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修身篇

禀父母·谨守父亲保身之则

【原文】

男国藩跪禀父亲大人万福金安：

自闰三月十四日，在都门拜送父亲，嗣后共接家信五封：十五日接四弟在涟滨所发信，系第二号，始知正月信已失矣；二十二日接父亲在廿里铺发信；四月廿八巳刻[1]接在汉口寄曹颖生家信，申刻[2]又接在汴梁寄信；五月十五接父亲到长沙发信，内有四弟信、六弟文章五首。谨悉祖父母大人康强，家中老幼平安，诸弟读书发奋，并喜父亲出京，一路顺畅，自京至省，仅三十余日，真极神速！

男于闰三月十六发第五号家信，四月十一发六号，十七发七号，不知家中均收到否？迩际[3]男身体如常，每夜早眠，起亦渐早。惟不耐久思，思多则头昏，故常冥心于无用，优游涵养，以谨守父亲保身之训。九弟功课有常，《礼记》九本已点完，《鉴》[4]已看至《三国》，《斯文精粹》[5]诗文，各已读半本，诗略进功，文章未进功。男亦不求速效，观其领悟，已有心得，大约手不从心耳。

甲三[6]于四月下旬能行走，不须扶持，尚未能言，无乳可食，每日一粥两饭。家妇身体亦好，已有梦熊之喜[7]，婢仆皆如故。

今年新进士龙翰臣得状元，系前任湘乡知县见田年伯之世兄，同乡六人，得四庶常[8]，两知县，复试单已于闰三月十六日付回。兹又付呈殿试朝考全单。同乡京官如故，郑莘田给谏服阙来京，梅霖生病势沉重，深为可虑。黎樾乔老前辈处，父亲未去辞行，男已道达此意。广东之事，四月十八日得捷音，兹将抄报付回。男等在京自知谨慎，堂上各老人，不必挂怀。

家中事，兰姊去年生育，是男是女？楚善事如何成就？伏望示知。男谨禀，即请母亲大人万福金安。（道光二十一年五月十八日）

【注释】

[1]巳刻：中国古时把一天划分为十二个时辰，每个时辰相等于现在的两小时。巳刻是指上午九点到十一点之间。

[2]申刻：也是古时的一种计时方法，具体指下午三点到五点之间，北京时间是15时到17时之间。

[3]迩（ěr）际：近来，目前。

[4]《鉴》：《资治通鉴》。

[5]《斯文精粹》：古籍，集录唐诗五古、五绝、五律、七古、七绝七律等，共四册。

[6]甲三：曾国藩的儿子。

[7]梦熊之喜：有生儿子的吉兆。

[8]庶常：清朝的官职，庶吉士的代称。

【译文】

儿子国藩跪禀父亲大人万福金安：

闰三月十四在都门拜送父亲之后，共接到五封家信，分别是：十五日接四弟在涟滨发的信，但那是第二号，看了之后才知道第一号信已经丢失了。二十二日接到父亲在廿里铺发来的信，四月二十八日上午十点左右接到在汉口的曹颖生发来的家信，下午四点左右的时候又接到从汴梁寄来的家信，五月十五日接到父亲从长沙寄来的家信，里面有四弟的信和六弟的五篇文章。得知祖父母大人身体都好，家里老幼平安，各个弟弟读书都很发奋，并且高兴地知道父亲离京城后一路顺畅，从京城到省城，只用了三十多天，真是神速啊。

儿子于闰三月十六发了第五号家信，四月十一又发了第六号，十七发了第七号，不知道家中是不是都收到了？这段时间儿子的身体很正常，每天晚上很早就睡了，早上起床也渐渐早了。只是还不能够长时间动脑思考，思考多了就会头昏，所以经常静下心来不想任何事情，让身心悠闲来加强自己的涵养，以谨守父亲关于修心养身的教诲。

九弟的功课很有长进，《礼记》九本已经点完，《资治通鉴》已经看到《三国》了，《斯文精粹》诗文，已经各读了半本，诗略微有些进步，文章还没有长进。儿子也不求他很快见效。看他的领悟程度，已经有一些心得，大概是心里所想的暂时还不能够通过书写表达出来吧。

甲三四月下旬开始已经能够行走，不需要别人扶着了，暂时还不能说话，没有奶吃，每天吃一顿粥两餐饭。儿媳妇的身体也很好，已经有生儿子的喜兆，婢女和仆从都还是以前的那些。

今年的新进士龙翰臣考上了状元，他是前任湘乡知县见田年伯的世兄，在六个同乡中，有四个得到庶常职位，有两个被任命为知县，复试单已经在闰三月十六寄回去了，现在再寄殿试朝考的全单。同乡的京官还是那些，郑莘田补谏官的缺，已经来到京城。梅霖生的病很严重，非常让人担忧。黎樾乔老前辈那里，父亲在离开京城时没有去辞行，儿子已经代您交代过了。广东那边的事情四月十八号已经得到了捷报，现在将抄报寄回去。儿子等人在京城自己知道谨慎行事，堂上各位老人都不必挂念。

家里的事，兰姐去年生了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楚善的事又是怎么成全的？希望告知儿子一下。儿子谨禀，即请母亲大人万福金安。（道光二十一年五月十八日）

【解析】

在信中，曾国藩讲了一个养生的理念，那就是要早睡早起。这也是他父亲关于修身养性的教诲。他在另一封给弟弟的信中提到：“起早亦养身之法，且系保家之道，从来早起之人无不长寿。”从中医学的角度来看，清晨阳气初生，空气清新，早起活动对身体健康是极为有益的。曾氏极为重视早起，把它视为“保身保家之道”，在他以后给儿子的信中，也一再询问儿子早上什么时候起床，足见他对早起的重视程度。

常言说，早睡早起身体好。与常熬夜的人相比，早睡早起的人精神压力比较小，其精神健康程度也比较高。当然，没有事情是绝对的。早睡早起也有其不利之处。有关调查发现，经常熬夜的人记忆力会更强，思维更敏捷。《黄帝内经》中关于养生之道提出要“顺应四时”，也就是一年四季要分别对待，要顺应春夏秋冬四时的变化规律来调理身心。从这方面来说，早睡早起只适宜于秋季，春夏时节应该“晚卧早起”，冬季则要“早卧晚起”。

信中所提到的龙翰臣，名龙启瑞，是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的状元。他是清代著名的音韵学家、文学家、目录学家，也是广西桐城派五大古文家之一。此人长于书法、善画山水花鸟。但作品太过于矜持庄重，所以流传下来的很少。

龙启瑞为人一向同情农民，在任江西布政使的时候，他曾说过，“窃念粤西近日情事，如人满身疮毒，脓血所至，随即溃烂”，“草莽之间狡焉思逞者，即无事之区，亦将乘间窃发”。他认为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给逼出来的，因为，从表象上看农民活不下去，除了“造反”别无出路。

道光三十年，龙启瑞的父亲去世后，龙启瑞以“丁父忧”回籍广西桂林，当时正值太平军在广西金田起义，广西巡抚邹鸣鹤奏办广西团练，龙启瑞于是“总其事”。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攻桂林，龙启瑞率团练守城顽抗。后人有说龙启瑞靠反对太平天国而升官调任，没什么值得一提的政绩。其实，龙启瑞在任上，还是做了许多为老百姓谋利益的事的。

禀父母·痛改前非自我反省

【原文】

男国藩跪禀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

十月廿二，奉到手谕，敬悉一切。郑小珊处，小隙[1]已解。男人前于过失，每自忽略，自十月以来，念念改过，虽小必惩，其详具载示弟书中。

耳鸣近日略好，然微劳即鸣。每日除应酬外，不能不略自用功，虽欲节劳，实难再节。手谕示以节劳，节欲，节饮食，谨当时时省记。

萧辛五先生处寄信，不识靠得住否？龙翰臣父子，已于十一月初一日到；布疋线索，俱已照单收到，惟茶叶尚在黄恕皆处。恕皆有信与男，本月可到也。男妇及孙男女等皆平安，余详于弟书，谨禀。（道光二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注释】

[1]小隙：小矛盾。

【译文】

儿子国藩跪禀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

十月二十二号收到父母亲大人的手谕，已经知道一切情况了。我和郑小珊之间的一点小矛盾，现在都已经解开了。之前儿子对于自己的过失和做事不妥的地方总是容易忽略，从十月份以来，我逐渐记得提醒自己要认真改过，即使过失很小也一定要受到一些惩罚，关于详细的细节我都写在给弟弟的信里面了。

所患的耳鸣最近好了一些，但是只要是有些轻微的劳累，耳鸣也就又复发了。现在每天除了一些必要的应酬之外，还不能不抽一些时间来稍微用功一些，虽然也很想多抽出一些时间来休息，少劳累一点，但是真的是再难挤出时间了。你们在来信中说要控制劳碌的时间，多休息，要控制欲望，还要控制饮食，我都会谨记在心，并经常反省。

在萧辛五先生那里寄信，不知道可不可靠？龙翰臣父子两人已经于十一月初一那天到了，布疋线索之类的东西，按照单据上面所说的都收到了，只是茶叶还在黄恕皆那里。恕皆有写信给我，本月就可以收到了。儿媳妇和孙儿孙女等人都十分平安，我将详细地在给弟弟的信里讲到，谨此禀告。（道光二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解析】

《左传·宣公二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曾国藩在后来的日记中写有：“我自从十月初一开始记日课，想要改过自新。反思以前与郑小珊有些矛盾，实在是一时的气忿，太不近人情了，马上想要登门谢罪。恰好初九小珊来拜寿，当天夜里我就到小珊家里和他谈了很久。十三日和陈岱云一起请小珊吃饭，从此以后所有的矛盾都解开了，我们又和好如初。”

郑小珊，曾国藩的湖南老乡，同为京官，年长曾国藩近十岁。他精通医术，常为曾国藩家人诊病，与曾国藩往来十分密切。因为一件小事，郑小珊对曾国藩口出“慢言”，也就是说了几句轻慢、不尊重的话，曾国藩与这样一个同乡兼前辈口角起来，结果产生了嫌隙。

如果是从前的曾国藩，处理这种事情估计是有嫌隙就有嫌隙，他并不怎么放在心上，也不想主动去和解。自己有过失，总是过了就忘，不会想到去认真反思一下自己的过错，并予以改正。在这之后，他逐渐开始反思，发现自己这个毛病其实非常不好。痛定思痛，他给自己总结了三个过错：一个是自以为是，一个是得意忘形，还有一个是已经得罪别人还不自知，继续辩解争论，最终导致两人闹矛盾。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后，曾国藩提醒自己一定要改正这些毛病，正所谓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为此他特地上门拜访，向郑小珊道歉。郑小珊见他态度诚恳，非常感动，两人的嫌隙也就自然解开了。

君子贵在知错能改，虽然是件小事，但反映出的却是一个人的修养。所谓多说多错，为防祸从口出，曾国藩从此便定下一个原则：“戒多言，不纠缠。”不因为个别问题和意见不合就和别人争论纠缠。

信中还讲到“稍微有些劳累则会引起耳鸣”。耳鸣是一种耳部疾病，以老年人发病较多。过度疲劳、睡眠不足、情绪过于紧张都可能导致耳鸣的发生。曾国藩当时正在京城为官，是十分繁忙的。每天有许多例行的公务，官场上还有许多交往，正常的人际关系还得维持，如曾国藩自己，对京官中的同乡就了如指掌，彼此之间是经常相互往来的。在公务和交际之外，曾国藩还必须要处理家事，大大小小的事情得知晓，甚至去安排怎么做，连弟弟们的学业也要操心。在每天的应酬之外，还得抽出时间来用于读书。这么多事情，对脑力和体力的耗费可想而知，因而难免劳碌过度。他决定听取家人的劝告，也就是：“要控制劳碌的时间，多休息，要控制欲望，还要控制饮食。”这些都是劳逸结合，不可偏废的养生之道。

致诸弟·明师益友虚心请教

【原文】

诸位贤弟足下：

十月廿一日接九弟在长沙所发信，内途中日记六页，外药子一包。廿二接九月初二日家信，欣悉以慰。

自九弟出京后，余无日不忧虑，诚恐道路变故多端，难以臆揣。及读来书，果不出吾所料，千辛万苦，始得到家，幸哉幸哉！郑伴之下不足恃，余早已知之矣。郁滋堂如此之好，余实不胜感激！在长沙时，曾未道及彭山屺。何也？又为祖母买皮袄，极好极好！可以补吾之过矣。

观四弟来信甚详，其发愤自励之志溢于行间，然必欲找馆出外，此何意也？不过谓家塾离家太近，容易耽搁，不如出外较清净耳。然出外从师，则无甚耽搁；若出外教书，其耽搁更甚于家塾矣。且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1]，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

六弟自怨数奇[2]，余亦深以为然。然屈于小试，辄发牢骚，吾窃笑其志之小，而所忧之不大也！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

六弟屈于小试，自称数奇，余窃笑其所忧之不大也。盖人不读书则已，亦既自名曰读书人，则必从事于《大学》。《大学》之纲领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毫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

朝廷以制艺取士，亦谓其能代圣贤立言，必能明圣贤之理，行圣贤之行，可以居官莅民整躬率物也。若以明德、新民为分外事，则虽能文能诗，而于修己治人之道，关茫然不讲，朝廷用此等人做官，与用牧猪奴做官何以异哉？

然则既自名为读书人，则《大学》之纲领，皆己立身切要之事明矣。其条目有八，自我观之，其致功之处，则仅二者而已：曰格物，曰诚意。

格物，致知之事也；诚意，力行之事也。物者何？即所谓本末之物也。身、心、意、知、家、国、天下，皆物也；天地万物，皆物也；日用常行之事，皆物也。格者，即物而穷其理也。如事亲定省，物也；究其所以当定省之理，即格物也。事兄随行，物也；究其所以当随行之理，即格物也。吾心，物也；究其存心之理，又博究其省察涵养以存心之理，即格物也。吾身，物也；究其敬身之理，又博究其立齐坐尸以敬身之理，即格物也。每日所看之书，句句皆物也；切己体察，穷究其理，即格物也；此致知之事也。所谓诚意者，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此二者并进，下学在此，上达亦在此。

吾友吴竹如格物功夫颇深，一事一物，皆求其理。倭艮峰先生则诚意功夫极严，每日有日课册。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笔之于书。书皆楷字，三月则订一本，自乙未年起，今三十本矣。盖其慎独之严，虽妄念偶动，必即时克治，而著之于书，故所读之书，句句皆切身之要药。兹将艮峰先生日课，抄三页付归，与诸弟看。

余自十月初一日起，亦照艮峰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亦写楷书。冯树堂与余同日记起，亦有日课册。树堂极为虚心，爱我如兄，敬我如师，将来必有所成。

余向来有无恒之弊，自此写日课本子起，可保终身有恒矣。盖明师益友，重重夹持，能进不能退也。本欲抄余日课册付诸弟阅，因今日镜海先生来，要将本子带回去，故不及抄。十一月有折差，准抄几页付回也。

余之益友，如倭艮峰之瑟僩[3]，令人对之肃然；吴竹如、窦兰泉之精义，一言一事，必求至是；吴子序、邵蕙西之谈经，深思有辨；何子贞之谈字，其精妙处，无一不合，其谈诗尤最符契[4]。子贞深喜吾诗，故吾自十月来，已作诗十八首，兹抄二页付回，与诸弟阅。冯树堂、陈岱云之立志，汲汲不遑，亦良友也。镜海先生，吾虽未尝执贽[5]请业，而心已师之矣。

吾每作书与诸弟，不觉其言之长，想诸弟或厌烦难看矣。然诸弟苟有长信与我，我实乐之，如获至宝，人固各有性情也。

余自十月初一起记日课，念念欲改过自新。思从前与小珊有隙，实是一朝之忿，不近人情，即欲登门谢罪。恰好初九日小珊来拜寿，是夜余即至小珊家久谈。十三日与岱云合伙请小珊吃饭，从此欢笑如初，前隙盖释矣。

金竺虔报满用知县，现在小珊家，喉痛月余，现已全好。李笔峰在汤家如故。易莲舫要出门就馆，现亦甚用功，亦学倭艮峰者也。同乡李石梧已升山西巡抚。

两大将军皆锁拿解京治罪，拟斩监候。英夷之事，业已和抚，去银两千一百万辆，又各处让他码头五处。现在英夷已全退矣。两江总督牛鉴，亦锁解刑部治罪。

近事大略如此，容再续书。兄藩手具。（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廿六日）

【注释】

[1]负薪：背柴，相传汉代朱买臣背着柴草时还刻苦读书。牧豕：放猪。相传汉代函宫一边放猪。同时还在听讲解经书。

[2]数奇：这时指命运不好，遇事不利。

[3]僴：胸襟开阔。

[4]符契：符和、契合。

[5]贽：拜见师长时所持的礼物。

【译文】

各位贤弟：

十一月二十一日接到九弟在长沙所发的信，里面有途中的日记六页，外药子一包；二十二日又接到九月初二日的家信，知道一切情况，很是欣慰。

自从九弟离开京城以后，我没有一天不担忧的，总是担心道路途中会发生什么变故，不能够预测到。等读到了来信，果然跟我想的差不多，经过千辛万苦才到家，也真算是万幸了！与郑一起同行不足以依靠，这个我是早就料到了。郁滋堂这么好，我实在是非常感激。在长沙的时候，没有提到彭山屹，是什么原因？又为祖母买了皮袄，做得非常好，这样也可以弥补的我过失了。

四弟的来信非常详细，字里行间都是他发奋自立的志向，这非常好，然而必须要外出找学堂念书是为什么呢？不过是说家塾离家里太近，容易被家里的事情耽搁，不如在外面找个学堂比较清静。然而出外从师，就没什么耽搁么？若要是出外教书，则耽搁比家塾更厉害。如果能够发奋自立，那么家塾也是一样可以读书的，即使是旷野之地、热闹的场所，都可以读书，就算是在背着柴或者放着猪都能够读书；若是不能够发奋自立，则家塾不适宜读书，即使是清净之乡、神仙之境，也都不能够读书，所以又何必选择地方和选择时间呢？只需要问问自己，立的志是不是真的。

六弟埋怨自己的命运不好，我也深以为然。但是在小考试上就屈服了，小试不顺利就开始发牢骚，我暗暗笑他志向怎么这么小，忧虑的事情也太小了。

君子立志，需要有为民众谋福利的气量，担负起为民请命的职责，内要修到具备圣人所具备的德行，外要有建立帝王之业的雄心，然后才不至于辜负父母生养自己，不愧为天地之间一个完整的人。所以应当忧虑的事情是这样的，道德不如舜，不如周公，则是要忧虑的；德行不够，学问不够，则是要忧虑的；顽民不能够被教化，则要忧虑；蛮夷侵扰华夏不能顺从，则要忧虑；小人得志而贤能的人遭受排挤要忧虑；匹夫和匹妇没有得到自己的恩泽则要忧虑。所谓哀叹时世的艰难，怜惜百姓的疾苦，这才是君子应当忧虑的事情。至于一人的得失和一家的饥饱问题、世俗的荣誉和屈辱以及得失贵贱，君子是没有闲暇来忧虑这些事情的。

六弟对小试的失利就有些屈服之意，自认为命运不佳，我笑他立志不够远大。人如果不读书则也就罢了，如果自认为是读书人，则必须要从研读《大学》开始。《大学》有三个纲领，即是明德、新民、止至善，都是我们分内应当做的事。如果读书不能够联系到我们自身，明德、新民、止至善这三项与我们自己毫不相干，那么读书又有什么用呢？虽然可能学会了写文章和作诗，自认为学识广博，也只能算一个认得字的放猪娃而已！怎能称之为明白事理的有用之人呢？

朝廷之所以以八股文取士，就是因为这样的人能代圣贤说话，也必然能够明白圣贤所言的道理，进而能像圣贤一样做事，可以身居官位为民着想，为民做事，起一个表率作用。如果说把明德和新民这些作为和自己无关的事，只能读读诗写写文章，对于加强自己的修养以及对治人之道是完全不懂，朝廷任用这种人做官，与用放猪人做官有什么差别呢？

既然自认为是读书人了，则《大学》的纲领必须明白，这些都是立身之本。它的条目有八个，在我看来，它们的核心其实就是两点，即格物和诚意。

格物，就是需要明白的事，也就是知识；诚意，就是执行，身体力行去做。物是指什么？就是整个事物的总体，包括本和末。身、心、意、知、家、国、天下，都是物；天地万物，都是物；日常所用以及所做的事都是物。格，就是从事物里去找寻它的道理。例如孝敬长辈侍奉亲人定期省亲，则是物；而为什么要定期省亲呢，研究这个道理的时候，这就是格物了。对兄长尊敬要跟随在兄长的后面，这是物；去思考为什么应当跟随在他后面，则是格物了。我们的心，是物；研究是什么来影响我们的心，以及更加深入地去研究省察涵养对我们心灵的影响，即是格物。我们的身体是物；弄清楚我们为什么要爱护身体的道理，以及更深入地去了解站如松坐如钟是爱护身体的，则是格物。每天看的书，每句话都是物；当读书结合实际，认真地研究里面的道理，则是格物。知道一句就实践一句，这就是实际行动了。这二者结合在一起，下学和上达都在这里。

我的朋友吴竹如格物的功夫非常深厚，每一件事物都要找出它们的道理来。倭艮峰先生则是在诚意上要求非常严格，他每天都要记日记，一天之中，一念之差、一件事情有过失、说了一句话或者是沉默了一次，都要记录下来。他所记录的东西全部都用正楷字体书写，三个月订成一本册子，从己未年开始，到今天已经有三十本了。他具有非常严格的“慎独”精神，即使是他一个人的时候，偶尔有些妄念或者是冲动，都会及时克制自己，并且记录下来。所以读他的书，如果将其与我们自身紧密结合起来，则每句话都是治我们身上毛病的良药，现在将艮峰先生的日记抄三页附在信后寄给各位弟弟看。

我从十月初一开始，也按照艮峰的样子，每天一个想法一件事情，都写在册子上，以便于看到了就尽量克服，并且也是用楷书书写。冯树堂与我同一天开始记的，也有记日课的册子。树堂是非常虚心的一个人，像爱兄弟一样爱我，像尊敬老师一样尊敬我，将来一定会有成就的。

我向来的缺点是缺乏恒心，从这次写日课本子开始，可以保持终身都有恒心了。这么多良师益友，把我重重包围在中间，只能进步不能后退的。本来想抄我的日课册子给各位弟弟看的，因为今天镜海先生来，要把我的本子带回去，所以来不及抄。十一月有信使，再抄几页附回去。

我的益友，如倭艮峰心胸开阔，让人对他肃然起敬；吴竹如、窦兰泉精益求精，一句话一件事都要实事求是去追寻；吴子序、邵蕙西在谈论经书的时候思考得很深入，道理辩得很明晰；何子贞在谈文字的时候，非常精妙，没有一处不合理的，尤其是谈诗的时候跟我非常投机契合。子贞非常喜欢我的诗，所以我从十月以来，已经写了十八首诗，现在抄两页附回给各位弟弟看。冯树堂、陈岱云心怀大志，心情非常急切但是做事从容，也是良友。镜海先生，我虽然没有正式拜他为师，但是心里已经将他视为老师了。

我每次写信给各位弟弟，都不觉得说得太多，我想各位弟弟也许觉得厌烦或者很难看下去。然而如果各位弟弟有长信给我，我是非常高兴的，如同获得了宝物一样，人固然是各有各的性情。

我自从十月初一开始记日课，想要改过自新。反思以前与郑小珊有些矛盾，实在是一时的气忿，太不近人情了，马上想要登门谢罪。恰好初九小珊来拜寿，当天夜里我就到小珊家里和他谈了很久。十三日和陈岱云一起请小珊吃饭，从此以后所有的矛盾都解开了，我们又和好如初。

金竺虔任满之后被用为知县，现在住在小珊的家里，喉咙痛了一个多月，现在已经全好。李笔峰在汤家还是同从前一样。易莲舫要外出找书馆，现在更加用功了，也是学倭艮峰。同乡李石梧已经升至山西巡抚的职位了。

两大将军都被押到京城治罪，拟斩监候。英国蛮夷的事情，已经和平安抚下来了，给他们银两两千一百万两，另外还割让五处码头。现在英国蛮夷已经全部撤退了。两江总督牛鉴，也押到刑部治罪。

最近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容我以后再继续写信告知。哥哥国藩亲笔书信。（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解析】

这是曾国藩与诸弟谈论为学之道的一封信，信中对于四弟曾国潢执意要外出求学读书的想法，曾国藩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且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在曾国藩看来，读书人首要的是立志，一个人如果有了真正的志向，那么无论什么地方什么时间什么环境，都能够去潜心学习，如果说要选好的时机和舒适的环境才能实现自己的志向，则要反思这个志向是不是真的了。

很显然，这是用了双重标准。他本人也是非常重视学习环境的，这在多封家书中都曾经提到过，甚至在这封信的末尾还说了良师益友不可或缺。之所以这样对待四弟，也许是因为他看不到四弟身上有什么过人的才华，又或者是质疑他是否真正的立志读书。正所谓知子莫若父，知弟莫如兄。曾国藩的四弟在家守着田产房屋，从未见过他有什么显赫的事迹，可知即使在曾家众兄弟之中，这位四弟也只能算是才能平庸的人。

不过年已二十二岁的曾家老四，并不安心在家过着一边教书一边攻读的日子，只想到外面找一个学馆，理由是外馆清净，家塾为杂事耽搁。曾国藩对自己这个四弟非常了解，他本身就不是一个能安居清净的人，所谓“清净”一说，只是在为自己功名未中而找的借口。作为大哥的曾国藩，在家信中断然制止了他的躁动。这位曾家老四后来遵循兄长的教诲，安居家中，教育子侄，协助父亲与叔父管理家务。曾家的大事小情，如祖父母和父母的赡养安葬，及建祠修房，与地方打交道等，都是他主持操办。井然有序，虽然没有其兄弟们威风显赫，但在其家乡也坐了个士绅首领的位置，死后诰封为通议大夫、建威将军，也算是风光了。

曾国藩对六弟曾国华因“小试的失利就有屈服之意，自认为命运不佳，我笑他立志不够远大”。曾国藩强调读书人要立志高远，要为国为民，若只是想到一己之利，则根本不能算是立志。于是劝六弟好好学习儒家经典《大学》。这本书着重阐述的是个人道德修养与社会治乱的关系，其中以“修身”为是最根本要义。曾国藩认为，一个读书人如果把“明德”和“亲民”作为和自己无关的事，不加强自己的修养以及学会治人之道，则只能读读诗、写写文章，朝廷任用这种人做官，与用放猪人做官毫无差别。

信中提到的“镜海先生”是当时著名的理学家唐鉴。在鸦片战争时，唐鉴曾上疏弹劾琦善、耆英等误国而“直声震天下”。当时曾国藩认识到自己的毛病在于散漫无恒，于是虚心向这位众所公认的大学者请教。唐鉴向曾国藩推荐倭艮峰“用功最笃实”，尤其称赞其坚持每天做“札记”的自省修养工夫。这位倭艮峰是道光九年（1829年）的进士，同治帝之师。曾任工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其哲学思想的基本概念是：“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倭艮峰根据自己多年来的修身经验，教曾国藩写日课，“当即写，不宜再因循”。曾国藩也“亦照艮峰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曾国藩还把自己的日课册送给倭艮峰批阅指教，倭艮峰毫不客气地要他“扫除一切，须另换一个人”，曾国藩“读之悚然汗下”，以此为“药石之言”，在写给弟弟的信中称：“余之益友，如倭艮峰之瑟僴，令人对之肃然。”不过这位倭公思想保守落后，同治年间成为顽固派的首领。他反对同文馆内增设天文算学馆，又长期反对清政府兴办洋务，这与主张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改革图变的曾国藩是格格不入的。

禀父母·劝弟勿夜郎自大

【原文】

男国藩跪禀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

六月廿三日，男发第七号信交折差，七月初一日发第八号交王仕四手，不知已收到否？

六月廿日，接六弟五月十二书，七月十六接四弟九弟五月廿九日书。皆言忙迫[1]之至，寥寥数语，字迹潦草，即县试案首前列，皆不写出。同乡有同日接信者，即考古老先生，皆已详载。同一折差也，各家发信，迟十余日而从容；诸弟发信，早十余日而忙迫，何也？且次次忙迫，无一次从容者，又何也？

男等在京，大小平安。同乡诸家皆好；惟汤海秋于七月八日得病，初九日未刻即逝。六月廿八考教习[2]，冯树堂、郭筠仙、朱啸山皆取。湖南今年考差，仅何子贞得差，余皆未放，惟陈岱云光景最苦，男因去年之病，反以不放为乐。

王仕四已善为遣回。率五大约在粮船回，现尚未定。渠身体平安，二妹不必挂心。叔父之病，男累求详信直告，至今未得，实不放心。甲三读《尔雅》[3]，每日二十余字，颇肯率教。

六弟今年正月信，欲从罗维山处附课，男甚喜之！后来信绝不提及，不知何故？所付来京之文，殊不甚好，在省读书二年，不见长进，男心实忧之，而无论如何，只恨男不善教诲而已。大抵第一要除骄傲气习，中无所有，而夜郎自大，此最坏事。四弟九弟虽不长进，亦不自满，求大人教六弟，总期不自满足为要。余俟续陈。男谨禀。（道光二十四年七月廿日）

【注释】

[1]忙迫：十分忙碌。

[2]教习：一种官名，自明代始，选入翰林院学习的进士称为“庶吉士”，而给庶吉士上课的称为“教习”。清朝沿用这一说法，称教师为教习。

[3]《尔雅》：我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专门书籍。

【译文】

儿子国藩跪禀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

六月二十三我发第七号家信，是由信使送出的，七月初一发第八号家信交到王仕四手里，不知道都收到没有。

六月二十日收到六弟五月二十寄来的信，七月十六接到四弟和九弟五月二十九寄来的信。他们都说十分忙碌，信中只简单说了一些情况，字迹都很潦草，连县试中头几名的人员名称都没有写在信里告知于我。同乡的考古老先生同一天收到信的，他们收到的信里都有详细的记录。同一个信差，大家都发来了信，别人家里迟到了十多天，都还从容不迫地详细介绍了近日的情况，各位弟弟的信，比别人早十多天，但却显得十分忙碌，这是为什么呢？并且每次都说十分忙碌，没有一次很从容的，又为什么？

儿子等人在京城，大人小孩都很平安，各位同乡家里也都好，只是汤海秋在七月八日得病，初九的未刻就去世了。六月二十八考教习，冯树堂、郭筠仙、朱啸山都考取了。湖南今年通过考试定差事，只有何子贞一个人得到了一份差事，其余的都没有外放到其他地方，只有陈岱云的情形最苦，儿子我因为去年的病，反而觉得没有外放是件很高兴的事。

王仕四已经妥善地被安排遣送回去。率五大概是乘粮船回去，具体的现在还没有定下来。他身体很好，叫二妹不需要担心挂念。叔父的病，儿子多次请求希望能够来信将详细情况告诉我，到现在仍然没有得到详细的信息，实在是放心不下。甲三读《尔雅》，每天读二十多个字，还挺能接受教育的。

六弟今年正月来信说想到罗维山那里去听课，儿子感到非常高兴！但是后来的信里面就再没有提到这件事了，不知道是什么缘故？附在信里寄到京城给我的文章，都不是很好，在省城读书两年了，没有看到什么长进，儿子实在是很担心的，但是不管怎样，都是怪我不善于教诲。大抵第一点就是要抛除掉骄傲的习惯，腹中没有多少学问，但是却夜郎自大，自认为很了不起，这最容易坏事。四弟和九弟虽然也没什么长进，但是也不自满，请求父母大人要教诲六弟不要太容易自我满足，其余的事情下次再继续陈述。儿子谨禀。（道光二十四年七月二十日）

【解析】

有“湘中一代宗师”之称的罗泽南是湖南省双峰县人。二十三岁就读双峰书院，三十三岁以长沙府第一名中秀才，以冠军入湘乡县学。因仕途坎坷，归家设馆教书。他所教授的内容与方法别具一格，不仅应举业，而且授之以“六艺”和经世致用之学，既习文，又习武，因此学子云集。他先后培养的王錱、李续宾、曾国荃、曾国葆等高足后来大多成为湘军名将，成为中国历史上“书生领兵”的一大景观。曾国藩为其所作墓志铭中称：“矫矫学徒，相从征讨，朝出鏖兵，暮归讲道。理学家门，下多将才，古来罕有也。”

曾国藩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尽管公务繁忙，诸事缠身，但是他仍然坚持读书，记录读书心得，不断地与诸位好友以及弟弟们交流。他十分关注几位弟弟的学业，在他的家书里，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围绕诸位弟弟学业的，强调读书是为了自我完善，增进修养，使自己成为一个更优秀、更有见识的人。

曾国藩的六弟曾国华曾在罗泽南门下读书，这位曾家老六在诸弟中虽是有些才气，但自小心高气傲，目空一切。前一段日子曾国藩见其文章没多少进步，傲气倒是添了许多。于是在家书中表达了对六弟学无长进的感慨，也表达了对弟弟骄傲自大的担忧。曾国藩认为，人必须学会谦虚谨慎，不可以自满。学识不行可以提高，但品性不行则贻害无穷。于是在信中引用了“夜郎自大”这个家喻户晓的成语来告诫六弟，一定要改掉骄傲自大的毛病。

致诸弟·劝弟谨记进德修业

【原文】

四位老弟左右：

昨廿七日接信，快畅之至，以信多而处处详明也。四弟七夕诗甚佳，已详批诗后；从此多作诗亦甚好，但须有志有恒，乃有成就耳。

余于诗亦有工夫，恨当世无韩昌黎及苏黄[1]一辈人，可与发吾狂言者。但人事太多，故不常作诗；用心思索，则无时敢忘之耳。

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悌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至于功名富贵，悉由命定，丝毫不能自主。昔某官有一门生为本省学政，托以两孙，当面拜为门生。后其两孙岁考临场大病，科考丁艰[2]，竟不入学。数年后两孙乃皆入，其长者仍得两榜。此可见早迟之际，时刻皆有前定，尽其在我，听其在天，万不可稍生妄想。六弟天分较诸弟更高，今年受黜[3]，未免愤怨，然及此正可困心横虑，大加卧薪尝胆之功，切不可因愤废学。

九弟劝我治家之法，甚有道理，喜甚慰甚！自荆七遣去之后，家中亦甚整齐，待率五归家便知。书曰：“非知之艰，行之维艰。”九弟所言之理，亦我所深知者，但不能庄严威厉，使人望若神明耳。自此后当以九弟言书诸神，而刻刻警醒。

季弟天性笃厚，诚如四弟所云“乐何如之”。求我示读书之法，及进德之道，另纸开示，余不具。国藩手草。（道光二十四年八月廿九日）

【注释】

[1]韩昌黎：即韩愈。苏黄：即苏轼和黄庭坚。

[2]丁艰：旧时称遭父母之丧为丁艰。

[3]受黜：受到罢免或者遭到降职。

【译文】

四位老弟：

昨天（即二十七日）接到来信，感觉非常畅快，因为你们的来信很多，且个个都把事情说得很清楚。四弟七夕的诗写得很好，详细的评注已经写在诗的后面了。此后多作诗是很好的，但必须有恒心，一直坚持，才能够有所成就。

我在诗这一方面也是下了很多功夫的，只可惜当今世上已经没有韩愈和苏轼以及黄庭坚等诗作大家和文豪，如果有这样的人，就能引起我发表狂言了。因为我这边应酬太多，所以也不常作诗，但是要用心思索，这一点是时刻都不敢忘的。

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只有进德、修业这两件事是靠得住的。进德，是指对父母等长辈要有孝敬之心，对兄弟手足要有友爱之心，对朋友他人要有仁义之心；修业，就是指读书、作诗、写文章的本领。这两者都是取决于我们自己，可以由我们自己做主的。得到一尺，这一尺就属于我们自己；得到一寸，则这一寸属于我们自己。今天在德行上提高了一分，就相当于积了一升谷子；明天在学业上进了一步，则又算多剩下了一文钱；德和业一起进步了，则家业也就慢慢兴旺起来了。至于功名富贵之类的，那些都是命中注定的东西，是丝毫不由我们自己做主的。曾经有一位官员，他有一个门生为本省学政，就把自己的两个孙子托付给他，当面拜为门生。但他的两个孙子却在临近岁考的时候大病一场，科考的时候又遇到父母去世，这样一耽搁，竟然不能入学。几年以后，两个孙子才都入了学，大点的孙子仍旧中了两榜。这个事例可以说明，入学早一点或者迟一点都是命中注定的事情，努力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但是能不能成则要看老天的安排，千万不能自己妄想。六弟的天分要比其他几位弟弟更高一些，今年考试没有考取，难免会产生气愤和埋怨的心理，然而既然情况已经这样了，则要更加仔细地去衡量一下自己，要以卧薪尝胆的精神继续加深功力，千万不能因为气愤就荒废了学业。

九弟劝我治家的方法，非常有道理，我非常开心也非常欣慰！自从荆七被派遣出去以后，家里的一切都很好，待率五回去你们就知道详细情况了。《尚书》说，“知道一个道理不难，但是将知道的道理真正实践起来就比较难了”。九弟说的道理，我也是早就深深知道的，但是做人不能过于严肃，让人看见就像对着神明一样。今后一定把九弟的批评当座右铭，时刻警惕反省自己。

季弟天性笃厚，正像四弟说他“整天都乐呵呵的”。让我指示读书的方法和加深德行修养的途径，我再另外写出来，其他的暂时不多说，国藩手书。（道光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解析】

曾国藩虽然是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官位而得以升迁的，但他却对压制心智、残害性情的科举制度大加贬损，主张治学的目的应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进德与修业。《周易·乾》中讲：“君子进德修业。”进德就是提升德行修养，修业就是提升才能事业，也就是说君子要有德有才，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这二者有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曾国藩认为，修身立德的学问都在孔、孟的书中，而经世济人、治理国家的才能则在《史记》、《资治通鉴》这一类史书中，说到底，进德修业的办法只能通过努力学习。

即使是帝王将相，在教育子女问题上，也是首先重视教其如何做人。明太祖朱元璋在教育子女时，就特别注重品德的教育，他经常训诫儿子进德修业的道理。他说：“进德，即进益道德；修业，即修营功业。古代的君子，德充于内，又见于外，故器识高明，善道日多，恶行邪僻皆避之。己修道已成，必能服人，贤者集拢于你的周围，不肖者远避。能进德修业，则天下必治，否则必败。”为了使诸子做到“进德修业”，朱元璋聘请各地名师，精选经典著作，对他们进行严格的“德行”教育。他要求这些老师：“好师傅要做出榜样来，以德教人。我的儿子将来是要治理国事的，教的方法，最重要的是要正心。正了心，什么事都可办好，正不了心，各种私欲便会趁虚而入。”

清朝康熙帝对于子女的“德业”教育也是十分地严格。康熙共有35个儿子、20个女儿，孙子辈则有97个。除了言传身教外，他聘请老师，让子女们学习各种儒家经典。皇子皇孙读书的地方叫“上书房”，每天要从早上3点到5点，皇子皇孙就要到书房复习头一天的功课，5点到7点，老师们教授新课。此后，康熙如有时间，就会来看看皇子皇孙的背书情况。之后，皇子们还要学习书法、练习武艺等。不论寒暑，皆是如此。在如此严格的教育下，康熙的皇子皇孙礼敬老师，为人谦和有礼，分别在政治、文化、艺术等方面显出了才能，当中没有一个纨绔子弟。

曾国藩把读书看作提高个人修养的基本要求，将“敬德修业”作为自己进步的基础。对于读书的目的，曾国藩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表示读书是要使自己成为一个明理的君子，从而使自己成为“贤人”“君子”，以至达到“圣人”的境界。同时他又推崇陈亮“经世致用”的治学观点，认为读书也要讲求实际，大则可以报国为民，小则可修身谋生。正是凭着“敬德修业”的自我勉励，曾国藩才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使他从湘军首领成为了“中兴名臣”。

致诸弟·劝弟切勿恃才傲物

【原文】

四位老弟足下：

前次回信内有四弟诗，想已收到。九月家信有送率五诗五首，想已阅过。吾人为学，最要虚心。尝见朋友中有美材[1]者，往往恃才傲物，动谓人不如己，见乡墨则骂乡墨不通，见会墨则骂会墨不通，既骂房官，又骂主考，未入学者，则骂学院。平心而论，己之所为诗文，实亦无胜人之处；不特无胜人之处，而且有不堪对人之处。只为不肯反求诸己，便都见得人家不是，既骂考官，又骂同考而先得者。傲气既长，终不进功，所以潦倒一生，而无寸进也。

余平生科名极为顺遂[2]，惟小考七次始售[3]。然每次不进，未尝敢出一怨言，但深愧自己试场之诗文太丑而已。至今思之，如芒在背。当时之不敢怨言，诸弟问父亲、叔父及朱尧阶便知。盖场屋之中，只有文丑而侥幸者，断无文佳而埋没者，此一定之理也。三房十四叔非不勤读，只为傲气太胜，自满自足，遂不能有所成。

京城之中，亦多有自满之人，识者见之，发一冷笑而已。又有当名士者，鄙科名为粪土，或好作诗古文，或好讲考据，或好谈理学，嚣嚣然自以为压倒一切矣。自识者观之，彼其所造曾无几何，亦足发一冷笑而已。故吾人用功，力除傲气，力戒自满，毋为人所冷笑，乃有进步也。

诸弟平日皆恂恂退让，弟累年小试不售，恐因愤激之久，致生骄惰之气，故特作书戒之。务望细思吾言而深省焉，幸甚幸甚！国藩手草。（道光二十四年十月廿一日）

【注释】

[1]美材：有才华。

[2]顺遂：顺利。

[3]售：考试得中。

【译文】

四位老弟：

上一次的回信里面有四弟的诗，想必已经收到了。九月的家信里有五首诗送给率五的，应该也已经看过了。我们为学之人，最需要虚心。常常看见朋友中一些天资很不错的人，却往往仗着自己有才能而看不起别人。见到乡墨就骂乡墨不通，见了会墨又骂会墨不通，骂完了房官骂主考，没有进入学院的人则骂学院。平心而论，他们所作的诗文，实在是没有什么超过别人的地方，不仅没有超过别人的地方，而且还有不如别人的地方。这都是因为这些人不肯反思，从自己身上找出原因所在，所以认为都是别人的错，既怪罪考官，又怪罪那些一同考试而被先录取的人。傲气一旦生成，最终就很难长进，所以造成了一生潦倒，再也没有一寸长进了。

我生平考科名的时候很是顺利，只有小考的时候是考了七次才考上。然而每次没有考中名次，从不敢说一句怨言，只是深深为自己考场上写的诗文太差劲而感到惭愧，到现在想起来还如芒刺在背。当时连句怨言都不敢说的详细情形，各位弟弟问问父亲、叔父以及朱尧阶就知道了。在科举考试的考场上，只有文章写得不好但是被侥幸录取的人，绝对不会有文章写得非常好却被埋没的人才，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三房的十四叔并不是读书不够勤奋，只是因为太傲气，自满自足，所以不能够有所成就。

在京城里也有很多自满的人，有见识的人见了他们，只是发一声冷笑而已。也有一些当今名士，他们看不起科举，视科举为粪土，要么喜欢作古诗文，要么喜欢作考据，又或者喜欢谈论理学，嚣张地叫嚣着，以为自己可以压倒一切。但在有见识的人看来，他们所成就的也没多少东西，也只是冷笑一声罢了。所以我们做学问，要努力克服傲气，不能自满，不要成为别人的笑柄，这样才能够有所进步。

各位弟弟平常为人谦虚谨慎，却多年小试不能够考中，我担心因为激愤比较久，会导致骄惰之气，产生懈怠情绪，所以特别写信告诫你们，一定要仔细思索我所说的话而进行一些反省，那就非常庆幸了。国藩手书。（道光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解析】

南北朝时，南朝梁国有个吏部尚书叫萧子显，他的学问很好，然而自负才气，很少有他看得上的人，平常见到各级的官员，从不答言，只举扇一挥而已。可皇上却非常敬重他。萧子显四十九岁那年不幸染病身亡，简文帝对他评价甚高，下令为他举哀。将要入葬了，萧家请求谥号，简文帝手诏“恃才傲物，宜谥曰‘骄’”。“恃才傲物”这四个字就是梁简文帝对萧子显的评价，主要是赞美他才学之高尚。不过后来这个成语已成了贬义词，用于指自负其才而傲慢。曾国藩这封家书，主要是劝诸弟做学问务必要谦虚谨慎，不能过于自满，万万不可自高自大，恃才傲物，妄加评价和嘲笑别人。

“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为了使弟弟们明白这个道理，曾国藩在信中结合自己的经历，从正反两个方面告诫弟弟们要力除傲气，虚心进学。他说，我们研究学问最要虚心。我常看见朋友中有许多有才华的人，往往倚仗自己的才能傲视一切，动不动就说别人不如自己。平心而论，他们自己所做的诗或文，实在也没有什么超人之处，不仅没有超过别人的地方，而且还有不如别人的地方。只是因为他不肯反过来检点自己，便觉得别人不行。这样的人当然不能进步，所以只能是潦倒一生。

曾国藩一生的成就得益于他虚心求学的态度，刚进入翰林院时，他结识了一位人生中的贵人唐鉴。唐鉴是曾国藩的湖南同乡，也是当时著名的理学家。唐鉴在从江宁藩司调京任太常寺卿的时候，道光皇帝曾经在乾清门接见他，当时身为翰林院检讨的曾国藩，就侍奉在道光皇帝的旁边。道光皇帝对唐鉴治朱子之学的成就极为赞赏，对他能按“圣学”的教导努力躬行尤其称道，说他是朝廷官员的楷模。因此，曾国藩对唐鉴非常羡慕和敬佩，于是以弟子的身份主动到唐鉴家拜访，恭恭敬敬地当面向他请教读书修身之道。当时的唐鉴已经年过花甲，看到曾国藩这位同乡后辈能够如此谦恭好学，很是高兴。他对曾国藩更是一见如故，悉心指教，曾国藩因此受益匪浅。

历史上大多博学之士都是十分谦虚的，齐白石在70多岁的时候，对人说：“我才知道，自己不会画画。”巴金也曾经说过“我不会写作”这类的话。古希腊哲学家芝诺说，就像大圆的圆周比小圆的圆周大，掌握知识较多的人比知识较少的人所接触到的无知范围要大，所以知识越多的人越会感到自己不懂的东西很多，也就越虚心。

孔子有句名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直白地去理解就是，三个人一起走路，其中一定有一个人可以做我的老师。身为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的儒家创始人，尚且如此虚心好学，正是拥有这种虚怀若谷的精神，才拥有了无人企及的智慧，也才拥有了后世对他的异常尊敬。

致诸弟·宜力除牢骚

【原文】

澄侯、温甫、子植、季洪四弟足下：

日来京寓大小平安，癣疾又已微发，幸不为害，听之而已。

湖南榜发，吾邑[1]竟不中一人。沅弟书中，言温弟之文，典丽鹬皇，亦尔被抑，不知我诸弟中未来科名，究竟何如？以祖宗之积累，及父亲叔父之居心立行，则诸弟应可多食厥报。以诸弟之年华正盛，即稍迟一科，亦未遂为过时。特兄自近年以来，事务日多，精神日耗，常常望诸弟有继起者，长住京城，为我助一臂之力。且望诸弟分此重任，余亦欲稍稍息肩，乃不得一售，使我中心无倚。

盖植弟今年一病，百事荒废，场中之患目疾，自难见长。温弟天分，本甲于诸弟，惟牢骚太多，性情太懒，前在京华，不好看书，又不作文，余即心甚忧之。近闻还家后，亦复牢骚如常，或数月不搦管为文。吾家之无人继起，诸弟犹可稍宽其责，温弟则实自弃，不可尽诿其咎于命运。吾尝见朋友不中牢骚太甚者，其后必多抑塞[2]，如吴枟台、凌荻舟之流，指不胜屈。盖无故而怨天，则天必不许，无故而尤天，则天必不许，无故而尤人，则人必不服，感应之理，自然随之。温弟所处，乃读书人中最顺之境，乃动则怨尤满腹，百不如意，实我之所不解。以后务宜力除此病，以吴枟台、凌荻舟为眼前之大戒。凡遇牢骚欲发之时，则反躬自思，吾果有何不足，而蓄此不平之气，猛然内省，决然去之。不惟平心谦抑，可以早得科名，亦一养此和气，可以稍减病患。万望温弟再三细想，勿以吾言为老生常谈，不直一哂[3]也。

王晓林先生在江西为钦差，昨有旨命其署江西巡抚，余署刑部，恐须至明年乃能交卸。袁漱六昨又生一女，凡四女，已殇其二，又丧其兄，又丧其弟，又一差不得，甚矣穷翰林之难当也！黄麓西由江苏引入京，迥非昔日初中进士时气象，居然有经济才。王衡臣于闰月初九引见，以知县用，后于月底搬寓下洼一庙中，竟于九月初二夜无故遽卒。先夕与同寓文任吾谈至二更，次早饭时，讶其不起，开门视之，则已死矣。死生之理，善人之报，竟不可解。

邑中劝捐，弥补亏空之事，余前己有信言之。万不可勉强勒派。我县之亏，亏于官者半，亏于书吏者半，而民则无辜也。向来书吏之中饱，上则吃官，下则吃民，名为包片包解。其实当征之时，是以百姓为鱼肉而吞噬之，当解之时，则以官为雉媒而播弄之。官索钱粮于书吏之手，犹索食于虎狼之口，再四求之，而终不肯吐，所以积成巨亏。并非实欠在民，亦非官之侵蚀也。

今年父亲大人议定粮饷之事，一破从前包征包解之陋风，实为官民两利，所不利者，仅书吏耳。即见制台留朱公，亦造福一邑不小，诸弟皆宜极力助父大人办成此事。惟损银弥亏，则不宜操之太急，须人人愿捐乃可。若稍有勒派，则好义之事，反为厉民之举，将来或翻为书吏所藉口，必且串通劣绅，仍还包征包解之故智，万不可不预防也。

梁侍御处银二百，月内必送去，凌宅之二百，亦已兑去。公车来，兑六七十金，为送亲族之用，亦必不可缓，但京寓近极艰窘，此外不可再兑也。邑令既与我家商办公事，自不能不往还，然诸弟苟可得已，即不宜常常入署。陶、李二处，容当为书。本邑亦难保无假名请托者，澄弟宜预告之。

书不详尽，余俟续写。国藩手草。（咸丰元年九月初五日）

【注释】

[1]邑：县。

[2]抑塞：压抑。

[3]不直一哂：不值得一笑。

【译文】

澄侯、温甫、子植、季洪四位弟弟：

近来京城大小平安。我的癣疾又开始有些发作，好在不是很严重，就随它去了。

湖南的榜已经发了，我们县竟然没有一个人上榜。沅弟的来信中说温弟的文章典雅大气，也被压抑住，不知道各位弟弟里将来的科名究竟会怎样？以祖宗所积累的德行以及父亲叔父都居心立行，各位弟弟应该可以多承受一些磨难。各位弟弟还是年华正盛的时候，即使是稍迟一次科举，也不会太晚的。只是为兄近年以来，事务越来越多，精神也慢慢耗掉，常常希望各位弟弟中能够有继起之人，可以常住在京城里，为我助一臂之力；并且希望各位弟弟能分此重任，我也想稍微歇息歇息，但这个愿望却不能够及早实现，使我心里觉得没什么依靠。

植弟今年一病，什么事情都荒废了，加上又患上了眼疾，自然难以看到有什么长进。温弟的天分本是比其他各位弟弟要高的，只是牢骚太多，性情太懒惰，之前在京时不喜欢看书，又不写文章，我心里特别为他着急。近来听说他回家以后，也还是像以前一样牢骚满腹，要么就是几个月不好好写文章。我们家里没有继起的人，各位弟弟都可以稍微免去一些责任，而温弟则实在是属于自己放弃，不能够将责任全部归咎于命运。我常常见到朋友里面牢骚比较多的人，他们后来必定会遇到很多坎坷，比如吴枟台、凌荻舟之类的，数都数不完。无缘无故就去怨天，则天也不允许；没什么缘故就怨人，那么人也是不服的。感应这回事，顺其自然就好。温弟所处的环境，是最适合读书人的环境，却动不动就满腹埋怨，这也不如意、那也不如意，我实在是不能够理解。以后务必要尽力克服这个毛病，以吴枟台、凌荻舟等人为戒。一旦遇到想要发牢骚的时候，就要自己反思一下，到底自己有哪些地方不足，才导致有这么多不平之气呢？猛然内省，坚决把那些不足去掉。心态平和谦抑，不仅可以早日取得科名，还可以用这种养气的方法消减病患。万分希望温弟再三仔细地想一想，不要认为我的话是老生常谈，不值得听。

王晓林先生在江西为钦差，昨天有旨，命他为江西巡抚。我主理刑部，恐怕要到明年才能交卸。袁漱六昨天又生了一个女儿，总共四个女儿中有两个已经去世了，哥哥和弟弟也相继去世了，并且一个差事都没有，真是穷翰林难当啊。黄麓西由江苏被引荐到京城，远远不像当初刚刚中进士的样子，居然很有经济才能。王衡臣在闰月初九被引荐，被任命为知县，之后在月底的时候搬家到下洼一个庙里，竟然在九月初二的夜里无缘无故死掉了。前一天晚上还与在同一个寓所里居住的文任吾谈话到二更的时候，第二天早饭的时候没见到他人，大家正惊讶他怎么还没起床，开门一看才发现他已经死了。死生的道理，好人的这种报应，真是不可理解。

家乡县里劝捐以弥补亏空这件事，我之前也有信说到过，万万不可以强制勒令分派。我们县的亏空，一半是亏空在官员身上，一半是亏空在书吏的身上，而百姓则是无辜的。历来书吏们中饱私囊，都是上面吃官，下面吃民。名义上虽然是包征包解，但是实际在征缴之时，都是把百姓当作鱼肉来吃的；当解送的时候，又当官员们是野鸡而糊弄他们。官员从书吏手里要钱粮的时候，犹如在虎狼口里抢食一样，不管怎样求，他终究是不肯吐出来；所以才导致积成巨大的亏空，这亏空并不是由百姓造成的，也不是被官员们侵吞了。

今年父亲大人议定粮饷的事情，破除了从前包征包解的陋习，实在是官民两利，唯一没能惠及到的，只是那些书吏。就是见制台留朱公这件事，也为那个地方造福不小。各位弟弟都应当全力协助父亲大人把这件事顺利办成。只是捐银两弥补亏空这件事，不宜操之过急，需要每个人自愿认捐才行，如果稍微有些强行分派，则本来是好事反而会发展成为剥削百姓的事情，将来如果演变成为书吏们的借口，并且与一些恶劣的乡绅串通，结果还是回到了原来包征包解的旧路上去，千万不可不早为防备。

梁侍御那里的二百两银子，这个月之内必须送去。凌宅的二百两，也已经兑换去了。公车来，兑了六七十两金子，用来送亲族之用，也不能再延缓了。但是我们在京城这边已经很艰苦窘迫，除上述那些之外，再也不能兑了。

县令既然来到我家里商办公事，自然也不能不相互来往，然而各位弟弟若是得到了差事，也不适合经常在官署出入。陶、李两处，容我再写信过去。本县里也难免有假借他人之名来请托的，有这种事澄弟最好要事先告诉我。

信里面难以写得详尽，其他的事下次写信再说。兄国藩手书。（咸丰元年九月初五日）

【解析】

在这年的科考中，全县居然没有一个人上榜，曾家老六的文章典雅大气，也被压住，他因没有考中而自暴自弃，牢骚满腹，责怪命运。为此，曾国藩劝诸弟要力除牢骚，静思己过，凡事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而不要总是怨天尤人。他耐心地劝导说，“吾尝见朋友中牢骚太甚者，其后必多抑塞”。只知道发牢骚，到最后不但自己不会进步，往往在各方面都会受到压抑。

发牢骚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往往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因为无论抱怨什么，它都传递着一种负面的情绪，这种情绪破坏了友情，破坏了周边的氛围。对于自身来说，经常发牢骚对身体的健康也是十分有害的，心中没有了和气，积压的全是怨气，心情自然不会舒畅，更不会把力量和精神用在反省和奋斗上面，学业和事业最终会因停滞而荒废。可以说，发牢骚这种恶习，对任何人、任何事都是有害无益。

古代有个叫乔龟年的人，他很有孝心，尽量赡养他的老母亲，但是他们家很穷，他只能以替别人写字为生，收入微薄，不能够让老母亲吃得更好一些、穿得更好一些。他很难过，总是埋怨因为他太穷了，否则一定能够让母亲过得更好些。有一天他在井边打水，想起没有更多的钱让母亲吃得更好，不觉落下泪来。他的孝心感动了上天，让他从井里捞出一些银子，好好孝敬母亲。乔龟年捞出这些银子后，让母亲好吃好喝了几年。几年之后，他母亲去世了，银子也花完了，他又陷入了贫困之中。面对自己的窘境，乔龟年又到井边哭泣，抱怨家穷，这一次老天没有再伸出援助之手，反而因为他总是抱怨，决定以后再也不帮助他了。就这样，他下半辈子就在穷困中潦倒而死。

其实乔龟年那么一个断文识字的人，怎么至于连一个老母亲都不能养活呢？孝心是好，但孝心不仅仅是挂在嘴边，而是要落实到行动上。可他除了给人写写字之外，从来没有想过尝试其他的途径来解决自己的贫穷，他所做的只是埋怨而已。在上天帮助他一次之后，他也只是坐吃山空，从没想过让自己有更多的谋生技能。钱花完之后，他仍然没有本领赚取更多的钱，还是只有埋怨的本领，最后因为埋怨，连老天也不肯再帮他了。这个故事印证了“自助者人助之，怨人者天亦怨之”的道理，也正如曾国藩所说：“盖无故而怨天，则天必不许；无故而尤人，则人必不服。”所以，成大事者，切记务必要力除发牢骚的恶习。

鲁迅曾经说过“不满是向上的车轮”，不满与安于现状相比，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仅仅是情绪上的不满和埋怨是不够的，必须从思想上进行升华，把牢骚中的不满转化为激励自己“向上的车轮”。曾国藩一生在官场上遇到的委屈和不平太多了，如果他以牢骚相对，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曾国藩了。为此他总结出了一套“悔字诀”，把“无论何时何事，决不怨天尤人”作为自己人生最为重要的一条修养准则。

致四弟·不宜露头角于外

【原文】

澄侯四弟左右：

顷接来缄，又得所寄吉安一缄，具悉一切。朱太守来我县，王、刘、蒋、唐往陪，而弟不往，宜其见怪。嗣后弟于县城、省城，均不宜多去。处兹大乱未平之际，惟当藏身匿变，不可稍露圭角于外，至要至要！吾年来饱阅世态，实畏宦途风波之险，常思及早抽身，以免咎戾[1]。家中一切，有关系衙门者，以不兴闻为妙。（咸丰六年九月初十日）

【注释】

[1]以免咎戾：以免惹出祸端。

【译文】

澄侯四弟：

刚接到来信，又接到寄到吉安的一封信，现在已经知道了具体的一切。朱太守来到我们县，王、刘、蒋、唐都去陪同了，而弟弟没有去，也难怪他会见怪于你。以后对于县城、省城，弟弟都不宜多去。现在正处于大乱未平的时候，应当要藏身匿迹，稍微将头角露一点在外面都不可以，这点非常非常重要！我这些年来看透了各种世态，实在是害怕官场的各种风波和凶险，经常想要及早抽身脱离官场，以免稍不小心就会惹出祸端。家里一切与衙门有关的事，都以不参与为好。（咸丰六年九月初十日）

【解析】

“高调做事，低调做人。”这是曾国藩为人处事的一贯准则。

这封写给四弟的家书简洁明了，主题就一个：“不宜露头角于外”，不做出头之人，这是典型的中庸之道。这封家书的写作背景是咸丰六年（1856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过去十六年了，当时的清朝一片乌烟瘴气，官场黑暗，百姓疾苦，内忧外患都比较严重。不久咸丰帝病逝，慈禧趁机联合奕□发动宫廷政变，夺得政权，从此垂帘听政，清朝政治更加腐败无能，政权逐渐开始向外国侵略者妥协，爱国人士和民众遭到排挤，在这种动荡的情况下，个人的力量是非常渺小的。

身处官场多年的曾国藩深知宦海险恶，连他自己都希望能及早抽身，以免不测。同时，也希望家人避开官场，避免招灾惹祸。最安全的方式，莫过于将自己隐藏于众人之中，这样才不至于有危险发生。但现实中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官场和军营对他的诸弟们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眼看大哥在外面叱咤风云，当小弟的又怎能甘心在家当个小农夫呢？当时老六、老九都不甘寂寞，各自招兵买马，先后成为了曾国藩的偏师。曾国藩虽然并不希望自己的诸弟投笔从戎，但诸弟一旦下定决心要走这条道，他还是欢迎的，因为这可以壮大自己的力量。特别是像他这种自募成军的统帅，更是时时要防止部下拥兵自重，掌握在自己胞弟手中的军队，相对来说可以放心一些，所以六弟和九弟组军之后，曾国藩对这两支军队还是刻意培养的。

但这位四弟本身没什么本领，只是借他的名气充当了家乡士绅的首领、游走于官府衙门之间，这却是曾国藩所不能不加以劝止的。因为这事做得好时还没什么，一旦做得不好，舆论马上就会落到自己的头上，可以说是有害无益。但曾国藩又要顾及四弟的面子和自尊，不便明言，只好拿自己说事，说：“现在正处于大乱未平的时候，应当要藏身匿变，稍微将头角露一点在外面都不可以，这点非常非常重要！我这些年来看透了各种世态，实在是害怕官场的各种风波和凶险，经常想要及早抽身脱离官场，以免稍不小心就会惹出祸端。”最后才捎上一句：“家里一切与衙门有关系的方面，都最好不要参与和过问。”

俗语说，“枪打出头鸟”，意思是凡事不可招摇，不要做出头之人，曾国藩一直恪守“低调做人”的准则。道光年间，他官运亨通，连连升官，直到官至二品。尽管官位越来越高，但他的日常出行规格却一直没变，仍然乘坐原来的蓝轿。在当时，三品以上官员是可以乘坐绿轿的，三品以下则必须是蓝轿。蓝轿是由四人抬，而绿轿则是八人抬，从而显示身份的差别。曾国藩则不在乎这些虚荣，坚持乘坐蓝轿，并且能省的时候还尽量省去。低调是一种智商高的表现，正是由于曾国藩懂得这一点，才得以使他在鱼龙混杂的官场纵横几十年，最终官至一品，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虽功高盖世，却能安然得以善终。

致九弟·宜息心忍耐

【原文】

沅甫九弟左右：

十二日申刻代一自县归，接弟手书，具审一切。

十三日未刻文辅卿来家，病势甚重，自醴陵带一医生偕行，似是瘟疫之证，两耳已聋，昏迷不醒，间作谵语[1]，皆惦记营中。余将弟已赴营，省城可筹半饷等事，告之四五次，渠已醒悟，且有喜色。因嘱其静心养病，不必挂念营务，余代为函告南省江省等语，渠亦即放心。十四日由我家雇夫送之还家矣。若调理得宜，半月当可痊愈，复原则尚不易易。

陈伯符十二日来我家，渠因负疚在身，不敢出外酬应，欲来乡为避地计。黄子春官声极好，听讼勤明，人皆畏之。

弟到省之期，计在二十日，余日内甚望弟信，不知金八佑九，何以无一人归来，岂因饷来未定，不遽遣使归与？弟性褊急似余，恐拂郁或生肝疾，幸息心忍耐为要！

兹趁便寄一缄托黄宅转遁，弟接到后，望专人送信一次，以慰悬悬。

家中大小平安，诸小儿读书，余自能一一检点，弟不必挂心。（咸丰七年九月廿二日）

【注释】

[1]谵语：神志不清的时候所说的胡言乱语。

【译文】

沅甫九弟：

十二日那天申刻（下午四点左右），代一从县里回来，捎来了弟弟的手书，我现在已经知道了一切事情。

十三日那天未刻（下午两点左右），文辅卿来家，病势非常严重，从醴陵带了一个医生一起同行，看上去像是瘟疫之症，两只耳朵已经聋掉了，整个人昏迷不醒，偶尔还胡言乱语，全都是惦记军营中的事情。我将弟弟已经到达营里，省城可以筹到一半的军饷等事情，跟他讲了四五次，现在他已经醒了，并且脸上露出了喜色。因此我嘱咐他要静下心来养病，营务方面的事情不必挂念，我代他写函告知南省江省目前的状况，他也就放心了。十四日那天我雇了车夫将他送回了家。如果调理得法，估计半个月左右就应该可以痊愈，但是如果要完全复原，暂时还不太容易。

陈伯符十二日那天来我家，因为他负疚在身，所以不敢外出应酬，想要来乡里暂时避一避。黄子春在官场的名声非常好，他办理各种诉讼案件既勤政又明断，所以人们都有些畏惧他。

弟弟到省城的日期，按计划算来应该是在二十日，我最近这段时间很盼望弟弟来信，不知道为什么，金八和佑九一个人都没有回来。是不是因为军饷还没有定，所以不急着派差使回来？弟弟像我一样，性格有些偏急，恐怕如果不得志，会因抑郁而生出肝病来，一定要平息肝火，多加忍耐。

现在趁着方便，托黄宅转寄一封信，希望弟弟接到信以后，能派专人送信一次，以平复我的悬念。

家中大小都很平安，几个小孩都在用功读书，我可以一一给他们检查，弟弟尽可放心，不必为此挂念。（咸丰七年九月二十二日）

【解析】

曾国藩一生坎坷艰辛，在官场承受了许多挫折和失败，于是潜心专研修身养性之道，悟出古今凡欲成大事者，必是善忍之人，于是归纳出一套外藏内敛之道，如“息心忍耐为第一大要”、“办大事的人胸怀要宽，肚量要大，能忍善忍”等，正是他能忍善忍，才使得他面临任何危机时皆能逢凶化吉。这封家书里面，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劝弟弟要息心忍耐，不可因为性急，短时期内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才能而情绪抑郁，恐怕这样会伤及身体，生出肝病来。

年轻人血气方刚，很容易急躁，不容易沉下心来等待时机。在当时，清朝的状况已经不是很明朗，国运衰微，政府也很腐败，很多有志之士都难以施展。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初投军营，在短时间内还不会委以他重任，曾国藩对这种现状很是了解的，同时对性格急躁的九弟也是很了解，所以事先就写信给他打预防针。

“办大事的人胸怀要宽，肚量要大，能忍善忍”，尽管大多数人都希望自己能很快有一番作为，但是有几个将军不是先从做士兵开始的？所以，无论身处如何噪杂的环境里，无论现在自己地位多么渺小，也一定要息心忍耐，蓄积让自己强大的力量，切勿急火攻心。

致九弟·劝弟须保护身体

【原文】

沅甫九弟左右：

廿二夜灯后，佑九、金八归，接弟十五夜所发之信，知十六日已赴吉安，屈指计弟廿四日可抵营，廿五六当专人归来，今日尚未到家，望眼又复悬悬。

九月廿四日叔父六旬晋一冥寿[1]，焚包致祭，科一、科四、科六亦往与祭。关秀姑娘于十九日生子。临三、坤八于十月初一日散学，拟初间即往邹至堂处读冬书，亦山先生之所荐也。枚谷先生十月中旬可散学，亦山不散学。科四已读《离娄》八叶，科六读至“点，尔何如”，功课尚算有常。家中诸事，弟不必挂虑。

吉安中营尚易整顿否？古之成大事者，规模远大与综理密微，二者阙一不可[2]。弟之综理密微，精力较胜于我。军中器械，其略精者，宜另立一簿，亲自记注，择人而授之。古人以铠仗鲜明为威敌之要务，恒以取胜。刘峙衡于火器，亦勤于修整，刀矛则全不讲究。余曾派褚景昌赴河南采买白蜡杆子，又办腰刀分赏各将弁，人颇爱重。弟试留心此事，亦综理之一端也。至规模宜大，弟亦讲求及之。但讲阔大者，最易混入散漫一路。遇事颟顸[3]，毫无条理，虽大亦奚足贵？等差不紊，行之可久，斯则器局宏大，无有流弊者耳。顷胡润芝中丞来书，赞弟有曰“才大器大”四字，余甚爱之。才根于器，良为知言。

湖口贼舟于九月八日焚夺净尽，湖口梅家洲皆于初九日攻克。三年积愤，一朝雪耻，雪琴从此重游浩荡之宇。惟次青尚在坎窅之中，弟便中可与通音问也。润翁信来，仍欲奏请余出东征。余顷复信，具陈其不宜，不知可止住否？彭中堂复信一缄，由弟处寄至文方伯署，请其转递至京；或弟有书呈藩署，末添一笔亦可。李迪庵近有请假回籍省亲之意，但未接渠手信。渠之带勇，实有不可及处，弟宜常与通信，殷殷请益。

弟在营须保养身体，肝郁最伤人，余平生受累以此，宜和易以调之也。（咸丰七年十月初四日）

【注释】

[1]冥寿：即已经死去的人的生日。

[2]阙一不可：即缺一不可。

[3]颟顸：糊涂而马虎，不明事理。

【译文】

沅甫九弟：

二十二日夜里上灯之后，佑九和金八回来了，接到弟弟十五日夜里所发的信，知道你十六日已经去吉安，稍微算算，预计弟弟在二十四日可以到达营地，二十五六日应当派专人回来的，但是到今天都没有到家，心里挂念，望眼欲穿。

九月二十四日是叔父六十一岁的冥寿，焚包拜祭了，科一、科四、科六也一同前往去祭拜。关秀姑娘十九日生了一个儿子。临三、昆八十月初一学堂放假了，打算月初就到邹至堂那里去冬读，是亦山先生推荐的。枚谷先生十月中旬可以放假，但亦山是不放假的。科四已经读了《离娄》八页，科六读到了“点，尔何如”，他们的功课都还算是正常的。家里面的各种事，弟弟不必挂念。

吉安中营还容易整顿吗？自古以来能成就一番大事业的人，规划远大和思维缜密，这两个品质是缺一不可的。弟弟思维比较缜密，精力也比我强。军中各种器械，稍微精良一点的，要另外用一个簿子记下，亲自动手做注记，选择一些更适当的人，交给他们用。古人都以铠仗鲜明作为征服敌人的首要大事，并且常常以这个取胜。刘峙衡对火器很精通并且非常勤于修整，但是对大刀长矛就不怎么讲究。我曾派褚景昌到河南去采购白蜡杆子，又置办了腰刀来分赏各位将士，他们都很喜欢。弟弟可以试着留心此事，也算是宗理的一个方面。至于规模要大，弟弟也要讲求这个。但是讲到阔大的场面，又很容易混入闲散的人。如果遇事漫不经心，做事一点条理都没有，虽然大又有什么珍贵的呢？各种差事繁多却有条不紊，才能够做得比较久远，才能算得上器局宏大、没有毛病的人。刚刚中丞胡润芝来信称赞弟弟，有四个字“才大器大”，这是我非常喜欢的。才能的根本在于器，这是对你非常了解才有的言论。

湖口的贼舟在九月八日已经烧夺干净，湖口、梅家洲都在九日攻克下来了。三年积下来的愤慨，一天就雪耻了，雪琴从此可以重新游览在浩荡的天地之间了。只有次青的境遇还比较坎坷，弟弟在方便的时候可以与他通信问候问候。润翁的信来了，仍然是想奏请让我出来东征。我即刻回信，具体陈述了不适宜的地方，不知道能不能止住他的想法。彭中堂父信一封，从弟弟那里寄到文方伯那里，请让他再转寄到京城；或者是弟弟有信呈递给藩署的时候，在末尾再添加一笔就可以了。李迪安最近有请假回到老家省亲的意思，但还没有接到他的亲笔信。他带兵非常勇猛，实在是别人所不可以比的，弟弟应当常与他通信，多多请教。

弟弟在营里需要保养身体，肝郁是最容易伤人的，我这平生都受累于这件事，应该以平和坦易来相互调和。

【解析】

自古以来能成就一番大事业的人，规划远大和思维缜密，这两个品质是缺一不可的。

在这里，曾国藩提到一件小事，那就是他曾亲自督促打造了数百把腰刀，用以奖赠那些立了功的将士，所费不多，却让那些受赠之人有一种被统帅重视的感觉，得此殊荣者无不爱惜珍重，这本是一件小事，但却有激励斗志的大作用，曾国藩以此告诫九弟，所谓的综理密细，就是把这些看似很小的事情一件件做好，那么你的大规划也就不会落空了。曾氏在信中说：“古之成大事者，规模远大与综理密微，二者阙一不可。”他认为，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中庸》里也有类似的话：“致广大而尽细微。”

曾国藩提到胡润芝称赞老九的四个字：“才大器大”，所谓的“器”指的是胸襟和度量，也是“见识”，在曾国藩看来，大的“器局”则是来自天赋，才干的大小取决于“器局”的大小，凡成绝大事者必有绝大“器局”。世事纷纭，凡事能够辩伪存真、洞悉先机，才是最难得和最重要的。故曾氏对于九弟的“才大器大”尤为高兴。

曾国藩在信中所提及“肝郁”，即肝气郁结之症。多由情绪抑郁，气机阻滞所致。肝有疏泄的功能，喜升发舒畅，如因情志不舒，恼怒伤肝，或因其他原因影响气机升发和疏泄，就会引起肝郁的病症。肝病在医学上不是很容易治愈的一种病，但是对人的身体影响却特别大。从五行上说，金、木、水、火、土，其中“木”对应的是肝，常心情郁积的人就容易肝不好。曾国藩也是有“肝郁”的人，所以他说“肝郁最伤人，余平生受累于此”。并提出了一个预防“肝郁”的良方：“应该以平易来调和”。何为“平易”？性情温和宁静、态度和蔼谦逊也。

致九弟·做人要有恒心

【原文】

沅甫九弟左右：

十二日正七、有十归，接弟信，备悉一切。定湘营既至三曲滩，其营官成章鉴亦武弁中之不可多得者，弟可与之款接。来书谓“意趣不在此，则兴会索然”，此却大不可。凡人作一事，便须全副精神住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我生平坐犯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浅。当翰林时，应留心诗字，则好涉猎他书，以纷其志；读性理书时，则杂以诗文各集，以歧其趋。在六部时，又不甚实力讲求公事。在外带兵，又不能竭力专治军事，或读书写字以乱其志意。坐是垂老而百无一成，即水军一事，亦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弟当以为……鉴戒。

现在带勇[1]，即埋头尽力以求带勇之法，早夜孽孽[2]，日所思，夜所梦，舍带勇以外则一概不管。不可又想读书，又想中举，又想作州县，纷纷扰扰，千头万绪，将来又蹈我之覆辙，百无一成，悔之晚矣。

带勇之法，以体察人才为第一，整顿营规、讲求战守次之，《得胜歌》中各条，一一皆宜详求。至于口粮一事，不宜过于忧虑，不可时常发禀。弟章既得楚局每月六千，又得江局月二三千，便是极好境遇。李希庵十二日来家，言迪庵意欲帮弟饷万金。又余有浙盐赢馀万五千两在江省，昨盐局专丁前来禀沟，余嘱其解交藩库充饷，将来此款或可酌解弟营，但弟不宜指……请耳。

饷项既不劳心，全副精神讲求前者数事，行有馀力则联络各营，款接绅士。身体虽弱，却不宜过于爱惜。精神愈用则愈出，阳气愈提则愈盛。每日作事愈多，则夜间临睡愈快活。若存一爱惜精神的意思，将前将却，奄奄无气，决难成事。凡此，皆因弟兴会索然之言而切戒之者也。

弟宜以李迪庵为法，不慌不忙，盈科后进，到八九个月后，必有一番回甘滋味出来。余生平坐无恒流弊[3]极大，今老矣，不能不教诫吾弟吾子。

邓先生品学极好，甲三八股文有长进，亦山先生亦请邓改文。亦山教书严肃，学生甚为畏惮。吾家戏言戏动积习，明年喜在家，当与两先生尽改之。

下游镇江、瓜洲同日克夏，金陵指日可克。厚庵放闽中提督，已赴金陵会剿，准其专招奏事。九江亦即日可复。大约军事在吉安、抚、建等府结局，贤弟勉之。

吾为其始，弟善其终，实有厚望。若稍参以客气，将以鼓志，则不能为我增气也。营中哨队请人气尚完固否？下次祈书及。（咸丰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注释】

[1]带勇：带兵。

[2]孽孽：勤奋，努力。

[3]流弊：弊端，毛病。

【译文】

沅甫九弟：

十二日，正七和有十两个人归来，接到弟弟的来信，已经知道一切状况。湘军的营地已经定到了三曲滩，营官成章鉴是武官里面难得的人才，弟弟可以与他相结交。弟弟来信里面说你的兴趣不在这里，做起来索然无味，这是万万不可以的。但凡人在做一件事的时候，便须以全副精神去做，全神贯注于这件事，要锲而不舍地做下去，而不能见异思迁，做这件事时却想着另一件事，在这个山头上望着那个山头，在那个山头上的时候又望着这个山头。如果一个人没有恒心，一生都不会有所成就。我生平犯过很多次无恒心的毛病，实在是受害不浅。当翰林的时候，本应该留心诗文，却喜欢涉猎其他书籍，分散了心志，结果诗文上面的功夫不到位。后来读性理书的时候，又爱好看一些杂文和诗集，乱了意志，致使学习的路子产生了分岐。在六部任职的时候，不太用实劲去办好公事。在外面带兵的时候，又不能竭力专心治理军事，这样，人垂老了，还百事无一成功。就是办理水军这件事，也是掘井九尺而不及泉，弟弟应当以我为戒。

你现在带兵，就应该埋头苦干，以带兵为主，尽力而为，以找到更好的带兵之法。不管昼夜都应当勤勉，白天想带兵的事情，晚上就算在梦里也应该还是以带兵为主，除了带兵之外，其他的事情一概不要管。不能在带兵的时候又想着去读书，又想参加科举，又想着去做州官县令，这样纷纷扰扰、千头万绪的，将来只能是重蹈覆辙，走我的老路，最后时光流逝却一无所成，到那时后悔就晚了。

关于带兵的方法，要以发掘人才为第一要务。而整顿营规和战术之类的倒在其次，《得胜歌》里面的每一条都应当要认真地落实。至于口粮方面，你不需要过分担心，不要经常发禀。既然弟弟那边每个月能拿到湖北分局六千和江西分局两三千的口粮，这已经是非常好的待遇了。十二日李希庵来到家里来，说迪庵想要帮弟弟筹备军饷万两。另外我在浙江盐局盈余了一万五千两，昨天盐局的人到我这里来汇报，我嘱咐将盈余的银两解交到藩库里充当军饷，将来这笔款子也可以酌情送到弟弟的军营里，但是弟弟不宜直接出面请求拨款。

既然军饷这件事已经解决好，不再需要弟弟劳心，那弟弟就应该全身心投入到之前所讲到的几件事上，如果办完这些事之后还有一些余力，则可以联络其他各营，接济一下绅士。身体虽然有些虚弱，但是不适宜过分怜惜身体。精神是越用越精神，而阳气是越提愈加旺盛。如果每天做的事情很多，则晚上睡觉的时候睡得越舒心。如果怜惜自己的精气神而不舍得用的话，则每到做事情的时候就会退缩，这样做什么事情都少几分精气神，于是很难做成事情。而以上所讲的这么多道理，都是因为弟弟那句“兴会索然”而引发的感想，弟弟一定要记住。

弟弟应当以李迪庵为榜样，做事不慌不忙，盈科后进，坚持八九个月以后，自然会有成果出来。我生平所犯没有恒心这个毛病的弊端非常大，如今我已经老了，不能不以此告诫我的弟弟和子侄，让你们能够以此为戒。

邓先生的人品和学问都很好，甲三的八股文有了进步。亦山先生也请邓先生来帮忙修改文章。亦山教书的时候非常严肃，学生对他都畏惧三分。我们家素有说话随便、行为不检点的恶习，明年在家的时候，应该让这两位先生好好管教改正。

镇江和瓜洲这两个地方在同一天被收复，金陵也指日可待。厚庵被派到闽中出任提督，已经赶赴金陵参加会剿。批准他专门奏折的事情，九江很快也将克复，战事大概最终会在吉安、抚、建这些地方结束。

这场对太平军的战争，以我开头，实在是寄厚望于弟弟，希望由你来把它完成，如果参杂一些客气的成分进去，这样不过是败坏志气，就不能够为我争气了。营中哨队的士气怎么样，是不是稳固？下次来信时请详细告诉我。（咸丰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解析】

这封家书的主题是“有恒”二字。朱熹在《四书集注》中有句话：有恒乃入德之门。意思是做事有恒心，能坚持到底，这是修养的基本要素。古今中外，那些能够成事者，基本上都有一个共同的优点，那就是恒心。曾国藩嘱咐弟弟做事一定要有恒心，切不可做这件事的时候想着另一件事，在带兵打仗的时候，不能想着做朝官治理国家，或者想着去读书写字和考科举，而应该心无旁骛，一心带兵，把军队管理好。

曾国藩年轻时曾向人借钱购置了一套史书，堆在案头如山一样，他想这么多书得用多长的时间才能看完，不免有些灰心。父亲知道后训诫他说：“你为买书去向人借钱，我不惜一切替你还账，你若是能够仔仔细细读一遍，才算不辜负我的一番苦心啊。”自此曾国藩每天都要细细地读上十页史书，并形成习惯，终身不改。

在曾国藩看来，一个人做事无恒心是件可耻的事，但“有恒”两个字说来简单，可真正能做到“有恒”的人却是不多，曾国藩自己也不是总能做到，他曾多次破过自己关于“有恒”的规定。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的日记中他曾写过：“余病根在于无恒，今日立条，明日仍散漫，无常规可循，将来莅众必不能信，作事必不能成，戒之！”自此他决心用“恒”字功夫来约束自己，并改名“国藩”，表示与“旧我”决裂，一切重新做起。在与太平军作战之初，曾国藩出师不利，多次被石达开打败，万念俱灰的他几次想一死了事。左宗棠因此曾当面责骂他：“一受挫折便想一死了事，不是懦弱无刚是什么，自己说过无数遍的‘恒’字功夫，岂不是自欺欺人？”所以说，要想真正做到“有恒”，就必须一次又一次地克服自己、战胜自己。

现在虽然常常强调做事一定要以兴趣为先，有兴趣的就做，没兴趣的就不要做。乔布斯也说，一定不能放弃自己的梦想，一定要找到自己的兴趣，兴趣是成功的密码。而如果你还没有找到你的兴趣，那么一定要不停地去找它，一直到找到为止。乔布斯固然是对的，然而，很多年轻人却以此当作自己不坚持的理由和借口，从而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抛弃自己正在做的事情，结果事事总是虎头蛇尾。

“恒”不是策略，而是一种做事的信念。一个人无论做怎样惊天动地的事业，也不能失去自己的恒心，只要有志向、有毅力，没有什么办不到的事情。正如老子所说的，“不失其所者久”，这个“所”，就是指立身处世的恒心，只有不失恒心，才能保持长久。

致九弟·言凶德有二端

【原文】

沅甫九弟左右：

初三日刘福一等归，接来信，藉悉一切。城贼围困已久，计不久亦可攻克，惟严断文报是第一要义，弟当以身先之，家中四宅平安，余身体不适，初二日住白玉堂，夜不成寐。温弟何日至吉安？

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约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丹朱[1]之不肖曰傲，曰嚣讼[2]，即多言也。历现名公巨卿，多以此二端败家丧生。余生乎颇病执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笔下亦略近乎嚣论。静中默省愆尤[3]，我之处处获戾[4]，其源不外此二者。

温弟性格略与我相似，而发言尤为尖刻。凡激之凌物，不必定以言语加人，有以神气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矣。温弟之神气稍有英发之姿，面色间有蛮横之象，最易凌人。凡心中不可有所恃，心有所恃则达于面貌。以门第言，我之物望大减，方且恐为子弟之累；以才识言，近今军中炼出人才颇多，弟等亦无过人之处：皆不可恃。只宜抑然自下，一味言忠信行笃敬，庶几可以遮护旧失，整顿新气，否则人皆厌薄之矣。

沅弟持躬涉世，差为妥协。温弟则谈笑讥讽，要强充老手，犹不免有旧习，不可不猛省，不可不痛改。闻在县有随意嘲讽之事，有怪人差帖之意，急宜惩之。余在军多年，岂无一节可取？只因傲之一字，百无一成，故谆谆教诸弟以为戒也。（咸丰八年三月初六日）

【注释】

[1]丹朱：尧的儿子。

[2]嚣讼：嚣张。

[3]愆尤：罪过。

[4]戾：罪过。

【译文】

沅甫九弟：

初三日刘福一等人归来，接到你的来信，已经知息一切。城里的敌军已经被围困很久了，估计不久也就可以攻克了。但是要切断敌人与外界的信息联络才是最为重要的事，弟弟应当自己首先出来做个表率。家里四宅都很平安，只是我身体不太舒服，初二住在白玉堂，整晚都不能入睡。

温弟哪一天到吉安？自古以来导致失败的凶德二大概有两点：“长傲”和“多言”。丹朱的不孝就在于傲慢和嚣张，历代许多有地位的公卿，大多都是因为这两点而败掉家业或者葬送性命的。我生来就有执拗的毛病，这都是因为性格上所具有的傲气，话倒是不太多，但是笔下却近乎嚣张。冷静下来之后反思这些，发现每次受到教训，原因不外乎都是这两点。

温弟的性格和我差不多相似，但是说话则更为尖刻。凡是比较偏激有些看不起人的，不一定全是因为言语伤害人，有的是以盛气凌人的态度伤人，有些则是以傲慢的脸色伤人。温弟的神情稍微有些英发之姿，脸色有蛮横之相，最容易显得盛气凌人的样子。凡事心中不能有所依仗，如果心里有所依仗，就会从脸上表现出来。拿门第来说，我的物质欲望已经大大减少，并且非常害怕成为子弟们的负担，拿才能和学识来说，近些年来军中已经锻炼出了不少杰出的人才，弟弟等人也没什么超过别人的地方，都没有什么可以依仗的。只有自己控制自己才是适宜的，尽量说话忠信，做事笃行，这样才能够弥补以前的过失，整顿出新的气象，否则别人都会讨厌和看轻你。

沅弟在涉足世事的时候，缺点在于妥协。温弟则是谈笑讥讽，总是要强作老手的样子，免不了有旧的习气，不可以不深深地反省和认真改正。听说在县里面有随意嘲讽的事情，有怪人差贴的意思，必须要立刻惩罚。我在军中多年，难道没有一点可取之处吗？只因一个“傲”字，故而百无一成，所以谆谆教诲各位弟弟，一定要引以为戒。（咸丰八年三月初六日）

【解析】

在这封信中，曾国藩提出了一个词：“凶德”，此词最早出自《书·盘庚下》：“古我先王，将多于前功，适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绩于朕邦。”何为“凶德”？《左传·文公十八年》：“孝敬、忠信为吉德；盗贼、藏奸为凶德。”不过曾氏给“凶德”添加了两个内容：“长傲”和“多言”。

信中讲到，官场上的失败往往因为两点：“长傲”和“多言”。也就是看不起别人和对别人妄加评论。曾国藩认为历史上许多大人物就是因为没有注意这两点而落得身败名裂，甚至招致杀身之祸。他反省，“长傲”和“多言”这两个凶德也给自己招致了许多的失误，他的几个在外带兵的弟弟也都有这两个毛病，其中犹其以六弟为甚，故特此将自己对此事的认识写给九弟，希望彼此能够引以为戒。

在人的一生中，有引以为傲的事是值得高兴的，但这种傲气不能在别人面前显露出来。人如果有了傲气，久了就会盛气凌人，自然容易招来祸患，所以不论在什么场合，都要时时刻刻戒傲。曾国藩刚做京官时年轻气盛，时有傲气，好与人争辩，在长沙初办团练时也动辄指责别人，与地方官员多有隔阂，结果办事处处不顺。经过一年多的反省，他总结出了：“因自己本性倔强，不知不觉中做出了许多不恕之事，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无已。”由此他悟出为官之道：“长傲”和“多言”二弊，是历朝历代卿大夫衰败和自己近日官场致祸之根源。

家书中所提到的丹朱，是尧帝的儿子。尧生十子，丹朱为其嫡长子，出生时全身红彤彤，因取名“朱”。丹朱开通聪明，智慧极高，是围棋界始祖，并传为史上围棋第一高手。他从小极受尧帝的宠爱，但其个性刚烈，做事坚决有主见，欠和顺的政治智慧，被尧视为“不肖乃翁”。并由于他的不孝，尧不让他继承帝位。曾国藩认为，丹朱的所谓“不孝”，其实就在于充满傲气和语言嚣张，不懂得谨言慎行。也就是说由于“长傲”和“多言”，使丹朱最终失去了继承帝位的资格，可见这两个毛病对一个人的发展及事业的成败有着多么大的影响。

曾国藩对九弟强调：在得势成功之时，应时刻提醒自己不仅不能骄傲、嚣张，还应时刻注意不多言，要避免不自觉露出得意骄傲之色。要认识到，天下人才很多，自己并没什么过人之处，从而根绝傲气的滋生。在修养上，要尽量宽厚，少讥讽，保持谦虚低调、谨慎少言，才是取得长久成功之道。

历经官场的磨砺，晚年时的曾国藩的“谦”字功夫已是十分了得，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他对此总结说：“是非皎然于心而一言不发，劲气常抱于胸而纤毫不露。”他不仅对自己的同僚下属相当谦让，就是对手中的权势也常常谦让。自咸丰十一年（1861年）六月，曾国藩实授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权高位重，但他以养病为由，多次上奏朝廷，恳请削减官职，使自己肩负的责任小些，并以此来保全晚节。

致九弟·愿共鉴诫二弊

【原文】

沅甫九弟左右：

二十日胡二等归，接弟十三夜书，具悉一切。所论兄之善处，虽未克当，然亦足以自怡[1]。兄之郁郁不自得者，以生平行事有初鲜终；此次又草草去职，致失物望，不无内疚。

长傲、多言二弊，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福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2]，故愿与诸弟共相鉴诫。弟能惩此二者，而不能勤奋以图自立，则仍无以兴家而立业。故又在乎振刷精神，力求有恒，以改我之旧辙[3]，而振家之丕基。弟在外数月，声望颇隆，总须始终如一，毋怠毋荒，庶几子弟为初旭之升，而于兄亦代为桑榆之补，至嘱至嘱。

次青奏赴浙江，令人阅之气生。以次育之坚忍，固宜有出头之一日，而咏公亦可谓天下之快人快事矣。

弟劝我与左季高通书问，此次暂未暇作，准于下次寄弟处转递。此亦兄长傲之一端，弟既有言，不敢遂非也。（咸丰八年三月廿四日）

【注释】

[1]怡：开心。

[2]枢机：事务的关键。

[3]旧辙：旧毛病。

【译文】

沅甫九弟：

二十二号胡二等人回来，我收到弟弟十三日夜里写来的信，已经知道了各种具体的情况。你们所提到我的优点，虽然并不是完全得当，但是也足够让我觉得很开心。我之所以郁郁而不得志，主要是因为我生平做事总是有始无终的，这次又匆匆忙忙草率地辞去现在的职位，丧失威信，以至于让大家对我失望，心里很是内疚。

纵观前世历代卿大夫兴旺发达或者是衰落颓败，以及近些日子官场上各位官员所招致的祸与福，没有不是因为傲气渐长以及言语过多这两个弊端造成的，所以我愿意与各位弟弟一起对此引以为鉴。然而，如果弟弟能够避免这两个弊端，却不能够勤奋以图自立，则仍然是不能够兴家立业。所以一定要振作精神，凡事要力求做到有恒心，不要走我以前所走过的老路，才能振兴家族。弟弟在外面这几个月里，名望越来越高，一定要坚持始终如一，不可懈怠荒芜。或许对于弟弟来说，目前还是初升的太阳，但是对于我来说，等于你代我做到了先负而后胜。至嘱至嘱。

次青请奏赴任浙江，令人看了生气。按照次青的坚忍意志，应该会有一个出头之日的，而咏公也称得上是天底下快人快事的人。

弟弟劝我与左季高通通书信，相互沟通一下，只是现在暂时没有空闲，下次一定会写好信寄到弟弟那里，让你代为转交，这也是兄长我做出的一个表现。既然弟弟已经提出来了，我岂敢不改正么。（咸丰八年三月二十四日）

【解析】

这封信再次重复了上封信中所说的“长傲”和“多言”这两个弊端，说做人不可有傲气，也不能够太多话。强调如果想要成家立业，除了不能有这两个弊端之外，还必须发奋自强，且做事要有恒心。信中提到一件使曾国藩十分自责之事，就是“草率地辞去现在的职位，以至于让大家对我失望”。

咸丰七年（1857年）二月，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去世。曾国藩擅离职守，从江西战场跑回湖南老家为父守丧，他的这个举动引起了朝廷上下众多的指责。政敌们希望朝廷能因此处分他，但出乎人们意料的是，朝廷不仅准了他三个月的假，还给他送去了一笔银子，责令他假满之后再赴前线。但曾国藩并不领情，要求在家守孝三年，朝廷不准。三个月后，他再次上表，大倒苦水，说自己虽身居高位，但无实权，军饷受制于地方，作战得不到支持，等等，希望朝廷能授以他督抚地方军政的实职。

曾国藩的本意是想借守孝为筹码，获得更大的权力，谁知弄巧成拙，朝廷对于授予他地方军政实权一事顾虑重重。当时是满族人的天下，要把实权授予汉人，这是咸丰皇帝和朝中权贵们所不愿意的，于是朝廷干脆顺水推舟，同意他在家守孝。哑巴吃黄莲的曾国藩在家一待就是一年多。在这一年中，江西战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湘军在胡林翼的指挥下，获得了节节胜利。眼看着自己亲手创建的湘军交由他人指挥，别人因此建功立业、加官进爵，后悔不迭的曾国藩不免“胸多抑郁，怨天尤人”，这个时期，也是他为人性格和脾气最不好的时候。

信的末尾提到老九劝曾国藩主动与左宗棠沟通一下之事，曾国藩与左宗棠感情向来不和，曾国藩也曾想与左宗棠和解，只是碍于面子，所以只是有一点小小的表示，可耿直如牛的左宗棠却是丝毫不给面子，结果又把曾国藩给气得半死。

说起来曾国藩和左宗棠都是湖南同乡，当时曾国藩如日中天，督两江，领四省，有“天下提镇无不出于曾帅”之说。而性格耿直的左宗棠因“直言无忌”而得罪朝廷，朝廷正要取他的脑袋，是曾国藩力保了他，才使他躲过一劫，并逢凶化吉，最终得以进入“大清三杰”。

但这两个人的处世方法和为人性格却是格格不入，《清代通史》中说：“国藩以谨慎胜，宗棠以豪迈胜。”曾国藩讲究个人修养，是个理学家。而左宗棠则个性耿直果断，疾恶如仇。两人在许多事情上很不合拍，后来甚至发展到由于政见不合而互相上书指责。不过他们并没有因私废公。左宗棠平定新疆时，曾国藩不遗余力地给予支持，在听说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喜讯后，曾国藩称赞左宗棠的能力天下无二。

左宗棠直到晚年还动不动就大骂曾国藩是个伪君子，但曾国藩去世时，祭礼上左宗棠敬献一副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一句“自愧不如”，一句“相期无负”，过去的种种争斗、猜疑、怨恨，全一笔勾销了。

致九弟·注意“平和”二字

【原文】

沅甫九弟左右：

春二安五归，接手书，知营中一切平善，至为欣慰！次青二月以后，无信寄我，其眷属至江西，不知果得一面否？弟寄接到胡中丞奏伊入浙之稿，示知是否成行？向得耆中丞十三日书，言浙省江山兰溪两县失守，次青前往会剿；是次青近日声光，亦渐渐脍灸人口。广信衙州两府不失，似浙中终无可虑，未审近事究复如何？

广东探报，言洋人有船至上海，亦恐其为金陵余孽所攀援；若无此等意外波折，则洪杨股匪[1]，不患今岁不平耳。九江竟尚未克，林启荣之坚忍，实不可及。闻林城防兵，于三月十日小挫一次，未知确否？弟于次青迪庵雪琴等处，须多通音问，余亦略有见闻也。

兄病体已愈十之七八，日内并未服药，夜间亦能熟睡，至子正以后则醒，是中年后人常态，不足异也。湘阴吴贞阶司马，于廿六日来乡，是厚庵嘱其来一省视，次日归去。

余所奏报销大概规模一折，奉朱批该部议奏，户部旋于二月初九日复奏，言曾国藩所拟，尚属妥协云云。至将来需用部费，不下数万，闻杨彭在华阳镇抽厘，每月可得二万，系雪琴督同凌荫廷刘国斌经纪其事，其银归水营杨彭两大股分用。余偶言可从此项下设法筹出部费，贞阶力赞其议，想杨彭亦必允从。此款有着，则余心又少一牵挂矣。

温弟丰神较峻，与兄之伉直简澹[2]，虽微有不同，而其难于谐世，则殊途而同归，余常用为虑。大抵胸中抑郁，怨天尤人，不特不可以涉世，亦非所以养德，不待无以养德，亦非所以保身。中年以后，则肝肾交受其病，盖郁而不畅则伤木，心火上烁则伤水。科今日之目疾，及夜不成寐，其由来不外乎此。故于两弟时时以平和二字相勖，幸勿视为老生常谈，至嘱至嘱！

亲族往弟营者，人数不少，广厦万间，本弟素志。第善觇国者，睹贤哲在位，则卜其将兴；见冗员浮杂，则知其将替。善觇军者亦然，似宜略为分别，其极无用者，或厚给途费[3]遣之归里，或酌赁民房令住营外，不使军中有惰漫喧杂之象，庶为得宜。

至屯兵城下，为日太久，恐军气渐懈，如雨后已弛之弓，三日已腐之馔，而主者晏然不知其不可用，此宜深察者也。附近百姓果有骚扰情事否？此亦宜深察者也。（咸丰八年三月三十日）

【注释】

[1]洪杨股匪：太平天国。

[2]伉直简澹：刚直不阿，不仗势欺人，也不害怕强势力。

[3]途费：旅途的资费。

【译文】

沅甫九弟：

春二、安五回来了，接到你的手写信，已经知道军营里面一切都正常，很是欣慰。二月以后次青就没有信给我，他的家眷都到江西去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上一面？弟弟接到胡中丞奏请他进入浙江的文稿，不知道去了没有？刚刚得到了耆中丞十三日的来信，信中说浙江省的江山和兰溪两个县城已经失守，次青正赶往那里参加会剿。看来次青的名声已经是逐渐传播开来了。广信和衙州两府还没有失守，看来浙江中部暂时可以不必忧虑，也不知近来的情形到底怎么样了。

广东的探报说洋人有船到了上海，恐怕是南京那边的余匪勾来的援兵，如果没有这些意外的波折，就不用担心今年不能够平定洪秀全、杨秀清等人了。九江竟然到现在还没有被攻克，林启荣的坚韧真的一般人难以相比的。听说三月十号防守林城的兵吃了一次小败仗，不知道情况确实不？弟弟和次青、迪庵以及雪琴等人之间一定要多通音讯，相互了解情况，我这里也稍微知道一些大致的情形。

我的病现在已经好了七八成，最近并没有吃什么药，晚上也能够熟睡了，只是到子时以后就会醒来，这是中年人的一种正常现象，不值得奇怪。二十六号湘阴县的吴贞阶司马来到了乡里，是厚庵叮嘱他来看望一下的，第二天就离开回去了。

我所上奏的关于报销规模的奏折奉朱批转到户部去议奏了，户部随即在二月初九复奏，说曾国藩所拟定的还比较妥当。将来所需要的经费不下数万两，听说杨彭在华阳镇那边抽厘金，每月可以得到两万两，是雪琴督责凌荫廷和刘国斌来经手办理这件事的，收来的银两归属于水营的杨、彭两军共同分用。我偶然间提到可以从这笔费用中筹出一些来用作部费，贞阶对这个提议非常赞同，我想杨、彭应该也会同意的。这笔钱有着落以后，我的心里又少了一项牵挂。

温弟神采比较外露，这与我的刚直不阿虽然有一些小的区别，但都是难以处世的，可以说与我还是殊途同归，都是不太好与人相处，我常常为这件事而焦虑。大概胸中积郁比较多的人，就喜欢怨天尤人，这样不仅不可以涉世，也不利于修养德行，不仅不利于修养德行，还不利于保养身体。我到中年以后，肝和肾出现了很多毛病，中医所说的叫郁而不畅，伤木；心火上烁，伤水。我现在的眼病，晚上睡不着，大概都是从这里派生出来的。所以两个弟弟要常常记住以“平和”二字相互勉励，切莫认为那只是老生常谈，至嘱至嘱！

我们亲族有不少人前往弟弟的营地，安得广厦千万间，这本是弟弟素来的志愿。但是，善于观测国家大事的人，看见贤人哲士在掌权，就可预见国家会兴旺；看见多余的官员庞杂相处，就可预卜国家会衰败。善于观测一个军队也是如此，似乎应该区别对待：很无能的，或者多送点路费，遣送回家；或租民房，让他们住在军营外面。不要使军营里出现惰慢、喧闹的现象，也许更适宜。

至于屯兵城下，日子太久，恐怕士气会松懈，像雨后受潮已驰的弓箭，像三天已腐烂的饭菜，而带兵的人茫然不晓得已不能用了，这是要深自省察的。附近百姓，真有骚扰的情况吗？这也是要深自省察的。（咸丰八年三月三十日）

【解析】

曾国藩有句精炼之言：小心安命，埋头任事。这封家书里，主要讲到的是要心态平和，告诫两个弟弟要以“平和”这两个字相互勉励，因为温弟总是容易神采外露，而曾国藩自己容易陷入忧虑，心中积郁过多则容易导致伤到肝肾，所以他们中年以后身体毛病很多。

与当年丁母忧不同，此次丁父忧，曾氏于丧亲的悲痛上更多了一重压抑，此压抑中既有对军事进展不顺的烦恼，也有对朝廷不公平待遇的委屈，同时也有对自己诸多失误的痛苦检讨，一年多来，曾氏一直处于一种病态中，心血亏耗，夜不能寐。在服药调理的同时，他从病的源头寻找原因，结果反省出“胸多抑郁，怨天尤人”八个字，他对症下药，医以“平和”二字，此后在精神上果然好了许多。

总是怨天尤人，不但在人情世故上不太成熟，修养自然也不到家，而且也不利于健康。满嘴牢骚，祸从口出，得罪了谁自己都不知道，人生在世不如意者十之八九，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应当时刻保持一颗宁静、淡定的心。

所谓心态平和，就是不过分喜、不过分悲。欢喜虽然是好事，但是过度兴奋也不是好事。古时候有范进中举，结果高兴得发了疯，今天因为突然中奖而中风甚至猝死的例子也不少。过度悲伤自然不是好事，悲到最后即使还留有命在，也容易只留下一副躯壳。所以有说法是，真正长寿的人，不是那些每天都很欢乐的人，更不是那些每天都很悲伤的人，而是那些能保持心态平和的人。

曾国藩汲取古代先贤及同时代优秀人物的人生智慧和精华，反观自己中年以前“胸多抑郁，怨天尤人”，不但不能静以养心，且不能保身。“中年以后，则肝肾交受其病”，从此他一意克制自己，恬淡冲虚，以养其博大胸襟。他在写给弟弟的一封信中说到：以读书养气，小心大度，以求德日进，言日醇。好比盖房，弟有了好房基和结构，只要加以装修功夫，何必汲汲皇皇，茫若无主乎？话虽然是对弟弟说的，但又何尝不是曾氏自己内心的写照。“上善若水”，指的就是这种无所执着、顺其自然的状态，只有这样，才能本立道生，应付一切。

心态平和与不求进取并不能相提并论。不求进取是一种消极的人生态度，而心态平和则是指做事尽心尽力，努力追求，但对于结果却不强求，对待输赢都能平静接受。以最坏的心态作打算，以最好的心态面对结果，也许即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吧。孟子的浩然之气与庄子的逍遥自律并不矛盾，儒、道、佛都强调静，但他们的静并不是那种枯木死灰之静，而是一种恬淡冲虚、无往无碍的境界。这种境界体现于道义，也就是孟子所说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不怨天、不尤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句话可算是曾国藩成功的秘诀。

致四弟·必须加意保养

【原文】

澄侯四弟左右：

今年以来，贤弟实在劳苦，较之我在军营，其劳殆[1]过十倍，万望加意保养也。祁阳[2]之贼，或可不窜湘乡；万一窜入，亦系数万家各有定数，余已不复悬系。

余自去年六月再出，无不批之禀，无不复之信，往来之嫌隙尤悔，业已消去十分之七八。惟办理军务，仍不能十分尽职，盖精神不足也。贤弟闻我近日在外，尚有错处，不妨写信告我。余派委员伍华瀚在衡州[3]坐探[4]，每二日送信一次；家中若有军情报营，可由衡城[5]交伍转送也。（咸丰九年五月初六日）

【注释】

[1]殆：恐怕。

[2]祁阳：地名，湘江中游，属于湖南省永州市。

[3]衡州：地名，属湖南省。

[4]坐探：就是打听情报的意思。

[5]衡城：即上文的衡州。

【译文】

澄侯四弟：

今年以来，贤弟实在是劳苦了，与我在军营相比，恐怕还要辛苦十倍，万望你要多加注意保养。祁阳的敌人，或许可能不会流窜到湖南去，万一真的流窜过去，那也是天意，是湖南百姓注定的劫数，躲也躲不掉的，所以我也不再去担心这件事了。

我自从去年六月再度出山，没有任何禀奏没批阅，没有一封信没回复，过去由于往来所结下的嫌隙令我很悔恨，现在十之七八都已经消除了。只是在办理军务的时候，仍然还不能够十分尽职尽责，主要是由于精神不足的原因。贤弟如果听说我近日在外还有一些过错的地方，不妨写信告诉我。我委派伍华瀚委员在衡州城充当坐探，每两天送一次信，家里面若是有军情要报告到军营里面来，可以到衡州城交给伍华瀚委员再转送过来。（咸丰九年五月初六日）

【解析】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积劳成疾”这个成语，也就是说人们早就认识到了在长期的工作中，如果劳累过度，就会严重影响建康。这封简短的家书里，曾国藩就是劝他的四弟一定要多加注意保养，以免过度的劳累。

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所有的一切，都是建立在身体健康的基础上，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再有能耐的人也不能够完全地发挥他的聪明才智。拿诸葛亮来说，他可谓“神机妙算”，创下许多的神话，但是，仍然留下“出师未捷身先死”的遗憾。他去世的时候，不过才54岁。究其原因，是过度劳累，身体透支，终导致患病而亡。

在信中，曾国藩以自己为例，说近来办理军务的时候不能够十分尽职尽责，而这原因，并不是他自己主观上怠惰所致，而主要是精神不足。而精神不足，则正是劳累所致。他身兼要职，管理的事情多，日理万机，还要尽量挤出时间来读书，加强自己的修养，更加完善自己，还要牵挂家里的大小事宜，以及各位弟弟的情况，实在是够劳神。但是他自己对这些倒是十分清楚，已经有选择性地去处理。此外他一直很注意修身养性，不断积累心得，因此他虽然身体境况也不大好，但是在他自己的调养下，基本上得到控制。

致九弟四弟·早起乃健身之妙方

【原文】

澄侯沅甫两弟左右：

接家信，知叔父大人，已于三月二日安厝[1]马公塘。两弟于家中两代老人养生送死之事，备极敬诚，将来必食报于子孙。闻马公塘山势平衍[2]，可决其无水蚁凶灾，尤以为慰。澄弟服补剂而大愈，幸甚幸甚！

吾平生颇讲求“惜福”二字之义，送来补药不断，且蔬菜亦较奢，自愧享用太过；然亦体握太弱，不得不尔。胡润帅李希庵常服辽参，则其享受更有过于余者。

家中后辈子弟，体弱学射[3]，最足保养，起早尤千金妙方，长寿金丹也。（咸丰十年三月廿四日）

【注释】

[1]安厝：安葬。

[2]平衍：平缓。

[3]射：射箭。

【译文】

澄侯、沅甫两位弟弟：

接到家信，知道叔父大人已于三月二日被安葬在马公塘。两位弟弟在家里面对两代老人的生老病死之事都十分尽心尽力，将来你们的子孙会得到回报的。听说马公塘那边山势比较平缓，绝对不会有水灾和蚁蛀等灾祸，尤其感到欣慰。澄弟吃过补药之后病体也已经痊愈，真是幸运。

我平生十分讲求“惜福”这两个字，现在送来的补药没有断过，就连蔬菜都比较奢侈，感觉太过于享受了，心里总是觉得很惭愧。但是身体又确实很虚弱，不得不吃得好一点以作为弥补。胡润帅和李希庵则常年食用辽参，他们享受的程度则远远超过于我了。

家里面的后辈子弟们，身体比较虚弱的都去学射箭，这是保养的好方法，早起尤其是养身保健的千金妙方，不愧是长寿金丹。（咸丰十年三月二十四日）

【解析】

这封信谈了三点养生之道，曾氏首先谈及“惜福”一词。所谓“惜福”是说上天赐给每一个人的福分的多少是注定的，用尽了就没有了，没用完还可以传给子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为子孙积福”，所以人在享受时要珍惜而不可滥用。这种说法固然有一定的局限性，却也包含了一定的哲理，即使人们注意收敛自己的行为，这种自我的约束，常常是避祸免灾的良方。曾氏以此来劝诫家人，要注意节俭而不要过于奢侈。

第二个是“学射”，“学射”是指射箭，也可以泛指为习武。满族人是靠在马背上打天下的，故对骑马射箭十分推崇，皇帝每年秋天都要领着皇子和大臣们围猎，这对身体的健康自然是有极大的益处。曾氏家处湖南的山岭之中，骑马是不便的，但习武射箭还是可以的，以此来达到强身健体的作用。

最后一点是早起，“早起尤千金妙方，长寿金丹也”，这句话出自唐代被誉为“药王”的药物学家孙思邈。曾国藩自己对早起尤为重视，把它做为自己每日的必修之课，他每天早上四点就起床了，作息时间还特别有规律。据说曾国藩十多岁时，在乡间读书，严立课程，限定黎明而起。然而往往瞌睡不足，时常日上三竿而不醒。为了与睡魔做斗争，他想出一个良策，在床前置一铜盆，又以线系秤锤，悬于铜盆之上，再点香一支，系于线上，当香燃到交叉处时，则线断锤落，铜盆铿然作声，使他一惊而醒。每天都是如此，一月后已成习惯，无声自惊，不惊自醒。从此早起的习惯，到老不改。后来每与人言及此事，犹津津乐道。

纵观成大事之人，莫不是从小事积累的。在很多人眼里，早起不过是芝麻粒大的事，根本没人放在心上。而曾国藩，不仅将其放在心上，记在日记里，而且严格规范地去执行和推广。他将早起作为自己修身养性的头等大事之一，还将其列为修身养性的“八本”之一。这“八本”是：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这其中“治家以不晏起为本”，意思即是治家应当以不晚起为本，可见，他将早起这“芝麻粒”大的事，居然列为治家之本，并以此反复训诫家中子弟。

致九弟·宜平骄矜之气

【原文】

沅弟左右：

接来缄，知营墙及前后壕皆倒，良深焦灼。然亦恐是挖壕时不甚得法，若容土覆得极远，虽雨大，不至仍倒入壕内，庶稍易整理。至墙子则无不倒坍，不仅安庆耳。徽州之贼，窜浙者，十之六七，在府城及休宁者，闻不过数千人，不知确否？

连日雨大泥深，鲍张不能进剿，深为可惜！季高尚在乐平，余深恐贼窜入江西腹地，商之季高，无遽[1]入皖，季高亦以雨泥不能速进也。

润帅谋皖已大半年，一切均有成竹，而临事复派人救援六安，与吾辈及希庵等之初议，全不符合。枪法忙乱，而弟与希庵皆有骄矜[2]之气，兹为可虑。希庵论事，最为稳妥，如润帅有枪法稍乱之事，弟与希婉陈而切谏之。弟与希之矜气，则彼此互规之，北岸当安如泰山矣。（咸丰十年三月廿一日）

【注释】

[1]无遽：没有时间。

[2]骄矜：骄傲自大。

【译文】

沅弟：

接到你的来信，得知营地的墙壁和前后的战壕都倒了，非常焦虑担心。然而也可能是挖战壕的时候方法不得当，如果在挖战壕时把那些土堆放得离战壕远一点，那么即使雨下得很大，也不至于会把土冲入到壕沟里，即使冲入一些，也是比较好清理的。至于营墙那是没有不坍塌的，不仅是安庆才有。安徽那边的匪徒十有六七流窜到浙江去了，而留在府城以及休宁的，听说只有数千人，也不知道这个消息是否准确。

由于连日大雨，道路泥泞不堪，鲍、张两军无法出征剿匪，非常可惜。季高还在乐平，我深恐敌人流窜进入江西腹地，故此与季高商量，要他不要急于进入安徽，况且由于大雨和泥泞，要想快速行军也是不可能的。

润帅对于安徽的战局已经谋划了大半年，对那里的一切早已是胸有成竹，但是战事临近时却又派人到六安求援，这完全不符合我们和希庵等人当初的商定，枪法忙乱，而弟弟和希庵两个人又都十分骄矜，这是很让人焦虑的。希庵做起事来是最为稳妥的，如果润帅枪法稍乱，弟弟和希庵要一起去委婉地和他讲明，力求有效地劝阻他。弟弟与希庵之间的骄矜之气，则要彼此相互克制，如果能这样的话，北岸则可以安如泰山了。（咸丰十年三月二十一日）

【解析】

清代沈育在《谒董江都祠墓》诗中写道：“一代师儒崇道义，诸王子弟敛骄矜。”这封信重点是要劝弟弟与希庵要戒除“骄矜之气”。所谓“骄矜”，也就是骄傲，是指一个人骄傲自大。骄矜对人对事的危害性都是很大的，由于骄傲，则往往听不进别人的意见；由于自大，则做事专横，对于骄矜的弊端，曾国藩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

“满招损，谦受益。”明朝大将徐达有勇有谋，用兵持重，为明朝的创建立下了首功，被称为“指挥皆上将，谈笑半儒生”，而且他和朱元璋还是幼时的伙伴，备受朱元璋宠爱，可以说是“圣眷正隆”，但他从不居功自傲。每次挂帅出征回来后立即将帅印交还，回到家里过的是极为俭朴的生活。朱元璋欲把吴王府赏赐给他，他坚决不肯接受，朱元璋无奈，便把他灌醉后抬到吴王府的床上，徐达半夜酒醒后问身边的人自己这是在哪里，内侍告诉他是在吴王府，徐达大惊，连忙跳下床，俯在地上自呼死罪。朱元璋见其如此谦恭，心里十分高兴，命人在徐府门前立一牌坊，并亲书“大功”二字。徐达之所以能不居功自傲，除了他个人良好的修养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避免“功高震主”。历代皇帝对那些为他打江山的功臣总是不放心的，像赵匡胤那样“杯酒释兵权”，就算是非常“客气”了。“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韩信的例子，可谓是屡见不鲜。所以为人臣者，最忌“骄矜之气”。

骄矜之气是祸生之端，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都不宜有骄矜之气，如果在与人相处的时候都保持谦虚友好的态度，在做事的时候都认真严谨，那么就可以避免许多失误。《管子》中说：“凡论人有要：矜物之人，无大士焉。彼矜者，满也。满者，虚也。满虚在物，在物为制也。矜者，细之属也。”这段话告诉我们，评价一个人，是有一定标准的，凡是能够做出一番伟大事业的人，没有一个是具有骄矜之气的人。

致沅弟季弟·须戒“傲惰”二字

【原文】

沅弟、季弟左右：

沅弟以我切责之缄，痛自引咎[1]，俱蹈危机，而思自进于谨言慎行，能如是，是弟终身载福之道，而吾家之幸也！季弟言亦平，温雅，远胜往年傲惰气象。

吾于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二日，进京散馆，十月二十八日早侍祖父星冈公于阶前，请曰：“此次进京，求公教训。”星冈公曰：“尔之官是做不尽的，尔之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遗训不远，至今尚如耳提面命。今吾谨述此语，告诫两弟，总以除傲字为第一义，唐虞之恶人，曰丹朱傲，曰象傲，桀纣之无道，曰强足以拒谏，辨足以饰非，曰谓已有天命，谓敬不足行，皆傲也。

吾自八年六月再出，即力戒傲字，以儆无恒之弊，近来又力戒惰字。昨日徽州未败之前，次青心中不免有自是之见，既败之后，余益加猛省，大约军事之败，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巨室之败，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

余于初六所发之折，十月初可奉谕旨。余若奉旨派出，十日即须成行，兄弟远别，未知相见何日？惟愿两弟戒此二字，并戒后辈，当守家规，则余心大慰耳！（咸丰十年十月廿四日）

【注释】

[1]引咎：自责，把过失归于自己。

【译文】

沅弟、季弟：

沅弟因为我之前在信里对他进行的责备，很是引咎自责，害怕自己因为这些错误而陷入危机之途，于是希望自己也能够做到谨言慎行。如果真能那样，那就是弟弟终生得福的好事了，也是我们家的幸运。从季弟的信里也能看出，语言都很平和温雅，比起往年那种骄傲、怠惰的样子强多了。

我在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二的时候要进京参加散馆考试，十月二十八号早上在阶前侍奉祖父星冈公的时候，请示他说：“这次进京，请求您的教训。”星冈公说：“你的官是做不尽的，你有才，但不要骄傲，你如果能不傲不惰，那就完美了。”这个遗训离现在时间也不长，到今天我仍然觉得好像是星冈公对我耳提面命一样。

我今天把这些话说出来，是想告诫两位弟弟，任何时候做人都要以戒除“傲”字为第一要义，尧、舜时代的恶人，如丹朱是因为傲，象也是因为傲，桀纣那么无道，说强可以拒绝一切谏言，辩可以粉饰一切过失，说自己受命于天，可以不需要敬重，这些都是因为傲气所导致的。

自从八年六月份我再次出山，就开始努力去戒除“傲”这个毛病，以改正自己办事没有恒心这个弊病，近来又特别注意戒除懒惰。昨天徽州还没有失败之前，次青心里总不免有自以为是的想法，直到失败以后，我越发猛省，军事上的失败，不是由于傲气就是因为怠惰，二者必有其一。那些大富大贵之人的失败，原因归根结底也不外乎这两点，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

我在初六发出的奏折，到十月初就可以拿到皇上谕旨了。如果按照皇上旨意，我被派出去，那么十天内我就要准备启程了，此一别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相见。只愿两位弟弟能戒除“傲惰”这两个字，并且要警戒后辈一定要遵守家规，这样我就非常宽慰了。（咸丰十年十月二十四日）

【解析】

从徽州的失败中，曾国藩总结出，但凡军事上的失败，究其原因，不外乎两个字：“傲”和“惰”。由此推及其他，古往今来，许多大人物的失败，也多由此二字所致。曾国藩因此说：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

信中说，任何时候，做人都要以戒除“傲”字为第一要义。有才干的人，往往容易骄傲。一旦骄傲，则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又极易以轻慢的态度待人。狂妄自大、招人怨恨而不自知，即便再有才干，离失败也是不远了。古往今来，但凡恃才傲物者，虽有一时的成就，但最后无不是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所以历来德厚修深的人，都把戒傲作为自己人生的必修功课。

常言说，“笨鸟先飞”，这“先飞”即是勤。平常人要想成功，没有什么别的窍门，唯有在一个“勤”字上下功夫，也就是说，必须要克服自己懒惰的心理。关于戒惰，曾国藩说：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事无分难易，但行之有恒，自如种树养畜，日见其大而不觉耳。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戒惰”贯穿了曾国藩的一生。无论在京城，还是在军营，他都是一直保持着黎明即起、深夜方息的习惯。他坚持写日记，直到临死前一日才停止。

曾国藩在信中的感慨自然是针对老九的傲气而发的，其实“勤能补拙，谦可受益”的道理并不深，曾家老九也是个读书人，不会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只不过这个九弟天生就不是谦谦君子的性格，此刻大功未建，便有点以海内英雄自居的味道，待到安庆、江宁之捷后，他更是目无余子了。曾国藩虽然无法使九弟改掉天性，成为像自己一样能忍辱负重的理学家，但时时给弟弟敲敲警钟还是要做的。所以曾国藩在这封信中再次重申了“勤”与“谦”这两二字。为了不使老九产生抵触情绪，信的最后来了一句“吾但从傲惰二字痛下工夫”的话，表示以上所说的乃是兄弟共勉，而并不仅仅是在批评弟弟。这是曾国藩一贯的风格：不摆大哥的架子，与诸弟处于同等地位。

“勤”与“谦”二字向来为曾国藩所推崇，在曾国藩的家书中，提到次数最多的也是这两个字。不敢说曾国藩一生的成就仅仅是因为戒“傲”戒“惰”所致，但毫无疑问，它是伴随曾国藩人生事业走向成功的一个重要法宝。

致四弟·用药须小心谨慎

【原文】

澄侯四弟左右：

接弟手书，具悉弟病日就痊愈。至慰至幸！唯弟服药多，又坚嘱泽儿请医调治，余颇不以为然。吾祖星冈公在时，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师[1]，此三者，弟必能一一记忆。今我辈兄弟亦宜略法此意，以绍家风。今年做道场二次，祷祀之事，闻亦常有，是不信僧巫一节，已失家风矣。买地至数千金之多，是不信地师一节，又与家风相背。至医药则合家大小老幼，几于无人不药，无药不贵。迨至补药吃出毛病，则服凉药攻伐之，阳药吃出毛病，则服阴药清润之，辗转差误，非大病大弱不止。

弟今年春间，多服补剂，夏末多服凉剂，冬间又多服清润之剂。余意欲幼弟少停药物，专用饮食调养。泽儿虽体弱，而保养之法，亦惟在慎饮食，节嗜欲，断不在多服药也。

洪家地契，洪秋浦未到场押字，将来恐仍有口舌。地师僧巫二者，弟向来不甚深信，近日亦不免为习俗所移，以后尚祈卓识坚定，略存祖父家风为要。天下信地信僧之人，曾见有家不败者乎？北果公屋，余无银可捐；己亥冬，余登山踏勘，觉其渺茫也。（咸丰十年十二月廿四日）

【注释】

[1]地师：风水师。

【译文】

澄侯四弟：

接到弟弟的亲笔信，知道弟弟的身体已经痊愈，感到很欣慰。只是对于弟弟服药过多，并且还让泽儿去请医生来继续调治这一点，我不是很赞同。我们的祖父星冈公在世的时候，有三不信：不迷信医药，不迷信僧人和巫师，也不迷信风水师。这三不信，弟弟一定还记得。如今我们兄弟也应该效仿祖父，以继承家风。今年家中做了两次道场，祭祀和祷告之事也常有，所以不信僧人和巫师这一点，家风已经丧失了。花了数千金用来买地，也与不相信风水地师的家风背道而驰了。至于医药这一说，我们全家大大小小的人，无论老幼，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是在吃药的，没有一副药是不贵的。等到补药吃多了吃出毛病来，又要吃凉性的药来使之平衡。如果是吃阳性的药吃出毛病，则又要再吃阴性的药来平衡，这样反复的折腾，不把身体弄得虚弱或弄出大病不会停止。

弟弟在今年春季的时候，吃的多数是补药，夏季末的时候吃的多数是凉性药剂，冬天吃的多数是清润的药剂。我的意思是想劝弟弟要停用一些药物，换用饮食来调养。泽儿虽然身体很柔弱，但是正确的保养之法应该是注意饮食，节制欲望，而不在于多服用药物。

洪家的地契，洪秋浦当时没有到现场签字，将来恐怕会有口舌之争。对于风水先生、僧人巫师这些人，弟弟向来是不相信的，但近来也不免受到习俗的影响而态度有所改变，以后希望要坚定一些，保存祖父的家风比较重要。纵观天下，凡是迷信地师和僧人的人家，几乎没有哪家不因此而败落的。北果公屋那边，我没有银子可以捐。己亥年的冬天，我曾登山亲自查看，觉得真是太渺茫了。（咸丰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解析】

曾国藩在家书中多次提到求医和用药的事情，认为医生要少求，用药要谨慎。作为一个老病号，曾国藩以其切身的体验，强调要少吃药，他说：“吾阅历极久，但嘱家中老幼不轻服药，尤其不轻服克伐之药，即善于养生之道。”也就是说，他认为要尽量少服药，补药也要少用，要使身体健康，就要懂得养生之道。

曾国藩的祖父星冈公有言：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师，曾氏对家中之人大量服用补药的作法不赞同，于是搬出祖训来说事。在这里，“不信医药”并不是说有病不吃药，而是指药物不可乱用，也不可滥用，尤其是补药。这个观点对现在的人来说，也不无借鉴作用。“药能活人，亦能害人。”这是一个科学常识，任何药物都有副作用，对症、适量则有益，反之则有害。

从家书里面可以看到，他们家里出现了这样的状况，几乎无人不医、无人不药，有病的吃医生开的药方，没病的也都在吃补药，一年四季没有断绝。大量补药吃过以后就会气血太旺，火气太高，导致身体不协调，最终又要吃清火药，好端端的身体非要用药物去调理得不协调再用药物去协调，这样不仅对身体毫无好处，最终只会让身体功能运行紊乱。

在调理身体方面，曾国藩建议少用药物，多用食疗。药补不如食补，著名画家张大千先生就是食补的行家。他不仅精通绘画，还特别精通厨艺。据记载，张大千小时候也出身微寒，营养跟不上，身体孱弱。后来条件改善以后，他就特别关注食补，通过食物来补益精气，还深入研究食补方面的东西，在自己绘画的闲暇，就将食补和美食结合，亲自去实践。所以他的健康长寿，不仅是绘画的熏陶，也得益于他的食补。

正所谓“是药三分毒”，而食补不仅没有毒素和副作用，又是日常生活所需，真的是经济节约又利于身体健康。所以，对于儿子的体弱，曾国藩开出的疗法是：“保养之法，亦惟在慎饮食，节嗜欲，断不在多服药也。”

信中曾国藩还提出不“不信僧巫，不信地师”，很明白地指出：纵观天下，凡是深信地师和深信僧人的人家，几乎没有不把家败光的。由此可见，曾氏对僧巫地师是深恶痛绝的，这在那个比较愚昧的时代，可以说是很不容易的。

致四弟·不宜非议讥笑他人

【原文】

澄侯四弟左右：

弟言家中子弟，无不谦者，此却未然。凡畏人不敢妄议论者，谨慎者也。凡好讥评人短者，骄傲者也。谚云：“富家子弟多骄，贵家子弟多傲。”非必锦衣玉食，动手打人，而后谓之骄傲也。但使志得意满，毫无畏忌，开口议人短长，即是极骄傲耳。

余正月初四日信中，言戒骄字，以不轻非笑人为第一义。望弟弟常猛省，并戒子弟也。（咸丰十一年二月初四日）

【译文】

澄侯四弟：

弟弟说家里的子弟，没有一个是不谦和的，这话其实并不全对。凡属因为惧怕别人而不敢妄加议论别人的，属于谨慎谦和的人。凡属喜欢讽刺批评别人短处的人，属于骄傲的人。谚语说：“富家子弟多骄，贵家子弟多傲。”就是说，并不是只有锦衣玉食或者动手打人的，才是骄傲，只要是自己觉得很得意，对什么都毫无畏惧和忌惮，开口就随便议论别人长短的，都算是极骄傲的了。

我在正月初四的信里，已经说了戒骄傲，要以不随意非议讥笑他人为第一要义。希望弟弟要常常反省，并且告诫子弟。（咸丰十一年二月初四）

【解析】

曾国藩认为，“傲为凶德，惰为衰气，二者皆败家之道，戒傲莫如多走路而少坐轿”。他不仅自律甚严，对自己的兄弟子侄也严戒其傲。在这封写给主持家务的四弟信中，要他加强对家中子弟的教育，并对骄傲的主要表现形式作了阐述：“好讥评人短者，骄傲者也。”

为人谦和的人，才会受人欢迎。为人刻薄、喜欢讥笑别人的人，即使真的才高八斗，也不见得能很好地发挥出自己的才干来，因为没有人愿意去欣赏他。

曾国藩认为一个人的傲气可以表现在语言、神气和表情上，所以要真正做到谦虚，就必须时时检点自己的言行。他认为，官宦之家，一是有权，二是有势，有权有势则少顾忌，多有优越感。有了优越感则往往不大在意别人的感受，甚至不把别人当回事，言谈举止中就会显出高人一等的气派，久而久之就会养成自己的傲气。因此，要根除心中产生傲气的根源，就须富贵不忘贫贱，放下身段多做些农活，少坐轿和少让人服侍。

这封家书对我们最重要的启示意义就在于，首先要做到自身为人谦和，以真诚的态度来对待别人，而千万不要骄傲自大、自以为是，而不轻易非议和讥笑他人为戒除骄傲的第一要义。

致沅弟季弟·做人须谦虚谨慎勤劳

【原文】

季弟、沅弟左右：

帐棚即日赶办，大约五月可解六营，六月再解六营，使新勇略得却署也。小台枪之药，与大炮之药，此间并无分别，亦未制造两种药，以后定每月解药三万斤至弟处，当不致更有缺乏。王可升十四日回省，其老营十六可到，到即派往芜湖，免致南岸中段空虚。

雪琴与沅弟嫌隙已深，难遽期其水乳。沅弟所批雪信稿，有是处；亦有未当处。弟谓雪声色惧厉，凡目能见千里而不能自见其睫，声音笑貌之拒人，每苦于不自见，若不自知。雪之厉，雪不自知，沅之声色，恐亦未始不厉，特不自知耳。

曾记咸丰七年冬，余咎骆文耆待我之薄，温甫则曰：“兄之面色，每予人以难堪。”又记十一年春，树堂深咎张伴山简傲不敬，余则谓树堂面色亦拒人于千里之外。观此二者，则沅弟面色之厉，得毋似余与树堂之不自……觉乎？

余家目下鼎盛之际，余忝窃将相[1]，沅所统近二万人，季所统四五千人，近世假此者，曾有几家？沅弟半年以来，七拜君恩，近世似弟者曾有几人？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吾家亦盈时矣。管子云：“斗斛[2]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余谓天概之无形，仍假手于人以概之。霍氏盈满，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诸葛恪盈满，孙峻概之，吴主概之。待他人之来概而后悔之，则已晚矣。吾家方丰盈之际，不待天之来概，人之来概，吾与诸弟当设法先自概之，自概之道云何？亦不外清慎勤三字而已。吾近将清字改为廉字，慎字改为谦字，勤字改为劳字，尢为明浅，确有可下手之处。

沅弟昔年于银钱取与之际，不甚斟酌，朋辈之讥议菲薄，其根实在于此。去冬之买犁头嘴栗子山，余亦大不谓然。以后宜不妄取分毫，不寄银回家，不多赠亲族，此廉字工夫也。谦字存诸中者不可知，其著于外者，约有四端：曰面色，曰言语，曰书函，曰仆从属员。沅弟一次添招六千人，季弟并未禀明，径招三千人，此在他统领断做不到者，在弟尚能集事，亦算顺手。而弟等每次来信索取帐棚子药等件，常多讥讽之词，不平之语，在兄处书函如此，则与别处书函更可知已。

沅弟之仆从随员，颇有气焰，面色言语，与人酬接时，吾未及见，而申夫曾述及往年对渠之词气，至今余憾！以后宜于此四端，痛加克治，此谦字工夫也。每日临睡之时，默数本日劳心者几件，劳力者几件，则知宣勤王事之处无多，更竭诚以图之，此劳字工夫也。余以名位太隆，常恐祖宗留贻之福，自我一人享尽，故将劳谦廉三字，时时自惕，亦愿两贤弟之用以自惕，且即以自概耳。湖州于初三日失守，可怜可儆！（同治元年五月初八日）

【注释】

[1]忝窃将相：窃得将相的名号，自谦的说法。

[2]斗斛：斗和斛都是量器。

【译文】

季弟、沅弟：

帐篷从今天开始赶着准备，大约在五月的时候可以送往六个营地，六月再送往六个营地，新兵们就可以用以避暑了。小台枪的火药与大炮的火药并没有什么区别，所以也没有生产两种火药，以后决定每个月运送三万斤火药到弟弟的营中，这样就不会再发生火药缺乏的事情。王可升十四日返回省城，他所率领的老营十六日可以到，等他到了以后，马上派往芜湖，以免使南边江岸中段兵力空虚。

雪琴与沅弟之间结下的嫌隙已经根深蒂固了，短期内恐怕难以和解。沅弟对雪琴文稿的批示，有对的地方，也有不恰当的地方。弟弟说雪琴可谓是声色俱厉，然而往往都是眼睛能看到千里之外的事情，却看不见自己，他在声音笑貌之处拒人于千里之外，而自己却往往不自知。雪琴的严厉，他自己不自知，而沅弟自己的声色，恐怕不是不严厉，而是他自己也不自知。

曾记得咸丰七年的那个冬天，我怪罪骆文耆待我太冷淡，温甫则告诉我说，“哥哥的脸色也总是让人觉得很难堪”。又记得十一年春季的时候，树堂总是埋怨张半山，说他傲慢对人不敬，而我看树堂的脸色，则觉得他的脸色也同样是拒人于千里之外。以这两件事为例，那么沅弟脸色的严厉，岂不是与我和树堂一样，自己拒人于千里之外而不自知吗？

我们家眼下正处于鼎盛时刻，我个人身居将相之位，沅弟统领的军队近两万人，季弟统领的军队也有四五千人，纵观近代，有几个家族能达到这样的繁盛呢？这半年以来，沅弟已经七次拜谢过皇上的大恩，近世以来，又有几个人能做到像弟弟一样？太阳过了正午就将西斜落山了，月亮圆了以后就会亏缺了，而我们家正好是处在鼎盛的时候。管子说：“斗斛满了，则人会去把它刮平，而人如果自满了，则天会去把他刮平。”我说天刮平是无形的，归根结底天还是要借助人的手来刮平的。西汉时期的霍氏一家，由于过于盈满了，最终被魏相和宣帝给刮平了。诸葛恪兴旺发达盈满之后，就被孙峻和吴主给刮平了。如果一直等到盈满之后被他人刮平，然后才后悔反思，那就已经晚了。我们家现在正是处于丰盈的时候，不要等到天来刮平，也不要等到别人来刮平，而应该是我和各位弟弟一起设法自己来刮平。所谓我们自己来刮平的道理是什么呢？也不外乎“清、慎、勤”三个字。我近些日子来已经把“清”字改为了“廉”字，“慎”字改为了“谦”字，“勤”字改为了“劳”字，这样意思就更加浅显明白了，也确实有可以着手去做的地方了。

沅弟过去对于银子的收入和支出往往不太重视，所以会有朋友讥笑和轻看你，根源就在这里。去年冬天买的犁头嘴、栗子山，我对此大不以为然。以后不可轻易收取分毫的银两，也不要寄银两回家，在赠送亲戚族人方面也不需要过多，这是在“廉”字上面下工夫。“谦”字是存在于人内心的品格，不容易被别人所看到，但它表现在外面的，大约的出四个方面：一个是面色，一个是言语，一个是书函，还有一个就是随从人员。沅弟一次就招兵六千，而季弟在没有禀明的情况下就擅自招了三千人，这在其他统领是断然做不到的，而弟弟居然能够做到，也算是比较顺利的。弟弟每次来信到我这里索取帐篷、火药等物品的时候，信中总是充满了一些讥讽之词，还有许多不平的语言。在写给我的信中你们都是这个样子，那么写给别人的信也就可见一斑了。

沅弟的随从人员，气焰很是嚣张，他在与人应酬和接触时的脸色和言语我虽然没有见过，但是申夫曾经跟我提到过以往对待他的语气，至今还让我觉得很遗撼！在这几个方面，以后你要痛加克制，这是“谦”字的功夫。每天晚上临睡之前，先默默地在心里数一数，这一天做了哪些事、劳心的事有几件，劳力的事又有那几件，这样就知道勤王之事并不多，就会更加竭尽全力去做，这是在“劳”字上面下功夫。我因为名声太大，身处的位置过高，因此总是担心，害怕祖宗留下来的福分都被我一个人享用尽了，所以时常将“廉、谦、劳”这三个字放在心里，时刻以此勉励自己，也但愿两位贤弟也能够用这三个字时时自勉，自己刮平自己。初三湖州已经失守，甚可怜，也要以此为教训！（同治元年五月初八日）

【解析】

这封家书，主题是做人须谦虚、谨慎、勤劳，曾国藩在信中讲到人总是容易看到别人的缺点，却往往忽视自己的缺点。沅弟与雪琴之间结下嫌隙，不仅有雪琴的原因，也有沅弟的原因，双方接人待物时的表情，都有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嫌疑，这是一种傲气在不知不觉中外流的一种表现，曾国藩自己曾经也是这样。他以为别人待自己过于冷淡，经弟弟提醒后才知道，原来自己待人时的表情也是够严厉的，当他意识到这些问题之后，他就积极悔悟自新，努力改过，曾经结下嫌隙的人和事情都解决了，与人相处也愉快了很多。

所以与人相处，谦虚是很重要的一个品质。也只有相处愉快了，其他事情才好解决。再者，曾国藩兄弟们在朝廷地位正是如日中天，这个时候更应该保持谦虚的品质而不能自满。

正所谓“高处不胜寒”，一旦身居高位、家族鼎盛，那么不免凡事总招人关注，眼光多的地方是非也必然会多一些，所以更加应该谦虚谨慎，慎言慎行，以防遭到蓄意攻伐。曾国藩说沅弟对于钱财之事往往不介意，这非常不好。在官员家里，金钱来往是很敏感的事情，一不小心就容易被人认为是贪污受贿，所以即使是自己的正常收入，也不要很高调地拿去买田置地，也不要经常往家里汇兑银两，都是很容易引起误会的。除此之外，在与人沟通上，无论是说话办事，还是书信来往，都一定要以谦谨为主，要从自己内在修为上下功夫。

曾国藩之所以跟弟弟说这些，是因为看到他傲气太盛，说话不大注意别人的感情，就连他的手下也都气焰嚣张，与人相见的时候无论是脸色还是语气都不是十分友善，所以及时告诫，凡是以谦虚谨慎勤劳为主，不可气焰嚣张、目中无人。

真正做大事的人，内在修为都比较好。美国人最喜欢的总统，要属林肯。人们喜欢他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他是总统，他废除了奴隶制，维护了美国南北统一，最重要的，是因为他的正直、善良、谦虚和蔼的人格。虽然是总统，他却没有傲人的架子，待人处事都十分和蔼可亲，就连对政敌也是通过化敌为友的手段去消除，不会强制性让别人屈从。马克思对他评价说：“他是一位达到了伟大境界而仍然保持自己优良品质的罕有的人物。这位出类拔萃和道德高尚的人竟是那样谦虚，以致只有在他成为殉道者倒下去之后，全世界才发现他是一位英雄。”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像林肯一样让他的国民怀念和敬仰的人物，但是这种谦虚和蔼的人格是值得人们学习的。

致沅弟季弟·必须自立自强

【原文】

沅弟、季弟左右：

沅弟于人概天概[1]之说，不甚措意，而言及势利之天下，强凌弱之天下，此岂自今日始哉？盖从古已然矣。

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强自立做出；即为圣贤者，亦各有自立自强之道，故能独立不惧，确乎不拔。余往年在京，好与有大名大位者为仇，亦未始无挺然特立，不畏强御之意。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非暴戾[2]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

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入与妻孥享受，则当谦退。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此余所深信，而弟宜默默体验者也。（同治元年五月廿八日）

【注释】

[1]人概天概：人定、天定。

[2]暴戾：粗暴、凶狠。

【译文】

沅弟、季弟：

沅弟对于人定、天定的说法，非常不以为然，而说现在是势利的天下、是以强凌弱的天下，这种状况又岂是现在才有的呢，自古以来，一直都是这样的呀。

自古以来，凡帝王将相，没有一个人不是从自立自强做起的，即使是取得成就，就是圣人和贤者，也是各有各的自立自强之道。所以能够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坚持自我，而不必担心和恐惧自己会被别人替代。过去在京城的时候，我喜欢与名声大和官位高的人作对，以此来表示自己的独立人格以及不畏权贵。但直到现在我才逐渐领悟到天地之道，其实在于刚柔相济，互相配合，是不能够偏废的。太过于柔，则容易靡烂，而太过于刚，则容易折断。这里的刚，并不是暴戾的意思，而是指刚强进取，柔也并不是软弱的意思，而是指谦虚退让。

办公事，则需要刚强进取，而对于争名逐利，则应当谦虚退让；在开创家业的时候，需要刚强进取，而在守护家族成就享受安逸的时候，应当谦虚退让一些。在外面待人接物，需要刚强进取，回到家里与妻儿一同享受天伦之乐，则要保持谦退的作风。如果一面建功立业，在外面享有很大的名声；一面又贪图财富，买田建屋，里里外外都要得到满盈，全无谦虚退让之意，那么这种局面必然是不会长久的。这是我深信不疑的道理，弟弟们慢慢地去体会吧。（同治元年五月二十八日）

【解析】

曾国藩在信中说道：“近来觉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并不是暴戾的意思，是指刚强进取，柔也并不是卑弱的称谓，而是指谦虚退让。”这与他在同年九月写给老九信中所说的：“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若专在胜人处求强，其能强到底与否，尚未可知。”是同一个意思。从信中可以看出，曾国藩把道家和儒家的思想揉合到一起，达到了一定的境界。

天地之道，在于刚柔相济。太过于柔，则容易萎靡，而太过于刚，则容易被折断。其实，古代圣贤早就说过，“一阴一阳之为道”，天地之大道，本就包括了“阴”“阳”两个侧面，两个侧面合起来才是完整的道，问题在于什么时候该偏重于那个方面。世上许多事情从不同的角度上看，就会有不同的看法，片面强调哪个方面都不是很适宜的。世间有许多道理知道并不难，难就难在具体应用上，古人所说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关键就在于如何运用。

一个人可以坚持他的柔软，那是最坚强的人！天下最坚强的就是柔软。“柔弱”是老子的处世哲学，也是一种克敌制胜、自我保全的策略艺术。在老子看来，既然“物壮则老、兵强则灭、木强则折，”那么刚强往往是败亡的象征，而柔弱却是新生的标志，由此老子坚信“柔弱胜刚强”。但老子所谓的“柔弱”并不是软弱和懦弱，而是外柔内刚、柔中带刚。“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此说明看似柔弱的事物其实蕴含着强大的力量。因此老子主张要“知其荣，守其辱”，唯有如此，才能防止向刚强的转化，维持长久，从而避免败亡的结局，故此老子曰“守柔曰强”。

在这封家书里，主旨是要自立自强，古来圣贤都靠自立自强而成事的。自立自强对于一个人成就事业和学问是非常重要的，它关乎一个人的独立性，而独立性则是一个人区别于其他人的地方。在为人处世上，曾国藩特别推崇“刚柔互济”，该进取的地方要进取，而该退让的地方则要退让，这是他深信不疑的道理。

楚汉相争时项强刘弱，而刘邦却最终得了天下，这就是以弱胜强。曾国藩曾说：“困心恒虑，正是磨炼英雄，玉汝于成。夫尝谓余叹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这句话体现出了曾国藩在矛盾丛集、内忧外患的艰难处境下的一种息事宁人、委曲求全的处世观，对于当时为官的他，可以说是无奈中的坚持。“见常日明，守柔日强”，也就是说，能看到平常的道理就是真正的聪明，能坚守柔弱才是真正的强大。曾国藩欣赏提倡的道家“柔弱”精髓，正在于此。

国学大师季羡林，头顶着北大教授、中科院院士、中国语言学家以及著名作家等各种光环，是人尽皆知的学界泰斗。但德才兼备的他从来没被这些头衔影响，只潜心做学问，并说自己头上的三顶桂冠要摘掉，一是国学大师，二是学界泰斗，三是国宝。“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季羡林对这些虚名非但不在乎，反而认为没有才更自在。这与曾国藩“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可谓异曲同工。

致九弟·望勿各逞己见

【原文】

沅弟左右：

此次洋枪合用[1]，前次解去之百支，果合用否？如有不合之处，一一指出，盖前次以大价买来，若过于吃亏，不能不一一与之申说也。

吾因近日办事名望，关系不浅，以鄂中疑季之言相告，弟则谓我不应述及。外间指责吾家昆弟过恶，吾有所闻，自当一一告弟，明责婉劝，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岂可秘而不宣？

鄂之于季，自系有意与之为难，名望所在，是非于是乎出，赏罚于是乎入，即饷之有无，亦于是乎判。去冬金眉生被数人参劾后，至钞没其家，妻孥[2]中夜露立，此岂有万分罪恶哉？亦因名望所在，赏罚随之也。

众口悠悠，初不知其所自起，亦不知其所由止，有才者仇疑谤之无因，因悍然不顾，则谤且日腾。有德者畏疑谤之无因，而抑然自修，则谤亦日息。吾愿弟弟之抑然，不愿弟等之悍然。弟等敬听吾言，手足式好，向御外侮；不愿弟等各逞己见于门内，计较其雌雄，反忘外患。

至阿兄忝窃高位，又窃虚名，时时有颠坠之虞。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终者极少。深恐吾全盛之时，不克庇荫弟等，吾颠坠之际，或致连累弟等。惟于无事时，常以危词苦语，互相劝诫，庶几免于大戾耳。

酷热不能治事，深以为苦。（同治元年六月二十日）

【注释】

[1]合用：好用。

[2]妻孥：妻子和儿女。

[3]颠坠之虞：从高处坠落下来。

【译文】

沅弟：

这一次的洋枪是很好用的，不知道上一次送过去的洋枪好不好用。如果有不好用的地方，你要一一指出来让我知道，上次是花了大价钱买来的，如果不好用则太吃亏了，不得不找卖方讲明。

我因为最近办事的缘故有些名望，也有不少关系，以湖北那边怀疑季弟这件事相告，弟弟说我不应该理会那些。外面指责我家兄弟有过错和有恶行，我听说了一些，当然要一一告诉弟弟这些说法，光明正大地责备，也要委婉地规劝。如果这些流言属实则要立即改正，如果不属实，则当加以避免，不要犯这些错误，哪里能够当作秘密隐藏起来呢？

湖北那边对于季弟的种种说法，自然是有意为难季弟的，人一旦有了名望，是非之事就会慢慢多出来，赏罚于是也就出来了，关于军饷之事有没有，也在于这里的判断。去年冬天金眉生被许多人一起参劾以后，以至于抄没家产，妻子儿女半夜都没有去处，站着露宿在外面，这难道就是因为他犯下了滔天的罪过吗？不过也是因为名望太大，赏罚之事也就随之而来了。

众口悠悠，最开始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也不知道会在哪里结束。有才能的人，愤恨这种毁谤的没有根据，采取强硬不理睬的态度去对待，但毁谤仍旧沸沸扬扬而不止息，反而是更加多了起来。有德行的人，非常畏惧这种没有根据的毁谤，害怕会破坏自己的名声，因此更加抑制自己，继续修德，提高自己的修养，这种做法反而能使那些毁谤不攻自破，慢慢停息。我希望弟弟采取抑己自修的办法，而不希望你采取悍然不顾的态度去硬碰。各位弟弟要认真听取我的意见，兄弟之间要和睦相处，以同一姿态携手对付外侮，而不要兄弟之间各逞己见，计较一时的对与错，只顾内讧而忘记了外患。

至于兄长我窃据高位，又偷得一些虚名，时刻都会有从高处坠落的危险。通观古今人物，有权势如此的人是很少得能到有善终的。我十分害怕在我位高权重之时没能够好好庇护弟弟们，但是当我从高位跌落之时，却会连累到你们。只能在平安无事的时候，居安思危，和弟弟们互相劝诫，或许能够避免于大难吧。

天气酷热难耐，不能够好好做事，非常苦恼。（同治元年六月二十日）

【解析】

常言说：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其中尤其以名人、要人、公共场合的人物遭人背后议论为多，这是因为人们对这些人的要求更高、更严的缘故，正所谓“《春秋》责备贤者”是也。

流言止于智者。曾氏在这封家书里讲到，当一个人有一定名望和地位时，各种流言和诽谤也就会随之而来。如果刚硬地应对，流言不仅不会少，反而会更加传得沸沸扬扬，而如果采取柔和应对之道，抑制自己而行为更端，则流言慢慢就会止息。也就是面对流言和诽谤要“抑然自修”而不是“悍然不顾”。

信中提到的那个金眉生就是个我行我素，对流言悍然不顾之人。此人因才干而深得林则徐赏识，曾任湖北督粮道、盐运使、按察使。金眉生思想敏锐有才，但品行不端，且极度放荡。“金性淫荡，妇女微有姿，无不被污者。凡亲党之寡妇孤女就养于彼者，皆不能全其节。”因在治理河道时太随意，受到参劾，金眉生被罢官遣返回乡，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同治十年（1871年），因其劝捐有功，又官复原职。这个金眉生的口才极好，极富煽动鼓惑之力，据说他曾七次求见曾国藩而被拒，有人问曾国藩为何不见，曾国藩说：“我不敢见也，此人口若悬河，江南财政了如指掌，一见必为所动，不如用其言不用其人为妙。”其实是曾国藩因其名声不好怕为其所累，所以不愿见他，并希望弟弟们能以他为鉴。

信中还提到兄弟手足之间要和睦相处，共同对付外侮的事，劝诫各位弟弟们不能各逞己见，应该统一战线，忽略内部矛盾，内部和谐，一致对外。在任何时候，当内部矛盾遇到外部矛盾的时候，一定要把外部矛盾当作主要矛盾，而内部矛盾则退居为次要矛盾，要首先团结一致，解决外部矛盾之后，再来处理内部矛盾。

曾国藩自己一手创办了湘军，这湘军里多由他的亲族、学生、朋友所组成，凝聚力特别强，所以湘军基本上是直接听从他的指挥，而不是由清廷指挥。相对来说，尽管曾国藩自己都要听从清廷的调遣与指挥，但是如果没有曾国藩的调遣，清廷都无法调用湘军，这就是湘军团结的力量。

很多人一旦窃据高位，权力心就膨胀、野心勃勃，不是以权谋私，就是想要更多的权力。但是，尽管位高权重，手握重兵，曾国藩仍然十分注意分寸，行事越为谨慎，一直战战兢兢做官，以求善终。所以，尽管军权在握，曾国藩却从未想过为自己谋取私利，更没有因为自己手中掌握重兵而想去夺取政权。

居安思危，是曾国藩一直以来的信念。他以古为鉴，生怕自己在辉煌的时候没能给家人带来好处，而一时贪念或者一步走错，反而连累家人受苦，因此处处谨慎，居安思危，还常常告诫兄弟们也要有这种思想。正是如此，他才能在风雨飘摇的黑暗的清末，纵横官场数十载而荣盛不衰。

致沅弟季弟·治身宜不服药

【原文】

沅弟、季弟左右：

季弟病似疟疾，近已痊愈否？吾不以季弟病之易发为虑，而以季好轻下药为虑。吾在外日久，阅事日多，每劝人以不服药为上策。吴彤云近病极重，水米不进，已十四日矣。十六夜四更，已将后事料理，手函[1]托我。余一概应允，而始终劝其不服药。自初十日起，至今不服药十一天，昨日竞大有转机，疟疾减去十之四，呕逆各症，减去十之七八，大约保无他变。

希庵五月之杪，病势极重，余缄告之云：“治心以广大二字为药，治身以不药二字为药。”并言作梅医道不可恃。希乃断药月余，近日病已痊愈，咳嗽亦止；是二人者，皆不服药之明效大验。季弟信药太过，自信亦太深，故余所虑不在于病，而在于服药，兹谆谆以不服药为戒，望季曲从之，沅力劝之，至要至嘱！

季弟信中所商六条，皆可允行，回家之期，不如待金陵克复乃去，庶几一劳永逸。如营中难耐久劳，或来安庆闲散十日八日，待火轮船之便，复还金陵本营，亦无不可。若能耐劳耐烦，则在营久熬更好，与弟之名曰贞，字曰恒者，尤相符合。

其余各条，皆办得到，弟可放心。

上海四万尚未到，到时当全解沅处。东征局于七月三万之外，又月专解金陵五万，到时亦当全解沅处。东局保案，自可照准，弟保案亦日内赶办。雪琴今日来省，筱泉亦到。（同治元年七月二十日）

【注释】

[1]手函：亲笔写的信。

【译文】

沅弟、季弟：

季弟的病情看上去很像疟疾，不知道近来有没有好一些。季弟的病很容易复发，但是我倒不以此为虑，我担心的是，季弟总是轻易就服用各种药。我在外面日子久了，阅历也越来越多，每每劝人以不要服药为上策。吴彤云近来病情也非常严重，水米未进，已经有十四天了。他自以为将不久于人世，所以于十六号夜里四更的时候把后事交代好，亲自将书信托付给我，我答应了他所托之事，并劝他不要再吃药。从初十开始，到今天已经停止服用药物十一天了，昨天竟然大有转机，疟疾已经好了四成，呕吐等各种症状也基本上减去了七八成，基本上不会再有大的变化了。

希庵在五月底的时候也生了一场病，病情极为严重，我写信告诉他“治疗心理上的病要以‘广’和‘大’两个字为药，而治身体的病就要以‘不药’两个字为药”，并且说作梅的医道是不可靠的。希庵听后有一个多月没吃药，到现在病情已经见好，也不咳嗽了。这两个人，都是因为明智地不服用药物而效果显著。季弟太过于迷信药物，而且又非常自信，所以我的忧虑不在于他的病，而在于他过多地吃药，现在反复嘱咐着要以不吃药为戒，希望季弟能同意。沅弟也要尽量劝告他，至要至嘱！

季弟在信里面所商议的六条内容，都可以同意。回家的时间，不如等到攻克金陵以后，这样才可以一劳永逸。如果在军营里时间久了过于劳累，难以忍受，可以来安庆先休息个十天八天，然后再搭乘方便的轮船回金陵的军营，这样也没什么不可以的。如果能耐得住军营里的劳苦烦闷，在军营里再坚持一段时间则更好，才特别符合弟弟名字中的“贞”“恒”二字。其余各条，都能够办到，弟弟可以放心。

上海方面的四万两军饷还没有到，等收到了后就运送到沅弟的营中。东征局除了七月拨付的三万银两之外，七月又专门为金陵送来了五万银两，到时候一并送到沅弟那里。东局的保案，可以照准，弟弟的保案也可以在近日内赶着办好。雪琴今天来到省城，筱泉也到了。（同治元年七月二十日）

【解析】

至于应不应该信医生、病了应不应该吃药，这个问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是科学发展到今天，有的人尚在提出疑问。当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的病可以通过食疗去康复，有的病可以通过自身的休养去康复，而有的病则需要通过药物的治疗去康复。此外还有个医生水平的问题，并不是每个医生都真正懂得医术，庸医也是有的。所以说，这个问题是不能用简单的一句话去囊括的。以曾国藩所处的时代，对这个问题有所疑议，亦属正常。

曾国藩以他自己的阅历，认为治病最好是不服用药物，所以也总是极力劝说弟弟们要少服用药物。在这封家书里面，曾国藩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吴彤云，他病情非常严重，卧床不起，连他自己都觉得大概不可能再好转，所以找来曾国藩，想把家里的后事交给他料理。但是曾国藩除了答应他的请求之外，还建议他停止服用药物来试一试，结果十多天过后原本病危的身体居然好转，并且似乎已经脱离生命危险。再一个就是希庵，病势也极为严重，所以曾国藩及时劝服他不要用药物治疗，坚持一段时间，病情果然又好转了。以此两个事例，曾国藩更加坚信治病最好是不要服用药物，用药很可能不仅不能治病，反而会越治越糟糕。

至于生病不吃药，让其自然发展肯定是不行的，但是一生病就乱吃药，病急乱投医，显然也是不行的，这个问题曾国藩的家书里已经很多次提及。药少吃为好。当然这只是曾国藩的看法，至于对与不对并不重要，因为他毕竟不是搞医学研究的。

致沅弟季弟·服药不可太多

【原文】

沅、季弟左右：

久不接来信，不知季病全愈否？各营平安否？东征局[1]专解沅饷五万，上海许解四万，至今尚未到皖。阅新闻纸，其中一条言：何根云六月初七正法，读之悚惧惆帐。余去岁腊尾，买鹿茸[2]一架，银百九十两，嫌其太贵。

今年身体较好，未服补药，亦未吃丸药。兹将此茸送至金陵，沅弟配置后，与季弟分食之。中秋凉后，或可渐服。但偶有伤风微恙，则不宜服。

余阅历已久，觉有病时，断不可吃药，无病时，可偶服补剂调理，亦不可多。

吴彤云大病二十日，竟以不药而愈。邓寅皆终身多病，未尝服药一次。季弟病时好服药，且好易方，沅弟服补剂，失之太多。故余切戒之，望弟牢记之。弟营起极早，饭后始天明，甚为喜慰！吾辈仰法家训，惟早起务农疏医远巫四者，尤为切要！（同治元年七月廿五日）

【注释】

[1]东征局：是专为湘军设立的后勤部门。

[2]鹿茸：一种贵重的中药，滋补良药，是雄鹿还没有长成硬骨的嫩角。

【译文】

沅弟、季弟：

很久没有接到你们的来信，也不知道季弟的病好些了没有。各个军营都平安吗？东征局专门给沅弟拨付了五万两军饷，上海方面也许诺送银四万两，但是至今都还没有送到安徽。在新闻纸上看到这么一条消息：何根云六月初七被正法。看完之后真有些恐惧和惆怅，我去年腊月末尾的时候买了一架鹿茸，共花了一百九十两银子，嫌它有点太贵了。

今年身体还比较好，没有吃什么补药，也没有吃什么丸药。现将这架鹿茸送到南京，沅弟将其处置一下，跟季弟一起分吃掉。中秋节过后，天气渐渐凉了，可以慢慢服用，但如果只是偶尔患了伤风感冒，则不适宜吃这个。

我阅历很久，觉得有病的时候万万不可以吃药，平常身体好、没有生病的时候，倒是可以偶尔服用一些补药用来调理身体，但是也不可以吃太多。

吴彤云大病了二十天，竟然因没吃药就痊愈了。邓寅皆也是浑身都是各种毛病，也没有服过一次药。季弟生病的时候很喜欢吃药，并且特别喜欢更换药方，沅弟服用补药，也吃得太多了。所以我特别以此忠告你们，希望弟弟千万要牢牢记住。弟弟在军营里起得特别早，吃完饭以后才刚刚开始天亮，我对这一点感到特别高兴。我们兄弟要遵守家里的祖训，早上要早起，在家要务农，要疏远医生，要远离巫师，这四点特别重要！（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

【解析】

有病的时候，万万不可乱吃药。因为药用对了就是药，但是如果用错了，那就是毒。尤其是在中药里面，虽然大多数人多半会认为中药基本上都是补身体的，不会像西药一样没有副作用，这种观点其实是不科学的。中药的方子是很严谨的，每一副药的方子和用量都是很严格的，如果一味药放错，很可能药性就会大变，一种药材的用量不对，很可能也从治病良药变成杀人之毒。就算是同一种植物，它在不同的生长期，或者是植物不同的部分，药性也可能不同。所以乱吃药，确实是一种危险。

现代生活中，西药由于其方便、见效快，逐渐成为药品的主流。对于西药来说，也不能乱吃。一方面，西药多是化合物，不同物质会产生化学反应；另一方面，乱吃药或者依赖药物还可能会使某些病毒产生耐药性，更加不利于康复。

所以，正如曾国藩常常告诫其弟弟们，服药一定要谨慎，不可以太多，不可以滥用，不可以经常随便换药方子。“是药三分毒”，切不可滥用药品！

致沅弟季弟·须静养身体

【原文】

沅、季弟左右：

沉霆两军病疫，迄未稍愈，宁国各属，军民死亡相继，遁勤相望。河中积尸生虫，往往缘船而上，河水及井水，皆可不食：其有力者，用舟载水于数百里之外。秽气触人，十病八九，诚宇宙之大劫，军行之奇苦也。

洪容海投诚后，其党黄朱等目复叛，广德州既得复失，金柱关常有贼窥伺，近闻增至三四万人，深可危虑。余心所悬念者，惟此二处。

余体气平安，惟不能多说话，稍多则气竭神乏，公事积阁，恐不免于贻误。弟体亦不甚旺，总刨猢静养[1]。莫买田园，莫管公事，吾所嘱者，二语而已。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念下场时，富贵人家，不可不牢记二语也。（同治元年闰八月初四日）

【注释】

[1]刨猢静养：安心静养。

【译文】

沅弟、季弟：

沉、霆两支部队都出现瘟疫，迄今为止仍然没有遏制住，宁国所属地区有很多的军民因为瘟疫而相继死亡。路上到处都能看到因为饥饿而死亡的人，河面上浮的尸体都生满了蛆虫，那些蛆虫都沿着船的边缘爬到了船上，河水和井水因为受到污染而不能再饮用了。有能力的人，到数百里之外用船把水载回来。空气中充满了秽气，人只要是沾上了，十有八九都会生病，真是天地间的空前浩劫，行军时候遇到的一场奇苦啊。

洪容海投诚以后，他的党羽黄和朱等人再次叛变，本已收复的广德州又失守了。金柱关那边经常有敌人窥伺着，最近又听说敌人增加到了三四万人，真是深深地感到危急焦虑啊。我心里面所担忧挂念的，也就是这两个地区。

我身体还好，气色也不错，只是不能多说话，稍微多说几句就会喘不上气来，精气神便很疲乏，因此堆积了许多公事而无法处理，恐怕不免会耽误一些。弟弟身体也不是很好，需要好好安心调养。你现在不要总想着去购买田园，也不要太操心公事，我要嘱咐的也就是这两件事。人在兴盛的时候要常常想到衰败时，上场的时候要想想下场时，富贵人家，一定不可以不牢牢记住这两点。（同治元年闰八月初四）

【解析】

在这封家书里，曾国藩表达了对前线兵营里发生的瘟疫感到很忧心，然后告诫弟弟一定要静养身体，这是当下要务。至于田园家产，甚至是公事，那都是其次，只有身体好了，才有精力去做其他事情。

人的身体就像一个小孩子，你对它好，它就对你好；你对它笑，它就对你笑，然而如果你无限制地使用它，不重视它，它也会反过来不重视你，也会闹毛病。身体一旦有了毛病，人就会感觉到不舒服以及疼痛，所以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一定要及时静养。对于好好善待身体这件事，也许只有生过病的人才能够切实感受到这句话的分量。对于每一个人来说，身体健康是一切的基础，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做什么都没有保障，坦白地说，就算取得了令人羡慕的名和利，也没有机会去享用，所以最要紧的是修身养性。至于事情，这次没办好，还有下次，而身体若跨了，那一切也就都没了。

曾国藩反对弟弟购买田园除了不想让他过度操心外，还有另一重含意，那就是劝他行为要低调，要懂得物极必反的道理。现在官运亨通，不代表会一直官运亨通，盛极必衰，过于锋芒毕露，就会带来不好的影响。

信中提到了一个叫洪容海的人，洪容海最初是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部将，天京事变后石达开出走，洪容海率部中途离开石达开，在返回江西的途中，他杀将士以立威，贪暴凶残，在铅山与忠王李秀成会合后，成为李秀成的部下。后因在破江南大营时手刃清军绿营统帅张国梁，被封为“保王”。但他恃功而骄，曾劝李秀成“清君侧”，遭到其反对，因而感叹：“主昏庸而臣愚忠。”从此便心怀叛意。1862年7月，洪容海在广德州投降清朝，后被封为总兵。

致九弟·述治事宜勤军

【原文】

沅弟左右：

弟读邵雍诗，领得恬淡冲融之趣，此是襟怀长进处。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志事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大略相同。以诗言之，必先有豁达光明之识，而后有恬淡冲融之趣；自李白韩退之杜牧之，则豁达处多，陶渊明孟浩然白香山则冲淡处多。杜苏二公，无美不备，而杜之五律最冲淡，苏之七古最豁达，邵尧夫虽非诗之正宗，而豁达冲淡，二者兼全。吾好读庄子。以其豁达足益人胸襟也。去年所讲生而美者，若知之，若不知之。若闻之，若不闻之一段，最为豁达。推之即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亦同此襟……怀也。

吾辈现办军务，系处功利场中，宜刻刻勤劳，如农之力穑[1]，如贾之趋利，如篙工之上滩，早作夜思，以求有济。而治事之外，此中却须有一段豁达冲融气象，二者并进；则勤劳而以恬淡出之，最有意味，余所以令刻劳谦君子印章与弟者此也。

少荃已克笔太仑州，若再克昆山，则苏州可图矣，吾但能保沿江最要之城隘，则大局必日振也。（同治二年三月廿四日）

【注释】

[1]力穑：努力耕作。

【译文】

沅弟：

弟弟读邵雍的诗，从他的诗文里领悟到了恬淡冲融的乐趣，这是你襟怀有了长进。自古以来，圣贤豪杰和文人才士们，他们的志向虽然各不相同，但是他们豁达光明的胸襟几乎都是相同的。就拿诗来说，必须要先有豁达光明的见识以后，然后才能够有恬淡冲融的趣味。其中李白、韩愈、杜牧这些人，心胸见识比较豁达；而陶渊明、孟浩然、白居易这些人，则是恬淡处比较多。杜甫和苏轼二公的诗文，是美得不能再美了，然而他们中间，杜甫的五言律诗最为恬淡，苏轼的七言古诗最为豁达。邵尧夫的诗虽然写得不是很正宗，但是他的诗文却兼备了豁达和冲淡这两种品质。我很喜欢读《庄子》。这是因为他的豁达能够有助于人变得襟怀博大。去年所讲的生而美者，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好像听到了，又好像没有听到那一段，是最为豁达的。推而广之，舜、禹虽拥有天下却不据为私有，就是这样的襟怀。

我们现在办军务，属于处在功利场里，应该要时时刻刻都保持着勤劳，就如同农民们努力耕作、商贾们努力赚钱一样，要像船工努力撑篙上滩，白天辛勤劳作，晚上睡觉时也要考虑，全身心投入，以求取得一个好的结果。在处理公事的辛劳之余，则必须要有一种豁达冲融的胸怀，只有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够在勤劳中得到恬淡和有意味。我之所以让人刻“劳谦君子”的印章给弟弟，正是出于这个意图。

少荃已经攻克了太仑州，如果再攻克昆山，那么就可以考虑去收复苏州了。只要我们能够保护好沿江最重要的一些城市和关口，那么大局就会慢慢好起来。（同治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解析】

胸襟，往小处理解，那就是“宰相肚里能撑船”，拔高去理解，那就是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所说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做人须有一个豁达光明的胸襟。一个人的胸襟有多大，他的作为就有多大。古今中外凡成大事者，都必有一个广阔的胸襟，曾国藩说：胸襟宽广必能自养其淡定之心，而后发于外者有一段和平虚明之味。故此他主张做事要勤，要像农民们对待庄稼一样，不分昼夜都要寻思着怎样变得更好。而在勤劳治事之外，则要保持一个恬淡光明的心境。在追名逐利方面则要淡泊一些，要像苏东坡一样豁达，像杜甫一样淡然，像庄子一样豁达怡养身心。只有在治事时时刻勤俭，而在治事之外则学会冲淡，才能使自己有一个好的心情。对于怎样才能拓展自己的胸襟，曾国藩说：“胸襟广大须从“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襟日阔。”他还为此写过一副对联：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

居里夫人曾两度获得诺贝尔奖，但是她却是个淡泊名利的典范。她和丈夫在实验室里发现了放射性元素镭，这是一个让世人震惊的发现。但是那时候做科研的条件还很艰苦，居里夫妇却从来没有因此而退缩，当瑞士政府给予优厚待遇吸引他们去瑞士执教时，被他们婉言谢绝。此后多个国家愿意为他们提供机会和给予优厚报酬，但他们都对此无动于衷，一心投身于放射性元素的研究，并且将他们的研究视为全世界的财富。

不经历高山，就会对高山仰止，对没有得到的，总会有所企盼，只有在登临高山后，才容易大彻大悟。雨果有句名言：“比海洋广阔的是天空，比天空广阔的是人的胸怀。”居里夫人的例子与曾国藩的这篇家书一样，对人们最大的启示在于，治事要专注于事情本身，认真勤勉，而不应该过于关注治事所带来的名利。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好事情、做出成绩，真正获得为世人称颂的“名誉”。

致九弟·只问积劳不问成名

【原文】

沅弟左右：

初五夜地道轰陷贼城十余丈，被该逆[1]抢堵，我军伤亡三百余人，此盖意中之事。城内多百战之寇，阅历极多，岂有不能抢堵缺口之理？

苏州先复，金陵自遥遥无期，弟切不必焦急。古来大战争、大事业，人谋仅占十分之三，天意恒居十分之七。往往积劳之人，非即成名之人，成名之人，非即享福之人。此次军务如克复武汉九江安庆，积劳者即是成名之人，在天意已自然十分公道，然而不可恃也。吾兄弟但在积劳二字上着力，成名二字，则不必问及，享福二字，则更不必问矣。

厚庵坚请回籍养亲侍疾[2]，只得允准，已于今日代奏，苗逆于二十六夜擒斩，其党悉行投诚，凡寿州正阳颖上下蔡等城，一律收复，长淮指日肃清，真堪庆幸！

弟近日身体健否？吾所嘱者二端：一曰襟怀淡定，莫求速效。二曰谨防援贼，城贼内外猛扑、稳慎御之。（同治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注释】

[1]该逆：那些逆者。

[2]养亲侍疾：侍奉生病的父母。

【译文】

沅弟：

初五夜里，通过地道将逆者所占之城轰塌了十几丈，但随即又被其抢堵上了，结果导致我军为此伤亡了三百多人，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城里的逆者都是身经百战的，阅历十分丰富，哪有不抢堵缺口的道理？

苏州已经收复，但金陵的收复还遥遥无期，弟弟万万不可焦虑心急。自古以来，凡是大的战争，要建立大的功业，人谋所起的作用只能占十分之三，剩下七分都是要靠天意来决定的。往往都是这样，真正辛劳的人，却不是成名的人；而成名的人，又不见得是能够享福的人。这一次的军务，像收复武汉、九江、安庆这些地方，成名的都是那些辛劳出力的人，从天意来说，这已经是十分公道了。但是却不可以倚仗这些居功自傲，我们兄弟，只要在“积劳”两个字上下功夫即可，至于成名，暂时不要去考虑，至于享福之事，就更加不要去问及了。

厚庵坚决要求回家去侍奉生病的父母，没有办法不批准，今天已经代他上奏朝廷。二十六号夜里，已经将苗逆擒获并且斩首，他的余党也已经全部投降了，寿州、正阳、颍上、下蔡等地方都已经收复，肃清长淮地区也指日可待，真是值得庆幸！

弟弟近些日子身体还安好吗？我要嘱咐的只有两点：一个是要保持淡定，顺其自然，不要急于追求速战速决；另一个是要小心提防贼人的援兵，对于贼人在城内外猛烈反扑，一定要稳重谨慎地加以抵御。（同治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解析】

只问积劳，不问成名，意思就是只管埋头干活，至于事后能得到什么，则不去过问。这看上去似乎只是一种傻劲，然而，这种所谓的“傻劲”才是真正的智慧、真正的功夫。从表面上看，似乎在做事之前先想好了做这件事的回报是什么，得到多就做，得到的少就不做，或者说把重点放在取得回报上，似乎这才是精明的。然而，这种为求图利、不择手段的人往往做不成大事。真正的成功者，恰恰是那些埋头苦干的人。曾国藩在这封信中对弟弟说：“自古以来大战争、大事业，人的谋划只占十分之三，天意占十分之七，往往劳累多的人并非是成名的人，成名的人也并非享福的人。”以此告诉弟弟不必感到不公以及知足者长乐的道理。

曾国藩是文人出身，他认真地研读过历代儒家知识分子的学说与得失，对国家的治理有自己非常深入的思考。与传统的儒家知识分子只有“归隐”和“入仕”两条道路的选择不一样，曾国藩提出了第三个选择，即不能袖手旁观，也不能只出主意，而是要跳入其中，亲力亲为，担起责任来。

历经多年的磨炼，曾国藩深知世态的险恶。他在信中对弟弟说：你取得了许多胜利，也成了名，从天意上说也是十分公道的。但是你万不可以此居功自傲。在曾国藩看来，官场的权威和荣耀是最容易丧失的，当一个人的功名与富贵达到了一定程度，不会是一种幸福，反而会成为一种累赘。钱多的人总要保持警惕，唯恐遭别人算计；荣誉多了的人，为了守护自己的名声就会变得做事小心翼翼，唯恐破坏了名声。所以说，如果不能正确对待，名声有时也会成为自己事业的绊脚石。

大凡成功的人，名望越高，就会越珍惜自己的名誉。曾国藩在自己的弟弟身上，看到了名望掩盖下的裂痕和隐患，于是就劝勉他为官要多为百姓做事，不要只把眼睛盯在“名利”二字上。所以曾国藩再三叮嘱弟弟，一定要谨慎行事，时刻认识到颠覆的危险。为官要在“积劳”二字上下工夫，“成名”两个字则不必太在意，“享福”两个字就更不必去提它了。

要不被名利的诱惑所累，最好的方法，就是使自己的身心处于一种淡泊的境界。居里夫人因取得了巨大的科学成就而天下闻名，一生获得十七枚奖章和一百多个名誉头衔。但她并没有沉醉在已取得的成绩之中。一位女友到居里夫人家做客，看到居里夫人的小女儿正在房间里玩一枚奖章，一看竟是英国皇家学会刚刚颁发给居里夫人的金质奖章。当时能得到一枚这种金质奖章是极高的荣誉，于是问居里夫人为什么把奖章给孩子当玩具。居里夫人说：“我是想让孩子从小就知道，荣誉就像玩具，只能玩玩而已，绝不能够永远守着它，否则将一事无成。”

致九弟·万望毋恼毋怒

【原文】

沅弟左右：

适闻常州克复、丹阳克复之信，正深欣慰！而弟信中有云：“肝病已深，痛疾已成，逢人辄怒，遇事辄忧等语。”读之不胜焦虑。今年以来，苏浙克城甚多，独金陵迟迟尚无把握，又饷项奇绌。不如意之事机，不入耳之言语，纷纷迭乘，余尚温郁成疾，况弟之劳苦过甚，百倍阿兄，心血久亏，数倍于阿兄乎？

余自春来，常恐弟发肝病，而弟信每含糊言之，此四句乃露实情，此病非药饵所能为力，必须将万事看空，毋恼毋怒，乃可渐渐减轻。蝮蛇螫手[1]，则壮士断其手，所以全生也。吾兄弟欲全其生，亦当视恼怒如蝮蛇，去之不可不勇，至嘱至嘱！

余年来愧对老弟之事，惟调拨程学启一名将有损于阿弟。然有损于家，有益于国，弟不必过郁，兄亦不必过悔。顷见少荃为程学启请恤一疏，立言公允，滋特寄弟一阅。

李世忠事，十二日奏结，又饷绌[2]情形一片，即为将来兄弟引退之张本。余病假于四月廿五日满期，余意再请续假，幕友皆劝销假，弟意以为如何？淮北票盐课厘两项，每岁共得八十万串，抉概供弟一军，此亦巨款，而弟尚嫌其无几。余于咸丰四五六七八九等年，从无一年收过八十万者，再筹此等巨款，万不可得矣。（同治三年四月十三日）

【注释】

[1]蝮蛇螫手：被蝮蛇咬了手。

[2]饷绌：军饷匮乏。

【译文】

沅弟：

刚刚听说常州已经收复，丹阳也已经收复的消息，正在为此感到特别欣慰！但是弟弟的来信中又说到：肝病已经很严重了，经常疼痛，见到人就容易发怒，遇到事情不顺就忧心忡忡这些话，读了之后，我感到非常焦虑。自从今年以来，江苏和浙江一带被收复的城市越来越多，只是南京一直迟迟没有攻克，军饷却又严重不足。不如意的事情和不入耳的言语都纷纷涌来，我都差不多抑郁成疾，何况弟弟的劳苦那么重，简直比我超过百倍，心血的亏损，自然要数倍于我。

我自开春以来，经常担心弟弟的肝病会复发，而弟弟的来信里，每次总是含糊糊其辞，只有这四句才讲出了实际情况。这个病不是药物所能够治疗得了的，必须要做到心胸宽阔，将所有的事都看得轻一些、淡一些，少烦恼、少发怒，只有这样才可以渐渐地将病状减轻。如果手被蝮蛇咬到了，壮士为了保全性命，会选择将手砍掉。我们兄弟如果想要保全生命，也应当把烦恼和愤怒当作蝮蛇一样来看待，坚决地把它们去掉。至嘱至嘱！

我今年来，就只是处理程学启这件事愧对老弟，因为这件事可能会有损于弟弟。然而虽然有损于家里人，却有益于国家，所以弟弟不要过度抑郁，为兄我也不需要过于后悔。刚刚看到少荃为程学启请恤的奏折，我立刻就允许了，现在特将其寄给弟弟看看。

李世忠的事，十二号奏结，又是一大片军饷缺乏的情形，这也是将来我们兄弟引退的援笔。四月二十五号我的病假就要期满了，我打算再续请一段时间的假，但是同僚幕友们都劝我销假回来，不知弟弟是什么样的意见。

淮北的票盐和课厘两项。每年的收入共有八十万串，全部都供应给了弟弟的军营，但是弟弟还是嫌它太少了。我在咸丰四至九这些年里，从来没有哪一年的收入超过了八十万串的，如果要再筹备这笔巨款，恐怕已是很难办到。（同治三年四月十三日）

【解析】

恼怒的时候人人都能遇到，有的人遇事时怒气填膺，恶劣情绪急剧爆发，即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于事无补。有的人则将怒火压抑在心中，强忍不露于外。不管是那种方式，都是有害于身心的。中医说：怒伤肝。其实何止伤肝，恼怒是一种恶劣的精神刺激，是导致人体多种疾病的直接诱因。故此，曾国藩把“戒恼怒”作为养生的第一原则，说“视恼怒如蝮蛇，去之不可不勇”。他在家书中写道：“须活泼泼地养得一段生机，亦去恼之道也。”曾国藩认为，在精神上充满生机活力，遇到烦恼事，就能消除恼怒这种不良情绪。当然，这需要很深的生活涵养和文化修养为基础。

曾国藩在军务闲暇，悟出了许多为人处世的诀窍，他把这些诀窍归之为“八本”，其中有一条，即是：“养生以戒恼怒为本。”曾氏兄弟皆有肝病，从信中所言看来，他们得的是“肝气郁结”之症。这种病多由情绪抑郁，气机阻滞所致。人们知道，肝有疏泄的功能，喜升发舒畅，如果情绪抑郁，操劳过度，以及恼怒发火，都会使病情加重。当然，有肝病的人相对来说也更容易发怒，这是病状之一。所以对于有肝郁的人来说，保持心情平静，少动怒，则需要比普通人更加注重情绪的控制，有意识地去避免发生恼怒。

人在恼怒时会冲动，做出不理智的行为，过后往往懊悔不迭，甚至遗憾终生，但后悔药没处买。所以遇事一定要使自己保持冷静，不要动辄发脾气，恼怒于事无补，只会激化对立和矛盾，甚至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佛家称恼怒为“嗔”，佛陀说：“一念嗔心起，八万障门开。”佛家把“贪、痴、嗔”视为“三毒”，而“嗔”是危害最大的。

《论语》中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也就是说遇到不顺心的人和事，不怨恨，不恼怒，这才是君子作风。洪应明在《菜根谭》论及恼怒的危害时写道：“怒欲处转念，邪魔变真君。”人在愤愤欲怒时，有时自己也觉得是不对的，可就是控制不了自己，如能在刚要发怒的紧要关头能够转变念头，那么，就会避免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致九弟·宜以自养自医为主

【原文】

沅弟左右：

厚庵到皖，坚辞督办一席，渠之赴江西与否，余不能代为主持。至于奏折；则必须渠亲自陈奏，余断不能代辞。厚帅现拟在此办折，拜疏后仍回金陵水营；春霆昌歧闻亦日内可到，春霆回籍之事，却不能不代为奏恳也。

弟病今日少愈否？肝病余所深知，腹疼则不知何证？屡观《郎山脉案》，以扶脾为主，不求速效，余深以为然。然心肝两家之病，究以自养自医为主，非药物所能为力。今日偶过裱画店，见弟所写对联，光彩焕发，精力似甚完足；若能认真调养，不过焦灼，必可渐渐复无。（同治三年五月初十日）

【译文】

沅弟：

厚庵到安徽，坚决要辞掉督办这个职务，至于他到底要不要去江西，我不能代他做决定。至于奏折，那必须要他自己亲自写折子上奏给皇上，我是断然不能够代替他写奏折的。厚帅现在准备在我这里办理奏折的事情，等到上奏以后，仍然要回到南京的水兵营中；听说春霆和昌歧在这几天中也可以到，春霆要辞官回籍这件事，我却不能不代替上奏恳请。

弟弟的病现在好些了没有？肝病的情况我很了解，腹部疼痛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多次看《郎山脉案》这本书，说要以养护脾为主，不能够一下子求速效，我非常同意这个说法。然而关于心和肝这两个部位的病，终究是要以自己调养和自己医治为主的，并不是药物能够控制和治疗的。今天偶然间路过裱画店，看到店里弟弟所写的对联光彩焕发，显示弟弟精力非常充足。只要弟弟能够认真调养身体，不要过于焦虑，我想一定能够慢慢康复，可以恢复到从前没有生病时的样子。（同治三年五月初十日）

【解析】

第一段主要讲一些公事，首先提到厚庵坚决要辞掉督办的职务，至于要不要去江西，曾国藩不能代他做决定，要看厚庵自己。在这里，曾国藩就分得很清楚，别人的事始终在于别人做决定，没有谁可以替代得了。

第二段是关心弟弟的病，从信中看弟弟患的是肝病，曾国藩自己也是肝疾患者，所以他对这个病以及病的症状都比较了解，知道哪些情况是由这个病引起的、哪些症状不是，所以特意问是什么原因引起弟弟腹部疼痛的。

曾国藩一直很注意养生，又勤于读书，所以医学和关于身体健康方面的知识比较丰富。信中就提到多次看《朗山脉案》这本书，知道疗养还得以护养脾为主。关于心和肝的病，靠药物治疗总不能很好控制，最好还是以自己疗养为主。

说到关于心肝的病求医不如自养，这是因为疾病本来就有急性和慢性之分，急性病则需要立即治疗，而慢性病则急不来，一般来说药物的作用不大，只能控制和缓解，却难以根治，所以对于慢性病来说，得慢慢地治，如果一味求速的话，反而会得到适得其反的结果。

针对慢性病，一方面重要的是要保持良好的心态，平静地对待病症。然后就是要积极治疗和调理。比如曾国藩兄弟的肝病，就属于慢性病症，病症发作的时候会很难受，但是不会突然致命。而慢性肝病就算是现在，也没有什么特效药和方法能够将其立即治愈，必须是靠病人自己慢慢调理。

说起来，万变不离其宗，要点还是那么几项。首先是心态上要平和，不要有过多的心理压力。这种心理压力的来源，首先是对待病症本身，要以平常心对待。另一方面是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压力，无论是工作还是家庭生活方面，也要尽量不给自己压力，因为任何过分的压力都会让人紧张，导致对病情调理不顺。其次就是合理饮食，营养要跟上，以清淡为主，多吃蔬菜水果。在这之外，保持充足的睡眠以及适当的运动，都是预防疾病的好办法。

正如曾国藩所说，心肝治病宜自养自医。事实上，被医生在医院治疗而痊愈的肝病患者并不是很多。而有些病人，可能在医院里被医生已经判了死刑，这些人放弃了医院的治疗，彻底放下病痛的烦恼，去好好享受生活。当他们的心情豁然开朗，从凡尘俗世的烦恼中解脱之后，顽疾绝症反而不知不觉中逐渐调理好，甚至痊愈了。所以说，最好的药，还是自己养成豁达的心境。

致九弟·凡郁怒最易伤人

【原文】

沅弟左右：

内疾外证，果愈几分，凡郁怒最易伤人，余有错处，弟尽可一一直说。人之忌我者，惟愿弟做错事。惟愿弟之不恭。人之忌弟者，惟愿兄做错事，惟愿兄之不友。弟看破此等物情，则知世路之艰险，而心愈抑畏，气反和平矣。（同治三年五月廿三日）

【译文】

沅弟：

身体内部的疾病和外在的症状，果然都好了几分。抑郁和发怒都是最容易伤人身体的，如果我有什么过错，弟弟完全可以跟我一一直说，不必放在心里。那些嫉妒我的人，都盼着弟弟做错事情，唯愿弟弟对我不恭敬；而那些嫉妒弟弟的人，都盼着为兄我做错事，希望我们兄弟之间反目不和。如果弟弟看透了这些世态的险恶，就能够知道世道的艰难，也就更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抑郁情绪，从而使自己能够心平气和。（同治三年五月二十三日）

【解析】

这封家书十分简短，虽然仍然讲了郁怒最易伤人，但家书的主题并不是讲郁怒，而是讲世道的艰难和险恶。

信中说：“那些嫉妒我的人，唯愿弟弟做错事，唯愿弟弟对我不恭敬；那些嫉妒弟弟的人，唯愿我对你不友好，希望我们兄弟之间反目。”所谓人心险恶，的确如此。世间嫉妒之人比比皆是，尤其古代官场，更是尔虞我诈、落井下石。当面人，背后鬼，但求能达目地，可谓是不择手段。

《晏子春秋》里有一个“二桃杀三士”的故事。齐景公养着三名勇士，他们名叫田开疆、公孙接和古冶子，号称“齐国三杰”。这三名勇士都力大无比，武功超群，为齐景公立下过不少功劳。但这三个勇士自恃功劳过人，非常傲慢狂妄，当时的齐相晏婴对这三位很是担心。因为他们勇武过人，缺乏头脑，如果受人教唆利用，则必成大患。于是晏婴便与齐景公商议，要设计除掉这三人。一天，齐景公当众赏赐两个桃子给这三名勇士，让他们自己按功劳大小吃桃。三名勇士都认为自己的功劳很大，公孙接讲了自己曾打虎救驾，抢先吃了一个桃；田开疆讲了自己在疆场上斩将杀敌，抢吃了另一桃。功劳最大的古冶子见没了自己的份，自觉无颜，气愤之下，当场拔剑自杀。这时公孙接、田开疆两人才觉得自己的功劳确实不如古冶子大，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难当，自觉对不住朋友，于是也自杀而亡。晏婴借两个桃子，轻易就为齐景公除掉了心头大患。

所以，曾国藩在信中告诫弟弟遇事要心平气和，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兄弟之间有什么事别藏在心里，一定要讲出来，以免因误会而造成不和。

致四弟·述养身有五事

【原文】

澄弟左右：

乡间谷价日贱，禾豆畅茂，犹是升平气象，极慰极慰。贼自三月下旬，退出曹郓之境，幸保山运河以东各属，而仍蹂躏及曹宋徐四凤淮诸府，彼剿此窜，倏忽来往。直至五月下旬一张牛各股，始窜至周家口以西，任赖各股，始窜至太和以西。大约夏秋数月，山东江苏，可以高枕无忧，河南皖鄂又必手忙脚乱。

余拟于数日内至宿迁桃源一带，察看堤墙，即于水路上临淮而至周家口。盛暑而坐小船，是一极苦之事，因陆路多被水淹，雇车又甚不易，不得不改由水程。余老境日逼，勉强支持一年半载，实不能久当大任矣。因思吾兄弟体气皆不甚健，后辈子侄，尤多虚弱，宜于平日请求养身之法，不可于临时乱投药剂。

养身之法，约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恒。二曰惩忿，三曰节欲，四曰每夜临睡洗脚，五曰每日两饭后，各行三千步。惩忿即余篇中所谓养生以少恼怒为本也。眠食有恒，及洗脚二事；星冈公行之四十年，余亦学行七年矣。饭后三千步，近日试行，自矢[1]永不间断，弟从前劳苦太久，年近五十，愿将此五事立志行之，并劝沅弟与诸子行之。

余与沅弟同时封爵开府，门庭可谓极盛，然非可常恃之道，记得己亥正月，星冈公训竹亭公曰：“宽一虽点翰林，我家仍靠作田为业，不可靠他吃饭。”此语最有道理，今亦当守此二语为命脉。望吾弟专在作田上用工，辅之以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八字，任凭家中如何贵盛、切莫全改道光初年之规模。

凡家道所以可久者，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不恃一二人之骤发，而恃大众之维持。我若有福，罢官回家，当与弟竭力维持。老亲旧眷，贫贱族党，不可怠慢，待贫者亦与富者一般，当盛时预作衰时之想，自有深固之基矣。（同治五年六月初五日）

【注释】

[1]自矢：自己发誓。

【译文】

澄弟：

乡间稻谷的价格越来越便宜，地里的禾苗和豆苗都生长得十分茂盛，这是繁荣升平的气象，我感到非常欣慰。贼人自从三月下旬以来，退出了曹郓地区，保山运河以东的所属州县幸而得以保全。然而曹、宋、徐、四、凤、淮各府却仍然遭到贼人的蹂躏，你在那边剿，他们就流窜到这边，忽来忽去。直到五月下旬的时候，张、牛各部的匪贼开始流窜到周家口以西，任、赖这些匪徒则流窜到太和以西。大概夏季和秋季这几个月间，山东和江苏这一带不会有什么战乱，可以高枕无忧，但是河南、安徽和湖北这几个省恐怕又要陷入到手忙脚乱地境地了。

我正打算在这几天到宿迁、桃源那一带去察看堤墙，然后再从水路上沿着淮河一路到周家口。在盛夏暑热的时候坐小船是一件极其辛苦的事情，因为陆路大部分都被水淹掉了，雇车又特别不方便，所以不得不改走水路。我的年纪是越来越老了，勉强再支撑个一年半载以后，实在是再也不能长时间来担任重大的职务了。我想我们兄弟们的身体都不是很好，后辈的子侄们的身体也大多很虚弱，平日里一定要讲求养身和调理的方法，以免在生病的时候手忙脚乱地去找医生和乱吃药。

养身的方法，大约主要有五个方面：一个是睡觉和饮食方面要有规律。二是要克制自己的情绪，保持心态平和，不要经常发怒。三是要节制自己的欲望。四是每晚临睡之前要洗脚。五是每天的两顿饭以后都要各走三千步。控制怒气就是我在信里面所讲的养生要以少发怒为根本。睡觉和饮食都要有规律以及包括洗脚这件事，星冈公践行了四十年，我也向他学习了七年。每餐饭后散步三千步，是我最近才开始试着做的，我决心从此往后永不间断。弟弟从前很长的时间里都太过于劳苦，现在已经年近五十，希望能够从这五个方面身体力行，并且要劝沅弟和各位子侄们也都照此去做。

我和沅弟同时都被封爵开府，当上了总督和巡抚，可以说是门庭盛极一时，然而这不是可以长久能够倚仗的。记得己亥年正月间，祖父星冈公教训竹亭公说：“宽一虽然已经被钦点为翰林了，但是我们家里仍然是靠种田为职业的，不可以靠他吃饭。”这话是最有道理的，如今仍然应当把这句话视同命脉。希望弟弟要专心在种田上面用功，以此为主业，然后以读书、种菜、养鱼、喂猪，起早、打扫洁净、诚修祭祀、善待亲族邻里这八件事为辅助，不管家里怎样富贵兴盛，也不要完全改变家里在道光初年时候的规模。

凡是家道能够兴盛得比较久远的，都不是倚仗一时的官爵之位，而是倚仗长久的家族规矩；不是倚仗着一两个人的骤然发迹，而突然发家，而是倚仗家里众人齐心协力的共同维持。我如果有那个福气，在罢官回家以后，一定和弟弟一起竭力将家族的兴盛维持好。不管是老亲旧戚，还是贫穷的族人，都不可以怠慢，对待贫穷一点的人要和对待富裕一些的人态度要一样。我们现如今虽然比较兴盛，但是一定要想到也许有一天会衰落，只有这样，才能够打好比较坚固和深厚的根基。（同治五年六月初五日）

【解析】

曾国藩年仅六十就去世了，以现在的标准来看显然是比较短寿的，自然算不上是养生有道。在与太平天国十多年的对阵中，他承受了太多的精神压力和体力透支，可谓是心力交瘁。甚至有几次身陷绝境而差点自杀，正因如此，他对于养生便不得不格外注意，于是总结出了曾氏养生五法。他认为养生有五件大事，首要的就是饮食和睡眠要有规律，然后是不能够常发怒，三是节制欲望，四是睡前泡脚，五是饭后三千步。说起来也就是身与心的两个方面，身体方面的锻炼和保健要勤，而心灵方面，则要尽量减肥瘦心，不可以太多欲望，不可以生气，要注意掌控自己的情绪。

饮食和睡眠要规律，看上去是老生常谈，也是无人不知的道理，可是在现实中，很多人却是常常忽略它的重要性，遇到事时往往从饮食和睡眠中挤时间。饭后散步和睡前泡脚是非常利于养生的，中医有句老话“热水泡脚，胜吃补药”，脚掌上穴位众多，在睡前泡脚，可以通经络，活气血，助睡眠。而饭后散步，则更是为人们所喜爱的运动。散步是一种最无副作用、最温和有益的健身方式，人们常说：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毛泽东在《新青年》上发表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体育之研究》，在这篇文章中，他向全国青年推介曾氏的养生之法：“曾文正行临睡洗脚、食后千步走之法，得益不少。”

身心相连，身体的健康与否会影响到心理，而心理的健康与否也能够作用于身体。人的烦恼大多来自于欲望得不到满足，如果能够节制欲望，则就不会产生那么多的烦恼。而烦恼一旦产生，就会产生不愉快的情绪，如果不善于控制情绪，则容易导致失望、恼怒，这些消极的不良情绪就会反过来破坏健康。曾国藩认为养生宜“君逸臣劳”，君指头部，臣指四肢，也就是说大脑不宜这劳，而四肢则可多加活动。他还说“寡言养气，寡视养神”，要少说少看，也就是说要经常闭目养神。

写完此信后的第三天，曾氏随军去山东，路过嘉祥县时，拜谒了曾子庙，捐银一千两作为祭祀之资，据说曾氏是曾子的第七十代子孙，他此举也算是祭祖吧。曾国藩对于家族是极为重视的，二十多年前，当他刚中进士初入翰林时，其祖父星冈公就说“仍靠作田为业，不可靠他吃饭”。体现了一个乡村农人的长远见识，这句话让曾氏一辈子牢记。当家门鼎盛之时，他便以此祖训来教育子弟。并说如果有那个福气，在罢官回家以后，一定和弟弟一起竭力将家族兴盛维持好，可见在曾氏的心中，始终存在着浓厚的守农思想。当然还蕴含着另一层意思，那就是处富贵不要忘记贫贱时，做人不可忘记根本。

致九弟·宜自修处求强

【原文】

沅弟左右：

接弟信，具悉一切。弟谓命运作主，余所深信，谓自强者，每胜一筹，则余不甚深信。凡国之强，必须多得贤臣；凡家之强，必须多出贤子弟，此亦关乎天命，不尽由于人谋。至一身之强，则不外乎北宫黝[1]、孟施舍、曾子三种，孟子之集议而慊，即曾子之自反而缩也。

惟曾子与孔子告仲由之强，略为可久可常，此外斗智斗力之强，则有因强而大兴，亦有因强而大败。古来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其智力皆横绝一世，而其祸败亦迥异寻常，近世如陆何萧陈皆予知自雄，而俱不保其终；故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若专在胜人处求强，其能强到底与否，尚未可知，即使终身强横安稳，亦君子所不屑道也。

贼匪此次东窜，东军小胜二次，大胜一次，刘潘大胜一次，小胜数次，似已大受惩创，不似上半年之猖撅。但求不窜陕洛，即窜鄂境，或可收夹击之效。

余定于明日请续假一月，十月请开各缺，仍留军营麇量本戳[2]，会办中路剿匪事宜而已。（同治五年九月十二日）

【注释】

[1]北宫黝：齐国的勇士。

[2]麇量本戳：木戳印章。

【译文】

沅弟：

收到弟弟的来信，已经知道了一切情况。弟弟说凡事是命运做主，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然而你说凡是自强者，做任何事情都是胜人一筹，这一点我就不大完全相信了。凡是一个国家要得以强盛，则必须会有许多贤臣。凡是一个家族要得以强盛，则必须要有许多贤能的子弟，这也与天命有关，不全由人为而能决定。至于具体到一个人的强大，则不外乎是北宫黝的勇敢、孟施舍的仁厚、曾子的义理这三种典型的品格。孟子是集一身学问而不自我满足，曾子就是自反而缩了。

只有曾子与孔子告诉子路的强，才略微可以持续得长久一些，此外较量智力与较量体力的强，则有因为这些强而导致极大的兴盛，也有因为这种强而导致彻底的失败。自古以来像李斯、曹操、董卓、杨素等人，他们的智力可以说是冠绝当世，没有多少人能够与他们相提并论，然而他们的祸败也超乎常人。再近一些像陆建赢、何桂清、萧顺、陈孚恩这些人，都是有自知之明且自认为是枭雄的人，也都不能够得到善终。所以我们这些人在自我内在修为上不断求强是可以的，但在战胜别人的那些方面，就不能够过于求强了。如果专门在要胜过别人上面求强，则到底能不能一直强下去，那还很难说，即使是终身都是安稳地强过别人，也是为君子所不屑的。

贼匪这次向东流窜，我们东边的军队有两次小的胜利和一次大的胜利。刘潘打了一次大胜仗和几次小胜仗，看上去似乎已经受了很大的创伤，不再像上半年那样猖獗了。但愿贼匪不要流窜到陕西和洛阳一带，即使是窜入到湖北境内，或许也可以收到两边夹击的功效。

我决定从明天开始再续请一个月的假期，十月把其他的职务都免除掉，只保留一个军营的木戳和印章，主要是用来协助办理中路的剿匪事宜。（同治五年九月十二日）

【解析】

盛气凌人的曾国荃认为“自强者每胜一筹”，也就是处处要压人一头。曾国藩对他说，在与别人争勇斗狠的问题上不妨可以退一步，那种强是不可持久的。真正的强者，是要在“自修处求强”。

同治五年（1866年）三月初，曾国荃率六千余人的湘军从长沙起程，赴武昌就任湖北巡抚一职。他抵达武昌不过五个月，便与湖广总督官文产生了矛盾。官文是个平庸无能之人，仗着满族人身份和圆滑的做官技巧，在官场上一直混得很好，并自认为很了不起。因打下金陵而以天下第一功臣自居的曾老九本来就对官文十分反感，加上在军事问题上认为官文有意为难湘军，于是决定上奏弹劾官文。

就弹劾官文一事曾老九事前在信中告诉过他的大哥，曾国藩认为此事当“暂置缓图”，但傲气冲天的九弟并没听取大哥的意见，仍然是一意孤行，不仅上奏弹劾了官文，而且还附带讽刺了一下军机处，说军机处故意与他这个湖北巡抚为难，这件事做得实在有点草率和轻狂。他完全不考虑此举非但无益，只能是给自己凭空树敌而已。

尽管曾国藩对九弟参劾官文之事持反对意见，但此时的曾老九早已不是十多年前那个虽然在心中不同意，但在行动上不得不听话的小青年了，他要做的事已是无人可以阻挡。曾国藩只能是退而求其次，但愿后果不太严重就算万幸了。

针对九弟来信中所说的“自强者每胜一筹”的观点，曾国藩发表了自己不同的看法。一方面，他同意弟弟所说凡事命运做主的观念，另一方面又不同意弟弟所说的“自强者每胜一筹”。他认为，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所谓的强者，并不是个人之强，并在此信中例举了像李斯、曹操、董卓、杨素等人，他们的智力可以说是冠绝当世，然而他们最终都失败了，而像何桂清、萧顺这些有自知之明且自认为是枭雄的人，也都不能得到善终。以此得出结论，只要在自我内在修为上不断求强就可以了，在战胜别人的那些方面上，就不必非要求强了。

从个人修为上讲，不要过分追求外在的强，而是要注重加强修炼自己，让自己的内在变得丰富而强大。外在的强，无论是智力还是体力，就算一时强盛，最后有可能还是要被别人打压下去。然而那些追求内在修为的强者则不一样，像孔子、孟子，他们一生博学多识，成就为一代贤人，曾国藩由此得出结论：内在强者是一种柔软却无法攻入的力量。凡事看得开，处事豁达，为人稳妥，知道何时该进、何时该退，懂得取舍，这才是真正的强大，所以曾国藩说要“自修处求强”。

当然，曾氏的自强理论也并不见得就能指导一切，尤其是在那个邪恶横行、是非颠倒的时代，一味的恪守“自修处求强”往往会吃亏，但至少比起曾老九处处都要压人一头的理论要高明一些，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

致九弟·时刻悔悟大有进益

【原文】

沅弟左右：

鄂署五福堂有回禄之灾[1]，幸人口无恙，上房无恙，受惊已不小矣。其屋系板壁纸糊，本易招火。凡遇此等事，只可说打杂人役失火，固不可疑会匪之毒谋，尤不可怪仇家之奸细。若大惊小怪，胡想乱猜，生出多少枝叶，仇家转得传播以为快。惟有处处泰然，行所无事，申甫所谓“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星冈公所谓“有福之人善退财”，真处逆境者之良法也。

弟求兄随时训示申儆[2]，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己、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吾九年以来，痛戒无恒[3]之弊，看书写字，从未间断，选将练兵，亦常留心，此皆自强能立工夫。奏疏公牍，再三斟酌，无一过当之语自夸之词，此皆圆融能达工夫。至于怨天本有所不敢，尤人则常不能免，亦皆随时强制而克去之。弟若欲自儆惕，似可学阿兄丁戊二年之悔，然后痛下针砭，必有大进。

立达二字，吾于己未年曾写于弟之手卷中，弟亦刻刻思自立自强，但于能达处尚欠体验，于不怨尤处尚难强制。吾信中言皆随时指点，劝弟强制也。赵广汉本汉之贤臣，因星变而劾魏相，后乃身当其灾。可为殷鉴。默存一悔字，无事不可挽回也。（同治六年正月初二日）

【注释】

[1]回禄之灾：火灾。

[2]申儆：训诫。

[3]无恒：没有恒心。

【译文】

沅弟：

湖北省巡抚署衙门后院的五福堂遭遇了火灾，幸运的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上房也没造成什么损失，只是受了不小的惊吓。那边的屋子都是用木板做的墙架、纸糊的墙壁，本来就很容易引起火灾的。凡是遇到这种事情，只能说是打杂的人员不小心弄得失了火，千万不要说是怀疑有匪徒或者是仇人恶意蓄谋导致的，尤其是不要去怀疑是仇家派出的奸细所为。如果大惊小怪地胡猜乱想，节外生枝，则仇家很快就会知道这些消息。只有泰然处之，行若无事，权当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就像申甫所说“好汉的牙打掉了就连着血一起吞到肚子里”，星冈公也说“有福的人善于退避钱财”，这才是处于逆境时安身立命的最好做法。

弟弟要求我随时给予训示，我自问近些年来，最为借上力的就是一个“悔”字诀，为兄往年总是自负，自以为本领很大，能够做到能屈能伸，可以行也可以藏，而且总是看到别人的缺点和不是的地方。自从丁己、戊午两次大悔大悟之后，才知道自己其实什么本领都没有，遇到事情也总是能看到别人的优点了。自从戊午开始，到现在的九年里，与四十岁以前完全不同了。总体来说，是坚持能立能达的原则，以不怨不尤为方法。所谓立的意思，就是发奋自强，要能自己站得住。而达呢，就是要做到办事圆融，能够行得通。

我这九年以来，下定决心，痛改做事没有恒心的毛病，一直坚持看书写字，从来没有间断过。选将练兵的时候，也经常十分留心，这些都是自强能立的功夫。奏章公文，都要再三考虑仔细斟酌，不说一句过头的话，也不用一个自夸的词，这些都是圆融能达的功夫。至于说到怨天呢，本来就是不敢的，而怨人则还不能完全避免，所以平常都要时刻提醒自己，每当有这些心理时，就强制自己克服。弟弟如果也想要自我警戒，则可以学习我丁戊二年的悔悟，然后再痛下决心改正，一定会有大的收获。

“立达”这两个字，我曾经在己未年写在弟弟的书中了，弟弟也是时时刻刻都思考着要自立自强的人，但是在“达”上面还欠缺一些体验，对于不怨天尤人还难以强制自己做到。我以后可以在信中随时指点，提醒弟弟强制自己做到。赵广汉原本是汉朝的贤臣，因为星象的变动而弹劾魏相，后来因此给自己招来了灾难，这件事可以引以为戒。心里默默地存着一个“悔”字，还有什么事情是不可以挽回的？（同治六年正月初二）

【解析】

湖北省督署的五福堂遭遇了火灾，老九认定是仇人所为，曾国藩得知后劝老九不要那样去想，就当是自己不小心导致的，并借此向九弟推出了自己人生成功的一大诀窍：“悔字诀”。

所谓的“悔字诀”就是：“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体和用是哲学概念，北宋理学家程颐指出：体即本源，用即显现。曾国藩的用意是说做人要发奋自强，要能自己站得住。要做到办事圆融，能够行得通。而对外的表现方式就是“不怨不尤”，也就是“悔悟”。

曾国藩这里的“悔悟”和心中要默存一个“悔”字，不是指后悔，而是指“反省”。懂得每天自我反省的人，一定能够不断从前人的经验中吸取教训，从自己先前的经历中反思，成在何处，有哪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好更完美；败在何处，怎样做可以避免呢。养成这种习惯以后，何愁做事不成？

湘军在攻克天京后，由于担心湘军掳财杀俘之事败露，影响自己的清誉，曾国藩不顾朝廷指令，擅自处死了太平天国的忠王李秀成，此事引起了朝中诸多官员的非难，曾国藩身边的人都很愤怒，尤其是曾国荃，他甚至说：“城是老子攻下的，老子想杀谁就杀谁。”但曾国藩对此则是一忍再忍，而且还后悔不已，他说：“默存一悔字，无事不可挽回也。”悔同谦，即遇事以虚怀若谷的姿态视察纠正自己的不足。

“悔字诀”是曾国藩在回家为父守丧时，经过对自己从政经历的反思而悟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凡事不能靠蛮干，老庄的“柔弱胜刚强”给了他人生最大的启迪，他把这个启迪命名为“悔字诀”。具体地说，凡事不怨不尤，则自心平静，也不至于招恨结仇。身处逆境时行此诀，好比韬光养晦，减少被人攻击的目标；顺境时行此诀，则更能赢得别人的敬服。

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他每天都从三个方面去反省自己，给别人办事的时候是不是不忠了呢？跟朋友交往的时候是不是没有以诚相待呢？今天所学到的新知识有没有及时复习呢？这三个方面，是与孔子、孟子、颜回以及子思这四个人并称为“五大圣人”的曾子所总结出来的，不仅对他自己修身建业起到很大的作用，对现世仍然有很重大的现实意义。

老子曾讲：“将欲取之，必先与之。”这句话其实是一种反其道而行之的竞争策略，也是一种柔弱胜刚强的竞争和以退为进的策略。“悔字诀”或许真是做人做事成功的诀窍，一向自视甚高的曾老九在屡遭挫折后渐渐有了自知之明，在接到大哥的信后他回复说：悔字一诀，吉之所生，其实大哥早就说过，只是当时没能理解，现在看来，真是字字珠矶，当真是告诫于事件发生之前。

致九弟·必须逆来顺受

【原文】

沅弟左右：

接李少帅信，知春霆因弟复奏之片，言省三系与任逆接仗，霆军系与赖逆交锋，大为不平，自奏伤疾举发，请开缺[1]调理。又以书告少帅，谓弟自占地步，弟当此百端拂逆[2]之时，又添此至交龃龉[3]之事，想心绪益觉难堪。然事已如此，亦只有逆来顺受之法，仍不外悔字诀、硬字诀而已。

朱子尝言：“悔字如春，万物蕴蓄初发；吉字如夏，万物茂盛已极；吝字如秋，万物如落；凶字如冬，万物枯凋。”又尝以元字配春，亨字配夏，利字配秋，贞字配冬，兄意贞字即硬字诀也。弟当此艰危之际，若能以硬字法冬藏之德，以悔字启春生之机，庶几可挽回一二乎？

闻左帅近日亦极谦慎，在汉口气象何如？弟曾闻其略否？申夫阅历极深，若遇危难之际，与之深谈，渠尚能于恶风骇浪之中默识把舵之道，在司道中不可多得也。（同治六年三月初二日）

【注释】

[1]开缺：辞去职务。

[2]百端拂逆：百事不顺。

[3]龃龉：仕途不顺。

【译文】

沅弟：

接到李少帅的来信，得知春霆由于弟弟复奏的折子里说到省三是与任逆接仗，霆军是与赖逆交战，十分不平，所以自己上奏章说因为伤病复发，请求开缺回去调理。又写信告诉少帅，说弟弟做事很自我。弟弟正处于这种诸事不顺的时候，又遇到这种朋友之间闹矛盾的事情，想必心绪比较烦乱。然而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也就只有选择逆来顺受的办法，也就是坚持一个“悔”字和一个“硬”字。

朱子曾经说，“悔字就像春天一样，万物都在孕育着生命准备生长和发芽；吉字就像夏天，万物已经茂盛到极致了；吝字就像秋天，万物像落叶一样凋零；凶字就像冬天，万物都枯萎了”。又曾以“元”字配春天，“亨”字配夏天，“利”字配秋天，“贞”字配冬天。我所理解的“贞”字就是硬字诀。弟弟在这种艰苦危难时刻，如果能够以“硬字诀”效仿冬天的隐藏之德，以“悔字诀”开启春天之生机，也许还可以挽回一二呢。

听说左帅近些时候也非常谦虚谨慎，他在汉口的情况怎样？弟弟知不知道一些大致情况。申夫的阅历十分丰富，在遇到危难之际可多与他深入交谈。他还能够在惊涛骇浪之中把好舵、领好航，这种人才在司道中是不可多得的。（同治六年三月初二日）

【解析】

才与总督相互参劾风波未息，又与霆军闹起矛盾。霆军的首领鲍超本是曾国藩一手提拔的湘军悍将，打下金陵后已被封为浙江提督，此时以开缺养病之举来表示对老九的强烈不满，曾老九可谓是处于百端拂逆之时。曾国藩为此送给了弟弟两个字，“悔”和“硬”。

曾国藩在这封家书里面讲到，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并且已经到了这个地步，那么就要选择“逆来顺受”。这里的逆来顺受，其意思当是“接纳”。当事情发生以后，不管是什么结果，不管多让人沮丧、愤怒，它终归是已经发生了，这个时候对着已经成为既定事实而无法改变的结果生气、愤怒，都已经于事无补，只能是给人徒增烦恼。真正积极的处理方法，不如像曾国藩所说“逆来顺受”，接纳这个结果。

有个人在车上丢失了一只鞋，当众人都为他惋惜的时候，只见他毫不犹豫地脱掉另外一只鞋也扔出了窗外。别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回答说：“反正丢了一只鞋，对我来说一双鞋也就不能穿了。而如果窗外有人捡到一只鞋，又捡到另外一只鞋，那么他就可以有一双鞋可以穿了。”这可谓是“逆来顺受”的一个例子。如果无力改变，不如选择接纳。

虽然接纳，但还是要坚持两个原则：一曰悔，二曰硬。所谓的悔，就是要反思和总结，没有人能做到事事完美，从不犯错，最重要的是当走岔路或者偏离了应有的轨道时，要及时反思，及时回到正确的轨道上去。而当一些事情，自己并没有什么过错，但迫于环境或者所谓的大势所趋的时候，也要懂得坚持“硬”字诀，坚持自我，对自己有信心，对自己所走的路有信心。

曾国藩说，“逆来顺受”还得坚持一个“硬”字。凡成事之人，必有自己的坚持，很多时候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两个铁球同时着地”的故事，说的是在伽利略证明这个理论之前，人们信奉的是亚里士多德，而亚里士多德却认为质量大的物体先落地，两千年来，就没有人怀疑过这位伟大的哲学家，没有人相信伽利略的理论。可是他没有放弃，不断地做实验证明自己的理论，最后终于让人信服。

致九弟·圣门教人不外敬恕

【原文】

沅甫九弟左右：

十三日安五等归，接手书，借知一切。抚、建各府克复，推吉安较迟，弟意自不能无介介。然四方围逼，成功亦当在六七两月耳。

家中四宅，眷口平安。十二日叔母寿辰，男女共九席，家人等三席。亦山先生十四日来馆，瀛皆先生十五日来馆。澄侯弟子十二晚往永丰一带吊各家之丧，均要余作挽联。余挽贺映南之夫人云：“柳絮因风，阃内先芬堪继武（姓谢）；麻衣如雪，阶前后嗣总能文。”挽胡信贤之母云：“元女太姬，祖德溯二千馀载；周姜京室，帝梦同九十三龄（胡母九十三岁）。”近来精力日减，惟此事尚颇如常，澄弟谓此亦可卜其未遂衰也。

杨家滩周俊大兄号少濂，与余同读同考，多年相好。频年先祖、先考妣之丧，均来致情。昨来家中，以久试不过，欲投营博一功名，求荐至吉营。余告以功牌可得，途费可保举则不可必。渠若果至吉营，望弟即回填功牌送之，兼送以来往途费。如有机可假，或恰逢克复之日，则望保以从九县丞之类（若无机会，亦不勉强），以全余多年旧好。余昔在军营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至今以为诟病。近日揣摩风会，一变前志。上次有孙、韩、王之托，此次又有周君之托，盖亦情之不得已者。孙、韩、王三人或保文职亦可，渠辈眼高，久已厌薄千、把世。仙屏在营，弟须优保之，借此以吸引人才。余本能超保次青，使之沉沦下位，至今以为大愧大恨之事。仙屏无论在京在外，皆当有所表见。成章鉴是上等好武官，亦宜优保。

弟之公牍信启仅大长进，上次谢王雁汀一缄，系弟一手所成？抑系魏、彭辈初稿润色？祈复示。

再者，人生适意之时，不可多得。弟现在上下交誉，军民咸服，颇称适意，不可错过时会，当尽心竭力，做成一个局面。圣门教人，不外敬恕二字，天德王道，彻始彻终，性功事功，俱可包括。余生平于敬字无工夫，是以五十而无所成。至于总字，在京时亦曾讲求及之。近岁在外，恶人以白眼藐视京官，又因本性倔强，渐近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怒之事，说出许多不怒之诗，至今愧耻无已。弟子恕字颇有工夫，天质胜于阿兄一筹。至于效率，则亦未尝用力，宜从此日致其功，于《论语》之九思，《玉藻》之九容，勉强行之。临之以庄，四十五十而无闻也。（咸丰八年五月三十日）

【译文】

沅甫九弟：

安五等人在十三日回来之后，我才接到了你的来信，从信中得知一切。抚、建各府已经收复，只有吉安收复得较迟，但是你的心情一定不能急躁，相信在我军的四面围攻之下，收复吉安，也就是在六、七两个月之间的事。

家中四宅，老少家眷都很平安。十二日叔母过生日，家中男女共开了九席，家中佣人等开了三席。亦山先生十四日来馆，瀛皆先生十五日来馆。

十二日晚，四弟到永丰一带的各家吊唁，都邀请我作挽联。我为贺映南夫人所写的挽联是：“柳絮因风，阃内先芬堪继武；麻衣如雪，阶前后嗣总能文。”写给胡信贤之母的挽联是：“元女太姬，祖德溯二千余载；周姜京室，帝梦同九十三龄。”近日来，我的精力一日比一日衰减，只有在写挽联这件事上还像当年一样。澄弟说这表明我的精神尚好，没有急剧衰老的迹象。袁漱六的亲戚郑南乔从松江回来后，已经把之前所借的二百五十两银子还给我了，郑南乔向我说了袁漱六最近的状况。据说漱六现在为官清廉，声誉极好，学问和书法上的造诣也提高了，江南人士对他都十分敬仰和钦佩。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又欣慰又惭愧。

杨家滩的周俊的大哥，号少濂，以前和我同科参加考试，还是多年的好朋友。这几年，先祖、先考妣去世的时候，他都前来吊唁，从不遗漏，而且每次来时，都是毕恭毕敬，很有诚心。昨天他来家中拜访，说有事想要拜托，因为多次考试都没有考取功名，想投身军营，以博取一个功名，拜托我推荐他到吉安弟弟的军营中任职。我认为功牌可以取得，路费也可以相赠，但保举就没必要了。如果他真要去了吉安营中，希望弟弟当天填好功牌送给他，并且赠送他来往的路费。如果恰逢好的时机，碰上攻克吉安之日，也可以为他保举个九品的县丞之类的功名。如果确实没有机会，就无须勉强来成全我多年相交的旧友。我以前在军队中，从来不妄加保举、不乱用钱。所以现在人心不归附，还是我心头的一块心病。我这些日子以来揣摩了现在的风气，慢慢地对以前的固执想法有了改变。上次有孙、韩、王三人之托，这次周君又来相托，实在是情非得已的事。弟弟可以为孙、韩、王三人保举文职，此三人眼光很高，对千总、把总之类的武职不以为意。仙屏目前在营中，弟弟必须对他尤其看重，尽力保举他，以吸引更多有用的人才。从前我没有破格提拔次青，以致他沉沦低位，得不到重用，让我至今满心的惭愧和悔恨。无论在京城还是在外地，仙屏的表现都很出色。另外成章鉴也是个很好的武官，也应破格保举提拔。

我从信里知道，弟弟写公文、信函的水平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上次答谢王雁汀的信函，不知是弟弟亲自所写，还是魏、彭等人写好初稿之后由你加以润色的？回信的时候请说明这一点。另外吴子序现在在哪里？也请详细查明，并帮我询问他近来的情况，写信告诉我。

除了身体时常出很多汗之外，我还算康健。如果是在三年前，就算是酷暑天气，我一身也清凉不会出汗，现在稍动胸口都是汗水，肺气越显衰弱，让我时常忧虑。甲三的身体也不是很好，医生建议他常服补药，但却不敢轻易实行。不知弟弟们最近的身体怎么样？科四、科六的身体很好，气色也很好，而且科四比弟弟在家时更为健壮，科六则活泼如常，这些都是让人高兴的事。甲五眼睛的病也好得差不多了，右眼视力总差四分。其余的事就不再多说了，顺便问近好。

另外我想说的是，人的一生中，春风得意实属难能可贵。现在弟弟赢得了上下一致交口称赞，军民爱戴有加，正是人生得意之时，千万要珍惜这样的机会。进而应当努力为自己的人生铸就更大的辉煌。圣人教导人们不外乎“敬恕”两个字，天德王道，有始有终，性功事功，都可以涵盖在内。我生平在“敬”字上没下工夫，所以年届五十，依然碌碌无为。至于“恕”字，在京城时也曾经专门研究过，只是近年远离京城，在外为官，逐渐对京官藐视，再加上本性倔强，渐渐倾向于刚愎自用，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的事、说出许多“不恕”的话，至今仍然十分羞愧。弟弟在“恕”字上下了很大的工夫，在天分上也胜过我一筹。至于“敬”字，弟弟好像也未曾用心，从此以后应在这方面多下工夫。《论语》中的九思，《玉藻》中的九容，都应该努力做到。无论是对上还是对下，都应该表现得很庄重，这样下去，别人才会对你发自内心的尊敬。习惯形成自然，做久了就可以成大器，才不会空话连篇，四五十岁仍然碌碌无为，一事无成。（咸丰八年五月三十日）

【解析】

在这封信中提到“保举”之事，在曾国藩多年的仕途生涯中，有一个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就那是举荐人才。在建立湘军之初，由于曾国藩“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军心不稳”。攻克武昌，仅保举三百人，受奖者仅百分之三，而胡林翼攻占九江，一次就保举三千多人，消息传开，许多欲求官者认为投曾不如投胡，纷纷投奔胡林翼门下，曾国藩开始还以为是自己德不服众，后来才认识到是由于自己保举太少，使人感到升迁无望所致。前来投奔者谁不为了前程，凡为大事者皆有大欲，这虽是个人之私，但利用好了，则可“集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从此以后，曾国藩改弦易张，开始大量保举，武将给钱，文人给官，使人人都有升迁之望。

曾国藩在信中提到“圣人教导人们不外乎‘敬恕’两个字”，敬，一是敬人，《论语》说：“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敬人是一种风度，也是一种修养；二是敬业，做任何事都要认真对待，小心从事，敬业才能成事，敬业才能立业。“恕”即宽恕，它是儒家一个重要概念，它的一个重要意思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宽恕是人类一种弥足珍贵的一种品质，你敬人而人不敬你，就宽恕他吧。你敬业而事业仍然失败，那就宽恕命运吧。

另外曾氏在信中提醒九弟要躬行《论语》中的九思，《玉藻》中的九容来提高自己的修养。《论语》君子九思即：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君子有九种要思考的事：看的时候，要思考看清与否；听的时候，要思考是否听清楚；自己的脸色，要思考是否温和，容貌要思考是否谦恭；言谈的时候，要思考是否忠诚；办事要思考是否谨慎严肃；遇到疑问，要思考是否应该向别人询问；忿怒时，要思考是否有后患；获取财利时，要思考是否合乎义的准则。

而《玉藻》中的九容包括足容重，指在行走的过程中要稳健，不可飘忽。可以引申成：“立场”，有信仰、有勇气、不退让，让别人对你肃然起敬，不敢轻犯。手容恭，是说你的手摆放的位置，要显示出对人的尊敬。目容端，则是讲眼神。我们常听人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美国人在考验人的诚信时，要求你看着对方的眼睛讲出你的许诺。与人相接眼神飘来飘去，不是心虚就是不自信。但眼睛死盯着人家看，又太有侵略性。所以要“端”，目光平稳地注视，视线从容移动而不是闪来跳去。口容止，是指嘴的形状平稳静止，不一定是指说话本身。当然，要嘴保持平稳静止，还是少说话为宜。孔子是主张少说话的。摇唇鼓舌，唾沫星子四溅，是很糟糕的形象。口容止并不仅仅是谦虚谨慎，更是为己树威。声容静，是一个基本的文明准则。在公共场所小声说话便是一例。“声容静”显示你心态平和、不争不夺、不强加于人、不具侵略性。如果你的平静的声调让听众陷入沉思，则正好表达了你的话的力量。另外，安静的交谈可以在交谈者中创造一些隐私性，使双方关系变得更亲密，容易取信于人。头容直，头的姿态。“头”和“足”一样，是表达自己的意志、信仰、态度的关键性身体语言。“头”者，“首”也。头直则心正意诚。反之，摇头晃脑则显得油滑浮躁。气容肃，是指人的整个气象森严，令人敬畏。立容德中的“德”，有说读“植”，实为“直”之义。“立容德”与“足容重”的不同是，后者强调人之根，即双腿镇地如泰山，前着则侧重于人体的整个姿态。站得直，是品行端正的象征。色容庄中的“色”指表情，“庄”则有严肃稳健之意。是指在正式的礼仪场合，“色容庄”，神色要尽量庄重严肃，不要嬉戏逗闹。这样的原则深受曾公的推崇。这些内容也同时影响着中国人的家庭生活礼仪与社会交往方式。一个人如果能坚持以“九容”、“九思”要求自己，习惯成自然，修养水平也就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