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幸福指数
如果说GDP（国内生产总值）、GNP（国民生产总值）是衡量国富、民富的标准，那么我们应该还需要一个衡量人幸福快乐的标准。在国际社会，这个刚刚出现不久的标准叫GNH，即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国民幸福总值）。
现代意义上的幸福指数研究是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的。二战结束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迅猛，物质生活丰富，但人们并没有感觉到有多幸福。于是人们把关注的焦点逐渐转移到精神追求和心理感受上，体现民众主观生活质量的幸福指数就此登上舞台。但迄今为止，所见到的幸福指数报告大都是由一些非政府组织、学术机构、研究团体或个人发布的。GNH最早是由不丹王国国王提出的，他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他提出，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不丹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GNH）指标。在不同的时期，不丹政府推出了不同的国民幸福目标，例如他们的2002～2007年第九个五年计划将国民幸福目标具体表述为经济增长与发展、保护与改善文化遗产、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政府善治。他们提出了不同于国民生产总值的新的衡量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指标，即国民幸福总值，包括满意感等主观指标。
20世纪70年代不丹提出GNH时并不引人注目，然而20多年的实践已经引起全世界瞩目，世界上不少著名的经济学家开始把目光投向这个南亚小国，并认真研究“不丹模式”。美国的世界价值研究机构开始了“幸福指数”研究，英国则创设了“国民发展指数”（MDP），考虑社会、环境成本和自然资本，日本也开始采用另一种形式的国民幸福总值（GNC），着重强调文化方面的因素。
世界银行主管南亚地区的副总裁、日本的西水美惠子对不丹的这一创举给予了高度评价。她说：“世界上存在着唯一以物质和精神的富有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政策之源，并取得成功的国家，就是不丹王国，该国所提出的‘国民幸福总值’远远比国民生产总值重要得多。”
2005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科学院院士程国栋向会议提交了一份题为《落实“以人为本”，核算“国民幸福指数”》的提案。程院士认为，只要人们理解幸福与消费之间没有直接联系，就能改变人们对是什么真正增加或提高了幸福程度的认识，从而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他建议从国家层面上构造由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环境保护六类要素组成我国的国民幸福核算指标体系。
程国栋院士说：“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国民幸福指数’（GNH）与GDP一样重要，监控国家经济运行态势，了解人民的生活满意度，同时成为科学的政绩考核标准的组成部分。”
幸福，《现代汉语词典》给出的解释是“（生活境遇）称心如意”。但幸福指数不仅仅是幸福感。
幸福指数是衡量人们对自身生存、发展状况的感受和体验，即人们的幸福感的一种指数。不同的人对幸福感的理解和诠释不同，比如普通职员小王说：“幸福就是工资再高一点，晚上少加班，能和老婆孩子散散步。”中学生李飞的感觉是：“我数学考了满分，非常快乐！”而职业经理人胡雨认为：“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把公司做成一个世界品牌，从而实现我的人生价值。”幸福感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体验，可以理解为满意感、快乐感和价值感的有机统一。
事实上，幸福指数的含义远不止幸福感，它还包含民众所拥有的外部生存环境和自身发展条件。就像一位教授的统计：“非典”曾让人们的幸福指数下跌，“神六”成功发射则提高了幸福指数。又如农村人就比城里人更容易感觉到幸福。再如，生活在空气污染指数低的城市，就相对幸福。
可以通过心理测试来把握自己的幸福程度。有专家提出了由10个指标构成的我国民众幸福指数指标体系：知足充裕体验指数、心理健康体验指数、成长发展体验指数、社会信心体验指数、目标价值体验指数、自我接受体验指数、人际适应体验指数、身体健康体验指数、心态平衡体验指数、家庭氛围体验指数。
幸福在哪里
2006年国家统计局有关官员表示，我国已推出幸福指数，把幸福这个原本看不见摸不着却时刻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的东西加以数字化。无独有偶，就在幸福指数推行之际，一本叫做《幸福与经济学》的专著，除了让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纷纷为之叫好外，也让一些普通读者趋之若鹜。不管是对经济学感兴趣也好，对幸福这样的字眼感兴趣也罢，总之，人们对于幸福的关注可见一斑。
当吃饭穿衣不再成为紧急问题，生活步入小康之后，金钱对幸福的提升，将变得迟缓、无力。所以，《幸福与经济学》的作者强调说：“收入也会对幸福产生具有统计显著性的效应。无疑，那些生活在贫穷国家的人们会因人均收入的增加而变得幸福，但是在超过了一定限值后，人均收入的增加将不再对主观福祉产生效应与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人们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调整期望水平。人类对幸福的渴望永远没有尽头，这山望着那山高，他们会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提高对幸福的期望水平。也许正是人类这种对幸福追求的持久不满意，才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与文明的发展。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的工作似乎都远离了人间烟火，他们以砖头厚的经济学专著，把普通读者和社会大众拒之门外。很多时候，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不为公众理解，而与公众密切相关的问题也不在他们的关注视野之中。因而，《幸福与经济学》被如此关注，不是没有道理的。
如果认为幸福仅仅和收入有关，或者说收入是决定幸福与否的唯一标准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很多时候，人类幸福感的源泉是通过在一个社会群体中的相互比较而获得的。拥有亲密的朋友、事业伙伴、亲戚、稳定的婚姻和家庭关系，或者作为某个团体（如事业团体、兴趣团体等）的成员，都会给一个人带来极大的幸福感。从这一意义上说，人类对幸福的追寻，其实也切合了建立和谐社会的要素。
客观经济学意义上，幸福的定义是生活者对生活者剩余所产生的效用的一种反应。生活者对幸福的感受可用幸福值来表示。一般来说，生活者剩余越大，所产生的正效用越大，幸福值就越高。从经济学角度讲，幸福是中性词，应该是可度量的，度量值为幸福值。计算公式如下：幸福值（HV）=生活者剩余（SL）×幸福弹性（EH）（系数）生活者剩余是生活者为达到某种生活目标而愿意付出的成本总值与实际付出成本的差额，这里的成本包括显成本与隐成本。幸福弹性（系数）是生活者对生活者剩余所产生效用的反应的敏感度。一般来说，幸福弹性（系数）大的人，“给点阳光（生活者剩余）就灿烂”，同样如果遭受一点挫折（生活者剩余为负值），受到打击也会越大。
生活是一个人所有活动的总和。活动包括物质活动与精神活动。对幸福的定义也可以这样理解，生活者付出一定的成本，实际达到的目标所产生的效用与原定目标可实现的概率值所产生的效用的差额。
1.拥有了金钱和社会地位的人的幸福值并不一定就高
换句话说，有钱有势的人并不一定幸福。现做如下假设，某君甲现为某企业中层领导，其生活目标是五年后拥有1000万元，预期实现的概率为0.5；成为一家大型企业的董事长，年薪为50万元，预期实现的概率为0.1。假设五年后的实际情况是，他成为董事长，却只拥有100万元，其幸福（弹性）系数为5。则其幸福值为：
HV=[（100-1000×0.5）+（50-50×0.1）]×5
=（-400+45）×5
=-355×5
=-1775
假设某君乙为普通煤矿工人，其生活目标是五年后是拥有20万元，实现概率为0.8；成为矿井的一名基层管理者，实现概率为0.2。五年后，他拥有了30万元，且成为一名基层管理者，年薪为5万元，其幸福（弹性）系数为15，则其幸福值为：
HV=[（30-20×0.8）+（5-5×0.2）]×15
=（14+4）×15
=270
由此看来，五年后，甲、乙尽管所处的环境不同，但乙显然比甲幸福。幸福的延迟效应，感受不同，会导致不同的个体行为。甲不但没有幸福，而且为负值。这时甲会急于找寻幸福所以有了新的目标。他想在一年内得到2000万元，实现的概率为0.5，结果一年后他得到了5000万元。这时他的幸福值为：
HV=[（5000-2000×0.5）]×5=20000
这时，他又想在一年后得到8000万元，预期实现的概率为0.8，结果一年后由于贪污腐败被查处，没收全部贪污款，并罚家产20万元，且被送进了局子。这种情况是他没有想到的，因此期望实现的概率为0。这时他的幸福值为：
HV=[（-5000-20）-（8000×0.8）]×5
=（-5020-6400）×5
=-11420×5
=-57100
如果甲被判死刑，就超过我们谈论幸福的范畴了。
2.如何做一个幸福的人
最有效的途径是双管齐下：一方面，调低生活目标的预期或调低生活目标实现概率的预期；另一方面，在既定的预期生活目标下，努力提高可实际达到的目标。
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
过去，评价国家社会发展的时候，大家更多的是关注GDP等硬数据，对幸福指数等软指标则很少关注。
GDP曾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与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以及失业率一起，成为衡量一国经济景气、健康与否的最重要依据。由于长期将环境代价排除在国民收入的账户之外，社会经济发展的真实成本和收益已被严重扭曲。比如，在一些片面强调GDP的地区，高经济增长其实是以环境的恶化和高能源消耗为代价的。一个内陆农业大省的统计数据显示，GDP增长9%，但环境污染损失却占到GDP的15%，新增的GDP基本被环境欠账吃掉，经济增长的实际意义完全消失。从世界范围来看，环境组织的年度报告中更是赫然写着：“近二三十年，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特别是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耗竭、酸雨、水资源状况恶化、土壤资源退化、全球森林危机、生物多样性减少、毒害物质污染与越境转移等八大问题，已到了威胁人类生存的地步……”
GDP不能对资源损耗与环境退化加以计量，不能全面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当前和未来的净福利变化，也不能直接体现公民关于幸福的终极诉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幸福指数还有值得GDP参考的地方。
其实GDP指标与幸福指数之间绝不是互相对立排斥的。发展经济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提升幸福感，但人们的幸福感是相对的，幸福指数与GDP并不一定同步增长。
近年来，西方经济学家开始关注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幸福之间的必然联系。总部设在伦敦的智库新经济基金会（New Economics Foundation）较为激进，该机构表示，可以用幸福感指数取代国内生产总值。
NEF采用一套崭新的计算方法，考查各地人民对生活的满意度、预计寿命、投放在环保上的资源以及所取得的成效。该基金会指出：“采用这套方法，并非单纯以金钱或经济成就去计算，而是返回最基本，看看环境对人类的快乐程度带来什么影响。”这种计算HPI快乐指数的方法，简单来说就是把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对生活的满意度，乘以预计寿命，再除以生态及环保成效的指数（指养活人民所需的土地数量及能源消耗量）。
通过这种计算方法得出：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人是全球最幸福的。
排在第2至第10位的依次是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巴拿马、古巴、洪都拉斯、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中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德国、日本、韩国、英国、巴基斯坦、法国、澳大利亚、美国、俄罗斯分别为第12位、17位、23位、31位、32位、44位、62位、81位、95位、102位、108位、112位、129位、139位、150位、172位。
其中，非洲国家平均成绩最不理想，包揽了最后10名中的7位，津巴布韦更成为倒数第一。
全世界最幸福的国家是瓦努阿图——南太平洋上一个由80多个岛屿组成的小国，这不禁让人大跌眼镜。英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的幸福程度更是被排在了第108位和第150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