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理论中的人的概念是对西方文明的最无可辩驳的控告，同时又是对它的最坚定不移的捍卫。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历史就是人被压抑的历史。文化不仅压制了人的社会生存，还压制了人的生物生存；不仅压制了人的一般方面，还压制了人的本能结构。但这样的压制恰恰是进步的前提。人的各种基本本能，如果有追求其自然目标的自由，就不可能发生任何持久的结合或保存，因为它们甚至刚刚结合，便开始分离了。未加控制的爱欲，同其对立面死亡本能一样，是命运攸关的。本能之所以有破坏力量，是因为它们无时不在追求一种为文化所不能给予的满足，这是一种纯粹的、作为自在目的的满足。因此，必须使本能偏离其目标，抑制其目的的实现。人的首要目标是各种需要的完全满足，而文明则是以彻底抛弃这个目标为出发点的。
本能的变迁也是文明的心理机制的变迁。在外部现实的影响下，动物的内驱力变成了人的本能。虽然它们在有机体中的原有“位置”及其基本方向保持不变，但其目标和表现却发生了变化。所有精神分析概念（升华、自居作用、投射、压抑、心力内投）都表达了本能的可变性。但规定着本能、本能需要及其满足的现实却是一个社会—历史的世界。动物性的人成为人类的惟一途径就是其本性的根本转变。这种转变不仅影响本能目的，而且也影响本能的“价值标准”，即那些决定能否达到本能目的的原则。我们可以试把这个具有决定作用的价值标准体系所发生的变化规定为：
从： 到：
直接的满足 延迟的满足
快乐 限制快乐
欢乐（消遣） 苦役（工作）
接受 生产
没有压抑 安全感
弗洛伊德称这种转变为从快乐原则到现实原则的转变。他的基本理论就是（而且，尽管他也提出了各种改头换面的二元论观念，还将继续是）用这两个原则对“心理机制”作解释。弗洛伊德的这种解释大体上（但不完全是）相应于意识和无意识过程的区别的。个体的生存似乎有两个以不同的心理过程和原则为特征的不同方面。这两个方面的区别既是生成—历史上的区别，也是结构上的区别：由快乐原则统治的无意识构成了“较古老的主要过程”，这是所有心理过程都是无意识过程的那个发展阶段的残余。无意识过程所追求的只是获得快乐。凡能引起不快感（痛苦）的活动，心灵都“拒绝参与”。[1]但快乐原则如果不加以限制，则将与自然环境和人类环境发生冲突。个体逐渐痛苦地认识到，他的需要不可能得到完全的、无痛苦的满足。在有了这种失望的经历以后，心理作用的一个新的原则占了上风。这就是现实原则取代了快乐原则，因为人们学会了为得到延迟了的、受到限制的，但却是“保险的”快乐而放弃暂时的、不确定的、破坏性的快乐。[2]弗洛伊德认为，由于这种克制和限制所取得的乃是持久的收获，现实原则不仅没有“废弃”而是“捍卫”，不仅没有“否定”而是“修正”了快乐原则。
但精神分析的解释表明，现实原则所改变的不只是快乐的形式及获得快乐的时间，而且是快乐的实质。快乐之适应于现实原则，意味着本能满足所具有的破坏力量及其与现有社会准则和社会关系的冲突已被克服和引入歧途，从而也意味着，快乐本身的实质已被改变。
人类在快乐原则的支配下通常不过是一股动物性的内驱力而已。但随着现实原则的确立，他变成了一个有机的自我。他追求的是有用的、而且是在不伤及自身及生命环境的前提下所能获得的东西。在现实原则的指导下，人类发展了理性功能：学会了“检验”现实，区分好坏、真假和利弊。人获得了注意、记忆和判断诸机能，成了一个有意识的思想主体，并且做到了与外部强加于他的合理性步调一致。惟一与理性这个心理机制的新组织相“分离”而继续不受现实原则支配的思想活动是幻想，它“不受各种文化变异的影响”，而继续受快乐原则支配。不过，心理机制的所有其他方面则都明显地服从于现实原则。那种“自动释放功能”以前在快乐原则支配下，曾被用来使心理机制摆脱过多的冲动，而现在则被用来“对现实作适当的改变”，因为它转变成了行动。[3]
于是，人类欲望的范围及满足欲望的手段都得到了无限的扩大，而且，人以有利为原则而有意识地改变现实的能力看来也可望逐渐地克服有碍欲望得到满足的外部屏障。但从此以后，无论是人的欲望，还是人对现实的改变，都不再是他自己的了，因为它们现在被人所处的那个社会组织起来了。而且这种“组织”压抑并改变了人的原初的本能需要。如果说作为原型的自由不存在压抑，那么文明就是反对这种自由的斗争。
在人的发展中（无论是在属的发展中——属系发生史中——还是在个体的发展中——个体发生史中——），快乐原则被现实原则代替，这是一个巨大的创伤事件。弗洛伊德认为，这样的事件不是一次性的，它在人类和每个个体的历史中屡屡出现。从属系发生史看，这种事件最早出现于原始部落，原始的父亲垄断着权力和快乐，并强令儿子们克制。从个体发生史看，这种事件则出现在幼儿期，父母及其他教育者强令幼儿屈从现实原则。但无论是在属系方面还是在个体方面，这种屈从态度都在不断地再生产出来。在作了最初的反抗以后，儿子们也效法原始父亲来进行统治了。兄弟宗族也发展成了机构化的社会政治统治。各种机构的制度都体现了现实原则。在这个制度中成长起来的个体了解到了像法律和秩序这样的现实原则的要求，并将其传给后代。
现实原则必须在人的发展中不断地得到重建。这就表明它对快乐原则的征服一开始就是不完全、不稳固的。在弗洛伊德看来，文明并未一劳永逸地取消“自然状态”。文明所欲控制和压抑的东西即快乐原则的要求，在文明本身中仍然继续存在。无意识中保存着受挫的快乐原则的追求目标。快乐原则的完整力量，尽管遭到外部现实的挫折，或者尽管甚至压根儿不能实现，却仍不仅幸存于无意识中，而且还这样那样地影响着替代了快乐原则的现实本身。被压抑物的这种回归构成了文明的禁忌史和隐蔽史。研究这个历史，不仅可以揭示个体的秘密，还可以揭示文明的秘密。弗洛伊德的个体心理学本质上就是社会心理学。压抑是一种历史现象，而使本能有效地屈从于压抑性控制的，不是自然而是人。从作为统治原型的原始父亲那里，作为文明史标志的奴役——反抗——进一步统治这样一个连锁反应就已开始形成了。但自紧随最初反抗而出现的统治的第一次、前历史的复辟以来，来自外部的压抑还得到了来自内部的压抑的支持，因为失去自由的个体把他的主人及其命令都向内投入了他自己的心理机制。于是反自由的斗争作为被压抑个体的自我压抑，在人的精神中得到了自我蕃衍。而他的自我压抑反过来又支持着他的主人及其机构。弗洛伊德认为这种心理原动力也就是文明的原动力。
弗洛伊德认为，“持续至今的原始而永恒的生存斗争”造成并维持了本能在现实原则支配下的压抑性变化。缺乏这个事实使人们懂得，他们不可能自由地满足其本能冲动，不可能按照快乐原则生活。因此促使对本能结构作重大改变的社会动机是“经济的动机。如果社会成员不去工作，社会就无法为他们提供足够的生活资料。因此社会必须努力限制其成员的数目，并把他们的能量从性活动转移到工作上去”。[4]
这个看法与文明本身一样古老。正是它一直有效地证明着压抑的合理性。弗洛伊德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也在提供这种证明，因为弗洛伊德把“原始的生存斗争”看成是“永恒的”，所以他相信，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的对立也是永恒的。他的一个理论基石就是认为，不可能存在非压抑性文明。但他的理论也包含一些与这种合理性证明相悖的东西。正是这些东西打破了在西方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传统，甚至暗示了这种传统的逆转。弗洛伊德研究的一个特征就是，坚持不懈地揭示文化的最高价值标准和最高成就中的压抑性内容。在这一点上，他反对把理性等同于作为文化意识形态基础的压抑。弗洛伊德的元心理学企图重新考察和揭示最终体现为爱欲与死欲关系的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苦难、自由与不幸之间的可怕的、必然的内在联系。在考察文化时，弗洛伊德所根据的不是浪漫主义的或乌托邦式的观点，而是根据由于推行这种观点而导致的苦难与贫困。因此，文化自由是通过不自由来表现的，而文化进步则是通过压制来实现的。但文化并没有因此而被否弃，因为不自由和压制是必须支付的代价。
但是，人类有一些被禁忌的愿望，即要求造成一种自由与必然统一的状况。弗洛伊德在揭示这些愿望的广泛性和深刻性时，对它们是持提倡态度的。在发达的意识领域及其创造的世界中存在的一切自由，都只是派生的、不彻底的自由，是以放弃完全满足需要为代价的。就幸福乃是需要的完全满足而言，文明中的自由本质上与幸福是相对立的，因为这种自由对幸福作了压抑性的改变（升华）。相反，心理人格中最古老、最深层的无意识倒是达到完全满足的内驱力，在这里没有缺乏和压抑，因而这是自由与必然的直接同一。弗洛伊德认为，这种在意识中被禁忌的自由与必然的等同在无意识中却得到了支持，因而它的真实性虽然受到意识的否弃，但仍经常萦绕于心际。它还记忆着个体过去的、实现完全满足的那些发展阶段。而且过去仍在对未来提出要求，因为它使人产生了以文明成就为基础重建天堂的愿望。
如果把记忆这种重要的认识方式作为精神分析的核心，它就远不止是一种治疗手段。记忆之所以具有治疗作用，是因为它具有真理价值。而它之所以具有真理价值，又是因为它有一种保存希望和潜能的特殊功能。虽然成熟的、文明的个体出卖甚至剥夺了这些希望和潜能，但由于它们在个体的朦胧的过去曾被实现过，因而也不会被个体完全忘却。现实原则限制了记忆的认识功能，限制了它对往日的幸福体验的依恋，从而使人不再产生有意识地重建这种幸福的愿望。精神分析解放了记忆，从而使个体受压抑不再是合理的事了。由于认识让位于重新认识，幼时被禁的形象和冲动开始说出为理性所否定的真理。倒退具有一种进步功能。重新发现的过去提供了一种现在正受到禁忌的批评标准。而且，记忆的恢复还伴随着幻想的认识内容的恢复。精神分析理论把这些心理机能排除在白日梦和虚构这些不确定的领域之外，从而恢复了这些机能的严格的真实性。这些发现所具有的力量最终将冲破产生和限制它们的那个框架。解放过去，并不是要使过去与现在调和。与发现者自己施加的限制相反，面向过去的结果将是面向未来。追回失去的时间成了未来解放的手段。[5]
下面将集中讨论精神分析的这股暗流。
弗洛伊德从两个层次分析了压抑性心理机制的发展：
（1）在个体发生层次上，被压抑个体从孩提时期向有意识社会生存的发展。
（2）在属系发生层次上，压抑性文明从原始部落向完全有组织的文明国家的发展。
这两个层次始终是相互联系的。弗洛伊德认为，被压抑物在历史中可以回归。这个思想也概要地说明了这种相互联系：个体再次经历了、造成了属系发展中的重大创伤事件，而且本能的原动力完全地反映了个体与属系（特殊与普遍）之间的冲突及解决这个冲突的各种方法。
我们将先探讨以成熟的文明个体为目标的个体发生史的发展，然后再回到属系发生的起源，并把弗洛伊德的思想扩展到成熟状态的文明属系。由于这两方面总是相互联系的，我们的讨论难免会经常出现交叉、提前、重复等现象。
注释：
[1] 弗洛伊德：《对心理活动两个原则的系统阐述》，载《弗洛伊德论文集》（伦敦，1950年），第四卷，第14页。
[2] 弗洛伊德：《对心理活动两个原则的系统阐述》，载《弗洛伊德论文集》（伦敦，1950年），第四卷，第18页。
[3] 弗洛伊德：《对心理活动两个原则的系统阐述》，载《弗洛伊德论文集》（伦敦，1950年），第四卷，第14页。
[4]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纽约，1943年），第273页。
[5] 参见本书第二章。欧内斯特·G·沙赫特的《论记忆和儿童健忘》一文是对个体和社会的记忆功能所作的惟一恰当的精神分析解释。整篇论文以记忆的破坏力量及社会对它的控制和“习俗化”为核心。在我看来，这篇论文是对精神分析哲学少有的真实贡献之一。此文载帕特里克·马拉希编的《人际关系研究》（纽约，1950年）一书，第3—4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