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之际的周王朝，政局动荡，国家处于分崩离析状态。《史记·周本纪》记载：“考王封其弟于河南（今河南洛阳王城一带），是为桓公，以续周公之官职。桓公卒，子威公代立。威公卒，子惠公代立，乃封其少子于巩以奉王，号东周惠公。”《索隐》进一步解释说：“考王封其弟于河南，为桓公。卒，子威公立。卒，子惠公立。长子曰西周公。又封少子于巩，仍袭父号曰东周惠公。于是有东西二周也。”《索隐》并引《系本》说：“西周桓公名揭，居河南；东周惠公名班，居洛阳。”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古代文献记载颇为详备，内容基本一致。《吕氏春秋·先识》说：“周威公薨，九月不得葬，周乃分为二。”《韩非子·内储说下》说：“公子朝，周太子也。公子根有宠于君，君死，遂以东周反叛，分为两国。”显然，东周王朝的分裂与王室内部的权利之争有直接的关系。《太平御览》卷八十引《帝王世纪》：“周显王元年，赵成侯、韩懿侯来攻周。二年，西周威公之嗣曰惠公，王始封惠公子班于巩，以奉王，是为东周惠公。周于是分为东西。王室微弱，政在西周。”
东西周分治以后，东周王朝的国力日臻衰落。《史记·周本纪》记载，秦召见西周君，西周君对此违反先前“礼制”的举动表示厌恶，因而派人对韩王谎称：“秦召西周君，将以使攻王之南阳也，王何不出兵于南阳？周君将以为辞于秦。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逾河而攻南阳矣。”西周君派人所讲这一通话，显然目的并非是为韩国的安慰所考虑，而是借助于韩的力量以抗秦，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以图自保。《史记·周本纪》还记载：“东周与西周战，韩救西周。或谓东周说韩王曰：‘西周故天子之国，多名器重宝。王案兵毋出，可以德东周，而西周之宝必可以尽矣。”以上虽为纵横家游说之辞，但仍约略可信。由此可见，到战国中期，东周王朝已很难依靠自己的政治影响和军事、经济力量以图自。东周王朝距离寿终正寝的日子已经为时不远了。《史记·周本纪·集解》引徐广语：“周比亡之时，凡七县，河南、洛阳、谷城、平阴、偃师、巩、缑氏。”《史记·周本纪·正义》引刘伯庄语释赧王之“赧”：“赧是惭耻之甚，轻微危弱，寄住东西，足为惭赧，故号曰之赧。”《正义》引《帝王世纪》说赧王“虽居天子之位号，为诸侯之所役逼，与家人无异。名负责于民，无以得归。”《史记·秦本纪》记载，到周赧王五十九年（公元前256年），东周王朝的丧钟终于敲响。“西周君背秦，与诸侯约从，将天下锐兵出伊阙攻秦，令秦无勿得通阳城，于是将军摎攻西周。西周君走来自归，顿首受罪，尽献其邑三十六城，口三万。秦王受献，归其君于周。”《史记·周本纪》记载此事说：“周君、王赧卒，周民遂东亡。秦取九鼎宝器，而迁西周公于惮狐。”《史记·周本纪·集解》引徐广语：“惮狐聚与阳人聚相近，在洛阳南百五十里梁、新城之间。”《史记·秦本纪》记载，第二年，“周民东亡，其器九鼎入秦。周初亡。”《史记·周本纪》记载说，至此“东、西周皆入于秦，周既不祀。”事实上，周朝灭亡时，代系已不清晰。《史记·周本纪·索隐》说：“西周，盖武公之太子文公也。武公卒而立，为秦所迁。而东周亦不知其名号。《战国策》虽有周文君，亦不知灭时定当何主。盖周室衰微，略无纪录，故太史公虽考众书以卒其事，然二国代系甚不分明。”至此，东周王朝在战国历史舞台上的角色已尽，随着九鼎的转移，周朝的历史在秦军大举东进的悲壮声中彻底画上了一个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