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弗洛伊德走出维也纳大学的象牙之塔，步入社会这一大锅粥时，也许才可以算得上开始了他的人生之旅。弗洛伊德这趟人生之旅，不是如许多普通人所享有过的是“幸福的人生”。虽然，早从大学时开始，弗洛伊德就已经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但他的成就给他带来的往往不是荣誉与金钱等通常对成功者的褒奖，相反，给他的只有精神，甚至肉体的痛苦，实际上，正是他的成就使他陷入了痛苦。而他步入人生之始，也是这痛苦之始。所以我们称它为苦旅之初。这里有两重含义，一是说弗洛伊德的人生之旅是“苦”，二是说这场苦难人生刚刚开始。
实习医生
在这里，让我们使时光倒流，回到那天上午，一八八二年七月三十一日，弗洛伊德把他的名字签在维也纳总医院的实习医生登记本里。
作私人开业医生，一个起码的本领是什么病都能对付两下，因为病人找私人医生，向来不管他是内科、外科还是妇产科，头痛了来医、脚痛了来医、肚子痛了照样来医。总不能对他们说：对不起，我这里只医头，你脚痛了另找高明去吧！他决定从外科开始实习。主要因为这一科他知之甚少，却又是他最拿手的一科，从知之甚少到知之甚多费不了多少功夫。我们不要忘记，弗洛伊德在二十岁时就开始给鳗鱼动手术了。他在外科病房工作的时间是每天上午八点到十点、下午四点到六点、晚上十点到十二点。
弗洛伊德在外科只待了两个月就走了，他发现给人动手术所需要的技术精密度远不如他寻找鳗鱼睾丸时所需要的，这不难理解——鳗鱼还未发育成熟的睾丸比人体的任何一个要动手术的器官不知小了多少倍，所以对于他，给人动手术是小菜一碟。
他没有浪费时间，马上转到了内科。八月四号，他怀里揣着迈内特教授给的介绍信，找当时最杰出的医学家之一，罗森纳格尔教授。罗森纳格尔刚从德国来到维也纳接受医学教授席位，他接待了这位他的老朋友迈内特教授推荐来的年轻人。
罗森纳格尔教授是个面貌威严的人，就像布吕克教授一样，个子不高，满头灰发向后梳得整整齐齐，眼神犀利，好像能像看透病情一样看透你的灵魂。有一个大鼻子，下面是看上去坚硬如钢的大胡子。他不但是卓越的内科专家，在生理学、神经系统、心脏、消化器官等的病症上都有精深的研究。弗洛伊德呈上迈内特教授的信，教授仔细地读了之后，遗憾地告诉他，虽然迈内特教授信中说他曾经在他的研究所里有出色的成绩，他也相信迈内特教授，因为他一向不喜欢赞扬人，他必定有极为出色的表现，但他来迟了一步，他已经答应了别人！
弗洛伊德心里一沉，他是从迈内特教授那儿得知罗森纳格尔还缺一个助手的，迈内特教授特意推荐他来，并说，只要教授还没有确定人选，他就很有希望。现在看来又要落空了，这份工资又挣不到了。看到他大失所望的样子，教授又告诉他仍可以做候选人，虽然不是正式助理医生，但同样有一份数目不大的工资。
弗洛伊德大喜过望，这样，他在九月十二日到了罗森纳格尔教授的内科门诊部。
他发现罗森纳格尔教授比布吕克教授还要严格，他的口号是：“任何一天睡眠超过五小时的人都不能学医。”他对学术和病人一丝不苟的态度使他获得了所有助手和病人的崇敬。弗洛伊德在这里花六个半月的时间研究怎样治疗各种内科疾病，在第二年的五月一日转到了迈内特教授的精神病门诊部。教授不久想方设法把他任命为正式助理医生，每月工资三十盾，相当于十二美元。
从这一天起，弗洛伊德的生活又有了一个重大变化：医院给了他单独的住所，他从此离开了家，不再和父母住在一起。这对于雅各布和阿玛莉简直是晴天霹雳，要知道，弗洛伊德从出生起就是这个家的灵魂，从出生直到今年二十七载，除了出门短期旅行，从来没有离开过家，没有不睡在家里。现在，没了儿子住在家里，阿玛莉简直不懂还要房子干什么？但弗洛伊德保证说经常回去吃饭，为了给儿子做饭，阿玛莉才勉强挺过来了。
在迈内特教授指导下工作是弗洛伊德好久以来向往的事了，迈内特教授是当时欧洲最有名的精神病专家之一，他的课程是弗洛伊德大学期间感兴趣的少数几门之一。他对迈内特教授的尊敬与爱戴就像他对布吕克教授的爱戴与尊敬一样。
正是在迈内特教授的精神病诊所，弗洛伊德第一次正式接触了将耗去他毕生精力的精神病患者。
刚入诊所，这些与众不同的人就给他留下了异常深刻的印象。他看到一个年轻姑娘不停地洗手，一本正经地说她看见上面有粪便。一个修士能记起小时候的每一件小事，可是完全忘了最近八年发生的事，还不停地要水喝。一个退了役的士兵喊道他是帝国元帅，弗洛伊德给他检查时，他凑到他耳边说：“你不要告诉别人，约瑟夫皇帝陛下马上要来召见我了，他昨天夜里对我说军队已经乱了套！你想做我的参谋长吗？”
弗洛伊德在这里待了五个月，当时还根本没有有效的神经症治疗方法，他当然也没有学到，但他在另一个方面觉得颇有收获：交了一大群朋友。在这之前，弗洛伊德一直很少交到朋友，他一度认为自己是个讨厌的家伙。这种心理从此消除了。这对他以后开诊所乃至精神分析的研究与发展都是极其重要的。试想，倘若弗洛伊德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受人欢迎的人，如何能够有信心吸引病人来呢？作为精神分析者，首要的研究与治疗方法就是与病人进行谈话，也就是说，他首先得是一个病人信任、愿意与之交谈的人！
一八八三年十月一日，弗洛伊德转到了皮肤科。总医院的皮肤科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普通皮肤科，另一部分是传染性皮肤病科，专门治疗梅毒等传染性皮肤病。弗洛伊德对梅毒很感兴趣，我们知道梅毒能诱发某些精神性疾病，但它的原因一直是个不大不小的谜。
一八八三年年尾，由于职位提升，医院分给了他两个房间，但以前那个房间给他留下了更美好的印象。当初他刚搬进那里时，玛莎还没到万兹贝克去，医院就成了他们最好的幽会场所，她把他的房间着意收拾得既干净又漂亮，他有时真要把它当成家了。
新的一年，一八八四年，第一天，他开始了一场新的实习，这将是他所有实习中最长的一次。
他这次进的是神经病科，但实际上这是个“杂烩科”，像一锅病人的大杂烩，什么样的病人都有。主任医生叫弗朗兹·舒尔茨，他的主要特点一是不喜欢病人，只想快点儿把他们打发走；二是他关心的唯一一件事是节约。他制订了三条规矩：一、只准开最便宜的药。二、不准用煤气灯，结果是一入夜，所有医生——当然不包括他自己，他早就回家去了——和病人都在一片黑暗中滚来滚去，有时只好点蜡烛做急救手术。三、任何病人住院不准超过一个星期。他希望这能使病人减少到他能满意的程度。但他的助理医生们合伙跟他捣蛋，他不住地赶，他们就不停地收，任何病人，从感冒发烧到胃溃疡照收不误，使神经病科变成个病人大集市。
弗洛伊德倒觉得这里不错，巡视一遍病房等于到各个科都走了一趟，可以看到所有种类的病人，也可以治疗所有这些种类的病人，类似于他将来开业时的情形，这才是真正的实习！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弗洛伊德爱情的故事，从时间上来说，这时，他正尽情品尝着爱情的三昧真火：相思、嫉妒与痛苦的时节。
爱的风风雨雨伴随着他在医院的日日夜夜，伴随着他在舒尔茨神经科黑暗的楼道中走来走去。
他每天至少写一封情书，有时两至三封。在一八八二年六月十九日的一封里他这样写道，是时玛莎刚搬往万兹贝克：
……只有当你走后我才认识到我有多么幸福、离别又是多么痛苦啊！倘若这装着你甜蜜小像的漂亮的小盒子没有躺在我面前，我仍会不敢相信这一切！我怕这一切都只是一枕黄粱，醒来我空余泪眼！朋友们告诉我这是真的，我自己也记得每个令我如醉的细节，那比一切梦、一切幻想都更令我销魂。那么一定是真的了，玛莎是我的，这令所有人赞不绝口、在我们第一次相遇就令我失魂落魄、俘虏了我整颗心的姑娘是我的。这令我不敢仰视的姑娘怀着高贵的信念向我走来，使我坚信自己的价值，在我最需要的时候给我以希望与力量。
也许正由于这种不一般的疯狂的爱，使他更怕失去心爱的姑娘，更加仇恨那些可能夺去他心上人的家伙。他的担忧并不是多余的。要知道玛莎是个非常迷人的姑娘，崇拜她的小伙子不止一个。弗洛伊德每次发觉后都要大发一通醋劲，也不管玛莎是否会理会那些崇拜者，好像只要有人爱上了她，就是她的错。除了前面说过的表兄，另一个使弗洛伊德醋海兴波的是弗里茨·瓦勒，一个艺术家。他已经与玛莎的表妹伊丽莎白订婚，但仍给玛莎写一些情意绵绵的信，弗洛伊德嫉妒得要命，写了一封信给玛莎：
我是用比他更坚强的材料做的，如果我们狭路相逢，他绝不是我的对手，不错，他已经与伊丽莎白订婚，但是只有在纯逻辑中矛盾才不同时并存，在感情世界里，爱情的专一和三心二意是并存不悖的……更不用说那些艺术家了，他们的内心向来不是由严格的理性控制的……
在信的末尾他明确表示要玛莎和他断交。玛莎当然不答应他这种要求，这使弗洛伊德觉得一切都完了，一下“得了神经衰弱症”。
还有一次，工资连饭钱都不够的他给玛莎寄去了一件礼物，玛莎回信责备他不该这样浪费，他便气势汹汹地回信，不准玛莎用那种口气跟他说话，并颇为得意地说，自古以来都是妻子要嫁到丈夫这里来，言下之意当然是也得听丈夫的话。玛莎反驳了他以后，他就伤心地说，玛莎不爱他了。
就在弗洛伊德日盼夜盼的假期到来的前三天，发生了一件意外，曾属于奥匈帝国的门的内哥罗暴发了伤寒，门的内哥罗政府向奥地利政府紧急求助，政府开始招募志愿人员，与弗洛伊德一起工作的两位助理医生消息比弗洛伊德灵通，立刻报了名离开了，他俩是莫里茨·乌尔曼和约瑟夫·波纳克，职位比弗洛伊德高一级，科主任弗朗茨·舒尔茨此时正在度假，整个科里职位“最高”的就是弗洛伊德二等助理医生了，他正想坐第二天的班车到万兹贝克去，现在，就是有翅也飞不成了，他气得将伤寒一家子都骂了个狗血淋头，仍留了下来，肩负起了神经科主任的全部职责。手下有两名助理医生，一名候补助理医生，十名护士和一百零六名病人，工资也相应地提高了，达到每月四十五盾，约合十八美元的大数目。在信中他告诉玛莎，做代科主任的六个星期里，他“成了一个真正的医生”。
在做主任的几个星期里，弗洛伊德第一次，也是一生唯一的一次享受了权力的乐趣，他发布了一系列命令：包括点上煤气灯、叫助理医生给病人开好药、让病人一直住到病好了出院，这样做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他想都没想。
九月一日，他卸下了担子，想到从此没了所长的威风，煤气灯也势必会马上关闭，他也不能不看价钱就开药了，不由得怅然若失。
他立即开始了他推迟了的休假，第一次去万兹贝克看玛莎。
这一次在万兹贝克的情形真是可怜得很，由于害怕被她母亲看见，弗洛伊德只能躲在旅馆里，玛莎有时找个借口，跑来匆匆看他一眼，说不了几句话就急急忙忙走了。
一八八四年过去了，现在已经是一八八五年春天，由于他在组织学与临床方面的成就而被提名为神经病理学讲师，但他主动改成了私人讲师。这是讲德语国家特有的职称。意如其名，私人讲师不是学校的正式雇员，不领取薪水，但有权在大学自己开课，并向听课的人收学费。弗洛伊德着眼的不是一点学费，而是讲师这个响亮的称号。他知道如果他是讲师，开起诊所来病人就会多得多，病人对医术是外行，只能看着头衔找医生，对于新手更是这样。
他是怎样获得这个职称的呢？本来根据弗洛伊德的成就，他早就有资格了，但直到这年春天，他才在布洛伊尔——他是弗洛伊德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以后还要大大提及——和罗森纳格尔的帮助下得到正式提名。下面我们简单地介绍一下这个过程：
一月二十五日，他递交了申请书。
二月一日，评审委员会正式审议。布吕克教授介绍了弗洛伊德的主要成绩。迈内特与罗森纳格尔表示同意。
二月二十八日，布吕克向委员会提出了正式报告，报告由他署名，迈内特与罗森纳格尔副署。报告里，布吕克用令人信服的事实详细介绍了弗洛伊德的才能、科学研究态度以及在组织学、神经解剖学、解剖技术等方面所取得的出色成绩，他用这样的评语作为结尾：
弗洛伊德博士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冷静与严肃的性格，在神经解剖领域是一个优秀的工作者，思想敏锐、清晰、知识广博，并具有细致的推理能力，在写作表达方面具有天赋。他的发现已被承认和证实，他的演讲透彻而具有说服力。在他身上作为科学研究者与作为高素质教师的各种品质结合得极其完美。有鉴于此，委员会特此建议荣誉审议会同意将他的申请进行进一步的资格审查。
在经过长时间审查后，六月十三日，弗洛伊德接到口试通知。同时接受口试的除他外还有其他两个候选人。布吕克与迈内特询问了他有关脊椎解剖与病理学的问题，这是弗洛伊德的强项，他答起来简直行云流水，把进行口试的名家们都吓了一跳。
六月二十日，委员会以十九票对三票同意他进行最后试讲，他演讲的题目是：大脑的髓线神经索。最后被一致通过。
七月十八日，委员会正式同意接受他为神经病理学讲师。
但事情并没有完结，八月八日，他被要求向警察局局长证明他的品格是值得这个荣誉的，他的过去是无可指责的。他后来告诉玛莎说：“幸好这时没有人告我的状。”
一八八五年九月五日，教育大臣正式签署委任状，委任弗洛伊德博士为神经病理学私人讲师。
就在私人讲师审评正紧锣密鼓地进行时，弗洛伊德又在一八八五年年初申请了教育部提供给初级助理医生的一项奖金，数额六百盾，专门用于去国外进行为期六个月的访问学习。后来表明这对于弗洛伊德以后的研究有重要的影响，也许可以称之为精神分析诞生的必要一步。
经过艰苦的游说，又是在布洛伊尔、布吕克、迈内特、罗森纳格尔等人的大力帮助下，他战胜了强大的竞争对手、名教授布朗的侄儿，获得了这笔宝贵的奖金，得以去巴黎跟从当时最杰出的精神病专家夏科学习。更令他高兴的是他又能“顺道”公费去看他朝思暮想的未婚妻了！狂喜之下他立即给玛莎写了一封天真的信：
噢，多么美好啊！我口袋里装着钱来看你，与你长长地待上一段时间，我会带顶美丽的礼物给你，然后我去巴黎，我就要成为大人物了，我要带着满身的光彩回到维也纳。不久我们就可以结婚了，我会治好所有的现在治不好的神经病人，你会给我幸福，我会不停地吻你直到你快乐幸福——这样直到永远！
一八八五年八月三十一日，在实习了三年零一个月之后，弗洛伊德离开了维也纳总医院。先去看望未婚妻，再去巴黎跟夏科学习十九个星期神经病的治疗。由于走前他受到邀请主持卡佐维茨基教授为院长的儿童医院的神经病科，他打算从巴黎回来后再去柏林向著名儿童病专家巴金斯基学习一段时间，然后再像他对玛莎说的一样“带着满身光彩回到维也纳”。
可卡因悲剧
命运一词对于弗洛伊德一生有着特别的意义。尽管他从不相信命运，但命运却在他身上最好地体现了它爱捉弄人的特征。也许可以用古语所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弗洛伊德在他将独自走入人生前夕，遇到了生平无数大挫折中的第一个，这个悲剧——与海洛因齐名的毒品——可卡因有关。
可卡因是从古柯树叶中提炼出来的一种毒品。古柯树原产于南美洲，是一种小型灌木，它的叶子里含有一种有毒物质：古柯碱。但这种有毒物质不同于一般毒药，它具有特别的麻醉功能，能麻痹吸食者的神经，如果吸食少量，能使吸食者消除疲劳、产生兴奋，吸食过多则会使神经高度亢奋、产生幻觉，使人飘飘欲仙，经常吸食后人就会上瘾，最后面黄肌瘦，灵魂出窍。总而言之，它是与鸦片、海洛因齐名的三大毒品之一。整整三年内，弗洛伊德花费相当多的时间研究可卡因，希望能从它那里发现某种药用效果，也希望他能从这里得到第一个成功。一旦如此，便能很快地获得声誉，而声誉也将带来好职业、高报酬，这样他与玛莎的婚事就不会遥遥无期了。这样的想法并不是他做白日梦的结果，而是他自己“以身试法”的结果，他试的初期效果表明他的希望并不渺茫。
可卡因早在一八五九年就由奥地利探险家施尔策尔从秘鲁带到了维也纳，但没有什么人关心它。一八八四年的某一天，弗洛伊德偶尔得到了几片可卡因树叶，他早听说这种东西了，在南美，它是印第安人的提神瓶，就像欧洲人的鼻烟壶一样。这天晚上，他把几片古柯树叶放在口里，一边轻轻咀嚼，一边摊开了稿纸。
结果，他度过了一生中最多产的一夜，他文思如泉涌，所要分析的每个问题的答案像报纸一样清晰地在眼前展现，往日要经过苦苦思索才能得解的难题现在一想就通。他不住地写，根本用不着停下笔来想，等他抬头，晨曦已落进了窗口，而他还毫无睡意！他觉得应该休息了，上了床，没办法睡着，脑子就像刚睡过十小时饱觉一般清醒。他只好重新起床，又提起了笔，轻松自如地写下去。
这使得弗洛伊德非常兴奋，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我们知道过去人们还不知道可卡因是毒品，一般人甚至不知道有毒品这种东西，虽然英国佬正将鸦片成吨成吨运往中国伤害中国人民，但他们绝没有将之送往欧洲，因为他们知道那是毒品，岂能去伤害“白人兄弟”。弗洛伊德决定进一步实验它的其他效用。他嚼了几片古柯叶之后，一整天不吃东西，一点儿也没有感觉到饿。他还听说印第安人嚼着古柯叶，可以一连多天长途奔袭敌人，中途不用休息也不用吃东西。他不由得想，也许古柯叶内部含有不为人知的高热量化合物，足可以抵得上大量食品？他还感觉到，它也可能是一种新型药品，一种新药的产生对疾病将会产生多大的效果他是清楚的，他感觉天空出现了曙光。
要进行深入研究，第一步得搞到一些古柯碱，也就是可卡因，他去当时唯一出售这种东西的商店去问价，给吓了一大跳，每克的价格是三盾三十三克罗泽，他当时的月工资是四十五盾。他硬着头皮买了几克，即使再贵点他也得买。他自己每天都吸食一点，一星期大约一克。又送了一些给正为手指的烂肉折磨得痛不欲生的弗莱施尔。为了抵挡钻心的疼痛，他几年前就开始吸食吗啡，已经上了瘾，吗啡是鸦片提纯后的产品，毒性比鸦片还要大得多，这对于弗莱施尔病体的危害可想而知！弗洛伊德自己用过可卡因后，并没有觉得上瘾，他认为也许可卡因能像吗啡一样镇痛而不致上瘾。
弗莱施尔吸食了可卡因后，感觉非常之好，不但没有中毒的感觉，疼痛也大大减轻。他写信对弗洛伊德说：“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亲爱的朋友！”
这极大地鼓励了弗洛伊德，他开始怀着极大的信心与乐趣推广可卡因，送给妹妹、玛莎与同事们。他希望同事们“能一天到晚为病人效劳”。一八八四年，弗洛伊德写出了关于可卡因治疗作用的论文。在这篇论文里，他从印第安人入手——他们认为可卡因是太阳神特意赐给，使他们忘却尘世烦忧的圣药——详细探讨了他自己以及他在别人身上使用可卡因所产生的效果，它能使人成倍地提高工作效率，能对精神与肉体的痛苦产生很强的抑制作用，但却没有副作用的迹象。他最后做出结论：“可卡因及其碱化物的性能，其可应用性集中来说，可用于对皮肤与黏膜的麻醉，特别是在局部损伤的情形之下……可卡因基于这一麻醉性能的其他用途在切近的将来有可能发展起来。”
从这篇文章不难看出，弗洛伊德将可卡因可能的医学用途集中于它对局部麻醉的作用——倘若他不仅这样想了，也这样做了，那么他的一生很可能会大大不同，他将一举成名，也许从此会顺着使他成名的路走下去，这会使他的一生更加幸福，至少他将不会受到如此之多的辱骂与背叛。但对于西方将是一场不幸，不能想象西方世界没有精神分析的话，它的文学、艺术、心理学、历史学将会是什么样子。
但这担忧是多余的，弗洛伊德写完这篇文章后，没有进行进一步具体的实验，就匆匆告别了实验室，上万兹贝克看未婚妻去了。
弗洛伊德走后没几天，他的同事、眼科大夫卡尔·库勒尔博士读了他的文章后，就将他的预言付诸实践。他先在一只青蛙的眼球上做了手术——直到这时，在眼球上动手术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事，原因很简单，做手术的一个前提是手术对象不能动，但眼球怎能当一把刀在它上面划来划去时不动呢？用绳子绑起来吗？普通的麻醉方法要么对眼球没有作用，要么不能使用。库勒尔的手术非常成功，青蛙睁大眼睛任他用刀子割来割去，好像一点也不痛。他接着就把它用在了人身上，也获得了成功。一八八四年九月十五日，在海德堡举行的眼科会议上，他进行了示范手术。手术非常成功，库勒尔一夜成名。要知道这远非一般的小技术革新，而是手术领域的一次大突破。人类的心灵之窗从此不再是手术的禁区，白内障、青光眼这些导致人失明的眼疾从此有了克星，它将使无数人重获光明！
库勒尔取得的好处可想而知——而这一切，本该属于弗洛伊德的。这么长时间以来，他一直单枪匹马地为了研究可卡因的医学作用而奋斗，付出了多少努力！他曾作过的推测中就有它对于眼科手术的作用。而现在，当这一切成为事实时，他却一无所获。更为准确地说，他并非一无所获，而是惹了一身臊。
若干年之后，弗洛伊德还为这事伤心，他认为这事是玛莎弄坏了，有点怪她，他说：
……我要在这里回过头去解释一下为什么我没有早年成名是我未婚妻的错。一个业余爱好，但是一个很大的爱好，使我在一八八四年从一个商店获得了一些当时很少有人知道的可卡因，并且研究了它的生理作用。当我正处于研究中途，来了一个机会，使我能去看望分别了两年的未婚妻。我急急忙忙结束了可卡因的研究，写了一篇文章预言了它在不久的将来可能有的用途。我还建议我的朋友，眼科专家哥尼根斯顿，注意研究一下将可卡因的麻醉作用应用于眼科疾病的治疗。当我度假回来，我发现不是他，而是我的另一个朋友，卡尔·库勒尔（现在纽约），我曾经对他谈起来可卡因的作用。他已经在动物的眼睛上做了决定性的实验并且已经在海德堡的眼科学会上进行了演示。库勒尔马上被看作是可卡因局部麻醉的发现者，它现在在局部手术中已经非常重要……
但弗洛伊德没有怪朋友，他同样为库勒尔所获得的荣誉高兴，他在给玛莎的一封信中说：“……我的第二个消息更令人高兴。我的一位同事已经出色地将可卡因应用于眼科手术上，并将它递交到了海德堡学会，在那里引起了轰动……”不高兴的是哥尼根斯顿，他收到了弗洛伊德的信后，在并没有得知库勒尔手术的情况下也做了相同的手术，时间上也差不了多少，因此认为发现的功劳他也有份。两人争执不下，就请他们共同的朋友弗洛伊德裁判，裁判的结果不得而知。使人感到奇怪的是两人似乎谁也没有想到弗洛伊德也应当是被裁判者，裁判他、库勒尔、哥尼根斯顿三人谁是可卡因作用的发现者。我想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没有弗洛伊德，其他两人根本不会想到可卡因这回事，但如果没有他们二位，顶多晚一两个月，可卡因仍旧会用来在眼球上动手术。
然而历史是不能假定的，在医学史上，可卡因局部麻醉作用的发现者仍是库勒尔博士，他后来去了纽约，并在那里获得了大声名。
库勒尔声誉大作后，弗洛伊德并没有气馁，也没有放弃对可卡因的研究，他相信它会有另外的作用。他像以前一样积极地把可卡因推荐给别人。他认为可卡因对于许多疾病，只要它引起了疼痛，都能起作用，包括能将人从吗啡瘾中挽救过来，他写道：“我会毫不犹豫地建议用每剂0.03～0.05克进行皮下注射……”
这样无限制使用的结果可想而知——如果在现在，他会被不折不扣地看作是一个毒品传播者了，该被送进大牢。可卡因的毒性不同于海洛因与鸦片，它的上瘾比较慢，毒性也没有那么剧烈，但这并不表明它不是毒品。
首先中毒的是弗洛伊德第一个给了可卡因的弗莱施尔，开始一段时间，吸食可卡因既缓解了他的疼痛，又使他从吗啡瘾中解脱了出来，病人和弗洛伊德都很高兴，但几个月后，他发现弗莱施尔已经离不开它了，疼痛也恢复了。有时，早被可怕的痛苦折磨得意志如钢的弗莱施尔竟也想到了自杀。弗洛伊德想尽了一切办法减轻朋友的痛苦，但唯一稍具效果的办法是给他更大剂量的可卡因。由于大剂量地使用，弗莱施尔渐渐出现了慢性中毒，又进一步发展成为谵妄症，眼前出现幻象，好像有一条毒蛇在身上爬。
这样危险的症状在其他人身上也渐渐出现，不久就再没人敢听弗洛伊德的话用可卡因来治病了。弗洛伊德因为这个受到了很多人的指责，他自己也深以为愧，它对他以后很久的生活都产生了坏影响，弗洛伊德对可卡因的研究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直到现在，对可卡因研究的发展表明，局部麻醉是它唯一没有副作用的用途，也可以说唯一正当的用途。这也是唯一没有算上弗洛伊德名字的地方，他的其他研究，镇痛、解除疲劳、抵抗饥饿等都算作是他的了，但它们带来的只是失败与斥责。这样，弗洛伊德三年的研究结果也就成了完全的失败——对于他来说是如此，对于他自己，没有做这项研究处境会更好！但对于医学，尤其对于眼科手术，如果没有他的研究又会是什么情形呢？是不是世界上又会平添许多盲人？
这样的命运对于弗洛伊德已经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如同在他创立精神分析后，他被无数人千般指责、万般谩骂，他的某些学生、朋友却将他的思想改头换面，删节，就成了他们自己的东西，大享赞誉。面对这毫无怜悯之情的命运，弗洛伊德又做了怎样的反应呢？他没有想这些，继续走他的路。他的下一站是巴黎。
巴黎
一八八五年十月初，正是巴黎黄叶蝶飞的时节，雄伟的巴黎火车站站台上，旅客们差不多走光了，一个单薄的年轻人仍立在那儿，旁边放着一个小小的行李包，好像在看风景，又像不知道往何处去。一个搬运夫模样的人走近了他，嘀咕了一句什么，他困惑地摇头，显然不懂他说了什么，搬运夫模样的人又指了指他的包，指了指自己的肩。年轻人摇摇头，脸上露出羞愧的神情。他蓄着长长的轻骑兵式的胡子，眼神有点茫然，但仍显出坚定的自信。他就是弗洛伊德，刚从万兹贝克见了玛莎，来到巴黎跟从夏科教授学习神经病学。他拎着包往车站外走去。他一走到广场，就有一辆马车停在了他的旁边，他对马车夫说了什么，但马车夫又茫然地摇头，一副听不懂的样子。
弗洛伊德不由得伤心了，他在中学时就学了法文，成绩还是优秀。临来巴黎又花了五盾，跟一个法国人学了五节课的“标准法语”，他以为即使不流利，至少能应付几句，但现在他听搬运夫和马车夫说的话就像听中文！他只好用笔解决问题。坐在马车上，他看着巴黎繁华的大街，一直延伸到视野的尽头仍一样地繁华，比维也纳不但繁华多了，也大多了。满街的人一看上去感觉就与德意志人大不相同。男的女的都迈着轻快的步子，与维也纳人结结实实的步伐形成鲜明对比。令他稍感安慰的是，这里的姑娘们虽说衣着入时，却好像没有维也纳姑娘漂亮。
和平旅馆是维也纳的同事们给他介绍的，他花五十法郎一月租了一个单间。他放下行李，坐在床头，周围没有一丝声音。刚下火车时孤独又像波涛一样向他袭来。他仿佛觉得正坐在一叶孤舟里，极目四望都是无边的大海。玛莎的一颦一笑自然而然地浮现在他眼前，他执起了笔，痛苦的时光就在笔下流逝了。
与约定去医院见夏科教授的时间还有五天，他决定乘机看看巴黎，要知道这里是他的梦中之城啊！他迈开双腿，打算用它们来征服骄傲的巴黎，就像征服维也纳一样。他沿着著名的香榭丽舍大街信步走去，他看到的一切都与维也纳大不相同，又是那么新奇有趣，他只能找到五光十色这个词来形容她。他仿佛懂得为什么她会被称作“欧洲之城”了。
接下来几天他都用来欣赏那些著名的旅游胜地，他去了杜勒伊里宫、凡尔赛宫、卢浮宫，用解剖学家的眼光对卢浮宫里的古埃及木乃伊进行了细致的观察，罗塞塔石碑更令他流连忘返。他以后对古代文物的爱好可能就是从这里打下基础的，那个爱好将使他的家也变成小小的博物馆。在这些举世闻名的建筑中，最使他感动的还是巴黎圣母院，他很喜欢雨果的同名巨著，站在圣母院华丽而庄严的礼拜堂里，他第一次有了对上帝的敬畏，也是最后一次。
在去找夏科教授之前，他觉得自己已经成为半个巴黎人了，对巴黎的喜爱不下于老巴黎。他在给玛莎的一封信中说：“巴黎多年以来就是我的渴望之地，第一次踏在林荫道上的满足使我决心同样要实现我其他的愿望。”
但弗洛伊德对巴黎的人却怎么也喜欢不起来，他感到这些巴黎人外表彬彬有礼，眼神却明明将他当作外人，餐馆里的侍者们非常谦恭，但那垂着眼斜视的样子无非是想要从他口袋里掏出小费来。他觉得自己在那些法国人眼里大概是外星人。但他运气不错，在这里又找到了几个老相识。一个是来自俄罗斯的达克谢维奇，他们曾在迈内特教授的实验室里共过事，他把弗洛伊德关于神经组织切片染色法的论文译成了俄文，同弗洛伊德一样，他也在为结婚而奋斗。玛莎在巴黎有两个表兄弟，弗洛伊德也去见了他们，其中一个，约翰·菲利普，陪他去看了莫里哀的喜剧。与他交往最多的是一对叫利切蒂的夫妻，弗洛伊德在维也纳就与他们熟悉了。利切蒂也是奥地利人，在威尼斯行医，非常成功，积攒了三十万法郎家产。他们无儿无女，把弗洛伊德当成儿子来对待，每天请他吃饭，甚至试探过收他做养子，好在他们死后继承遗产，弗洛伊德不是那种能做养子的人。利切蒂有一次带他去看了他的家庭医生的妻子和孩子，母子俩孤身在巴黎，过着极其清苦的日子，唯一的希望是她十岁的儿子能在音乐比赛中获得大奖，这个忧郁的孩子就是伟大的小提琴家弗里兹·克拉斯勒。
弗洛伊德并没有给巴黎的美景迷得忘了他来的目的。十月二十日，一大早他就从和平旅馆出来了，穿戴得整整齐齐，往萨尔拜特利尔医院走去。夏科就是这所医院的院长。
萨尔拜特利尔医院坐落在巴黎东南，靠近市区边缘，从他的住处到医院着实要走一阵，他迈开大步，越走越有劲，想着了不起的夏科一手创建医院的历史。夏科在那里建立起医院以前，萨尔拜特利尔原来是个火药仓库，这一点使弗洛伊德倍感亲切，他工作多年的布吕克教授研究所原来也是兵工厂，火药搬走后，巨大的建筑便用来收集一切被社会所抛弃的人：妓女、乞丐、流浪汉等，以后又把一部分用作养老院、一部分用作育婴院，专门收养无人照料的老人与弃婴。这样的人在巴黎实在太多了，这里一年四季人满为患，却没有一个专职医生为这些人服务。夏科看到这种悲惨情况，下决心要在这里建造第一流的医院。他单枪匹马地干了十年，终于使这里成为巴黎最好的医院之一，并成了世界神经病学研究中心。想到这些，弗洛伊德不由得惭愧几天来对巴黎人抱着的反感，他想：“能产生夏科这样的人的民族不会坏到哪里去。”
他知道夏科今天要来参加会诊，用病例给医生们上课。他坐在人群里静静地等着，上午十点整，夏科教授大踏步走了进来。
他发现教授的形象富有个性，他身材高大，长着一颗硕大无朋的头，尤其脸部巨大，这使得他的鼻子很好看，否则那么大的鼻子长在一般头上是不大合适的。紧抿着的嘴唇使人感觉到他是经过一番艰苦奋斗才达到今天这一步的。头发整齐地向脑后梳去，使宽广的前额更显宽广。眼神严肃，又略显忧郁，使他有一种林肯似的悲天悯人。他对教授的尊敬立时又增加了几分。
教授微微向医生们点了点头，领出身后一个病人，开始了他的诊断。几句话之后，弗洛伊德就发觉夏科教授的诊断方法与罗森纳格尔、迈内特他们的完全不同，教授就像是一个正在挥毫泼墨的画家，一个灵感突来的诗人，用诗意般的语言、自由奔放的思想对这些病人的神经病起因、症状、治疗方案等进行透彻的分析，使人不得不承认他并非在作诗，而是在治病。当轮到一个年轻女子时，教授诊断她患有进行性肌肉萎缩病，病人出去后，教授悲伤地说：“这是最不幸的疾病，毫无治愈的希望，因为它来自先天遗传，病人生而具有，也必将伴随她一生。”他声音低沉地叹息说：
我们何罪之有，噢，宙斯！该遭如此运命？
我们的父辈纵然有过，可我们，我们何罪之有？[1]
这是弗洛伊德一生中最有教益的一堂课。
会诊结束后，弗洛伊德找到了教授，做了自我介绍，教授微笑着伸出手说：“我们一直等你，弗洛伊德博士，布吕克教授与迈内特教授保证你是维也纳大学五十年来最优秀的青年科学家，我也读过你关于脑切片黄金染色方法的出色论文，欢迎你来萨尔拜特利尔！”
弗洛伊德从今天起正式开始了他在萨尔拜特利尔的学习。他除了每周像今天一样参加教授主持的会诊外，还参加每周二教授在大教室举行的讲座，由教授讲解神经病的典型病例，这是神经病治疗的基础学科。他给自己另加的工作则是观察“巴黎人的大脑切片”，令他大感惊讶的是，这里的大脑切片竟然全都按他的黄金染色法进行了处理，就是在维也纳总医院也还没有做到这一步。他有点遗憾地看见，巴黎人的大脑和维也纳人的完全一样。不过他总算没有白看，在萨尔医院异常精致的切片上，他发现了一点新东西，并且据此发表了一篇文章。
在听取夏科教授对各种神经病诊断分析的过程中，他印象最深的是所谓男性癔病。
癔病，其实可以近似地称作“意”病，这种病有一个特点，它没有器质性病变作为病因。我们知道，一般瘫痪，无论是手或脚还是全身的瘫痪，都有器质性病变，即患者的手、足或其他相应部位的神经系统被损伤。但癔病却很特别，它的症状与普通瘫痪没有什么不同，也是病人的手足或其他部位失去知觉，或者其他机能丧失，但病人却没有器质性病变，也就是他的神经系统并没有受到损伤。但由神经系统控制运动的手足等器官却瘫痪了。这就是所谓的癔病。什么是它的病因呢？——是病人的意念。
这看来很奇怪，意念怎么能致病？当然能够。我国古代有句成语“杯弓蛇影”，讲古时有个人在朋友家做客，喝酒时酒杯已经举到了嘴边，突然看到杯子里有条小蛇，他却已将酒喝了下去。他以为自己将一条蛇喝进了肚子，中了毒，不久就要死了。果真，回家后他就感觉身上越来越痛，不久瘫倒在床，奄奄一息了。那朋友来探望他，问他怎么回事，他就说了。朋友一听，跑回家去，按他说的情况演习了一番，不由得哈哈大笑，原来是墙上挂着的弓的影子映进了酒杯。他去将实情向朋友一解释，那人的病顿时就好了。这就是癔病的一例。那人其实身体各器官并没有受到器质性损伤，但临床表现却如同受了伤一般，皆意念所致。当然，这并非癔病定义，只是门外汉的举例说明。
弗洛伊德在夏科手下看到的无数癔病病例给了他不小的震动，他在维也纳时，在迈内特教授的神经病科也看到了大量同类病例，迈内特教授一概把它们的病因看成神经受到器质性损伤。他当时就认为教授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诊断不是很高明，只是不知真实病因是什么，现在夏科医生给他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
使弗洛伊德更受震动的是那些男人患的癔病，像那位杯弓蛇影的老兄一样，在巴黎和维也纳都有大量这样的人。但那时维也纳的神经病学家可不会认为那些人患的是癔病——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承认男人也会得癔病！对于他们而言，癔病就像月经，男人会来吗？这在当时是神经病学的常识。包括夏科，他也认为这些都是神经受了伤——较轻而已。
但弗洛伊德经过一个又一个病例的仔细观察与沉思，得出结论认为男人的确可以得癔病，那无数个病例就是证据。例如有个建筑工人从第四级梯子摔下来，半边手脚不能动了，他给他做了彻底检查，表明任何神经、器官都没有受伤。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告诉病人说找到哪里摔伤了，给他打了一针，称是治该伤的灵药，病人注射后站起来就上工去了。其实给他注射的只是生理盐水。
在确信他的论点站得住脚之后，弗洛伊德决定将它写成一篇论文《癔病性与机体性症状学的比较》，夏科虽说不同意他的观点，但同意发表在他的《神经病学史料》上。这时已经是弗洛伊德在巴黎的最后一周了。
在巴黎的四个月里，弗洛伊德所获得的不仅是对癔病的认识，也认识了夏科教授的家庭，他那有笔巨大的嫁妆的太太和可爱的女儿，将来他的女儿也有笔巨大的嫁妆。要不是有了玛莎，他说不定会想入非非。夏科家坐落在繁华的圣日耳曼大街，大得像皇宫，因为实在太大了，圣日耳曼大街只好从它的院子里穿过去。夏科共邀请他六次，三次是参加晚会，弗洛伊德第一次穿起了晚礼服，戴起了高顶礼帽，都是借来的，与名流贵媛们周旋。另三次是谈翻译夏科著作的事，夏科对他传神的译笔十分满意。弗洛伊德也很满意的得了三百盾稿费，他正穷得要命。
巴黎之行还有两个收获也值得提及，一是他第一次看到了催眠术，夏科找了些漂亮的青年女子，给她们催眠，使她们在催眠状态下做出各种令旁观者目瞪口呆、开怀大笑的行为，用以演示癔病，他的课招来了全巴黎的名流贵妇。这在以后的《催眠术》一节中还要详述。
另一个收获是弗洛伊德了解到癔病的大部分病因都与病人的情感经历有关，直接地说，与病人的性生活有关，按夏科的话：“都是夫妻间床上的秘密！”这个秘密将对弗洛伊德一生的事业、对精神分析的产生与特征都有深刻的影响。
一八八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弗洛伊德离开了巴黎、永远地离开了夏科教授，三年之后，为了表示对让·马丁·夏科的感激之情，弗洛伊德给他的一个儿子取名让·马丁·弗洛伊德。
神经病
弗洛伊德的一生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婚前与婚后。他婚前的生活也有较明显的阶段性：出生于摩拉维亚，四岁时迁往维也纳，中间在莱比锡待过一年。这是人生之初，第一阶段。来维也纳后到上大学前，可称为童年与少年时期，第二阶段。然后上大学，从十七岁到二十五岁，这是青年时期，第三阶段。大学毕业后，本想从事纯科学研究，在布吕克教授的研究所做了两年助手。但家庭的贫困与结婚的渴望使他不得不放弃初期打算，开业行医。为此他又去维也纳总医院实习了三年，这时他已届而立之年了。毕业后的这五年是他步入人生前的最后一次准备动作，可看作第四阶段。在这些阶段中，时间、地点、所做之事都界限分明。其间穿插的主要是他与玛莎的恋情，也可以独立成章。
这样的情形对于写传记当然有好处了。但好景不长，从此——弗洛伊德结婚后——他的生活将凝聚在同一个空间里：他的家；他所从事之事也只有一个：行医。我们自然不能将他三十岁后的人生看作一锅粥，写成一整章，必须另寻线索。
这个线索到那里去寻呢？首先不能从活动地域去寻。因为在婚后，直到流亡，他基本上都住在维也纳，除了几次去短期旅游、去开国际会议，最长的一次去美国讲学也不过几个月。其次，也不能到时间里去寻，像他婚前一样，因为青年之后是中年了、壮年了，这些年龄段既无明显的标志，所做的事亦无特别的区分。那么，要从哪里去寻呢？当从弗洛伊德的事业中去寻。
我们知道，弗洛伊德之所以成为与马克思、爱因斯坦并列的伟人，在于他创立了精神分析，而精神分析，是堪与资本论、相对论比肩的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文化成果之一，也正因为他创立了精神分析，我们才要为他著书立传。
弗洛伊德何时创立精神分析，这是一个没有明确答案的问题。从某个角度说，他的一生都在为精神分析而生活，作为犹太人，从小，父亲所受的屈辱、自己所受的歧视，都使他立志要用成就回答对他种族的侮蔑，对科学的爱好与对自己才能的信心也使他需要在科学上做出自己的发现。但这些都只是间接的契机，而他真正向未知的精神分析王国挺进则要推后得多。由于精神分析是一门精神科学或者说心理科学，因而可以从他研究神经病学开始，这从他毕业后在迈内特教授那里开始，后来又在总医院的神经病科待过一年多，还做过一段时间的代主任，这些在前面“实习医生”一节中都已经说过了。但神经病与精神分析虽然看上去相通，实际的差别却很大，可以说，就是基于这些差别，才产生了独立的精神分析。就学科上而言，精神分析属于心理学范畴，其英文名字“psycho—analysis”直译成汉语就是“心理分析”，它也是精神分析的汉译名，且不可曰错，而神经病学属于医学范畴。就实质区别而言，神经病是大脑神经受到器质性损伤——病变、外伤等——而致的疾病，例如在大脑内部有一个“语言区”，控制人类语言的中枢神经就集中在这里，如果这一个部位被子弹什么的击伤了，这个人就失去了语言能力，也许还听得懂，却不能说话，从而得了“失语症”。精神分析所要治疗的疾病却与这有本质的差异。精神分析所治疗的精神病并非是大脑神经受到了器质性损伤，而是人由于受到了心理的或称精神的创伤所致的疾病。例如，小时候目睹人被火车碾得粉碎，这个经历会长久地存在于他的内心深处，到时候发作出来，产生失常行为，如看见火车就产生幻象，好像它就要向自己压来，吓得尖叫。这就导致了精神分析所称的“神经症”。它们的一个共同点是，这些患者的大脑并没有受到损伤。看见一幕惨景当然不同于一块弹片冲进大脑。虽然，它们导致的病的症状可能是相似的，但其机制与治疗方式却有质的不同！在弗洛伊德之前，医学界把它们当作一回事，也用同样的方法来治疗，其效果可想而知。正是弗洛伊德，从为这种病寻找治疗方法入手，发现了它的病因，找到了它的治疗方法，并循此而上，终于开辟了精神分析这个科学的新王国！至于他怎样循此而上开辟了精神分析，那是后文将要讲的故事。
弗洛伊德大学时期在布吕克教授研究所时，就对大脑神经展开了研究，还发明过一种使神经组织易于观察的黄金染色法。这是他研究大脑生涯之初。弗洛伊德似乎对人脑神经及精神性疾病有天然的兴趣。自从他进入迈内特教授的精神病科后，他就深深地为这类病症所吸引。
弗洛伊德是一八八三年五月一日进入迈内特教授的总医院精神病科的。
迈内特教授是当时很有名的精神病学家，他对弗洛伊德要求很严，弗洛伊德每天都要拿出好几个小时来巡查病房。迈内特教授称他自己的精神病科是全奥地利最大的精神病院，每年都要收治成千的各类精神病人。此后，当弗洛伊德第一次提出自己的理论时，却与迈内特教授产生了极大的分歧。但他在迈内特那里学到的精神病知识却不能不说是他一生事业的基础。迈内特治疗精神病的第一步是给他们分类：这个人患了精神分裂症、那个人患了妄想症，还有精神错乱、紧张症以及对后来精神分析有重大意义的精神神经症等。教授自己也发现了某些新型神经病，如“迈内特精神错乱”，弗洛伊德在这里看到了许多有趣的病例。
一个学法律的年轻学生，从小就爱偷东西，但即使被当场抓住也不承认。上中学时，他花很多钱买新衣服来炫耀自己，后来进入了维也纳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在一家法院工作，后因负债过多而从法院退出，在欧洲各地到处流浪。他觉得自己患了梅毒与肺结核，认为自己从没做过错事，哥哥想害他。
还有一个男人不敢吃东西，他觉得家里的食品有毒，妻子要毒死他，连水都不敢喝。
对于这些病例，迈内特教授认为全都是大脑的某个部位产生了病变，在他的名著《精神病学》中，他对脑各个区域的功能都做了仔细区分，指出哪个区域坏了就会导致什么样的精神病，但是，运用他的理论却并不能治好病。除少数真能找得出生理病因的除外，除此之外，无人知晓它们从何而来，又如何才能治愈。懂得人们在这方面的无知是弗洛伊德在迈内特教授那里的主要收获。
一八八四年的第一天，弗洛伊德进入了舒尔茨教授的神经病科，一直待到第二年二月被舒尔茨赶走。在这里他第一次与神经病有了深入接触。前面讲述弗洛伊德实习经历的时候，我们知道了舒尔茨教授认为开医院的主要目标是节省医疗费和让病人赶快出院。但只要不花钱，他手底下的医生们就什么都可以干。由于这里的病人周转特别快，弗洛伊德得到了一个研究大量神经病人的机会。
这里与迈内特精神病科的不同之处是，病人大都是大脑有病变或者受到外物损伤。如由脑出血导致的失去知觉、脑垂体肿瘤导致的肢端肥大症、视神经受伤而导致幻觉等。但也有的病人，虽然症状一般无二，但却并没有发现如前面一般的损伤。他的一个朋友，约瑟夫·波拉克给一个瘫在床的女病人注射了一剂蒸馏水，告诉她这是特效药，如果不能治活她，便会治死她，注射了几分钟后，她就站起来了。这是弗洛伊德接触的第一例明显的癔病病人。他看着波拉克因为用直觉与赌博的办法治好了一个病人而沾沾自喜，想：“难道这样的病人只有一个吗？到底是什么使得他们以为自己得了病，并且会有相同的症状呢？他们何以要使自己得病？他们心中在打着什么样的主意？”他知道病人们是不会知道自己心中的主意的，否则他们也不会得病了。
也许，关于无意识最初的认识就模糊地存在于这里了。
从迈内特与舒尔茨那里获得的经验还只是关于精神病或神经病的初步认识。弗洛伊德在他到了巴黎，师从神经病学界泰山北斗夏科后才真正认识了神经病并且开始有了自己的观点。夏科告诉他的，首先是他在观察与研究神经病时所采取的客观态度。他认为“理论不能阻止事实说话”。因而在分析每一个病例时都依据他从观察中得出的结论。这些结论如果与当时的流行说法不一，那么他总是宁愿将这些没有“理论基础”的病例如实地记录下来，如实地进行分析。在他对癔病的分析中恰如其分地体现了他的这种品质。夏科教授知道当时的权威观点是癔病只发生在女性身上，男性是从来不会得癔病的。但他在临床中看到了许多男性也有癔病症状。他客观地描述并承认了这种病症的存在。弗洛伊德正是在这里第一次确切地看到了癔病、男性癔病的大量病例。
如一八八五年四月进院的一位马车夫，他从马车上摔下来，伤了肩与胳膊。后来右臂完全丧失了知觉，针刺不痛、入热水不知烫、入冰水不觉冷。但半年过去了，病人的手看上去与正常的手没有什么不同，肌肉仍富于弹性，没有出现长期缺乏使用必会导致的萎缩。这就表明，手的皮层、表层神经以及传导感觉的脊椎都没有受伤，他的头没有摔着，大脑中枢神经当然也没有受伤。
还有一个年轻女子，她的症状是全身瘫痪，几乎只有眼珠间的转动表明她还是活人，但是有时她却自己站起来，大喊：“血、血，快跑啊！”然后马上倒下来，再也不能动了。她是在经历过一次火灾后得这种病的，当时她从屋里跑出来后，只是在街上摔了一跤，经仔细检查，她的各处神经都没有受损，连皮都没有擦破一处。对这些病症，即使夏科教授也毫无办法。
但有时，这种病却莫名其妙地好了。像前面那位从马车上摔下来瘫痪了右臂的马车夫，在医院闲得无聊，便和人玩起了多米诺骨牌。玩时那人有点儿不老实，他们吵了起来，吵得越来越凶，马车夫跳了起来，一拳朝那人捣去——用的竟然是右手。
面对这些病例，除了断定它们是癔病外，弗洛伊德找不出任何其他可能。就这点而言，他与夏科是英雄所见略同，但他与夏科却存在另一个基本区别：夏科教授认为，癔病是由神经系统的损伤造成的，即使是很轻微的损伤，这与当时的流行见解完全一致。但弗洛伊德在对因这类癔病而死亡的人的大脑进行解剖后发现，死者的大脑没有任何受伤的迹象。他就此写了一篇文章《癔病性与机体性症状学的比较》，它的基本论点就是：在癔病性瘫痪与癔病的其他表现中，不存在器质性损伤。
一八八六年四月，弗洛伊德回到维也纳，一边准备开业行医，同时就任了维也纳第一国立儿童病院的神经科主任，这是奥地利最古老的儿童病专业医院，一七八七年由约瑟夫二世下令成立。但又是一个慈善性质的医院，敞开大门免费接纳所有贫困阶层的病儿，医生没有任何报酬，自愿参加，差不多所有医生都是犹太人。
九月，他与玛莎结了婚。蜜月过后，他开始了人生的另一个漫长阶段。他将时间分成两半，一半开业行医，挣钱养家，一半用来搞他毕生向往的纯科学研究，把重点放在男性癔病上。他了解这个观点与传统有所区别，但作为科学家，他的责任是将事实澄清。于是，他在奥地利医学协会上作了题为《论男性癔病》的报告。
他用从萨尔医院那里得到的大量例证试图说明，癔病不是来自器质性损伤。患者也并非装病者，在癔病症状中存在着可以确定的规律，这种病症对于男性与女性是同样存在的。
这样的会议对于医学界是一件大事。维也纳医学界的头面人物大都来了。弗洛伊德的报告无疑对于他们是当头一击，但他们给弗洛伊德报告的反应不是以批评回击，而是用嘲讽的态度对待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尤其是对他一向很好的迈内特教授。他微笑着摇着他满头白发的头，发表了以下评论：
先生们：弗洛伊德博士先生通过奥地利海关带进来的这种法国进口货，在巴黎那种稀薄的神经病学气氛中也许会被当作一种实实在在的固体；不过它一出现在维也纳明亮的科学阳光之下，转眼就化为气体了。在我作为病理学家和神经病学家的三十年里……我并没有发现过任何男性癔病的迹象，也没有发现过造成瘫痪、失语症或者麻木之类失调的可能性；而且所有这些失调都是生理性疾病的先兆。
他这话结束后，大家哄笑了一阵，把弗洛伊德的报告丢到九霄云外去了。
面对这种情况，他感到自己羞愧得无地自容。但他不会就此让他的观点也随这些哄笑飘去，暗下决心用事实来说话。
他终于找到了一个他认为清楚得像明镜、有力得像大象一样的病例。
患者是一个叫奥古斯特的五金匠。他八岁那年给马车撞了一下，将右耳鼓膜震破了。三年前，他跟欠他钱不还的弟弟吵了起来，弟弟拿起刀来要砍他，没有砍着，但把他吓坏了。回到家后他就晕了，以后一连几周四肢无力，头疼得厉害，左边脑袋发胀，但他坚持工作。这时，一个女人控告他偷了东西。他顿时出现了剧烈的心悸，变得十分忧郁，扬言要自杀，左臂和左腿开始发颤，舌头像被“钉子钉在了嘴巴里”。弗洛伊德给他做了细致的检查。发现除了右耳，病人左边的感觉器官完全失灵了，甚至他用针扎进他的皮肤里都不觉得痛。但与他在巴黎看到的那些癔病患者一样，病人没有肌肉萎缩的现象。他想起了在巴黎用一针蒸馏水治好的漂亮女子，顿时有了主意。
奥古斯特第四次来治疗时，弗洛伊德给他讲了他听说过的最好笑的笑话，把病人逗得哈哈大笑。他趁机请他把大衣脱下来，病人马上照办了。他又叫他用左手捏住鼻子，他也照办了，做得像正常人一样好。从大笑冷静下来后，弗洛伊德再叫他做相同的动作，他却怎么也做不出来了，他的左半边又瘫痪了。此后，弗洛伊德又用各种办法使奥古斯特将这样的过程重复了几遍。
一八八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晚，同样在医学协会，弗洛伊德将奥古斯特亮了出来，引导他重演前面的事。
在演示开始前，弗洛伊德直率地说：
先生们——当十月十五日，我荣幸地向诸位报告夏科最近在男性癔病上所做的工作之时，我受到了我所敬仰的迈内特教授的挑战，将癔病的躯体表象——即夏科所称该神经病的“癔病烙印”——能够被清楚明白地观察到的病例带到协会之前。今天我接受这个挑战，诚然它有所不足，但却是足以印证我的主张的临床材料，将一男性癔病患者带至你们面前，他表现出了最强烈的半麻痹症状。在开始我的演示之前，我还想补充我所呈示的并非稀有的或特殊的病例，相反，我认为它只是不断出现的极普通的病例中的一个，虽然它们常为我们所忽略。
接着开始了演示，奥古斯特出色地再现了前几天做过的事。结束后，弗洛伊德认为自己应当令这些固执的维也纳同行们相信他的话了，但当他进行了总结分析后，除了少数几个他相熟的年轻大夫略略说了几句祝贺的话，大部分人站起来就走了，好像他根本没有作过报告一样。
弗洛伊德默默地接受了这个结果，这对他不是第一次了，他回去后继续给奥古斯特治疗，不出三个月，他就连奔带跑回去干五金活去了。
除了研究男性癔病，弗洛伊德婚后最初几年的时间是这样安排的：首先是开门诊，他现在不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了，像每个已婚男人一样，他先得养活老婆孩子。其次是科研。他翻译了三卷本的《夏科选集》，以及后面要讲的伯恩海姆关于催眠的著作。至于写作，他写了一系列的涉及各个领域的文章，包括一篇关于神秘象征物的短文。这些著作已经体现了弗洛伊德以后的写作特征：范围广博。但使他获得一定名誉的，是他在儿童医院关于小儿麻痹症的研究。他发表了好几篇有关的文章，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成了这个领域的权威。法国杰出的神经病学家、夏科的继承人皮埃尔·马里评论弗洛伊德于一八九三年写的一篇长达168页的论文说：“这无疑是关于现在还知之极少的小儿麻痹症的最全面、最精确、最深刻的论文。”当罗森纳格尔教授主编鸿篇巨制《医学百科全书》时，他特请弗洛伊德撰写“小儿麻痹症”条目。
以上已经用整整一节的篇幅写了弗洛伊德的神经病研究，这主要是因为神经病与弗洛伊德后来毕生研究的精神神经症既有密切的联系，又容易引起混淆。因而我们了解它一方面固然因为它是弗洛伊德这一阶段的重要经历，如同他大学时期在布吕克教授生理学研究所的经历一样，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了解神经病对于清楚地认识弗洛伊德以后将要创立的精神分析，以及精神分析将要分析的神经症有重大意义。
催眠术
我们都听说过催眠术这个词。这个名字也名副其实地道出了它的内容：它是用人为方法促使人进入睡眠或昏睡状态的一种技术，它一般是催眠者用心理暗示的方法对被催眠者的神经活动进行不须采用器械或者药物的抑制。这使催眠术在许多人眼里显得神秘。
弗洛伊德远在大学时代，就看到过当时一个叫汉森的魔术家表演过催眠术，他看到被催眠者躺在那里跟死了一样，他甚至想他也许真的死了，然而魔术家将他又救活过来。一八八五年，在一个叫奥贝斯泰纳的人开办的私人疗养院里他甚至做过尝试，他在那里工作过几个星期，看见了拿破仑的唯一后代，一个极衰弱的年轻人，生下来就被封为意大利国王。但直到一八八五年十月到次年二月在巴黎留学时才从夏科教授那里深入接触催眠术。夏科教授的每一堂课都受人欢迎，那最受欢迎的还是他的“大癔病”展示课。不光是学生们喜欢，巴黎的太太小姐们也喜欢。
演示课在医院最大的教室举行，一大早，一辆辆马车就载着巴黎各式时髦人物，花花公子、交际花、记者、艺术家、靠吃利息过日子成天闲逛的先生们，来了。他们像看歌剧一样，早早地坐在座位上等着教授的来临。上午九点钟，教授衣冠楚楚地进来了。他先大概讲了讲癔病是怎么回事，一挥手，助手们带上来四个迷人的姑娘。夏科的助手巴宾斯基带领助手们对姑娘们进行了催眠，她们很快就进入了昏睡。
一个助手将一只手套扔在一位姑娘的脚下，对她说这是一条蛇。她吓得尖叫起来，拉起裙子遮到脸上，春光外泄都顾不得了。手套一拿走，姑娘便咯咯娇笑起来。又一个助手把一瓶清水放在第二个姑娘面前，说这是香水，姑娘便大闻特闻，连夸好闻，据情形看，即使这是一瓶粪水她也会说好闻的。他又告诉她这是在教堂里，姑娘马上跪下祷告起来，清醒的人十有八九没这么虔诚。第三位姑娘得到了一根细长的木炭，告诉她说这是巧克力，她张口就嚼，津津有味。最后一个姑娘更不幸，她被告知是一条狗，她便马上趴下，手脚并用地爬起来，口里还“汪汪汪”地叫。后来她又被告知是一只鸽子了，她就张开双臂扑腾，像要飞起来，逗得观众们肚子都笑痛了。
接下来算是夏科教授的“大癔病”演示了。他首先指出催眠状态是一种人为的精神神经症状态，只能用于神经过敏或精神上有毛病的人，后来弗洛伊德发现这是错的。夏科教授将催眠分成三阶段：嗜眠阶段、僵直昏厥阶段、松弛睡眠阶段。并又做了催眠示范，他使姑娘进入第二个阶段后，她就像死了一般，四肢硬如木，浑身惨白如僵尸，针刺她都毫无反应。但她还没有死去，还可以听夏科教授的指示做出各种麻痹姿势，好像这就是她的麻痹病症候似的。有些姿势，例如她闭了眼睛头向后仰，仰到那样程度，正常人肯定要摔个四仰八叉。在她经过第三个阶段醒来后，她就伶伶俐俐地回答起教授和观众们的问题了，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她们不曾啃过木炭，也不曾学狗叫，使观众们目瞪口呆，好像做梦一样，醒过来后，疯狂地鼓起掌来。
夏科的演示同样给弗洛伊德很深的印象，他不由得想，这些被催眠者在被催眠时到底处于什么样的意识状态呢？她们真是处于“睡眠”中吗？但我们对一个在睡觉的姑娘说要她学鸽子飞她会理你的茬儿吗？如果不是，那为什么她们的意识与身体确实处于麻木呢？为什么一旦进入被催眠状态，被催眠者就会像木偶一样听从催眠者的指挥？他下定决心，以后有机会一定要研究一下催眠，看看它对神经症有什么效果。
从巴黎回来后，在治疗癔病的过程中，他感觉到病人的主要病因在于受到某些“观念”的束缚，“相信”自己病了、瘫痪了。于是就真的瘫痪了，也就是说他们表现得像真的瘫痪了一样。可以近似地将他们的瘫痪归结为患者无意识中用思想对自己下了命令，倘若能撤销这一命令，或者将之改为“我可以走了”“我完全用不着害怕它，它不过是一个吃的苹果”这类的自我暗示，那么病人就同样会按照这个暗示去做，病也就好了！我们要知道，癔病是“意”病，患者身体并无器质性损伤，病与不病，只在一（意）念之间啊！
这样看来，癔病应当很好治疗，对病人大喝一声：“喂，别傻了，干吗自讨苦吃？醒来吧！”这样一个当头棒喝，病人哪还有不醒的？除非男人想装病躲避兵役，女人呢想装病西施勾引男人。
实际的癔病绝非如此简单。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病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其实没有病，或者病是用意念自造的。他们自己想好转过来的愿望一点也不比治疗他们的大夫弱，只是他们不能；二是即使大夫告诉他们了他们的病是癔病，他们的器官其实没有受伤，他们也不会相信，或者即使相信了，也无法医生一叫好就好。这有点像对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说：科学已经证明上帝根本就不存在，干吗还那么傻乎乎地信？
这样可以看出来，治疗癔病的关键在于将“你其实没有病”的意念塞进病人的思维里，并且使之占有主导地位、使之能控制病人的行为。如果能做到这一步，由于病人的肌体实际上是正常的，他们就一定能恢复正常！
归根结底，癔病治疗也就成了采用什么办法使病人相信“我没有病”，并且能用这个意念去控制病人的精神，去除其心中“邪念”，最终控制他的行为。
这样看来，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催眠术了，它不正是能完美地控制人的行为与精神吗？说是这样说，弗洛伊德最先用以治疗癔病的并非催眠术，而是当时很盛行的“电疗法”。这种办法是用一种专门的“电疗机”将强弱不等的电流通到病人身上，刺激病人的神经，以达到治疗目的。弗洛伊德很快发现了这种办法的荒唐，在《自传研究》中，他用忏悔的口气说：“认识到那位德国的大人物的著作并不比在廉价书店出卖的‘埃及人’的释梦书与真实有更多关系是痛苦的，但它使我避免了我那时仍未克服的对权威天真的信仰。”“那位德国大人物”指厄布，电疗法的权威，他介绍电疗法的小册子在当时像今天介绍气功治病的书一样，马路书店都能买到。
丢弃电疗法以后，弗洛伊德终于转到了催眠术上来。
其实，早在一八八二年，弗洛伊德就从他的朋友布洛伊尔那里知道了著名的“安娜·O病例”（布洛伊尔与著名的安娜·O病例对于弗洛伊德与精神分析的诞生都至为重要，将在下章专门讲述），布洛伊尔用当时就用过的催眠术治疗过安娜·O的癔病，并且取得了初步成功。加之他在巴黎得到的经验，因此，在老法子没有效、面对癔病束手无策时，他就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催眠术。
一八八六年五月十一日，弗洛伊德在生理学俱乐部；五月二十七日在精神病学协会宣读了有关催眠术的论文。
大约在一八八七年十二月，他开始采用催眠暗示的方法治疗患者，并且很快像以前用电疗法一样频繁了。其中有一位意大利妇女，她一听见“苹果”这个词就会浑身发抖，瘫成一团泥。弗洛伊德就将她催眠后，告诉她根本用不着害怕“苹果”这个词，以后要是再听见，就想想果子铺子里的又红又香的大苹果或者糕点铺里的苹果馅饼。这个妇女醒过来后，马上表示要去买一大包苹果馅饼吃。
不单如此，他还想把催眠术推向市场，翻译了两本有关的书。其中一本是现在法国南锡的伯恩海姆所著，另一本大约是奥贝斯泰纳写的，还写了大量的书评给催眠术唱赞美诗，成了维也纳少数几个提倡催眠术者的领头羊。
但是，随着使用催眠术次数的增加，他渐渐感觉他的技术还太嫩，确实，催眠术不是吃饭喝奶，可以不学而知的，虽然弗洛伊德是个医生，也很有悟性，这也许能使他掌握催眠术的皮毛，但要深入下去却难。他曾经在巴黎看到过夏科教授和他的助手们的催眠术，只几句话就让那些迷人的姑娘睡得死了一般，他可差远了。他听说伯恩海姆的技术比夏科教授的还要高明。他想如果他掌握了那样好的技术，治起病来该是多么感觉良好，他于是下决心去南锡向伯恩海姆学习。
一八八九年七月，弗洛伊德从维也纳坐火车直达位于法国北部的小城南锡，他穿过斯坦尼斯拉斯广场，广场周围华丽富贵的巴洛克式建筑，向近郊的南锡医学院走去。在他的大踏步之下，用不了几分钟就到了。医院和医学院在一块，这正像维也纳大学，这里的建筑远没有维也纳大学校园那么富丽堂皇，但到处一尘不染，鲜花烂漫。
在来之前他已和伯恩海姆教授有过联系。五短身材、面貌平常、留着两撮法国最常见的小胡子的伯恩海姆教授见到这位来自异国的求学者十分高兴，他眼下正被夏科教授和他的医院压得透不过气，空有一身好本事没法出名，他打算将南锡学派的法宝倾囊相授。
他告诉弗洛伊德，在南锡医学院，只有那些用其他任何办法都无法治愈、并被确诊患了癔病的患者才能得到催眠治疗。治疗时只能对病人进行劝慰式的暗示，但不准命令病人做什么事情，像夏科教授对他的姑娘们做过的一样。病人们只是坐在那里处于催眠状态中，让他们的杂念在医生的暗示中流失。他们已经积累了数以千计的病例资料，根据过去的经验不断提高疗效。
弗洛伊德请他进行示范治疗。他将弗洛伊德带到治疗室，病人是一位得了痢疾的年轻妇女，教授一开始催眠，弗洛伊德就不由得对自己那点技术自惭形秽了。进行催眠的伯恩海姆教授眼睛、声音、手势、身体的每一部分无不变得使人昏昏欲睡。年轻妇女几乎立刻就进入了催眠状态，教授用一种梦呓般的，也可以说是神示般的语调不容置疑地告诉病人，她的疾病全是她的想象，其实她非常健康，只要她相信这点，忘掉自己的幻想，她就好了。
病人醒过来后，真的发现自己好了。这样，一个上午教授已经治好了十余名病人。全是用相同的方法，催眠后暗示病人说他们已经好了、不能做的事其实能做，催眠结束后，病人全都好了或者有了好转。
伯恩海姆教授还带弗洛伊德去拜访了也在南锡行医的奥古斯特·安姆布罗斯·李白尔特，他与伯恩海姆教授同为催眠术中南锡学派的代表，擅长、但不专用催眠与暗示的方法治疗癔病，还对那些接受催眠法治疗的病人实行免费。他是一个戴着小帽、留着浅浅的花白胡须、神情极和蔼的老人。催眠技术比伯恩海姆教授更加惊人，他论催眠术的专著《睡眠及其类似状态》只卖出去一册，但他所创立的许多概念像“口头暗示”“诱发睡眠”等却大有人接受。
他治病时只是握住病人的拇指，用充满慈爱的、像施了魔法的声音告诉他入睡，然后暗示他怎样做好，病人醒来之后常常就好了。
弗洛伊德在南锡待了两个星期，自信催眠技术有了进步，临走时他向伯恩海姆请教了他一直深为苦恼的问题：为什么有的人会因为一件小事而得癔病，而对于另外的人它不会起作用？到底是他们自己的什么使得他们致病呢？用暗示压制的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意念呢？它们为什么能使人致病？对这些问题，伯恩海姆教授认为无关紧要，因为催眠术是用来治病的，只要它能达到这个目的就得了，不需要任何理论。
弗洛伊德不这么认为，他隐约看到了在那隐去的症状后的东西，它们犹如一座山，因隔得太远而似乎缥缈若无，他想走近去看得更清楚。
关于这次南锡之行，他后来回忆道：
抱着完善我的催眠技术的念头，我在一八八九年夏去南锡旅行，在那儿度过了几个星期。我目睹了年老的李白尔特在劳动阶级的贫穷的妇女和儿童中间穿行诊疗的令人感动的情景，我是伯恩海姆在他的医院的病人身上令人惊讶的实践的验证者，我得到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在人们的认识之外仍然有潜藏的强大意念过程的可能性。想想它是有启发意义的，我还劝我的一个病人跟着我来南锡。她是一个天赋极高的癔病患者，一个出身高贵的女人，谁都拿她没办法，所以她被交给了我。通过催眠的影响我已经使得她变得不那么令人难以忍受了，我一定要想法使她摆脱她的悲惨处境……我与他（指伯恩海姆——作者注）有好几次激动人心的会谈，并且着手将他的两本关于暗示及其疗效的著作翻译成德文。
回到维也纳后，弗洛伊德继续运用催眠术，也的确取得了不小疗效。但为时并不太久，大约在一八八九年五月一日，他在治疗埃米夫人时，就开始将新方法，即“宣泄疗法”与催眠法一同运用。这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他慢慢发现催眠术并不总管用，疗效也很难持久。
催眠术治疗病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将引起病人产生癔病症状的“邪念”用暗示的方式镇压住，但这个“邪念”并未被消灭，被用催眠术压住一段时间后，它总还要顽固地冒出头来。这样，催眠术的疗效也就到此为止了。弗洛伊德在他运用催眠术的过程中，不能不看到一个事实：那就是对每一例癔病，他都可用催眠术起到一定作用，但却很少有他用催眠术完全治愈了的病例——正如完全没效的一般少。像卡茜莉病例、普芬道夫夫人病例、冯·诺伊斯塔特夫人病例等。
弗洛伊德深深感到催眠术的治疗实际上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对于真正严重的癔病束手无策。作为一个医生，如果看到一种疗法的缺陷而不去改进是不正当的，当然，在找到更好的办法之前他还会继续运用老办法。
二是此时他初步找到了更进步的疗法。在治疗中弗洛伊德感到用催眠术治病，催眠者用暗示法命令病人放弃致病的意念，无异于用硬堵的办法治理洪水。这样的结果可想而知，这也是为什么他的一些病人在初次治疗后病情得到了明显好转，但过不了多久又找上门来，而且症状更加严重。如卡茜莉病例，卡茜莉夫人第一次找他治病时他用催眠术挺方便地治好了她的牙痛。但过了一年，她却复发了，而且更厉害，后来又转到大腿、眉心。那么，怎样办才好呢？他想到了安娜·O病例，布洛伊尔用一种独特的催眠疗法基本治愈了她的严重癔病。他先用催眠法使安娜进入睡眠，然后不是命令她忘记那些使她治病的意念，而是叫她说出来，尽情倾吐，他的新疗法当以此为起点。
他后来说道：“无论病人还是医生都不能再无限制地容忍一方面暗示对错乱坚决否定，另一方面却又对错乱毫无必要的认识这一矛盾的存在。”
三是他遭到极严厉的批评。就在弗洛伊德开始用催眠术之时，便已成了维也纳医学界的众矢之的。维也纳的医生们向来将催眠术看作哄人的玩意儿，是江湖骗术，正经医生绝不用这方法治病。弗洛伊德在科学协会大放厥词还罢了，反正没人听他，现在竟然要拿病人开刀，那还得了！他们马上群起鸣鼓而攻之，以他的恩师迈内特教授为首。
迈内特教授本来一直将弗洛伊德当作他的得意门生，在弗洛伊德评讲师、得奖学金的过程中出过大力。而且他离开医学院，独自开业后，按规定是不准再使用学院的实验室的，迈内特教授却一直私下让他自由使用他的实验室，后来还将他自己的一门课交给他讲，好让他挣点学费。但弗洛伊德从巴黎回来后，却向恩师发起了猛攻，他的目标当然不是他的老师，但实际上是一样的，弗洛伊德所反对的那些观点恰恰都是迈内特教授坚持的。如他在医学协会大讲男性癔病，并说癔病与神经损伤无关，这就是向迈内特教授的权威提出了公开挑战。因为迈内特教授对于神经病的基本观点是：所有神经病，当然包括癔病，无一例外是神经受到损伤的后果，至于男性癔病，那是瞎说，癔病只有女人才能得，男性哪会得什么癔病！这从“癔病”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癔病的拉丁文原文来自希腊语，在希腊语里那即是“子宫”之意，男人有子宫吗？前面提到过，因为这事，在医学协会他当场给了弗洛伊德一个难堪。
后来，当弗洛伊德又采用了维也纳人所不齿的催眠术后，他对弗洛伊德的意见更大了，他几乎公开地表示了他对弗洛伊德及他采用的方法的蔑视。一八八九年，他说催眠术“把人降低到没有意愿与理智的动物，这样只会加剧他的神经和心智的衰退……它导致了人为的精神错乱”。甚至说弗洛伊德“只是一个搞催眠术的人”。
他的这些话使弗洛伊德又气又伤心。他进行了坚决的回击。他说：
接受一个科学家在神经病理学的某些领域已取得丰富经验并且有深刻了解的同时否认他在别的任何方面也是权威，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困难的，的确，对于伟大的尊敬，尤其对于伟大的知识的尊敬属于人类本性中最好的品质。但更应尊重的是事实。当我们通过对事实的研究而获得了自己的判断时并不要羞于将权威暂搁一边。
他的这些毫不妥协的回答更加恶化了他与迈内特教授的关系，也恶化了他与整个维也纳医学界的关系。前面，当他想找一个迈内特教授要他找的证明男性癔病的病例时，他被禁止使用医学院及总医院的病例。这样，他开始度过他一生第一个孤军奋战的时期：没有地方搞科研、没有地方演讲、没有杂志发表他的论文，他甚至连一起喝酒的人都没有了。这些虽说后来都有了改变，但已经深深地伤害了弗洛伊德的感情。
到一八八九年五月，他已经不再专门使用催眠术了，但仍将催眠术作为一种辅助治疗手段，一八九六年他才完全放弃，并且转而谴责将它作为一种疗法。但运用催眠术这个阶段的意义却并不会因为弗洛伊德的弃用就变得空无。实际上，这个阶段对于弗洛伊德以后的研究起着的作用即便再高评价也不会过分的。具体地说，它主要在三个方面对弗洛伊德以后的思想发展有重大影响：
一是他初步认识到了在被催眠者的意识后面还有一个广大的精神世界，这个世界就是无意识世界。他将向这个世界扬起探索之帆，它对于精神世界的意义与哥伦布的探险对于物质世界一样重要。
二是他正是在催眠中了解到不能一味压抑被催眠者的致病意念，而是要让它们释放出来，这样它们就不会再待在患者心灵中作怪了。这直接促使了以后的宣泄疗法与自由联想法的诞生。
三是在对病人进行催眠的过程中，他不止一次地听到了病人吐露的心灵深处的秘密，如在对普芬道夫夫人、埃米尔、冯·诺伊斯塔特夫人以及一个少女的治疗中，他都发现那些致病的因素几乎全与性有关，因缺失而对性的渴求或者令人恐惧的性经历。而病人那些潜藏在心灵深处的意念也就都与性相关。这对于精神分析以后的形态特征有极大关系。众所周知，精神分析是将性当作主体内容之一的。
注释：
[1]此诗引自《心灵的激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