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在昆明，偶然看到开明书店出版的《国文月刊》，颇有兴趣。当时也是一个几乎无书可读的时代，特别是在流离转徙之中，军马倥偬之际，手头有这么一本杂志，可以通过它重温一些古典诗词名篇，确是值得高兴的。在这里，我看到过江清先生说李白、温庭筠词的文字，细腻绵密，印象颇深。战后归沪，又读到他考证花蕊夫人《宫词》的论文。有一天偶然碰见施蛰存先生，知道他们是同乡旧友，就转托施先生要了一张字来，写的是“拟杨西庵小桃红采莲曲”。新中国成立后不几年，就听说江清先生病逝。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浦江清文录》，由吕叔湘先生辑校并作序。所收全是论文，没有作品，因此就觉得这一页散曲，格外值得珍重了。
除了上面所说的一些论文之外，还有他早年所写的一篇《八仙考》，我也是很有兴趣的。这文章中说到吕洞宾，江清先生说，有没有吕洞宾这个人，很难说。其传说是先虚后实，先有传闻，后有身世记载和著作的。这就基本上否定了吕岩这个人物的存在。可是我确曾看到过他的诗文集，还是明初黑口本，钱唐丁氏旧藏。不过没有买。当时的想法是，吕洞宾也会有诗文集，不免过于荒唐了。这“交臂失之”使我至今还觉得可惜，终于失去了拜读神仙大作的眼福。
我请徐森玉先生写过一张小条幅，用的是一张乾隆高丽笺，丰腴的书体正像森老自己。可惜这墨迹后来失去了。使我吃惊的是，森老写的正是一首吕洞宾的七绝，那后面两句是“白酒酿成因好客，黄金散尽为收书”。我懂得他的意思，当时我正在拼命买旧书，弄得狼狈不堪。森老是过来人，深知藏书家的种种故事，他是在劝我不必附庸风雅下去了。那上面一句，也是很有点先见之明的。后来，我就曾被指责，经常与朋友在一起吃吃喝喝……这确是非常严重的一件“罪案”，可大可小，可拉可攀，聪明如吕洞宾也将看不透那发展和结局。森老写下的这首“仙诗”很有点预见性，吕洞宾也确不愧为一位值得佩服的神仙。
《八仙考》里还有一位是韩湘子，倒是实有其人的。三十年前我又买到过一本《清虚迂谈蓝关三书》，是嘉靖黑口刻本，刻于四川重庆。这是一本道士写的书，前两种没有什么意思，后一种《蓝关记》，则是写韩湘故事的小说，非常有趣，好像研究小说史的人都不曾提到过。想作一点研究，从《八仙考》之中得到不少资料，不过研究终于没有写成，后来连收集的资料也失落了。
研究神仙的事情，不仅繁难，实在也不大容易为常人所理解，也许看起来有些像看过《少林寺》影片就决心上嵩山拜师学艺之类人物的行径吧。不过我想“八仙”不同于其他形形色色的神仙，他们和中国老百姓的关系是密切的，是为人民所创造，因而也为人民所熟习、喜爱的理想人物。如果想真正深入了解几千年来普通中国人的心，恐怕就非懂得他们对“八仙”的感情不可。我自己，是对他们抱着不坏的感情的，至少觉得比四大天王、哼哈二将更可亲近。
对有兴趣并傻里傻气地收集资料、寻根究底研究“八仙”的江清先生，也就觉得和通常的学者很有些两样了。
但我对他的生平，可实在知道得很少。写信去向蛰存先生打听，回信说手边正好有江清先生的一份自传，可以借给我做参考。这自传没有写成的年份，看样子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思想改造期间所作，中间有许多自我批评的话，并非十分有趣的读物。不过提到的历史事实总是实在的，所反映的知识分子在苦难的旧中国走过的艰难道路也是很有代表性的，读罢还是不能不使人怃然。
江清先生1904年12月26日生于松江。父亲经营小商业，家境不裕。江清先生在中学成绩优异，由私人资助入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从吴宓、梅光迪、陈去病等学习。1926年由吴宓介绍到清华研究院国学门任助教，帮助陈寅恪先生工作，受其影响，多读“东方学”书刊。1929年转至清华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职位逐渐升至讲师，教中国文学史，这段时间，读了大量的古典文献。1933年去欧洲旅行，与冯友兰同游意大利、法国、英国，在伦敦博物院看司坦因盗去之文物甚久。1934年仍回清华任教。比较接近的师友有陈寅恪、吴宓、钱稻孙、朱自清、俞平伯、王了一、赵万里、向达、贺昌群、王庸等。“‘九一八’事变，清华师生激起爱国热潮。上海‘一·二八’之役，我追随陈寅恪先生等之后，发出一个要求蒋介石‘切勿阳战阴和，以欺国人’的教授会所不肯通过的较为激烈的电报。其他在政治上一无表现”。
1935年与张企罗订婚，次年结婚。1938年任西南联大教授，与朱自清等创办《国文月刊》。1940年休假回沪，闭户著书。曾应郑振铎邀在暨南大学任教，后来又辗转去昆明教书，战后回到北京清华。自传里曾引用闻一多批评他的话，用以证明自己是一个“不问政治”埋头读书的人。
像江清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是颇有代表性的。他在大学里教了三十年书，教中国文学史的时间最久，曾有志撰写一本《中国文学简史》，到底未能实现，只留下了十来篇论文。许多年过去，人们似乎已经不大记得起这个人了，这是想想都会感到有些寂寞的。
江清先生逝世于1957年。
1982年7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