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琴：弗拉基米尔·阿什肯纳齐
斯克里亚宾是俄罗斯钢琴家和作曲家。他刚开始创作时写的是抒情性的、肖邦风格的音乐，而逐渐地，由于对通感以及颜色与音乐之间关系的探索，他开始写富于冒险性的、无调性、不协和的音乐。他甚至发明了一个乐器来对应色彩，名为“色光风琴”（clavier à lumière），被运用在他的作品《普罗米修斯：火之诗》中。
他因为过度练习钢琴而伤到了自己的右手，这迫使他从演奏钢琴家转而作曲，并且从此将自己的一生投入到表现音乐象征主义和怪诞中，他将自己视作神秘超凡的救世主。（“我是神”，他在日记中写道。频率颇高。）
他和拉赫玛尼诺夫相比，就好像是19世纪俄罗斯乐界版的模糊乐队（Blur）和绿洲乐队（Oasis）一般。遗憾的是，他在世时没有人比他更出名，而又鲜少有人在死后如此快地被忽视。
他的钢琴协奏曲作于他迈向更远大的和声建构前，在今日依然是被严重低估，尽管它与拉赫玛尼诺夫的大多数协奏曲的分量旗鼓相当，甚至略胜一筹。
13岁时，我离开了之前那所学校，去到另一所寄宿学校。一所超级贵的学校，里面都是未来的领导人、产业巨子、专制君主、拥有信托基金的瘾君子和花花公子。哈罗公学。
在这里我必须小心翼翼，因为如果我告诉你，你幸运到能去一所占地六十英亩（约合2428.2亩），有独立的射击场、剧院、军训队伍，教职员工和学生的比例大概是12:1的学校，你要是还想发什么牢骚，他们会觉得——而且也确实如此——你应该就此闭嘴。学校和设施是极好的。棒呆了。极其势利又富裕。然而我还是老样子。五年的原地踏步——躲在厕所里，同性淫乱，关在练习室里练钢琴，胃出问题，焦虑，痉挛。
我知道。我对此也感到厌烦。我深深地感到厌烦，所以我就此跳过这该死的五年，把它归档在“老生常谈”的标题下面。我无法忍受再自我放纵地描述我如何挣扎在这所学费3万英镑一年，郁郁葱葱的郊区有着壁球场、电影院、农场的私立学校。但是在那段时间有两件事情我确实需要讲一讲，我会尽量讲得简单些。
第一件事是我第一次坠入爱河。说起“坠入爱河”，我的意思是我被抛掷到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混乱感情中。这是所有关于爱的情感中最好的一类，只在“初恋”中存在。这爱伴随着混音带、暴力执念、诗歌以及激烈的手淫。
这也让你意识到了小时候被强奸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它完全毁了你对性爱或交往关系的设想。对我来说，第一次和女孩约会的时候提议在餐馆厕所里做爱的语调和意义与点一杯晚餐后的咖啡一样。那并不是出于欲望，只是在我看来自然而然，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我们后来没能在一起（那时15岁），但是她脸上那种恐惧的表情渐渐为我熟知。这件事只是进一步加深了羞耻感，让性爱看起来更污秽不堪、见不得人、邪恶万分。
但我的初恋对象并不是女孩子。他是比我小一届的会拉大提琴的男生，他长得很好看，又很纯真，就像一切没有变坏前的那个我。是的。我就是这么自恋。而这段感情很奇妙，不是因为它真的发生过（当然不是真的），而是它为我日复一日的真实生活提供了精彩的、得以分神的事情。它把我从我自己的戏剧性生活里解放出来，给那压抑已久又急于被填补的渴望和空虚一个新的关注点。
我把时间都花在冲到我觉得他可能出现的各个地方，当我终于看到他，便假装自己恰巧路过，与他一起溜去抽烟，尽力记住他脸上的一尺一寸，他的手、胳膊，以便一会儿可以回放。当年长的男孩和臭熏熏的男人在晚上操我的时候，我就可以回想他的脸。这得是多疯狂的迷恋。这个感觉贯穿了我待在那所学校里的全部时间，给了我生存的理由。初恋应当如此。
但我不是同性恋。离开学校之后，我再没有与男性有过性接触。但是年少时的爱情是迷茫的（并不只是因为手淫过多）。它没有界限，没有对错之分。它只是不偏不倚地撞向你的脸，将你击倒在地，当你无助时让你快乐，再站起来。
我们之间什么都没发生，我甚至觉得他根本没有察觉到我的感受——我认为这是这段感情维持了这么久的另一原因——但这也算是在我乌七八糟的少年时期中难得一见的绿地了。这是由大脑化学物质和幻想制成的救生筏，在我脑内打造的一个我和他的世界，这足够让我幸存。
当然，一道存在着的还有钢琴。此时我第一次有了像样的老师，他很棒，但是辅导我这个学生显得力不从心。他叫科林·斯通，一直以来都是我的好哥们儿。他允许我在他的花园里抽烟，纵容我在钢琴上泼洒各种稀奇古怪的热情，听我胡说八道直到我疲倦，允许我尝试去弹那些我并没有能力去弹的曲子。
问题在于我在会爬之前就在冲刺马拉松。弹那些超越我能力的曲子是很可笑的，但我不知怎么还是尽量完成了，用的仅仅就是那股十足的热情。那所学校的设施确实是独一无二的。有好多的练习室，有大把大把可以把自己锁起来练琴的时间。他们甚至允许我自己去伦敦听音乐会。我觉得此前应该没有学生这样要求过，这就变成了我罕见的极乐的自由时刻，我可以搭地铁去音乐节和威格莫尔音乐厅，听那些伟大的钢琴家敲击键盘。
我的生活由迷恋主宰——那个男孩、巴赫、抽烟。每天晚上我都熬夜听我的英雄们的钢琴录音，睁大眼睛，为他们所做到的感到敬畏。我会插上耳机听拉赫玛尼诺夫，再次跟着音乐和幻想飘荡，幻想着是我在弹琴。我发现了格里戈里·索科洛夫[36]，在世最伟大的钢琴家，空前绝后，他教给我的音乐、生活、承诺和激情，比我之前学到的加起来都要多。我会听着他在钢琴上所做的种种感到目瞪口呆，甚至迷醉到昏迷。
真的，我发现在这宇宙中我想做的唯一的事就是独自一人环球旅行，在音乐厅弹琴。就这一件事。如果能有几年这么度过，我会十分乐意在25岁就死掉。其他的事都让我心烦意乱。我知道自己不可救药地毁了，不会获得正经工作或是家庭生活的机会了，不过尽管我要透过热衷于否定和愚蠢的哈哈镜生活，但我感到这件事仍然还是可达到的。音乐家们就是命中注定要被各种事搞砸，古典音乐家们更是如此，他们享不了破洞牛仔裤、追星族和可卡因的福——他们必须得通过乏味的套头衫、毫不存在的社交技能和扭曲的面部表情来表达自己，我知道我符合所有条件。我只需要有钢琴和手就行了。社交技能可有可无。对我而言这是个完美的职业。
而最让我伤心的事情是我在某种程度上知道自己的技巧还不够好。我就是知道。在我那时的年纪，任何一个想以音乐会钢琴家为事业的人应该已经可以弹奏那些我再花几十万年都不可能弹得了的曲子了。他们可以弹得无可挑剔。尽管我可爱的老师已经尽力（包括安排让我弹琴给市政厅音乐及戏剧学院的钢琴系主任听，他后来给了我一份奖学金），但还是无济于事。我不仅缺乏技巧，我的父母也绝不允许我这么发展。他们不支持我走这条道路，力主我去正经大学。而傻帽的我，过去、现在都是个懦弱没骨气的家伙，没让他们滚蛋，无论如何都要去音乐学院。我把事情搞砸了，说了“好吧”。
有如此强烈的，让你如此全神贯注的热情，却没有骨气去追求它，这太糟糕了。
我想说的第二件事是我开始喝酒了。我曾经醉过（那个体育老师和其他人有时会以酒精来软化我），但是我还从未主动地挑选、购买、选择它。而当我第一次这么做的时候，我13岁，这是唯一一件可以与听那首巴赫的作品相提并论的事。半瓶伏特加，从楼梯上摔下，到处呕吐，被送进医院，几乎要被学校开除了，家长感到羞耻和恐惧，警察问话（那瓶伏特加是偷来的），这一切都没有让喝酒的习惯有一丝一毫地改变。当没有钢琴的时候我找到了另一位好友。我会在任何时候喝酒，因为它就是能让一切噪声消退的灵丹妙药，它让我感到自己有六英尺（约合1.83米）且无坚不摧，它是唯一一样能让我的脑袋静下来一点儿的东西，也是一张能让我在15分钟内肉身和精神世界都出窍的包票。
伏特加，杜松子酒，偶尔是威士忌。我讨厌啤酒。没有比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躲起来更让人感到安适。置身在那所疯狂的学校里，其他人都在做他妈的作业或是与他们的朋友们出去玩，而你则坐在夜晚冰冷的空气里，抱着瓶酒，揣着包烟，感觉一下地面上的湿气正渗透进你的裤子里，看到你的呼吸钻入云朵，变成迷幻的形状。无论何时我这么做（如果幸运的话也许一周能有一次，后来越来越频繁，因为我年纪渐长，也就能够从督学那里获得更多时间），都感觉像是去某个温暖的地方过了三个星期的假期。这是完美的逃避，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能让我入睡。喝醉后我会回到房间，所有东西都完美地旋转着，然后倒在床上，再次远走高飞。就像小时候。虽然这时对任何想要利用我的人而言我都唾手可得（不过我平时也很随意），但是每次喝酒的时候我都能成功地麻痹自己。为这一点，我将永远、永远地心存感激。
与饮酒一道并存的是我在14岁的时候也经人介绍服用了一些药物。那体育老师的鸡巴所造成的伤害导致我下身的后半部分裂开了。这么大的东西强制进入这么小的地方，反反复复，不可能没有灾难性的损伤。假日某天，我在家醒来，因为疼痛而呕吐，被带去了医院。用上了吗啡和哌替啶（天堂一般），我开始了三次后方修复手术。第一次和第二次手术是一样的，都是椎板切除。第三次手术是脊椎融合，将钛杆植入我的脊椎，所以我可以保持直立。
当我去医院的时候被问及到底发生了什么时，我说我那儿疼了几个星期，而且变得越来越严重了。并非如此——这并不是跌倒或是其他外伤导致的，但是我最近一直咳嗽得很厉害（因为抽烟，但我没有告诉其他人），有天早上我咳得太厉害，甚至听到了“啪”的一声。我不知道我妈妈怎么告诉他们的，但是想来也会是差不多的。并没有任何一个医生检查了我的屁股，或考虑我可能遭受了性侵——他们都对为何这会发生在如此年少的孩子身上感到十分困惑，但把它归入了脊椎脆弱或是罕见病。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这是由强奸造成的；直到很多年后我去看了一位直肠病学专家（我的腹股沟和屁股疼得厉害），他告诉我腹股沟的问题和我曾经的脊椎问题显然都是小时候激烈的性经历导致的。
我只知道它比我经历过的所有事都疼，而我只想让它停止。当麻醉师要求我从十开始倒数的时候，我禁不住想为即将发生的事感谢她，用充满感激之情的目光注视着她。而当我醒来的时候有个心理咨询师在一旁候着，不能理解为什么我在麻醉和失去意识的情况下还勃起了。真是白痴。
所以是香烟、酒精、钢琴和那个男孩成为我学生时代的动力之源，它们的功效正如咖啡因、一名热辣的同事、色情片以及抱怨这些能够让大多数成年人在糟糕且令人失望的工作和家庭中振奋起来的东西一样。它们让五年时间在荷尔蒙突发、人格转变、神游中的生活一晃而过。我做到了。我获得了不错的高中课程考试成绩，从而完成学业（在这样持续又高度的警觉、威胁、压力之下你不得不展现出高于平均水准的智力和能力以保持专注），收到一份来自爱丁堡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而对于这世界，或是这世界的大部分人来说，我仍被认为是相对正常的，或许只是有一点儿古怪或是出格。
我18岁时离开学校，感觉像是68岁了。我意识到现在自己是个成年人了，余下的生命可以在自毁中安然度过。再也不会有人管着我，我可以随意地花尽可能长的时间独处。我心中的魔鬼一心这样打算。我的所有分身都巴望着离开，渴望做任何、所有事，尽可能把我毁掉。我这么做了。很痛苦。
一切从爱丁堡开始。在我印象里那是座寒冷、多风、阴郁的城市，就像我内心世界的翻版。第一天抵达那里的时候我就嗑高了，而且直到一年后我首次踏上封闭式精神病院之旅、嘴被塞满药丸后才停歇下来。
天，被药填满，让它在体内横冲直撞的感觉真好。我是说，这是种炸裂般的好，以世上最变态、最自毁的方式。我把自己当作了自己的巫毒娃娃。凌晨两点在爱丁堡和格拉斯哥最荒凉的地方闲晃，看着琴谱，出现严重的妄想症状，幻听，觉得我的房间和车子被警察监听了，连续几天不吃东西，嗑廉价冰毒嗑到整整18小时一动不动。失踪数日有种奇怪的无力感，不被察觉，隐匿在肮脏的房间里，心跳快到都要爆炸了，绝望到想叫救护车但是够不到手机，只能任凭自己独自去死，天旋地转，对根本无法想象的事情产生幻觉，尿床，自言自语，对自己咆哮。你会怀疑自己是否理智，而它则大声地回应你。
我很快便不再去上课，嗑太多的迷幻剂导致我无法区分现实和幻想，吸食海洛因（那一刻成为我此生做过最伟大也最愚蠢的事情），一根接一根地抽大麻，买大量的冰毒和可卡因（表面上是买来做生意，实际上是为了自己能贪婪地吸上满满一口），从商店里顺东西，躲起来，一个朋友都没有。一个都没有。曾有个漂亮又体贴的女孩子。但是在和我交往一周后她鼓起勇气告诉我我需要的是护士而不是女朋友，如果我再不戒掉那些她就不和我讲话了。她说到做到，得天保佑。
这一年时间里发生的大多数事情在我的记忆中都消失了。有些许碎片：被警察跟踪；凌晨3点开车去某地，还想不起来自己是怎么到家的；半夜嗑药嗨得跟风筝一样高，然后从伦敦开车五个小时出头一点就到了爱丁堡（通常起码要七小时）；尝试着和一群姑娘做爱，然而总是失败；在单行道上逆行，因为“这样更快”；看医生时被告知我的肺活量相当于60岁的老人（抽一级毒品带给肺的损伤确实如此）；半夜在城里游荡产生幻觉，与陌生人谈话。
副作用令人不悦。它是毁灭性的，正因如此，我得到了回报，但并不叫人愉快。当我在一年级结束回家时我母亲发现我身心都如此堕落，远远超过了她能对朋友们解释的“青春期恶作剧”的程度，我被带去见了一个心理医生。我毫无反抗地去了。所有抗争在我身上都不复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按要求去做事情更轻松些。心理医生和我谈了大约20分钟，就去打了个电话，随后我立即被送到一家门和窗户都上锁的医院，静默无声，清一色男护士，有一流的药品。
于是我开始了精神病医院旅程的第一站。
我多希望精神病院也有会员卡，在里面待一天而不是买杯拿铁就盖个章，然后每集满十个章就可以放假一天。那是个奇怪的地方，里面都是富翁们愚蠢地患上了厌食症的年轻妻子、乖戾的十几岁摇滚童星，还有疲惫不堪地抵抗着“就多吸一口”的明星。我被要求服用治疗精神疾病的混合药物，几天过后开始痛苦不堪的集体疗法、一对一的心理辅导，以及美国兴起的任何治疗方案，总归会是当下最时髦的。
一个星期左右之后，我决定假意应付以出院，而不要变成一个被收容所残害了的僵尸。我哭泣，谈论内心的那个小孩子，参加每天两次的集体疗法，与人分享我的弱点，伪装出发自内心的对改变的渴望，并且不再嗑药。
显然奏效了。我获得了“巨大的进步”，在五个星期后被放归到社会，在胳膊底下夹着一本毒品/酒精滥用者匿名互助会（NA/AA）的小册子。
爱丁堡大学明确表达了不欢迎我回去的意思——嗑高了去参加考试、藐视课堂实在太过了，所以我打包走人去了巴黎。花一年时间和法国姑娘们混在一起，学习一门新语言，用那个有才的、中产阶级的词来说——“休养”，看起来是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简而言之，可怜的吉米从学费3万英镑一年的私立学校毕业后上了大学，没过什么好日子，最后沦落到了精神病医院，费用是医疗保险出的，从精神病院出去后到巴黎休养了一年，在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里闲晃，学了学法语。
你肯定已经开始为他落泪了。
我找了份在汉堡王烤皇堡的工作，租了间小得很的房子——炉灶装在卫生间，折叠床打开后我真的就可以在这房间从墙的一头爬到大门口，都不用下床。还有，我决定停止喝酒和嗑药。
不得不说的是，这很意外地是我人生中最好的一年。有接连不断的女孩子们（学法语最好的方式），好几百个法国的毒品滥用者匿名互助会（学法语第二好的方式），深更半夜玩国际象棋，晚上汗流浃背地在吵闹的俱乐部里跳舞，认识新的朋友，慢慢计算不沾任何酒和药的天数。会有人在巴黎感到痛苦不堪吗？我还没见到肥胖的巴黎人呢，这里有美得令人窒息的建筑，这只可能来自拥有在战争一开打就向敌人投降的精神的地方（这些建筑才得以保存）、艺术、咖啡、法式甜饼、沙哑口音、对工作先天鄙视，以及随地抽烟的环境。
在保持不碰酒精和毒品的时间里我偶尔也会使诈——想着我可以有节制地喝上几杯，但很快又意识到在凌晨3点去尿尿，在巴黎更穷的区里游荡着去搞些海洛因还真是不太健康。大约在我在巴黎待到六个月的时候，也不知怎么奇迹般地，在1995年3月29日，我倒掉了最后那点儿酒，通过“十二步项目互助小组”造就的奇迹，我保持清醒，远离了毒品和酒精。
总而言之，我进步显著。
幻听结束了（听觉方面的幻觉是精神类药物和创伤经历共有的副作用），疯狂消退，我终于能瞥见有趣、轻佻，甚至可以操控的生活。我买了个电子琴（它能和真正的钢琴媲美的想法真是太荒谬了），尽自己的努力练琴，但我依然认为以弹钢琴为生的任何梦想还是太遥远了，就和想成为宇航员差不多。因此我就这么彻底放弃了。我用随便什么非化学合成物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决心把多年由于孤立和恐惧而丧失的少年时期塞到这一年里。我申请了一堆在伦敦的大学，想去念心理学。
住嘴啦，这是真的。
特别有趣的是我给七所大学去信说我刚从精神疾病疗养院里出来，从由药物引发的精神病中痊愈，很想在贵校学习心理学，等等，我知道自己错过了申请的最后期限，爱丁堡大学也不会给我提供介绍信，但是我能不能来呢？我现在真的好多了。其中五所学校同意了，没有进一步的要求，就只需要面试。我用胡扯操纵别人的伎俩依然首屈一指。
在经过了一年吊儿郎当的胡闹，我回到伦敦，操着一口流利的法语，顺利通过伦敦大学学院的大门。依然不沾毒品，保持清醒。依然疯疯癫癫（虽然症状减轻了）。依然想逃避童年阴影，这时我已经几乎成功地把它埋藏得很深了。
给同样经历过类似童年创伤的人写些提示：你没法逃脱。
你无法躲避。
你不能否认。
你不能把它推倒，并期待它最终不会再次发生。
要是我知道究竟有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我会心甘情愿地走入世上任何一家精神病院，住上一年，无论这将会耗费多少金钱和时间，让我失掉怎样的机会。可悲的是我本该用几个月时间来处理自己的问题（这就好比精神疾病康复者的间隔年），这样我可能能够拯救自己，这本该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但显然我是那么愚蠢而又不自知地健忘，我想着如果我能不再去想那些事情，否认一切糟糕的事情，分散注意力，避免记起，那我可能就可以对过去免疫。我像是一具被埋在天井里的尸体，随时间腐烂、消失，尽管留存了一丝挥之不去的气味。我是那么想成为一名好学生，尽最大的力气避免自省，应付那日复一日的生活。
那是无聊，但还算有点儿成就的三年。我把钢琴、酒精和毒品换成了女朋友、妓女和写作业，我隐身在一个又一个金发、深发，或是随便什么发色的姑娘的怀抱里，而这一切总要停止的。我选了一个浮夸、略带点怪异的变态人格，让人们对我敬而远之，我对任何形式的社交生活和自我改进完全不感兴趣。
不过我和马修保持了友好的关系，他成了我最亲密的朋友。我立即知道他是个稳妥的人。他长得很高，帅极了，聪明又善良。这些优良品格随着时间愈发显著。这家伙是有两个博士学位的心理学家，做着至关重要、性命攸关的工作。他完全不介意我会忘掉事情（生日、计划、社交中的繁文缛节，比如反复询问他的状况，等等），不介意我时而粗鲁且淡漠，时而黏人又奇怪，时而面对他又会突然毫无征兆地沉默。
他是我第一个朋友。
他现在也是我最好的朋友，抵得上我本来会在大学里结交的上千个面目模糊的泛泛之交。
我以还算不错的二等一级成绩离开学校，没有念研究生，因为到了该去赚钱的时候了。我翻开《伦敦旗帜晚报》，申请了我看到的第一个销售方面的职位（金融出版），然后，在简短的十分钟面试后，我得到了这份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