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十九岁的小学校长
1918年9月，屈指还未年满十九周岁的舒庆春，到京师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71]担任校长。从这以后，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他“差不多老没跟教育事业断缘”[72]。虽然，在后来从事教育工作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并不以教师而闻名，倒是以一位作家而为世人所瞩目，以至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起，他还完全脱离了教师的职业，但是，教师的角色和感觉，却是在内心里足足陪了他一生。
到第十七小学去工作，这是他真正走入社会的第一步，应该说起点不低。他来自都市底层，尝过生活中的酸辛味道，造就了长期固守的平民意识，同时，也使他深谙这样一份工作来之不易。一开始工作，便从小学校长做起，这又让他比别人得到了更多一些的展示才能机会。他那从学生时代养成的办事认真刻苦的习性，在获得了这个机会之后，加倍地得到体现。
他任职的这所小学，位于北京东城靠北部位的方家胡同，再向北，紧挨着的，就是著名的国子监街。在国子监街上，不单有元、明、清三代的全国最高学府国子监，还有规模仅次于山东曲阜孔庙的中国第二大孔庙。年轻的舒庆春，这回可是头一次离开了生来就没怎么挪过窝儿的西城，头一次只身闯生活。一种全新的人生感觉体验在迎接他。在这以前，他不可能想到的是，自己一旦开始投入教学工作，即供职于国子监和孔庙的近旁，这可颇有几分在“圣人”们眼皮底下教《三字经》的意思，他不会不因此而心生感触。
此刻，一场日后被称作“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风潮已经日益迫近。在师范读书的时候，舒庆春接触过新思想，但刚刚进入教育界的他，却还不可能摆脱旧文化的规范。社会上有一批文化界的先锋战士，正在着力掀起“打倒孔家店”的狂飙，然而小学校长舒庆春，最初走上工作位置的时候，大概心无旁骛，只会想到，全力以赴，敬业办学，献身教育，不辱教师这一圣洁的称呼，而对如何评价儒教精神一类的重大文化问题，还不可能有太深的思考。其实，振兴教育，从来也不是件坏事情，古今中外，哪朝哪代肯踏踏实实地办教育，都会受益。关键是时代变了，教学的宗旨和内容也得变。舒庆春不是个守旧派，在他的学校里，已经开始采用新教材，开设新课程，试行新的教学管理办法。他要用自己从师范学校学到的全部知识和技能——既有新的也有旧的，把学校办出成绩来。
他一门心思钻进了工作，吃住在学校，除了定期把领到的薪水送回西城小羊圈胡同母亲手里，再没有多余的时间介入校外的事情。和他一齐从师范学校分到这里来当教员的，还有他的五位老同学，他们都是他立志办好学校的得力助手。学校里有他用来工作起居的三间小屋，是“校长室”，他常常和五位老同窗，也和学校里的其他同人们，在这三间小屋里商讨如何把十七小学的事情做好。他的诚恳为人和笃实风格博得了大家的赞赏。
在第十七小学工作期间，舒庆春和孩子们建立了很深的感情。由于自己的童年遭遇了太多的艰辛，他以一片超乎常人的爱心来关怀身边的每一个学童。繁忙之中，他尽可能多地安排时间，和各年级的学生们一块儿活动，跟他们交流想法，倾听他们的愿望，尤其注意研究如何在平凡的校园生活中，帮助他们获得完善人格，这是他从所有此前教过自己的优秀教师身上学来的习惯，也是他心中确认的身为教师顶要紧的事情。再有点儿闲工夫的话，他也乐于亲自动手，帮助工友们打扫校园，浇花种草，在他办教育的观念里，学校环境的优美整洁，以及贴近自然，会对培养出具备美好道德、上等成绩的学生有用处。
不很久，年轻的舒庆春校长便获取了学生、家长和教工们的普遍好评，人们都知道，这所小学，有幸摊上了一位“治学有方”的好校长。随后，上司主管部门对他的工作业绩做了考评，也给出了上佳的评语。一时间，他竟在京城的教育界有了小小的名气。受京师学务局选派，他和其他几所小学校的校长、教员一道，于1919年年初，到上海、南京、吴县、无锡、南通等地，参观考察了当地的二十九所小学。回京后，他与同行者荣英、刘耀曾、王峰联名撰写出了长篇调查报告《参观苏省小学教育报告》，刊登在次年的《京师学务局教育行政月刊》上面。舒庆春发挥的作用，逐渐超出十七小学的范围。
“作事”（也就是办教育），给了他快乐，也给了他信心。在吃了太多的苦受过太多的心理压抑之后，凭着努力，换回了周围的承认，这是叫他顶快活的事。他觉得，自己真的成了对社会有用的人，并且真心地把“作事”当成了人生的志愿。他本来是很喜爱文学的，可是，比起“作事”，他宁肯把“喜好”暂时撂到一边。
正在舒庆春埋头于小学教育工作的时候，1919年，中国现代史上又一个划时代的狂飙事件——“五四”运动，爆发了。
5月4日那天，是个星期天，他照例在安静的校舍里独自看书，似乎并不知道，在天安门前正发生着数千名学生的示威游行，更不会望到赵家楼燃起的浓烟烈火。是他根本就没想到这一天会出现社会性的大冲击，抑或他已有所觉察，而被小学校长的身份制约，使他不可能做出置身其间的选择？也许，二者皆不是。事后，他才了解了一切街头行动的细节。又过了一些年，他谈到当时自己的位置时，比较准确，也是比较含混地说了这样一句话：“到底对于这个大运动是个旁观者。”[73]
然而，把他完全说成是个旁观者，又未必合适。
“五四”运动，应当分为街头示威和思想文化嬗变两个部分。没有投身街头行动的舒庆春，却蒙受到这一时代思想文化嬗变的有力感召。“五四”学生运动中表达的反帝情绪和爱国主张，是他不假思索就会支持的。痛恨西方列强对我文明之邦的扩张渗透，是他自幼就已形成了的根深蒂固观念。“国耻”，早已和他的“家仇”镶嵌在了一处，他对国耻有着较常人更深切的感触和更鲜明的记忆。不错，他听惯了“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一类的泄气话，然而，泄气话在许多情况下之所以能够普遍传播，往往总是人们最担心看到某种事实的征候，把这种泄气话挂在嘴边上的人，大多是对国事忧心忡忡之士。真到了国将不国的危机降临头上，一切爱国青年，当然包括着舒庆春这位年轻的小学校长，都不会漠不动心。在“五四”运动乍起的时候，他可能会对大学生们将要采取的街头游行方式，持保留态度，就像老派的京城市民们那样，总是习惯于把学生运动一概地叫作“闹学生”，担心“闹学生”会影响了社会常规；何况，这时他已经是一位教师、一位校长了，身份也让他须有所顾及，他会把自己的感受有意地压在心底里，而不是像热血的大学生们那样点火即着；再者，满人们在这一时期的常有心态，也在提醒他，以不介入过多现实的政治活动为宜，免得招来意想不到的祸端。他仍旧愿意保持自己与各色社会浪潮的相对距离——这该当是旗族出身的他之本能抉择。但是，人都是有感情的，街头事件真的发生了，他肯定会重新加以思考。学生们那是为了救亡图存，顶着天大的压力，迎着刀兵上的街，舒庆春，一位年轻有良知的中国人，就不能不为这次运动的爱国表现而动心，他好像重新懂得了什么才叫作“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没法不从心里向青年学生们的爱国精神表示敬佩。这种心情，也是他，作为一个爱国旗兵的后代，作为一个保持着中国人尊严的人，自然而然的心理反应。
至于“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思想文化界对旧文化的挑战与涤荡，舒庆春则需要有一个逐步加深体察的过程。正像前面已经有所介绍的，舒庆春自幼接受了京旗文化传统的强烈影响，而这种所谓京旗文化，简而言之，正好就是满族先民的传统文化和中原儒家文化的混成体。清代最初的帝王们，为了在武力征服全中国的基础上，保住既得利益，只好率先垂范，发动一场本民族向汉族传统文化顶峰的大进军。终于，他们成功了，把儒家文化——这种在当时足以统慑全国意识形态的武器，掌握到了自己手里，像清前期康熙、雍正、乾隆等皇帝，本人就在学识和思想上，达到了大儒的水准，这对他们笼络汉族地主阶级，共同统治国家，起到了极有效的作用。他们攻取思想文化以利政治统治的目的达到了，代价也是高昂的。旧式的满族乡土文化传统，就此出现了大规模的变迁转型，满族传统文化在注入了汉族儒家文化的因子之后，变得愈来愈雅致方正起来，原本帮助他们创造历史的粗砺阳刚的成分，大为减少。到后来，生活方方面面都呈现“艺术化”倾向的时候，其优长与弊端，都令人一目了然。当然，“成熟”的京旗文化，和传统的汉族儒家文化，也还不能说已经成了没有区别的一回事。整个京旗文化还带着许多满洲民族传统的文化取势，比如，更侧重于俚俗，更倾向于艺术，这跟汉族儒家文化更侧重于理学、更侧重于纲常规范，还是有明显差异。可以说，京旗文化还姓“满”，只不过，它已是可以和中原儒家文化近距离对话的少数民族文化了。
大概由于舒庆春从小就没有听过有悖“圣教”的话，他还没想到过尊奉“孔圣人”有何不对，从他当年入“改良私塾”第一天就先给“孔圣人”的木牌三跪九叩行大礼算起，这些年，他先是读书，后来教书，从没认真怀疑过“大成至圣先师”的“崇高”地位。一场“五四”新文化运动，搅乱了两千年来的老章程，也打翻了他这个教育人士心中的偶像，这实在是件大事情。以前以为对的，居然变成了错的，舒庆春对这些反复思考了很久很久。渐渐，他感到自己得到了“一双新眼睛”，也学得“敢于怀疑孔圣人了”，也懂了“人不该作礼教的奴隶”的道理。
当然，主宰中国国民思想文化两千多年的儒家学说，远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彻底撼动的，“五四”的文化风暴，只能是中国现代文化嬗变的第一声警号。正像这种思想文化在许多年后的当代仍旧没有真正地得到了理性的扬弃一样，尚不具备决绝性格的舒庆春，也同样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真正成为一位与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文化，也包括他的京旗文化）决裂的斗士。但从另一个角度说，“五四”对他，终究不只是一次微不足道的人生邂逅，其后很长时期，舒庆春对民族文化问题念念不忘，耿耿于怀，充分说明了，他才真是这场历史性思想文化运动的受益者。在他的视野间，已不仅仅是需要认真省视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对本民族的京旗文化遗存，也该加倍认真地去思考反省。对文化传统必须有所扬弃，这是“五四”赐予舒庆春的最大教益。
“五四”作为一场文艺洗礼，也对他有着莫大的影响。这个本来已经决心要好好“作事”，要踏踏实实在教育事业中安身立命的小学校长，动了“见异思迁”的念头，他生出了要写点儿文学作品的冲动和灵感。虽然等到他真的成为“写家”，又是好几年以后的事情了，但是，风起青蘋之末，一位大作家的诞生，确是从这个时候就有了初因。他觉得，自己好像是“非写不可，也就是非把封建社会和帝国主义所给我的苦汁子吐出来不可”[74]，这是他在选取文学题材方面被首次引燃的冲动。
另外，还有一个对他投身于写作来说，特别具有意义的诱因，便是来自“白话文”的诱惑。他说过一番很坦率的话：“到了‘五四’运动时期，白话文学兴起，我不由得狂喜。假如那时候，凡能写几个字的都想一跃而成为小说家，我就也是一个。”[75]人们只须翻一翻清代的满族文学作品，就会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以往在文坛上多少成了些气候的旗人作家，他们的作品，诗词也好，小说也好，散文也好，差不多都是以文字通俗浅显为特征，甚至连他们的文艺理论，也在极力强调朴朴实实地“抒发性情”。这一民族文学特征的出现，和这个民族向来爱好俗文学和俗文化，有极密切的关系。也可以换个角度来看，一个本来操满语文的民族，要想迅速地掌握汉族文学深不见底的文言传统，他们力不从心，汉族传统的吟诗填词每每总要引经据典以示渊博，来自于另一路文化传统的满人们，怎么可能把这一手“绝技”学得太像呢？你让他们“掉书袋”，他们也掉不起。于是，他们索性不在学习与追赶那一套上下力气，反而逐渐在民族文学的创作中，形成了一种旗人作家共同的风格和志趣──俗白之中见生动。这也是整个旗族社会生活在作家文学上的投影：普通的旗人们，自有他们玩味生活语言的闲工夫和大瘾头，他们在琐细生活中的各类用语，相当注重俗白晓畅和生动传神二者兼备，用大白话来形象地描摹生活、表述情感，成了旗人们的优势和特长。谁也难以想到的是，旗人们这点儿特别的文化嗜好，竟在清朝灭亡之后未久，与新文化运动的白话文学倡导，着着实实地撞了个满怀！舒庆春，自幼在旗族社会的圈子里长大，他对京城旗人们的生活语言，以及这种语言中的潜在韵味儿，熟得不能再熟了。过去在读书的时候，他还得遵照先生们的指点，仔细地去揣摩和效仿陆放翁、吴梅村或者桐城派的文言方式来写文章，在吟诗的字里行间也须不时地镶嵌进去各式各样的典故；现在可倒好了，风行了几千年的文言写作方式，遭到了否定。他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熟习的语言风格，终于在即将大行于世的新文学创作中间，有了彻底的出头之日。这可真是意想不到的、天大的幸运。若不利用一下自个儿的优势，岂不是有些冤枉？这就难怪他已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了。
从这时起，舒庆春开始了白话文写作活动。“五四”运动爆发之后不久，1921年的年初，在日本广岛高等师范（他的北师老同学屈振骞、关实之等正在那里留学）中国留学生创办的文学刊物《海外新声》上，发表了他写的小说《她的失败》和新诗《海外新声》。比起他后来写出的许多作品，这两篇信笔涂写的习作，无论作者自己，还是文学史研究者，都没有过多重视。那毕竟是些习作。
第二节 做了劝学员，又辞了劝学员
1920年1月，京师教职员公会创建。这是中国现代教育界成立较早的一个社会团体，其发起人有社会知名人士马叙伦、沈士远、沈尹默等。公会设三个委员会，每个委员会均经投票，选举出十一位执行委员，共计产生三十三位总会的委员。舒庆春以二百一十六票当选为小学部委员会的委员，也同时成为总会的委员，在该委员会选出者中间得票名列第五。这又一次证实了他的办学能力和工作业绩，在北京的教育界内已得到广泛的关注和承认。
其后仅半年多的9月，鉴于舒庆春获取的诸项成绩，京师学务局决定将他调离第十七小学，升任郊外北区劝学员。当时，北京的公立教育，分为内城左、右两区，外城左、右两区，以及郊外的东、西、南、北四区，各区设有劝学事务所，由劝学员在劝学事务所主管本区的教育事务。
二十一岁的舒庆春，当上了这个管理教育的小官儿。在时人的眼睛里，那是个不大不小的“优缺”。论权限，西直门外、德胜门外、安定门外、东直门外大片地区的学校，都归他主管；论待遇，每月薪水可以达到一百几十元，远远超出了做小学校长时的四十元月薪，比起小学教师的二十五元月薪、学校工友的六元月薪，这份劝学员的收入，叫人羡慕得不得了了。
舒庆春依依不舍，又踌躇满志。他舍不得刚刚治理出个样儿的第十七小学，舍不得朝夕相处的师生，惟一让他得到些宽慰的是，他的继任人、新校长，是他在师范学校时期的师弟和挚友──白涤洲。他深情地为第十七小学留下了一方镌刻着赠言的石碑，希望学校越办越好。面对新职务，他暗暗鼓励自己：要干得更出色，不只是要对得起那份待遇，更重要的，是要对得起那份沉甸甸的社会责任。
担任北郊劝学员之后，他搬到西城翊教寺胡同的公寓居住。公寓里住的多是些由外埠来京混文凭的大学生，他们读书提不起精神，吃喝玩乐却不含糊。舒庆春因为家贫，没有念大学的机会，所以他只能把长进的希望寄托在不懈的自学上面。初任劝学员，他再次体会出肩头的担子沉重，把心思完全放在工作上，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和那帮“公子哥儿”们为伍。
北郊劝学所办公地点，在德胜门外关厢华严寺旧庙里。那时，京城里究竟有多少佛教庙宇，谁也数不清，这些庙宇，有的香火极盛，有的已经破败，舒庆春并不是佛门弟子，可是，他却从来就对佛教徒们捐弃自身乐善好施，持着特别的好感，这种感触是打童年刚刚读书的时候就形成了，刘寿绵大叔就有一颗菩萨般的心，刘校长本来也是佛教徒，既忘不了他们的恩，就得学着他们的样子做。
然而，他毕竟还不是一位剃度修行的僧侣，而是个血热气盛的红尘中人。即便他具备了刘大叔和刘校长那般普度众生的心肠，也还是得用另外方式表达。任劝学员未久，他就雷厉风行地投入本职，不但参加了私立小学教师夏期国语补习会的筹备，提出了关于成立郊北区马甸清真国民学校的计划，还把是非分明的性格反映到工作当中。经过调查，他发现，在所管辖的学区，有十几所私塾，塾师陈腐愚昧，惟利是图，完全是在坑人钱财、误人子弟，于是，他报告到京师学务局，陈述不良塾师们的劣迹，提出：“必先取消私塾为根本”，“再四筹思，惟有尽先淘汰私塾为不可缓之举”[76]。随后，他又了解到东坝镇的奸商韩某依仗势力封闭破坏国民中学的事件，再次上报，要求予以严办。
头三脚踢出去，反响不小，京师学务局批准了他的几项计划与报告。到了这一年的12月，学务局又指派他兼任了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会员、京师北郊通俗讲演所所长和京师北郊公立讲演所所长。这更让他倍增自信。
然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事情暗暗朝着舒庆春想象不到的方向演变。他做过两年小学校长，且小有成就，可那是在由自己说了算的校园里呀，他没有充分体验过社会的复杂和官场的险恶。就说他上报要求严办东坝镇奸商，他还被蒙在鼓里，破坏教育者与学校方面已经私下媾和并撤销了原来诉状，倒使他和地方上劣绅们的矛盾激化起来……他的棱角很快就遭到了各方面联合抵御。不知不觉间，他发现势头不对了，先前欣赏他的上司，开始以冷脸面对他的热诚，同僚们也对他的“不知天高地厚”议论日增。
毕竟还很年轻的他，被这场看不清楚各方态势的对垒给弄晕了，扫兴，泄气，窝火，直到愤懑。看看身旁那些不三不四的小职员们，还有比他们更叫人没法容忍的营私舞弊之辈，个个混得如鱼得水，自己一心想把事情做好，反倒成了众人的眼中钉，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感到了精神上的虚弱和无助，心渐渐凉下来。
同住在翊教寺公寓内的大学生们，一来二去，竟成了他的友伴，他被他们拉着，一道吸烟、喝酒、赌牌，借以消磨心间的无奈。他和那些人在年龄上本来就彼此相仿，相互间要找到些情趣共同点也不难，何况，他此时的钱袋里也不缺钱，这钱又是自己挣来的！
既然事业上失了意，何不把从前没机会兑现的兴趣愿望也兑现一下？心灰意懒的他，开始用心地去泡“戏园子”，听名角儿，学流派唱腔。往日，他常听人们说道“满人不懂京戏就不算满人”，更见到过许多满人都时不时地露几手“二黄”、“西皮”上的绝活儿，羡慕得很，自己却既没闲工夫，更没有财力来支持对戏曲的观摩和学习，现在倒是能办到了，虽然是在他工作上颇不顺心之际才得到机会，终究算是遂了愿。没多久，颇有艺术灵性的舒庆春，也能唱出不少又成段儿又够味儿的京戏了，他三分自豪、七分解嘲地宣布：“赶到酒酣耳热的时节，我也能喊两嗓子；好歹不管，喊喊总是痛快的。”[77]
吃喝玩乐、赌牌、票戏，确乎是帮着舒庆春排遣了一些烦恼，还让他有点儿莫名其妙地生出来诸如“这才是成了人”的感慨。可是话得说回来，这样的日子开了头，可就难有节制，整宿整宿地熬夜成了常事。例如打牌，“明知有害，还要往下干，有一个人说‘再接着来’，谁便也舍不得走。在这时候，人好像已被那些小块块们给迷住，冷热饥饱都不去管，把一切卫生常识全抛在一边。越打越多吃烟喝茶，越输越往上撞火。鸡鸣了，手心发热，脑子发晕，可是谁也不肯不舍命陪君子。打一通夜的麻雀……比害一场小病的损失还要大得多”[78]。一来二去，他那本来就有欠结实的身体，一天天衰弱下来。
偏就在这个当口儿，一心挂念着老儿子终身大事的母亲，看上了一位结拜姐妹家里的女儿，为他相中了个“好媳妇儿”，她琢磨，庆春从来听话，就暗地里定了这门亲事，还收下了人家的定礼。等到向儿子说破这件“好事”之时，老人断未承想，竟遭到儿子坚决拒绝。庆春心里够烦的了，母亲偏偏这时候提这种事儿，他哪里还有好心气儿？再说了，这都到了什么时代，年轻人都把婚姻自由理论当成了“救世的福音”，自个儿的终身大事，还能凭着老人一手包办？他没法答应。当然，他终归是个大孝子，“既要非作个新人物不可，又恐太伤了母亲的心，左右为难，心就绕成了一个小疙疸”[79]。母子间的感情就那么对立着，他不得不请来出嫁多年的三姐帮助说情，才让母亲很勉强地同意了儿子的意见。庆春知道，这教一贯自尊的母亲遭受了剧烈打击。母亲还在咬牙忍受，儿子却彻底垮啦。
庆春咳痰带血，浑身发僵，连用热水烫澡也不出汗，睡觉时尽做些个怪梦。待请来一位自称在“太医院”干过的大夫看了一回，吃下药去，更糟糕，病没见好，头发也全脱落了。这场发自心底的病，着实不轻。
母亲见儿子病成这样儿，顿时原谅了他。在她百般体贴护理之下，庆春病情有了转机。
为了将养羸弱的身心，他来到了京西寿安山的南麓，在十方普觉寺──也就是人们俗称的“卧佛寺”——疗养了好一段时日。这卧佛寺一带，是西山脚下著名的风景区，寺外山泉淙淙，寺内塑有长五米多、重约五十几吨的释迦牟尼涅槃铜像，院落间有两株高大古老的娑罗树，据说，树上的果实还是疗治心病的良药。舒庆春住在寺内一间清静素雅的禅房里，那颗为尘世折磨过的心，在这儿得到了安谧。他在行家指点下，学习拳术与剑术，调理身体，也开始省思此前自身的所作所为：社会污浊，教育管理界也表现着陈腐守旧和肮脏猥琐，与他们对立与抗争本没有错，可是一个人势单力薄，正不压邪，要在其间推行改良教育的主张，何其艰难，这么硬顶下去，未必能有结果；遭受学务局上司和劝学所同人的排斥、冷遇，心里自然不痛快，却不该就此消沉，让一帮不三不四的大学生拖进“浑水儿”，荒嬉引灾，玩物丧志，那可是极可悲的人生陷坑，怎么也敢去蹚！早年间不是总有人笑话某些旗人染上的恶习吗？这回，除了绝对不嫖，差不多快把市井习气体验了一遍！幸亏大病一场，不然再滑落下去可就难收脚了，自幼树立的人生抱负不是也要付之东流了吗？越思越想，舒庆春越是感到异常的后怕和懊恼，“那些嗜好必须戒除，从此要格外小心，这不是玩儿的！”[80]他身处禅房，静心反省之际，耳畔时时回响着寺院里僧人们诵经的声音，他转而怀念起城里终日为他人忙碌的刘寿绵大叔。自己师范毕业前后，刘大叔家产被他所剩无多地都施舍给了穷人们，他却仍旧乐此不悔，照样变换着方式地为贫寒市民们做事情，可以看出，他的心，也愈发倾向于佛门。自己为什么不能像他那样，做个牺牲自我、为大众谋利益福祉的苦行僧呢？他的心中，构想起人生新路。
舒庆春从西山脚下返回了城里。他的病好了，精神上也有了根本的起色。凭着坚忍的毅力和难得的悟性，他闯过来了自己所说的“几乎没有闯过去的”“二十三，罗成关”[81]，并且一辈子牢牢记下了这回教训，再也没朝颓唐的路上望过一眼，直到晚年，始终苦行僧般地规范着自我，注意将生活安排得积极、紧凑、健康、有规律。
“……月间有百十元的进项，而工作又十分清闲。那么，打算要不去胡闹，必定要有些正经事作；清闲而报酬优的事情只能毁了自己。”[82]有了这个结论，对北郊劝学所的事情，他不再热衷，与其再跟一班蝇营狗苟的官僚和办事员们敷衍周旋，莫如把上好的精力，投放到有意义的社会活动中间。为了洗心革面，他搬出了翊教寺胡同的公寓，搬到西直门大街的京师儿童图书馆来住。这所由京师学务局开办的图书馆，是在刘寿绵家的马厩旧址上办起来的，与刘家正对门。舒庆春把相当多的精力放在图书馆的管理工作上，还时常利用余暇时间，与罗常培等朋友一道，为刘寿绵创办的“贫儿学校”、“地方中学”义务教书；当刘大叔向贫苦人家施舍粮米的时候，他们帮忙调查和散发。从小就崇敬刘大叔行为的舒庆春，参与了这些实实在在的慈善工作，觉得特别充实和快乐。
他又成了刘宅的常客，在协助刘大叔救助穷苦群众的同时，他暗暗爱上刘大叔的大女儿。他没有轻易地让别人知道自己心底的秘密，只有密友罗常培才清楚他已然生出了这份苦苦的恋情。
适逢此时，又有一位对舒庆春人生构成了不小影响的人物出现了，这个人，就是刚刚由英国伦敦大学神学院毕业归来，并主持着北京西城缸瓦市基督教福音堂教务的宝广林。宝广林，又名宝乐山，北京满洲人，是一位进步、爱国的基督教神职人员。论年龄，他比舒庆春略大几岁，论名气，当时在京城的基督教徒中间，已经是颇有影响的神职人士。
舒庆春少年时期的两位旗人朋友，舒又谦和赵希孟，这个时候都已经是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经他们介绍，舒庆春报名参加了缸瓦市基督教堂举办的英文学校，宝广林就在这所学校里教授英语。大约还是因为同为满人的缘故，舒庆春对宝广林的言行尤其关注，宝广林也对舒庆春沉稳而多思的气质大有好感。二人逐渐成了很要好的朋友，宝广林了解到舒庆春此前的人生道路，更加用心引导他，向他传播有关基督教的思想观念。
1921年夏天，设在缸瓦市教堂内的西城地方服务团开办了高等小学和国民学校，宝广林兼任校长，舒庆春参与工作，在校内兼管教务，并且教修身和唱歌课。该校的办学宗旨，是“以平民精神陶冶儿童的心，以勤劳主义锻炼儿童的身，以自学主义发展儿童的脑”。其后，宝广林又组织了名曰“率真会”的联谊性社会团体，舒庆春、白涤洲、卢榕林、白葆琨、赵希孟等，都成了团体中热心的成员。年轻的朋友们在一道，讨论人生、社会，也讨论文学、教育和宗教。改造社会，造福大众，是他们的共同心愿。
与宝广林结识的直接后果，在老舍一生中留下了重重的一笔——1922年上半年的某个时间，舒庆春在基督教缸瓦市教堂正式领受了洗礼，成了一名基督教徒。[83]
与他受洗成为基督徒不无关联的另一个情况，也在同一年出现，9月23日，京师学务局核准并批复了舒庆春辞去郊外北区劝学员职务的报告。[84]
第三节 作为基督徒的舒舍予
二十三岁这一年的“辞职”和“入教”，都是舒庆春一生中不算小的事情。辞去劝学员的职务，引来周围一干人的不解；而入教，虽在当时并未遭到太多的非议，却令几十年之后的人们产生了某种困惑。
引起舒庆春辞职的直接导火索，是他的上司因故“申斥”了他一顿。本已决计离去的舒庆春毅然决然辞了职。在他来说，时间越长，劝学员的头衔越像一顶让他心境烦乱、尴尬难耐的帽子，自己力图办好教育的宏愿实现不了，混迹于尸位素餐、市侩气十足的学务局、劝学所，十分痛苦，虽说在这个职位上，可以获得高出常人几倍的薪水，可是照此下去，自己岂不是也要被淹没在这无聊无谓的灰色人生当中了吗？
受满洲传统精神文化深刻影响的舒庆春，从来就把人群分成善、恶两大类。他本能地认为，饱食终日又热衷营私，便是一种罪恶，自己眼下不就深陷此类地位吗？他觉得没法容忍。顶看重个人尊严的他，把留任劝学员当成了丢人的事。对于重新返回贫苦阶层，他毫不在意，比起在尊优之下颓废堕落和遭人耻笑，自食其力光彩得多。这个道理在舒庆春的心里天经地义，尽管在社会普遍思维里，这是不太容易得到认同的，有的人就认为这是他“太负气”的结果。
舒庆春入了基督教，同样也是事实。促成这一事实的原因，却是相当复杂的。
我们知道，他是个自幼未曾得到过太多社会温暖，而对社会的黑暗却有着切肤体验、对光明未来充满了真诚憧憬的贫苦人，是一个极想通过自身努力来使不公正的社会变得更其合理、更其平等的青年。追求光明的思想倾向，已有的知识与思维，都促使着他，要坚韧不拔地去摸索实现自身理想的道路。在前行的过程中，他也有过这样那样的犹疑和彷徨，不过，他毕竟能够做到“艰苦挣扎，谢绝各方面的引诱”[85]，与一切恶势力及其附庸划清界限，近乎固执地保持高尚和洁净的道德操守；然而，所处的社会范畴局限了他的视野，他本身又不具备思想家的素质，只能在既往的生活中，去尽力发现引导自己实践的思想模式。刘寿绵的乐善好施，一向让他很受激励，让他认识了在龌龊的人世间做一个好人的意义和价值，但是，刘大叔并没有足以使他认同的系统的思想观念，这也是事实。他在坚持精神探索中，恰好遇上了传播基督教的宝广林。
宝广林所传播的基督教，和此前曾经引起中国人普遍反感的“洋教”，有着诸多明显的不同。
20世纪开头的一二十年，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及精神文化，均陷入了严重的混乱状态，天主教、基督教势力，进一步积极挺进，获得较大发展。就拿基督教来说，设在中国各地的教堂，已经由19世纪末的三百多所猛增至一万余所，中国人入教成为基督徒的，也相应地增多了百十倍。“洋教”在中国的空前发展，终于诱发了与最初西洋传教士的愿望相背离的倾向，到了20年代初期，各地基督教堂中已然有权主持宗教事务的许多中国籍的牧师，出自爱国的情感，力图挽回以往“洋教”曾为西方列强的侵略扩张效力的负面影响，纷纷提出了要通过“自传”方式经办“本色教会”的主张。
1922年5月，“全国基督教大会”在上海举行，正式发表的《教会的宣言》中，公开地提出来：
我们对于西来的古传、仪式、组织，倘若不加批评，专作大体的抄袭，卑鄙的摹仿，实在不利于中华基督教永久实在的建设……所以我们请求国内耶稣基督的门徒通力合作，用有系统的捐输，达到自养的目的；由果决的实习，不怕试验，不怕失败，而达到自治的正鹄；更由充分的宗教教育，领袖的栽培及挚切的个人传道，而达到自传的目的。[86]
宝广林即是努力推行基督教“本色”运动的中国神职人员，“自养”、“自治”与“自传”，是他主持缸瓦市教堂时期注重贯彻的方针。向来对殖民主义憎恶、对“洋教”也怀有戒心的舒庆春，对宝广林的这一方针很是欣赏，他在领受洗礼后不久写成的文章《北京缸瓦市伦敦会改建中华教会经过纪略》[87]，充分说明了他不但赞成，而且也曾积极协助宝广林等人，促进这种基督教会的中国化进程。
宝广林所传播的基督教，还有另外的一些特点，也是舒庆春拥护的。首先，是他在自己的传教中间，明确修正了宗教教义中固有的轻此岸、重彼岸的消极思想，将教徒们的注意力，径直引向对现世的能动改造。他在宣传自己宗教主张的一篇重要论文《基督教的大同主义》[88]中，激烈抨击不公正的社会现状，呼吁大众觉醒，指出：“从有史以来，未有人民觉悟、社会与国际黑暗，甚于今日者。”同时，旗帜鲜明地鼓吹：“今日上帝之灵，仍蓄于世人心中，继续进行，驱世界际于真善之域，提高斯世，即是天堂，而非别有洞天也。”“平民感觉社会之黑暗，与经济之不平者深，则正义之暴露也速。小弱国家，本诸独立原则，要求强国予以优待。此种现象，是平民由觉悟而发现其理想之国家，平民欲为社会改造之一员，弱小国家欲居改造世界之一席，其气象大可乐观也！”他甚至还具体地勾勒出现世“理想之国家”的面貌，其中包括：“扑杀蓄婢之制，以提高妇女地位，置婴孩于家庭中心，而尊崇独妻制度。以牺牲之精神，使社会安堵。是福音之所在，即天国也。”
宝广林本人，是他的理论主张的典范实践者，据有关资料证实，20世纪20年代，与他密切相关的缸瓦市中华教会和灯市口公理会，两处的主要负责人，都跟当时的激进革命者有着固定联系，宝广林本人在西城砖塔胡同的居所，做过秘密据点，以至于到了20年代后期，在反动军阀当局进行疯狂的大搜捕中，他所在的教堂中确有革命人士被捕，连宝广林也受到通缉。这中间有些情况是在舒庆春离开宝广林之后才发生的，但宝广林的为人，却很快就能够被他所了解。
一贯志在为社会“作事”的舒庆春，最大的心愿，就是将个人的全部学识和精力奉献给有意义的社会改造事业。无疑，宝广林对教义的阐释，以及他的社会活动，都征服着舒庆春的心，他似乎是由此而觉得，找到了渴盼已久的能够指导自己社会实践的理论，也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人生之友。
宝广林所宣扬的思想，尚有这样一点让舒庆春格外感兴趣，即他广泛倡导自由、平等、博爱的基督教大同主义精神时，强调“破除国家种族之畛域”，达到不同民族的平等、团结与和睦。他说：“是基督之光明所被，足以使撒人与犹太人之积怨，如冰雪之见日，立即消释，而同登灵界焉。”[89]民国初期饱受民族歧视之苦的都市满人，其中自然也包括着舒庆春，由衷地期冀能够见到各个不同民族相安共荣、平等相待的社会局面。满洲民族出身的宝广林，格外理解同胞们的这种心愿，在他的宗教宣传中，着重提出了反对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的民族民主思想，这是可以直抵舒庆春的心灵深处的。
在舒庆春接受洗礼成为基督徒的同一时期，北京满人加入基督教和天主教的颇多。他们并不都像舒庆春那样，能够对宝广林宣传的教义有比较透彻的领会，他们的纷纷入教，是各有原因的。一部分人是出于生计的无着，他们跌进城市贫民行列后，饥寒困厄成了头等大事，于是只能想尽办法来解决温饱问题。当时的贫苦市民，入了教以后，多可以借助教会的慈善机构，得到些许救济，故有不少穷旗人便相互跟随着进了教堂。笔者就听到京城里的老人们说起过，民国早年间，世面上曾流传有嘲笑穷苦市民进教堂的民谣云：“你为什么要入教？只为三块‘北洋造’。”这里所谓“北洋造”，就是人们常说的“现大洋”、“袁大头”，当时入了天主教的城市贫民，最多时，每人每个月可以从教堂里领到三块钱的救济金。基督教会的福音堂，当时也向贫苦教徒发放定期的救济金，数额大约是每月五块钱。[90]同时，基督教会和天主教会又对社会上的贫困市民，进行其他各种形式的慈善救助，也叫下层满人们对它们的看法有所转变。另一部分满族人，是出于寻求精神的寄托才入了教。旗人在清代本是被世间高看一眼的社会阶层，到了民国，满人们的地位一落千丈，再难从周围获得尊重和温暖，内心的悲凉，无处诉说，当他们发现走进教堂之后，竟能够找到一些难得的慰藉，找到久违了的被人瞧得起的感觉，心里自然会泛出某种皈依的冲动。这就如同后来老舍在小说《老张的哲学》中对洋车夫赵四入教理由的描写一样：“人们当困窘到极点……宗教的信仰最易侵入”，“可是赵四呢，信孔教的人们不管他，信吕祖的人们不理他，佛门弟子嘲笑他。这样，他是没有机会发动对于宗教的热心的。不幸，偏有那最粗浅而含洋气的救世军欢迎他和欢迎别人一样，而且管他叫‘先生’。于是赵四降服了，往小处说，三四年了，就没听过一个人管他叫‘先生’。其实……‘先生’和‘不先生’分别在那里？而赵四偏有这一点虚荣心！”渐渐地，连那些生计并不十分困顿、有闲的老旗人，在这种满族人入教成了几分小气候之际，也有随帮唱影走进了教堂的，他们的逻辑看去多少有点儿古怪，却实在是他们心间的逻辑：“左右是没事作，闲着上教会去逛逛，又透着虔诚，又不用花钱。”[91]当然，那时更多的入教者，还是旗人青年，他们的理由，比别人更简明，也更接近舒庆春的考虑：“我想只要有个团体，大家齐心作好事，我就愿意入，管他洋教不洋教。”[92]
满洲人在历史上是有自己的民族宗教──萨满教的。那是一种原始宗教形态，以崇拜自然、图腾和祖先为基准，萨满教的文化精神，曾在满洲民族的繁衍和崛起过程，起到相当关键的作用。入关后，清朝统治者出于利益选择，运用行政命令和文化引导的多种方式，将民族精神文化的关注点向汉族文化传统上面迁移，后来，看来似乎落伍的原始萨满教，在满族民间尤其是京旗社会中间逐步消散，而儒、释、道三教兼蓄并入的结果，是其中哪一种也没能达到在满洲中间通摄一切的位置。这不免让满人在宗教观上，陷入有些无绪和无从状态。到民国初期，又加上新一层精神上的幻灭，很容易把他们随性地带到任意一种一时占了上风的宗教气氛之中。满洲民族历来有着文化包容性，这种包容性带着两重性质。
当时，“教徒里有不少是旗人”[93]的现实，也成了舒庆春领洗入教的诱因之一。他与旧有的旗族社会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既有那么多同胞入了教，他大概会想，自己也应当到这中间为他们做些什么。
年仅二十三岁的舒庆春成了基督教徒，可以说是潮流作用使然。当时，他还远不是一个思想成熟的人，热诚、求索、愿为穷人做事情、愿和同胞共进退……所有杂糅并生的人生原则，都使他无须经过太多思忖，就跟上了他所敬佩的宝广林。他太信赖宝广林了，假使没有宝广林，舒庆春是否会入教，或者也还是问号。这个假定，可以从舒庆春三年后离开宝广林便随即疏远了和宗教活动的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解释。舒庆春一辈子也离不开朋友，有时，他把朋友看得比生命还重。凡是朋友们让他做的事，他极少推诿，况且让他如此敬重的朋友，又常常是满人。人的民族位置和民族心理，是教多少文化人类学者总也研究不完的命题。
入教前后，舒庆春有些虔诚而又激进的表现。头一件事，是他郑重地启用了两三年前为自己所取的“舍予”的表字，这个“舍予”，不仅仅是把原来的那个姓氏“舒”字一分为二，更带有为了大众可以舍弃自我的含义。耶稣基督献身精神使他受到感召，他乐于成为一个彻底的利他主义者。从此，舒庆春的本名，和舒舍予的字，开始被他交互使用。
第二件，是他重新选择了收入只有五十元却合乎心愿的教育工作，前往天津南开中学，接任了好友罗常培卸下的国文教师一职。上任伊始，就赶上民国的“双十节”纪念会，他在全体师生的大会上发表演讲，阐述了一番既具宗教色彩又有个性诠释特点的想法：
我愿将“双十”解释作两个十字架。为了民主政治，为了国民的共同福利，我们每个人须负起两个十字架──耶稣只负起一个：为破坏、铲除旧的恶习，积弊，与像大烟瘾那样的文化，我们须预备牺牲，负起一架十字架。同时，因为创造新的社会与文化，我们也须准备牺牲，再负起一架十字架。[94]
他的这些意见，已明显地跳出了基督教的原有之义，反映出利用宗教影响推行社会民主与文化改革的鲜明立场。这是他和宝广林等人竭力想要做到的事情。
第三件，他翻译了宝广林以英文撰写的宗教论文《基督教的大同主义》，将其发表在1922年12月出版的《生命》月刊第三卷第四期上。
第四件事，是他在1923年年初回到北京做了市教育会文书之后，在由宝广林新任会长的北京基督教联合会之下，担当了负责主日学教务活动的总干事。他发表《儿童主日学与儿童礼拜设施之商榷》的长篇文章[95]，主张对儿童不搞赎罪祷告，不要求背诵《圣经》，不促成他们的信仰早熟；他还在具体的活动实施中，削减了部分不适合儿童接受心理的玄虚的神学成分，让教会的儿童教育更接近普及性的科学知识学习，推动儿童手脑并用，德智体均衡发展。下面这首由他亲手为孩子们写作的主日学歌曲《日月蚀歌》，就表现出了有别于一般“圣歌”的特点：
先生好比是太阳，/我们地球围着它转，/弟弟好比是月亮，/它又围着我们转。/只因走了一直线，/也打打鼓且莫要打锣，/听它慢慢地转。
第五件事，是1923年夏季，参与了山海关、沈阳耶稣青年团的夏令营活动。
第六件事，随后，他到基督教会灯市口地方服务团兼任干事，负责灾荒赈济、办女工厂、卫生知识宣传讲演、普及牛痘接种等工作。
第七件事，1923年秋，在基督教北京惟爱会上被推举为书记。
第八件事，1924年5月，发表《北京缸瓦市伦敦会改建中华教会经过纪略》。
……
从近年来陆续发掘得来的相关资料看，自1922年至1924年的不到三年间，舒舍予异常热衷于教会事务，留下了系列业绩。有论者认为，老舍实际上已经是中国基督教“三自”运动的早期活动家之一，这话也不无道理。
在这三年里，有关舒舍予，另外一些需要记录下来的情况尚有：
1923年1月，他用“舍予”的署名，在《南开季刊》第2、3期合刊号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小铃儿》。尽管日后老舍对这篇作品没有给以太多重视，但是，如果从分析他的写作生涯和创作特征等角度着眼，小说却是有价值的。
同年上半年，他在南开教书时，与同在该校任教的董子如、赵水澄，以及刚卸任于这所学校的罗常培，四个人结拜为把兄弟。他们四个都是北京的年轻旗族文化人。在受到了现代人文精神影响的青年知识分子中间，这种结义情况已经不多见了。他们这样做，体现的，仍是传统的人际观念，朋友关系似乎还不够，以结拜的方式才能满足感情的需求。可见，他们是怎样地看重这份带着民族内在色彩的友谊。
同年8月起，在北京教育会工作的舒舍予，到罗常培已经继任代理校长的北京一中，做了一年的兼职教员，教国文、修身和音乐课。这两份工作合起来，每月也仅挣四五十元钱。当时，他要赡养母亲，养活自己，还要自费去燕京大学学英文，不可避免地要再度陷入贫困境地。罗常培曾撰文记录了他们之间一次见面：
……一晚我到北长街雷神庙的教育会会所去看他，他含泪告诉我：
“昨天把皮袍卖掉，给老母添置寒衣和米面了。”我说：
“你为什么不早说？我还拿得出这几个钱来。何必在三九天自己受冻？”
“不，冷风更可吹硬了我的骨头！希望实在支持不下去的时候，你再帮助我！”
这时檐前的铁马被带哨子的北风吹得叮当乱响，在彼此相对无言的当儿便代替了我的回答。[96]
第四节 《小铃儿》：文学创作的起跳板
《小铃儿》，在著作等身、杰作颇夥的老舍文库里，算不上是一部太惹眼的作品。论篇幅，它还不足四千五百字，只是个小短篇。论影响，多年来从不为读者和研究界所注意，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重新被文学资料搜集者发现。如果说连作者本人生前也没有把它当回事，恐不会离事实太远，老舍曾在两篇文章中不经意地说到过它：“除了在学校里练习作文作诗，直到我发表《老张的哲学》以前，我没写过什么预备去发表的东西，也没有那份儿愿望。不错，我在南开中学教书的时候曾在校刊上发表过一篇小说，可是那不过是为了充个数儿，连‘国文教员当然会写一气’的骄傲也没有。”[97]“我最早的一篇短篇小说还是在南开教书时写的；纯为敷衍学校刊物的编辑者，没有别的用意。……这篇东西当然没有什么可取的地方，在我的写作经验里也没有一点重要，因为它并没引起我的写作兴趣。”[98]以往的各种现代文学史著作，谈到老舍，大多说他的处女作是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待终于发现这篇《小铃儿》，便有人称之为老舍文学创作的“处女作”，可是之后不久，舒庆春于更早一些时候发表在日本广岛中国留学生刊物上的小说和新诗被挖掘出来，它“处女作”的资格又给剥夺了。似乎，《小铃儿》真的没了地位和意义，只是一篇老舍作品积累中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的“习作”。
当我们重新以一种细致检读的态度来观照《小铃儿》的时候，还是感到，这个短篇，在老舍的创作生涯中，并不仅只是个可有可无的偶尔之作。我们发现在它的内里，还包藏着若干理应引起重视的、只属于老舍个人的文化“密码”。当我们尚未更多地研讨作者后来的许多重要作品之前，稍微认真地观察和解读一下这些“密码”，不至于一无所获。
这是一篇让人能够从作品主人公身上分明读出作者影子的小说，描写一个聪明可爱的京城小学生，本名德森，绰号“小铃儿”，他的一段小故事。小铃儿品学兼优，很得老师的好感与同学们的拥戴，连任多年的年级级长。他的父亲，是在某场战争中战死的士兵，家里只剩下母亲和他两个相依为命。他受到学校教师影响，有很重的爱国心，既恨日本侵略者，也恨李鸿章之流卖国贼。为了表达这种情感，他约几个小同学，一道“弄一个会”，为的是“大家练身体，互相的打，打疼了，也不准急，练这么几年，管保能打日本去”。由于幼稚和急于表现，没过多久，他们就聚伙儿袭击了从“北街教堂”里出来的“一个小鬼子”——外国神职人员的孩子。事出之后，学校无奈，不能不把小铃儿和他的小伙伴儿们除了名。
小说的情节挺简单，作者也没有在中间表达太鲜明的主观理念。小铃儿和他的伙伴儿都有一颗爱国心，还不懂得如何区别对待侵略者和无辜的外国儿童，这是一重含义；既然打了外国儿童，再喜欢小铃儿的校方，也不得不迫于压力，将他“斥退”，可见国际关系间的不公正，这是又一重含义；而“洋教堂”的社会形象究竟是什么，作者却没有说，这重含义，是留给读者去寻思的。舒庆春的童年，饱蘸着爱国情感，他的思想倾向当在小铃儿一边；可是，写作这篇小说的时候，过往的舒庆春，已经成了信奉基督教的舒舍予，他仍旧要写一个爱国儿童袭击教堂里的外国孩子的故事，却是出于何种想法呢？
暂且留下这点疑问，先来看一看作品给读者提供的另外一些内容。这些内容，有的并不很惹眼，有的还带着年轻作者初写小说时难以避免的取材不精和技巧不娴。
首先，小说中的故事，可以说处处来自作者的生活经历。故事一半出在小学校里，作者当过小学的校长，另一半的故事，出在小铃儿的家里，他的家境又跟作者的家境如出一辙；小铃儿上学的学校，是“京城北郊王家镇小学校”，这是舒庆春当京师北郊劝学员所分管的地界；至于其中涉及的教堂，也刚好是他这段时间常去的地方。
其次，小说的主人公，本名叫“德森”，这个名字让人咀嚼。德森是另有姓氏，而为人们所忽略了呢，还是就姓“德”？如果另有姓氏却不常用，这种情形，只有在清末民初的京城旗人中间才会有；而如果是就姓“德”，那么，我们知道，在差不多收入了汉族既有姓氏的《百家姓》里，是没有这个姓氏的，相反，北京城里迄今尚存的一些姓“德”的人家，他们的身份证件上，则都明白无误地注记着是满族。——这个只有满人才使用的姓氏，多出自辛亥年之后，部分原来以“德×”为名的满人，为形势所逼，便只用了原来名字前面的一个汉字来作为自家姓氏。这种现象在当时常见。与舒舍予发表《小铃儿》同一年，1923年3月，另外有一位北京籍满族作家叫作儒丐的，在《盛京时报》上发表了一部题为《北京》的长篇小说，其中有这么一处描写：“此时伯雍在车上问那车夫道：‘你姓什么？’车夫道：‘我姓德。’伯雍道：‘你大概是个固赛呢亚拉玛？’车夫说：‘可不是，现在咱们不行了……’”[99]这中间的“固赛呢亚拉玛”，是个满语词组，即“旗人”。有趣的是，《小铃儿》的作者也给自己的作品主人公以“德森”命名，留下这一道为常人不易觉察的“机关”，既不肯说透，也不愿让读者过多地去琢磨，于是，便要再给德森启用一个“小铃儿”的绰号，而且在作品中一用到底。
此外，作品有关小铃儿家里情景的描述，也值得留意。“父亲”作为一名士兵，死于儿子出生后不久的一场战乱，母子二人对他的死念念不忘；母亲是靠着“替人家作些针黹”维持一家的生计，还对儿子说：“要不是为你，我还干什么活着？”同时，没有必要地，作品在故事发展线索外，还提到小铃儿有一位“大舅”常与他家来往，以及有一位已经故去了的“姑母”曾经与他们共同生活。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和情节，都能从作者自身的幼时家庭生活中，找出原型，作者自己是由寡母辛辛苦苦拉扯成人，而且他家也有过重视内亲（大舅）和赡养姑母等颇合满洲习俗的经历。
还有，小说的语言，是相当标准的“京腔儿”；作品中的某些描写，也凸现出作者倾向于轻松调侃的笔法。例如：“几个小女孩子，都用那炭条似的小手，抹着眼泪。”这样的语言特征，后来恰恰被老舍浇筑成了他个性化的语言成功之路。
综上几项，起码说明了以下的问题：
《小铃儿》的写作，已经显露出老舍创作现实主义风格的端倪，他在日后几十年的创作生活中，凡属成功的作品，无不闪现着极为充实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光彩。是生来具有的笃实诚信的人品，规定了他的写作道路和艺术风格，他的所有上佳的文学构思，都不曾游离开个人经历与见闻的记忆库。
满族的社会文化内涵，在作家开启创作之门以前，就细雨润物般地融入了他的个性艺术感觉之中，一旦为文，这种素质，就会在自决或毋须自决之间体现出来。在民族歧视现象还相当严重的社会条件下，他所要注意的，常常并不是要把这种有价值的民族蕴涵发挥到淋漓尽致，相反，他得不断提醒自己，让这种特征稍稍地收敛些，隐蔽些，以防止招来非议。
铭心刻骨的童年家庭生活场景，在作者心头，早就系成了一个解也解不开的死结，他的心中所营造、笔端所描述的故事，常要围着这个死结打转转。幼年的失怙、孤儿寡母的相依度日、母亲为了养活弱小的孩子而没日没夜地给别人苦苦地干活、孀居的姑母与自己家同住、母系的亲戚跟自己家过从密切……这一个个情节单元，简直就类似于民族民间故事的“情节母题”一般，在老舍后来写下的不少重要作品，譬如《月牙儿》、《小人物自述》、《正红旗下》等等中间，或拆开或拼合地，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写进去，并且每写一回，就总要比上一回更显出作家再次经过反复沉淀所获得的深厚意味！
我们还联想到，舒家旧居小院—小羊圈胡同—北京城里西北角─京城外的西北部，这样层层外扩的地理区域里的人文故事，好似缕缕经丝，而清末民初京师旗族社会的文化艺术基因，则犹如条条纬线，二者被作家掌握得越来越得心应手，从《小铃儿》这篇早期“习作”开始，直到《老张的哲学》、《离婚》、《骆驼祥子》、《我这一辈子》、《四世同堂》，再到《茶馆》、《正红旗下》，竟能编织出来老舍文学世界中何其多的力作！肯定地说，点燃这一切的那个“热点”，还是他的童年时代、少年时代，以及青年时代起初几年内扎实的人生体验。这样一些招之即来、挥之难去的人生体验，在一篇还远够不上成熟的前期小制作──《小铃儿》当中，曾经伏下了如此之多的诱导“密码”，对这篇习作，还不值得另眼相待吗？
老舍（舒庆春、舒舍予）在发表了《小铃儿》之后一年半，便离开祖国，离开他的“热土”北京。虽说过了几年之后，他又回到国内，我们差不多仍然可以说，直到二十多年后的1949年年底，他才真的又有幸重新开始长期享有一个北京居民的生活。人人尽知，老舍是一位写北京故事的圣手，可是，人们又很容易忘掉的恰是，他在五十岁之前，写北京已经取得了那么巨大的成功，却几乎只是在吃这二十几岁之前垫起的老底儿！
让我们再折回到本节前面留下的那个小疑问。舒舍予这位基督徒，在《小铃儿》里面，竟叫他所喜爱的小主人公去袭击“洋教堂”里出来的外国孩子，作者的心理状态似乎有点难以把握。如果用作者反对外国传教士而赞同由中国人自主传教的理由，来解释这个现象，恐怕还是多少让人有些难以接受。其实，这一描写，可能正反映着作者彼时的矛盾心态。在宝广林朋友式的劝导下，舒舍予不但领洗成了教徒，也为他们共同倡导的社会理想而努力着，但是，很可能，每想到自己“信了洋教”，心里就会漾起几分不安。《小铃儿》悄悄披露了作者心头的苦衷和秘密。老舍并不是一位思想家或者革命家，他只是一位作家，他的思想矛盾，从《小铃儿》开始，将不断地通过作品（哪怕是很了不起的作品）传递出来。这是古今中外文学史上蛮正常的一桩事情。
可以说，《小铃儿》，是作家老舍投身于文学创作事业一方得力的起跳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