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8～1742年）
1718年4月20日毕大卫（或译大卫·布雷纳德）出生在新英格兰地区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一个名叫哈达姆的小镇。他的父亲是令人尊敬的西希家·布雷纳德，是该殖民地议政会成员之一；祖父叫但以理·布雷纳德，既是法官也是哈达姆基督教会的执事；母亲名叫桃乐茜·霍巴特。他的外祖父是耶利米·霍巴特牧师，曾在托普斯菲尔德传道，而后搬到了位于长岛的亨普斯特德，但是由于当地许多人成了贵格派，另有许多人很不关心信仰，不愿支持福音事工，因此，外祖父随后移居到哈达姆，并在那里牧会，直至八十五岁离世。离世那天上午，他还参加了公开敬拜，就在聚会的间隙，他坐在椅子上，安然离世。这位令人尊重的牧者的父亲彼得·霍巴特牧师，先是在英格兰诺福克郡的欣厄姆传讲福音；后来因清教徒受迫害，举家移居到了新英格兰，在马萨诸塞州的欣厄姆牧会。彼得·霍巴特牧师有五个儿子：约书亚、耶利米、革舜、雅弗、尼希米。约书亚在长岛的绍斯霍尔德牧会；耶利米，即毕大卫先生的外祖父，如前所述，在哈达姆牧会；革舜在康涅狄格州的格罗顿牧会；雅弗是位医生，在他从学院获得第二学位之前，以随船医生的身份去了英格兰，原计划由那儿转赴东印度群岛，却再无音信；尼希米曾是哈佛大学研究员，后来在马萨诸塞州的牛顿牧会。桃乐茜·霍巴特女士（即后来的布雷纳德太太）的母亲是撒母耳·怀廷牧师的女儿。撒母耳·怀廷牧师最早在林肯郡的波士顿传讲福音，而后在新英格兰地区马萨诸塞州的林恩牧会，他有三个儿子，均为牧师。
毕大卫是家中的第三个儿子。他的父母共有五子四女：长子西希家·布雷纳德是位法官，曾多年代表哈达姆镇参加康涅狄格州殖民地代表大会；次子尼希米·布雷纳德是位令人尊敬的牧师，在康涅狄格州的伊斯特波利牧会，1742年11月10日死于肺病；四子约翰·布雷纳德追随其兄大卫，成了传教士，向印第安人传教，并在新泽西州的同一间印第安人基督教会牧会；第五子以色列曾是纽黑文耶鲁学院的学生，紧随其兄大卫之后离世。桃乐茜·布雷纳德太太寡居五年之后辞世。那年大卫约十四岁，少年时代便经历父母双亡。大卫对他自己和自己的人生描述如下：[1]
“我从幼年起，就比较冷静，个性偏于忧郁，不喜激进；但我不记得有什么知罪的经历值得一提。直到我七八岁左右，我开始关心自己的灵魂，一想到死就害怕，因而开始尽自己的本分。但遵行律法实在令人愁烦，摧毁了我继续下去的热心。唉，尽管对信仰的关注只是短暂的，但我有时秘密地祷告；如此过着‘在锡安安逸无虑，在世上没有神’的生活，并不以为意。直到我十三岁的时候，在1732年冬天的某一个时刻，我从属世的安全感中惊醒，起初我并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但是我因哈达姆流行的一种疾病兴奋起来，有时甚至狂热地遵行律法，并且喜欢阅读，特别是詹韦先生的《给孩童的凭据》（Token for Children）一书。有时，我甚至感到律法令人陶醉，甚是以遵行律法为乐。有时我认为我是得救了，或是至少是在通往天堂和幸福的路上，美好且满有盼望。然而，我并不知道什么是重生得救。这次，神的灵在我心里深深地做工。我显然向这个世界已死，几乎我的全部心思都投入到对灵魂的关心之上。我确实可以说：‘我几乎要做基督徒了。’1732年3月，我母亲去世，让我大受打击，悲痛万分。而那之后，我对信仰的关心开始冷淡，一步步地回到了属世的安全感中，尽管我仍然私下祷告。”
“大约在1733年4月15日，我离家前往东哈达姆，在那住了四年；但我仍然过着‘在世上没有神’的日子，尽管大多数情况下，我私底下仍守律法。我并没有沉溺于年轻人的聚会，或是所谓的嬉戏，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参加这样的聚会，回来时良心就定会有负担，这样的活动总是添加新的负罪感，使我害怕到施恩宝座前，并会损害那些我有时习惯用来让自己感到高兴的美好状态。唉，但是我所谓的美好状态不过是自以为义，而非建立在荣耀神的渴望之上。”
“1737年4月末，在我将年满十九岁时，我搬到了达勒姆，在我的农场上工作，就这样大概工作了一年，出于一种自然的向往，我常常渴望接受通识教育。在大约二十岁的时候，我开始专注地学习，并前所未有地履行各种律法职责。我对自己的思想、话语、行为非常严格小心；并且认为自己必须要谨慎自守，因为我计划投身于神职侍奉；并认为确实是将自己奉献给了主。”
“1738年4月，我搬到菲斯克先生家，在他有生之年与他同住[2]。我记得他建议我完全离开年轻的同伴，与庄重的年长者相处。我听从了他的建议。那时我的生活非常规律，是完全宗教化的生活；比如，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我通读了两遍圣经，每天花大量的时间在祷告和其他个人灵修活动上，非常认真地聆听讲道，并尽最大努力记住这些话。我对宗教非常热心，跟一些年轻人一起在主日晚上私下聚会，操练信仰，我认为自己对这些活动是认真的；在这些聚会结束后，我经常自己回忆这一天所听到的话语，回想所能记得的一切，虽然有时会到夜里很晚。有时，我会在周一上午再回想起主日的讲道，为各样侍奉中美好的情感深深打动，并很想加入教会。简而言之，我外在的行为很好，并完全依赖于自己的行为，虽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在菲斯克先生去世后，我与我的兄弟一起继续学习，仍然持续地遵行律法，并常常对认信之人的不谨慎之举感到诧异，他们对信仰的事如此大意，这事一直困扰着我。因此，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在自义的路上前行，若不是完全因着神怜悯的保守，我可能已经完全失丧毁灭了。”
“1738年初冬，在一个主日的早上，当我步行外出，要私下祷告时，神开恩，突然让我感到了神的愤怒和自己的危险处境，我惊异地站在那儿，我之前用来取悦自己的自我感觉良好的状态土崩瓦解了。因为看到了自己的罪和卑劣，我一整天都非常悲哀，害怕神的报应会马上临到我。我非常沮丧，避开人群；因为我实在看清了自己的本相，有时我甚至会嫉妒鸟儿和野兽的快乐，因为它们不会暴露在永恒的痛苦之下。因此，我每天都感到极度的压抑：有时仿佛有群山在我面前，阻挡我得着怜悯的盼望；重生得救之工如此浩大，所以我想我绝不会经历重生得救之工。然而，我常常祷告，向神呼求，并在极大的热切中遵行律法的其他要求，期望通过这些方法，让情况稍微好转。”
“虽然我千百次地否认我行为的价值，即使是在这些行为过程中，我也知道其毫无价值，并且我常常向神承认，就是这些行为中最好的，除了被永恒地定罪之外，不配得着其他的。然而，我仍窃窃地期望靠着自己遵行律法而得到神的青睐。当我动情地祷告，我的心仿佛有些融化之时，我期望神会由此被感动而怜悯我，那时我的祷告之中仿佛有些良善，我似乎为罪而哀恸。那时我胆敢奢求神在基督里的怜悯是因为我大多时候认为在我融化的心中有些许自己幻想的良善，这是我盼望的基础，流露出内心对自身行为的看重，极端的夸大，等等。虽然有时这门看起来是那么的狭窄，几乎不可能进去，而在其他时候，我安慰自己，这并没有那么难，并自命不凡地认为不久就可以靠着自己的勤奋和警醒而达到目的。有时，在行为和深切的情感被夸大之后，我幻想我已经向着天国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想象着神像我一样感动，他会听我所谓的真诚的呼求。因此，有时当我在极度的压抑中，我会抽身，私下去履行一些律法义务，然后就略觉轻松；我就是这样靠着行为来安慰自己。”
“1739年2月，我抽出了一天时间，禁食祷告，基本上一整天都在不断地呼求神的怜悯，求他睁开我的眼睛，让我看到罪的邪恶，以及借着耶稣基督而得的生命之道。那天，神开恩，将我的心思大大地展示给我看。但是，我仍然信靠自己的行为，尽管其中毫无良善可言，也丝毫不能荣耀神，而我的心中竟然也没有这些概念。然而，神乐意将我那天的努力作为工具，让我在一定程度上看到自己的无能为力。”
“有时，我很受鼓励，幻想着神爱我，喜悦我；并认为自己很快就可以与神完全和好。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过是自己的臆测，源于夸大守律法的作用，或者各样情感的宣泄，或者一些向善的决心，等等。有时，当看到自己的卑劣，一无是处，以及无力将自己从至高神那里解救出来时，我就十分悲伤，于是我习惯将这些事放在一边，因为这是我所不能承受的。我记得有一次，一阵极度的痛苦攫取了我，弃绝自己，毫无掩饰地到神的面前，除去一切的良善，我感到这些想法是如此之恐怖，我准备将腓力斯向保罗讲的话告诉它们：‘你暂且去吧！’虽然，我每天都在渴望更深地认罪，认为我必须更清楚地看到自己可怕的处境，方可寻得解救的良方，然而当我内心的卑劣和败坏显明给自己，这景象是如此之恐怖，让我如此清楚地看到自己暴露在地狱的刑罚之下，我自己无法承受。我不断地追求我所想象的其他人在被基督接受之前所具备的各种资质，好让自己得到他的认同。有时，我感到内心的刚硬，并且认为在基督愿意接受我之前，我的心必须被软化；当我感觉到内心有任何软化之时，我就盼望我的心已经软化得差不多了。因此，当我的悲哀仍然挥之不去的时候，我习惯对神在我身上的作为发怨言，并且认为当其他人的心软化时，神向他们施了怜悯，而我的苦痛却仍然还在。”
“有时，我变得懒散懈怠，总共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认真悔罪。但这之后，对罪的认知就更加强烈了。我特别记得在一天晚上，当我独自一人走在路上，自己罪的境况就那样呈现在眼前，我担心脚下的地会裂开，做我的坟墓，恐怕在我到家之前，我的灵魂就已被迅速地送入了地狱。我不得不上床睡觉，免得别人会发现我的忧虑；然而我丝毫不敢入睡，心里想着若是早晨我没落在地狱里，那简直是天大的奇迹。虽然我的忧虑有时是这样大，但我非常害怕失去知罪的心，唯恐又回到属世的安全感之中，回到之前对悬在头上的愤怒麻木不仁的状态中。这让我对自己的行为极度严苛，唯恐我消灭神的圣灵的感动。每当我检查自己知罪的状态，并认为其程度尚可时，我就习惯去信靠这种状态本身，幻想着马上就可以在得救上取得重要的进展，但这样的自信心和期望让我的思想松懈，我很快就变得更麻木和懒散；但之后，我会再次觉察到自己认罪的心懈怠了，感觉它将要离我而去，这会立即让我警醒和忧伤。有时我期望通过某个特别的机会或计划好的方法，可以向着得救迈出一大步。”
“这许多的失望、极大的忧伤，以及我的困惑，让我陷入了一个非常恐怖的敌对全能者的状态；内心怀着愤怒和恶毒，想在他对待人类方式上找茬。我认为因亚当的罪而非难他的子孙是极大的错误；我邪恶的心常常期望除了借着耶稣基督之外，还有其他的救恩之道。我的思维混乱，就仿佛不平静的海面，我常常策划通过其他方法，逃脱神的愤怒。我做一些奇怪的计划，充满了无神论的思想，企图让神关于我的设计和定旨落空，或是逃脱他的注意，将自己从他面前藏起来。但是当再三忖度后，我看到这些计划都是徒劳的，不能达到我的目的，我无法为自己得释放做任何的规划；这让我的思想陷入了最恐怖的状态，我开始期望没有神，或是有某位其他的神能控制他，等等。这些想法和邪念是我心里生发的隐秘倾向，在我觉察之前，就已蠢蠢欲动。虽然当我觉察到它们时，我自己都大为震惊，但是，它们是我的想法啊。当我认识到——这样的认识让我悲伤——我的心竟充满了对神的敌视，我就战栗，唯恐他的报应突然临到我。我过去常妄想我的心并不像圣经或是其他书中所展现的那样坏。我过去有时会处心积虑地将我的心伪饰成好的状态，一副谦卑顺服的品性，并期望我的里面尚有一些良善。但是突然间，想到律法的严苛、神的主权，都会刺激我心的败坏——而我曾对其警醒谨守，盼望能达到美好的状态——所有的边界都冲破了，四处告急，犹如冲破堤坝的洪水，四面涌流。”
“因为意识到要与基督亲近以致得救，就必须有深刻的谦卑，我就开始让自己确信要成就这样的谦卑所必需的各种信念。例如，即使神永远地抛弃我，他也是公义的；假设神怜悯我，这也完全是出于恩典，虽然我起初那么多年都在哀伤之中，且那么注重宗教行为，神没有丝毫义务因着我过往的行为、呼求和眼泪而对我多施一些怜悯，等等。我尽最大努力让自己坚定地相信、真心地赞同这些信念，我希望自己现在是脱离了自我，真正地谦卑了下来，对神的主权屈膝。我常常在祷告中告诉神，现在我具备了他所要求的那些灵魂的特质，他就是因着这些特质而施怜悯给其他人的，基于此，我申辩祈求他也赐怜悯给我。但是当我发现我丝毫未得释放，仍然被罪疚和对神愤怒的恐惧所压制，我的灵魂开始烦乱，我的心因着神待我如此严苛而起来反抗他。然而，那时我的良心飘到我的面前，让我想起我不久前向神所承认，定我的罪实属公义，等等。这让我看到了我心的败坏，并再次让我陷入了悲哀，我多希望过去能够更严密地看守自己的心，不让它因着神那样待我而反抗神。我甚至于期望不曾凭着自己的谦卑而祈求神的怜悯，因为由此我就失掉了自己一切所谓的良善。就这样，我无数次徒劳地幻想自己谦卑下来了，预备好接受救恩了。当我处在这种痛苦、混乱、狂躁的思想状态中时，我败坏的内心特别不能接受以下这些事：
一、神圣律法的严格。在经历极度的痛苦之后，我发现我不可能达到律法的要求。我每每立下新的决心，但又常常不能遵守。我将这一切归咎于麻痹大意和未能更加警醒，因着自己的疏忽而常称自己为愚昧人。但是每当立定更坚定的决心，做更大的努力，严格地禁食和祷告时，我发现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于是我就指责神的律法是不近情理的严苛。我觉得若这只是限于约束我外在的行动作为，我尚可忍受；但我发现它也谴责我罪恶的想法、内心的罪愆，这是我不可能阻止的。我极端不愿面对在这事上我完全无助的事实，但是一再地失望之后，我盘算，与其灭亡，不如多做点什么，特别我的努力和奋斗会给自己带来这样那样的境况。如果事态向更极端发展，我期望自己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加努力奋斗——然而，我并未能按自己计划的方式做最大的努力——而且，因为期望未来情形能有所改善，后续能做些了不起的事情，所以我没有对自己完全绝望，也没能看到自己完全落在至高神的手中，除了白白的无穷恩典之外，一无所靠。”
“二、得救赎的唯一条件是信；神不会降低条件，他不会因着我真心虔诚的祷告及努力而将生命和救赎许诺给我。《马可福音》16:16说‘不信的必被定罪’，这话切断了我一切的幻想，并且我发现信是唯有神方可赐予的礼物；这个信不可能出于我自己，我也不能够因着自己任何的行为而强迫神将它赐给我（以弗所书2:1—8）。我要说，这话甚难，谁能承受呢？我不能接受我曾做的一切都一文不值，我曾经在行为上是那么谨慎，很长一段时间非常虔诚，并且，依我看来，我曾经比许多已经得着恩典的人做得还多。我确实承认自己行为的卑劣。在那时是我散漫的思想让它们显得卑劣；不是因为我已经完全玷污如魔鬼，而是我行事的动机就是败坏的，所以，我不可能做任何良善之事。因此，我过去所谓的诚实且忠心的努力，不能承受救恩，神从未对此类努力应许过救恩。”
“三、何谓信，或者说相信、奔向基督是什么意思，我找不到答案。我念了基督对劳苦担重担之人的呼召，但未能找到他指引他们得以进入窄门的那条路。我想假使我知道如何去的话，我会很愿意去走，即便这条行为之路前所未有的艰难。我读了斯托达德先生的《走向基督指南》（Guide to Christ），（我相信神的手巧妙地借着这本书让我得救）我在心里并不赞同作者的观点。虽然他让我知道我应当全心悔罪，并且他的指引对我仿佛也确有帮助，但是在这个具体问题上，他未帮到我，没能告诉我应当作些什么，方可到基督那里，而是仿佛将我留在了两者间的巨大鸿沟中，却丝毫没有指示我如何通过。因为在那时，没有人有效地令我明白：受造之人不能通过任何方法凭自己的力量去获得超自然的救恩，这救恩就算是最高的天使也不能给予。”
“四、我发现心里对神的主权有很大的抵触。我不能接受我得救或被定罪全然在乎神的意愿，凭他的喜悦。《罗马书》9:11—13的经文，特别是第21节，一直不断地烦扰着我。每当读到或默想这段经文，我貌似不错的状态总会被摧毁。因为，当我认为自己基本上谦卑了、差不多顺服了的时候，这段经文就会让我对神主权的敌意再次出现。当我思想在这种情形下我内心产生的对神的敌意和亵渎时，我就更加惧怕神，与他和好的盼望就变得更加遥远。这让我看到自己恐怖的境况，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害怕看到自己是在神的手中，听凭他随意处置；这让我更加敌对而不是顺服于他的主权；因为我认为神已经计划好了我的灭亡。”
“与此同时，神的灵一直大大地在我身上做工；我心里被迫放弃了所有的自信，放弃了通过各种手段自救的一切希望，我失丧的境况是如此确定，有时会清晰地展现在我眼前，就仿佛已用千言万语向我宣判：‘完了，完了，永远不可能搭救你自己了。’大概有三四天，我的灵都处于这种极度的压抑状态。有那么几次，在短暂的瞬间，我觉得自己失丧了、毁灭了；但马上又从这种看见中退缩回来，因为我不敢冒险将自己当作完全无助的人交在神的手中，听凭他按自己的主权所喜悦的来处置。我不敢正视关乎自己的重要事实，即我已死在罪和过犯之中。但是，让我感到悲哀的是，无论何时，当这些对自我的看法被奋力推开时，我会再次对自己有相同的发现；我极端害怕最终落到了神的手里，被当成愚顽人。当我想将认罪推迟到一个更合适的时间时，那感觉是那么迫切且强烈，好似当下就是最恰当且可能也是唯一的时机，因此，我不敢耽延。”
“这个关乎我自己的触目惊心的事实，关于我的状态——一个堕落、远离神的受造物的事实，并且由此不能要求神的怜悯而必须完全顺服于神绝对的主权之下的事实——我的灵魂在逃避看到真相，战战兢兢不敢正视。因此，凡作恶的——就是所有不悔改的人继续在做的——便恨光，并不来就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约翰福音3:20）。虽然就在不久之前，我曾经在顺服神至高主权这件事上经历了很多痛苦，然而我误解了这件事；我从未想象过明白并经历体会到这个事实——我的灵魂在当下对此事实如此恐惧战栗——就是我之前曾那么热切追求的灵魂的状态。因为，我曾经认为当我达到了一定的谦卑程度——我认为在信之前必须先有谦卑——那么神弃绝我就是不公平的；但是那时我看到要承认自己在灵魂上是死的且毫无良善，我的里面离一切的良善都那么远，以至于我的嘴将因此而永远缄默。看到自己的本相以及我与神的关系——我是罪人和囚犯，他是大法官和至高无上的神——就如同一个浑身颤抖的可怜人冒险从高崖上跳下，这对我是那么恐怖。因此，我会推迟一两分钟，尽量在好一些的环境下再认罪：我或者必先读一两段经文，或者先祷告，或者先做些其他类似的事情；再或者是以自己不知道如何顺从为由，推迟顺服神的主权。但是，实际情况是我看不到将自己交在一位主权的神手中是安全的，我从他那里得到的只能是被定罪。”
“就在这样的操练和压抑中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后，一天早晨，当我像往常一样在一个僻静的地方散步，我突然看到为了让自己得释放和救赎而想出的一切方法和计划都是完全徒劳的，我发现自己是完全失丧的。之前，我曾多次想过在我得救路上的这些困难都非常巨大，但当时，我在另一种非常不同的光照之下看到，我永远不可能做任何事来帮助或释放自己。我随即想到责备自己，在我曾有机会时，我没能做得更多，我应当更投入才是——因为当下看来好像行动的时机一去不复返了——但是我马上意识到假使我已经做了想做的一切，与我过去实际做过的相比，丝毫不会对我有任何的助益；我已经做了自己找得到的一切理由来恳求永生，并且我所有的恳求都是徒劳的。之前头脑中一直烦扰我的喧嚣安静了下来；我也从因为看到自己境况和神的主权而起的挣扎痛苦中多少解脱了出来。我有了最大的确信，穷尽我所能做的，我的境况不过就是永远的悲惨；我也稀奇自己之前从未认识到这一点。”
“当我处于这个状态中时，我对自己遵行律法一事的观点较以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之前，我认为我做得越多，神就越难丢弃我，虽然在那同时，我也承认，自己也曾认识到，我的行为中毫无良善或功德；但是现在我越祷告或是行其他律法规定之事越多，我越看到因神允许我祈求怜悯，我从他得到的恩惠之大；因为我看到我是为着自己的利益而祷告，无论从任何方面而言，我一次都未曾为了神的荣耀而祈祷。那时，我明白了我的祷告和神圣怜悯的赐予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不能让神有丝毫的义务去施与我恩典，其中的美德或良善并不比我用竹篮打水更多（这是当时我脑海中呈现的对照），这是因为这些事并不是出于对神的爱或是尊敬而做的。我看到我过去是一直在神面前堆砌自己的忠诚，禁食、祷告等等，假装——有时确实也真的认为——这样做是为了神的荣耀；然而，我未曾一次真正这样打算过，只不过完全为了自己高兴。我看到因为自己从未为神做过什么，除了因为我的伪善和愚行而应得的毁灭之外，我不能向他要求什么。哦，我遵行律法的行为当下看起来与之前是多么不同！我过去认为这些行为有罪和不完美，但仅仅是因为与之相伴的是胡思乱想和虚空的认识，而并非因为在这些行为之中毫无对神的敬畏；而我却曾自以为有。但当我确凿无疑地看到除了自身利益外，我曾对其他都毫不关心，这些行为变成了对神的卑鄙嘲弄，自我崇拜和一系列的谎言。因此，我那时明白了曾有更败坏的东西充斥在我的行为之中，而不仅仅是一些胡思乱想；因为所有这些不是别的，而是自我崇拜和对神的可怕辱慢。”
“我记得，这种思想状态从周五早上一直持续到了主日晚上（1739年7月12日）。那时，我再次到那个僻静的地方散步，就是我之前提到的，我受引导，看到了自己的失丧和无助的那个地方。在哀痛、悲伤的状态中，我尝试着祷告。但是发现我的心不能专注在祷告或是其他律法规定的行为上；我之前的担心、操练、宗教情感那时全都没了。我想神的灵一定已经离我而去了，但是我却没有悲伤，而是惆怅，仿佛天上地下再没有什么能让我高兴的了。就这样努力尝试祷告大约半个小时——虽然我觉得非常迟钝并毫无感动——然后，当我走在一片黑暗、茂密的果林之中时，无以言喻的荣光仿佛令我的灵魂恍然大悟。我并不是指任何外在的光线，因为我并没有看到这样的光；我也并不是试图去想象在第三层天上的发光体，或是有类似性质的其他事物。但那是一种新的、内在的、对神的领悟，这是我之前从未拥有过的，连与之有一点点相似之处的经历也未曾有过。我在那里站立不动，惊叹、赞美！我确信我从未看到过任何事物能媲美其崇高和美好。这与我之前所有关乎神或神圣事物的认识都极其不同。我并未特别地认识到是三位一体真神中的哪一位，或者是父、子或是圣灵；但是它看起来就是神圣的荣耀。我的灵因为能够看到这样一位神，这样一位荣耀神圣的主宰而喜乐，无法言表的喜乐。他是在万有之上，亘古不变的神，我里面因此而欢欣、满足。我的灵为神的崇高、美好、伟大和其他一切的完美而着迷、快乐，我甚至是被他所包围了；至少到了一个程度，以至于我起先都没有想到自己得救了（我记得是这样），并且几乎忘了还有我这个受造物的存在。”
“由此，我确信神给了我这样发自内心的意愿去高举他，让他居宝座，自始至终以他的尊贵和荣耀为目标，尊他为万有之王。我里面的这种喜乐、平安和赞叹一直持续到将近夜晚，丝毫没有消减。然后，我开始回想、细究我所看到的，在那之后的整个晚上，我都沉浸在甜美的安稳之中。我感觉自己在一个崭新的世界中，周围的每一件事物呈现在我面前的角度都与之前不同了。这时候，救恩之道展现在我面前，是那么智慧、妥当和绝妙，我惊讶自己曾想象还有其他的救恩之道，并也惊奇自己之前竟未放弃自己的各种办法，未遵从这美好、蒙福、绝妙的道。假若我能够靠行律法或我之前策划的其他办法而得救，我的整个灵魂当时也会弃绝它。我奇怪整个世界竟未看到并遵循这完全靠着基督的义而得救的救恩之道。”
“那时我所体会到的甜蜜滋味或强或弱，几乎一直持续，伴随了我数日；无论躺下还是起来，我都在神里面甜蜜而喜乐，不能自已。接下来的一个主日，我也有类似的感觉，只是不像之前那么强烈。但是，不久以后，我又卷到了浓重的黑暗中，有极大的哀伤；但是这与之前被定罪的那种悲伤不同。我感到罪恶，害怕并耻于到神的面前，被巨大的罪恶感压迫着。但不久，我相信我感觉到了真正的悔改和在神里的喜乐。大概在八月末，我又落入了极大的黑暗中，仿佛神的同在永远消失了；虽然我对自己的属灵状态并未非常哀伤，我那时感觉仿佛完全与神的同在隔绝了。但是不久之后，神开恩又重新让我感受到他。”
“九月初，我到大学注册[3]，但多少有些不情愿，担心在诸多的试探中，我恐怕不能过非常严格的宗教生活。这之后及至去大学住宿之前的这个空当，神开恩向我的灵魂更清晰地彰显了他自己和他的恩典。那时我正在祷告和自省，主借着他的恩典照亮了我的心，那一刻，我充分享受着蒙他悦纳的确据；我的灵被属天的神圣喜乐无法言喻地更新了。特别在那时，当然还有其他时候，神的话语林林总总地向我显明其属天的清晰性、力量和甜蜜，彰显其非凡的宝贵，以确切清晰的证据证明那就是神的话语。在之后的整个冬天，我都在信仰中享受丰富的甜美。”
“1740年1月，麻疹在学院中流行。我因得了瘟热，回到家乡哈达姆。但是，就在我生病前几天，我好像被大大地抛弃了，我的灵因为保惠师的消失而极度哀伤。对我来说，仿佛一切的安慰都永远消失了，我祷告，呼求神的帮助，然而当时却未得安慰或释放。但是，出于神的良善，在我生病前的头一两天的晚上，当我在一个非常幽静的地方散步，并默想和祷告之时，我享受到了非常甜美的圣灵的眷顾，这样灵里的更新我相信是从上面来的。也因此，我的灵被提起，超越了各种对死亡的惧怕。确实，我宁愿渴求死亡，也不愿怕它。哦，这一次的振奋要比整个地球所能给予的一切快乐和愉悦都来得多！在一两天之后，我得了麻疹，病得确实非常重，以至于我几乎以为要死了，却丝毫没有对死亡的哀惧。不过，出于神的恩典，我很快就痊愈了。可是，因为紧张刻苦地学习，又因着是刚入学的新生参与了许多活动，我几乎没有时间灵修。我的灵常常因为缺乏与神单独在一起的时间和机会而哀叹。在接下来的春天和夏天，我有了更多的私下灵修的机会，得以更多地享受信仰的安慰。虽然我在学业上的抱负阻碍了我的属灵生活和活力，然而我的情形常常是‘我心里多忧多疑，你安慰我，就使我欢乐’。这些事日渐成了我最大的安慰。”
“我特别记得有一天（应该是1740年6月的一天），我步行到离学院很远的地方，中午一个人在田野里，在祷告中体会到神里面难以言表的甜蜜和喜悦，以至于我都想如果我必须继续留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我宁可一直就待在那儿，仰望神的荣耀。我的灵魂深切地爱着所有的人，非常期望他们都享受到我所享受的。那感觉仿佛有一点像在天堂。7月6日，主日，是领圣餐的日子，在神圣的仪式过程中，我有些体会到了属天的生命和灵里的更新。当我从圣餐桌走回来时，我诧异我的同学们如何能够将日子过得就跟我感觉到的大多数人的活法一样。接下来的主日，7月13日，我体会到了一些在信仰里的特别的甜蜜。再一个主日，7月20日，我的灵魂处在一种甜蜜而又宝贵的状态中。”
“随后8月份的某个时间，由于过度投入到学习中，我变得虚弱且身心失调，我的导师建议我回家，并尽最大能力让头脑从学习中脱离出来。因为我已经虚弱到开始吐血的程度。我采纳了他的建议并努力将学习放到一边。但是因为到了极度虚弱的状态，我看到死亡更加顽固地站在面前。主开恩，再次给了我甜蜜的感觉，让我尝到了圣洁的滋味。特别是10月13日，在宝贵的个人祷告和自省中，我体会到了自神而来的帮助和安慰，我的灵魂以可称颂的神为乐。10月17日，亦是如此。”
“10月18日，周六。早上的灵修时，我的灵魂极大地感动，痛苦地为自己极度的罪恶和卑劣而哀伤。之前我从未像这一次这样，如此深入骨髓地感到罪之令人作呕的本质。随后，我的灵魂生发出对神不同寻常的爱，并且非常生动地感觉到神对我的爱。那一刻，这爱和希望赶走了恐惧。我早晚两次花时间自省，查验恩典的真理，以及次日我自己是否配得去到神的桌前。借着无限的恩典，我发现圣灵在用对神的爱，影响着我的灵魂，如同一个证人在我里面。”
“10月19日，主日。清晨，我感觉到自己的灵魂饥渴慕义。上午，我看着圣礼器皿，心想耶稣基督很快要‘钉十字架活画在我眼前’，那时，我的灵魂就充满了亮光和爱，几乎不能自己。我的身体是那么软弱，几乎不能站立。在同一时间，我感到了极大的温柔以及对全人类最为热切的爱，以至于我的灵魂和它一切的力量仿佛都要融化在温柔和甜蜜中。但是在领圣餐的过程中，对今世的热忱有所减弱。这样的爱和喜乐赶走了恐惧。我的灵魂渴慕完美的恩典和荣耀。这种状态持续到晚上我进行甜蜜的个人灵修的时刻。”
“10月20日，周一。我再一次在早晚两次的个人灵修中，体会到了圣灵的帮助，信仰中的生命和安慰陪伴了我一整天。10月21日，周二。神让我经历了同样的美善，将他的爱浇灌在我的心里，让我在信仰的义务中得到了欢喜和安慰；在这一周剩下的日子中，我的灵魂像是被属天之事占据了。我现在是如此渴慕神，渴望从罪中得释放，以至于当我感到身体在恢复并想到我必须重返校园时，我不禁悲哀起来，因为过去的一年已经证明对我属灵的利益是很大的损伤，我觉得我倒情愿是已经死了，因为一想到要离开神，我就悲伤不已。但是，在我返校前，我几次得享与神甜蜜、宝贵的交通（特别是10月30日和11月4日），我的灵魂享受了无以言喻的安慰。”
“大约在11月6日，我回到学校，借着神的恩典，接连六周，我几乎每天都体会到了信仰的力量。11月28日，在晚间灵修时，我对神有了宝贵的新认识，《希伯来书》12:22—24大大更新了我的灵，用语言无法描述。我的灵魂渴望飞到神的乐园去。我向往在一切的事上顺从神。一两天后，我享受到了神笑脸的光照，几乎持续了一整天；我的灵魂安歇在神的里面。”
“12月9日，周二。这一天的大多数时间里，我的灵魂都处在惬意的状态中。但特别的是在晚间灵修时，神奇妙地帮助并勉励我，我感到不会再有任何事情能将我与神在我主基督耶稣的爱隔开。哦！在神里面的一个小时，永无止境地超越了在地上这个世界里的一切欢愉和快乐。”
“在接近1741年1月末的某一时间，因为我那个故有的试探，即在学业上的抱负，我对信仰变得冷淡和迟钝了。但是，借着神的美意，一次普遍的大复兴席卷整个学院，大概在2月末时，我大大地苏醒，更全心全意地投身于信仰中。”
这次复兴处在那次席卷全地、非同寻常的属灵运动开始的时候，对那个运动，每个人都记忆犹新。它一时间遍布纽黑文，非常激烈，学院也没有例外。整个社会都发生了极大的变革，学生们也普遍变得严肃，他们中的许多人特别如此，并且很多人开始关注他们永恒的救赎。尽管在其他许多人身上已经显现了该次觉醒中的不良问题，但该次复兴还是给学院的许多人留下了快乐持久的印象。就我所能知道的关于毕大卫先生的情况而言，毋庸置疑，那时他丰富地经历了神宝贵的同在和出于真实恩典的活泼作为。然而他后来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他那时的宗教经历和热情并非没有掺杂败坏，他的行为也并非与许多不慎和过失之举没有沾染。他自己为此深感哀痛，并不希望他人不当使用这次复兴为例；因此，虽然从1741年1月底乃至之后的十三个月间，他一直记日记，对过去的每一天都有非常详细的记录——形成了两本小书，他称之为他日记的前两卷，写在他认罪、得救和得安慰的日记之后——但是，在他临死前，他嘱咐（直到他死后我才知道）要将这两卷日记销毁，并且在他第三卷日记的开头，他如此写道（由他人代笔，他自己已经不能执笔了）：“前两卷，就是紧跟在作者得救记录之后的那些日记，丢失了。如果有人好奇作者在那段时间大体上是怎样生活的，请阅读本卷的前三十页内容。从中可了解作者在那段约十三个月的时间内日常生活的概况。除了现在他改掉了当时的轻率和不当的热忱之外，敬虔的灵自始至终未曾改变。”
除非一个人的心曾被神那样预备和吸引，就如毕大卫先生所经历的，否则当看到学校、城镇和乡村发生了那样的变化时，就不会心情大大舒畅，振奋不已。当时的景象是那么伟大，人们改变了他们的生活，离弃污秽和淫荡之事，变得严肃并关心自己的救恩，宗教的复兴和繁荣遍布了每一个地方。但是，一种过度的、不谨慎的热情，一定程度上的宗教狂热，很快潜入、掺杂在宗教复兴之中。在这片土地上，如此盛大和普遍的复兴确实是个新情况，至少对当时在世的居民来说是这样。没有人或牧师曾彻底掌握如何区分坚实的信仰和迷惑人的假象。就连许多传讲福音、长期坚立、有最好名声的牧师一时间都被后者耀眼的外表击倒了。因此，毫不奇怪，年轻的毕大卫，不过是一个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也会如此。他不仅是年岁轻，在信仰和阅历上也非常幼小，学习神学尚未让他享有多少优势，还不足以察觉到这样一个非同寻常的态势中环境和事件的变化。想来奇怪，人不能给自己留任何借口。在那不利的环境中，毕大卫也不幸沾染了那种过度、轻率的热情，这在当时非常普遍。受那些他评价很高并认为比自己强的人的影响，他进入了与他惯常思想形态非常相悖的错误状态中。那时他的一次过失行为极大地触怒了校方，以至于他被开除。这件事及当时的环境有必要在这里说一下。
在这复兴时期，学院里几个有信仰的学生联合在一起，在属灵的事上相互交流、彼此协助。作为特殊又亲密的朋友，彼此坦诚开放。毕大卫是他们中的一员。有一次，他和两三个这样的亲密朋友在大堂中，教师惠特尔西先生和其他学生都在这里祷告。之后大堂中只有毕大卫和他的同伴们。惠特尔西先生的祷告出乎寻常地悲天悯人，此时毕大卫的一个朋友问他怎样看待惠特尔西先生，他回答道：“他的慈悲并不比这张椅子多。”那时，恰巧有一个一年级的学生在大堂附近（虽然并未在那个房间中），听到了这番话。虽然他并未听到有谁的名字被提及，也不知道这是在指责谁，但是这个人还是将这件事告诉了镇上的一位妇人，并且添上了他自己的揣测，就是他认为毕大卫在指责学院的一位领导。于是，这妇人去告诉了院长，院长又叫来了那个一年级学生并询问了他。这学生告诉院长他听到毕大卫所说的话，并说了当时还有谁和毕大卫在房间里。据此，院长将他们召了来。他们非常不情愿揭发朋友，因为他们认为那是私人交谈，特别是只有他们知道毕大卫的那些话是在说谁。但是，院长强迫他们供出毕大卫说了什么，说的是谁。毕大卫认为在这件事的处理上，他遇到了非常不合理的待遇，先是向他的朋友们不公道地逼供，然后又以中伤的方式要求他在大堂当着全体师生的面为他在私下谈话的内容公开认错，仿佛他对公众犯了什么滔天大罪。他未遵循这个要求，并曾违反院长的规定，参加了一次纽黑文镇的聚会，还有一人指控他谈到院长时说，他奇怪院长怎么没因为对跟随坦南特先生去米尔福德的学生们罚款跌倒摔死，然而并无证据证明此事（且毕大卫先生声明他从未记得说过有那种含义的任何话）。因为这些事，毕大卫被开除。
当时的环境和情况要有多紧张，方能解释校方如此严厉的处分啊。对此，我不作判断。我的目的并不是去责备校方，而仅是想让一个人得到公正的看待，这个人是我认为特别值得称许的人中的一位。读者从后续对毕大卫先生生平的记载可以看到，他如何看待自己在这些事件中的行为，以及在这件事上，他是如何按照基督徒的方式来为人处事的。虽然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他一直认为在这件事上，对他的处理不公，他也为此而受煎熬：1742年大学三年级时，他被开除出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