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社会，知识分子这一特殊社会群体的地位与作用日渐彰显，“知识分子”亦成了一个在传媒中出现频率极高的术语。虽然对知识分子这一社会群体的界定，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对知识分子的研究，自20世纪中叶以来，始终是国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热点之一。其中，不少外国史学家亦纷纷涉足这方面的研究。尤其是在知识分子曾在本国社会文化与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法国，在20世纪晚期社会文化史研究日趋升温与一度备受冷落的政治史重新焕发生机的大背景下，甚至诞生了一门逐渐成为当今法国史坛显学的史学新分支——知识分子史。
在20世纪晚期法国知识分子史研究逐渐成为法国史坛显学的过程中，最有力的推动者当属两位先后执教于法国著名学府巴黎政治学院的著名历史学家，他们分别是曾任教于里尔第三大学、现任巴黎政治学院教授和20世纪欧洲史研究中心主任的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Jean-Fran?ois Sirinelli，1949— ），以及曾长期担任巴黎政治学院历史学教授、现已从该校退休的本书作者米歇尔·维诺克（Michel Winock，1937— ）。
1986年初，西里奈利在《20世纪》（Vingtième Siècle）上发表长篇论文《偶然还是必然？一种正在建构中的史学：知识分子史》【1】，引人瞩目地打出知识分子史的旗号，并初步阐释了这一史学新分支的研究对象及其研究方法与特征。两年后，他又在法国当代著名政治史学家勒内·雷蒙（René Rémond）主编的《为了一种政治史》（一译《捍卫政治史》）中，以《知识分子》一文继续阐发知识分子史的特征及其研究方法。西里奈利在文中反复强调，知识分子史的研究领域由政治史、社会史和文化史交叉而成，因而在其研究过程中，有三种研究路径最值得倚重：其一是对知识分子发展历程的梳理，其二是对知识分子社交性（sociabilité）结构的考察，其三是从“代际”角度对知识分子进行审视。【2】难能可贵的是，西里奈利不仅撰文倡导同道研究知识分子史，他本人也始终身体力行，佳作迭出。如1986年，他与另一位年富力强的史学家帕斯卡尔·奥里（Pascal Ory）联袂出版《法国知识分子：从德雷福斯事件至当代》【3】。该书出版后好评如潮，并分别在1992、1996、2002、2004年多次再版。1988年，他在国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整理出版《一代知识分子——两次大战之间的高等师范文科预备班和巴黎高师的学员》。该书出版后曾荣获法兰西学院奖并在90年代中期再版。1990年，他又出版《知识分子与法兰西激情：20世纪的声明和请愿书》。该书一问世，即引起法国文化界的广泛关注，报刊、电视等传媒更是争相介绍与评论。1995年，西里奈利又推出力作《20世纪的两位知识分子：萨特与阿隆》。由于该书生动描述并深刻分析了战后法国左翼知识分子领衔人物萨特与法国自由派知识分子旗手雷蒙·阿隆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两人在战后“辉煌的三十年”（1945—1975）期间展开的“三十年战争”，出版后再次受到传媒与读者的广泛关注。【4】凭借这些成果的影响与学术地位的大幅提高，西里奈利不仅得以从外省的大学来到巴黎名牌大学执掌教鞭，还担任了法国著名史学刊物《历史评论》（Revue historique）和法国历史科学委员会的负责人。
如果说西里奈利是此一时期法国知识分子史研究勃兴的首功之臣，那么本书作者米歇尔·维诺克则堪称第二号功臣。维诺克的成名作是他在1970年33岁时与年龄相仿的让-皮埃尔·阿泽马（Jean-Pierre Azéma）合著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该书在由他撰写的部分，尤其是涉及20世纪30年代的篇章中，就已经对两次大战之间的法国知识分子做了很有见地的分析。1975年，他在《〈精神〉杂志的政治史（1930—1950）》一书中对以埃马纽埃尔·穆尼埃为首、以《精神》杂志为阵地的知识分子群体，展开了扎实的研究和透彻的分析。该书后来被视为法国知识分子史研究的代表性著作（1996年的最新版本已易名为“《精神》：城市中的知识分子[1930—1950]”）。此后，他不仅在多家著名杂志上撰文呼吁加强知识分子史的研究，还在其主编的法国著名史学杂志《历史》（L'Histoire）中频频发表涉及法国知识分子史的文章。1997年，维诺克又出版了全面梳理与审视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史的新作《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5】该书出版后大受欢迎，颇为畅销，很快就荣获该年度法国图书大奖——美第奇奖。1999年，为便于广大读者购买阅读，该书又以袖珍本的形式修订再版。
要而言之，正是在西里奈利、维诺克等法国史学家的推动下，法国知识分子史的研究在20世纪晚期逐渐进入勃兴阶段。具体表现是：一方面，史学杂志中涉及法国知识分子史研究的专题论文比例持续升高；另一方面，涉及法国知识分子史的专著不断涌现。与此同时，一些与此相关的工具书也不时问世。如在1996年，本书作者与法国另一位著名的现当代史专家雅克·朱利亚尔（Jacques Julliard）联袂主编了《法国知识分子辞典》。【6】此外，在一定程度上也颇能说明问题的是，1995年两位作者在合著的《20世纪法国文化与知识史》一书的导论中明确主张，正如文化史并非艺术史，知识史（l'histoire intellectuelle，我国学者以前大多将其译为思想史或心智史）亦不是贯穿于某一特定时期的各种政治、哲学与宗教观念的编年史。知识史应当是知识分子史（l'histoire des intellectuels），研究对象是知识分子的“介入”、“代际”现象以及他们在法国占有的独特地位。【7】2001年11月，在西里奈利等人的主持下，一群法国学者在巴黎召开知识分子史研究的学术讨论会，并在2003年出版了该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知识分子史之现状》【8】，此会的召开与论文集的出版，无疑进一步推动了法国知识分子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鉴于法文中“知识分子”一词“诞生”于19与20世纪之交的德雷福斯事件期间，而曾让不少法国人感叹不已的法国知识分子的“终结”亦发生于20世纪晚期，因此，严格地说，一部法国知识分子史或许也可以浓缩为20世纪的法国知识分子史。也正因此，在20世纪晚期，研究法国知识分子史的法国史家基本上把自己研究的人与事限定在20世纪内。换言之，堪称20世纪晚期法国史坛显学之一的法国知识分子史，实际上一度主要是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史。【9】然而，虽然“知识分子”一词出现得较晚，但实际上亦可称为知识分子的人，或曰与20世纪的知识分子有诸多相同之处的人即便在法国亦早已有之。远的暂且不论，在18与19世纪的法国，就至少有可分别以伏尔泰和雨果为代表的“哲人”和“作家”群体。显然，一部完整的法国知识分子史，必须包括20世纪之前历史时期的相关内容，或者说，必须要有“知识分子史”的“史前史”——此处的“史前”主要针对“知识分子”一词的出现而言。正是出于这一考虑，本书作者在以20世纪的法国知识分子为研究对象的《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之后，非常自然地推出这部篇幅巨大的著作，以具有社会关怀、勇于“介入”的19世纪法国作家（由书中的内容可见，此处的作家显然是广义的）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相关历史。
大凡对法国当代史坛以及法国历史著作的出版情况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本书作者是当今法国名列前茅的既高产又高质的历史学家。维诺克的著作数量之多，取材范围之广，已经让人钦佩之至，但更让人折服的地方是其作品每每能既叫好又叫座，既能得到行家的充分好评，又在图书市场上有不俗表现——颇能说明问题的是，他的绝大多数著作都出过袖珍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想必与这位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在任教于巴黎政治学院之前，曾在《世界报》《星期四事件》等著名报刊从事记者、编辑工作有很大关系——关于这一点，人们不妨联想到同样有过新闻工作经历的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和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取得的巨大成功。维诺克撰写的这本著作在2001年出版后，即在同年荣获2001年度法兰西学院罗兰·儒弗内尔奖（le prix Roland Jouvenelle de l'Académie fran?aise）。此外，他在2004年出版的《法国与犹太人：从1789年到当代》、2010年出版的《斯塔尔夫人》还曾分别在2005年、2010年荣获蒙田奖与龚古尔传记奖。
读者在翻阅本书后将不难发现，诚如作者在导言中所表达的那样，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19世纪的自由史。在本书中被“自由”这条主线串在一起的两类人物，分别是一些比其他人更需要表达自由，亦比其他人更愿意为表达自由而斗争的作家、政论家与记者，以及将自己的才华用于颂扬以服从权力和教条为基础的传统秩序的文人骚客。如果说1815年的“百日”、1848年二月革命以及1870至1871年间的“凶年”为19世纪的法国作家、文人、艺术家等提供了非同寻常的集体契机，那么他们之间围绕“自由”之类的重大主题不时发生的热闹混战，构成了本书的主要内容。笔者以为，中国读者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似乎至少应当注意以下三点：
其一，在本书当中，相关作家是否入选、“出场”时机乃至篇幅分配，所依从的主要是政治标准，而不是（纯）文学标准——作者在书中更关注积极投身于政治的贡斯当或左拉，而不是在法国文学史上地位或许要高一些的维尼或奈瓦尔，而且作者没有让巴尔扎克在发表《幻灭》或《高老头》时登台，而是让他在创办虽没甚名气但直接显示其正统主义倾向的杂志《巴黎评论》时出场，这些都充分反映了作者的标准。
其二，作者颇有见地地指出，若从政治观点视之，19世纪的法国作家显示出一种有别于18世纪哲人与20世纪知识分子的特点。就此而言，作者在导言中写的这段文字不容忽视：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某一著名段落中，托克维尔写到18世纪的哲人：“在英国，研究治国之道的作家与统治国家的人是一起的，一些人将新思想引进实践，另一些人借助事实来纠正和限定理论。然而在法国，政界仿佛始终被划分为两个互不往来、彼此分割的区域。在前一个区域，人们治国理民；在后一个区域，人们制定抽象原则，任何政府均应以此为基础。”由此导致了这一后果：“人们对现实状况毫无兴趣，他们想的是将来可能如何，他们最终在精神上生活在作家建造起来的那个理想国里。”这一关于18世纪的诊断同样可应用于20世纪伟大的介入时代的知识分子。19世纪的作家同样也在“介入”——这也正是我们叙述的主题。他们是为了捍卫或反对自由、捍卫或反对君主制或共和制、捍卫或反对社会主义而“介入”。然而，即使他们当中有不少人还在西班牙建有城堡，但其中大多数人给自己确定了参与行动的职责。他们尽力去获得议席，有的成为大臣或部长，甚至担任政府首脑。在这个缴纳选举税以及个人才能至关重要的社会里（甚至在确立普选制之后依然如故），他们意欲承担他们的责任，秉持他们的信念。无论是门第贵族还是知识与才能的“贵族”，他们均认为，如果他们在思考与评论政治，那么他们也应该从政。
其三，作者力图让那些男作家与女作家在书中能够有血有肉地得到表现，而不是仅仅写一部干巴巴的思想史。为此，他颇注重描述这些作家的财产状况、生活方式、男女之情、个人抱负，甚至还有他们的虚荣、缺陷等等，并通过这一切使他们思想的产生与演变变得可以理解。作者在这方面的努力使主题实际上颇为沉重的本书具有极强的可读性。而且，对于中国读者来说，阅读此书不仅能了解到曾以为很熟悉的人物，如夏多布里昂、雨果、司汤达等人许多鲜为人知的情况，更重要的是，能了解许多知之甚少、甚至几乎闻所未闻、但实际上在19世纪的法国社会生活中活跃一时的人物，如拉默内、比歇、弗约、特里斯坦等。
最后要指出的是，虽然作者承认19世纪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紧张、矛盾有时甚至绝望的世纪”，但却强烈反对“法兰西行动”的思想大师莱昂·都德等人做出的“愚蠢的19世纪”的断言。他还在强调19世纪的思想成果依然是后人不可剥夺的遗产的同时，在本书的结尾部分语重心长地提醒广大读者：
我们如今更喜欢嘲笑崇高，将自由视为理所当然，有时甚至喜欢挖苦19世纪的文学和政治，认为那些浮夸的言辞同当今的审美观和相对主义理论格格不入。浪漫主义、乌托邦主义和进步主义之类的词汇，只是为了嘲笑它们的天真，有时是为了嘲笑它们的宗教感情而被汇集在一起。然而，我们这些忘恩负义的继承者尤其要感激它们留下的遗产——我们还需要自由原则来奠定未来，某种自由的激情也将继续引领我们。
毋庸讳言，这一提醒绝非仅仅对法国读者具有必要性，对中国读者亦同样有用。
吕一民
2005年5月于浙江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