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部分读者而言，初次遇到《神圣家族》这本书，也许自然而然会联想起文学或者戏剧作品，而不会想到它是一部艰深晦涩的论战性理论著作。然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首次合作撰写的论著，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起到了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即便它的内容让人望而生畏，但其重要性却又让人忍不住一探究竟。
一 《神圣家族》的写作缘由
《神圣家族》的全称为《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该书由马克思、恩格斯于1844年9月至11月写于法国巴黎，1845年2月在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以单行本出版，署名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卡尔·马克思。
（一）承前启后的重要理论文本
《神圣家族》的正式写作虽然始于1844年9月，但书中思想的酝酿较早就开始了。《神圣家族》与马克思此前写作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后来与恩格斯二度合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联，它们共同组成历史唯物主义的奠基性文本。
在《巴黎手稿》的序言中，马克思就曾宣布过要对鲍威尔的“批判的批判”进行“批判”，而在之后与恩格斯二度合作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他们又更明确地继续延伸了对《神圣家族》中“批判的批判”所进行的“批判”。可见，这三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著作，其理论要旨可谓异曲同工、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从唯心主义者向唯物主义者以及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信徒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转变的曲折历程，一步步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面貌。
诡异的是，《神圣家族》这部写成不久就出版的著作所产生的影响和受到关注的程度，远没有早已写成却拖至1932年才问世的另外两部著作（即《巴黎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那么广泛和热烈。同样地，在对马克思的早期文本的研究中，人们更多关注的是诸如中学毕业时的《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大学毕业时的博士论文、《莱茵报》时期的系列政论文章、《德法年鉴》时期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及《巴黎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些著作和文章。毋庸讳言，这些著作的确是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史上的重要作品，但研究者对同样重要的《神圣家族》则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研读和宣传却是一个很值得注意和研究的现象。难道是因为《神圣家族》出版较早，已经变得“不那么新鲜了”吗？难道是因为这部具有过渡性质的文本不具备鲜明和成熟的理论特征吗？抑或是因为它太难读懂而被研究者有意回避？
关于《神圣家族》一书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恩格斯在其《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就明确指出：“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须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1]这也就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走向新世界观的第一步是从《神圣家族》跨出的，恩格斯非常明确地肯定了《神圣家族》的重要理论意义。
既然《神圣家族》一书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理论意义，同时又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所以，我们必须把它与《巴黎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早期著作结合起来，探索一下这本书形成的历史过程及其理论要旨。
（二）创作的理论和实践背景
要谈这部著作的写作缘由，还得追溯到马克思、恩格斯那时的理论创作和实践活动背景。
众所周知，博士毕业后，马克思获得一份《莱茵报》撰稿人和编辑的差事，后来又成为这份报纸的主编。由于马克思所主编的《莱茵报》对普鲁士国家的反人民性和腐朽性进行了猛烈抨击，尤其是马克思为备受穷困的摩索尔农民再三辩护，尖锐地批评了普鲁士国家对这些穷苦民众所采取的暴虐政策，深深刺痛了普鲁士政府当局，因此，普鲁士政府决定从1843年3月31日起，禁止《莱茵报》出版。《莱茵报》被禁，使马克思失去了发表其思想观点和政治主张的阵地。他刚开始的反对旧制度的战斗遭到了第一次重创。然而，马克思是一位打不倒的战士。这种重创，不仅没有吓倒马克思，相反更激起了马克思的斗志。在被迫离开《莱茵报》之前，马克思于1843年3月18日在该报发表了一个著名的“声明”：“本人因现行书报检查制度的关系，自即日起，退出《莱茵报》编辑部，特此声明。马克思博士。1843年3月17日于科伦。”[2]马克思勇士的形象跃然纸上。
虽然《莱茵报》被查封，但是，主编《莱茵报》的经历和一系列活动，使得马克思在短短的时间内，丰富了如下一些重要经验：一是他已开始认识到，物质利益在人类社会中起着何等巨大的作用。这种认识使得马克思更加注重对现实社会物质生活的分析与研究。二是通过为群众的利益进行斗争，马克思明白了以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作为哲学上和政治上的武器是完全不够的，必须有适合无产者自己的理论来武装他们。这些经验促使马克思对普鲁士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进行彻底的研究。通过这些研究，马克思进一步认清了普鲁士国家的残暴和野蛮，看到了它的衰败和腐朽，也看清了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和它面对封建反动政府时的曲意逢迎和委曲求全，马克思对此感到十分厌倦。[3]同时，经过《莱茵报》时期的政治斗争经历，马克思意识到自己过去的许多认识存在着谬误和片面性，必须用新的思想来取而代之。而首要的是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及其政治变种即国家学说进行批判，这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马克思自身早期唯心主义思想某种程度的清算。
离开《莱茵报》的马克思又一次成为一名失业的知识分子。在郁闷中他想到了结婚，因为他已经和他的心上人燕妮相爱了七年之久。这七年，忙于反抗旧制度的马克思顾不上儿女情长，因此他们聚少离多，主要以书信方式互诉衷肠。海因里希·格姆科夫在他撰写的《马克思传》一书中，是如此评述马克思和燕妮的婚姻的：“对于卡尔来说，燕妮既是他所深爱的妻子，又是对儿女关怀备至的慈母；既是可靠的秘书和书信代笔者，又是富于智慧的顾问和尽善尽美的战友。自从工人运动兴起以来，有无数参加革命斗争的妇女忠实地同自己的丈夫并肩战斗，无畏、乐观、无私和可靠，对社会主义的胜利充满信心，马克思夫人就是所有这些妇女的光辉榜样。”[4]这印证了一个俗语，任何一个伟人的身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是幸运的。
当然，马克思也渴望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然而，心系穷苦大众的马克思，更迫切需要有一个能够公开且自由发表个人哲学见解、思想观点和政治主张的环境和平台，而在德国显然已经做不到这一点了。马克思深深感到：“在德国，我不可能再干什么事情，在这里，人们自己作贱自己。”[5]
他想到了去巴黎。促使马克思作出去巴黎的决定的因素很多，但是有一个人物至关重要，那就是当时还是马克思朋友的阿·卢格（Arnold Ruge）。卢格曾经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活跃人物之一。他曾经担任《德意志年鉴》的编辑，在该杂志被查封后，出于对马克思的钦佩，便邀请马克思和他共同合办一份杂志，以便把他认为的《德意志年鉴》的理论与《莱茵报》的政治主张相结合。这便促成后来两人合办的《德法年鉴》的问世。1843年10月，马克思携新婚仅四个月的妻子燕妮·马克思，从克罗茨纳赫来到了巴黎，与卢格一起着手《德法年鉴》的出版编辑工作。马克思与妻子燕妮从此“开始过政治流亡者那种备尝困苦和充满自我牺牲的生活。他们出于对祖国人民的热爱，为了自由、民主和民族尊严，宁愿受尽放逐和贫穷的折磨，也绝不向那些祸国殃民的败类屈服”[6]。
然而，由于普鲁士政府的外部压制及经费方面的缘由，更由于马克思和卢格基本思想尤其是政治主张的差异，两人的合作刚开始就很快走到终点。《德法年鉴》在出版了一、二期合刊，也是唯一的一期后，同样结束了它的历史，成为又一个不幸的短命杂志。按照梅林的观点，虽然《德法年鉴》是一个死产儿，“既然它的出版人反正无法长久携手并进，那末，他们在什么时候和怎样的情况下分手，也就无关紧要了。这件事及早发生反倒更好。因为这样，马克思就可以沿着‘为自己弄清问题’的道路向前迈进一大步”[7]。对马克思而言，政治上的敌对和个人之间的友谊是不能并存的，与曾经志同道合的朋友彻底决裂说明马克思交友的主要原则在于政治上的一致。
虽然《德法年鉴》过早夭折，但是它不仅留下了马克思的两篇重要著作《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而且最重要的是，马克思在《德法年鉴》的撰稿人中发现了自己未来的终生战友——《德法年鉴》最年轻的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上所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文，揭露了资产阶级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严重弊端，认为一个没有贫困的社会只能是一个没有私有制的社会，非常明确大胆地预言了资本主义的末日。这些论断让马克思发现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领域所获得的思想认识与他研究法哲学所获得的思想认识高度吻合。梅林指出：“他们的思想，一个浸浴着法国革命的光辉，另一个浸浴着英国工业的光辉……尽管色彩不同，他们的思想在本质上却是一样的。”“他们的思想的一致，达到了几乎连用语都不谋而合的地步。”[8]这种政治理念上的高度一致，也让马克思终于寻找到了他一辈子的同志和战友，更使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具备了必要的主观个人条件。马克思开始与恩格斯通信并迫不及待地希望再次相逢。
（三）两位伟人的首次携手
恩格斯生于1820年11月28日，比马克思小两岁，是德国巴门一个笃信宗教的小工厂主的长子。他思维聪慧、性格活泼且勤奋异常，中学时就特别喜爱数学和语言，尤其喜爱德意志文学，并深受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中学毕业后，他在巴门父亲的工厂里当了三年小职员，这期间他广泛涉猎德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关注整个欧洲正在兴起的反封建运动，意识到要站在人民和革命的一边，逐步确立了民主主义的革命立场。这种民主主义立场与他家庭所尊崇的正统虔敬主义发生了激烈冲突，但是恩格斯始终不为所动。他经由施莱尔马赫对青年黑格尔派产生兴趣，也为“自由人”团体所吸引，撰写过批评谢林的小册子《谢林和启示》。1841年至1842年，恩格斯作为一名炮兵手在柏林郊区的军队服役，这段经历让他一生都对军事感兴趣。1842年底，他开始为《莱茵报》撰稿，通过《莱茵报》这个平台，马克思与恩格斯成为未曾谋面的“熟悉人”。
1842年11月，恩格斯离开德国返回曼彻斯特，途中与被麦克莱伦评价为“把共产主义思想带到德国”和“使恩格斯转向了共产主义”的莫泽斯·赫斯（Moses Hess，1812—1875）有过一次长谈。[9]国内学者张一兵先生也称赫斯为“一个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思想先行者和同路人”[10]。也正是由于此次会谈，恩格斯作为“一流的革命者”的形象开始崭露头角。值得一提的是，恩格斯途经科伦时，还曾匆匆拜访了《莱茵报》的主编马克思。这是两人首次谋面，但此次见面似乎并不成功。恩格斯由于受鲍威尔兄弟的影响，对马克思抱有成见；而对马克思而言，他当时正与“自由人”团体处于决裂中，恩格斯则被他视为“自由人”的同道。[11]因此，这种因为误解而互不欣赏的心理预设导致两人初次会面的冷淡与疏离。
然而，与“有情人终成眷属”的道理一样，真正的志同道合者总不会因误解而失之交臂。两年之后他们再次相遇，历史开始把马克思与恩格斯牢牢绑在共同创立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伟大进程之中。1844年8月底，返回德国的恩格斯途经巴黎。8月28日，据说是在一间极具法国摄政时期风格的著名的咖啡屋中，两位似乎命中注定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的会晤。
恩格斯此次在巴黎共逗留了十天。在这十天里，马克思把自己在巴黎的战友、朋友介绍给恩格斯，还和恩格斯一起参加工人们的聚会和活动。每天他们都进行着非常默契的讨论和交流。他们共同感到彼此的思想观点高度一致。彼此对对方都予以高度评价和认可。两人也因此建立了真诚的友谊和奋斗志向。恩格斯说道：“我们在理论领域的完全一致是很明显的，我们共同的工作从此开始了。”[12]
战友关系一旦确立后，接下来的事情自然就是合作和战斗。而当时他们在思想认识上面临的首要课题就是要清理德国青年黑格尔派以自我为中心的思辨唯心主义，并以此宣告他们与思辨唯心主义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彻底决裂。马克思、恩格斯决定合写一部书，对德国唯心主义尤其是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布鲁诺·鲍威尔的“批判的批判”进行系统批判，同时也是对他们自己以往的思想进行某种清算，并借该书发表他们新近形成的共同的思想主张。这一次合作，也开启了两位伟人日后几十年创造性工作的崭新历程。这便是《神圣家族》一书的写作缘起。
马克思与恩格斯虽然在写作风格、生活习惯、关注的具体领域以及论述方式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是，他们有相似的中产阶级出身（当然他们后来又都同样背离了他们的阶级出身），年轻时对文学和诗歌都充满了喜爱，又都是由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唯心主义走向较激进的民主主义，最主要的是他们都自觉积极站在贫苦大众一边，为穷苦大众的利益而抗争。这些共同的经历、认识和立场使得他们自然形成共同的理想和信仰，也为他们长久的友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们成为人类思想史和斗争史上绝无仅有的合作伙伴和战友。列宁曾经评价道：“古老的传说中有各种非常动人的友谊的故事。欧洲无产阶级可以说，它的科学是由两位学者和战士创造的，他们的关系超过了古人关于人类友谊的一切最动人的传说。”[13]
二 《神圣家族》的成书过程
了解了《神圣家族》一书的写作背景和写作缘由，那么，其成书过程也就容易描述了。
（一）《神圣家族》的批判对象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巴黎的历史性会晤，除了在思想上获得了高度一致的认识之外，为了表明这种一致性，两人决定合写批判以布鲁诺·鲍威尔兄弟等为代表的德国唯心主义思想的论战性著作。作品所针对的靶子就是鲍威尔兄弟等在《文学总汇报》杂志所发表的号称“批判的批判”的系列文章。
《文学总汇报》杂志是鲍威尔及其追随者于1843年12月创办的。他们以自我意识为基础，大肆鼓吹主观唯心主义。他们宣称，要推动社会历史的进步与发展，唯一的积极因素就是他们所提倡的作为“批判的批判”的理论活动，亦即作为“批判的批判”的大脑活动。这种纯粹的思想理论活动也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他们敌视群众史观和唯物史观，认为群众是“精神的敌人”，是非批判的，甚至是消极被动、无所作为的“群氓”。马克思与恩格斯对这种思辨唯心主义思潮早想予以批判。早在《德法年鉴》时期，卢格就曾敦促马克思尽快撰写反对鲍威尔的小册子，马克思本人在写《巴黎手稿》时，在该书序言里也透露了撰写这本小册子的愿望。此次与恩格斯的会面与交谈，直接促使他们着手开始写作批判鲍威尔的小册子，以便对德国的唯心主义思辨哲学进行清算。
（二）《神圣家族》书名的来历
由于该书的主旨是清算鲍威尔及其同伙的“批判的批判”的思辨唯心主义。所以，书的名称最初很明确：“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但在正式出版时，为了进一步讽喻布鲁诺·鲍威尔及其同伙自以为是地超乎群众之上，并且像耶稣传道一样不容争辩的狂妄态度，马克思便借用意大利一位著名画家安得列阿·曼泰尼雅（Andrea Mantegna，1431—1506）的一幅画作的题目“神圣家族”作为书名。这幅画描绘了圣母玛利亚抱着圣婴耶稣，旁边有圣母玛利亚的丈夫圣约瑟，还有圣以利沙伯、圣约翰、圣亚拿以及一些天使和神甫。在马克思看来，鲍威尔就好比是天父的儿子耶稣，而他的几个伙伴就好比是这些门徒。这幅画非常形象地点明了该书的批判对象和主旨。这或许就是这本书书名可能被人们误作文学作品或讽刺杂剧的缘由，尽管这本书的确充满了强烈的文学色彩和诗意。
（三）《神圣家族》的写作问世过程
1845年2 月，《神圣家族》在法兰克福首次以单行本出版，书名为《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当时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卡尔·马克思合著。根据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由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于1955年开始出版，其中收录了《神圣家族》。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依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将《神圣家族》译出，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二卷，由人民出版社于1957年出版。
具体成书问世过程如下：
两位伟人在巴黎会晤，确定了《神圣家族》一书的写作计划后，恩格斯利用在巴黎逗留的十天时间完成了他所负责的七篇文章的写作任务，大约写了15页。之后，他便与莫泽斯·赫斯一起，去到莱茵地区继续宣传他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主张。而马克思则直到11月底才写完他分担的那部分内容。而此时马克思发现，他原先所设想的“小册子”已经变成了厚达300页的书。以至于连恩格斯后来都说：“我们两人对《文学报》所持有的严正的鄙视态度，同我们竟然对它写了二十二个印张这一点很不协调。”[14]对于这一点，梅林认为，鲍威尔及其同伙在《文学总汇报》上所登载的有关“批判的批判”的文章，其实是不值得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如此大的气力去批驳的。在恩格斯看来，《神圣家族》这本书的确是本好书，只是它的篇幅太大了，甚至许多内容将是广大读者所不能理解的，因此可能不会引起一般人的注意。恩格斯百年前对该书的见解，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显得非常正确。然而，“这书现在却具有一种在它出版时所体会不到的、至少是不如现在体会得这样深刻的魅力”。甚至有批评家在指出该书的一切缺点之后仍说：“它包含着某些最辉煌的天才的流露；这些章节，以形式的精巧和语言的洗练来说，是属于马克思的最优秀的著作之列的。”[15]
现在距梅林写作《马克思传》又过去一个世纪了，而他对此书的评价依然发人深省，《神圣家族》究竟是否获得了它应有的关注？它的魅力是否获得了充分彰显？
三 《〈神圣家族〉导读》结构说明
为了尽可能以全貌的方式再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这部处女作，以便完整把握书中所谈及的思想理论观点，我们采用了逐章节解读的方式，来撰写这部《〈神圣家族〉导读》。由于《神圣家族》原书各章节篇幅严重不一致，再加上各章节所讨论的思想观点的多寡也不一样，所以，在解读时，我们对各章节的导读的篇幅也不完全一致，这也使得我们的这本导读似乎成了《神圣家族》文本结构的翻版模式。
这种文本结构虽然最初并非我们的自觉选择，但结果却令我们感到意外和庆幸，难道我们又一次再现了《神圣家族》？因为这种“凌乱的”导读结构，至少从文本形式上证明了这本《〈神圣家族〉导读》是与《神圣家族》相一致的。至于导读的内容是否真正把握和揭示了《神圣家族》这部著作的精华与魅力，就只能留给读者去评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