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新大楼和与之同名的时报广场隔着几个街区，坐落于第八大道的40街、41街之间，是出自意大利设计师伦佐·皮亚诺（Renzo Piano）之手的一幢52层建筑。大楼底层是《纽约时报》的多功能大厅，可对外出租作为活动场地，也用于举办《纽约时报》的“时代对话”[1]活动。生活在纽约的人有机会在这里见到他们喜爱的《时报》评论家或公共知识分子，甚至是扬基队球员。据大楼租赁办公室介绍，这是美国第一幢“整体装饰陶瓷幕墙的高层建筑”[2]，平滑如玻璃的建筑外墙拥有感光百叶窗系统，会根据光线强弱或云层厚薄自动开合。但很快楼内工作人员就对这神奇的系统失去了新鲜感，当百叶窗叶片的开合发出声响时，他们不得不学着仰头查看叶片的摆动，然后迅速将其重新调到自己想要的位置。
相比之下，1913年建成的、位于西区43街的老办公楼完全是另一番景象。老楼隐身于人声鼎沸的时报广场后面的一条街上，这幢阴沉的、窗户稀疏的灰色石头大厦，是一代又一代新闻工作者口中的“工厂”。正因如此，《纽约时报》在美国新闻界被称为“灰妇人”（Gray Lady）。尽管《纽约时报》新址是为迎接数字化时代的到来而建，但对待其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受众却是不偏不倚的。穿过大楼，你会发现自己正好站在纽约港务局和时报广场地铁站之间。记者们无论是在位于大楼14层的餐厅吃午餐，还是信步走来远眺窗外，整个纽约的无尽喧嚣都会一览无余。
新大楼象征着一系列承诺和愿景：《纽约时报》在此开启了全面整合的网络新闻编辑室时代，并成了一座象征新闻创新实践的、闪闪发光的玻璃灯塔，是纽约天际线上的标志性建筑，更意味着它在实现远大抱负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遇到的挑战。
这座新大楼似乎在努力使自己能承载这些愿景。大楼的三个出入口上方都悬挂着代表数十年报业传奇的《纽约时报》标志，每个标志的字样都异常醒目，引得众多游客在此驻足留影。但是，这些出入口并不拒人于千里之外，每一个都对公众开放，游客可以到光线充足的大厅欣赏公共艺术作品，还可参观玻璃天顶。但若想乘电梯进入楼内的新闻编辑室，保安人员就会过来拦阻。可以说，从玻璃墙、开放空间到新闻编辑室的内部设计都标志了全新的数字化新闻时代的到来。
《纽约时报》新闻编辑室连通二、三、四楼，由红色台阶相连，四楼的人可以直接看到二、三楼的工作情况。最重要的岗位都安排在三楼，在此，对当天纸质版新闻最重要的内容拍板的人的座位被刻意安排在负责网络新闻的人旁边，后者时时刻刻都在筛选和决定什么新闻能上《纽约时报》网站首页。至于高管，像执行主编和两位管理编辑[3]，他们的座位挨着网站最重要的两位员工。
位于新闻编辑室中央的几个小隔间是制作首页新闻和网络运营的核心地带，这些小隔间的隔断并不高，以便工作组之间互相沟通。在这个区域工作的主要是不间断新闻部[4]的编辑、国内新闻首页和全球新闻首页的编辑，还有网站的图片编辑。网络运营部门被认为是新闻编辑室的核心，其位置离大人物很近也体现出了这一点，正是这些大人物在决定整个新闻编辑室的编辑策略。
然而，这样的位置安排和布局并不意味着人们真的会相互交流。根据我在新闻编辑室五个月的观察，我发现执行主编和管理编辑只专注于决定什么能上纸质版新闻的头版，并不过问网站首页编辑的工作，至少以一天的工作来看是这样的，然而每月3000万人次访问量的网络版仅由一位网页制作人负责。
新闻编辑室的人对于纸质版和网络版之间的“互不干涉”——其实是对双方缺少互动的委婉说法——是这么表述的：“这些人能来到这里，是因为他们具备优秀的新闻判断力、出色的文字编辑能力，能迅速完成工作且极少出错。”[5]
而纸质版和网络版之间的关系也夹杂着矛盾：数字时代的《纽约时报》网络新闻工作的新现实，与传统报纸每日发行的特点并不适应。一方面，《纽约时报》1996年才创建了自己的网站，这在其160多年的历史上可谓一个巨大的转折点，但报纸仍是主要的收入来源，并为整个企业赢得重要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传统”的纸媒记者其实也为网站写作，事实上，他们的文章几乎最终都会出现在网站上。他们习惯在写突发新闻的时候加入事态的最新进展，发到网上的长篇专题报道也常常配上了多媒体元素。高级编辑在发给新闻编辑室和公众的邮件里也习以为常地称《纽约时报》网站是新闻编辑室的未来。
2010年，《纽约时报》所面临的挑战并不仅仅是纸质版和网络版的关系。在现如今一周7天、一天24小时的全天候新闻环境中，《纽约时报》不仅要迅速在网上制作和发布一波新闻，也希望仍能占据新闻界的主导地位并拥有盖棺定论的话语权。此外，这份报纸也跟上了力图建立多媒体和交互式图形的时代潮流，它们都是新闻报道的新形式，能吸引读者留在网页上，更是提高点击率进而增加经济收益的又一途径。随着网络社交媒体的盛行，《纽约时报》打算好好利用这一势头，记者们却在争论这会不会增加其工作量（或职责）。而摆在《纽约时报》及其新闻工作者面前的问题，与经济压力、专业实践的变化以及技术创新出现的新情况息息相关：当简单地把文字粘贴到网上已不能满足受众的需求时，《纽约时报》该如何为网络制作新闻？该如何来定义新时代的新闻制作流程和价值？
事实上，这家全国顶尖媒体机构在2010年给出的答案，颇有点像拉斯维加斯赌场里的自助餐，编辑、执行主编和记者都在努力让《纽约时报》能满足所有人的所有要求。纸质版仍继续决定着工作流程的轻重缓急，但网站要不断更新，记者无论如何都会在截稿时间前写出稿子来。网站将充斥各种互动内容和多媒体内容，报纸也会积极学习社交媒体的策略。但是，一位记者告诉我：“我们不能总是这样，既要写博客，又要做视频，还要为纸质版写稿。我们不可能件件事情都玩得转。”另一位记者兼编辑苏珊·埃杰利（Susan Edgerley）对我说：“我们会在这个数字化时代获得成功，因为《纽约时报》总喜欢做到最好，每件事上都是这样。”[6]由此可见《纽约时报》的内部存在着一个相当大的矛盾：新闻工作者实际所能做到的，与机构对网络版的殷切期望（希望能像纸质版一样做到最好）之间是有着巨大差距的。尽管此刻看来，本书所讨论的内容相对于新闻编辑室不断发生的变化而言，已是过去时了，但本书恰好提供了这样一个立足点，回顾2010年的《纽约时报》及其所发生的事，在其昔日传奇和远大前景之间选取一个时刻来进行考察。当时，《纽约时报》无疑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新闻机构，而且拥有新闻阅读量最大的网站。从统计数据来看，新闻编辑室是这样的，但实际上其内部是另一番景象——一家机构及其新闻工作者正在适应数字化带来的变革。
本书旨在从内部视角向读者展示《纽约时报》，以此反映新闻工作者是如何依据新兴的网络新闻价值观——即时、互动和参与——来平衡网络版和纸质版的内容生产所带来的挑战的。它们来自我在2010年1月至6月间对新闻编辑室（主要是待在商业版）长达五个月、总计超过700小时的实地观察。从中，你将看到新闻工作者是如何在一个随需应变的即时新闻环境中工作、应对挑战的，又是如何处理工作惯例以便适应不断向一个渴望新鲜内容的网站供应素材的压力的。你还会看到，在遇到对互动内容——从视频到在线图形——的新需求时，记者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此外，本书还记录了记者是如何看待（或者不考虑）一个活跃的受众能够对信息进行反馈并生产内容这件事的，在这方面，幸亏有了社交媒体。在新闻编辑室，我看到了网络新闻工作的三种核心价值观——即时、互动和参与——是如何作为矛盾和变化的基点应运而生的，那么在本书中，我将就《纽约时报》如何处理这三种价值观进行分析和叙述。
我的主要观点是：网络新闻世界有了引导新闻工作的新价值观。新闻工作者必须考虑如何适应一个全天候的新闻环境的需求，如何适应一个互动式参与的社会环境的需求，如何适应一个一家媒体对大众传播的模式已被颠覆的世界的需求。其结果是对新闻工作惯例的改革，尽管此举存在争议，但它使新的新闻价值观得以形成，即即时、互动和参与。相应地，这些价值观也正在调整新闻工作和专业实践。应该说，旧的新闻价值观依然存在，会从工作惯例和内外部的力量之中反映出来。比如，客观性原则仍是一种战略性仪式，一种可以自夸的专业愿景。但重要的是，新闻工作者如今正在调整他们融入自己工作流程和职业理想的方式，以便在一个完全不同于过去的环境里工作。
因此，各位将会从本书中看到，当一线的人们还在厘清各种令人费解的问题时，新闻工作者已经陷入了传统和变革的夹缝中。“灰妇人”外表看起来很严肃，殊不知在其内部，记者们正在为自己的稿子能够成为每天最重要的五个报道之一，并且站上头版、出现在全球新闻网站领头羊——《纽约时报》的首页而奋战。也就是说，记者们在努力接受新的工作指令：必须在获得登上纸质版头版的荣耀的同时拿出新内容放到网上，必须使网站能满足那些想探索文字之外的故事的用户，必须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接触更多的读者。这些“必须”，不管记者喜欢与否都已经成为现实，这些新兴的价值观正在调整新闻实践，并为《纽约时报》的新闻工作设置新标准。这些价值观是否受欢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是否在功能上意味着对新闻业的重新定位。在此，我们将通过新闻编辑室工作人员的日常活动，看到对于这些新价值观的意义的争论以及这些价值观在新闻编辑室的地位。
即时、互动、参与这三种价值观源于《纽约时报》业已（或尚未）形成的工作惯例，并且这三个专业术语将有助于厘清一些问题，比如优先考虑什么、目的何在以及在数字时代组织新闻生产的必要条件。相应地，这三种价值观也构成了本书的框架，并帮助我们理解新闻编辑室内部工作机制的核心所在。当新闻工作者试图对什么样的新闻应该报道、应该以何种方式报道形成自己的理解时，他们会接受这些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反映出了纸质版新闻与网络版新闻之间的关系，反映出了多媒体的动力以及对加入社交媒体的推动。我使用这些术语还有一个原因，即考虑到它们符合对网络化数字环境的研究和新闻学术研究的理论框架。以即时、互动、参与为背景，研究2010年的《纽约时报》，还可以与它面对其他新闻编辑室的竞争时所遇到的诸多挑战形成对话。不过，在我开始将这些价值观置于《纽约时报》及其新闻工作者的语境中进行介绍之前，我会先说明为什么研究《纽约时报》这个特例可以为整体的新闻研究提供重要的借鉴。
为何选择《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是美国民主化进程中一个举足轻重的新闻机构。自1851年创立以来，它已经形成了精英政治讨论的轮廓，提供了来自全美和全世界的反映实质问题的报道。一百多年来，尽管它并不是无可指摘，也有许多错漏可以任人评说，但这位“灰妇人”的权威依旧不减当年。对于新闻业的未来，人们开过大把的玩笑。有人说，新闻业有两条规则：第一，所有关于新闻业的争论都必须参照《纽约时报》的说法；第二，任何人一旦对想要改变新闻业的项目进行了投资，都必须停止对《纽约时报》的迷信。也有人认为，《纽约时报》正处于数字化变革的阶段，但与其说是对整个组织架构的彻底颠覆，不如说是对2010年的新闻节奏的微调。现在看来，这个有关新闻业未来的故事已经是过时的记述了，但是因为它展示了这个庞大机构在新闻业特殊时期是如何在社会、经济、技术和专业的多方压力之下应对新闻工作的压力的，因而这种记录自有其价值。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关注《纽约时报》呢？从根本上讲，《纽约时报》是一个特殊的机构；它的声望、规模，它在公众印象中的地位，乃至它对自身重要性的认知使它做出的向数字时代转型之举，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与其他所有的纸媒相比，《纽约时报》的普利策奖得主数量最多（迄今已超过100人），发行人小阿瑟·奥克斯·苏兹伯格（Arthur Ochs Sulzberger,Jr.）虽然被认为缺乏商业敏感，[7]但至少从目前来看，他仍然致力于在家族信托基金内维持这份报纸的运转。尽管《纽约杂志》（New York Magazine）声称，苏兹伯格家族的第五代会为了公司利益而售出这本杂志，[8]但正是这种双层股权结构才使苏兹伯格家族掌握住了公司的发展方向，并意味着公司暂时不会出现裁员的情况。苏兹伯格把钱花在新闻业上的意愿表面上看似乎并没有使报纸从中获利（比如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报道），但这至少证明了他还在坚持新闻服务大众的理想。
当然，近年来也不乏与《纽约时报》有关的负面新闻，其中两件丑闻严重损害了《纽约时报》的形象。一件是记者朱迪思·米勒（Judith Miller）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错误报道，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美国对伊拉克宣战，或者至少推波助澜，使布什政府的声明当时成了最热门的新闻话题。[9]另一件则发生在此事之前，记者杰森·布莱尔（Jayson Blair）炮制了大量假新闻，最终自食其果，在《纽约时报》周日版发表了长达1.4万字的致歉信（mea culpa）。[10]尽管如此，仍有许多人像我一样认为《纽约时报》是一家令人敬畏的新闻机构，拥有无与伦比的新闻权威，并且是决策者、精英人士以及越来越多的普通人的信息来源。
有关《纽约时报》的大量文章中都将其视为一家机构，其中很多都是描写其高层领导和发行人的，声称是他们的远见卓识造就了《纽约时报》。例如，盖伊·特立斯（Gay Talese）在《王国与权力》（The Kingdom and the Power）一书中提到，艾森豪威尔总统曾质问《纽约时报》的一位高级编辑：“莱斯顿（Reston）以为他是谁，竟敢指导我如何管理这个国家？”[11]在《信任》（The Trust）一书中，苏珊·E·蒂夫特（Susan E.Tifft）和亚历克斯·S·琼斯（Alex S.Jones）从不同视角讲述了作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家族”——《纽约时报》的老板是如何使这份报纸在全球范围内获取新闻许可的。[12]
甚至对评论家而言，《纽约时报》也是美国最重要的报纸。威廉·麦高恩（William McGowan）的《灰妇人倒下：〈纽约时报〉的衰落对美国的影响》[13]中依时间顺序记录了《纽约时报》是如何被公信力问题所困扰的，还有对小报式新闻的热衷将会如何破坏健全的民主制度所必需的对优质新闻机构的监督机制。[14]
由此可见，《纽约时报》在规模、（或更好或更糟的）发行人、声誉以及自我意识等诸多方面都有其特殊性。与此同时，《纽约时报》所面临的挑战也是其他所有新闻机构都在面对的，即如何在网络化的信息环境中制作新闻并向读者传播。因此，可以说，我认为正在影响着《纽约时报》的价值观（即时、互动、参与），如今在其他新闻机构也可谓无处不在。但是，鉴于《纽约时报》的社会影响力，其新闻工作者适应这些新价值观并将其运用到职业活动的做法，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在《纽约时报》的语境中，甚至在对整个新闻业的更大范围的探讨和观察的语境中，深入细致地逐一探究这些价值观。
即时：《纽约时报》及其他
据我观察，《纽约时报》商业版各种新闻的制作过程是同时进行的。商业版的人员几乎占据了这层楼的半个楼面，差不多有100位记者在此工作。任何时候都可以看到记者在为每日出版的报纸写稿，在构思长期报道的系列新闻，在写博客，或者在不断更新网站内容。即时性当头，全天候工作的压力似乎并未使记者感到不安。2010年1月20日，黛安娜·亨里克斯（Diana B.Henriques）要完成一篇当天截稿的有关FBI“死盯”行动[15]的重大新闻报道，内容是关于美国大型武器制造企业收受贿赂向非洲军阀出售大宗枪支武器的。报道已经定好了要上报纸A1版，因此她可以自由自在地花一整天时间来写稿，而不必去管网上的事。然而第二天上午，当一位线人打电话询问这篇报道在网页上的什么位置时，亨里克斯自己也费了好大劲才找到。在《纽约时报》的网站上，这篇文章早已淹没在铺天盖地的商业新闻和国内新闻之下。面对不断涌现出的对最新内容的需求，她的新闻报道成了网站首页上的牺牲品。
另一些记者也完全受制于网络的力量。网站编辑马克·盖茨弗莱德（Mark Getzfred）必须时时刻刻坐在电脑前更新网站上的内容，这使得他几乎连晨会都没时间参加。他的日子通常都是在这样一种恒定的强度下度过的：从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和《纽约时报》记者的报道中，寻找更多更新的、当下正在发生的信息来满足网站的巨大需求；他要确保网站的商业新闻频道的内容实时更新，即便这意味着他有时甚至要在凌晨去更新一则并不重要的欧洲新闻，或者有关美联储的一篇无足轻重的报道。只有到了下午4点，在准备将一组当日要闻群发给《纽约时报》的读者时，他才有时间坐下来整理思路，确定一下当天的重要新闻到底有哪些。
在《纽约时报》内部，对于网络时代的新闻生产出现了许多节奏和惯例上的矛盾。只要涉及网络，即时性，也就是《纽约时报》记者所谓的“新鲜”或“新鲜度”（freshness），就会上升到一个突出的位置。因此，在一个崇尚越快越好的世界，网络新闻的生产过程总是高度紧张。尽管《纽约时报》一直以不做商品新闻（commodity news）或与别人雷同的新闻而自豪，并且致力于提供只有《纽约时报》记者能报道的“有附加值的”新闻，但现实情况远比这要复杂得多。
在记者看来，即时也许确实是新闻的一个核心的、典型的价值，不仅现在是，将来也是。学者马克·迪由泽（Mark Deuze）认为：“从新闻业发轫之时起，它就依赖于某些形态、原型、主题或惯例，使得新闻实践者能在一个又一个纵横交错的给定时间内处理层出不穷的信息量。”[16]在悠久的新闻史上一直贯穿着即时性的印迹：罗马人和中国汉朝人可以被视为每日新闻的先驱。印刷术出现后，新闻书（newsbooks）以及后来的活页册子得以迅速传播，上面记载了诸如地震、发现新大陆等重大事件。到了17世纪，欧洲商人已经开始每周出版报纸。即便这样，新闻的内容和传播速度都是取决于记者的。一位威尼斯发行人曾抱怨说，他很难跟上每周的新闻更新的需求。[17]
到了近代，记者的工作与即时性更是息息相关。比如，电报发明之后，美联社建立和发展起来，并在美国内战时期成为第一个可靠且迅速的战时通讯社。电话发明之后，记者可以将重大新闻内容告知编辑，也可以不受地理边界的限制与新闻当事人取得联系，从而打开了获取信息的潜在渠道，拓展了受众覆盖面。为了保持商业运作上的可行性和相关性，新闻形式（及新闻机构）必须适应信息传播的技术变革。[18]
无线电的出现，首次将即时的大众传播带进了千家万户，对1938年慕尼黑危机的报道便是最好的例证。那是人们第一次在事发第一时间看到新闻直播，或者说，至少能跟现场记者同步获知新闻的进展。而各大报纸为应对无线电广播的竞争，会在全天当中不断发布新闻的多个版本，努力使其与无线电中的新闻有所不同。[19]不同的新闻截稿时间和不同的版本，有助于报纸之间的竞争，但这种情况最终因为郊区之外的报纸配送情况日益复杂而难以为继。事实上，曾经作为持续报道当日新闻的一种形式而存在的晚报，最终都因为晚间新闻播报、各地电视新闻节目的兴起以及郊区格局的变化而消亡。
于是，早报希望凭借两点优势来维持其权威地位，一是数量众多的通讯记者，二是以更长的新闻周期提供更全面的报道。对于报纸而言，即时性（或时效性）具有不同意涵：报纸是记录历史和重大新闻事件的地方，并且希望其在报道上拥有的权威优势能使其在发布上占据先机。而有线新闻的崛起意味着两点：一是人们对实时新闻的需求和渴望，二是有着特殊功能的报纸如今已成为提供有线（电视网）电视所无法提供的背景报道及深度报道的一种方式。每种媒介都有各自的截稿时间、目的以及自己的时间观。
然而，随着互联网传播技术的重大变革和网络化的信息环境的兴起，这一切都随之改变。曼努埃尔·卡斯特斯（Manuel Castells），一位研究网络时代全球趋势的学者认为，高质量的语音通讯技术的出现给信息的交流方式和速度带来了重大变革，即时信息的经济价值也更为突出。与这场技术变革密切相关的包括商业、社会生活和政治之类的领域。从理论上讲，任何人只要能接触到网络化的信息环境，都可以随时获取信息。
那么，这些变化绝对不容小觑：所有新闻机构的截稿时间都变成了“立刻”（NOW）！当所有的新闻机构都有了自己的网站，问题就变成了如何使自己看起来与众不同。换句话说，怎样才能让一家新闻机构发布的内容与其他任何一家新闻机构的有所差别？此外，社交媒体平台不仅是人们集聚和讨论新闻事件的地方，更成为突发新闻的消息来源。因此，概括地说，新闻机构本身如今也已成为网络化信息时代中的即时文化的一部分，而且受众对实时新闻的需求，并不是人们想象出来的，而是确实对新闻机构的潜在收入状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因此，在21世纪初，即时性对于记者而言又增加了新的涵义——如今它将成为在线新闻的一个首要的和决定性的因素，一种可以决定和引导新闻实践的价值观，并会在业内和消费者中产生持续的影响。到2010年，在线新闻提速所造成的后果之一是记者不断为在线新闻服务，如此一来，新闻工作的过程、失误以及其他一切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短新闻在准备付印或制作播出前，就被发到了网上，这大大缩短了从新闻生产到新闻消费之间的时间。[20]
无论在线新闻工作者愿意与否，即时都已然成为他们工作态度的一部分了。瑞士学者迈克·卡尔森（Michael Karlsson）在研究记者对即时性的看法的一篇论文中指出：“与同类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有点不同的是，我的研究认为，即时是在线新闻工作者的一个重要特征，有时还是一种令人尊敬的特质。”[21]在美国新闻界，记者对于那种似乎要强加给新闻编辑室的职业价值观是抗拒的。这种挫败感的关键在于对新闻权威和新闻自主性的大量讨论——究竟记者有没有能力呈现新闻事件，并形成自己的叙事风格，还是说新闻报道本身的节奏和受众的无尽需求有损于记者的掌控能力。
在一味追求即时性的新闻编辑室工作的人，常被比喻为仓鼠，人们说现在“新闻工作就跟仓鼠在转轮上疲于奔命一样”。正如《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The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的迪恩·斯塔克曼（Dean Starkman）所指出的，记者越来越像转轮上的仓鼠，“问题并不在于这个轮子的速度，而在于它不得不为动而动。这样的新闻生产为了满足数量而丧失了思想。这是一种新闻恐慌，它缺乏约束机制，无力说‘不’”。[22]
有位编辑说，一味强调多产出新闻，而且要求快上加快，使得“每个人都像到处乱窜的老鼠”。[23]当然，仓鼠转轮是对数字化时代新闻生产的一种形象比喻，在这个时代，速度远比确认事实重要得多，数量也比质量重要得多。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在四年一次的报告中谈到了即时性对新闻生产的影响，它指出，与其说记者在报道高质量的新闻，不如说是在应付周而复始的截稿时间。[24]
斯塔克曼认为，一些新闻编辑室之所以产生“恐慌”，是因为记者的强迫性心理——要更快更努力地工作，以避免造成经济损失。在更短的时间内写出更多的新闻报道是有经济回报的：网站访问量的上升，意味着网络广告的价位可以更高。因此，相比那些曾经登在头版的大幅报道或调查性报道，新闻编辑室更倾向于奖掖那些能提升网络访问量的工作。[25]总体而言，相比同行，《纽约时报》的记者并不特别在乎经济损失，但他们看起来还是像斯塔克曼等人所说的，是一种仓鼠式的东奔西跑、马不停蹄的工作状态。与此同时，这些记者还不得不在他们的工作和他们想在每日的新闻周期中对自己的工作保有最终决定权及权威性的愿望之间进行协调，后两者是《纽约时报》纸质版的重心。因此，可以说，即时性以一些存在争议的方式对《纽约时报》的新闻生产进行引导和激励，并引发了更大范围的讨论：是抢先/抢鲜报道重要，还是新闻记者的权威性或者新闻质量、长期持续报道重要。
互动：《纽约时报》及其他
2010年5月，西威尔·陈（Sewell Chan）正忙于其在《纽约时报》的首个重要采访，对象是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事实上，这次采访是陈的第一次深度采访，当时伯南克刚刚在年初连任成功。然而，这只是《纽约时报》周日版经济人物报道的一部分，除了打磨文字稿，陈还要挖掘各种资料，按时间顺序找出伯南克的个人履历，才算完成报道。他甚至找到了伯南克高中和大学的年鉴。就这样，传统新闻记者西威尔·陈与网站编辑丹妮尔·贝洛波托斯基（Danielle Belopotosky）以及其他同事一起制作了“美联储主席的人生”（A Fed Chairman's Life）的资料，包括图片（留着难看的八字胡）、重要日期、逸闻趣事等与此次采访有关的背景资料。[26]对于像西威尔·陈这样的记者，这些纯属分外的工作，虽然他自己并不介意，但的确是额外的。而对于贝洛波托斯基来说，这也是一项很难在一周内完成的任务。在报道登出后的周一，她才对同事坦陈她已筋疲力尽。
这一尝试意味着新闻编辑室又多出了一项新任务，即今后要专注于互动，包括多媒体、交互式图形、照片幻灯片和音频资料等方面的互动。每一个需要精心策划的新闻报道都离不开一些人的参与，不仅有为商业版工作的网站编辑，还有来自一个更大的工作团队的记者，这个团队拥有更多像编程高手和纪录片专家这样的人才。每个想冲击当年普利策奖的新闻报道（或“特殊项目”）都需要把人们召集起来开会，不仅是记者、高级编辑、单独工作的编辑、图片图像部门，还有多媒体、互动、视频部门等。这些人将通力合作，使这个新闻报道以远比纯文字报道更为生动的方式呈现在网上。
从编辑工作的角度来看，互动是一种颇具争议的价值观，能够建构、规范、影响新闻工作和记者的角色认知。通常，传统记者明白新闻工作互动的重要性及其价值所在，但也对改变过去的工作方式心存抵触。除了普利策奖新闻项目，他们对于这些“新人”在新闻编辑室做些什么以及网上的互动内容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基本上一问三不知。
在我采访过的基层记者中，无人谈及互动的商业价值，高层管理者却会津津乐道。对于新闻编辑室的高层领导和商务人员而言，《纽约时报》的互动新闻[27]体现的是“参与”（engagement）。也就是说，人们不仅能获得更丰富的新闻阅读体验，也愿意在网页上停留更久。而页面停留时间是网页流量统计的一项重要指标，是可以提供给网络广告商作为提高收费的依据的。
图片新闻出现在报纸上，最早可追溯到1855年，首次在重大新闻报道中亮相是关于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的报道。但在网络上，摄影图片的概念却有所不同。比如，网上的音频幻灯片[28]无论是在视觉上，还是听觉体验上，都与传统的新闻播放非常不同。网络用户可以自行设置播放的节奏，使声音和图片彼此相得益彰。几十年来，报纸新闻也采用信息图[29]（infographics），但在网上有了互动图表后，用户便可根据自己选择的节奏获得与其相应的多层次动态图形体验。而多媒体也因此为这种以用户为中心的自主式体验提供了多种多样的新闻讲述方式。
互动对于网络新闻的意义，远不止于《纽约时报》。可以说，互动性早已成为人们思考网络新闻内容的重要角度之一。甚至在网络浏览器出现之前，互联网发展初期，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教授就对电子化的新闻出版方式做过这样一个假设：
这会越来越像电子游戏，除了文字，还有光影和声效。使用者一点开，机器就会以对话的方式做出回应。可运用于娱乐、管理、日常生活和工作等方面。[30]
应该说，普尔教授准确地预言了一个包括视频、音频和多媒体内容在内的网络世界。
随着互动成为网络新闻业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文化领域也发生了变化并体现在诸多层面上。全新的新闻形式将会出现，记者将不得不超越纯文字来看待新闻。随着《纽约时报》于2005年成立多媒体部门，又于2009年成立互动新闻部，拥有网页设计、编程、视频制作和摄影等技能的非传统记者在新闻编辑室将会日益受到重视。
然而互动一词的意涵仍未形成定论。它可以指网络用户之间的互动体验，也可以指用户和电脑之间的互动体验。当我谈及新闻编辑室的互动时，指的是用户和电脑之间的互动。对于互动的定义，我想引用埃里克·布西（Erik Bucy）的说法，他认为互动是“用户对其选择和展示网站内容——新闻报道的纯文字版、视听文本或多媒体文本以及其他形式接合的文本——所做出的决定”[31]。在布西看来，虽然用户可能会感觉自己是在参与一种双向交流，但他们可能从未真正地掌控过内容，或者通过计算机的在线互动完成一种可见的交流行为。这一点截然不同于从用户到用户的交流、真正的内容生产，还有和（潜在的新闻价值观）参与更直接相关的一些活动。
有些学者的观点更注重实际，认为互动是以多媒体属性嵌入的网页设计形式。正如网页设计高手杰西·詹姆斯·盖瑞特（Jesse James Garrett）在网络世界注意到的，如今互动已成为网页设计和网页创建的核心价值。[32]打开任何一本2000年以后出版的网页编程或用户界面设计方面的教材，不难发现，用户体验这一概念基本上是围绕着向用户提供一种有回应的、可以沉浸其中的环境来设定的，它受到新闻业普遍关心的两个问题的影响：一是向网络用户提供即时资讯，二是尽量使用户留在网页上。而记者在谈到互动时，通常指的是“多媒体”。不过，把这种因记者全情投入这项工作而产生的规范性价值描述为一种互动，其中不仅包含了新闻报道的不断深入和讲故事技巧的日益老练，程序员与人们所称的互动新闻设计师的出现和兴起，还有高层对于“参与”（把用户留住）的重视。
与即时相比，互动所提出的是一套不同的惯例和实践方式。挪威的新闻研究学者斯特恩·斯特森（Steen Steensen）指出，互动项目使得新闻编辑室不得不暂停其一贯的全天候工作节奏，去专注于一些“更具创造性，甚至更主动的”工作。[33]理论上讲，人们是有时间去尝试、摆弄或创造新闻工作的新样式的。不过，人们也可以把这些旨在建立互动的空间视为一种进行此类试验的制度化惯例，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它在激发创新方面具有神奇的作用。
然而在过去，大多数的观察家都认为新闻编辑室在日常工作流程中为实现多媒体新闻的制作而付出的努力基本上是失败的。事实上，互动一直被称为网络新闻制作中“令人不安的神话”（uncomfortable myth）。[34]美国、德国、比利时以及爱尔兰等国的研究结果都表明，对互动的期望与实际运用和实施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35]不过，这一研究也指出，互动新闻对角色认知、职业描述和工作惯例都产生了影响。来自编辑人员的内部压力以及公司要求所造成的更大的外部压力，促使美国的新闻编辑室朝着互动的方向发展。
在《纽约时报》，新闻工作中体现出的互动仍存在一定的争议，一些记者看到了互动的价值，另一些记者则将互动视为某种强制行为。换个角度看，互动既可以使等级制度扁平化，又可以强化自上而下的要求。互动和即时之间的明显差异，在我对《纽约时报》的研究中变得日益清晰：从策划到实施，互动太难以实现，因而更像是为那些不受截稿时间约束的新闻报道而准备的。在《纽约时报》，我们将看到一些记者是如何将互动纳入日常工作的，并见证这些互动新闻记者（如多媒体、网页和互动方面的专家）的崛起，还有与互动有关的工作流程的多变性。不管怎样，可以确定的是，互动与另一个重要的新闻价值观是相伴相生的，这种价值观就是参与，或者说与其他用户共同创建新闻内容并相互交流的真实体验。
参与：《纽约时报》及其他
米切琳娜·梅纳德（Micheline Maynard），或者说她的推特账号@MickiMaynard，在工作日每隔10到15分钟就会发一条推文。梅纳德是驻底特律记者，经常发一些汽车业信息、航班信息，还有她喜欢的当地运动队的消息。她在推特上约有1万粉丝，她会利用自己在航空业的人脉，让粉丝们了解航班延误信息，甚至早在航空公司正式宣布之前。就像她说的，“有了推特之后，我经常会想，我该怎样在推特上表述某条信息？……这种方式太棒了，能把有关信息的链接推送给你的粉丝和对你的话感兴趣的人。航班动态信息的一个有趣之处在于，一旦有暴风雪要来，我就能告诉他们航班延误信息，而博客上可能要等好几个小时才会公布。而且推特的有些特性还真是蛮有意思的”[36]。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是这么看待推特和脸书（Facebook）之类的社交媒体的。比尔·凯勒（Bill Keller），时任《纽约时报》执行总编，拥有近5万推特粉丝，但他仅发过205条推文，并且通常都是《纽约时报》文章的链接，鲜有评论或比较个性化的内容。[37]发行人小阿瑟·苏兹伯格谆谆教导记者们加入社交媒体平台，但自己并没有身体力行：他没有注册推特账号，而且即便有脸书账号，他的资料也设置成了不对大众公开。
至少从理论上看，记者与受众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幸亏有了Web 2.0这样一种既有哲学视野又有技术视野的界面，使得普通大众能够制作他们自己的内容并在社交网络上分享，正如学者杰伊·罗森（Jay Rosen）2006年所指出的，“曾经的受众”如今变成了记者打交道的对象。[38]而新闻界有关参与的讨论，反映出了更广泛的关于社交媒体的兴起的讨论，尤查·本科勒（Yochai Benkler）所说的“可写网页”（writable web）的重要性以及人们转发信息的潜在方式，从内容传播的中心辐射型（hub-and-spoke）模式转变为内容生产和分享更为网络化（networked）的模式。[39]
有了智能手机、脸书和推特之后，普通大众及时捕捉到了一些重大事件发生的瞬间，从哈得孙河的飞机迫降事件，到伊朗“绿色革命”的现场，再到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围绕“阿拉伯之春”所做的广泛报道，不一而足。这些克莱·舍基（Clay Shirky）所谓的“新闻报道行为”，[40]表明一部分公众已准备好去发现新闻、获取新闻。塞斯·刘易斯（Seth Lewis）提出了一种“参与的逻辑”（participatory logic），认为媒体的内容生产“在无序发展、传播，并且超出了机构的控制范围”，而事实上，参与已然成为网络新闻工作的一种基本价值观。[41]
参与意味着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成为一个报道者，因而对传统的新闻工作规范提出了挑战。如今，当记者和网络用户都能生产出可能具有同等新闻价值的媒体内容时，新闻工作的权威也发生了转变。一些人注意到了这种变化的前景，比如伦敦经济学院教授查理·贝克特（Charlie Beckett），他设想了这样一种景象：“专业人士和业余人士合作，一起寻访真人真事，并且超越各种厂牌的限制及传统的界限，共同分享事实、疑问、答案、想法和视角。”[42]
那么，当现实生活中受众不仅更习惯于获取网络新闻，还生产、参与并和其他人谈论新闻内容时，记者该怎么做呢？新闻编辑室非常鼓励记者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来接触受众。波因特学院（Poynter）是美国著名的非营利性传媒教育机构，它在社交媒体上开了一个博客，发表像《转发（Retweets）的问题和记者的对策》这样的一些有建议性的文章。[43]这家机构也开设了相关的培训课程，比如“用脸书来报道新闻和讲故事”，这是付费课程“社交媒体在线研讨系列”的一部分。[44]哥伦比亚大学、密苏里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新闻学院都设有速成课程，以帮助记者尽快适应社交媒体发展的节奏。[45]例如，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的社交媒体战略专家安迪·卡文（Andy Carvin）做了个讲座，谈到了设立社交媒体普利策奖的问题，他在整个“阿拉伯之春”期间对市民发布和转发的推文进行了核实。[46]
同样，多家新闻机构在宣布设立“社交媒体编辑”职位之后，吸引了很多新闻博客（journoblogs）的关注。这一职位的主要职责是把社交媒体和新闻编辑室的工作流程融为一体。2009年，全球有三家新闻机构任命了第一批社交媒体编辑，分别是《纽约时报》、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多伦多的《环球邮报》（Globe and Mail）。在美国公共电视台（PBS）一个名为“媒体转型”（Media shift）的博客上，这些新型编辑被业界封为为新闻编辑室挺身而战的第一批“勇士”。[47]紧接着，《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也增设了社交媒体编辑一职。《今日美国》（USA Today）和路透社在2011年设立该职位时，才意识到自己这一步已经远远落在了同行后面。不过，大部分新闻机构都得出了同一个重要结论：单靠编辑个人的力量是无法带动整个新闻编辑室的参与的，必须形成一定的氛围才能让大家接受“参与”这个理念。
事实上，新闻机构在这之前已经开始利用社交媒体来促进参与，并以此作为它们立于不败之地的办法之一。在“阿拉伯之春”前夕，半岛电视台英语频道（Al Jazeera English）便已大肆宣扬其对全公司上下进行的社交媒体培训，认为这对他们后续报道此次事件至关重要。[48]英国广播公司（BBC）拥有一整支记者团队，专门处理公司多个推特账号（包括@BBCWorldservice、@BBCbooks）的内容需求。除此之外，还有一整队人马致力于监测用户在社交媒体上输入的信息以及BBC自己对于用户生成内容的激励。显然，在上述各案例中，用户的贡献对新闻机构是存在一定价值的，就用户所提供的信息在新闻故事发展过程中的准确性和有效性而言，他们都是合作者。
不过，与互动一样，对于参与的理想化叙述最终也会向新闻背后的经济现实让步。参与也涉及一些潜在问题，比如，如何增加收入和提高品牌忠诚度等。像《华盛顿邮报》《卫报》和《华尔街日报》的新闻编辑室，都尝试过发行各种迷你报纸，或者像《华盛顿邮报》那样在脸书上发布一个站内阅读应用[49]。用户可以在脸书上阅读，也可以直接点开链接去官网阅读。当时，美国人均每个月花7小时在脸书上，而在新闻网站上却只逗留14分钟。[50]因此，新闻机构试图通过在脸书上发布新闻内容来吸引用户，提升网络流量。
同样，有关“受众即为生产者”（user-as-producer）和“新闻业网络化”（networked journalism）的理想说法，与《纽约时报》的现实情况也是大相径庭的。在新闻编辑室内部，仍对参与存在各种争议。许多记者意识到了自己与受众之间的这种新关系，但并不认为值得为此多花时间。我想说的是，在《纽约时报》内部，大家基本上都认为参与指的是加入社交媒体平台，但并不包括写评论、写博客、在线聊天或收发电子邮件，也不包括利用用户生产的内容。但或许更重要的是，从新闻编辑室践行参与这一价值观的情况来看，会发现记者在创建和形成对话的过程中确实要比普通人更占优势。至少《纽约时报》的记者对这种双向对话并不怎么买账，在他们看来，需要这种交流的是普通人，而不是他们自己。
新闻惯例和价值观：从模拟时代到数字时代
在数字时代，除了过去几十年形成的新闻生产的传统价值观外，还有新价值观，而后者是作为约束机制、行动指南和冲突原则存在的。我所提出的价值观——即时、互动和参与——是建立在数字时代对新兴的新闻价值观的讨论之上的。我并不是第一个指出数字时代的这些新价值观正在改变新闻生产的人，但是我的研究通过展示这些价值观在美国最知名的新闻编辑室是怎么发挥作用的，进一步阐释了这些价值观。进入新闻编辑室内部理解新闻价值观，长期以来一直有人在这么做。以民族志方法研究新闻编辑室，研究者可以实地考察新闻编辑室的各种惯例是如何使新闻制作方法成形并继而模式化的。了解这些惯例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价值观的界定、产生、确立正是基于这些日常工作实践中形成的惯例，而由此产生的内部的、外部的、职业的、技术的以及其他方面的结果又会反过来影响这些惯例。
我们对新闻编辑室出产的新闻内容已有大量研究，但对其创作动机、决策机制以及创作过程却不甚了解。民族志方法之所以特别适用，其原因很多，归根结底就在于它有助于阐明新闻工作中这些我们还不甚了解的方面。
这项研究的基础，来自20世纪70年代横空出世的对新闻编辑室的社会学研究，有时也被称为新闻编辑室民族志（newsroom ethnography）研究的“第一次浪潮”或“黄金时代”。但相关研究大多陷入了沉寂，直到2000年之后才苏醒过来，这时新闻编辑室迎来了“第二次浪潮”[51]，研究的是数字时代一系列新闻工作惯例的普遍转变。
早期的民族志研究关心的是新闻机构更普遍意义上的惯例，不太关注记者的个人体验。学术研究倾向于强调惯例、可预测性以及秩序重建，以此来创建一种可以推而广之的描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时期电视节目被三大电视网垄断，日报销量还未大幅下降，但学术研究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因为它们极为准确地廓清了一些仍在规范新闻工作秩序的力量。让这些研究如此了不起的还有另一个原因，即今天没有几个学者能在数字时代背景下做出与之有同等规模和重要性的研究。
简要回顾一下，新闻传统大约始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有两项研究侧重于探讨职业观是如何影响新闻生产的，比如通过以下几种途径：新闻记者的社会化、新闻编辑室的规章制度，还有记者对登在报纸上的新闻的筛选（或“把关”）。[52]之后，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断断续续花10年时间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晚间新闻》、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夜间新闻》、《新闻周刊》（Newsweek）和《时代》周刊（Time）进行了研究，分析了迄今为止有关新闻编辑室的最有影响的研究中提到的加诸记者身上的一些限制。他指出，内在压力（从职业的社会化，到对可预见的内容的需求）和外部压力（比如人脉关系和经济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了记者对其工作的完成。
盖伊·塔奇曼（Gaye Tuchman）对“海滨城市”这种大都市圈的报纸和电视台进行了研究，她认为新闻编辑室依据其设计的有策略性的程式来开展工作，以确保新闻机构能持续可靠地获得内容；即便是其大肆宣扬的客观性原则也是为了保护记者免遭批评，并确保新闻线索源源不断。能应对突发状况不仅是新闻编辑室的目标，也是其正常运作的保证。[53]有些学者则强调制约新闻的经济因素，比如新闻工作严格按照时间节点来完成，新闻编辑室的官僚主义制度（比如强调获胜机制），线人和记者之间的关系对记者的报道内容和报道方式的制约等。[54]总体而言，这项研究确实有助于我们（至少在组织层面）了解约束和规范新闻工作的力量。
然而在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新闻民族志研究的黄金时代之后，做新闻所涉及的经济、政治、技术和社会条件都发生了变化。与模拟（或前CNN）时代相比，现在做新闻的风险更高了：记者不仅要赶在节目播出和报纸出版前完成工作，还要不断满足网络的新闻需求，满足受众随时阅读或收看的需求。而当下的新闻机构也面临着与此相似的境地，即要努力在日益复杂、微妙的经济环境和技术环境中生存下来。对数字时代的新闻制作的考察将提醒人们，在《纽约时报》没有人搞得清怎样才能以可预见的或者顺顺利利的方式完成新闻工作，而新的新闻工作惯例仍未真正形成。
应该说，过去对新闻的约束到今天仍然适用，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挑战：在数字化环境下生产新闻，需要习惯网络式信息环境下快速变化的信息流。事实上，当社会学家埃里克·克莱恩伯格（Eric Klinenberg）呼吁在这个变革时代多做一些媒介社会学研究时，他的目的是提醒大家注意技术是如何让他所观察的那些记者的实践和经历发生巨大变化的。[55]他认为，记者现在面对的是网络、电视和报纸造成的一天24小时的“新闻气旋”（news cyclone），他们希望自己无所不能，而且理解反复无常的新闻消费者想根据自己的需要、按自己的时间安排来获得最新的新闻。
西北大学的社会学家巴勃罗·博奇科夫斯基（Pablo Boczkowski）在其最近的著述中探讨了新闻编辑室在数字时代的变化，或许为这个时代做出了极为重大的贡献。他在第一本著作中研究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新闻编辑室，认为其变革取决于各种力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其中个人和组织的灵活性来推动的。事实上，他1998年考察了《纽约时报》网络版的原型Cyber Times，作为《纽约时报》技术上的前哨站，它只发布原创报道，后来它被关闭，竟成了这家报纸的一个部门。近期，他在其有关阿根廷的新闻编辑室的著作中，列举了两家相互竞争的报纸如何互相抄袭，追求报道的速度而非深度的例子，并指出在一个追求新闻即时性的环境下要谨防新闻同质化。
最近的两项足以成书（book-length）的有关美国新闻界的研究，希望建立在新闻编辑室民族志研究的大量遗迹之上。一个是大卫·莱弗（David Ryfe）2012年发表的，是他对三家中等规模、对全美发行的地方性报纸为期两年半的研究成果。他以实习生的身份去体会了新闻记者所面临的压力，后者不仅要适应网络新闻的需求，还要应对经济上的压力。[56]他去过的每个新闻编辑室都引入了各种形式的创新，最终皆以失败告终。他的研究得出的最重要结论是新闻编辑室不可能有所创新，这听上去实在令人沮丧。尽管如此，他还是赞同这样的观点，即早前民族志研究所注意到的压力，如今依旧在影响新闻工作。
另一个是C·W·安德森（C.W.Anderson）对《费城问询报》（Philadelphia Inquirer）和《费城日报》（Philadelphia Daily News）的研究。它表明这些新闻机构正处在生死关头，想在报纸发行量急剧下降，编辑、记者努力争取适应这种经济形势的情况下找到一线生机。此外，安德森也意识到报纸已不再是城市新闻生态的中心，因而把研究对象拓展到了博客作者、激进媒体的制作人（radical media producers）、基金会、电脑黑客和社交媒体专家。与我在本书中提到的调查类似，安德森在他的《重建新闻》（Rebuilding the News）一书中也指出，记者正在一个“受到制度、经济和文化约束”并且会对新闻前景造成切实影响的网络环境中苦苦挣扎，但安德森的研究更关注的是大都市的新闻业所面临的挑战。[57]我们俩的书都是针对新媒体环境下新闻生产的现状，但安德森提出，有一种方式可以重新解释新闻是如何通过社区进行传播的。
关于报纸、电视和广播电台的新闻编辑室是如何进行新闻生产的，已有大量有价值的文章发表在期刊上或以专著形式出版。这些研究凸显了传统记者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以及新闻编辑室的争论焦点。在我看来，他们的发现可以分为两个核心主题：一是关于专业新闻工作和职业认同的争议性，二是把新技术融入有组织的工作流程的得失成败。从网络记者到多媒体专家，新型记者的出现对传统记者的存在构成了威胁，动摇了传统记者的新闻报道的权威性。供人分享的内容和不断更新转发的博客，进一步迫使记者在新媒体环境中强调自身的专业性。同样，新技术也引发了更大范围的有关新闻实践变化的讨论。新技术可以被视为外部影响（比如，网页更新得更快），也可以被视为内部影响（比如，我们应该让更多的记者为我们的网站写稿），并且新技术所带来的功能围绕网络新闻的即时、互动、参与的概念创造了一个更大的讨论空间。
在本书中，我的研究便是建立在这些学者提出的有关新闻的约束、压力和挑战的发展演变之上的，我分析了全新的网络新闻价值观是如何影响记者的日常工作流程的，这种价值观承载了职责、赞誉、争议。对此，我采用了民族志方法对《纽约时报》进行了五个月的考察。其间，我每周去新闻编辑室三到五天（通常是五天）。我跟踪观察了来自新闻编辑室各个层级和岗位的30名记者，观察他们的日常工作，采访了超过80名相关人员，并且通常每天至少参加三场新闻会议，参加什么会议主要取决于当天我跟踪观察的对象，偶尔也因为突发情况，整日整夜地待在《纽约时报》观察24小时不间断的新闻制作。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获允使用具体日期内相关当事人的真实姓名。但是在谈及一些负面信息时，除非他们自己要求使用真实姓名，一般我都会匿名引用他们的话，并略去这些评论所提到的时间，以免给他们带去任何麻烦。
在本书中，我捕捉到了技术变革时代美国最大的——无疑也是最具影响力的报纸的——新闻编辑室的特殊时刻。而我的研究周期，2010年1月至6月，反映的是新闻和《纽约时报》的数字化变革阶段，也正好是新闻编辑室的经济状况和工作惯例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不过，《纽约时报》并不是个一成不变的地方，如果要把其中发生的所有变化都依次记录下来，我就得马不停蹄地调查、追踪这个不断变化的对象，研究就会没完没了。必须承认，研究对象的这种易变性增加了分析的难度：主题一直在变，而我在本书中提供的是一种分析性的、经验性的观察，以此了解和比较这些变化（详见本书第八章）。
本书的重点在于记录了我从记者个人的新闻实践以及记者在新闻编辑室的共同经历中观察到的新兴的新闻价值观。尽管如此，这些网络新闻价值观——无论是否与逻辑、框架、压力和约束等有关——可能也是其他新闻编辑室的核心。不仅另外一些新闻学者指出过这些价值观的影响，大量的报道和一线记者的叙述也认为这些价值观的影响是有充分依据的。因此，尽管我的研究所选取的环境具有独特性，各种研究素材甚而记者的忧虑也有所不同，但是仍然可能存在一些基本的相似性。此外，本书的其余部分明晰了即时、互动和参与这些价值观是如何在新闻工作者的日常行动中被建构和理解的，并在此基础上阐释他们所遇到的挑战和机遇。
本书的提纲
在第一章中，我将谈到并强调新闻业——尤其是报业——在我的研究期间所面临的一些主要困境。本书并不是想预言“报纸将亡”，也不是想为受众和新闻生产者之间的全新合作关系唱赞歌。但是，为当前的讨论以及那些影响新闻工作的外部因素提供相关背景确有重要意义。此外，《纽约时报》现状背后的故事也很重要。它包括报纸网络版的部分发展历程以及财务状况的部分演变过程，这些都为本书后面的章节奠定了基础。了解报纸上线的过程将有助于我们了解新出现的问题。同样，报纸的财务状况也有助于从经济角度说明这个特殊时期何以对报纸如此重要。
第二章将开始进入民族志研究的核心。我记录下了《纽约时报》记者日常工作中的三天经历。通过对工作目标和日常工作方式都各不相同的三位记者的近距离观察，反映了新闻编辑室在工作中是如何体现即时、互动和参与的。第一天是一位记者应对突发新闻的经历；第二天观察的记者并不按截稿时间来写稿，而是完全按自己的节奏以及对多媒体工作具有的某种特别且不乏前瞻性的观点来进行；第三天是观察一位博客作者的工作，当时第一代iPad正在上市。这些相比新闻编辑室的日常只能算是沧海一粟，无法全面反映各个价值观是如何清晰地显现出来同时又作为一个整体引起争议的，对此我将在其他章节中展开。相比之下，本章意在聚焦于2010年《纽约时报》的记者究竟是如何工作的，这些将为后续更大范围的讨论打下基础。
第三章关注的是即时，它也是讨论这个话题的两章中的第一章，侧重于数字时代的新闻机构整体上是如何理解（或质疑）即时的。纸媒时代的即时，意味着今天完成明天上市的报纸上的新闻。我们可以看到记者们为了准备每天报纸上的新闻报道所经历的精打细算、理性判断、各种讨论会以及策划过程。我们还会小心地注意各种展开的对话以及记者们对报纸头版的各种自夸。但这绝非网络新闻生产的节奏和过程。对网络而言，即时指的是此刻的、越快越好的新闻，目的是使网站看上去始终是“最新的”，不断有新内容，这样才能吸引渴望差异化内容的读者回访网站，获取更多信息，或停留在网页上。因此，第三章着重展现纸质版新闻是如何以一种几乎完全与网络新闻对立的情况存在的。
在第四章中，我们会了解到更多关于即时性在新闻生产过程中对传统记者的影响，后者如今要在纸质版和网站间奔忙效力。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需求，天然地要求每种媒介都制造出比同行有市场竞争力的需求，不仅是时效上的，还有内容上的。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在越快越好的压力下生产出来的新闻报道可能实际上在抢时间的过程中从一开始就是错的。记者经常被要求写“第二天的新闻”稿，或者写杂志上那种可单独采用的稿子，而在同一天里，他们已经为突发新闻的最新进展写了多轮稿子。由此可见，对于许多记者来说，这是多么筋疲力尽的一天。为了更好地理解对于新闻越快越好的要求，我们深入研究了数字时代什么时候独家新闻才算是独家新闻：当记者们都急于比其他人更快完成新闻报道时，是否有人在注意究竟谁才是第一位发布者呢？
对于第三、第四章所探讨的即时性的关注，可能会引起误解，以为整个《纽约时报》都是围绕着突发新闻来运转的，而实际上并不是。事实上，《纽约时报》的记者是有时间写长篇报道的（他们或许就是由此开始思考互动的）。《纽约时报》的独到之处在于，有些记者有时候是不受网络新闻需求的影响的。但是，即时性正日益成为《纽约时报》日常现实工作情况的一部分，我们将会看到，抵御网络上的需求会变得越来越难。
第五章关注的是互动，或者说是通过声音、图像、网页浏览、网址导航或多媒体各种复杂的分层形式来呈现新闻内容的演变过程。从中可以看到，在记者探究互动对于创造这种新形式的内容有何意义时，互动为什么是一种有争议的价值观。当最高管理层提倡招聘新人，并激励新闻编辑室主动促进互动新闻的生产时是有经济原因的。互动可以转换成收入，能让用户在网页上停留更长时间对广告商来说是个有价值的衡量标准。然而，多数记者并不从这个角度来看待互动。这一章概述了新闻编辑室的一些新面孔以及他们对网络新闻的看法，然后展示了新闻编辑室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对于互动的各种尝试。由此表明，互动在网络新闻业中的意义和重要性对于新闻生产过程来说仍然存在争议。
基于这样一个通过YouTube、脸书、推特以及其他社交媒体来进行参与的时代背景，第六章力求抽丝剥茧地呈现参与在新闻编辑室的意义。尽管前面讨论过的乌托邦式话语不无道理，但本章将举例说明，实际工作中的情况与让“网络用户成为新闻生产者”，或由一人再向众人进行新闻分散传播这样的愿景是大相径庭的。对于新闻记者而言，参与意味着加入社交媒体平台，但是这种参与行为的意义及其对记者的影响仍存在争议。自上而下的要求看似是有策略的，出于现实的经济利益考虑，但高级编辑并不买账，大部分记者也不会考虑经济原因。
如此一来出现了大量的实验性做法，甚至没有固定的道德准则可言，无论是更好的还是更糟的。一些记者把所有醒着的时间都花在推特上，以提升个人品牌或试验报道技巧；另一些人则出于抵触、困惑或担心而害怕使用这些社交平台。我们注意到记者们向彼此学习使用社交平台的一些例子，但还是想强调记者与受众之间一对众的关系，而不是理论家所提倡的那种参与（engagement）。本章探讨了对报纸而言参与所具有的争议性，并揭示出这一价值对于记者——即使是接受这种参与的记者——的工作定义。
在第七章，我将对上述思路进行总结，并对未来做出某些预测。《纽约时报》1996年有了自己的网站，但仍在努力探索如何在既有纸质版又有网站的情况下平衡工作方面的需求。那么，为什么这种矛盾会仍然存在？如果它的头版对于其绝大多数读者而言已不是头版，这对未来的《纽约时报》意味着什么？随着报纸继续朝着个性化生产、与消费者之间建立更多的互动和“有黏性”的方向发展，将会发生什么？记者的未来将会怎样？
这些是赌注：到2010年，《纽约时报》充其量仍处在网络新闻生产和制作的试验阶段。但是，如果没有清晰的目标和定位，没有对报纸数字化怀有信心的文字记者的支持，那么在不久的将来，报纸可能会发现其大部分内在价值和新闻实践已经与报纸本身越来越无关，或者它专注于做得最好，这可能意味着它将成为行业变革的领头羊。集团倾向于认为《纽约时报》网站每月之所以有3000万人次的访问量，是因为它是最好的新闻网站。但是，如果不把《纽约时报》过去的思维方式与现在的思维方式真正结合起来，很难说《纽约时报》的衰落会何时到来。这让人不由得想起第八大道上的这座伦佐·皮亚诺设计的大楼，想起玻璃幕墙的隐喻。因此，接下来的一章，我们将简要回顾研究的背景和时间，然后从第二章开始，进入《纽约时报》以及更多问题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