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饮马渡秋水的这个人，不以数量见长，只以质态取胜。质态至上，他生命的质态、文学的质态都是超一流的。王昌龄的诗作不多，人生的传奇不多，正史野史的记载寥寥几笔，其一生行状始终无法厘清，存在各种“是耶”“非耶”的疑问。但他有一种神秘的能量，使他可以和盛世大唐同在，注释着唐代的雄性与柔情。
王昌龄虽说出身于南朝世族琅琊世家，但此前家势已经式微，到他这辈就更趋贫困，他小时候在故乡耕读，自称“久于贫贱，是以多知危苦之事”。面对这艰窘的处境，王昌龄决心凭借自己的聪明睿智、发奋进取来改变自身和家庭的处境。
20岁左右时，王昌龄离开家乡，开始一段学道的经历。唐代是李姓天下，皇室自称老子李耳的后人，所以格外尊道，那时候人们学道，多少有些追求时髦的味道。开元年间，正是盛唐气象的鼎盛时期，王昌龄在诗中对盛世景象竭尽全力、忠贞不已地加以歌颂。对盛世的信仰，正是王昌龄一生最坚实的信心、力量、希望和理想的源泉，以至日后长期身处谗枉和沦弃之境，也难以改变。身处火热的年代，像王昌龄这样有抱负的时代青年，只是把学道当成一种猎奇而已。不久他便到长安谋求发展，没见什么成效，于是他西出长安，投笔从戎，开始了西北边陲的游历之旅。
西出长安，踏上出塞之路，头顶是自由的塞外风，脚下是沉重的边关土。出塞的那条路上，洒落过他坚毅的泪光，也留下了他清澈的微笑。马蹄下的滚滚烟尘，弥漫着无尽的辛劳。但是，行走，对一个青年男子来说是幸福的。有能力漫游，说明你年轻，怀有勇气和希望。
从陕西而入宁夏，由宁夏而入六盘山下的萧关，出关复入关，一游甘肃的“陇右”与河西的“塞垣”。从王昌龄留下的诗句来看，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秋，王昌龄从长安出发，经八百里秦川腹地扶风，沿渭水谷地向西北而行，直抵渭水源头一带，然后向狄道而行，他的目标是当时临洮军的驻扎地鄯州，也就是陇右节度使的所在地。途中他正好经过了武街古战场，此时距离开元二年（公元714年）的那场大战刚好十年，河沟中遗迹犹存，路边草丛中的白骨依旧可见。
意气风发、一心想在边陲建功的王昌龄，提笔写下《望临洮》：“饮马渡秋水，水寒风似刀。平沙日未没，黯黯见临洮。昔日长城战，咸言意气高。黄尘足今古，白骨乱蓬蒿。”战死者的累累白骨杂乱地弃于蓬草之间，从古至今都是如此。这里的“白骨”，包含开元二年（公元714年）战死的兵士及这之前战死的士卒。黄尘满天飞卷，白骨层层叠叠，多少壮士征夫的残骸，多少孤儿寡母的眼泪，兴亡太苦，人世多艰。这里没有一个议论的字眼，却将战争与历史的冷酷极其深刻地揭示无遗。
茫茫沙漠，茕茕孑立，王昌龄打马走过的古战场，沟壑纵横，沧桑之气扑面而来。王昌龄的这次边塞之行抵达青海湖边，正是这段从军边塞、效命疆场的历程磨砺了这位文士，大漠戈壁、烽火狼烟中，王昌龄写下了大唐盛世边塞诗歌中的最强音，他的《从军行》七首，篇篇是精品，首首是名作。“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虽然是大漠黄昏，惨淡凛冽，可前夜作战已然大获全胜，生擒了敌方首领。“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诗中充斥着一往无前的英雄主义襟怀，充满雄浑阳刚的生命正能量。
二
王昌龄确实是天纵英才而才如江海，他令后世惊讶地观赏并倾听这江海的澎湃。现存的他以边塞为题材的作品共21首，这些出色的边塞之诗，既是得江山之助，出于他在西北边塞实地游历的心灵体验，也是因为他手握一枝如椽的彩笔。他的《从军行》七首，《出塞》二首，《塞上曲》与《塞下曲》，在今天这个轻薄的时代究竟价值几何？这一点你无法估量。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王昌龄即使只有这一首被称为“唐人七绝压卷之作”的绝句，也足可以笑傲当年威风八面的王侯和腰缠万贯的巨富了。从开元到天宝，从洛阳到咸阳，文武百官车骑满途的喧闹，不及王昌龄这一首绝句的千年鸣响。
那轮皎月高挂夜空，依旧秦汉时的模样，沧桑的边关静默伫立，仿佛穿越了时空。那连绵的纷飞战火啊，让多少人愁断了肝肠；出征的人儿啊，还没有回家乡。
初秋时分，知了在桑林里鸣叫，萧关道上苇叶已经枯萎，征人来往频繁。收获季节，北方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常在此纵兵掠夺，塞上形势紧张。王昌龄惦念着居住在幽州、并州的边塞健儿，他们为了保卫国家，在沙尘、战火中苦度岁月年华，正是因为有了他们，国家才得以强盛稳定。
唐帝国自开国至王昌龄所生活的盛唐，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始终伴有战争的喧嚣。特别是进入盛唐时期后，战争更加频繁。这其中既有唐王朝防御性的正义战争，也有对外扩张的非正义战争。王昌龄写战争，场景无不悲壮，将士们视死如归，只见戍楼独坐，羌笛愁惨，关山冷月，黑云压城，只见无边的烽烟，苍茫的大地。你看那“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昂扬奋发又慷慨悲凉，是泱泱大国的豪情万丈，又是霸业雄图的脆弱感伤。
交织的豪情与悲伤，使王昌龄的边塞战争诗中渗透出一种深沉的历史感。有史以来，在中国西北和北部广阔的边缘地带，各民族之间就发生过无数次血与火的冲突，这根本上是不同人类群体之间残酷的生存竞争，是这一片土地上的人难以摆脱的历史宿命，王昌龄深深地意识到这一点。他的边塞诗，揭示当时边防的必要与无奈之间的两难。游牧民族对农耕社会时加侵扰，他们的骑兵快速闪击，令防守者不得不把防区推到荒无人烟的地带，戍兵也因此数量更多、生活更苦、牺牲更大。王昌龄的边塞诗中，雄浑之下埋藏的是柔情，阳刚之中饱含的是悲悯。征戍生活，妇女命运，亲情友爱，全都刻上了人道主义的价值烙印，体现着对人的命运的终极关怀。
他也清醒地看到，那些义勇健儿从来都是上层统治集团刻薄寡恩政策的牺牲品：“表请回军掩尘骨，莫教兵士哭龙荒”，“功勋多被黜，兵马亦寻分。更遣黄龙戍，唯当哭塞云”。他从体恤军人的角度着笔，请求把尘封的白骨送回军中安葬，将士牺牲之惨重可想而知。他把笔触深入到士卒的内心中，开掘出征人戍士最普遍、最典型的真切情思，“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琵琶所奏的音乐已经换成新的了，但是思乡之情却一直未变，缭乱的边关愁绪倾诉不尽，听也听不完，只有那秋月高高在上照耀着长城，此景亘古不变。
擅长写雄健浑厚边塞诗的王昌龄，同时又以情思婉绵的闺情诗、宫怨诗著称。他用比较新奇的七绝体式处理这些传统题材，使人耳目一新。王昌龄善于提炼情思和物色，并把两者凝聚为鲜明的一点，凝眸注目处言语无多，“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诗题为“闺怨”，偏从不知愁写起。有无忧无虑的轻快心情，方有凝妆、上楼之举，然而毫无遮拦的浓烈春色又恰恰成了开启少妇内心奥秘的锁钥，然后诗情急转直下，回头方知少妇不是无愁，凝妆上楼不是无谓之举，而是由寂寞孤独的潜意识激发出来的不由自主的行为。“闺怨”的主题就在这种内心开启的过程中，被鲜明有力地揭示出来。
他的《长信秋词》（其三）是写宫怨的名篇：“奉帚平明金殿开，且将团扇暂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诗人王昌龄的面前，一位曾经风华绝代的美人因失宠而哀怨愁恨的形象顿时凄然出现，一幅图画——《长信美人哀怨图》也刹那间完成了构思。王昌龄没有标明该词的写作年代，但我们更相信，他是借汉成帝的妃子班婕妤来为壮志难酬的自己画像。
想建功边陲的王昌龄无从发挥作用，只好待了一年后就匆匆赶回长安，准备参加科举考试。在西北一年，他虽然见识了边塞雄浑的气象，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但对于渴望功名只向马上取的王昌龄来说，在现世生活中却收获不大，他不得不在诗句中写道：“早知行路难，悔不理章句。”
三
由投笔从戎，到重操翰墨，王昌龄开始务实了。他广事干谒，访贤同友，为以后步入仕途创造条件。经过坚持不懈的追求、广泛精心的研读，王昌龄终于在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应进士试时一举登第，但只被授予秘书省校书郎这个芝麻小官。秘书省是一个闲散之处，校书郎也属闲散之官，王昌龄终究心有不甘，就于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再应博学宏词科的考试，并再次登第。然而，二次登第后的王昌龄官职仍旧未见升迁，仅被授予祀水尉，不升反降。可见，王昌龄虽然擅长考试，在科场颇为得意，可仕途却明显失意。对王昌龄的打击还不止这些。在做了五年祀水尉后，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他又被远贬荒僻的岭南，任江宁丞，相当于县令的副手。
自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及第后，王昌龄不仅尽任丞、尉之类的末流小官，而且还被东贬西谪，悲剧连连，仕途充满痛苦与悲怨。王昌龄除了失意还是失意，失意之后就是疏狂，就是放浪形骸。从长安赴江宁任所时，他故意迟迟不去报到，在洛阳一住就是半年，每天借酒浇愁，而且饮酒必醉。县丞为全县总管的佐官，要处理大量的公务、公案，但他严重不守本职，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冬日接到调令，直到第二年夏日才离开洛阳南下江宁任所。任职一年多后，又于天宝二年（公元743年）春离职上京，直至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冬日才又返江宁。回江宁后，他又曾去太湖、浙江一带游览。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泡病假，请事假，公款旅游，打着考察调研的名义，从心所欲，无组织无纪律。这种明显以消极怠工作为反抗的手段，过于意气用事也实在容易授人以柄。
一座小小的芙蓉楼，承载了后人无法忘怀的佳句，著名的《芙蓉楼送辛渐二首》作于王昌龄赴任江宁丞之日，这时他正遭谤议，送别挚友远行，当时其凄切心情可想而知。临别所嘱，唯以玉壶冰心自明心迹：“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诗里的南国烟雨和兀然傲立的孤峰，既是实景也是情语。他又在第二首中接着吟诵：“高楼送客不能醉，寂寂寒江明月心。”王昌龄以忠节贞信作为人生困境中的一种道德自信和超越力量，显示生命中强大的理性精神，同时也表明他对时代的公正并未失去信心。
王昌龄会盟天下英豪，先后结识了李白、岑参、高适、王之涣、王维、孟浩然等人，与他们郊游、和诗、对酒，逍遥于山色湖光间。不管是傲岸的李白，还是向佛的王维，几乎都能与王昌龄一拍即合，互留送别酬赠之作。这些著名诗人之间的关系错综微妙，但王昌龄却和每个人的关系都很好，能够和众多个性不同的诗人兼容为友，可见王昌龄是一个豁达豪放、不拘小节的人。《旧唐书》《新唐书》都不约而同地给了他这四个字的评价——“不护细行”，就是指他的不拘小节。然而，也就是因着“不护细行”这四个字，他再一次遭贬，由八品的江宁县丞被贬为九品的龙标县尉。
被贬湖南龙标，李白为他写下《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相送：“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一个人的失意，成就了另一首千古传诵的诗歌。
王昌龄对自己的“屡见贬斥”又是持什么样的心态呢？在诗文中，我们没有发现他直接为自己辩白的话，也许他能够意识到贬谪跟自己的个性有关，也许他也在为自己鸣冤，因为王昌龄的不少作品中，反复申明忠信节义的操守，一再表白自己的高洁。
四
王昌龄在秋天雇船沿长江上行，经巴陵过洞庭到达武陵，又放舟顺着沅水前往湘西龙标。山高水远，前路迢迢，身无财物，唯有琴书伴随。旧友在沅陵为他饯行，陪他洒泪。王昌龄的送别诗总是极有情味，意深而韵长。“武陵溪口驻扁舟，溪水随君向北流。行到荆门上三峡，莫将孤月对猿愁。”他希望朋友们化解愁绪、排遣郁闷，表白心底最珍贵的友谊。他又写道：“醉别江楼橘柚香，江风引雨入舟凉。忆君遥在潇湘月，愁听清猿梦里长。”一首首，风流婉约；一首首，孤寒凄清。
在龙标，王昌龄生活清苦，他和随从而来的老仆人沿路捡拾枯枝败叶当做饭的柴烧。虽然自己不走运，但他洞悉民情，为官清廉，为政以宽，是个颇有政绩的地方官，因此被老百姓赞颂道：“龙标入城而鳞起，沅潕夹流而镜清。”他在湖南从政的口碑不错，加上诗名满天下，经常有人在路上跪着向他求诗。他的才情倾倒过部落首领的美丽女儿，化解过苗汉间的纠纷。被贬龙标尉时，王昌龄说：“皇恩暂迁谪，待罪逢知己。从此武陵溪，孤舟二千里。桃花遗古岸，金涧流春水。谁识马将军，忠贞抱生死。”诗文以东汉开国功臣、大将军马援为例，把忠贞的操守提高到超越生命之上的境界。
武冈在龙标东南，王昌龄和一位柴姓友人一道被贬谪在湘西，但他尽弃悲戚的愁态，用“青山”“明月”这样开朗的形象一扫天涯沦落的颓丧，展示了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真挚情怀：“沅水通波接武冈，送君不觉有离伤。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
在王昌龄贬谪生涯的后期，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一方面是功业报君的信念丝毫未减，并且愈久愈坚执；一方面是虚无幻灭和世外长生的思想也同时变得越来越浓厚。而且，两种相反的极端不但不矛盾，反而奇妙地统一在王昌龄的贬谪心态中。究其原因，应该是他功业报君理想的坚定性与长期沦弃蛮荒的现实之间的尖锐矛盾，迫使他从世外境界中寻找人生的解脱、心灵的释放和自由。这因此又派生出另一个奇异的现象：在长期沦弃蛮荒的现实中，他对人世的理想越执着，对出世的向往也同时变得越强烈，但又由于“非如此不可”而不能两存。这是王昌龄带有荒诞意味的复杂的贬谪心态。而所有这一切的痛苦，都融入了南国优美而热烈的山水之中。
可惜，他的济世之志、他的冰心玉壶，再也等不到“鸿恩共待春江涨”，随着唐玄宗李隆基的开元盛世零落成泥，一切都成为泡影。
天宝年间，安史乱起，两京沦陷，玄宗避乱出逃，肃宗即位灵武后，大赦天下，此时，曾经为“一时之秀”的王昌龄已经垂垂老矣。66岁的他在兵荒马乱中选择离开龙标，后世之人曾多方揣测他的用意。王昌龄此时离开湖南，往东北方向走，后人没弄明白他准备去哪里：有人说是去投奔永王，因为好友李白在那里；也有人说是省亲。但从结局看，他走向了自己的最后归宿。也许在濠州，也许在亳州，刺史闾丘晓如捏死一只蚂蚁般随意处决了他的性命。同样，没人知道闾丘晓为什么要杀这位“诗家夫子”，但从后来发生的史实推测，这个草菅人命的恶官闾丘晓人格相当扭曲，通俗一点说，就是变态。
王昌龄含冤死后不久，闾丘晓因贻误战机之罪被河南节度使张镐所杀。临刑前，闾丘晓以年迈的双亲无人供养为由求饶，被张镐厉声喝问：“王昌龄的双亲，又由谁来供养？”在历史的那一刻，张镐称职地担当了一次正义的护法官，为王昌龄报了冤仇。
但鸣冤昭雪又能怎样呢？“秦时明月汉时关”，“一片冰心在玉壶”，后世如此熟悉他那些或壮阔、或明净、或缠绵的诗句，又如此陌生于他的生命本身，只道他是正史里无足轻重的寻常官吏，是盛世里郁郁不得志的才子，是乱世里草芥般的一条性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