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卑感
“自卑情结”这个个体心理学的重大发现之一，已经驰名于世了。许多学派的心理学家都采用且在实践中使用了这一术语，但我却不敢肯定他们是不是真的了解或准确无误地使用了这一术语。例如：对病人说他有自卑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样不仅无法帮他克服自卑感，反而会加重他的自卑感。我们必须找出他认为的人生缺失，在他缺少勇气的时候鼓励他，才有可能真正地帮助到他。每一个神经官能症患者都有自卑情结，所以，自卑情结的有无，并不能把某一个患者和其他患者区别开来。如果我们马虎地告诉他“你现在被自卑感困扰着”，那么根本无济于事，这就好比对一个头痛的病人说：“我知道你有什么病，你头痛！”
被问到是否觉得自卑时，许多神经官能症患者都会摇头说：“没有。”有些甚至会说：“你说反了，我感觉周围的人还不如我呢！”所以，我们根本不用问他们是否自卑，只需要观察他们的个人行为。行为会告诉我们一个人会用什么伪装来证明自己是很了不起的。假如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傲慢自大的人，那么，我们就可以推测出他的感觉：“别总瞧不起我，我一定会让你们看看我是什么样的人物！”假如我们看到一个说话时手势、表情过多的人，我们也能推断出他的感觉：“如果不反复强调，谁会注意听啊！”我们相信，所有盛气凌人的言行背后，都有一种必须特别努力才能消除的自卑感。就如怕别人感觉自己个子太矮，要踮起脚尖走路以显得高一点的人一样。在注重身高的孩子身上常常可以看到这种行为。如果问他：“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太矮了？”千万不要指望他会承认这一事实。
因此，并不能因为一个人有强烈的自卑感，就认为他一定是柔顺、安静、拘束且与世无争的人。自卑感表现的方式是五花八门的，也许，我用三个孩子初次进入动物园的故事能说明这一点。三个孩子站在狮子笼前面时，一个孩子躲在他母亲的背后，全身发抖地说道：“我要回家。”第二个孩子脸色苍白地站在原地，声音颤抖地说：“我一点都不怕。”第三个孩子目不转睛地盯着狮子问：“妈妈，我能不能向它吐口水？”其实，在这样的环境中，三个孩子都害怕极了，但是每个人害怕的表现，因为人生态度的不同而有了不同。
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点自卑感，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因为我们发现，自己还是希望所处的环境更好一点，如果我们有足够的底气，那么，我们就能用直截了当、见效神速的方法迅速改善环境，来消除我们的自卑感。没有人能长期忍受自卑的折磨，自卑感会让人们寻找解除自己的紧张状态的出路。即使一个人已经灰心丧气了，他认为再怎么脚踏实地也无法改善自己的处境，他也受不了自己的自卑感，仍然会想方设法摆脱这些感觉，只不过此时他所采用的方法未必能真正地帮助自己，虽然他的目标仍然是“克服困难”，但他所做的事却不再是设法克服障碍，而是用一种虚假的或错位的优越感来麻醉自己，但在这样的麻醉中，自卑感却与日俱增，因为这样的麻醉一点效果都没有。由于产生问题的根源没有消除，他为克服自卑感而做的每一件事，都会让他在自欺欺人这条路上越走越远，而所有压在他身上的问题，也会变得越来越沉重。如果我们只能看见他的行为而不能理解这些行为背后的意义，我们只会以为那些行为是漫无目的的。就我们对他的表面印象来说，他似乎没有改善自身处境的意愿，虽然他和其他人一样，也在竭力让自己过得更好一些，但是，他却对改变客观环境不抱任何希望，那么，他所有的行为就变得没有意义了。如果觉得自己软弱，他会跑到能让自己觉得强大的环境中去，不是把自己锻炼得更强壮、更有适应力，而是欺骗自己，让自己眼中的自己显得更强大。他这种方法不会永远都有效。如果他感觉自己无法胜任工作，那么，他可能会在家里发威来重新肯定自己的重要性。无论他怎么自欺欺人，真正的自卑感仍然如影随形。一旦遇到的情况和过去导致他自卑的相似，自卑感就会被激发，它们是他精神生活中长期潜伏的暗流。出现这种情况时，我们便可以真正地说一个人有“自卑感”了。
现在，我们可以给“自卑感”一个准确的定义了：一个人遭遇到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并且认为自己根本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时，出现的情绪就是自卑情绪。根据这一定义，我们可以发现：愤怒、眼泪和道歉一样，可能都是自卑感的表现。由于自卑感会让人极度压抑自己，所以需要用优越感来缓解这种压抑，但这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因为我们往往只会在没有用的地方争取优越感，真正的问题却被搁置一边。如果一个人十分自卑，那么，他就会苦心孤诣地避免失败，而不是追求成功。稍有困难，就会犹疑不决、不知所措，甚至打退堂鼓。这在广场恐惧症患者身上能很明显地看出来，他们持有这样一种观念：“我不能走太远，必须待在熟悉的地方。生活处处都有危险，我应该尽量躲起来。”如果一个人持有这种态度，他就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或一直躺着不肯下床。
面对困难时最彻底的退缩表现就是自杀。产生自杀倾向的人，放弃了所有生活问题的解决之道，他相信自己已经无力回天。如果我们知道自杀是一种谴责或报复的话，就能理解自杀者是如何争取自己的优越感的。在每个自杀案件中，我们都会发现，死者一定会把自己的死亡归罪于某一个人。仿佛在说：“我是所有人类中最脆弱、最敏感的人，但你们却对我这么残忍！”为了避免跟整体环境的接触，每一个神经官能症患者都会限制自己的活动范围，唯一的差别是强弱程度不同。他喜欢和自己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保持距离，且把自己局限于自己可以控制的环境里，为自己造一间狭小的牢笼，关上门窗，就能远离一切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在他可以控制的地方，会怒吼呵斥，还是会满腹牢骚，就看他的修养了。自卑的人为了更快地达到目的，他会选出最好、最有效的方法。如果觉得某一种方法不够好，也会试另一种。但无论他用什么方法，目的却是一样的——不是努力改善自己的处境，而是为了获得优越感。如果一个孩子发现眼泪是控制别人的最佳武器，他就会变成爱哭的孩子，而爱哭的孩子长大后又很容易患上忧郁症。带有水性力量的眼泪和抱怨，是一种有效的破坏合作、驾驭他人的武器。使用这一武器的人和过度害羞、忸怩作态及有负罪感的人一样，会愿意承认自己软弱，承认自己照顾不好自己，但这些行为背后，隐藏的是自己耿耿于怀的超越目标和不惜任何代价都要凌驾于别人之上的欲望。一个喜欢吹牛的孩子，他的自大情结会成为他给别人的第一印象，但如果我们观察他的行为而不是听他的言论，很快便能发现他同样有着自己所不愿意承认的自卑情结。
所谓“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其实只是神经官能症患者“画地为牢”的一个特例。如果一个人不能勇敢地面对自己的爱情问题，就无法成功地克服恋母情结。如果他只在家庭这个小圈子里活动，那么，他也只能在这个范围内设法解决性欲问题，这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因为缺乏安全感，所以除了最熟悉的少数几个人外，他无法再关注别的人。他害怕与别人相处，因为他担心没法以自己习惯的方式来面对一切。有恋母情结的孩子大多数是被母亲宠坏的孩子，从小到大的教育经历让他们相信：自己天生就有欲望被满足的权利，他们从来不知道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在家庭之外赢取温暖和爱情。所以，即使成年后，他们仍然得抓着母亲的围裙带生活。他们在爱情里寻找的，不是平等的伴侣，而是可以使唤的仆人，而最能让他们放心的仆人就是他们的母亲。任何孩子身上都可以诱发出俄狄浦斯情结，只要让他的母亲宠他、惯他，不让他关注其他人，让他与父亲冷漠相处，让他得不到父亲最正常的关心。
各种神经官能症患者都有某些行为限制。我们可以从口吃者的话语里看到他的犹疑，残余的社会感使得他渴望和同伴交往，所以他很想找别人说说话，但他的自卑心理使他害怕与别人交谈，这和他的社会感多么冲突啊，所以他说起话来就结结巴巴的。学校里的“差生”、30多岁了还找不到工作的青年、一直怕谈婚论嫁的年轻人、重复做出同一行为的强迫症患者、白天总是精神萎靡的失眠症患者等，都有着深深的自卑情结，这种情结使得他们不愿意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有手淫、早泄、阳痿和性变态的人，生活态度都有重大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是他们在与异性的交往中得不到满足感而导致的。如果我们问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害怕行为不当？”唯一的答案是：“因为把自己的目标定得太高了！”
我们已经说过，自卑感本身并没有不正常，相反，恰恰因为自卑，人类才会致力于提升自己，文明也才得以进步。例如，因为发现自己无知，发现了自己对预测未来的需要，科学才大行其道，因为科学为人类改进了整体生活环境，要更加了解宇宙也离不开科学，科学是我们因希望更好地控制自然而努力奋斗的成果。其实，在我看来，整体人类文化的发展都是以自卑感为基础的。如果有一位客观的外星人来到我们的地球，肯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从人类的各种协会、机构和设施，就可以看出他们为安全感做出的一切努力，如为了防雨而建造屋顶，为了保暖而穿上衣服，为了交通便利而修建街道——显然，他们都觉得自己是地球上所有居民中最弱小的群体！”就某些方面来说，人类确实是动物中最弱小的群体，没有狮子和猩猩的强壮，也不像别的动物那样能独立面对生活的困难。虽然有一些动物也会因为自身不够强大而聚集在一起，成群结队地生活，但就合作的程度来说，人类却比其他动物更多、更深刻。人类的婴儿极度弱小，需要多年的照顾和保护。每个人都是从最弱小、最幼稚的婴儿长大的，如果人类没有合作，便只能任由环境宰割，所以，我们不难理解，如果一个孩子不在学习合作中训练自己，一定会越来越悲观，陷入难以摆脱的自卑感里。我们也明白，生活就是一个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即使最有合作精神的人也不例外。没有哪一个人会觉得自己已经强大到可以左右任何环境的程度。生命太短，而我们的身体又太脆弱，但关于人生的三个现实问题，却不断地要求我们寻找更多更完美的答案。我们只能不断地接近答案，所以我们永远无法满足于自己已有的回答。无论如何为寻找终极答案而进行的努力是要永远继续下去的，但是只有热爱合作的人，才会进行有希望、有贡献的努力，真正地改善我们所处的环境。
毋庸置疑，我们永远无法实现人生的最高目标。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人或全部人类，在一个完全没有困难的环境中生活，一定会非常无聊。在这里，任何事都在意料中，一切都可以提前计算好，明天不会发生任何意外，未来也没有什么好期待的，这样的生活得多无趣啊。其实，生命的最大快乐，恰恰是让我们痛苦地缺乏确定感。如果我们能确定所有事，我们对每一件事都了如指掌，哪还用得着讨论和发现？这儿是科学的末路，宇宙的故事也只值得述说一两次。让我们想象未实现目标的喜悦的艺术和宗教，也不再有任何意义。幸好，生命并不那么容易耗尽，所以人类才能永不停歇地奋斗，我们也能够一直不断地发现新问题，并创造出合作和奉献的新机会。但有神经官能症的人，成长之初就已经遭遇了挫折，所以他解决问题的方式始终非常低级，所以他的困难要比一般人大。正常人循序渐进地解决问题，能接受新问题，也能给出新答案，因此能对别人做出贡献，他不会心甘情愿地落后于人而成为他人的负担，不需要也不要求特殊关照，因为他可以根据自己的社会感，独立而果断地解决问题。
优越感的目标
每个人追求的优越感，都为个人所独有。它取决于一个人对生命意义的定义，而这种定义会像他自创的奇妙旋律一样，反映在他一生的生活态度里，而不仅仅是口头禅。但他的生活态度并不能传达出他的人生目标，所以我们没法对它做总结性的诠释。他的表现非常模糊，所以我们只能根据他的一举一动来推测。了解一个人的生活态度就像了解一位诗人的作品一样。诗人用的是文字，但意义却远远超过了文字，绝大部分意义需要我们在字里行间推敲出来。而人生是一件最深奥、最复杂的作品，因此，心理学家必须学会在人们的生活态度里观察一个人对生命意义的定义，换句话说，他必须学会欣赏生命意义的艺术。
早在四五岁前，一个人已经定义了他的生命意义。这并不是通过精密数学运算得出的答案，由于对整体不了解，只能像盲人摸象一样，凭感觉捕捉到一点印象后，做出自己的解释，然后形成了对生命意义的定义。那么追求优越感同样是在摸索和推测中确定的，它不是描在航海图上的某个固定点，而是我们毕生追求的目标，是我们努力奋斗的原动力以及人生发展的动态趋向。没有哪一个人完全知道自己的优越感目标在何处，也许他知道自己的职业目标，但这不过是他奋斗目标中的一小部分而已。即使目标已经十分清楚，到达目标的道路也有成千上万条。如果一个人想要做医生的话，就必须了解医生的许多必备素质。他不仅需要成为内科学或病理学专家，还需要用自己的言行举止告诉别人，他特别关注自己和别人的身体健康。我们能看出他为了救助别人而对训练的专业素质有多高，也可以看出他的专业救助极限在何处。他把这一目标作为某种特殊自卑感的补偿，而我们也必须从他的职业表现或在其他地方的表现，推测出他想补偿的特定自卑感。
比如，我们经常发现，很多医生在童年时便见证了真实的死亡，而在人类没有安全感方面，死亡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最深刻。也许父母或兄弟的早逝，使得他们的学习和成长倾向于为自己或别人找出更有效的、更能对抗死亡的方法。有一些人也许会希望成为一名教师，但我们必须知道，教师之间的差异是非常大的。如果一个社会感很低的人做老师，那么，他当教师的目的很可能只是想管辖比他弱小的人，也许，只有和那些体格比他弱、经验比他少的人在一起，他才会有安全感。社会感强烈的老师会平等地对待自己的学生，他是真正想为人类幸福做贡献。在此，我们还要特别注意的是，教师之间不仅能力和兴趣的差异非常大，他们的目标对他们的言行表现的影响也很大。目标一旦明确，个人潜能的发挥就会为了适应目标而有所调整和限制。但整体基础目标，会在这些限制之下曲折前进，且会找到一种方法，使自己对生命意义的定义和争取优越感的最终理想，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表现出来。
因此，我们要想了解一个人优越性的目标，就必须观察他隐藏的本质，一个人可以改变实现目标的策略，正如他可以改变职业一样。我们必须找出最根本的一致性，即他的人格主体。无论是用什么方式表现，这一主体都是统一的。就像我们把一个不规则三角形根据不同的角度放在不同的地方，那么，我们在每个地方看到的三角形似乎都不一样。但是，无论把它放在哪儿，也无论用什么方法来摆放它，它都是同一个三角形。
个人的基准目标也一样，单一的行为举止，无法说明一个人的全部情况，但我们可以透过综合表现看清一个人。我们绝对不会对一个人说：“如果你做了这些事或那些事，你所追求的优越感就会被满足。”追求优越感的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一个人身体越健康，心理越正常，在努力实现某个奋斗目标遭遇挫折时，越善于寻找新的出路。只有神经官能症患者在追求目标时才会认为：“我必须如此，否则我会一无所有。”
追求优越感时发生的任何特殊情况，都不应该轻易被公式化，但我们发现，所有满足优越感的目标都有一个共同点——努力成为上帝。有时，我们会看见孩子公开表示说：“我想变成上帝。”很多哲学家也有这样的想法，很多教师也渴望将孩子教育成上帝。古老宗教信条里同样有这个目标：教徒们必须修炼自己，把自己变成神一样的存在。“超人”观念就是“变成上帝”的温和表达方式。据说，德国著名哲学家尼采（Nietzsche）疯了以后，给勃兰兑斯写的信里的署名，曾有一个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the Crucified）。
狂人往往会不加掩饰地表现自己的优越感目标，他们会公然宣称“我是拿破仑”或“我是中国皇帝”。他们希望自己成为世界关注的中心，成为被众人景仰膜拜的人；成为用无线电就能随心所欲地联系整个世界，知道他人全部信息交流的、能预测未来的人；成为有特异功能的人。
“变成上帝”这一欲望，也许会以较为合理的方式表现出来，比如渴望知道每一件事、渴望拥有宇宙智慧或渴望长生不老等。无论我们是希望尘世生命长生不老，还是我们想象自己通过轮回，一次又一次地来到人间，又或是我们知道自己可以在另一个世界里永垂不朽等想法，都是以“变成上帝”的欲望为基础的。在宗教教义里，只有上帝才是不朽的，才能历经百千万劫而永恒地存在。我不在这里讨论观念的是与非，这些都是对人生的理解，是生命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其实都有这种意识——成为神，或成为神一样的存在。甚至连无神论者，也希望征服神，能比神更高一筹。我们可以看出，这其实是一种特别强烈的优越感目标。
一旦确定了优越感目标，生活态度方面就不再有错误。一个人的任何习惯和行为，都是他实现具体目标的正确方法。每一个问题儿童，每一个神经官能症患者，每一个酗酒者、罪犯或性变态者，都是在用一种特殊的行为，来追求他们理想中的优越感。他们无法批判自己的病症化的行为，有什么样的优越感目标，就有什么样的病症化行为产生。
学校里有个男孩，堪称班上最懒惰的学生，有一次老师问他：“你的功课为什么总是这么差？”男孩答道：“如果我是班上最懒的学生，你就会一直关心我。你从不会注意好学生，他们在班上不捣乱，功课又做得好，你怎会关注他们？”只要他的优越感目标是引起和控制老师的注意力，这个方法就绝对有效，根本不可能指望他不再懒惰，因为他要用懒惰实现自己的目标。就这一点来说，他做得完全正确，如果他改变了自己的行为习惯，便不会引起老师的注意。
有一个在家里非常听话，却显得傻乎乎的男孩，在学校成绩不理想，在家里也不够聪明。他有一个比他大两岁的哥哥，生活态度和他完全不一样。哥哥既聪明又活泼，但总因为莽撞而麻烦不断。一天，他对哥哥说：“我宁愿笨一点儿，也不想和你一样冒失！”如果我们知道他是为了避免麻烦的话，那么他的愚蠢实在非常明智。由于他的愚蠢，别人对他的要求就没那么高，即使犯了错误，也不会因此受责备。如果知道他的目的，就知道他不是傻，而是在装傻。
直到现在，对于这种错误优越性目标症状的一般治疗还都只是消除症状，但无论从医疗方面还是教育方面来看，个体心理学都反对这种做法。如果我们只从表面上看到某个孩子的数学成绩不好，或其他功课做得很差，为了提高他的学习成绩所做的一切行为，可能都是无用功。也许他只是想为难老师，甚至想借着被开除而离开学校。假如我们只想纠正他的表面行为，阻止他继续毫不努力，他就会另辟蹊径以实现自己的目标。
这和成人的神经官能症是一样的，假设一个人有偏头痛，这种头痛对他非常有用，当他需要这一疾病时，偏头痛就发作了。因为头痛，所以可以避免很多社交问题，每当需要会见陌生人或做出新决定时，他的头痛便会发作。而且，因为有病痛，所以他可以对同事、妻子或其他的家人滥发脾气。既然工具这么有效，我们怎么能够指望他放弃呢？在他看来，头痛是一项明智的创造，自己希望得到的一切，都要靠它来实现。毋庸置疑，如果我们给他一个合理的症状理解，一定可以吓着他的“疾病”。药物治疗也能缓解他的症状，让他不能再用某个特殊症状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只要他不改变自己的优越感目标，即使是放弃了这一种病，也会选用另一种。“治愈”了头痛，又会患失眠症或其他新病。只要目标没有改变，他就会不断找出新毛病来。
有一些神经官能症患者，在某些病症瞬间消失后，马上会患上新的疾病。他们是利用神经官能症的老手，可以随时随地增加新的病症。让他们阅读心理治疗方面的书籍，只会让他们知道自己还没有试过的神经官能症困扰而已。因此，我们必须注意的是他们选用某一病症的目的，以及这种目的与优越感目标之间的关联。
假如在教室里，我搬来一架梯子，然后通过它爬到黑板顶处坐着，每一个看到我这么干的人很可能都会想：“阿德勒博士疯了吧？”他们不知道我为什么用梯子，为什么要爬上去，为什么要坐在那样一个奇怪的地方。但如果他们知道“他坐在黑板顶上，是因为如果所处位置没能高过别人，他就会十分自卑，因为他只有在能够俯视学生的地方才有安全感”，他们就会认为我没那么神经病了。我只不过用了一种十分理性的方法来实现自己的目标，拿梯子是件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事了，爬梯子的行为也只是计划。只有一点让我显得很疯狂，那就是，我对优越感的理解太奇葩了。假如有人能让我相信自己的优越感目标是非常荒唐可笑的，我也许会改变自己的行为。但是，假如我的优越感目标不变，就算拿走我的梯子，我也会用椅子或其他工具爬上去。如果把工具也拿走，我会跳到更高一点的地方、爬到更高一点的地方，或者踮起脚尖站着，以使自己显得更高一点。每个神经官能症患者都是这样的，选择任何达到目的的方法都没有错，无可指责。我们能帮助改进的是他们希望实现目标，而不是方法。目标一改变，思维习惯和态度也会跟着改变。当从前的习惯和态度无法实现自己的新目标时，他就会改变自己的习惯和态度。
一位三十来岁的女士找到我说，她深受无法与人交往的困扰，工作上一事无成，无法养活自己，这么大年纪了还得靠家里养着，所以十分焦虑。偶尔她也会从事打字员或秘书之类的工作，但不幸的是，无论她在哪儿工作，老板总是喜欢对她献殷勤，心怀不轨，弄得她左右为难，只好离职。但有一次，她终于找到一份老板对她没什么兴趣的工作，原本应该好好干下去的她，却因为感觉不被重视，所以没干多久又辞职了。她已经进行了八年左右的心理治疗，但是，这些治疗几乎没有什么效果，她的交际能力依然差得让她无法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在她接受我治疗的时候，我问起了她对童年的最早记忆。不懂得童年影响的人，是不可能了解成人的。她告诉我她是家里最小的女儿，长得十分漂亮，在家中深受宠爱。那时，她的家境也很好，因此对她十分纵容，几乎有求必应。听到这些情况后，我感慨道：“你真是像公主一样，被照顾得无微不至啊！”“是呀，”她回答道，“那时候所有人都叫我公主！”我问她记得的最早的是什么事时，她说：“记得四岁的时候，有一次，我走到外面去玩，看见很多孩子在玩一个游戏，他们会时不时就跳起来大叫一句‘女巫来了’，弄得我十分害怕。回到家后，我问一个年长的女仆，这个世界上是不是真的有女巫。她说：‘真的有，到处都有女巫、小偷和强盗跟着你。’”从此以后，她患上了分离性恐惧症，这种恐惧笼罩了她的生活，她害怕孤独，害怕一个人在家里待着，害怕离家独自生活，她时时刻刻都需要家里人的支持、帮助和照顾。她的另一段早期记忆和一位男性钢琴老师有关，她说：“有一天，我在弹琴时，他突然想吻我，我没法再弹琴，只好跑去找我母亲告状。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想弹钢琴了。”在这里，我们不难发现，她很早就有了要和男人保持距离的意识，所以她在性意识方面的目标是以排斥爱情来保护自我的，她认为恋爱是一种让人变得脆弱的行为。
我必须提醒一下读者，很多人坠入爱河后，都会感觉自己变得很脆弱。就某些方面来看，他们没有错。我们恋爱后，会变得很温柔，而我们对爱人的依恋和关注，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烦恼和伤害。只有把永不示弱、永远不表露内心的真实情感当作优越感目标的人，才会逃避爱情关系中的相互依赖。这类人永远排斥爱人，也不接受被爱。你会发现：一旦感觉自己有坠入情网的危险时，他们就会破坏关系的发展趋势。他们会讥笑、嘲讽并揶揄那些可能会让他们坠入爱河的人，以逃避某种软弱的感觉。
一涉及爱情和婚姻的问题，这个女孩就会感觉自己很软弱，所以，如果工作时有男人向她求爱，她便会惊慌失措，除了逃避外无计可施。在她学会如何应对这些问题之前，父母就相继去世了，公主待遇一去不返。她想找亲戚来照顾自己，但相处过程却十分不顺利，没过多久，亲戚就非常讨厌她了，不愿再给予她想要的关心。她十分生气，可是诅咒完他们，又可怜巴巴地说，如果丢下她不管，她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费尽思量，她才终于避免了没人理睬的凄凉。
我相信，如果她的家里人彻底不管她，她一定会发疯的。因为她实现优越感目标的唯一方法，就是迫使全家人供养着她，帮她应对所有的生活问题。她内心始终有这样一种幻想：“我不属于这个世界，我属于另一个世界，我是那儿的公主。这个破地球根本不懂我，不知道我的重要性。”再这样发展下去，她非成疯子不可，不过，她还是有一点理性的，也还能得到亲朋好友的照顾，所以她还没彻底成为疯子。
另一个例子也能很清楚地看出自卑情结和优越情结，这个例子和一个十六岁的女生有关。她的父母长期不合，她两岁的时候，他们离婚了，母亲把她交给了外祖母，外祖母很宠爱她。她出生时，正是父母间的争执白热化阶段，所以母亲并没有因为她的到来而高兴，相反，母亲从未喜欢过她，她们之间的关系一直很紧张。从七岁起，她便开始偷窃，十二岁便和男孩一起夜不归宿。
女孩被送到我这里来后，我很友善地和她交流，她告诉我：“其实我不喜欢偷东西，也不喜欢和男生一起四处闲逛，我就是想做给我妈看，让她知道她管不了我！”“你这样做是为了报复吗？”我问她。“我想，是这样吧。”她答道。她想证明自己比母亲强，但她之所以有这一目的，是因为她觉得自己比母亲软弱。她感到她母亲不喜欢她，所以饱受自卑情结折磨。她认为能表现自身优越感的唯一办法就是到处惹是生非。孩子的偷窃或其他不良行为，经常都是为了报复让自己自卑的一切。
还有一个例子，有一个十五岁的姑娘失踪了，八天后大家才找到她，把她带进了少年法庭。她在法庭上编了一个故事，说自己之所以失踪八天，是因为一个男人绑架她后把她捆起来关了八天。大家都知道她在说谎，医生私下与她交谈，希望她说出实情。见医生不相信自己，她非常恼怒地打了医生一记耳光。我看到她后问她以后有什么打算，并且让她知道我关心的是她的幸福和能为她做点什么，她的态度才柔软了下来。我让她告诉我一个她做过的梦，她笑了笑，告诉了我这个梦：“我梦见从一家地下酒吧里走出来，先是遇见了我母亲。不久，我父亲也来了。我叫我母亲把我藏起来，别让我父亲发现我……”梦境显示了她对父亲的惧怕，她一直在反抗他、躲避他。因为怕被惩罚，只好不断说谎。对于任何有撒谎情况的个案，我们都必须看当事人是否有过分严厉的父母。除非说真话非常危险，否则说谎毫无意义。当然，我们也能看出这个女孩与母亲的关系还算不错。后来，她告诉我有人引诱她到了一个地下酒吧，她在那里待了八天。因为害怕父亲知道，所以不敢说实话，但她想报复父亲的想法，又使得她希望他知道自己的失踪。她觉得自己一直被父亲压制着，只有伤害父亲才能让她有某种优越感。
我们怎么做才能让这些人知道自己追求优越感的方法是错误的呢？如果我们知道追求优越感是人类的共性，那么，问题就不难解决了，我们会换位思考，理解他们的挣扎。他们犯的唯一错误，就是奋斗目标没有实际意义。每个人的行为背后，都隐藏着对优越感的追求，它是我们对社会做出贡献的源泉。人类的整个活动都沿着这条伟大的行动线——由下到上，由负到正，由失败到成功——向前推进。但只有那些能真正解决自己生活问题的人，只有那些为了他人利益而前进的人，只有那些为了社会发展而奋斗的人，他们的超越和前进，才能让别人也受益。如果我们用这种正确方法来与人沟通就会发现，其实说服别人，让他们发现自己的错误并不难。人类对价值和成功的所有判断，最终都是建立在合作基础之上的，这是我们最伟大的共同点。我们之所以对行为、理想、目标、行动和性格特征有各种要求，就是因为我们希望得到更好的合作。我们绝对不会找一个完全没有社会感的人合作，这是个公开的秘密，即使神经官能症患者和犯罪分子也知道。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他们拼命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辩解，动不动就推卸责任的行为中发现。但他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偏离了正常的人生轨道，自卑情结让他们认为别人根本不会与他合作。他们逃避真正的生活问题，和虚无的阴影作战，用堂·吉诃德式的安慰来重新肯定自己的力量。
人类社会劳动的分工各不相同，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具体目标。我们说过，在某种程度上，每种目标都有一定的偏差，如果我们要从鸡蛋里挑骨头，那总能找出些什么来吹毛求疵。但人类的合作，需要各方面精英人士的共同参与才能完成。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他的优越感可能来自自己的数学天赋；但对另一个孩子来说，优越感却来自艺术天赋；而对第三个孩子来说，体力过人就是他的优越感。一个消化不良的孩子，可能会认为自己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营养问题，所以他会非常关注食物营养，以改善自己的身体状况，最后，他可能会成为一名高级厨师或营养学家。我们发现，各种特殊目标里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点：与缺陷弥补一起的，还有一些不可能的、突破自我局限的训练目标的达成。比如哲学家需要时不时离开人群，才能独立思考和创作。看上去似乎不太懂得合作，但如果他的优越感目标中的社会责任感非常高，就不会犯多大的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