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强不息”就是“努力向上，决不停止”，中华民族不断进取、奋发有为精神的写照；“厚德载物”指君子应以大地一样的胸怀包容万事万物。
这些特点，概括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中国历史上虽然也有哲学家主张清静、无为，但从总体上讲，中国文化历来关注现实人生，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和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一直居主导地位。
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上，传统文化强调整体，崇尚和谐统一，具有积极的意义。
崇德利用是人们处理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关系的准则；和与中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包括民族关系，君臣、父子、夫妇、朋友、兄弟关系等人伦关系)的准则；天人协调则是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总法则。
以《周易大传》为代表的“天人协调说”认为人是自然的产物，是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然界的运动有着普遍的规律，人必须顺应自然规律行事；但同时，人的活动对自然界又有重要的影响，人应该在顺应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发挥主体能动性，改造自然使其符合人类的愿望，达到人与天的相互协调。
古代思想家们还把人的道德性加之于“天”，使“天”成为道德和理性的化身，认为理性即天道，道德原则和自然规律是一致的，人类的生活理想应该符合于自然界的普遍规律。
《周易大传》所说的“先天而天弗违，天而奉天时”、“财成天地之道，辅助万物之宜”，是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
思想家的价值理想，是要在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人类与自然之间建立一种高度协调的关系，并以这种和谐境界为“至善”，从至善中去寻求“至美”。
可以说，和谐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价值原则，这一原则和认为宇宙是一个和谐整体的世界观极重和谐的思维方式一起，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发展和繁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儒家奉行中庸之道，崇尚忠恕，把在变动中寻求和谐、稳定的处世方法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
孔子主张道德至上，将中庸视为最高之道德，宣扬仁义、孝悌、忠信，注重修养德性与人际协调；《易传》强调，宇宙万物永远处在变化过程中，事物若要臻于完善，保持理想状态，其运行就必须把握好分寸。
“中庸”概念是孔子提出的，“庸”指普通平常的意思。
《中庸》篇云:“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所谓执“两”用“中”，也就是中庸，指随时运用中的原则，处事恰如其分，既不“过”，又不能“不及”。
《中庸》还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这就是说，人的情感和欲望都有一个适中之点，在这个适中的限度内就能达到和谐的境地；一个社会也是一样，若要达到和谐、安定、有序，必须把人的情感、欲望、行为都保持在适当的限度内。
中庸不仅是一种抽象的思想原则，而且也是一种修养境界。
孔子将中庸视为最高的道德，认为它是超功利的，却又有着极大的功用，这功用就是达到人己物我的和谐，使人和事物的发展都能够保持均衡协调。
中庸所体现出来的辩证思想和它所追求的人格形态，对中国民族思维方式的形成和演变产生的影响和积极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在许多方面对今天的人们仍有指导和教育意义。
以和谐为最高价值原则，强调多样性的统一，也具有内在的合理性。
但儒家所说的“和”的含义后来演变为融合、调和、无原则地为“和”而和，就陷入了严重的片面性。
而过分夸大中庸之道的应世原则，凡事固守着不靠前、不落后的思维定式，势必会遏制创新与发展，陷入僵化、保守，这不仅与现代化所倡导的开拓进取精神大逆其道，而且与中庸所蕴含的思想精华也是相违背的。
前面的长篇大论，长话短说用俗话总结一句，就是中国自古以来就崇尚遵守特定的秩序、排斥张扬个性；这个特点与西方诸国大相径庭。
中国社会普遍以谦逊守礼为荣，以傲慢自我为耻；所以说，赵东宏、李亚峰这样的，有些“目中无人”的年轻人到哪里都不受欢迎就非常正常了。
至于老白，他不一样，他认为自己年轻时一直在“忍辱负重”，现在四五十岁了，而且自身实力也非常够资格“倚老卖老”了。
前面用了那么大篇幅，主要是希望阐明我们中国人的“主流价值观”的由来，并非要做什么专门的学术研究。
顺便提一下，赵东宏、李亚峰二人，年轻时期经历的一些小坎坷，与上面所说的确实有直接关系。
赵东宏是一个真正实力派棋手，可是从上世纪末开始直到他早已经“功成名就”的本书结束的时期，他在承德市围棋界的声望与他的成绩相当不成比例。
顺便说一下，同样的，李亚峰在桥牌界的情况也相当近似。
这俩人有个共同点，分别是下围棋、打桥牌成绩都不错，名声不算小，可惜其中正面成分与负面成分大体相当；或者，人们心目中负面影响还要更大一些。
归根到底，他们俩比较“有个性”，年轻时比较张扬。
假设他们俩是生活中西方各国，可能就会很平常；但恰恰他们是生活在中国，就显得与周围人们格格不入。
而与之相反的实例很容易找，比如说李铁如。
李铁如无论在哪里都很低调。
他绝非特意那样，而是他自幼至长，一直都真心认为自己不厉害、很普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