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第二节论述男性形象时，论及张爱玲小说所反映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处在中西文化杂糅、华洋交错的时期，处在现代化转型的阵痛期。这一时代的文化气氛对男性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产生巨大的影响，因为男性是中国社会的中坚，必然首先经历时代的变动，首先承受社会的变异。女性虽然不像男性那样普遍地直接地参与社会的种种活动，但是日渐开放的思想意识，特别是男女平等的逐步实现，大大解放了女性的身心，女子逐渐甩脱了行动的束缚，走出了闺阁，获得和男人一样的人身自由，因而时代的特点也在她们身上表现出来。当时的上海，的确为妇女参加工作、进入学堂和外出消费开辟了一定程度的自由之路。“‘海派，就是摩登女郎’，一位当代观察家如此概括。实际上这种看法可以理解为一种记载，由此表明女性在政治与社会生活、文学与艺术、生产与现代服务业中的角色不断加强。”随着女性走出家庭，还有大量样式各异的高档服饰、琳琅满目的化妆品，上海街头和娱乐场所出现了耀人眼目的“摩登女郎”。但是，除了专门从事娱乐和性服务的女郎，多数“摩登女郎”都生活在家庭。“事实上，‘摩登女性’继续在家庭中承担着传统女性的责任，不过是在舒适的家居用品市场已然形成的背景下履行她们的责任。”那种妻子守在家中丈夫出入青楼的年代，夫妻关系中只是要求妻子服从丈夫，家庭关系中婆婆的个性经常比丈夫更能左右年轻妻子的命运的模式已经被抛弃。很多家庭还随着人口的小型化进行私人生活空间的现代化，招待客人的小客厅与供奉祖宗的排位并存，狭小的空间还要安排下浴缸的位置。婚姻形式的一定程度的改变也是女性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在上流社会中，婚姻一般仍是家庭包办。但是父母在做出决定之前，会征求年轻人的意见，并让他们有机会相识，并一起去公园散步，或到茶馆和电影院见面。婚宴一般都在饭店举行，白色的婚纱裙开始取代大红的紧身衣和高耸的发冠。在平民阶层，年轻人一般无法自己选择配偶。年轻姑娘通常要暂时回到乡下家中，在那里找个对象完婚。在上海的贫穷阶层意识里，自主婚姻可能产生家庭的破裂，所以婚姻还是维持传统形式为好。女子教育虽然已经不是新鲜事，但还远远没有普及，只是有钱人的奢侈品，特别是女子接受高等教育。职业女性也还在少数。
张爱玲的小说里有一群这样的女性，她们在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生存，张爱玲的创作忠实地反映特定历史时期这一部分女性的生活状貌，具有很强的真实性和认识价值。
白流苏颇能代表张爱玲笔下传统与现代夹缝生存的女性形象。白流苏是白公馆的六小姐，她有着莹白的肤色、娇小的身材、纤瘦的腰，脸庞原是相当的窄，可是眉心很宽。一双娇滴滴、滴滴娇的清水眼。其美貌是属于古典型的。白流苏从小生活在白公馆这样守旧的家庭，严格遵循大家闺秀的规矩，从来没有出去交际。她没念过两年书，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只在家做做针黹，是标准的封建式女性。离婚返回娘家也仍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白流苏的特长是低头，在那低头的瞬间，有一种令人怦然心动的柔媚风情。她既娇媚又矜持，深知保住自己的淑女身价的无比重要性。这一种“真正的中国女人”的韵味，是令范柳原心动、垂涎于她的地方。白流苏又是现代的，她的思想意识大大超前于同时代的遗老家庭的女性。在封建思想还十分浓重的家庭里社会里，她靠打官司动法律办理了离婚，毅然离开整日寻花问柳不务正业、还对她动辄采用暴力的丈夫。离婚官司上白流苏还得到了一大笔钱。她把这笔钱带回娘家，换取了自己回娘家居住的条件。她的前夫去世时，前夫家托徐太太来白家送信，意思是让白流苏去给前夫戴孝主丧，白三爷、白四爷夫妇异口同声撺掇白流苏归返夫家，连她母亲也极力赞同，可是流苏毫不为之所动，她还搬出法律武器来应对哥嫂们撵她走的图谋：“婚已经离了这么七八年了。依你说，当初那些法律手续都是糊鬼不成？我们可不能拿着法律闹着玩哪！”
待人处事上，白流苏是精明练达的。她十分擅长辞令，且不说她与范柳原的文雅有情趣的对话，光看与徐太太的交往就能清楚，徐太太突然请她到香港去，大大出乎众人的意料，白流苏在毫无心理准备的一刹那间，回答徐太太的话是“您待我太好了”。多么得体机巧又留有绝对自由的余地，活脱一个现代女性的交际风范。她会跳舞，而且跳得极好，这是传统的大家族女子没有涉足过的，而是现代女性必备的技艺之一。也正是这一特殊技艺，让她在七妹与范柳原相亲的场面上一枝独秀，并得以与范柳原接近。她的果断甚至于敢冒风险，更是现代优秀女性的个人素质。为了谋求自己下半生的归宿，她毅然答应徐太太（其实是范柳原）的邀请，上香港去，以二十八岁最后的青春去赌自己的未来。试想，一个从没出过门，长期生活在屋宇下的女人，竟胆敢远赴香港，把自己的人身、名誉、未来全都押上了，需要何等的胆识和勇气。
白流苏的心计更像一个老谋深算的社会人物。从与范柳原交往的第一刻起，她就充满了挑逗性，“流苏心里想着：你最高的理想是一个冰清玉洁而又富于挑逗性的女人。冰清玉洁，是对于他人，挑逗，是对于你自己。如果我是一个彻底的好女人，你根本就不会注意到我”。这几句心里话，说中了范柳原内心的“标准”，同时也正可以从另一面见出白流苏为了迎合范柳原而施展的本领。她要挑逗、诱惑范柳原，让他垂涎于自己；又要管住自己，还要提防范柳原的袭击，使得范柳原想得到又得不到，吊着胃口，直至最后达到结婚的目的。“谋求他娶了她”这个精刮的盘算，始终作为她与范柳原交往的指导性方针，她牢牢掌握着，绝不轻易改变。她白天夜里都与范柳原出双入对四处游逛，同时严格把握住两人交往的原则，自己不会也不使范柳原做出任何非礼之举，两人在香港游玩了一两个月，却连手都没有碰过。小说中的白流苏既有挑逗又有矜持，既柔媚又机巧。当她意识到范柳原的诡计，当着人和她做出亲狎的模样，背着人却是一副正人君子样，使她没法可证明他们没有发生关系的时候，马上就做出权衡：她如果迁就了他，不但前功尽弃，以后更是万劫不复了；她偏不！就算她枉担了虚名，他不过口头上占了她一个便宜。归根究底，他还是没得到她。既然他没有得到她，或许他有一天还会回到她这里来，带了较优的议和条件。即使范柳原使出激将法——“整日价的和萨黑荑妮厮混着”，白流苏也仍然沉得住气，静待转机。这样的心机，这样的谋略，这般的沉稳，这等的自制力，真不是一般女性所能具备，能够做到的。
尽管白流苏具有现代女性的练达和过人的心机，但她的未来毕竟全然掌握在范柳原手里，最终她还是无奈地成为范柳原的情妇，可才一个星期，范柳原就启程到英国去，以后的日子将怎么过，没有范柳原陪伴自己的日子会是什么样的，白流苏可就茫然了。她满心的不得意，思来想去都不能想明白自己今后的生活状貌。从这个意义上说，白流苏所具有的个人素质，全都是关于人的学问，特别是应对男人的学问。“找事，都是假的，还是找个人是真的。”小说中徐太太的这句话不容忽略。离了人，特别是男人，才色双全的白流苏可就英雄无用武之地了。所以，在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生存的白流苏其本质仍然是对男性的依附。白流苏在沪港两城之间出走与回归，努力着，期待着，其目标就锁定在具有经济保障的婚姻上。也许就因为这样，在范柳原完全把她当做自家人看待——名正言顺的妻，然而流苏还是有点怅惘。这一个具有圆满结局的故事不过是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
香港的战争成全了白流苏，虽有惆怅，虽仍然脱不了苍凉的底蕴，但是白流苏算是幸运的了。其他女性人物可没有她的际遇。虞家茵的父亲生活放浪，在她还小的时候父亲勾搭上一个舞女，父母就离婚了。大学毕业后虞家茵离开母亲，到城里给夏宗豫家做家庭教师，她美丽温柔，娴静沉稳，举止得体，深得男主人赏识。在她的教导下，原本刁蛮的、养成了不少坏习惯的女孩小蛮渐渐地改变了。小蛮愿意听虞先生的话，更喜欢和她相处。学习的时候能静下心来，起居也能够遵循一定的时间，还学会了礼貌待人。一段接触后，虞家茵与夏宗豫彼此爱上了对方。夏先生与妻子是旧式婚姻，妻子长期住在乡下。自从认识了虞家茵，夏先生就下决心要与妻子离婚，可又刚巧赶上妻子患病，就暂且搁下了。虞家茵爱上夏先生，也敢于面对这一份爱，在当时的社会里，也算得开放前卫的了。但是虞家茵又有很浓厚的传统观念。她很迷信，相信起牌之类的做法，让夏宗豫吃梨时不敢和他分着吃，担心触犯了“分离（梨）”的忌讳。在种种迷信心理的笼罩下，虞家茵战战兢兢地揣测着和夏宗豫这份感情的结局，深深地焦虑着。最后，虞家茵迅速离开了夏宗豫，到厦门去受聘一个待遇极差的职位，表现出她的果决的作风、坚定的勇气，尽管感到十分的憾恨，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了。而促使她最后下了决心的缘故，是夏太太的恳求和哭诉。夏太太的处境使虞家茵想到自家的遭遇，想到母亲被遗弃的悲酸，她心里充满复杂的情感，有对夏太太的同情与悲悯，也有使自己感情不再受伤，得到一份心灵的安宁的需求。其中包含着儒家克己为人的精神，也包含着推己及人的爱心，而没有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顾一切的自私。嫁给夏宗豫，与自己所爱的人结婚，是虞家茵所向往的，也是十分难得的理想婚姻，但是她只能忍痛割爱。从她的痛苦抉择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在传统与现代思想意识交战中的灵魂，看到了现代转型期女性的生存尴尬，也看到了一首令人感慨嘘唏的“长恨歌”。
生存的尴尬也落在新潮女性密斯范的头上。密斯范在杭州上大学时与同学密斯周一起认识了教书的罗，和罗的朋友郭，四人常常一起泛舟西湖，在月色下听罗与郭吟咏雪莱的诗歌，流连忘返，罗曼蒂克。密斯范与罗日久生情，罗十分倾心于密斯范月色下清丽幽娴、宛若天仙的风韵。为了能够与密斯范结合，罗先与妻子张氏僵持了六年才终于离婚，离婚前却听闻密斯范正与一老板相亲，谈论婚嫁，罗只好硬着头皮离了婚。为了赌气，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又娶了本地最美的王家小姐。可想不到密斯范的婚事吹了。罗与密斯范在同学的安排下见了一次面，罗见到密斯范的脸与白衣的肩膀被月光镀上一道蓝边。人事的变化这样多，而她竟和从前一模一样，一点也没改变。这在密斯范是个秘密。她的发式与服装都经过缜密的研究，是流行的式样与回忆之间的微妙的妥协。他永远不要她改变，要她和最初相识的时候一模一样。她迎合他的每一种心境，而并非一味地千依百顺，既要勾起他的回忆，又要不使他觉得老式落伍。他们在湖上兜了个圈子，在西泠印社上岸，各自乘黄包车回去。第二天罗收到一封信，一看就知道是密斯范的笔迹。他的心狂跳着，撕开了信封，抽出一张白纸，一个字也没有，他立刻明白了她的意思，她想写信给他，但是事到如今，还有什么话可以说？他们旧情复炽的消息不久大家都知道了。罗再度进行离婚，经过了五年的工夫，总算官司打赢，判了离婚。罗在湖边造了一所小白房子，坐落在幽静的里湖，完全按照他和密斯范计划着的格式，新房子依着碧绿的山坡，向湖心斜倚着，像踩着高跷站在水里。墙上爬满了深红的蔷薇、紫色的藤萝花，丝丝缕缕倒挂在月洞窗前。罗原以为在这充满诗情画意的小房子里，携范姓娇妻共享浪漫生活，哪料到婚后的密斯范简直像换了个人似的。她经常邀人来家里打牌，“没有牌局的时候，她在家里成天躺在床上嗑瓜子，衣服也懒得换，污旧的长衫，袍叉撕裂了也不补，纽绊破了就用一根别针别上。出去的时候穿的仍旧是做新娘子的时候的衣服，大红大绿，反而更加衬出面容的黄瘦。罗觉得她简直变了个人”。后来他们经常吵架的事让朋友们知道了，朋友劝罗把王姓妻子接回来，“范家的”虽然扬言要自杀，王家护送他们小姐回罗家那一天，还是由她出面招待。她称王小姐的兄嫂为“大哥”、“嫂子”，还谦逊地解释说饭菜不好，住得太远，买菜不方便，房子又小，不够住，不然早劝他把你们小姐接回来了。之后罗又接回了张氏。“范家的”也平静地和她们共处。
密斯范结婚前后的判若两人，清楚地自揭出其中奥秘。她在结婚前刻意地修饰打扮，一副温文尔雅的模样，满腔的诗意、前进的思想，原来都是为了吸引罗的眼球，博取罗的喜爱，牵住罗的爱情。当婚姻的目的达成，上述的种种美丽和魅力，都如昆虫所蜕掉的壳，不再需要，离她远去了。结婚后的范，整个儿变成慵懒颓靡的旧式家庭妇女，让人难以忍受。结婚前后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颇具讽刺意味，深刻揭示出如密斯范的所谓新女性，骨子里以嫁人为最终奋斗目标的庸俗，以婚后的慵懒换取自立可能带来的艰辛的盘算。
密斯范的故事使我们很容易想起鲁迅先生《伤逝》里的子君。子君在恋爱阶段，天天到涓生所居住的会馆破屋里，倾听涓生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她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破壁上钉着一张铜板的雪莱半身像，当涓生指给她看时，她却只草草一看，便低了头，似乎不好意思了。这些地方，子君就大概还未脱尽旧思想的束缚。子君进出会馆小屋，旁边的玻璃窗上总有“老东西”挤扁的鼻头、“小东西”厚厚雪花膏的脸的晃动，但是子君目不斜视地骄傲地走，没有看见，还给涓生带了槐树的新叶来。子君和涓生走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一不小心，便使涓生的全身有些瑟缩，子君却是大无畏的，只是镇静地缓缓前行，坦然如入无人之境。与涓生交际了半年，子君分明地、坚决地、沉静地对涓生说：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何等勇敢坚定，十足一个追求个性解放、自由恋爱结合的新女性。与涓生同居之后，子君亦是像变了个人似的。她并不爱花，涓生在庙会时买来的两盆小草花，四天不浇，枯死在壁角了。然而她爱动物，受房东官太太的影响，买了四只小油鸡，还有一只花白的叭儿狗。小油鸡在小院子里和房主人的十多只在一同走，但子君却认识鸡的相貌，知道哪一只是自家的。还因小油鸡的缘故与官太太暗中斗气，并因此很不快活。子君倾注全力于一日三餐，汗流满面，连头发都粘在脑额上，两只手也日渐粗糙起来。她管了家务便连谈天的工夫也没有，更不要说读书和散步。在饭桌上，子君放肆地大嚼，涓生给看一点怒色算是警告，她也仍然毫不改变。涓生被局里辞掉了工作，子君忽的很颓唐，神色凄惨地默默坐在一旁，使涓生不能理解，她以前的勇气都到哪去了呢？
子君和涓生同居前后之判若两人，不是与密斯范如出一辙吗？她们都是以和自己所爱的男人共同生活为人生唯一的也是最后的目标。一旦目标达到，她们也就过上了动物般的生活，放弃了以前所有的追求和美丽。这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期一部分“新女性”特有的生存世相，反映出她们虽然接受了一些西方新思潮的熏陶，得到的并不是精髓，也没有渗入血液，只是得到一些皮毛，学得一些时尚，装点自己，恐怕连自己也不知道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更遑论自立自强、独立人格、社会价值、人生意义了。
《伤逝》是鲁迅先生唯一一篇以恋爱婚姻为题材的小说，与其他小说一样，表现出鲁迅先生的深刻思想和敏锐洞察力。当时，自由恋爱，男女平等，冲破封建家庭的牢笼，婚姻自主是最为热门的话题，几乎所有新文学的作家都在热情讴歌，鲁迅先生却清醒地看到封建势力无形联合的强大力量、个性解放者的思想局限和前进道路的难以持续，看到他们自身的幼稚和浅薄。张爱玲则主要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揭示出中西文化交锋的时代旋风中，一些所谓新女性追随现代性表象下的盲目肤浅，一心依靠男人的传统劣根性，好逸恶劳追求享乐的怠惰。
《茉莉香片》中的冯碧落是受到新思想熏染的旧家庭女子，“她曾经有一个时期渴望着进学校读书”。在冯家那样守旧的人家，当然是不可能的。然而她还是和几个表妹们背地里偷偷计划着。表妹们因为年纪小得多，父母又放纵些，她们决定投考中西女塾，请了一个远房亲戚言子夜来补课。冯碧落艳羡着表妹们的幸运，对于自己进学校的梦依旧不甘放弃，因此非常关注表妹们投考的事。在表妹那儿她遇见了言子夜几次，彼此都很有意思。言家托媒人出来提亲，冯碧落的祖父遗下的老姨娘嫌弃言家的门第，使言家感到受了侮辱。此后冯碧落不避嫌疑，主动约言子夜晤面，暗示子夜重新再托人在她父母跟前疏通，因为她父母并没有过斩钉截铁的拒绝的表示。但是子夜年少气盛，不愿意再三地被斥为“高攀”，使他的家庭受更严重的侮辱。他告诉碧落，他不久就打算出国留学。她可以采取断然的行动，他们两个人一同走。可是碧落不敢冒私奔的罪名，她得顾全她的家声，她得顾全子夜的前途。言子夜单身出国去了。他回来的时候，冯家早把碧落嫁给了聂介臣。无奈冯碧落始终不能忘情于言子夜，她陷入说不出来的昏暗的哀愁。她在那里等候一个人，一个消息。她明知道消息是不会来的，却依然等候着。她心里的天，迟迟地黑了下去。她守在窗前，她的前刘海长长地垂着，俯着头，那眼与眉青郁郁的，锁尽爱的折磨，脸庞的下半部尖尖的。婚后聂介臣深知妻子一点儿都不爱他，他满腔的愤恨转化为恶毒的虐待，犹如一把生锈的刀，在妻子本已伤痕累累的心上尽力地绞动。在爱的心灵凌迟和无爱的生存空间，她很快地憔悴，香消玉殒，才二十出头就死去了。
冯碧落的遭遇很有代表性。旧式家庭的女子，受到时代风气的吹拂，渴望读书，渴望爱情，但守旧的家庭、专制的家长，哪由得了她们做主，徒然留下无尽的哀愁幽怨。理想的突围和身心的受困、现代性的召唤和封建性的拘囿，成为她们的历史承载，是一种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在如此重负之下，冯碧落们又怎能不青春凋零、死于非命呢？
《桂花蒸 阿小悲秋》中的丁阿小则可作为这一现代转型期底层女性的代表。她是苏州乡下农民，到上海来给一个外国人哥儿达当女佣。她伶牙俐齿，活泼敏捷，俏丽而有风韵。她学得了一口还算能够应付日常交际需要的英语，天天给主人接听电话，替他和种种女人周旋，装腔作势又巧妙得体。哥儿达的老相好李小姐打电话来。阿小说：“哥儿达先生他去办公室！”李小姐改用中文追问他办公室的电话号码，阿小也改口说中文：“李小姐是吧？”笑着，满面绯红，代表一切正经女人替这个女人难为情。“我不晓得他办公室的电话什么号头……他昨天没有出去……是的，在家里吃晚饭的……一个人吃的。今天不知道，没听见他说……”一会儿“黄头发女人”打电话来，阿小说：“哥儿达先生他去办公室……是的密西。我是阿妈……我很好，谢谢你密西。”“黄头发女人”声音甜得像扭股糖，到处放交情，阿小便也和她虚情假意的，含羞带笑，仿佛高攀不上似的。丁阿小已经具备了在上海生存的技能，完全适应了主人所需要的多方面条件。所以那吝啬的主人哥儿达虽然老是怀疑她偷了自己的食物，却并不查问。他知道“再要她这样的一个人到底也难找，用着她一天，总得把她哄得好好的”。她替主人做菜招待走马灯一般变换的女人，第二天再替主人洗一大堆脏东西。哥儿达先生总是把被单枕套衬衫裤大小毛巾一齐泡在洗澡缸里，不然不放心，怕她不当天统统洗掉它。丁阿小热心，为好几个同乡的姐妹荐了做女佣的差事，几个女人也来往得密切，阿小爱面子，人家来串门，她还要留人吃饭。在上海住惯了，她们反而不习惯家乡的生活，家里置买的衣服也穿不出去，觉得太土气了。丁阿小在上海私自与人同居，没有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没有洞房花烛夜，并生下了儿子百顺。他们住在一个很小的亭子间，夏日里热得像蒸笼。丈夫做裁缝，宿在店里，夫妻难得见面，也极恩爱的。她虽然有男人，也赛过没有，全靠自己的。他挣的钱只够自己用，有时候还问她要钱去入会。阿小的母亲从乡下写信来，从来不提起实际存在的女婿和外孙，每每使阿小感到一份寂寥和失落。她的丈夫偶尔来找她，约好晚上一起到亭子间过夜，当晚下起暴雨，阿小横了心走过两条马路，还是不得不退回来，只好在主人家的菜台上铺上棉被与儿子睡下。这就是阿小的处境，生活在现代与传统的夹缝之中，但其思想意识毕竟还是依附在传统的背景上。阿小的同乡姐妹秀琴向她诉说内心的烦恼，乡下婆家逼着成亲，特地在新房里铺上了地板。还听说丈夫好赌，不知该怎么办。“阿小道：‘我看你，去是要去的。不然人家说你，这么大的姑娘，一定是在上海出了花头。’”“秀琴道：‘姆妈也这样说呀！去是要去的，去一去我就来，乡下的日子我过不惯！’”秀琴不要求男方的衣物，横竖那些服饰在上海都穿不出去，但是她要一只金戒指。没想到男方却拿只包金的来，恨得秀琴发誓到时候一定要拿起来朝地下一掼！秀琴与阿小一样地，都是从农村涌入上海的外来人口，在有钱人的家里帮佣，开阔了眼界，熏染了现代化的风气，再也回不到乡下去了。但是她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处世态度，更多地附着在传统背景上。哥儿达居室的楼上有一对成亲才三天的夫妇，男女双方都富裕。一百五十万顶来的房子，几十床被窝，还有十担米，十担煤，这里的公寓房子放也放不下。四个佣人陪嫁，一男一女，一个厨子，一个三轮车夫。可是第三天晚上，新婚夫妇就大吵大闹，新娘子嚎啕大哭，寻死觅活。阿小在枕上倾听，心里便想：“一百五十万顶了房子来打架！才结婚了三天，没有打架的道理呀……除非是女人不规矩……”多么荒唐的思维逻辑，活现出丁阿小根深蒂固的原罪意识，带着从农村走出来、在大城市寻找新生活的“现代移民”的深深的烙印。秀琴，正是为了表现丁阿小们的阶层特点而设置的一个人物形象，她俩相互的称呼也生动地反映出这一点，她们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的“姐妹”。
人是社会的产物，总会戳上时代的印记。即使是当时文坛上与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苏青也不能例外。苏青结婚十年后离婚了，很觉受伤。张爱玲和苏青是好朋友，不但没有文人相轻的弊病，彼此还很亲近，相互切磋文学创作的心得，无话不说。张爱玲曾说：即使从纯粹自私的观点看来，我也愿意有苏青这么一个人存在，愿意她多写，愿意有许多人知道她的好处，因为，低估了苏青的文章的价值，就是低估了现在的文化水准。如果必须把女人作者特别分作一档来评论的话，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张爱玲喜欢苏青，对她也有明澈的了解。她说苏青是“新式女人的自由她也要，旧式女人的权利她也要。这原是一般新女性的悲剧；可是苏青我们不能说她是自取其咎。她的豪爽是天生的，她不过是一个直截的女人，谋生之外也谋爱，可是很失望，因为她看来看去没有一个人是看得上眼的，也有很笨的，照样地也坏。她又有她天真的一面，轻易把人幻想得非常崇高，然后很快地又发现他卑劣之点，一次又一次，憧憬破灭了”。苏青个性豪放，不拘小节，又是有名的女作家，总的来说她是一个新女性、现代化的人物。可是她照样谋求旧式女人的权力。比如苏青认为用丈夫的钱是快乐的，只用自己挣来的钱总使她感到悲哀。对这一点连张爱玲都极其赞同。张爱玲曾说：“可是用丈夫的钱，如果爱他的话，那却是一种快乐，愿意想自己是吃他的饭，穿他的衣服。那是女人的传统权利，即使女人现在有了职业，还是舍不得放弃的。”这两个现代化的成功女性的思想应该说是很具代表性的，女人在走向现代化的路途上终究不会忘记，也不愿放弃对丈夫的依附，这在她们是一种乐趣，一种权利，一份天然的需要，一味人生的调和剂。作为职业女性，在经济上自立了，可还是要嫁人的，否则就很有几分危险，处处要遭人蔑视，尤其是来自本阵营的。“一个女人，再好些，得不着异性的爱，也就得不着同性的尊重。女人们就是这点贱。”这该是女性摆脱不了对男性的依附的深在原因之一。“故目下我们只听到职业妇女嫁人而没有听到嫁了人的妇女自愿无故放弃家庭去就职。这实在是职业妇女最大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