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镇静状态下做重大决定。”
——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
清晰的逻辑分析思维是最难获得的。清晰的直觉可以在精神宁静平和的状态下获得，无须艰苦努力，而清晰的逻辑分析思维只能通过严谨的推理演绎思维得出。由于通过逻辑分析理清思路的过程困难而缓慢，因此最好而且可能只能在独处下完成。
逻辑分析是将一件事情化繁为简，从而做出决定的方法。领导者必须首先尽可能地明确他想要达到的目标。有时候很容易找到，就像一位法官必须决定审判中的证据是否足以支持被告有罪。有时候——比如家中一人被另一人的行为所干扰，这时要想明确目标，则可能先得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通常，在需要清晰逻辑分析思维的场合，领导者掌握的信息往往都是纷繁复杂的，好似一团乱麻。领导者必须依据逻辑整理信息：比如公司领导者面前有大量数据，有体现技术变化的，有说明竞争对手产品的，还有关于消费者代际偏好的。把这些信息按照逻辑顺序整理后，领导者必须从中得出一系列逻辑前提。刚开始这些前提通常是某些已知存在或可能存在的事实，接下来会包括某些规定或原则，比如说：产品必须以一定的成本生产，或产品必须在特定日期推出，或必须遵循某条法律标准，领导者的决定必须符合这些规则。这一阶段通常会出现一些乍一看很重要但其实无关紧要的信息，它们不影响领导者对规定或原则的遵循，因此并不会影响决定。筛选整理信息的阶段过后，留给领导者的就只剩一些关于事实和管理标准的前提，领导者通常对此很有信心。
更困难的是要搞清楚这些事实和标准是如何产生交集的。有时候（比如在法律论证的时候），已知了有关信息，真正要考虑的问题是管理标准是什么。但更多情况下，相关事实仍然是未知的，因为领导者接收到的信息是碎片化的，或者相关事实尚未发生。
无论在哪种情况下，目标都是相同的：找出领导者的决定所依据的关键变量。这个变量以不同的方式起作用，决定了领导决策的益处是否超过成本。找到这个变量就能够获得清晰的逻辑分析思维：刚开始大量混乱的信息变成了逻辑前提，指向一个关键点。然而领导决策更加困难，即使有了清晰的逻辑思维，领导者也不能每次都知道哪个决定更好，但确实让领导者明确聚焦关键变量，这个关键变量将决定一个决定带来成功还是失败。领导者接着可以明确——有时候依据对变量的焦点分析，有时候依据本能（直觉）——变量会以哪种方式起作用，然后据此做出决定。
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在二战的时候经历了这样的决策过程。尤其是在1944年6月，当登陆日成败的责任落在他一个人身上时，在面临的众多复杂因素中，关键变量只有一个，那就是天气。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堪称最外向的领导者。他永远乐观、积极、向上，经常露出大大的笑容，富有感染力。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艾森豪威尔是个“天生的乐天派”。他总是精力充沛，在人前更是充满活力，手势和面部表情丰富，说话干脆利落、坚定果断。一位记者说他“在地毯上走来走去，步子充满节奏，用平稳、高亢的声音说出一个又一个想法，就像金刚砂轮迸发出的火花”。
和一战后曾当过艾森豪威尔七年上司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 Arthur）不一样，艾森豪威尔并不独裁。他在担任北非及欧洲盟军总司令期间，非常谦卑，十分诚恳，团结他人，无论什么时候都尽可能寻求妥协。他的真挚是大家公认的，以公平处事著称。连他最易怒的伙伴，英国战场元帅伯纳德·蒙哥马利（Bernard Montgomery）也写道，艾森豪威尔“深得人心，就像磁铁吸引金属碎片一样”。登陆日不久前，蒙哥马利还在日记里写道：“他性格慷慨友善，我到死都会相信他。”
然而，连艾森豪威尔这位社交达人，在领导生涯中最关键的时刻也会刻意去寻找独处的机会。战争开始的时候他就这么做了。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仅五天，当时还是一星将军的艾森豪威尔在圣安东尼奥奉命即刻前往战争部。艾森豪威尔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叫去，但还是搭乘最近一班飞机前往华盛顿。一到华盛顿，艾森豪威尔就很快被请去和陆军参谋长乔治·C.马歇尔（George C.Marshall）单独会面。马歇尔开门见山，在接下来20分钟内简要说明了美军在太平洋上的危险境地。珍珠港的舰队几个月都无法使用。日本人已经轰炸了菲律宾，对那里的美军飞机造成的影响虽然未知，但据推测也非常严重。美军在菲律宾兵力很少，而菲律宾地面部队也训练不足。日本人意在尽快占领菲律宾群岛。
这时，马歇尔直视着艾森豪威尔的眼睛，突然问道：“我们的总体行动纲领应该是什么？”艾森豪威尔犹豫了一会儿——他甚至都没有打开行李——但是他沉着镇定，知道这个问题是不能即兴回答的。于是说要“几小时”来考虑。马歇尔同意了。
接着，艾森豪威尔来到一间没人的办公室，开始写第一份备忘录，他在战争中写过很多备忘录用来提炼自己的思考。他后来写道，自己坐在那里的时候，“受到那来自遥远过去的回音的启发”。他回想起旧时和福克斯·康纳（Fox Conner）将军在一起的日子，康纳在一战中是他的导师，是他最敬仰的人。康纳曾多次告诉艾森豪威尔，会有另一场战争，而当这场战争来临的时候，能领导美军的人只有“马歇尔——他几乎是个天才”。
艾森豪威尔脑中想着康纳对马歇尔的评价，决定“自己的回答应该简短、有力，原因论证是我本人由衷相信的”。在题目为《要采取的措施》的备忘录中，艾森豪威尔断言，即使菲律宾的行动看上去毫无希望，美国也应该从圣地亚哥派出一艘航空母舰到达澳大利亚，在那里建立一个强大的补给基地，并尽力挽救菲律宾。艾森豪威尔认为，这个问题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军事问题。他是从更宏大的政治角度来看待问题的，这对于他在战争中的领导至关重要。艾森豪威尔把备忘录交给马歇尔，说：“我们必须竭尽所能地帮助他们。中国人民、菲律宾人民、荷属东印度群岛的人民在看着我们。他们也许能原谅失败，但绝不会原谅被抛弃。”
马歇尔静静地回答道：“我同意。尽你最大的努力救援他们吧。”
这是艾森豪威尔在战争中面临的第一个逻辑分析上的挑战。1942年，在华盛顿协调对菲律宾救援时，艾森豪威尔面临一项重大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无法克服的后勤困难。1942年担任驻北非盟军指挥官，1943年担任驻意大利盟军指挥官，尤其是1944年担任盟军进攻法国总司令的时候，艾森豪威尔多次面临极其复杂的、考验领导力的难题。挑战不仅在于参战并打败敌人，还包括建立一支足够强大而且训练有素的军队来抵御耀武扬威的德军；在德国潜艇巡逻的水域维持补给线；以及维持与驻美英军甚至是“自由法国”盟友的微妙协同。
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艾森豪威尔面临着种种纷繁复杂的信息，他需要整理分析这些信息并得出结果，然后据此做出行动。但在艾森豪威尔行动之前——在领导手下的军团之前——他自己必须首先思路清晰。从艾森豪威尔与马歇尔第一次会面到战争结束的整个阶段，独处发挥了关键作用。
对艾森豪威尔来说，考虑问题最缜密的方式是写下来。因此，在处理工作中最重要的问题时，他都会写备忘录。他那毕业于西点军校的儿子约翰（John）在诺曼底战役时在他身边待了几周，约翰在战后写道：“在我父亲一生中，他把很多想法都写了下来，部分原因是给别人参考，但主要是为了理清他自己脑海中的思路。”艾森豪威尔这种做法在战争中正当其时、意义非凡。
在1943年2月艾森豪威尔给妻子玛米（Mamie）的一封著名信件中——当时德国将军埃尔温·隆美尔（Erwin Rommel）开始了一场将大败艾森豪威尔在突尼斯凯塞林山口（Kasserine Pass）的军队的进攻——艾森豪威尔谈到领导者的“独处”，他说：“下属可以建议、敦促、帮助、祈祷，但只有一个人能够在心中做出决定‘我们行动还是不行动？’”他补充说，“由于不确定逻辑分析是否已经谨慎准确地完成了，因此领导者会感到压力。”
在把军队送去战场之前，艾森豪威尔每次都尽力确定逻辑分析已经“谨慎准确地完成了”。但他很难有时间进行这项工作。战争初期，他抱怨要经常被迫参加各种会议：“就是说个没完。”后来，在伦敦驻扎的时候，他给玛米写了一封信：“这是长时间以来我写信写得最久的一次。刚开始写的时候，一两个参谋进来待了一会儿，但没有开会。我越来越讨厌这个词了。”他又说：“我明确说了不接受邀请，所以我都没怎么见到过邀请函。”在另一封信中，他告诉玛米：“我整天都排得满满的。就算我为自己所规划的几小时独处的时间，也总会被一些事情打乱。不过我们忙一点也是应该的，但是要能留出一些时间思考。”另一封信也是同样的话题：“我在办公室的时间非常紧，必要的外出也总是打断我的思考。因此我必须尽可能留出几小时空闲时间用来静静思考。”还有一封信：“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本能的反应是随便写些东西给你。有时候这能帮助我理清思路。”
艾森豪威尔找时间思考和写信，因为他认为这是头等大事。他关于战争的资料包含大量自己所写的文件和注释，他不是为了官方而写，而是为了整理自己的想法。例如，1942年7月，英国拒绝了美国让盟军在秋季登陆到法国瑟堡（Cherbourg）的计划。计划诚然无望，但意在给苏联提供紧急援助，当时苏联也到了岌岌可危的境地。（斯大林格勒战役马上就要开始了。）在私人日记中的一篇备忘录里，艾森豪威尔简短地描述了英国拒绝美国计划的“深远影响”——盟军几乎无法“帮助俄国继续参战”，盟军必须改善“我们自己的防御状况，因为预计俄罗斯随时会崩溃”。艾森豪威尔概述道，盟军唯一仅剩的选择就是进攻，向北非进攻。这场进攻事实上发生在1942年11月——指挥官就是艾森豪威尔。
盟军登陆北非的“火炬”行动开展后一个月，艾森豪威尔在日记中写了一篇长文对这一行动进行反思，他描述了在突尼斯遇到的困难，接着说“清楚、有逻辑的思维”对领导者的成功绝对是必要的。因此，艾森豪威尔一周后写了另一篇日记，详尽列出了北非盟军和敌对德军的情况，以及他当时面临的风险。这篇日记在艾森豪威尔的桌上放了两周。艾森豪威尔的密友和高级助手哈里·布彻（Harry Butcher）问他为什么要写这篇日记，他回答：“为了理清我的想法。”
有些时候，艾森豪威尔找问题，而不是找答案。1942年的一次会议讨论了盟军两栖进攻登陆艇的缺陷——这将成为战争中一直困扰艾森豪威尔的问题，之后，艾森豪威尔在笔记本里写下五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其中一个是“不杀敌要怎么打胜仗”。1943年8月，艾森豪威尔写下另外五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关于盟军进攻意大利的。还有些时候，艾森豪威尔把一天的工作归纳为简单一句话或一个观点：“我们必须行动！”或“我们必须有船！”
艾森豪威尔用写作来思考不仅理清了他的思路，也稳定了他的情绪。他在战争中经历的最艰难时刻是在一次主要作战行动开始后，因为这时成败不能由他控制，他对战争结果的影响甚至不如一名步兵中尉。他第一次经历这样的时刻是在1942年11月8日登陆北非的“火炬”行动中，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两栖进攻。直布罗陀岛上，岩石嶙峋的米塞利山（Mount Misery）下潮湿、满是老鼠的地下石灰岩隧道网里，艾森豪威尔等待着消息。只有一盏灯挂在天花板上的小办公室里，他在一张笔记纸上写下10条备忘事项，名曰《司令的忧思》。第一条是“西班牙静得可怕”。第三条是，根据之前的报告，维希法国（Vichy French）军队的抵抗“已经爆发”。还有一条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空中力量的位置或条件”。最后一条是“我们什么也弄不清楚”。
两个月后，在突尼斯的总部，艾森豪威尔在日记中写下了另一封备忘录，并把它卡在桌子里。他再次对布彻解释说，他写备忘录是为了“理清思路”。但这封备忘录开头几句却反映出另一个目的：“过去一周仍然令人失望。我只是把这些写下来好忘记。”接着写了几条用来发泄自己的情绪：“战术形势一天天越来越糟”；“我费尽心思策划的24号和接下来几天的进攻行动和局部攻击不得不放弃”；“媒体想扳倒我，给我弄‘政治审查’——但是根本就没有。两周来什么也没发生，在那儿嚷嚷什么呢？”
有时候艾森豪威尔只是用独处来反思自己的工作。在北非，一次战役的前一天晚上，他静静地看着一名步兵上尉在给手下讲话。艾森豪威尔后来这样描述这个场景：
“表面上并不能看出这名军官是个虔诚的信徒，但他的话深深打动了我，比我听到的任何演讲都要动人。‘万能的主，我们即将奔赴战场，一些战友也许无法活着回来。我们信仰您，信任您，毕恭毕敬。我们不祈祷胜利，甚至也不祈祷自己能安全回来，只祈祷没有一个人会让战友失望——人人都恪尽职守，忠于战友，忠于国家，对得起美国的优良传统。’我走开了，盈眶的热泪落到沙地里。”
接着艾森豪威尔借此机会做了他一直以来坚持的事——寻求独处的宁静，他看着外面月光下的沙漠，陷入了沉思。
另一次，在阿尔及尔（Algiers），艾森豪威尔定好一天上午与丘吉尔会面，商谈接下来进攻西西里的事宜。那天一大早，一个西点军校的同学来到城郊的地中海海滩。他看到艾森豪威尔在那里独自沉思：
“我朝海滩上的一处荒僻的地方走去，看到艾克坐在一艘小船的废墟上，面朝大海。他手里拿着一个破破烂烂的硬壳水壶袋，之前和别的残骸一起半埋在沙地里。我停下看着艾克。他盯着水壶袋看了良久，然后放眼向大海望去。最后他小心叠好水壶袋，放在船里，站起来，用力正了正帽子，大步走向停在海滩上的专车。”
重新获得“内心的平静”后，艾森豪威尔回到办公室参加会面。
令艾森豪威尔泄气的一个因素是他麾下最好的作战指挥官——乔治·巴顿（George Patton）。巴顿已经给艾森豪威尔和他自己造成过大麻烦。1943年8月，在西西里的野战医院，巴顿在一周前后分别掌掴两名患有炮弹休克症的士兵。艾森豪威尔对如何处理这些事件非常焦虑。布彻在日记中写道：“艾克非常担心，有几天晚上都睡不着觉，尝试找出解决困境最明智的方法。”
思考过后，艾森豪威尔给巴顿——这位几十年来的好友——写了一封措辞严正的信，信中他称两起事件“令人震惊”，说：“我必须非常严肃地质疑你是否能够明断且自律，因此我心里对你将来是否还能派用场提出严重怀疑。”他补充道：“在我军事生涯中所有必须写的信里，没有一封像这封信一样给我带来精神痛苦。”通过一名中间人，艾森豪威尔命令巴顿去向两名士兵道歉。巴顿道歉了（巴顿也主动笼统地向其麾下各个部队道歉，但他在讲话中脱口而出了一些不敬言语。）
艾森豪威尔对马歇尔表示，巴顿在西西里打仗的时候表现出卓越的将才，但是补充说，对于掌掴事件，“巴顿将军继续表现出他那些令人不快的个性，你我一直都了解他就是这么个人”。对巴顿其人，艾克这样概括：“他拥有我们绝对无法失去的品质，除非他自毁形象。”
八个月后，巴顿试验了那句话的“除非”。在一家英国社会俱乐部的演讲中，他说：“由于美国和英国似乎命中注定要统领世界，所以我们越了解对方，我们就越幸福。”媒体抨击了这番言论。（巴顿的冒犯之处是没把苏联包括进统治者里。）《华盛顿邮报》社论称：“巴顿将军之前仅是侮辱个人，现在学会侮辱整个国家民族了。”北达科他州一名国会成员（现已不知其姓甚名谁）也指控巴顿“除了英国外，打了联合国每个成员一耳光”。
这起事件是在艾森豪威尔最艰难的时候发生的，因为离登陆日只有几周了，因此他的压力非常大。艾森豪威尔发起火来很吓人，这时他终于爆发了。艾克对奥马尔·布拉德利（Omar Bradley）——除艾森豪威尔外的另一位欧洲战场美军最高指挥官说“我真是受够了”，并暗示将革去巴顿的司令职务。布拉德利本人冷峻阴郁、不苟言笑，从一开始就厌恶巴顿，他写道：“我完全同意艾克让巴顿走人的决定。我也受够了。”
4月29日，艾森豪威尔发电报给马歇尔，说：“我派人去叫巴顿过来，给他机会向我解释。根据现有的所有证据，我将收回他的帅印。”艾森豪威尔建议让考特尼·霍奇斯（Courtney Hodges）将军代替巴顿，他说霍奇斯“可以很好地执掌第三集团军。他和巴顿最大的不同是，巴顿已经证明了自己坚决发动进攻的能力，而霍奇斯还没有”。这的确是很大的区别。接下来在信中艾克继续探讨把巴顿打发回家后让他担任什么工作。
然而重要的是，艾森豪威尔随那电报附上他写给巴顿的信——信中艾克一股脑儿地宣泄自己的愤怒和对这位老朋友的失望。艾森豪威尔写道：“我必须坦诚地告诉你，我非常严肃地看待这件事，你应该充分认识到这件事是由你乖戾的性格引起的。”艾克继续写道：“我多次警告过你要注意自己冲动的言行，也直接命令你不要说任何可能引起下属或公众误解的话。”接下来他的批评更加针对个人。
“你第一次进入我麾下是应我本人坚决的要求，因为我相信你骁勇善战、用兵如神。同时我也一直清楚，你习惯了哗众取宠、鲁莽行事，你这么做没有任何目的，只是为了引人注目。你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言辞，我完全受够了，而且也开始怀疑你是否拥有明断力，这是担任军队高级职位所必需的素质。”
最后一句中，艾克已经“开始怀疑”巴顿能否胜任司令一职，人们可以看到他表现出犹豫不决。毕竟，艾森豪威尔对诺曼底登陆“霸王行动”（Operation Overlord）感到压力备至。就在三天前，马歇尔提醒艾森豪威尔，“你肩负‘霸王行动’成败的责任”。现在艾森豪威尔把自己的沮丧都发泄到巴顿身上，用最残酷的措辞针对巴顿。这肯定起到了极大的宣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艾森豪威尔一定知道，巴顿要是走了，最开心的不是国会议员，不是布拉德利，也不是《华盛顿邮报》，而是德国人。他们最害怕的美国将领就是巴顿——艾克深知这一点。
马歇尔巧妙地引导着事件朝理想的结果发展。他对艾森豪威尔4月29日电报的回复影响了战争成败。在先前一封电报中，马歇尔跳出了就事论事的桎梏，告诉艾克“和你一样，我也一直在从纯公事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这其实隐含了责备的意思——还说巴顿是唯一具有和隆美尔打仗经验的美国将领，隆美尔当时指挥德国海岸防卫队。当艾森豪威尔提议直截了当地撤掉巴顿的职务时，马歇尔经过斟酌后冷静回应，做出了暗示。在5月2日的电报中，马歇尔写道：“这个决定完全是你自己的。我的观点，仅仅是我个人的观点，是你不应该削弱自己在‘霸王行动’中的左膀右臂……在这个问题上不要考虑战争部的立场。只考虑‘霸王行动’和你自己对成败肩负的巨大责任和压力。其他一切都是无足轻重的。”
宣泄过后的冷静思考最终胜出了。两天后，艾森豪威尔给巴顿发电报：“我再次担下让你继续当司令的责任，虽然你个人的轻率之举已经带来破坏性后果。我这么做只是因为相信你的用兵之才，仅此而已。”后来在欧洲战场发生的事件，尤其阿登战役（Battle of the Bulge）中盟军的殊死搏斗，巴顿的杰出表现与霍奇斯的平庸形成鲜明对比，充分证明了艾森豪威尔决定的正确性。
艾森豪威尔被任命为盟军进攻欧洲的总司令后，他更多地用写作来思考。艾森豪威尔在1944年2月7日手写了一篇备忘录，开头很简洁：“在12月初，总统让我去英国担任盟军远征军总司令。”接着他探讨了即将面临的问题。和平常一样，军队缺乏登陆艇，“这一需要不容忽视”。与之相关的问题是，“太平洋上的战斗在欧洲战争的关键阶段消耗了我们太多有限的资源……接下来的行动理应需要两国能够生产的全部资源，直到进攻力量在欧洲大陆站稳脚跟”。但最严重的问题是关于进攻计划的：“我认为，致命缺陷是所有计划都是以三个师突袭来制订的。”而艾森豪威尔认为进攻需要五个师的力量。艾森豪威尔写道，英美两国总参谋长“仍在考虑这个问题”。但是理清思路后，再加上蒙哥马利的帮助，艾森豪威尔很快说服了他们。
然而，登陆日前七天是艾森豪威尔如何让独处的时光富有成效的最佳例证。1944年5月的第三周，在紧锣密鼓的准备后，艾森豪威尔感觉到“登陆日前面临的唯一重大决定是确定在具体几号、几点发起进攻”。这个决定本身就非常复杂，因为这项计划要想成功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1.进攻日的天气要能见度高，这样才能进行空中行动。
2.月相要为满月，才能让伞兵在前一天晚上降落到敌人防线后方。
3.海面需要平稳，才能让舰船顺利通行。
4.潮位必须足够低，这样才能让登陆艇不撞到德军在高水位线旁布下的障碍，顺利登陆。
然而5月30日又生变故。那天，盟军远征军空军司令特拉福德·利—马洛里（Trafford Leigh-Mallory）来到艾森豪威尔办公室，强烈要求取消原定于在进攻前夜的伞兵降落和滑行着陆行动。最近的情报显示，德国增援了一个师或是更多的兵力到犹他海滩（Utah Beach）的后方区域，而这正是美军伞兵和滑行部队将要着陆的地点。利—马洛里估计，伞兵师——精兵部队第82和101空降师——将损失50%，滑行部队损失70%。利—马洛里很勇敢，但仍然请求艾森豪威尔阻止这场“无谓的屠杀”。
艾森豪威尔后来写道：“想都想不出比这更磨人的难题。”指挥军队登陆犹他海滩的奥马尔·布拉德利将军坚称，没有空降兵，登陆就会失败。但是如果利—马洛里说得对，那么在犹他海滩登陆就毫无希望了。无论哪个结果都会导致进攻失败，盟军也很可能会在欧洲被打败。面对两难的选择，艾森豪威尔采取了他在危机中一贯的做法：
我独自去帐篷里，坐下来沉思。我当然明白，如果我没听我的技术专家在这个问题上的建议，如果他的预测成真，那么到死我的良心都会谴责我：因为愚蠢和盲目而让上千名花季少年白白送死。然而比个人压力更重要的是，如果他是对的，那么灾难的影响将远远超过局部：可能会波及整个盟军。
艾森豪威尔在脑子里“翻来覆去”想这个问题，“最终找出了关键点”：如果取消空中行动，就要取消犹他登陆，而犹他登陆决定诺曼底登陆的成败；利—马洛里的说法只是他自己的估计；其他空军军官——包括将率领第82空降师在进攻前夜跳伞降落的马修·李奇微（Matthew Ridgway）将军——一直是支持行动的。最终，艾森豪威尔打电话给利—马洛里，告诉他行动将按计划进行。
但天气仍然是个问题。6月3日早上，艾森豪威尔与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商谈无果，因为戴高乐拒绝协助进攻，除非罗斯福首先承认他是法国的统治者。之后，艾森豪威尔回到自己办公室，把想法写到备忘录上，会谈无果时他常常这么做。当时艾森豪威尔一定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20个月前，另一场两栖进攻“火炬”行动——盟军进攻北非——前夜，与另一位法国领袖——无能的亨利·吉罗——谈判无果后，在直布罗陀，艾森豪威尔也坐办公桌前，在电脑上打出了10条备忘事项，名曰《司令的忧思》。而1944年6月3日上午，艾森豪威尔再次走进自己的帐篷，写了另一份忧思录，其中几条是关于戴高乐的。
艾森豪威尔也担心德军的海岸防线，以及盟军轰炸是否已经成功摧毁德军增援登陆地所经过的道路。但艾森豪威尔最担心的是天气，因为在登陆那天早上，天气好就对盟军有利，否则将对德国人有利。艾森豪威尔帐篷外方圆几英里，以及整个英格兰海岸，进攻部队正在紧张待命，正如艾森豪威尔说，像“一个巨大的人体弹簧，蜷缩着，等待能量被释放的那一刻，从英吉利海峡上一跃而过，进行史上最大的两栖进攻”。而是否要在两天后拉开这强大弹簧，全靠艾森豪威尔的一人决定。
斯蒂芬·安布罗斯（Stephen Ambrose）写道：“艾森豪威尔的一个性格特征是总想化繁为简。面对复杂形势，他通常试着将其分解为几个关键点，提取要点，然后把这个要点作为指引所有决定的明灯。”这天早上，艾森豪威尔就是这么做的，他梳理各方所有因素，直到找出一条能够指导他的原则：“如果天气情况不是糟糕透顶，我们就行动。”
但第二天早上，艾森豪威尔恰恰遇到了“万分糟糕”的天气状况。6月第一周，每天凌晨4时和晚上9时30分，在附近一栋叫南威克大厦（Southwick House）的图书馆里，艾森豪威尔与几位指挥官以及气象主任J.M.斯塔格上校（Captain J.M.Stagg）会面。斯塔格是苏格兰人，气质尊贵，是诺曼底登陆的幕后英雄。“骨子里就是个科学家，能力出众，可以从证据中得出客观理性的判断，思维敏捷，言辞柔和，不偏不倚，性格果断勇敢”。斯塔格先前预测6月5日天气良好，这天正是进攻的预定日期。但是在6月4日早上的会议上，斯塔格报告了一个不好的变化：爱尔兰以西700英里的一艘气象船报告说即将有一场强大的风暴，在6月的不列颠群岛周围形成本世纪最低气压。艾森豪威尔经受住了内心的考验，他把进攻日推迟到6月6日。
但是17小时后，6月4日晚9时30分的会议上，斯塔格报告了另一个变化。他说话的时候风雨仍然击打着房间的窗玻璃，但他说风暴很快就会停歇，接下来6月5日夜晚和6月6日白天天气良好——但可能6月7日又有暴风天气。这就让艾森豪威尔进退两难：如果在6月6日行动，那么第一批部队可以登陆上岸，但第二天增援部队就会因为天气糟糕而无法登陆。如果现在把进攻日推迟哪怕一天，那么月相和潮汐都不利于行动，情况一直持续到6月19日，成千上万士兵正蓄势待发，无法接受那么长时间的等待。艾森豪威尔走到窗前，看着滂沱大雨。很长时间他一句话没说。参谋长看着他，深受震撼，因为“总司令在即将做出重大决定的此刻是孤立无援的，他深知成败皆取决于他个人的决定”。
然而艾森豪威尔已经找出了做决定的关键变量。前一天早上，他写下忧思录，说：“如果天气情况不是糟糕透顶，我们就行动。”此刻，6月4日晚上，他看着窗外的瓢泼大雨，6月7日天气恶劣只是一种预测。最后，仍然看着窗外，艾森豪威尔镇静地说：“我很确信命令必须下达。”
第二天，6月5日凌晨4时的会议中——进攻船队正在驶入海峡，但现在让他们回去还来得及——艾森豪威尔最后一次考虑这个问题。斯塔格说他的预测没有改变，但也警告说现在天气一点没变好。艾森豪威尔最后一次游说众人，一边背着手踱步。然后他陷进沙发，在漫长的五分钟里，他静静思索着自己的决定。最后他展露出大大的笑容，说：“好的斯塔格，如果预测成真了，我保证我们到时候会庆祝一下。”然后他下达最终的命令：“好，我们行动吧。”
一分钟内，屋子空了，只剩艾森豪威尔一人。他又一次来到帐篷里，坐下来，写了一张通信稿，以便行动失败的时候使用：“我们在瑟堡—勒阿弗尔（Cherbourg-Le Havre）地区登陆时没能找到令人满意的据点，我已将军队撤回。在此时此地进攻的决定是我根据所有最可靠的情报做出的。陆海空三军勇敢地履行了职责。如果要说这个行动有什么失误或要责备谁，我一肩扛起所有责任。”
那天晚上，艾森豪威尔开车前往第101空降师驻地，这就是利—马洛里请求他不要派出的部队。将士们把脸涂黑，收拾好装备，准备飞往诺曼底，现在离行动只有几个小时了。走在人群中，他将自己的经验倾囊以授：“最好的办法是永不停步。”最后他站在跑道旁，看着一架架双引擎C-47起飞，升入夜空，载着“几千名花季少年”，义无反顾地去往诺曼底的战火中。午夜刚过，最后一架飞机呼啸离开，艾森豪威尔松了口气。这时，他的眼里充满泪水，他转头看着司机，说：“战斗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