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的再正常化
过去十年中，中国最高领导人正式访问日本仅一次，而正式访问美国就有三次，中日双边关系因为历史问题、领土争端等方面的原因出现周期性的恶化。
中日作为亚洲两个重要大国，也是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的经济体，其关系也承载着地区以及全球性的责任和期待。面对当前的困局，我们应当如何来破解呢？笔者认为，中日应当朝着真正实现正常化的方向努力。
中日关系已经正常化40周年了，为什么要“再正常化”？因为中日邦交正常化是不完全和不彻底的。
在我们抱怨中日关系正常化不完全的同时，不能忘记中日关系本身内含的一个悖论，即中日关系完全正常化的不可能性。
中日两国应当在承认彼此关系特殊性和敏感性的同时，认真考虑如何管理控制好分歧。笔者认为，正确认识中日之间的外交文化差异是管理好中日关系的第一步。
中日为什么建立不起来战略关系
建立战略关系首先需要有战略意愿，也就是说双方都要有同对方建立着眼于长远，坚定互谅互让的原则基础上的长期关系的愿望。但从目前来看，中日双方还没有在心理上准备好将对方看成是战略伙伴。
中日之间虽宣布建立战略互惠关系，也有战略对话框架，但大多流于形式。中国始终将日本看成其对美外交的附属物，而日本则将对中国外交看成是对日美外交的衍生。如果说中美关系基于实用主义的共识的话，那么中日关系似乎还不是这样。日本当前把自身的外交行动都放在加强日美同盟对付中国的框架下考量和解释，故中国将始终把日本看成是一个外交上没有远见、不重要的战略小国。
中日关系的未来在于真正和解而非新的法律
和解与法律解决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前者是双方对于过去达成了共识，在这个共识基础上面向未来构筑新的关系，更多指的是双方相互的接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的主导下，中日之间则是中国主动放弃战争赔偿，并通过谈判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法律上日本与亚洲有关各国之间的历史问题已经解决。
日美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通过法律方式解决了历史问题，但今天的日美关系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双方之后几十年的和解进程。法律方式在解决历史问题上的能力是有限的，只有真正的和解，中日关系才能结束过去，面向未来。
美国对日外交的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中日邦交正常化40年来，中日关系虽然经历过相当友好的时期，但是风浪不断，而当前的状况更令人忧虑。对中国来说，在开展高声维护主权的外交斗争同时，是不是也需要冷静考虑对日外交策略上的得与失？美国处理日美关系的经验应当值得我们学习。美国对日外交的秘诀就是在公开场合低调，避免直接批评日本，给日本留足面子，争取日本民众，但在关键问题上对日本政府则寸步不让，通过日本民众的压力来抑制反美情绪。
日本民主党在日本属于中偏左政党，重视亚洲外交，按理说中日关系在日本民主党执政时期应当得到改善，然而结果却是降到了冰点。当然，民主党没有执政经验肯定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中国方面可能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最重要的是，中国似乎没有充分认识到日本民族主义中反美是主要的，而较偏颇地默认日本民族情绪的反华性。
中日关系中的“内压”大于“外压”
2010年以来，中日关系不断恶化并导致僵局的推力究竟何在？从中国来看，直接原因是日本政府对钓鱼岛实施所谓的“国有化”。从日本来看，直接原因是中国政府在领土问题上采取拖延措施，用渔船作为先兵来破坏日本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简言之，是“外压”导致了中日关系的恶化。但笔者认为，导致中日僵局的根本动因来自于两国内部，即“内压”大于“外压”。
进入21世纪以来，中日两国都处在转型过渡的关键时期，双方都面临内部的巨大挑战。中国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发展之后，在国家经济实力大增、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同时，贫富差距、腐败特权、环境污染、治理改革滞后等问题日益突出，并在对这些问题的成因的判定以及解决方法上出现了意见分裂，这使得人们处于焦躁不安的状态。在对外关系上，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大国地位，让人们对于中国要获得别国尊重的期望值迅速攀升，一些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不安”容易被笼统地解释为煽动“中国威胁论”或者“中国包围圈”。而在日本，政治上自民党一党独大的政治格局结束，日本政党政治处于漂流期，政府更替频繁。
误认知的困境与中日关系之一——预设中国外交革命性转变的危险性
中日关系从2010年“渔船相撞事件”后不断恶化，2012年更是因为日本“国有化”钓鱼岛而跌入低谷，安倍晋三执政后双方关系也没有改善的迹象。阻碍双方建立信任关系的重要原因，是双方已经开始形成对另一方的负面主流认知，由于认知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和片面性，这就有可能是误认知。一旦这种认知被普遍接受和固化，就很难被改变。
笔者并不认为日本对中国的认知已经从原来的“中国和平崛起·有限潜在挑战”根本性地转变为“中国武力崛起·对日现实威胁”。但是认为“中国变了”的新认知正在逐渐成为主流，却也是事实。日本判断中国“外交变了”，从和平发展向强权政治变化的认知存在片面性，不准确性和缺乏可信性。上述日本主流的对中国外交的认知错误，会给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决策带来危险的后果。而中国要通过各种方式，努力使日本的主流对华认知从“中国变了”向“中国并没怎么变”的方向逆转，这将会对改善中日关系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这场智力游戏中，真正受到考验的很可能是两国知识界的能力。
误认知的困境与中日关系之二——预设日本已经全面右倾化的危险性
安倍晋三执政以来的半年在很多人看来，日本正在急速且全面地右倾化。中国和韩国对日本政治右倾化和军国主义复活表示了高度的警惕，连盟国美国也表达了一定程度的忧虑。对日本部分政治家极其不负责任和混淆黑白的言行，当然要表示愤慨和警觉，需要同这些非正义的成分坚决斗争，但同时也要注意不能过于感情化地预测，特别需要注意不要预设日本已经全面右倾化的认知结论。
在中日关系紧张的今天，冷静地看待对方很不容易，但是双方的认知会直接影响到决策并且带来重大的后果。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双方都有必要冷静地思考关于对方的认知是否比较符合实际或者比较正确，有没有出现“哈哈镜现象”。认知是决策的基础，中日关系的未来不在于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也不在于最终谁控制了钓鱼岛，而在于双方如何认知对方，这是一场智力游戏，而如何避免误认知的困境将真正考验双方的智慧。
中日相互定位再平衡的几种可能
日中友好议员联盟5月初访华受到了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的接见，这是2012年以来双方政治家正式交往中级别最高的一次。然而中日关系的未来不可能寄托在希望上，而需要搞清楚为什么中日关系在过去10多年剧烈波动。笔者认为中日关系之所以不稳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在于双方相互定位的原有平衡已被打破，但新的平衡尚未建立。
中美已经在致力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核心就是平等和相互尊重。中日之间的力量对比变化以及双边关系重要性同中美相比相对逊色，但中日关系的再建构刻不容缓。中日应当致力于建立新型的睦邻大国关系，形成相敬互让的新关系，这就需要双方努力调整原有的相互定位的旧框架，努力探索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新框架和新平衡。
中日关系未来定位：稳定的工作关系
在种种猜测和期待之中，习近平主席与安倍晋三首相终于在北京实现了双方领导层换届后的首次首脑会面。尽管中日关系的改善不可能依靠一次简短的会面能够戏剧性地改变，然而此次首脑会谈前期准备和进行，充分体现了务实和坦率的风格，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为中日关系未来定位发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信号。中日关系将来的定位应该朝着建立稳定的“工作关系”的现实方向努力，而不是重新回到过去那种“中日友好”的虚拟状态之中。
中日双方在过去几年时间的持续对抗让双方都有了不少疲劳感，由于疲劳双方的关系从相互厌恶向相互无视方向转变。关系困难也让双方有机会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无论是中国和日本都认识到双方虽然不怎么喜欢对方，但也不可能无视对方。中日关系处理方式需要从这些年的相互直接指责向坦率、务实、分量重的中美关系式样的战略互动方向转变，向中美关系一样管控分歧，不挑战底线。重构中日关系的定位，不是回到过去那种旧式样的中日友好框架，而是建立双方基于长远利益的、理性的、稳定的工作关系，也就是说要把目标降低，把期待值降低，但同时把目标定实，让民众充分感受到中日稳定工作关系带来的实惠，同时也充分看到双方之间的分歧和问题，并引导双方认同工作关系的定位，从而真正夯实中日关系的民众和社会基础。
日本的右倾究竟有多可怕
安倍政府的一些言行让中国人有理由认为它已经严重右倾，日本社会也被认为已经全面转向保守和右倾，日本滑向军国主义道路的倾向日益明显，东亚和平将受到严重挑战。对于中国逐渐形成的“日本已经全面右倾”的主流认知，中国人有理由深信不疑，日本知识界则提出了反论，双方争论不休。而本文试图跳出这个争论，着重讨论如果这个判定成立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中国担心的日本右倾化的后果事实上存在两个方面：第一是道义挑战，第二是安全威胁。但从目前来看，这些假设都不大可能出现。
中国完全有理由担心日本右倾化，但是真正牵制右倾化可怕后果的不是铺天盖地的批评，而在于中国自身实力和影响力的提高。
中日历史问题的症结
2015年是中国抗战胜利和日本战败70周年，历史问题再次成为中日关系的焦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准备发表“面向未来”的70周年谈话，引发中国认为日本在历史问题上开倒车的高度警戒，中国将举行首次纪念抗战胜利阅兵式，则被日本认为中国在历史问题上向后看敲打日本。
中日对于历史问题认知的定位存在着一些基本框架的巨大鸿沟，是历史问题经常性反复的重要原因。从国家关系和解的角度来看，如果不能主要从战略角度去看待历史问题，就不能够翻开新的一页。无论是日本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还是日俄领土谈判，历史问题不能有一个战略了断就不能够打开局面。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够为具体历史事实的进一步完整检证提供环境和基础，广岛长崎的原子弹以及东京大空袭的纪念日，也可以像欧洲为联军空袭共同举行纪念活动那样进行。历史问题是一个涉及亚太地区和解的战略问题。
日本领土问题与中日关系未来
关注亚太地区国际关系和安全的有识之士应该考虑日本的领土问题为什么会发酵，特别是对于今后中日关系有什么影响。
作为岛国，日本的危机意识很强，目前的周边外交困局足以让战略家、舆论和国民深刻担忧所处的战略环境“恶化”，但对于日本来说目前重要的是要正确认识到自己的弱点，不让争端升级。而中日关系的未来必须超越海洋领土争端，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担负更多的责任。
钓鱼岛危机中日本是如何对中国严重误判的
2012年6月，时任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针对东京都购岛计划曾表示，“如果计划实施，将给中日关系带来重大危机”。3个月后出现的围绕钓鱼岛的严重危机证实了丹羽大使忠告的准确性，也证明了日本政府在对华外交上存在的严重误判。
从外交上来说，日本已经不可能继续坚持不存在领土问题立场继续回避下去，全世界都知道中日之间存在领土问题，这比起以前搁置争议、日本实际控制究竟是得是失一目了然。
中日双方都必须认识到钓鱼岛冲突的进一步升级将不会有赢家，结果只会双输，这对于亚洲和世界都将是灾难。
为什么经济制裁对日本不一定有效
2012年9月，日本政府对钓鱼岛进行所谓的“国有化”后，中日关系急剧恶化。中国国内要求利用经济杠杆来“敲打日本”的呼声日益高涨，尽管官方从来没有明确表态支持或者暗示任何对日经济制裁，但在中国比较公开地讨论经济制裁的外交有效性可能尚属首次。
主张对日经济制裁的观点看上去很有吸引力，也不是没有道理。主张制裁论的主要观点包含两个逻辑。第一，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日经济依存度高。因此日本对中国采取经济上孤立日本的措施非常敏感。第二，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日经济制裁的确会对中国也造成一些负面影响，但是中国承受损失的能力比日本强，中国损失不及日本受害大，因此会起到正面净效应。但是笔者认为上述逻辑存在误导，他们只看到了中日经贸关系的粗浅表象，忽视了中日经贸关系和全球化世界经济的深层内在结构。
对日经济制裁的讨论需要建立在数据和实证基础上的理性分析，而不是口号式的结论。数据和分析告诉我们，以对日经济惩罚来达到政治目的很可能没有效果。
中日经济外交竞争不应是“零和游戏”
在参加亚投行问题上，日本没有想到七国集团国家的大部分成员国最后都决定参加，导致了日本的被动。这表面上可能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但背后体现的却是，日本的思维似乎仍然停留在过去的第二大经济体和发达国家俱乐部成员的优越感上。
日本需要做的是尽快调整自我定位，减少日本不完全符合实际的优越感，并且摆脱由于对这种脱节的优越感的执着，而带来的对中国战略思考的停滞。中国的崛起并不意味着日本的衰落，自信建立在对未来的构建上，而不应从过去的荣光中寻觅。
亚投行参加问题上的中日关系
截至2015年3月31日，申请作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简称“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的已经达到了47个国家和地区，目前主要经济体中只有美国和日本没有表示参加。单纯从战略零和游戏的角度来看待亚投行问题，实际上会让日本失去很多的机会。现在的状况是，无论日本是否参加，亚投行肯定会启动，而且在近50个国家地区都参加的情况下，继续用管理不透明等理由来抵制，本身已经意义不大。
日本需要“向前看”的民族主义
近一个时期来，日本政坛在历史问题上的表态引起了世界的关注，无论是“侵略战争定义不定论”、“村山和河野谈话不继承论”，还是围绕慰安妇问题的“失言”，都体现了日本一部分政治人物试图用“向后看”的民族主义来团结国民的倾向。在全球化的今天，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会付出外交和道义的代价，更会损伤日本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和经济红利的获得。
中日首脑会谈要避免出现误判
4月2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雅加达纪念万隆会议60周年之际举行了首脑会谈。我们有理由期待双方在各个层面的交流将会进一步解冻和扩大，对于双方的努力应该给予高度评价。同时，也要特别注意中日对首脑会谈定位认知存在的差别，可能会带来误判，成为双方关系再度紧张的潜在风险。
首脑见面，日本国内希望改善中日关系的气氛就容易形成，也可以反驳日本一些认为中国利用历史问题敲打日本的看法，同时也是对安倍的牵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在做预防工作。虽然在安倍发表70周年谈话前，中日两国领导人会面可能没有机会，但如果日本把这次首脑见面看成是中日对70周年谈话的措辞达成的默契，可能将又是一个重大的误判。因此在随后的几个月时间里，中日双方必须不间断地进行沟通，准确判断对方的意图。
日本若不积极融入东北亚和解进程将为时过晚
日本政治家们应当认识到历史问题不等于道歉外交，而应当是和解外交。而和解的基础是承认历史事实，这比道歉更加重要。政治家在有关人道主义基本原则问题上的反复言论，只会对日本的软实力造成损害，更无益于地区和解。安倍希望建设一个“强大的日本”的理想无可厚非，希望日本国民有爱国心同样没有问题，然而问题在于在和解外交上停滞不前状态下的民族主义言行，不仅让中韩等邻国高度警惕，最终也会让盟国和日本国民感到不安。
日本安全政策的新关键词：“积极的和平主义”
积极的和平主义仍然强调和平主义。而强调“积极的”，某种意义上又体现了对过去旧式的和平主义的否定，也就是说是在否定基础上的创新。
日本在积极的和平主义的话语权建设中，集中阐述如何通过外交、文化、经济、市民社会、军事等各种方式来推进世界和平繁荣，比起强调用军事安全威胁作为语境背景，可能更具有说服力和普世性。
超越“国强必稳”的思维
“国强必稳”的国际关系观如果广泛扩散，就会阻碍中国战略思维和外交技巧的创新。过去100多年的国耻让中国在看待世界的时候更多地习惯于从弱国的立场来处理对外关系，而过去十多年的实力迅速增长则需要中国更多地考虑如何以一个强国的心态去看待世界，这个调整需要时间。有时并不是说别的国家对于中国发展方向的担忧就等于反华，表达不安或者不确定也不等同于把中国看成敌手。对于纯粹现实主义者来说，这种看法可能很幼稚，因为他们担心单方面的善意解读会让中国受损。然而以过度的警戒心理看待外部世界不一定会得到更多的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