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曼·布雷默又钻回了床上，和莲娜·布绿克一起睡，他脑袋里到底在想什么？害怕吗？一点良心的谴责？怀疑？他会不会想说，我是只猪，我背叛了军队里的同袍？他手表上的夜光秒针一秒一秒地走过，他擅离职守的时间一分一分地增长。他把头窝在莲娜·布绿克的肩上，弃那些在车站等他的同僚于不顾。他们现在一定已经上了车，引擎早已启动，卡车低沉的震动声和柴油引擎的臭味混在一起，车上的人可能还在等着他。一位中尉抬起手看看他的手表——和布雷默一样的——决定再等他一会。车上一群士兵静静地坐在那里，有些人在抽烟，有些人在打盹补眠，但他们都把防水布盖在头上。“他们”有的是民兵，有的是海员，还有两个是从军乐队里调来的。很冷。雨依旧下着。中尉把手举起示意开车，然后就爬上了前导卡车。前导车后面跟了另外三辆卡车，一起往易北河方向开去，目的地是哈尔堡和布赫瑚尔茨。那两座城里的人们——那些还活着的小孩、妇女和老人——已经挖了好些深壕了。那些壕沟在战后变成我小时候玩耍的地方。我们有时会拿把铲子，把一些盖在沟里的泥土给挖起来，看看能不能找到埋在沟里的一些宝贝，像什么被扭弯的野战餐具组啦，水壶啦，锈光了的钢盔啊，弹药盒啊，或是刺刀之类的。运气好的话还可以挖出一整支的来复枪。有个名叫格奥尔格·胡勒的家伙，甚至还挖到一把MG42步枪，那枪有个绰号叫“希特勒的钢锯”。还有一次他挖到一个铁十字勋章，那勋章几乎全锈掉了，只剩十字架上镀银的边还是完好的。勋章下连块制服的残骸都没有，沟里甚至连人的尸骨都找不到。那块勋章就这样和一些腰带扣、配件钩、防毒面具、弹夹、餐具盒之类的东西摆在一起。那餐具盒被挖出来的时候还滴着一种茶褐色的液体。这些像化石一样的出土器物便是战争末期的见证了。而这条战壕，就和其他无数条战争晚期所挖的战壕一样，根本没有打过什么最后的殊死战。壕里窝着零零星星几个、连一伍都编不齐的德国人，顶多就是跟别人来些小冲突、小遭遇战，向对方开个几枪。就只是如此而已了。
但布雷默一定还不知道德军的真实状况。他可是吓坏了，吓到选择和莲娜·布绿克睡在一起，吓到根本不敢上前线。他心里想的只有两种可能：要不就是当个逃兵，然后被抓到，送上由自己同胞开火的枪决场；要不就是上前线，然后被英国人的坦克压成肉酱。其实不管哪一种情况，只有一件事是最重要的：活着。但是哪一种情况最有可能让他活下来？他不知道。他在床上翻来覆去不得好眠，就只为了想这一件事。
还记得短短两周前，他才刚在不伦瑞克度满探亲假，准备到基尔港坐船回奥斯陆。他发现每一处的交通都瘫痪了，他在普伦城里根本哪里都去不了，所以他才会到当地的军事指挥部，亮出他的休假许可证明。在战争这种一切正事都停摆的时候，只有官僚体制照常运转，甚至比平常都还恪守职责，官样文章写得比任何时候都好。所以布雷默得详细报告他何时开始休假、搭什么交通工具、去了哪里，如此一来他才不会被送上军事法庭。他被分配到一个学校的体育馆，那里已经变成指挥部幕僚的宿舍。每天早上他都被一声命令吵醒，他听到吼叫声、口令、宪兵打钉的皮鞋踏过长廊的嗒嗒声。他拿着他的刮胡刀走出长廊。地板蜡的味道、男人的汗臭，还有蔓延于此地的一种恐惧的感觉，让他对这个地方恨之入骨。
长廊上走来三名士兵。左右两个人各背了支来复枪，中间那个——看起来大概只有十八、九岁而已吧——双手被绑在背后，而且——这是他第一眼就看到的——那人的上衣还是零乱没扣整齐的，未梳洗的头发上还夹着些稻草。那三个人——他们全是二等兵——在布雷默的面前停了下来。他们没再往前一步。毕竟，布雷默的水手长身份，在陆军里相当于士官长的等级。于是布雷默靠在墙边，好放他们三个人过去。中间那个男人——更确切地说，天啊，只是个男孩——目光一直是低低的，好像在地上找什么东西似的。当那三个人走过布雷默旁边的时候，那男孩头抬了一下，看了他一眼。他看起来并没有被吓到的样子，甚至不带有丝毫的恐惧。不，他看起来反而像是要把布雷默给看透似的。就这么一眼。然后男孩继续看着地上小心地走着。他的双手是被铐起来的。布雷默转开水龙头。太低了，他想，大概是设计给学校里的小朋友用的。现在他们都被赶回家了。小孩子不再是小孩子了——包括我在内，他想。后来在上厕所的时候，他听到了行刑的枪声。
现在他把头倚在莲娜·布绿克柔软的肩上。他不断地想着：待在这，还是起来？他难道不想在最后一刻归队吗？在最后、最后一刻？归队，倒不是因为他曾经发过誓要效忠祖国。他真正想的是他有多少机会活下来：要待在这里，一直到战争结束为止呢，还是偷偷跑到吕讷堡荒原上，干脆给英军抓去当战俘呢？但他也听说过那些战俘的待遇，和想像中差得多了。你从一个大体制逃到另一个大体制下——这体制可还是把你当敌人看待的——然后各种误解或沟通不良很可能就要了你的命。那待在这里又如何呢？冒着被抓去军法审判和枪决的危险？在这一刻，他也只能把他的性命交给这个他才认识不到一天的女人了。
快到中午的时候，他被一阵头痛疼醒。他在厕所的洗手台前洗脸，把头放在冷水下冲了好一段时间。他穿上制服。他在镜中看见自己的倒影，二等铁十字绶带、纳尔维克战役盾牌勋章，还有那只银制的马术勋章。他想，万一他被抓到，这块勋章又有什么意义呢。他做了一个回不了头的决定——更确切地说，就是他什么也没做。我已经偏离了航道，现在我在这间公寓里，再也调不回头了。他现在只能等到英国人完全占领这个城市才能出来。他站在厨房的窗边，透过窗帘的细缝往下看。楼下有一条安静、狭窄、完全死灰色的街，街的路口和另一条更小的巷子交汇。他不时会看到几个女人提着空的水桶，朝街的一头走去。她们回来时水桶已经是满着的，甚至还不时溢出点水来。街的那一头一定有个消防栓吧。一个有点年纪的军人走过，是个预备军人，靴子上还打着绑腿，手上提着个装面包的袋子，水壶挂在腰带上。他好像是拖着两只脚在走路似的，有点驼背，扁平足，脚板还有点内八字。他的背上扛着一支老式的卡宾枪：如果布雷默没认错的话，那种型号是只从波兰掠夺来的。一位上尉从街的另一头走来，而这两个人就在街的中间遇上了。预备军人微微地举起了他的手，高度甚至还不及他的帽檐，一种非正式的举手礼，仿佛军用礼节已经不复存在似的。这位军官穿着一件长过腰的灰色大衣，可能是订制的吧。他并没有对那位预备军人大声吼叫，他没说：你给我立正站好！你这个死老百姓懂不懂敬礼啊！手指要并拢！要碰到帽檐！手掌和帽檐交角呈七十度！诸如此类的话。没有。那位军官竟然只是点点头走了过去。他的右手还提着一个网线袋，里面装了几颗马铃薯。一个提着主妇用的网线袋的军官，袋里还装了几颗马铃薯。任何路人看到这一幕，都会下同样的结论——战争已经输了。
多安静的城市呀。他偶尔才听到一些声音。小孩子的嬉闹声。偶尔，远方还是会传来一阵炮声。那是从西南方传来的。那里是前线所在。他看到一个女人站在一栋房子的门前。一个穿着褐色大衣的女人。他不敢相信的是这女人竟然穿着一双透明的丝袜。在战事打到第六年时，怎么还会有人有丝袜呢？更何况，一双肉色的丝袜？布雷默在房里走来走去。他盯着客厅里的橱柜：柜子里有几只水晶做的酒杯，像红宝石一般的红水晶杯。客厅里摆着一张桌子，还有几张上面有深色纹路的木制椅子。这些家具其实应该摆在一间更大、更豪华的房子里才配。在一个木条做的架子上摆了几本杂志。他翻了翻，看看里面的照片，还有那些发生在几周前、几个月前，甚至几年前的新闻。莫斯科城外的德国坦克。普利恩上尉脖子上挂的勇士勋章。绍尔布洛赫医生拜访一家野战医院。布雷默在杂志里找到一些纵横字谜，他开始玩起来。偶尔他会放下笔，起身去窗边看看街上的人。穿着丝袜的女人仍然站在原地。小孩子跑过街。越来越多妇女带着桶在街上来来回回。空的桶，满的桶。难得看到男人。一个一等兵在街上骑着单车，大概是个传令兵什么的吧。过了一个多小时，穿丝袜的女人走掉了。一个老女人和一个年轻女孩一起推着一台手推车，上面载满了从废墟里捡来的夹板。布雷默读了一篇关于北非兵团的报道。那杂志已经是三年前的了。从几乎是地球的另一端传来的消息。德国士兵在非洲的艳阳下用滚烫的坦克装甲煎蛋。一张隆美尔将军站在棕榈树下的照片。德国部队向苏伊士运河推进。《摇摇欲坠的英国佬》，一篇文章用了这样的标题。德国担架兵为一位英国伤兵上绷带。照片的背景是一台被击中的坦克，浓浓的黑烟从顶部的舱门冒出来。布雷默心想，现在英国佬可是已经攻克易北河了。
外头突然响起一阵引擎声，于是他跑近窗边。楼下，一辆军车正以步行速度前进，上面坐了三名纳粹党卫队的士兵。车子停了下来。驾驶拦下了一名妇人，跟她说了些话。妇人用手指了指，突然就指到他所在的这层楼。军车向后倒车。后来他告诉莲娜·布绿克，那时候他简直心都快跳出来了。他差点没夺门而逃。但是在恐慌中他向自己问了个问题：这里有没有逃生梯？他知道那些纳粹党卫队的人一定已经在楼下等着要抓他了。他那时甚至还想着要逃到阁楼上，爬出天窗，然后抓着排水管一直爬到斜度颇高的屋顶上。在狂乱地想过一阵后，他突然冒出一个比先前这些还要疯狂的想法。后来直到他跟她说了之后，他才察觉那想法有多么疯狂。但那想法其实再普通不过：她把他出卖了。她向警察告了密。因为她怕。她怕她被抓到。窝藏逃兵的人不是要被枪决就是要被吊死。再不然就是某个看到他昨晚和她溜进她房里的人告的密。或者是哪个睡不着的人，从窗外看到他的。他心里一直有个幻觉：昨天晚上有个女人一直站在公寓的窗边，盯着黑夜里的大街。一定是她，她看到他和莲娜一起撑着帆布走进公寓。他的耳朵听到公寓门外的声音。公寓的楼梯传来嘎嘎的声响，迟疑的脚步声。不，门外其实什么声音都没有。沉默。他听到的声音是从下面传上来的，但是极为遥远。他在窗口边站了好久，一动也不动，直到他听不见任何声音为止。他终于松了口气，跟自己说，那老妇或许只是碰巧手指到这层楼而已。他走回厨房。依然有不少女人和小孩提着水桶走来走去。远处，大约是在威克瑟街上，传来军用卡车的声音。
今天早上，莲娜·布绿克挥手拦下的，就是这种军用卡车。卡车在她面前停了下来。卡车上坐着两个空军士兵和一个女人。你要坐到哪？艾斯布图勒。那卡车司机说，上来跟我们一起去兜风吧！莲娜·布绿克上了车。卡车才刚开动，那名一等兵助理司机就开始毛手毛脚起来。他亲着女人，手放进她的裙子里。女人的右手来回地摸着一等兵的大腿，在他的卡其布裤子上不停地摩擦着，然后她把左手伸进司机的制服里。而那司机呢，如果他的右手没在换挡的话，那他一定是也把手伸进女人的裙子了。助理司机连看都不看，就把一只手放在莲娜·布绿克的膝盖上。她抓住他的手腕说：“我不要。”突然他们三个人好像都会过意来，微笑了一下，他们甚至没有一点不高兴或想要骂她的样子。助理司机和那女人看了莲娜·布绿克一眼，然后又继续打情骂俏起来。她咯咯地笑着，吸了口气，然后大笑出来。“我那时还在想，天啊希望司机可不要把车开去撞到路灯。他开得很慢，显然不是很会开车的样子。他绕了一大圈才把我载到我办公室门口，简直就和出租车一样嘛。”
布绿克太太笑了笑，暂时把毛衣放在她的膝盖上。
“没错，”她继续说，“不能说我假正经或装淑女。应该说我很挑剔才对。我才不愁没男人追我呢，但是，”布绿克太太说，“那些男人要不就是太粗鲁俗气，一见到你就抓住你的手，身上还有体臭——你知道吗？那个年头的男人身上都有股比现在重的味道。劣等烟的味道，再不然就是冷盘和油脂的味道。不用说，那时当然没什么肥皂可用啦。要不就是那些人都用一种好像与你很熟似的眼神看着你。反正我无牵无挂。我先生出征不在家。我不需要考虑任何人的感受。我只要顾好自己就行了。不过在那六年中我就只有那么一晚和别人睡过。一九四三年的除夕夜。粮食局里的人办了个聚会，几个女的，和一些不用当兵的男人。”她和一个负责面粉配给的男人跳了好久的舞。那是个很会跳舞的人，跳华尔兹还可以从右手把人接到左手，还会在她跳得有点晕眩的时候，安稳地把她搂住。她甚至可以把整个人靠在他臂里，头向后倾，直到他累了开始喘气为止。午夜零时整，他们一齐举杯，有人高喊庆祝：“新年快乐！希望这是和平的一年！”喝完了酒他们两人又跳了几回慢舞，彼此的身体贴得很近。不过她真正想跳的是那种优雅的快舞。他跳不下去了——他有气喘。后来她跟他一起回到他那蹩脚的临时员工宿舍。他的房子被炸毁，妻子和四个孩子一起撤到东普鲁士去避难。他住在一间单人房里。房里摆了一张塌掉的双人床。
做完爱，她的肚子感到一阵恶心。并不是讨厌自己所做的事——她没理由这样想——而是因为那个男的是个害羞的滥好人，而且还气喘。之前在福利社餐厅里，她就已经注意到这个人了。在湿热的夏日午后，他喝下以升计的开水，还不时拿颗橡皮球，把气吹进嘴里。夜里她惊醒。躺在她身边的这个男人很困难地呼吸着，而且竟然会打鼾。她的感觉如一块冰冷的石头般清醒着。她身旁躺着一个喘息着的陌生人。她起身，安静地离开那间宿舍，在夜里她一个人走过欧克森的检查哨，然后回家。这一段路她走了至少三个小时。但是如此漫长而且疲劳的行走，可以让她把今晚所发生的一切给淡忘掉。这宛如一场实验，只是结果不符合她的预期罢了。她对此可以平心以待。但是她开始想到，明天一早，新年的第一天，他们又会在餐厅里遇到。这让她很不快。果然不出所料，隔天他见到她时，脸上会有的表情和她想的一模一样：意味深长、过分鲁莽而且亲昵，最要命的是，那表情实在蠢极了。
她试着不要对他反应过度。她试着躲他，不然就在人多的地方出现。那样她至少可以躲开他将问的一大串问题。他的眼神似乎在等待些什么——不，那眼神甚至是在责备她，一种悲伤的责备。有一天他在大街上把她拦下来，问她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他做了什么不对的事吗？没有啊。那天晚上我们过得很愉快，不是吗？
“是很愉快没错，”她说，“那么，请你不要破坏我们对那晚的回忆吧。”
“才怪，那一点都不愉快。”布绿克太太说，“或者这样说吧，在那一刻，是很愉快没错。但在那之前和之后，天啊，那一点都不愉快。反正我一个人自由自在的。也许那还是一种背叛吧，你知道吗，我背叛了自己。如果男人在完事后就消失，嗯，好比说，做完后就被地板吞掉，那感觉应该会好些吧。因为，只要你一见到他们，他们的举手投足，都会让你想起那些你不喜欢他们的地方。”
“那，布雷默呢？”
“布雷默不会。我打从第一眼就喜欢上他了。为什么我们会喜欢上一个人？我的意思是说，在他开口说话前就喜欢上他。当下立刻就喜欢他了。哪还会有什么‘我们彼此可以先互相认识一下’那类的东西。听起来简直让我不寒而栗！什么由相识到相爱。乱讲。而且无聊透了。我对布雷默才不是那样的。他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胡果推了台推车走进房里。这位脑袋清楚、每次都要对我们说的话发表意见的年轻人，留了个马尾，还戴了个金色的耳环，穿着白色上衣。推车的轮子在灰色的塑料地板上发出叽叽声。推车的珐琅瓷台上摆了些瓶瓶罐罐，还有些装着药膏、药片或糖浆的药罐子。
“啊哈，老家伙的食物来了。”布绿克太太说。胡果在她手心里倒出三片粉红色药片，走到料理台前倒了杯水。“我能够继续住在这里，都是胡果的功劳。”她说。“他们一直想把我赶到一般的老人安养中心里。我每次都跟他们说：人一定要住在有厨房的房间里，要不然不如死掉算了。我曾想亲手做一份咖喱香肠给胡果吃。不过显然他比较喜欢吃烤全羊那类的土耳其菜。”
“那可难说，”胡果说，“像如果是赶时间要吃快餐的话，我宁可吃披萨。”
胡果拿起那件编织中的毛衣。毛衣图案的背景是浅褐色。那是一个小山谷。山谷上方已经有一片蓝天了。山谷里还种了一株枞树，是用深棕色的线编成的。“帅呆了，”胡果说，“如果天空再织得密一点，再多加几条枞树枝，那就更棒了。我等会儿再来看。”
“那么，你是从福利社餐厅里带回咖喱粉的吗？”我问。我试着回到我们的故事。
“咖喱粉？不要闹了，那时候那哪有什么咖喱粉。别忘了那时我们在打仗哪。没有没有，事情没那么简单。”她拿起毛衣，用手指摸了摸边边，静静地数着她要打的针数，她默数着，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她开始打毛线。“布雷默来我那睡的隔天，我上班时唯一想的就是赶快回家。我穿上工作服，走进餐厅厨房。霍尔卿格已经在那里等我很久了。‘我们今天要做些鱼汤，’他说，‘行政区长官今天要来参观我们这里，大概会来场鼓舞士气的讲话之类的东西吧。’霍尔卿格在埃尔茨赫佐格·约翰餐厅的时候当过二厨，后来在一艘叫‘不莱梅’的船上当过大厨。他一定是那种凭感觉做菜的人。如果今天他还活着，应该会是家二星级餐厅的老板吧。战争刚开打没多久，霍尔卿格就被征召到东边的哥尼斯堡（现在叫加里宁格勒啦）的帝国广播电台餐厅当大厨。纳粹的文胆戈培尔曾经说过：‘要有颗充满灵感的头脑，就一定得要有一流的菜色才行，否则脑袋就会不灵光、变得吹毛求疵。肚子空空，就不可能使人产生坚定的信念。饥肠辘辘的人写的东西只会越描越黑。所以做政令宣传的人一定得要雇些好厨子才行。劳心者最容易被美食打动。只要管好他们的胃，他们就会乖乖地听话。’”
霍尔卿格负责在帝国广播电台的餐厅里当大厨。过了几个月，许多播报员和文案编辑开始闹呕吐和拉肚子。而且奇怪的是，他们什么时候都不拉不吐，偏偏就是在每次要播出捷报的时候拼命上厕所。法国被攻下来了，旗海飞扬，到处都放着胜利的进行曲，柏林的胜利大道上撒满了花；帝国的元首用他如矢车菊般的湛蓝色双眼，校阅着胜利大道上游行的士兵。但是电台的主播这时却跪在厕所的马桶旁吐着。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上回攻克丹麦和挪威的时候发生过一次，后来攻下克里特岛和利比亚的时候又发生过一次。这让人不得不怀疑霍尔卿格是不是有问题。没人听过他批评政府，不过这只让人更怀疑他是不是什么可怕的阴谋分子。有这么一次——我曾经把这段实况广播的录音调出来听过——当播报员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完“我们的伞兵部队已经成功地把……”之后，那播报员停顿了一下，勉强地凑出“克里特岛”，接着一阵沉默（麦克风显然是被切掉了），然后，突然就爆出一句“给攻下”。呕吐声。“了！”播音结束。
事隔没多久，电台又发生了同样的事。那时电台原本是预定要报德军成功攻下北高加索境内厄尔布鲁士峰的消息的，但是记者全都因为腹绞痛而倒在编辑台上。霍尔卿格立刻被叫到秘密警察署。他一一点数他所用的材料：拜托，他能在生菜里动什么手脚？或是在脱脂乳内下毒吗？仅仅是烹煮就可以让人吃了之后拉肚子，他敢吗？那再来可能出问题的就是饮用水了。这时霍尔卿格说，城里不是发生了好几次饮水中毒的事件了吗？他在播报员拉肚子的时候自己也同样闹着腹痛呢。那些盖世太保相信霍尔卿格所说的，于是把他给放走了。他暂时被软禁在职工宿舍里，而且得发誓不得对任何人提起这次审讯。后来电台把他革职，然后他就被调来汉堡的粮食局了。霍尔卿格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被特别指派到汉堡来。
霍尔卿格被调到汉堡三周后，布绿克太太也被传唤到秘密警察署。一位盖世太保对布绿克太太说，上级准备任命她接任餐厅经理一职。他问她有没有发现霍尔卿格有什么异于常人之处，他是不是有批评过党，有没有说过元首的坏话？没有，什么都没有。他做的菜如何？太棒了，他简直是个会变魔法的人，莲娜·布绿克回答说，任何再糟的材料到他的手里都会变成一道美食，甚至是一道大菜。任何材料都可以。他怎么做到的？他说他的关键就在于他用了些香料。问话的人是个和善而沉静的年轻警官，听到她这样说，他含了含他的下唇。他要她看好霍尔卿格。如果霍尔卿格说了什么反政府的话，她要立刻向他报告。她是党员吗？不是。嗯哼。那人要她对这次的问话保持沉默，之后她就被斥回了。结果她一回餐厅里就告诉霍尔卿格，说她被要求看着他的事情。自此之后，只要行政区长官格伦来视察，她一定只进鱼肉——就如同他第一次来视察时一样。格伦的父亲是个鱼贩。格伦已经不止一次公开地向所有人表达他对鱼肉的厌恶，那味道令他作呕。原因？因为他小时候常常得帮他父亲从桶中把鱼抓出来，把鱼敲昏，然后开膛破肚，把内脏给清干净。
莲娜·布绿克打了通电话给鱼市场。市场那边的人告诉她说，他们一条鱼也没有。易北河上不再有渔船，英国人已经占领了河对岸了。她又打电话给不受配给限制的储备物资市场，他们倒有好几公斤的牛杂碎。前一天晚上，一个名叫朗根霍恩的小城遭到轰炸，一颗伞雷正好打中一家农场。牛舍还在，但门窗都完蛋了。所有的牛只都死光光，尸体完好无缺，看起来还颇好吃的样子。只有肺爆出来而已。
“牛杂碎。我们叫了二十公斤的牛杂碎。”
“没问题，”霍尔卿格说，“那我们就来做一道牛肠。仓库里还有很多马铃薯可以配。”
莲娜·布绿克开始替那些官员们排桌子。她亲自做这件事。桌上甚至还摆了餐巾纸。六个月前，福利社餐厅收到整卡车的餐巾纸补给。餐巾纸多到用不完，人们干脆拿它当擦屁股的卫生纸用。
中午时分，粮食局的职员在餐厅里集合完毕。格伦先生是今天的主讲人。他穿着褐色的制服，看起来气色不佳。他是和餐厅主管一起来的。主管弗利奇博士同样穿着褐色的党服，他相当高大，脚下穿了双褐色的软皮长靴，浆过的黄褐色衬衫上面还有着金色的袖扣，全身干干净净毫无污点。主讲人说起话来倒是一副得意洋洋的模样。他把欧洲文化和犹太布尔什维克的邪说做了个比较。欧洲：完整而严密的思想体系；犹太和布尔什维克：分裂的思想、破坏性的批评。欧洲：光明的；犹太人：黑暗的。结论：德国人的思维充满了信心和勇气。相反，犹太人的特色是犹豫不决、吹毛求疵、失败主义的。然后格伦又用他的金口说了这样的话：如果把柏林比作莫斯科，那么汉堡就像是列宁格勒。听众突然专心了起来。没错他说的正是这样：俄国人本来已经要完蛋了，没想到围城围了三年，他们竟然还守得住列宁格勒。俄国人死守列宁格勒，结果战局因而逆转。所以我们也会把汉堡守到底。格伦说，最后的胜利会是我们的。我们虽然暂时被击倒，但这是我们的故乡，我们对它了如指掌，敌人是赢不了的。我们会死守汉堡城，死守每条街、每栋房屋。任何玩忽职守或逃避责任的人，都是人民的公敌，都是具有传染性的毒草，应该立刻就被焚毁。这就是所有人民的共同意志。英国佬会被我们狂热的反抗意志所吓倒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身为粮食局的一员，我们得要确保每个市民都会领到足够的配给，这是很重要的。意志力，最后胜利所要的就是意志力：这就是每个人手上的配给卡所代表的意义。最后他要以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话来勉励每个人——不，“每个人”并不是像莲娜·布绿克那种小角色。她只不过是个餐厅的小经理，负责核对配给卡、检查碗盘清洁度，顶多就是为官员们排排桌子而已——他要用荷尔德林的话来与每个部门的领导人、商业元首、律师、政经学者共勉，即使在这样的风雨飘摇中，我们的信心只会益增坚定，胜利万岁！
讲者坐了下来，擦了擦额头冒的汗。弗利奇博士站起来，向局里的每个人保证，粮食局的工作会照常运转下去，直到胜利的那一天为止。在此之前，我们的工作将继续下去——为市民供应食物。必要的时候，局里也会加入武装抵抗的行列。然后他又坐了回去，与格伦和几位要员坐同一桌。莲娜·布绿克在等他们开饭。格伦说他一会儿就得走了，半小时后他还得为汉堡电池厂的员工做鼓舞士气的讲话。每个工人都要坚守岗位，直到最后胜利到来为止。
“待会你舀哪一锅菜都无所谓，就是千万别去舀第一桌上的汤锅，”霍尔卿格说，“我想汉堡电池厂的人们需要一场鼓舞士气的讲话。”那是霍尔卿格头一次承认他在菜里动过手脚。莲娜·布绿克把牛肠舀进行政区长官的盘子里，她听到他们的对话：“等会再说，没问题。战斗？那还用说吗？反坦克的武器，是是，等等，这味道多棒啊！”他说。“牛肠，啊，还有香芹子，太棒了！”“他说了好几次‘啊’，却也说了好几次‘等等’。”布绿克太太说。“那时我真的有点惊讶。他们换了一套说辞。‘喝酒归喝酒，工作归工作。’这可是出自一位参谋口中的话。如果德国人当年能把这两件事早点分清楚，也许就不会有这么多苦难了。”
格伦突然从桌上跳起来，手捂着嘴冲出餐厅。弗利奇博士也上气不接下气地紧跟在后。
布雷默穿着海军制服，坐在厨房的桌前，空洞地等着。他看起来像是坐在一间候车室里，要准备离开似的。
他起身，走近她身旁，仿佛在迎接一名远行归来的旅者。他把手臂绕在她身上。他亲亲她：先亲她的脖子、下巴，然后亲了一个让她浑身起鸡皮疙瘩的地方——他还没亲过的地方——她的右耳垂，然后她的左耳垂。她可以感觉到他刚刮过胡子的脸，她也闻到了他刚刷完牙的气味。他细心地打了个领带。他不像她先生，只有在出门前才随便戴条领带，一回家就把它从领子上扯下来。布雷默帮她把大衣脱下来，解开她洋装的扣子，然后——然后她等不及了——她干脆直接把它从头上脱下来。
过了一会儿，她进厨房煮马铃薯，他则大声读报给她听。现在报纸只剩单薄的一小张了：布列斯劳仍在苦战中，俄国人已经包围了柏林，巷战死伤惨重，德军基于“策略考虑”决定暂不与英军和美军遭遇。一个邮政局的临时雇工被斩首示众，他偷了几个寄往前线部队的包裹。
从哈尔堡前线传来的消息。在瓦伦多夫，部队正奋力抗战。在向伊尔斯道夫推进的时候遭遇激战。敌军不消说自然是死伤无数，我方的伤亡则极其轻微。
报道上并没有提到波罗夫斯基带领的战斗小队。波罗夫斯基的一条腿被机关枪打断，他还不是唯一一个被打断腿的人。报道也没提到那十七名在弹坑中阵亡的士兵。布雷默就是被编到波罗夫斯基的小队里的。如果他去车站报到的话，现在他也可以和他们一起躺在那弹坑里了。
他捡回一条命。现在他点着莲娜·布绿克为他带回来的烟。“不可思议，”他说，把身体靠在沙发上，“简直就像在过圣诞节。不敢相信现在已经五月了。”她拿配给卡向茨威格先生领了一包欧尔史托兹牌的烟。茨威格先生一副不可置信的样子。就他所知，她已经至少六年没碰过一根烟了。她把她分配到的烟票，都拿去和我的希尔德婶婶换粮票了。
布绿克太太又数了一遍毛衣的针数。“你的希尔德婶婶是个要命的老烟枪。”
我跟她说，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品尝她的咖喱香肠的情景。我和海因兹叔叔一起站在她的小吃摊前。海因兹叔叔严格说来应该是我的继叔。听说他可以从马铃薯的味道说出它的产地，是真的吗？
她喃喃自语了一会儿，手指放在毛衣上，准确地按着深棕色的枞树从浅褐色的山谷冒出来的地方。她抓了一条深色毛线，织了七针，然后又抓起另一条浅色的毛线。她说：“是真的。那个时候你的海因兹叔叔人在东边的前线。前线一直延伸到西边的梅格伦堡。他简直就是个马铃薯鉴赏家，就好像那些品酒的老手一样。最了不起的是，即使马铃薯蒸过、炸过、打碎做成薯饼，他还是可以尝出马铃薯的产区。他甚至会告诉你那是哪一家农庄种的马铃薯，就好像那些红酒通会告诉你这瓶酒是哪个酒庄装瓶的一样。”
“他还可以把眼睛蒙起来，然后告诉你说：这些马铃薯皮是从格鲁克镇的田野农庄运来的。那块薯饼是用著名的‘索尔陶手雷’马铃薯做的，那种马铃薯坚硬如石，嚼起来一点也不滑腻。还有一种亚尔马的马铃薯，尝起来有一种细致的、粉粉的感觉，简直入口即化，这种马铃薯只能在沙质的荒野上栽种。还有这些，这些马铃薯丁块（旁边还放着猪肉丁）是和芜菁种在一起的，这是种像松露一样长在地下的巴多维克马铃薯，是一种深褐色的新品种，口感较硬，尝起来就真的像——对，没错——就像松露一样。还有，还有最有名的班贝尔格肥沃区马铃薯……布雷默根本不相信我说的话，我只跟他说：‘那你就等他回来，眼见为信吧。’”
那句“等他回来”突然让他们两人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显得有点震惊。那只是她随口说说而已。但是短短一句“等他回来”似乎另有所指，仿佛这是她早已算计好的，对未来的打算。布绿克太太告诉我，她当时绝没有这个念头。至少她的理智面没这样想。“其实很简单嘛。两个人坐在一起聊天，感觉不错，于是你难免希望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下去。我从来没想过我们将来要怎么办，同居或婚姻，我想都不会想——毕竟我已经是个结了婚的人呀。我只希望我们能在一起，就这样，不多不少，在一起就好了。不过他想着却是何时才能离开这房子，然后回家。”
所以她悄悄地转移了话题。她一边排桌子一边说：“喔，希望他一切平安。战事不论如何应该再一阵子就结束了。我只希望他能平安回家。”然后她提起了今天在粮食局听到的演讲。演讲者说我们将死守汉堡，直到最后一兵一卒。
“疯子。”布雷默说。
她开始削马铃薯皮。他们的话还没说完。“一个城市能守多久呢？”“很久，”布雷默说，“到最后会连一砖一瓦都不剩。列宁格勒死守了三年。可是汉堡的情况不一样。英国人会开轰炸机进来。他们现在不再需要做长途飞行了。他们可以把基地设在鲁尔区的明斯特、科隆，或是更近一点，设在汉诺威。汉堡，汉堡有什么呢？汉堡没剩多少兵力了。城里只剩些老头、收废纸的、军乐队乐手、希特勒青年团，还有一堆缺手缺脚的伤兵。没啦，没剩什么可以拿来搬上台面的东西啦——对，就是这个词，搬上台面！这就是那个字谜的解答！”他兴奋地大叫，然后走回客厅，继续玩他未完成的字谜游戏。
这时门铃突然大响，他们站在那呆住了。“快！把盘子都收起来，汤匙和刀叉也收起来，还有杯子！”门铃又响了，这次响得更久、更大声了些。“来了，就来了！”她一边大声喊着，一边把布雷默推进储藏室里。外头的人这时开始敲起门来了——不，那不是敲门，根本就是在撞门、捶门。她跑到卧房里，把布雷默的东西，帽子、毛衣、袜子，通通一起和布雷默塞进储藏室里。布雷默脸色看起来一片死白。门铃响个不停，捶门的声音也一刻没停过。“喂！”外头传来一个男人的吼声，是拉默斯的声音，他是这一区的管理员，也是空袭避难室的小队长。“我在上洗手间，”她大叫，踮脚走进厕所里，拉下马桶冲水把手。她知道拉默斯正在门外偷听。她又踮脚走到洗手台边，上面放着布雷默的刮胡用品。要把它们放哪？放进洗衣袋好了。她把储藏室的门锁上。“有人在吗？”拉默斯大叫。他把门前的信箱口撬开，手指伸了进来，拉默斯透过投递口大叫：“布绿克太太！我知道你在里面，快点开门！我听到你在里面了！立刻给我开门！开门！”
“来了，就来了！稍等一下！”她打开门闩。
布雷默躲在储藏室里，小心翼翼地坐在一只大皮箱上。他像个玩捉迷藏的小孩一样，从柜子的钥匙孔往门外的走道看出去：一双黑色靴子——左边的那只鞋小了半号，上面还有一块隆起，应该是什么复健矫正用的——靴子上方有一双皮制的绑腿、一件毛绒已被磨光的灰色大衣、一顶防空用的钢盔，还有一副用皮带吊起来的防毒面具。外头传来一个老头的声音，说他要检查公寓里断电的情形。那老头还问她有没有准备消防沙。“敌人的炸弹随时可能会落在我们头上，所以我们要做好准备。”“不只是炸弹，我们也有可能被空弹壳砸到，”她说，“英国人已经从易北河对面开火了。”拉默斯显然没听进她的话。“我们会还击的！”“这我可没听说。”莲娜·布绿克说。“他们正在节节败退中。你难道对我军的能力有任何怀疑吗？汉堡是座不倒的碉堡！你什么时候又开始抽烟了？”那老头问道。布雷默听到一阵吸气的嗅声。“对啊，故态复萌。”“我从茨威格先生那听说的，”那件绒毛已经磨光了的军用大衣说道，“你又开始拿配给卡去领烟了。你之前不是都拿烟去换马铃薯的吗？”
“那又怎样？”
布雷默看着靴子、大衣、钢盔和防毒面具走到了厨房里。莲娜·布绿克跟着进了厨房。布雷默的打火机还放在她的厨房桌上。那是一只用二厘米口径子弹的弹药夹做成的打火机，上面还刻着一些挪威文。她看过他的这只打火机，但在忙乱中她忘了还有这个东西的存在。但是现在那只打火机摆在厨房桌上，活像一件军事博物馆的展品。一只铜做的、因为经常使用而磨光的、圆型的长条弹夹。拉默斯已经注意到这只东西了。她从烟盒里拿出一包烟，小心控制着她的手。千万别抖啊。她点火。再点火。这打火机的轮子有点难转。最后，终于点着了。拉默斯一直盯着她看。她看出来他已经起疑了。她轻轻吸了口烟，非常小心以免咳出来。她在她先生六年前被征召后就没再抽烟了。她没有戒烟。只是很奇怪地，似乎她先生一走，她就不再需要抽烟似的。“一只从敌军那得到的打火机？”拉默斯说。“对，从诺曼底寄来的，那是一只战利品。”拉默斯念出打火机上面写的字。“不是法文。”他说。“当然不是。”“波兰文？”“不知道。”“这里的味道不错。”“是啊。”“是肉的味道吗？是肉的味道没错！”她看到他饥饿的目光，疑心重重，却也无比贪婪。一对压抑的、丑陋的唇正在和口水交战着。她搅了搅锅中的牛肠。“我是不是听到了什么声音？”拉默斯说。“你儿子回来了吗？”“你是什么意思？”她说。“你明明知道他在鲁尔区的空防部队。也就是说呢，他现在很可能已经是敌人的阶下囚了。你忘了吗？鲁尔区已经向敌人举白旗了。”
拉默斯一定已经注意到，她不断地支开话题。她不停讲些地名，诺曼底、鲁尔区的陆军、输掉的战役。但在他眼中，就是这样的半吊子态度，让德国不断地挫败。半吊子的态度：你们尽管打你们的仗，我在后方继续过我的生活。那些批判的、信念动摇的、不道德的、士气低落的婆婆妈妈。大家在那里都懒懒散散，不管在工厂，在前线，甚至在自己住的城外。太多不正经的玩笑。太阳和元首有什么不同？答案：太阳从东边升起，元首在东边被击落。不好笑。该爆未爆的废弹。偏离弹道的水雷。甚至连元首的身边都充满了阴谋分子，想要和敌人一起渗透颠覆自己的国家。
拉默斯踱步到窗边，看看窗影，扳了扳窗子。“看，这里有个破洞。”他说。“电灯的光线可以从这里透出去。这可是会让这栋大楼成为轰炸机的目标的！”“不可能。”“你是什么意思？”“我们怎么可能会有电呢？”他弯下腰，头伸进厨房的桌下探了探。“你到底在找什么？”拉默斯告诉她说，大楼里有人在抱怨。“抱怨什么？”“说半夜里有人在哭。”他看着她。希望我别脸红呀，她想着，不过她脸上真的开始泛红，她也感觉到了，一股热流从身体里涌上来，全身的血液都跑到脸上了。“该怎么说呢？反正我睡得很差。常常在半夜里醒来，坐在床边，然后就哭起来。难怪有人抱怨。难怪。”她说。“都是那些在城外的英国人害的。”“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拉默斯问。“那你到底想问什么？什么叫我‘到底’想跟你说什么？报纸里都有写啊，你看在这里，上面报导了前线的最新位置。”她把报纸交给他。布雷默看到靴子、绑腿和军用大衣走出厨房外，慢慢凑近钥匙孔，越来越近，最后终于只能看到一片灰蒙蒙，然后这片灰蒙蒙又退开了，皮带、钢盔和靴子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拉默斯弯下腰仔细检查放在门口边的三个消防沙桶。“你不相信汉堡城会被守下来吗？”他问。“没。我今天才刚听过行政区长官格伦的讲话。”拉默斯走回客厅，走进卧室，一只脚跪了下来，另一只脚——吃力地——跟着跪了下来，他翻遍整个床底下。莲娜·布绿克终于说话了：“够了——我床下没必要放只打火拍或是沙桶之类的东西吧。”
“哼。”他说。“我会注意监视你有没有带人回来住的。你有两间卧房一个厨房，却一个人住。街头却有成千上万流离失所的市民，家被炸毁或是逃难来此。”
“你的意思是说，元首的作战策略有问题啰？”
他顿了一下，突然发现这是个陷阱。“如果你儿子回来了，你最好去给我报警。要不然我就帮你报。然后你们母子两人就会一起坐牢。”拉默斯慢慢踱步到门边。“这又是什么味道？”布雷默看到拉默斯又站在那开始嗅起来。“皮革的味道？我是个老兵，我知道这是什么味道。”
“给我出去。”莲娜·布绿克说。“出去，我受够你的粗鲁了！”他一出门，她就把门摔上，门缝还夹到他那只矫正靴子的鞋跟。她在门上靠了一会儿，听到他缓慢下楼梯的声音，不时还传来他那语无伦次的牢骚：“密集火网……上次大战时，我在法国凡尔登的英勇事迹……囚房……关进阴暗的牢里……他们至少会畏惧上帝吧！他妈的！”完了，她想，他一定是跑去盖世太保那告密去了。他会说我在房里藏了人的。
她走进储藏室，把门锁打开。布雷默钻了出来，面色惨白，额头上不停地冒着汗——虽然柜子里其实很冷。他穿着一条宽筒的海军裤站在那，即便如此她还是发现到，他的膝盖正不停地颤抖着。他们进厨房坐了下来。她看着他一副受惊的样子。她说：“那个就是拉默斯。”
她把手肘靠在桌上，用手撑着头，干笑了几声。她笑得过分勉强，笑声听起来像在哭一样。
“拉默斯是这一区的管理员，住在隔壁那栋公寓里，以前在地政处工作，现在退休了靠领养老金过活，兼差当空袭避难室的小队长。”她把已经煮成糊状的马铃薯泥从炉上拿开。布雷默说他再也吃不下饭了。不过他还是吃了点东西，生吞活剥地吃，连她的那份也一起解决了。他偶尔会停下来，跟她一起听听看楼梯间有没有什么声音。然后他继续吃。“很好吃。”他说。“实在是不可思议。”
“这实在有点可笑。”布绿克太太说。“难道不是吗？那菜很好吃。不，是真的非常、非常好吃。布雷默只会说：不可思议。可是我猜他根本没有那种兴致去享受那盘牛肠。他被吓得简直整个人都僵掉了。我则是什么都吃不下，怕万一拉默斯又跑上来该怎么办。更麻烦的在后头。为了防火的理由，我公寓的钥匙他也有一副。所以他大可在我去上班时进我公寓。拉默斯不只是那一区的公寓管理员，他也是空袭避难室的小队长。他很晚才加入纳粹，可是他是个彻底忠贞的党员，对党的信条忠诚度高达百分之一百五十。他曾在德法边境的凡尔登作战，一片炸开的弹片伤了他的腿。他坚称那是一位天使——不是基督教的那种天使，他说那是他一个死去婶婆，一个农妇什么的——把原来要打在他头上的弹片，转向到他脚上的。他这位婶婆听说也是个瘸子。人们反正就以此取笑拉默斯。他还跟每个人说他前世是个巴伐利亚王国的炮兵队队长，一八一三年的时候还在拿破仑的麾下进军莫斯科。那个‘前世的他’在俄国的别列津纳河淹死了。‘他’原本准备行军渡过那时已经结冰的河，突然一颗大炮落在他身旁，河面破了个洞，他和他的马就一起掉进冰冷的黑水中。他说他至今还犹然可以听到那匹马落水时的哀嚎声。”
“我们都叫他‘雪人先生’——当然，只有在他不在场的时候。他是大家的笑柄，直到一九三六年。那一年，隔壁公寓的黑宁·魏尔斯先生被捕。魏尔斯是布隆姆弗斯船厂的造船工人。他当了好几年的德国共产党员，一直到一九三三年共产党被纳粹解散为止。魏尔斯每周五晚上都会喝个烂醉，然后就开始痛骂纳粹：他说他们是一帮杀人魔。这已经算是最好听的了。我们都会对他大叫：拜托，看在上帝的份上，闭嘴好吗！有一天有人来按他家的门铃，魏尔斯太太开的门。门口站了两个人，他们说要和魏尔斯先生‘私下谈谈’。那时魏尔斯才刚上完早班回来，洗过澡，身上还穿了件干净的衬衫，于是他就和他们一起出门了。他们边下楼边聊天，说些天气啊，易北河的水相啊之类的事，还有说有笑，然后一路走到市政厅去。魏尔斯三个礼拜后才回来。以前那个笑声可以贯穿整栋公寓的魏尔斯不见了。那个老爱拿拉默斯当笑柄，自己还笑得比别人大声的魏尔斯，从此消失了。他那个会笑的部分好像死掉了似的，再不然就是被别人抢走了。简直就像童话故事的情节。魏尔斯身上没半点伤，连瘀青都没有。他指甲没流血，没被用钉子钉过，什么都没有。但是他再也笑不出来了。而且他绝不提为什么。简单地说，他已经丧失笑的力量了。只剩下灰暗的沉默。不笑、不骂人，也不哭。有人说他看起来就像是一具僵尸一样。他连他太太都不太理了。他回来之后再也没碰过她。有时他躺在床上甚至还会呻吟。还有：他打鼾的习惯也没了。有时他边睡还边用指甲抠床的边边，那种尖锐的声音每次都把她吓醒。这些都是魏尔斯太太在乳品店里跟我们说的。她一边说一边就哭出来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他们到底对你做了些什么？”而他的答案永远只有一句话。“没事，什么都没有。”
每个星期五魏尔斯依然会喝酒。但现在他喝酒时安静极了。他一喝就喝上个半打一打。我们只好把他抬回家。他有一次烂醉的时候说，“你们无法想像我是被如何对待的。”被如何对待？可是他再怎样也不肯说下去。有一天他从脚手架上摔下来——那不是他工作的区域——当场死亡。他的妻子领到一笔抚恤金。工伤事故。他的同事说他那时被派到上面去换下一指钢环。有人说是拉默斯告他的。那时拉默斯才刚加入纳粹党。虽然这只是个谣言，但大家却相信那是真的。人们在街上耳语：“是拉默斯干的。”再也没有人和拉默斯打招呼了，即使向他寒喧那也是在敷衍他。只要他在店里出现，人们就沉默不语，再不然就是故意大声地聊还在下的雨、阴晴不定的天气，或是前几天又刮的风之类的。他会跟大家说：魏尔斯不是他告的。别人还没跟他提过这件事呢。大家开始躲他。他会大声地说他不可能去告魏尔斯，有一次差点没哭出来。六个月后他的身旁依然是一片沉默，他却开始问身旁的人对纳粹的看法。他谁都问。在楼梯间遇到人就问。去肉店也问。甚至小馆子里的人也不放过。他的问题都是迂回的，仿佛有陷阱似的。“犹太人的教会被烧这件事，你觉得对吗？你会买犹太人卖的东西吗？你会窝藏一名共产党人吗？”被他问到的人往往顾左右而言他，但是拉默斯会坚持要你说一个答案。人们只好说，呃，对，不，不可能。渐渐地人们不断地听到自己的朋友说谎，他们自己也开始跟着说谎。大家又开始向拉默斯打招呼了。一开始只是很随便地问个好而已。然后，波兰被纳粹的军队占领了——拉默斯先生早；挪威和丹麦被征服了——拉默斯先生你好；法国投降了——拉默斯先生你今天气色真好。没跟他打招呼的人，或者是对他吞吞吐吐的人，都被盖世太保招待过。他们也不用多说什么，只要问问你昨晚餐会里的私酒是哪里买来的就行了。一九四二年，新市广场上的“没收犹太人财产会”达成目标解散后，人们跟他打招呼时还会举起右手，“希特勒万岁！拉默斯先生好！”
拉默斯于是当上了这一区的管理员。拉默斯负责将小孩子疏散到乡下。拉默斯接手负责冬令赈灾计划，后来又负责规划空袭疏散路线等等。因为他的脚受过伤，他提早了两年退休。其实他不必退休的。他身体可好得很。不，不只是好得很，他的气色简直是越来越好。不过那也难怪。肉店老板每次都会多给他一些香肠肉——多到让别人眼红的程度，更何况香肠肉可是配给品。但卖肉给店老板的女批货商也无可奈何。面包店老板就更不用说了，他每次都会塞个几条蛋卷在拉默斯手里——奇怪的是那时做蛋卷的材料早就没了。只有莲娜·布绿克，这位固执的北德女人，对他永远只有短短一句：“早安，拉默斯先生。”拉默斯每次都跟他说：“布绿克太太，‘希特勒万岁’才是德文的问候语。”“好吧拉默斯先生，希特勒万岁。”有一次盖世太保把她请到秘密警察总部，不过他们只跟她问了霍尔卿格的事情，和拉默斯一点关系也没有。
“也许你得送他一点牛肠比较好。”布雷默说。“他隔着门就可以闻到你在煮什么。”
“绝不！”布绿克太太说。“我绝不让那个臭老头上我的餐桌。昨晚空袭警报时我没下楼避难，所以他才开始怀疑的。通常我是会下楼的。我开始有点担心孩子们了。希望我儿子一切平安。还有爱蒂斯，不知道她现在过得如何？我们得特别小心才行。不要走来走去的。还有，如果有人来按门铃，你就快点躲进储藏室，把自己反锁起来。”
他在床上辗转难眠。她则一如往常趴着入睡。他将手慢慢地伸向她丰满的臀。他就躺在那里，不时地看看他的夜光表，直到天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