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中叶以来给人类文明打上深刻烙印的理论思潮和社会政治运动。它脱胎于西方文明，发展于东西方文明的结合部俄国，大成于东方文明的代表者中国，并开始彰显其世界历史意义，这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主流的发展史。
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中叶以来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打上深刻烙印的理论思潮和社会运动。它不仅参与塑造了当代文明的基本形态，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而且引领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在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中，马克思主义经历了诞生时期的阵痛和摸索、发展时期的成功和失败以及转型时期的决断和奋起，向人类展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时至今日，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的发展道路、经验和模式已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伟业也处于继往开来、推陈出新的重要历史性关头，世界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运动，正经历着艰难的转型，机遇与挑战并存。在这种情况下，回顾和反思马克思主义在各国的历史进程，特别是总结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在西欧、苏俄和中国的演变，总结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不仅对于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深入理解并完善中国模式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对于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对于人类文明进步和人类解放的伟大事业，也具有重要价值。
马克思主义在西欧
如果把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作为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正式标志，那么马克思主义产生至今已有近170年时间。从理论和实践统一的角度，可以把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在各国的历史进程划分为三大阶段：从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到1895年恩格斯逝世，是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草创阶段；从1895年列宁在彼得堡创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到1991年苏东剧变、冷战结束，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起伏阶段；从1992年邓小平视察中国南方并发表重要谈话至今，是马克思主义的转型和创新阶段。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中期的西欧。当时西欧各国的工业革命已基本完成，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已有较快发展，世界市场得到了很大拓展，社会化大生产已达到相当大的程度和规模，资本主义在发展社会生产力、变革人的各种社会关系等方面已经表现出巨大的革命性力量。但与此同时，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这一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也日益显露，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空前尖锐，西方文明正经历着深刻的危机，其内部激烈冲突和衰败的苗头已开始显露，建立在对内压迫、对外殖民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其科学的态度、敏锐的洞察力和强烈的世界历史意识，对资本主义做出了最全面、最深刻的认识和批判，提出了阶级斗争学说，阐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规律，揭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实现全人类解放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诞生阶段的标志性事件，除了《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外，还包括1864年马克思亲自领导并参与创建第一国际，以及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共产党宣言》的发表第一次为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变为现实。1864年第一国际的创建与1889年第二国际的创建及其活动说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绝不满足于“解释世界”，而要求进一步“改变世界”，即要求理论的实现，要求在实践中不断对理论进行检验和修正，最终使理论化为行动的力量。而《资本论》第一卷则揭示了资本主义运作的秘密——剩余价值规律，为人类认识和扬弃资本主义提供了科学指南。
在《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马克思还对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共产主义社会进行了粗略的描画。他把共产主义分为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在低级阶段，生产资料实现了公有制，实行中央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按劳分配，消灭阶级；到了高级阶段，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国家消亡。而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间，马克思还设想了一个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阶段。
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及对未来社会形态的构想，与其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是密不可分的。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马克思发现了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因此，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一个民族或时代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其生产方式即经济基础，它对国家制度、法、道德、艺术、宗教等观念所构成的上层建筑具有决定作用，而后者对前者又具有反作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这种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前进和发展的动力。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发现，拨开了原来加在人类社会和历史上的重重迷雾，破除了资本主义永恒不灭的神话，对于广大劳动人民具有巨大的启蒙意义。
但应该承认，马克思主义在其诞生和草创阶段，有些理论是初步的、未成型的、探索性的。因此他们都声明，他们的工作并没有穷尽真理，而只是为发现真理开辟了更广阔的道路。他们在世时就在不断修正原先的部分观点。例如，按照马克思原先的判断，无产阶级革命将在较短时间内在西欧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爆发，但后来形势的变化，特别是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的失败，使马克思意识到，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工人阶级为了谋得自己的解放，同时达到现代社会由于本身经济发展而不可遏制地趋向着的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完全改变的历史过程。到了晚年，马克思更反对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变成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类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认为像俄国这样的国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率先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具有的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理论勇气，为后人发扬光大马克思主义的事业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马克思主义在产生以后，之所以能够从各种“主义”中脱颖而出，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并赢得了很多信仰者，一方面是因为它是当时最全面、最科学、最彻底的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学说，特别是因为它把握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这一客观规律，在对历史和社会现象进行解释时表现出了无可比拟的说服力。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产生时虽然立足于西方文明，但也具有超越西方文明的世界主义视野。马克思主义的很多论说让世界上一切受资本主义压迫、剥削和奴役的人民看到了理想和希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世界的人民更是巨大的鼓舞。
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和中国
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9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走出西欧，在俄国、中国及世界其他国家得到了进一步验证和发展。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的演变可谓跌宕起伏，惊心动魄。其间贯穿着两条主线，一是从十月革命的胜利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建立、发展、壮大，直至最终走向混乱、衰败和解体；二是从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探索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巩固、繁荣和强大。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跨入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的发展阶段。随着资本积累的深化和获得更多剩余价值的压力，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采取了更为灵活和隐蔽的手段；同时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各帝国主义国家加速推行殖民主义，抢夺全球资源和世界市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加剧。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审时度势，做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最有可能在帝国主义统治链条最薄弱环节爆发的科学论断，并在俄国亲自发起成立工人运动组织，探索在落后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最终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
十月革命的胜利，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建立，动摇了帝国主义的全球统治，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和理想变为活生生的现实，开辟了“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苏联建国后，迅速克服了国内的混乱局面，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发展了社会主义科学和文化，加强了国防，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了来势汹汹的德国法西斯，促成了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并对全世界范围内的工人运动、反殖民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巨大的道义和物质支持。
苏联革命和建设的成功经验，在于以列宁和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共产党人，根据现实条件的变化，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了新的概括和阐述，完善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学说和国家学说，形成了列宁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以这一理论为指导，建立了坚强有力的共产党组织，及时调整策略，不断纠正工作中“左”的和右的错误，把人民有效组织起来，注重国家能力建设，大大增强了国家对内整合和对外抵御帝国主义侵略的能力。
但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苏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也出现了严重问题，如整个政党和国家体制过分官僚化，脱离群众，过分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过分强调重工业所导致的经济失衡，忽视民生，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的一刀切政策，肃反扩大化，等等。特别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苏联党和政府逐渐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不自觉地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指挥棒和节奏起舞，缺乏建立一种优越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的信心和勇气；对党和国家及其领袖人物在历史上的失误和所犯错误过分渲染，极大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执政的正当性；对资本主义的分化策略、和平演变图谋放松警惕，一厢情愿地认为可以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竞赛”；在国内实行错误的、歧视性的民族政策，激化了很多少数民族的离心倾向；在处理与兄弟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时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抬头，把苏共和其他共产党国家之间的关系变成“老子党”和“儿子党”的关系，有时为了维持苏联与他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关系，不准该国的共产党发动革命，阻止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例如印度共产党）领导的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有时为了维护自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霸主地位，肆意干涉兄弟国家的内政，甚至出兵侵略他国，严重损害了苏联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大国的形象。
在此过程中，苏东阵营受西方意识形态影响，以“民主的”“人道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新马克思主义”为名，推行指导思想的多元化，造成了共产党凝聚力、战斗力的削弱和广大人民的思想混乱。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改革”“新思维”“公开性”等旗号下，苏联党和政府逐渐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的领导权，从根本上动摇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显然，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一度宣扬的所谓“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为1991年苏东剧变做了重要的意识形态铺垫。而在苏东剧变之后，原先存在的各种时髦的“社会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也和柏林墙一起轰然倒塌了。
苏东剧变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和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挫折，其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其一，在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允许其他意识形态存在并不是允许它们挑战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和主流地位，因此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对其他思潮和社会意识的引导。如果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把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意识形态等量齐观，就会造成人民的思想混乱，最终使共产党丧失执政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自乱阵脚，自毁长城。其二，在社会主义革命已取得胜利后，已经掌握政权的共产党必须既坚持革命党的革命精神和革命理想，又要不断提高长期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在防止干部的官僚化和利益集团化的同时，也要防止政党和国家体制的僵化，以保持整个社会的生机和活力。其三，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将在一定时期内长期共存。但这绝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要照抄照搬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绝不意味着把资本主义的一些制度加以永恒化。社会主义要利用资本主义壮大发展自身，但绝不能被资本主义同化，成为资本主义的附庸，甚至成为资本主义分化、西化、弱化策略的牺牲品。必须意识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对资本主义搞“和平演变”“颜色革命”的图谋绝不能放松警惕。在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因素只能永远处于“手段”或“工具”的地位，而不能变成目的，否则扬弃和克服资本主义就会成为空话。
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吸收了丰富的经验，也吸取了宝贵的教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地广人众、情况极复杂、斗争极困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与西欧和苏俄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所具有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既反对教条主义，又反对经验主义，开辟了一条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这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面貌有了很大改观。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迅速荡涤了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铲除了各种利益集团，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普及了教育和医疗，在一些尖端科学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开拓了中国的国际空间，确立起了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虽然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毛泽东和党的其它领导人开始表现出脱离中国实际、急躁冒进的“左”的错误倾向，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最终发展到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错误，给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害，但这些错误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中国革命和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更没有动摇社会主义的制度基础，这也是后来的改革开放事业能够顺利进行并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重要保证。
“文革”结束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进一步完善、发展和壮大社会主义，发扬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根据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现实状况，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形成了邓小平理论这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航船继续前进。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紧紧抓住发展这一主线，放手发动群众，动员各方面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极大地解放了社会产生力，增强了社会主义中国的综合国力，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特别是面对1989年政治风波和随之而来的苏东剧变，邓小平表现出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一方面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立场，强调老祖宗不能丢；另一方面又有选择地吸收、借鉴资本主义的一些做法，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保证了社会主义中国继续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功经验，主要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统一，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原则，又没有陷入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而是能够根据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大胆探索，把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发扬光大。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过程表明，以毛泽东和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有机结合起来，在实现和维护中国的统一、建设现代化国家和先进性政党的历史进程中，立足于中国的大一统国家、学习型文明、先进性团体的深厚底蕴，吸收了苏联和西方的长处，又避免了对它们的迷信，不断克服“左”和右的错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之路。
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各国的传播
在20世纪，除了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两条主线之外，还有马克思主义在欧美的进一步演进及其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传播与发展，它们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发展阶段的两翼。
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在其直接指导下创立的第二国际开始分化，其主流倾向是以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等人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这一思潮虽然声称信仰马克思主义，但认为无产阶级革命不可能短时间内在西欧爆发，因此他们放弃了通过暴力革命和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想法，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持肯定态度，把争取工人阶级的普选权、改善工人阶级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作为斗争焦点。1910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斗争策略上爆发了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和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的论战，考茨基反对卢森堡提出的在条件成熟时对资本主义堡垒发动集中进攻的“进攻战略”，而主张一种“消耗战略”，即对资本主义的堡垒进行围困，借机分化敌人，削弱敌人的斗志，慢慢消耗敌人，甚至诱使敌人做出代价重大但又总是失败的反击，最后用很低的代价占领敌人的堡垒，取得无产阶级斗争的胜利。显然，在当时帝国主义政府对工人阶级虎视眈眈的情况下，考茨基的消耗战略纯粹是空想。与社会民主党中的右翼相比，左翼力量仍然坚持某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他们虽然遵照马恩晚年的教导，抛弃了那种认为无产阶级革命会在世界上一切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的乌托邦式观点，但并没有否认在世界范围内爆发革命，并在其中一国或几国获得革命胜利的可能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绝大多数欧洲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改变了第二国际原先制定的利用战争加速资产阶级统治崩溃的政策，反而以“保卫祖国”为借口，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所参与的帝国主义战争，鼓动无产阶级为本国资产阶级利益而相互残杀，第二国际实际上陷入了破产的境地。
1919年3月，为挽救国际工人运动，继续推动无产阶级革命，列宁与第二国际内的革命左派一起在莫斯科创建了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在第三国际的指导下，原来属于第二国际的各国左派纷纷把“社会民主党”改名为“共产党”，并重新开展活动。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西欧和北美各国共产党的主要纲领仍然是主张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现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在1929年至1933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欧美各国共产党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但是在这一时期，这些共产党对苏联共产党有很大的依赖性，甚至作为苏联党的“儿子党”而存在，关键时刻都听命于莫斯科。在“捍卫苏联就是捍卫社会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口号下，这些共产党不是从本国实际出发，根据革命形势及时调整自己的斗争策略，而是把苏联共产党的指示教条化，对本国人民渐渐失去吸引力。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随着苏联共产党开始清算自己历史上所犯的错误，西欧各国共产党才开始认真反省自己与苏联党的关系，开始根据本国实际加强党的建设，争取民众支持，期间也曾取得一定成效。但从此开始，欧美很多国家的共产党又开始社会民主党化，它们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很少提及共产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有可能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倡导与资产阶级政权和平共处。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以放弃自己的原先立场为代价，曾一度进入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甚至在政府中担任要职，但充其量只是陪衬和点缀，很快就被资产阶级所抛弃。这一转向对党内的左派又是不能接受的，路线上的分歧接连导致了一些共产党的分裂和解体。在苏东剧变后，欧美很多国家的共产党进一步弱化，党员人数锐减，无法通过选举进入议会，失去了政治影响力，某些共产党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了。
在20世纪，自称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社会民主主义在欧洲也有较大发展。1919年2月，原第二国际中的右翼力量，主要包括德国、瑞典、荷兰的社会民主党以及英国工党在瑞士伯尔尼宣布，恢复第二国际，又称“伯尔尼国际”。1921年2月，原第二国际中的中间派，包括奥地利和法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在维也纳成立自己的组织“维也纳国际”。1923年2月，这两个国际在德国汉堡合并成由35个工党、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组成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掌权后，特别是在“二战”期间，该组织受到较大冲击，内部分化也很严重。1951年，欧洲各国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经过多次酝酿，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代表大会，建立“社会党国际”，宣称它是87年前马克思参加成立的第一国际“在历史上的新阶段”，并把自己信仰的思想体系的名称由社会民主主义改为民主社会主义。“二战”后，欧洲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有较大发展，在北欧还出现了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的状况。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发展到顶峰，有80多个工党、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宣扬信奉民主社会主义，党员人数达到2000多万，有更多国家的工党和社会民主党，如英国工党、法国社会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成了执政党。
民主社会主义虽然把马恩思想，特别是他们后期思想作为自己的理论来源，但它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纲领——实现共产主义，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把社会主义看作是民主主义的最高形式，指责共产主义歪曲了社会主义传统。1956年，社会党国际甚至发表《关于拒绝同共产党合作的声明》，宣称“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共产党人完全歪曲了社会主义的思想”。在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上，民主社会主义实际上承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总体合理性，认同资产阶级的多党制和议会民主，满足于做资本主义的“医生”，热衷于对资本主义进行温和的“批判”和“改良”。不难看出，这种民主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已经没有多少共同之处了，它已完全失去了马克思主义原先具有的斗争精神、革命勇气和宏大抱负。
20世纪，在欧美还出现过各种形式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知识分子，如柯尔施（Karl Korsch）、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卢卡奇（Georg Lukács）、布洛赫（Ernst Bloch）、阿多诺（Theodor Wistuqrund Adorno）、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等，但他们大都热衷于阐发马克思主义中未被人注意的方面，人为制造出多个马克思和多种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增加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上的混乱。另外，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是从工人运动的实践中退到自己的书斋中的，他们对现实的革命斗争冷眼旁观，一旦革命风暴来临，他们就惊慌失措，有的还反对革命。因此，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只是“书斋中的批判”，他们的影响主要局限于知识界和文化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没有任何触动。而一些热衷于把马克思主义学科化、知识化、资源化和“遗产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马克思本人所反对的“个别学究的头脑活动”了。
总之，20世纪欧美的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不断变化的过程。这一运动对资本主义国家被迫改良和调整产生过积极作用，如福利国家制度、雇佣劳动者权利的法律保障、各种社会保险制度、混合经济体制以及经济生活中的中央计划和国家控制等，都与带有不同程度马克思主义色彩的各种工人运动、社会运动、思想运动的促动密切相关，资本主义确实容纳了某些方面的社会主义因素。但必须强调的是，20世纪欧美的马克思主义运动总体上是逐渐式微的，它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及其核心结构，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被资本主义所同化了。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欧美国家没能形成与资产阶级政党明显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宣传含混不清，已有的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认同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根本提不出有别于资本主义的、能够激发人民革命热情的社会政治理想，也提不出一整套有效的斗争策略，而满足于做一个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体制的参与者，与资本主义进行斗争的热情已逐渐消退。在这种情况下，欧美马克思主义及其组织被广大人民群众所遗忘和抛弃，就不难理解了。
在20世纪，与欧美马克思主义的运动逐渐衰败相对应的，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区的广大人民在马克思主义的直接指导或影响下，所进行的轰轰烈烈的反抗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争取国家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这些斗争使很多国家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一些国家以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掌握了国家政权，还有一些国家的具有马克思主义背景的政党走上了政治舞台，显示了自己的力量。所有这些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的格局，打破了帝国主义一统天下的迷梦。
在亚洲，朝鲜、越南、老挝、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叙利亚、伊拉克、印尼、印度、尼泊尔接连爆发反对资本主义及其代理人的革命，并在其中部分国家取得了成功，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或社会主义政党执政的国家。在非洲，坦桑尼亚、加纳、马里、利比亚、阿尔及利亚、纳米比亚的社会主义革命也迅速开展，并和其他非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一起，形成了反抗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滚滚洪流。在拉美，继古巴革命成功后，尼加拉瓜也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智利共产党也一度掌握了政权。墨西哥、秘鲁、乌拉圭、哥伦比亚、玻利维亚、阿根廷等也爆发了受马克思主义或毛泽东思想影响的工人、农民运动和游击战争，由马克思主义和天主教相结合所产生的解放神学，是指导拉美革命的重要意识形态，它使历史上反动保守的天主教会转向左翼阵营，对拉美各国的革命产生了很大的推动。
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宣传，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爆发的革命都是共产国际的“阴谋”，是苏联、中国等国家的共产党在亚、非、拉进行“渗透”，输出“世界革命”的结果。事实上，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并不是外力强加的，而是为了摆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实现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并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社会主义是作为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而被广大人民所相信的。而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也取得了显著成就。像朝鲜、古巴和越南都是在非常严酷的条件下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他们所战胜的都是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主义势力。革命胜利后，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封锁和打压，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建设，在捍卫国家独立的同时努力推进国家的现代化，普及了义务教育和公共医疗，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第三世界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功经验，首先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结合起来。朝鲜、古巴和越南的成功，分别是在金日成的主体思想、卡斯特罗思想和胡志明思想的指导下实现的。这些国家的实践证明，没有抽象的、一般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结合了特定时代、民族和文明特色的马克思主义。非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本国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结合起来，和时代精神结合起来，和现实任务和长远目标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在于它总是能切中现实，把握时代、国家和民族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为此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反对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只言片语而丢弃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精神。马克思主义运动的生命力在于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有机结合，在于核心原则和活生生的时代特点或民族文化特色的有机结合，在于领袖人物的洞察力、决断力、意志力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和愿望的有机结合。
第三世界国家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还表明，马克思主义运动必须以政党为载体或依托，一个团结的、坚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成功的关键。这个政党必须意识到自身与其他一切政党的区别，即自己没有任何特殊利益，不代表部分人或小集团利益，而只能代表广大人民的整体利益，因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最终目的是要消灭基于狭隘小集团利益的政党政治。为此，建设学习型的、与时俱进的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题中应有之义。在革命取得胜利后，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既保持革命党的革命精神，又具有执政党的执政能力，长期领导国家和社会的各项事业。在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建设是国家建设的前提和基础。
苏东剧变后马克思主义的沉浮
1989年开始的苏东剧变直至1991年苏联解体给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严重的挫折。在“历史已经终结”“社会主义已经成为遗产”“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破产了”的鼓噪声中，马克思主义进入了艰难的转型和重新奋起阶段。
在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20世纪90年代初共产党一度处于非法地位。后来俄罗斯、独联体国家和东欧部分国家的共产党或社会主义左翼政党重新组建，他们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反思苏东剧变的教训，并在新的政治环境中重新自我定位。马克思主义运动在这些国家完全处于低潮，迄今也未有明显起色。
在欧美，受苏东剧变的冲击，很多国家的共产党以反对苏联的教条式马克思主义为名，纷纷改弦易辙，放弃了共产党的名称和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很多欧洲国家的共产党进一步社会民主党化，在很大程度上融入了资本主义体制。在西方资本主义主流话语体系中，马克思主义与恐怖主义、原教旨主义等一起被打入另册。与此相应，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开始蜕变为“后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学”，只有在大学课堂和学术讲坛上才有一席之地，和西方左翼运动的实践越来越脱节，各种以马克思为名的理论越来越“主观化”“个人化”“碎片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变成了学者“头脑中的批判”“文字和概念的游戏”。由于当代西方的各种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不可能有任何根本性的触动，甚至连敌人对它也不屑一顾了。马克思主义似乎在欧美再一次成了“幽灵”，有进一步“泡沫化”的趋势。2008年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以来，欧美马克思主义运动不仅没能利用危机壮大自己的力量，反而进一步丧失了自己的部分领地，欧洲政治风气整体向“右”转，与马克思主义有一定渊源关系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英国工党、法国社会党、北欧各国社会民主党、意大利左翼联盟纷纷失去自己的执政地位，试图超越苏联集权式社会主义和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第三条道路”战略基本破产，这是因为欧洲各国左翼政党已提不出应对危机、替代自由资本主义的系统的、建设性方案，而只能满足于对资本主义的小修小补。
在广大第三世界，苏东剧变虽然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一度沉寂，少数国家的共产党也改换门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策动的“颜色革命”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也暂时得逞，但朝鲜、古巴和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面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威胁”和“利诱”，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取得了新的成就。在亚洲的尼泊尔、印度、泰国、印尼等国，左翼运动也有新的发展。21世纪以来，拉美很多国家政治“左”转。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巴拉圭、厄瓜多尔、尼加拉瓜等国都曾实现左翼政党执政，其中一些国家还明确提出了建设“21世纪社会主义”的口号。2007年，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古巴、巴拉圭和乌拉圭六国共产党为纪念十月革命90周年举行大会，并发表《最终声明》，号召拉美各国左翼政党在反对帝国主义的行动中实现人民的团结，实现进步力量和左翼政府的稳固。而从2002年开始，非洲大陆的左翼运动也有复苏的迹象，各种左翼组织的非常活跃。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左翼运动有进一步整合的趋势。从2001年开始，旨在与资本主义世界主导的“世界经济论坛”唱对台戏的“世界社会论坛”每年都在巴西举办，吸引全球数千个左翼组织、几万名左翼活动分子参加，很多具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组织和个人参与其中，显示了新世纪全球马克思主义运动的生机和活力。
苏东剧变以后，社会主义中国将何去何从一直是全球各种政治力量关注的焦点。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对党和国家的过去和未来的冷静思考，做出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抉择。199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体现了邓小平在视察南方讲话中所表明的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又要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精神，打破了一些人对社会主义的教条化理解，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方向性目标，极大地调动了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使中国经济保持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长，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随着后冷战时代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政治多极化的深入开展，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因势利导，紧紧抓住战略机遇期，围绕发展这一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讲政治，讲学习，讲正气”“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等一系列重要论断，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宝库。
在21世纪前十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进，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不断提高，在政治、经济上已经成为举足轻重的世界大国。2002年至2012年，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根据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特别是改革和发展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型政党建设等重要理论，为在新时期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深入推进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指南，同时大力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有这些工作，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百花园显露出勃勃生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共中央锐意进取，提出了中国梦、五大发展理念、“四个全面”发展战略、新型全球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在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实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飞跃。
由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道路近年来逐渐成为国际上的热门话题，特别是为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所关注。很多国家的政党纷纷加强了与中国共产党的交流与合作。从1992年开始，世界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运动实际上进入了以中国为核心的新时代。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越来越具有世界意义。
中国在世界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所处的核心地位，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避免苏联在处理与兄弟党和国家关系中所犯的自我中心主义错误，真正实现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有机统一。一切马克思主义政党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意识形态基础的国家都负有国际主义的义务，在捍卫自身合理利益的同时，在世界范围内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支持一切被压迫、被剥削民族和国家的正义斗争，捍卫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促进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新秩序，推动建立普遍繁荣、持久和平的和谐世界。特别是在中国目前成为全球焦点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要意识到，世界的奋斗也是中国的奋斗，中国愈是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具有国际主义风范，就会得到越来越多的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一味韬光养晦，无所作为，既无可能，也无必要。在相互尊重，相互支持，不干涉各党内部事务的基础上实现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团结，实现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左翼的大联合，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断前进的不竭动力。
纵观马克思主义在各国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脱胎于西方文明，发展于东西方文明的结合处俄国，大成于东方文明的代表中国，并开始彰显其世界意义，这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主流的发展史。当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时，共产主义还被看成是“幽灵”；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工人运动刚刚开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取得了反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斗争的胜利，世界上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进入21世纪，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中国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国家，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流砥柱，并预示着全球社会主义的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