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中的文字，于2010年10月至11月间，为北京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梁启超纪念讲座”作了讲演。其中第二讲、第四讲、第五讲和第八讲，都已经在不同的刊物上发表过。这次讲座再次修改和增补了这些论文，本书出版时，又作了细微的改动。
本书对于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知识话语中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作了批判性的讨论。其所涵盖的主题非常广泛，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到社会学和人类学，再到国学。但是在这本书里，它们被理解为进入一个根本问题的共同窗口——在后革命的中国思想氛围中对文化和历史的调用（deployment）。
在我的讨论中，有三个主题不断重现。首先，1978年后，对革命历史的拒斥引发了一种文化民族主义，在1990年代越发清晰起来，从而对中国人思考文化和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我这里讨论的问题可以溯源至晚清以降中国和欧洲之间的现代碰撞，但是它们自1978年以来所取的路径是对前半个世纪的主导潮流的一次逆转，从而将知识分子以前不予重视的许多次要话语重新提了出来。第二个主题因此是，我认为这一逆转并不仅仅是拒斥革命历史的产物，而是一种新近产生的权力意识，它随着东亚/中国社会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另一个可替代的中心而一同成功涌现出来。一个世纪以来，历史和文化遗产被看作一种阻碍发展的窘况，而在过去四十年间却摇身一变，被想象为国家富强和权力的源泉，被当作中国身份的标记而自豪地保存，甚至在全球范围内作为世界的启迪被宣讲，比如所谓的孔子学院。最后，我的讨论将这些发展放置于一种全球语境中。前两讲以及结论一讲（第八讲）对我所使用的方法提供了理论和方法论上的解释，它们将中国思想作为现代性展开过程中的一个问题，并指向了它在当代的转变。对历史和文化的评价及调用进行逆转，并不仅仅是东亚/中国社会的一种现象，而是全球意识形态转变的一部分。从儒教、印度教、伊斯兰教以及福音派基督教的文明吁求，到本土世界观的复兴，过去三十年见证了启蒙普遍主义霸权的退却，再到曾经被诬蔑为“历史垃圾桶”的各种历史叙事的开花结果。这些复兴中更为强大的部分——强大是因为它们在全球资本主义中的成功——伴随着对一种替代性现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ies）的主张。这正是“全球现代性”的境况，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具有讽刺意味地伴随着文化的断裂和不和谐。它表明，这是理解198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发展的最广泛语境。本书反对在中国和海外的中国研究中践行一种狭隘主义，而试图从方法论上提出将中国“世界化”（“worlding”China）：将中国纳入世界，并将世界纳入中国。
将中国“世界化”并非要否认这些语境的历史特性，而正是这些语境引发了上述问题，并且引导了这些问题作为话语展开的过程。相反，它强调中国关于现代性的话语与更广泛的话语领域的一种纠缠，从而质疑那些对内部和外部区分的僵化描述，并且认识到它对中国思想的批判思考带来的不良后果。这不仅仅是当下的问题，也是与欧洲现代性遭遇的过去150年的问题，此番遭遇不仅在当前现代性的形成过程中，而且在对“中国”进行发明（invention）时，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非常感谢陈来和刘东这两位清华国学院的主持人，邀请我作为“梁启超纪念讲座”的客座教授发表以下讲演。他们对于国学的世界性认识——很大程度上植根于清华大学的传统，尤其是梁启超的思想之上——为国学院指明了一个美好的思想未来。对于我的学生李冠南先生以及董一格女士在翻译上和其他方面为我提供的帮助，我尤其表示感谢。同样感谢从各个学校热情赶来参与了讲座和每周讨论的研究生们，他们的思想热度让我的这次经历显得尤为宝贵。
谨将本书献给“中国环境运动”之父梁从诫，在我担任梁启超讲座教授期间，梁从诫不幸去世。我从未与梁教授谋面。本书不仅是对他在环境方面以及作为“自然之友”创始人对中国公民社会所作贡献的认可，而且对他继承祖父之志，作为一名学者在社会和政治方面作出的贡献表示敬仰。他所代表的这种学术，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都是我们急切需要的。
2010年10月31日于清华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