台地区和东南亚各地被大量再版及选编刊印。并被译成英文、马来文、日文等多种外文出版。
全集本出版后，1981年8月，台北林海音的纯文学出版社率先出版了台湾版的《护生画集》全集本。1993年3月，深圳海天出版社出版了大陆版《护生画集》全集本。2005年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护生画集》全六集新版本。各地佛教团体所翻印选编的各种《护生画》版本则已难于一一统计。
2012年8月8日于桐乡容园
（刊2012年12月《出版史料》4期）
末劫时代的救心之举——新发现的丰子恺启事手稿
2011年8月11日，在一次会议期间，挚友敏兄告诉笔者，他收藏了一件丰子恺手稿，是抗战时期在遵义所写的一则启事。我很感兴趣，愿得一睹。9月30日上午，终于见到了敏兄送我的手稿复印件，欣喜异常，展读细阅。
这是1940年9月丰先生在遵义时，为绘送佛像所写的一则启事。用的是浙江大学的笺纸，当时丰先生正应聘任浙大讲师兼艺术指导。启事全文如下：
丰子恺启事
敬启：鄙人今春发愿：画佛千尊，流通世间，广受供养。半载以来，所绘百有余尊，斯愿已偿十分之一矣。乃者，沪地某居士将此消息刊登佛教志报。各地信善，纷纷来函相嘱，至今已得数十通。皆辞意诚恳，信愿深挚，并附最胜宣纸，足数邮票。可见末劫时代，佛法固自存在。修罗场里，慈心相映益彰。斯诚至可庆喜之现状也。今特启事，直接敬告：宇内信善，凡欲得拙画佛像供养者，请将宣纸（大约阔一尺、长二尺为限，请勿过大）及回件邮资封寄贵州遵义浙江大学鄙人收，当即如命写奉。非有特故，延搁不逾一月。专此奉启。
附启者：鄙人近患伤寒，卧病月余，至今犹未全愈。以致前所属画，至今未报。一俟病愈，当即写寄。恐劳盼待，特此附告。
民国二十九年九月廿八日丰子恺敬启
丰先生自1937年11月率全家及随行十余人开始逃难，经历离乱生活以来，于1940年随浙大迁居贵州遵义后，生活始稍安定。在抗战艰苦环境中，丰先生始终秉承弘一大师“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宗旨，积极参与到抗战之中。在国家、民族遭受劫难之际，很多人陷入迷惘困苦之中难于自救，不知苦难的尽头在何处，不知世间的希望在哪里。但丰先生深信“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至理，正义终将战胜邪恶。故让迷惘困苦中的人们树立必胜的信念，以大慈大悲之心去对待面临的一切，永不放弃人类至诚至善心愿，是佛教徒的职责所在。救世先救人心，有佛存于心中，险恶的迷境，何足畏惧！
基于上述理念，丰先生在完成与弘一大师合作《续护生画集》后，即于1940年春发愿画佛千尊，流通世间。并于当年9月写下了这则启事。启事虽短，但足以见出丰先生作为一个佛弟子的至善至真的心灵。故此件手稿，洵是丰子恺研究的珍贵资料。
丰先生的这则启事，已在陈星《关于丰子恺绘佛像的一则启事》（见《丰子恺研究史料拾遗补论》第7页）一文中披露，如今发现手稿，实乃幸事。据陈星查证，“沪地某居士”即李圆净居士。1940年8月出刊的《罗汉菜》杂志第14期和9月1日出刊的《佛学半月刊》第9卷第17号都登了《丰子恺先生赠画佛像》的消息。丰先生自己写的这则启事刊登于1941年1月1日《佛学半月刊》第10卷第1号（第220期）上，刊登时的文字与丰先生手稿有若干文字和标点的出入。
又据1941年5月26日丰先生写给蔡慧诚居士的信中说：“画佛千尊今已满愿。但四方求者，已达千三百余尊，来函尚源源不绝。不得已，已在《佛学半月刊》启事，请额外求者延迟至秋间应嘱。宏法事业不嫌多！”
可知丰先生这次画赠佛像的救心慈举，有始有终，圆满达愿，而且大大超出千尊之数。
2011年10月1日初稿
11月27日定稿于桐乡容园
（刊2012年2月15日《海派文化》1期）
“欣及旧栖”的缘缘堂情结
2014年11月20日，丰子恺先生的祖籍地金华汤溪，一年前刚建成的金西丰子恺学校组织初一新生来石门缘缘堂参观，并去丰先生陵园祭扫。带队的鲍漪校长要我给学生讲点缘缘堂的故事。我想丰先生写过不少与缘缘堂有关的文章，学生们自己可以找来读，何需我复述？最好能讲点丰先生自己没有说过，但当地族人知道的事。我忽然想到了缘缘堂台门上“欣及旧栖”四字，倒可以说说其中的缘由。
水磨砖雕的台门是我国传统厅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厅堂前高大的风火墙上，必定建有这种厚重精致的砖雕台门，它是出入堂屋的大门。台门上的题字有显示家风道统之意，故多数是“诗礼传家”“克昌厥后”“棣萼联辉”之类现成句子。而丰先生在缘缘堂建成后却是自题了“欣及旧栖”四字，请工匠做上去作为门额。然而丰先生自己从未解释过这四个字的含义，为此引来不少参观者的好奇和探解，可惜大都说不到本意上。我根据所听到的一些旧闻，结合所了解的情况，联系起来一想，突然悟到了丰先生的建堂心态和“欣及旧栖”四字的含义。
石门缘缘堂是1932年下半年开始筹建，1933年春落成的。当时，丰先生在上海的事业正盛：“子恺漫画”已誉满海内；随笔散文广受好评；除立达学园教职外，又承担着开明书店不少编务；每年出版的著译有十数种。为何正在事业高峰时，丰先生却突然决定要在老家建造缘缘堂，并辞职回到石门湾呢？这就得从头说起。
石门丰氏一族，自汤溪迁居石门已有三四百年历史。丰先生出生于祖宅惇德堂中。这惇德堂是太平天国前的百年老屋，为三开三进的普通楼屋。丰先生自父、祖以来就一直和另两家丰氏族人同住在这老屋中。除惇德堂的三分之一房产外，丰先生家在石门镇上还有祖上留下的另两处房产：一在镇中下西弄的街面老屋；一在西市梢靠近西竺庵的几进平屋。
1920年，丰先生在上海专科师范学校任教后，决定要去日本深造，回家告知母亲。但当时的丰家根本无钱供其去日本留学，于是只能四处筹借。可是败落已久的丰家，为借钱碰了不少钉子。幸得二姐夫周印池慷慨允借了四百块大洋。三姐丰满则变卖自己首饰相助。丰母在无计可施情况下，忍痛卖掉了下西弄的祖传老屋，以助儿子东渡。
不料这变卖祖屋遭到了族人和街坊的非议和谴责。按照传统的观念，祖上留下的产业，子孙可以享用，但有维护之责，即使不能让产业增大，也决不能变卖。因为变卖等于杀鸡取卵，后辈的子孙再也享受不到祖上的遗泽，被你一人用尽享绝了。故变卖祖产被视为不肖之举。
丰母听到旁人的指斥，内心十分痛苦。这以后有好几年，她连下西弄这条路也不愿再走，以免见到让她伤心的祖屋。每次要去寺弄里办事，她宁肯绕道殷家弄。丰先生非常理解母亲的心理，便安慰母亲说：“我现在卖旧屋，以后一定盖新屋奉养你。”
于是，盖新屋这件事，从此成了丰先生母子两人心中的誓愿。
1925年以后，丰先生出版的著译渐多，版税收入亦快速增加。虽然年年添丁，生活负担亦重，但每年多少有几叠钞票可交给母亲。母亲便悄悄买下了惇德堂后面的一块宅基地，迈出了建新屋的第一步。
1928年的一天，有个木匠正巧为邻家修窗户，丰母就借了他的六尺杆，与儿子一同去买下的宅基地上丈量，计议着可盖多大的新屋。回来时低声嘱咐儿子：“切勿对别人讲！”深怕张扬出去又遭人取笑。但丰先生率然对母亲说：“我们决计造！钱我有准备！”可惜在1930年的农历正月初五，丰母留下造屋的遗愿而长逝。从此，造新屋这件事只能由丰先生一人操心了。
到1932年，丰先生终于有了足够的经济实力，开始实施和母亲立下的造屋宏愿，在惇德堂西面，母亲所置的地皮上起造缘缘堂。丰先生亲自设计，为新屋确定了格调和要求。聘请了一位大家呼其为“夏大阿爹”的任监工，由他负责督建新屋。
在新屋上梁时，按照石门湾风俗，主人家要做好多糕团点心，祭神后抛掷给前来看热闹的人，并分送亲戚、邻居和工友，称“上梁圆子”“上梁馒头”。在圆子、馒头上都点有红点，增加吉祥、喜庆色彩。但丰先生家的上梁圆子与众不同，他亲手刻了“春晖”两字小木印，盖印在糕点上代替小红点，显然是感恩和告慰母亲之意。不到半年，新屋建成。丰先生兴冲冲从上海回来，打算率领全家乔迁新居。不料发现了一个令丰先生极为懊恼的事。工匠为充分利用地皮，把新屋建成了南宽北狭的梯形斜边房屋。丰先生对此十分生气，撂下一句：“这房子我不要了。我怎么能留一幢歪房子给子孙！”独自回了上海。
丰先生确信“环境支配文化”，只有住在正直的房子里，才能涵养孩子们正直的天性。他不能容忍一幢缺乏正直本性的新居。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造新屋是他和母亲的一个大愿，是一件上要告慰列祖列宗、下要传承子孙后代的家族大事，岂能有半点歪斜？
丰先生常怀感恩之心，他感恩母亲，感恩丰氏世代祖辈留下的产业和祖屋，使丰先生父祖几代人得以荫庇安居。自1920年为了东渡日本卖掉了一处祖屋后，他就立下了一定要建一幢更大更好的新屋，以偿还丰氏家族的宏愿。所以建缘缘堂，不仅是为了自家居住，更具有告慰母亲、感恩祖辈的意义在其中。
监工、族人与丰先生几经商量，丰先生坚持必须拆倒重建，不容许有歪墙斜角。为此不仅延长了工期，又多花了数百元费用，在小镇一时传为奇谈。新建堂屋矫正后，东边大门口留下一条北尖南宽的三角地。
1933年春，新屋缘缘堂终于落成，真正达到了丰先生所追求的全体正直，高大，轩敞，明爽，具有深沉朴素之美。与老屋惇德堂相比，起阁高了一半，面积大了数倍。丰先生满意了。唯一遗憾的，是母亲已安眠在五里外的长松衰草之下，不能亲眼看到这高大漂亮的新屋！假如母亲能活着看到这新屋的建成，当是何等的快慰和欣喜！因为只有儿子最理解母亲所忍受的，因变卖祖屋而起的内心压力。
丰先生站在新屋的庭院中，思绪万千。但此时丰先生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快告诉母亲：“儿子很欣慰，终于建起了一幢比得上老房子的新屋，我们可以告慰祖辈和先人了。”
因此，丰先生将“很高兴比得上老房子了”这句话凝结成“欣及旧栖”四字，雕刻到新屋的台门上，饱含了他建造缘缘堂的全部情结。
2016年5月26日改定于容园
（刊2016年10月《文澜》第23期）
石门丰氏的家风与家教
丰氏迁到石门定居，至今已有将近四百年历史。据1902年丰子恺父亲丰鐄考中举人后，在《浙江乡试同年齿录》所填写履历，可以知道其九世祖丰仲颜于明朝末年迁居石门，到丰子恺已是第十代。
石门丰氏的祖籍地在金华汤溪。始祖丰稷字相之，在宋仁宗嘉祐年间（1056—1063）中进士，从御史中丞官至礼部尚书，诰封荣禄大夫，死后谥清敏。后世子孙都注重耕读，走仕进之路。丰鐄的父亲肇庆、祖父峻、曾祖启嵩、高祖元勳均是太学生，故石门丰氏是真正的书香门第。丰氏有尚德家风，祖籍地汤溪黄堂村丰氏堂名为“全德堂”。石门丰氏的堂名是“惇德堂”，惇者，敦厚、笃厚之意，告诫子孙持德应该笃厚。
丰氏在家庭教育中常采用现存的家训、家规、铭志、格言为教材。丰子恺子女最喜欢读《崔子玉座右铭》：
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世誉不足慕，唯仁为纪纲。隐心而后动，谤议庸何伤？无使名过实，守愚圣所臧。在涅贵不缁，暧暧内含光。柔弱生之徒，老氏诫刚强。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难量。慎言节饮食，知足胜不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崔子玉（77—142）名瑗，为东汉著名学者崔骃之子，涿郡安平人。早孤，锐志好学，尽能传其父业，并是东汉著名书法家。但他的这篇《座右铭》影响更大。通俗易懂，又朗朗上口，是对小孩进行德育教学的最佳教材之一。丰子恺自幼在父亲处读到《崔子玉座右铭》后，就十分喜爱，很快就能背诵。后来手录了好多份，分给子女们诵读，也给学生们学习。故丰子恺的子女个个都能背诵。而且作为一种家风传承下来，丰子恺幼女丰一吟至今仍喜欢写了《崔子玉座右铭》送给后辈和好友诵读并收藏。
丰氏的家教中还有一副对联非常有名，内容是：
惜衣惜食，非为惜财缘惜福；
求名求利，须知求己胜求人。
这副对联原是丰子恺的老师李叔同先生幼年时家中所挂，言简意深。李叔同将联句传给丰子恺，丰子恺手录给子女诵读，故丰家子女都能背诵。
石门丰氏虽没有为子孙留下专门的“家训”，但从丰子恺对子女教育时所注重的内容，仍可从三方面概括出家教的重点，即：
正直为人；认真做事；宽厚待人。
正直为人是丰氏家教中最为强调的重点。“先器识，后文艺”，丰子恺一直教导子女要先学做人，后方可谈学问、艺术。为人要正直、坦率，绝不可弄虚作假，投机取巧。
1932年冬，缘缘堂最初建成时，监工为了不浪费宅基地，把东墙建成了歪墙，形成斜角。丰子恺发现后坚决不同意。他确信环境支配文化，住在正直的房子里，才能涵养孩子们正直的天性。怎么可以把缘缘堂造成歪曲的形状！为此，丰家宁肯拖延几月，多费数百元，拆了重建。
认真做事。丰子恺经常教导子女和后辈的两句话，一句是：“一个人能来到这个世界是极其偶然的。”所以要珍惜生命，也就是珍惜时间。第二句是：“人来到这个世界不仅仅是为了吃饭。”因此要努力多做点有意义的事。怎么来珍惜时间，多做有意义的事呢？那就只有“认真”两字。丰子恺办事认真是出了名的，他的子女也都继承了这种作风。
宽厚待人。丰子恺待人宽厚、温和，凡亲近、接触过他的人都深有感受。他对子女和学生有时也很严厉，但这种严厉出于深爱和责任，故仍然是宽厚的一种形式。丰家在待人接物上不仅对朋友、同事宽厚，对工人和保姆同样宽厚，待若家人。丰子恺常说：“他们离开自己的亲人，牺牲自己的家庭生活，来为我们服务，怎么可以不把他们当作自家人呢！”
1970年1月27日，与丰家休戚相关、患难与共的女佣何英娥突然中风死在丰家，全家不胜悲痛，像自家人一样为她在殡仪馆举行告别仪式。受这种家风影响，丰一吟待保姆同样十分宽厚。在她家已做了二十七年的女佣小朱，完全成了她们家中的一员，虽薪酬并不很高，但小朱从未有过离开的念头。
有这样的家风影响和家教培养，丰子恺的七个子女，个个都成了有用之材。
长女丰陈宝（1920—2010），即是“子恺漫画”中的阿宝。她1945年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外文系。后来从事中学英语教学。1949年后主要做翻译和编辑工作，先后担任上海音乐出版社、文艺出版社、译文出版社的译文编辑。在音乐和文学翻译等方面颇有建树，翻译出版了十八部文学、音乐著作。退休后专事整理、编辑父亲的艺术著作，为研究、传播丰子恺的艺术思想作出了很大贡献。1993年被聘为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
二女丰宛音（1921—2007），原名麟先，为外公所取，后改林先，1949年以后改为宛音。长期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工作成绩突出。退休于上海市行知艺术师范学校。著有《父亲丰子恺轶事》。
三女丰宁欣（1922—2010），为丰子恺三姐丰满之女，因自幼随舅父母长大，视同己出。原名宁馨，小名软软。1945年结业于浙江大学数学系后，一直任数学教师。1958年调入杭州大学任教，任几何教研室主任，主编出版《初等几何》《空间解析几何》等教材。1978年评为副教授，1987年退休。
长子丰华瞻（1924—2005），即“子恺漫画”中的瞻瞻。1945年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外文系，后去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研究院英国文学部留学。回国后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专长英文和比较文学，译著有《格林姆童话全集》《中西诗歌比较》《象征主义》等。
二子丰元草（1927—2011），原名元超。曾就读于交通大学铁道管理系。元草是丰家唯一穿过军装的人，1949年在上海参加人民解放军，1951年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宣传队，后在沈阳部队文工团工作。1955年调音乐出版社，从事音乐编辑工作。合著有《丰子恺传》。
幼女丰一吟（1929—），原名一宁，是丰子恺至今唯一健在的子女。1948年毕业于国立艺专（中国美院前身）应用美术系。后跟父亲自学俄语，曾任职上海编译所、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调上海社科院文学所外国文学研究室。译有《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等，帮父亲助译《源氏物语》。退休后专事整理研究父亲生平及著作。著有《潇洒风神——我的父亲丰子恺》《我与爸爸丰子恺》《天于我相当厚》等。与大姐丰陈宝编辑出版了《丰子恺文集》《丰子恺漫画全集》等。同时还继承父亲画风，创作了大量丰派书画作品。1995年被聘为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
幼子丰新枚（1938—2005），出生于抗战逃难途中的桂林，故取名新枚。1960年代初毕业于天津大学精密仪器系，又到上海科技大学外语部攻读英语。获中科院情报研究所高级理学硕士学位，通晓多国语言。也喜爱文学，尤好诗词。曾任香港永新专利代理有限公司高级经理。
时今，丰子恺的第三代、第四代，人丁兴旺，分布于京、沪、苏、杭各地，并有在中国香港、美国、日本发展的。不乏在各自岗位做出了令人瞩目业绩者。如丰子恺外孙，二女儿丰林先的长子宋菲君，已是国际知名光学专家，曾任北京信息光学仪器研究所副所长，常受邀去国外讲学。
丰氏后代，尽管现在大都已不再从事文艺工作，但“正直为人，认真做事，宽厚待人”的家训都没忘记。丰氏家族能长盛不衰，是与丰氏有良好的家风密切相关的。
2015年9月20日于容园
（载2016年2月《桐乡家训》）
丰子恺家的趣味教学
梁启超先生自称是“趣味主义者”，曾说：“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原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的仅有个零了。”[1]可见一代大师对趣味的注重程度。无独有偶，丰子恺先生也是一位十分注重趣味，并善于发掘趣味的大师。而且这种趣味性在丰家有着久远的传统，最典型的是体现在家庭教学中的趣味化。
知识的传授，如果板着学究的脸孔，按枯燥的程式去讲授，大部分学生，尤其是小孩子，是不会真心欢迎的。作为书香之家，丰先生祖辈早就深悟知识趣味化的重要性，所以丰家的家庭教学历来充满着各种趣味性。本文拟通过几个事例，对丰先生家庭教学的趣味化作一概略介绍与论述。
家庭故事会
丰先生热爱儿童，自己家中就有许多孩子。抗战前的缘缘堂时代，丰先生已有四个女儿、两个儿子，加上本族的侄子侄女，和邻家孩子，常常是儿童满堂。
丰先生向来重视对子女的家庭教学。孩子初闻世事，就不忘施于各种教育。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家庭故事会很受欢迎，小孩子都喜欢听爸爸讲故事。
除了儿童故事、历史故事、社会故事外，丰先生也常常把一些古文和古诗词，通过故事形式来讲授给孩子们听。大家都听得兴味十足。这些故事，有选自古代和国外的，也有丰先生自己编创的。除了知识性、趣味性外，同时注重人格道德教育和世界观教育。
抗战开始，虽在逃难途中，丰先生仍不忘用讲故事形式来进行家庭教学。1940年2月，当全家迁至贵州遵义，生活稍一安定后，丰先生就着手给子女们补课。这时，除了1938年10月出生的新枚尚幼小外，其余六个子女均已是十一至二十岁的学龄青少年。由于战乱，正规的课堂教学中断已久，但损失的学业必须补上。丰先生请来同在逃难迁移中的浙大学生，为子女补习数理、化学，国文和英语主要由丰先生亲自指导教授。同时恢复了家庭故事会学习形式。
丰一吟回忆：“在罗庄时，爸爸每周六晚上召集我们六个孩子开一次家庭学习会。会上有爸爸买回来的糕点果品给我们吃。起初每次买五元，他便定名此会为‘和谐会’。用石门话来说，‘和谐’二字的发音与‘五元’近似。后来物价涨了，爸爸就买十元，并把这学习会改名为‘慈贤会’。‘慈贤’二字在石门话里读音与‘十元’近似。”[2]
孩子们一边吃，一边听父亲讲故事，真是开心极了。但讲完后，要求每人凭记忆把故事写出来，交父亲修改。这其实是丰先生采用的写作训练方法。丰一吟觉得，这种办法不仅能锻炼记忆，又能看出每个人的文字表达能力。
这些娓娓动听的故事，最初就是为自家孩子编讲的，故给孩子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如《明心国》《大人国》《博士见鬼》《伍元的话》《斗火车龙头》等等。1947年，丰先生寓居杭州时，就把以前所讲故事加以整理，写了出来，并配了插图，曾在当时的《儿童时代》杂志上陆续发表。1986年7月，香港山边社将其结集出版了《丰子恺故事集》，分上下卷，共收故事十九篇。
游戏学问化
丰先生家的游戏也都与众不同，在于有更多的知识性，可以当作课余的辅助教学。而且不少是祖上传下来的，可见丰家的趣味传统。
比如酒令，原是很平常的酒席游戏，但丰家的特别有文人气。丰先生回忆小时在父亲酒桌上玩的酒令，“掷骰子。三颗骰子，每颗都用白纸糊住六面，上面写字。第一只上面写人物，第二只上面写地方，第三只上面写动作。文句是：公子章台走马，老僧方丈参禅，少妇闺阁刺绣，屠沽市井挥拳，妓女花街卖俏，乞儿古墓酣眠。第一只骰子上写人物，即公子、老僧、少妇、屠沽、妓女、乞儿。第二只骰子上写地方，即章台、方丈、闺阁、市井、花街、古墓。第三只骰子上写动作，即走马、参禅、刺绣、挥拳、卖俏、酣眠。于是将骰子放在一只碗里，叫大家掷。凭掷出来的文句而行酒令。”[3]
如果手运奇好，掷出来是原句，例如“公子章台走马”，那么满座喝彩，大家为他满饮一杯。但这是极难得的。有的虽非原句，而情理差可，则酌量罚酒或免饮。例如“老僧古墓挥拳”“乞儿市井酣眠”。但是骰子无知，有时乱说乱话：“屠沽章台卖俏”“老僧闺阁酣眠”……那就满座大笑，按例罚酒。
小孩子不吃酒，但也仿照这酒令，做三只骰子，以取笑乐。一只骰子上写“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一只骰子上写“在床里，在厕所里、在街上、在船里、在学校里、在火车里”；一只骰子上写“吃饭、唱歌、跳绳、大便、睡觉、踢球”。掷出来如果是“爸爸在床里大便”“妈妈在火车里跳绳”“姐姐在厕所里踢球”……那就引得满堂大笑，掷者要受罚。如果这一套玩厌了，可以另想一套新的。这种游戏丰先生的子女也都玩过。这对训练造句和词组搭配很有帮助。
1938年1月，丰先生一家逃难到江西萍乡，暂住于暇鸭塘。在萧家祠堂度春节时，发现了萧家子弟在玩的“览胜图”游戏。丰一吟记述道：“那是一种类似飞行棋的游戏。在约一米见方的一张纸的中心写着‘萍乡东村萧氏家藏游玩品’，据说是萧氏祖辈设计出来供过年时儿孙辈游乐用的。由六个人轮流掷骰子玩儿。六个人各代表词客、羽士（即道士）、剑侠、美人、渔夫、缁衣（即和尚）。从劳劳亭出发，一直走到长安市，中间几乎每一站都是一个典故或著名景点，如滕王阁、蓝关、东阁、金谷、洞庭、雁塔等等。难为萧家祖上如此精通古文史地，能发明这样高雅的游戏图。”[4]
这张“览胜图”甚符合丰家“游戏学问化”的旨趣，丰家子女很快迷上了这种游戏。萧家就送了一张“览胜图”给丰家。丰家一直珍藏着，直到几十年以后，每逢过年必玩这游戏。
丰先生还注意培养孩子们从生活中去寻找和发现趣味。1938年1月底，逃难途中的丰先生一家，就在萍乡暇鸭塘度春节时，应热情的乡民之邀到乡邻家“吃年茶”。丰先生发现各家茶食上都覆盖有十分精巧的剪花图案。仔细一看，原来是用蜜饯冬瓜刻花制成。当地人称这种糖食为“花果”。除了品尝，乡亲们还送了好些花果给丰家带回住处。大年初一晚上，丰先生与子女在灯下逐一欣赏各家所赠花果图案，发现竟没有一片花式是相同的。这与小时候在家乡石门供年菩萨时，覆盖在果品上的剪纸红花相比，更有一番风趣。由此也证明真正的艺术是由民间创造的。于是丰先生让孩子们把刻花图案描印在纸上，珍藏起来留作纪念。[5]
1938年秋在桂林师范学校任教期间，丰先生发现了桂林民间木匠的智慧和精巧，就与子女们一道来玩味这些有趣的民间艺术创造。其一就是木格花窗，用木条在窗框内构出“富贵长春”“福禄善庆”等四字吉祥图案。不用篆文，而是行楷体，布置得比平时流行的图案字好看得多。这让丰先生在11月23日日记中赞叹道：“此木工能兼顾文字的形体与力学的条件，即兼顾美术与实用，使文字不失其神气而用时又坚牢，甚多嘉许也。”[6]丰先生还特意让孩子们动手把这些花窗图案描画下来，拿回家欣赏保存。其二是桂林民间木工设计发明的一种大门暗闩，其巧妙构思也让丰先生和他的孩子们大感兴趣。
在丰先生的指导下，他的子女们也都懂得了每种学问和知识里都隐藏有无穷的趣味这一道理。
诗教趣味种种
受父亲斛泉公影响，丰先生自幼就熟读、背诵了很多古诗词。故他在教育子女时，诗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诗教”，在中国古代教育中原有很深厚的传统。而丰先生的诗教，在方式方法上更注重了趣味性。利用诗词的平仄、韵脚规律和句式的结构特点，发掘出种种趣味因素，使得学习者兴趣大增而能渐入堂奥。
在丰先生培养引导下，长子华瞻和幼子新枚特别喜爱古诗词，并具备了很高的修养。尤其新枚，能背诵古诗词二千多首。
丰先生还喜欢搜集趣味诗词。曾见一日本人，在茶壶四周均匀地刻上：“晓河澄雪皎波明月”八字铭文。其妙在从任何一字起，不论左行或右行，皆成二句四言诗。仔细研读后，丰先生觉得确实妙趣横生，就记录下来。后将其写成书法，给子女们学习观摩，大家都觉得稀奇有趣。[7]
又见清代一方砚台铭，把“艳舞风流雾，香迷月薄霞。淡雨红幽树，芳飞雪落花”五言绝句刻成环列状，也妙在从任何一字起，或左行或右行，皆成一五言绝诗。丰先生将其书写成尺页，很受大家喜欢。[8]
回文诗形式很多，丰先生亦喜玩味。1958年暮春，丰先生去杭州探望三姐丰满时，戏作了两首回文诗，写成条幅，留予宁欣学习赏玩。
其一是：浙江潮水似天高暮雨飘时闻客话浙江潮。按回文诗读法即是一首七绝：浙江潮水似天高，水似天高暮雨飘。暮雨飘时闻客话，时闻客话浙江潮。
其二是：送春归又梦春回蝴蝶飞回肠欲断送春归。即可读成：送春归又梦春回，又梦春回蝴蝶飞。蝴蝶飞回肠欲断，回肠欲断送春归。[9]
按回文诗的方式，一句一句连下去，是丰家子女们常玩的一种连环诗词句游戏。主要比记诵诗词的总量是否够多，再有比反应是否够快。这种游戏可以两个人玩，也可多人一起玩。如以“山外青山楼外楼”开头，第二个人须以“楼”字当头接句：“楼头小妇鸣筝坐”。第三句就应以“坐”字当头：“坐看红树不知远”。……丰先生居日月楼时期，弟子潘文彦常去探望请教，也曾应新枚邀请，玩过这种游戏。
新枚对这种趣味诗词游戏兴趣很高，加上记忆特强，曾集编过一个《“8”字形诗词游戏》。以“人去台空江自流”开头，至“西出阳关无故人”结束，共接三十九句，并回到“人”字上。中间又有“人人尽说江南好”一句，故可把三十九句诗回环排列成“8”字形。
“文化大革命”期间，丰先生饱受冲击，心情十分沉闷。唯有与幼子新枚在通信中交流切磋趣味诗词，稍慰寂寥。如1969年9月7日致新枚信中，丰先生集了十句藏头诗：“新丰老翁八十八，儿童相见不相识，爱闲能有几人来，古来征战几人回，诗家清兴在新春，能以精诚致魂魄，记拔玉钗灯影畔，几人相忆在江楼，千家山郭尽朝晖，首阳山上访夷齐。”[10]把每句首字连起来，是：新儿（指新枚）爱古诗，能记几千首。
又1969年10月，丰先生用嵌字诗方式告知自己被造反派审查的进展情况：“看花携酒去，携来朱门家，动即到君家，几日喜春晴，冷落清秋节，可汗大点兵，莫得同车归，死者长已矣，玄鸟殊安适，客行虽云乐。”[11]若将首句首字与第二句第二字、第三句第三字……连接起来，便是：看来到春节，可得长安乐。
1970年6月，丰先生全部用仄声押韵，将自己的近况作成一首全仄诗：“岁晚命运恶，病肺又病足，日夜卧病榻，食面或食粥。切勿诉苦闷，寂寞便是福。”[12]完成后自己读着也觉得有趣，就写信寄给了新枚。
丰先生一家，在学习过程中，善于发掘和使用趣味的形式，大大提高了学习效果。因为枯燥的知识容易令人生厌，只有趣味性强的东西才能激发人的学习兴趣。而兴趣正是注意之母，注意则是记忆之母。所以丰先生家庭教学趣味化的方法，对今天的教学工作者仍有很大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2011年7月31日初稿
2012年元月28日修改于桐乡容园
（载2012年《第二届丰子恺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
丰子恺家的放生趣闻
丰子恺先生的父亲斛泉公于1902年中举后，因丁忧未去北京参加最后一科科举会试，加上清朝已是末世，仕途无望，只得在家设塾授徒。其为人平易，热心助人。邻里亲友凡有婚丧之事，都请其撰联题书，也为人代笔书信，或代书契约等，但从不接受酬金。
某次斛泉公为一渔人代笔，因不受酬金，渔人送来大小七只甲鱼。斛泉公平时笃信佛教，好为善举。当夜他梦见有七个穿裙妇女向他跪拜求救，大呼：“老爷救救！老爷救救！”醒来深觉梦境奇怪，反复思忖，不得其解，检点自己所为，亦无愧心之事，致使整日坐卧不安。后忽然悟到甲鱼四周的一圈软皮，石门俗称“裙边头”。因此坚信是七只甲鱼托梦向他求救。于是立即把甲鱼全数放了生，而且从此不食甲鱼。
丰子恺先生因受家庭熏染，又受弘一法师影响，故亦笃信佛教，一生劝人护生戒杀，有《护生画集》六集流传于世。自己则更好放生，每年阴历四月初八放生日（四月初八是释迦牟尼诞生之日，故称“佛诞日”，后来佛教徒习惯在这一天放生以纪念佛诞，故又称放生日），便要买来许多螺蛳、蚬蚌和鱼虾，带领子女一起放生。平时亦经常有放生活动。
抗战前，某次丰子恺先生从石门湾携带一只鸡要往杭州云栖放生，因不忍心把鸡捆缚起来倒提着，于是撩起自己的袍裙把鸡兜在里面。从石门湾乘船经崇德，到长安镇转坐火车。他的衣兜鼓鼓囊囊的，在长安镇火车站引起一个便衣侦探的怀疑，便一直跟踪着，同车到了杭州。直至跟出城站，见站外早有人在迎候丰子恺先生，侦探才知跟错了人，方笑着上前向丰子恺先生道明了跟踪来杭之事，并道歉而返，引得在场众人大笑不已。
1985年8月14日于石门
（刊1986年3月《园林与名胜》第3期）
丰子恺的兄妹情
不久前，有个朋友在来信中问起丰子恺先生逝世时有没有遗嘱的事。据我所知，丰先生没有留下遗嘱，但有一个遗愿。
1975年4月，丰先生回到离别三十年的故乡石门湾探亲，在南深浜的妹妹雪雪家一住十来天。那时丰先生已经七十八岁，雪雪也已七十四岁，但雪雪口中的牙齿已全部脱落，仅存一只牙脚，吃饭、说话都不方便。丰先生看到这情况后，就建议雪雪去装一口假牙。说装了假牙不但说话关风，吃饭也方便。但雪雪不以为然，并不想再为自己的牙齿操心。为此丰先生极力劝告她，反复向她解释装牙齿的好处。丰先生回上海后还特地汇来二十块钱的装牙费，并写信给外甥正东，要正东夫妇说服母亲去装牙齿。他在信中说：“今汇出二十元，是送你母亲装牙的。你母性情强硬，但你同菊初必须说服她。装了牙齿，食物容易消化，身体健康、长寿。……加林大妈装过了，现在很健康，今年八十四岁，走路还很快。”在丰先生心目中，老年人装了牙齿是一件多么美的好事！但是雪雪还是提不起兴致去求医装牙。
不久从上海传来丰先生病危的消息。当雪雪拖着两只小脚，于9月13日心情沉重地赶到胞兄的病榻边时，丰先生已不能讲话，仅能睁眼望着她。这时雪雪很后悔没有能够让临终前的胞兄看见她口中那副假牙！
丰先生逝世后，丰一吟等姐妹又再三叮嘱这位性情倔强的姑母，要她别忘了装牙齿。因为这是丰先生自石门探亲之后一直记挂着的一件事。雪雪当然十分感动，连说“回去一定装”。所以当她从上海回来时，一到石门就不急于回家，而是径直到医院去，准备请医生先把自己口中的那只牙脚拔掉，再请他们装副全口牙齿。当她挂好号，向牙科医生说明自己的要求后，医生望着这位土里土气、又瘦又小的乡下老太愕然了，装出一副吃惊的神情说：“你介大年纪，究竟还要做点啥？我劝你还是安分点，不犯着了！”另一个又说：“你是七八十岁的人，又不是十七八岁……”大概雪雪还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人，一时没了主意，只觉脸上一阵热。就在他们的笑声中怨愤、愧恨地退出了诊室。从此以后，雪雪直到1983年八十二岁逝世止，再也不肯踏进医院一步。
（刊1987年1月22日《解放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