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人们的重新重视，各种媒体推波助澜，传统文化在现代生活中仍可发挥积极的作用，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这种思潮对企业界同样产生了巨大影响。海尔集团张瑞敏、TCL集团李东生等国内知名企业家都表示热衷于对传统经典的学习与借鉴。一本名为《中国式管理》的书，更把这种带有传统文化特色的管理模式打上了“中国式”这样显著的标签。然而，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中形成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管理涉及的科目内容也纷繁复杂。那么，两者之间是怎样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呢？笔者认为，企业家人格是企业管理的灵魂所在，传统文化正是通过在企业家人格塑造过程中发挥作用，而进一步影响企业管理的，企业家人格塑造是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之间最直接的结合点。本文将在浩繁的传统文化宝库中抽取清末名臣曾国藩的著作《挺经》，谈一下怎样吸取其文化精神来塑造“中国式”企业家的特有人格。
心理学上定义人格就是每个人的行为、心理特征的总和。我们经常说到的“性格决定命运”、“思路决定出路”，一个人的性格、气质、禀赋、世界观、人生观、思维模式都是人格范畴里的，人格在个人成长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企业家的人格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同样非常重要。《工人日报》曾作过“企业家人格能否决定企业命运”的新闻调查，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江苏远东集团董事长蒋锡培等企业家均认为，企业家的人格注定了企业的命运。中外一流企业家能够成功把握机会、化解危机，最终在市场中取得良好的业绩，往往与他们具备的一些优秀人格特质有直接关系，这些人格特质既有共性，同时也带有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以及不同文化背景所形成的不同特点。优秀的“中国式”企业家人格是怎样的，以及如何塑造，是本文的重点。
中华文明不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但是唯一的五千年一脉传承下来的文明。慎终追远、注重历史、强调继承、模仿与借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这直接影响到中国人做事与做人的方式。比如书法与绘画强调临摹，做人方面有句名言“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当然，中国人同样强调创新，比如《诗经》里就有“其命维新”的观点，只是这种创新，是建立在对传统成果充分继承，真正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创新，是更加成熟而低风险的创新。
“中国式”企业家人格塑造同样应当通过学习传统文化思想，借鉴优秀历史人物来完成。选准一个人物，进行深入研究，继而渐次外延及传统文化的各方面，这种方式应当比较适合传统文化功底薄弱的多数人，容易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至于这个典范人物，曾国藩当为首选。
《左传》中提出“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是中国人的最高人生价值追求，也是理想人格的最高境界，有史以来三者兼具之人寥若星辰，曾国藩当是接近这一境界的。
曾国藩其人。曾国藩，字伯函，号涤生，1811年出生于湖南省双峰县的一个农民家庭。祖父曾玉屏虽少文化，但阅历丰富，性格刚毅，对曾国藩有较大影响；父亲曾麟书为塾师秀才，才具一般，但对曾国藩的文化教育倾尽心力。曾国藩6岁时入塾读书，8岁能读八股文诵五经，14岁时能读《周礼》、《史记》、《文选》，21岁考取秀才，28岁中进士踏上仕途。之后在京的十多年间，他一直从事文职工作，精研学问，做足了“内圣”的功夫，以其勤奋、正直，加之人际关系之利平步青云至二品官位。1852年太平军进逼湖南，曾国藩奉旨帮同湖南巡抚办理团练，创立湘军，开始了十几年的戎马生涯。其间经历了初创的艰辛，地方的排挤，朝廷的猜忌，家人的亡故，战事的危急，数次生命危难，一度自杀被救起，终于1864年7月，攻破天京城，完成对太平天国起义的镇压，成就了对清王朝挽狂澜于即倒、扶大厦之将倾的中兴之勋。而在人生事业的巅峰却能持盈保泰，积极裁撤湘军。之后几年间，曾国藩历任直隶总督和两江总督，参与了镇压捻军，后主持处理天津教案，留下骂名。1872年3月在南京病卒。赠太傅，谥文正。曾国藩还是洋务运动的首创者，在诗词文章方面造诣极高，被奉为桐城派后期领袖，他从政带兵期间写给父母子弟的书信辑成的《曾国藩家书》对后世影响巨大。
由此可见，曾国藩的“立功”与“立言”是显而易见，毋庸置疑的。他的“立德”则要我们从其事迹、行为、思想中去体会和效法。而什么是“立德”呢，我理解就是完美人格的塑造，就是对传统道德与思想文化的充分继承、认真体用，并在其薪火相传的过程中发挥一定作用。
《挺经》是后人摘集曾国藩家书与文章中的片段，按李鸿章所讲的“挺经十八法”，即内圣、励志、家范、明强、坚忍、刚柔、英才、廉矩、勤敬、诡道、久战、廪实、峻法、外王、忠疑、荷道、藏锋、盈虚分卷编辑而成的一部书。用李鸿章的话说，该书浓缩了曾氏“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秘诀，包蕴了他作为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的各方面人格特质，展示了他修身立德的境界，是后世师法曾国藩的入门捷径。下面，笔者将分别对照“挺经十八法”，来谈一下“中国式”企业家人格塑造过程中值得借鉴的方面。
内圣。“内圣外王”是中国儒家文化基本的思维方式，反映在治国从政上，就是强调通过国家自我的发展完善，达到富强、和谐，来赢得世界的尊重与归服，而不是强调武力扩张；反映在做人的道德伦理上，就是强调“修己安人”，通过自身在智、仁、勇等方面的完善，而不靠争斗和以势压人，来赢得别人的尊重，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反映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就是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一种从内在渐次向外的介入过程。笔者当地某商业企业成立最初6年账面利润为零，但该企业却自信地宣布成功了，这是因为，他们用6年时间做足了内圣功夫，包括理顺了内部管理与市场业务的方方面面（但不止于这些），企业达到这样的状态，“外王”是水到渠成的事。曾国藩认为内圣“约有四端：曰慎独则心泰，曰主敬则身强，曰求仁则人悦，曰思诚则神钦”。慎独，即做事情不管有无监督或制约，都要秉持原则，不存侥幸，自觉为善，循理而行，这样才不会形成什么隐患；主敬，即做事一丝不苟严肃认真；求仁，即培养爱心，要有民胞物与、大公无我的胸怀；思诚，即对人要有诚信，做事要专注。这四端基本可作为“中国式”企业家人格的一个框架。
励志。曾国藩讲“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他还有一句名言，“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虽嫌偏激，但愈发突出他志向之高。前国民党主席连战先生2004年访问大陆时，在北大做的演讲中，寄希望于学子能够具有“为民族立生命，为万世开太平”的大格局，这首先也反映出连先生本人的大志向。胸怀一颗为民族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宏伟志向与使命感，是中华古今俊杰人物的共同特点。上述笔者当地企业经营理念的第一条，即为引用顾亭林名言“天下兴亡，我的责任”。受中国文化影响至深的日本松下集团的企业纲领的第一条是“为人类造福”。《易》曰：“君子慎始”，立志是人生事业的起点，也是今日“中国式”企业家人格塑造的一个起点，宏大志向将为企业的发展带来强大的动力。而之所以产生这种宏大志向，源于传统文化对人的熏染和教育，《四书》是中国人的圣经，其开篇第一句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曾国藩认为这些经典上的教诲“皆我分内事，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则读书何用？”意思就是按经典所倡导的来立志，然后要切实地身体力行。他又说“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朱熹也曾说“有恒是入德之门”。由此可见，立志不单是人生之起点，还是人生的旨归。
家范。“齐家”是儒家思想的重要条目，介于修身与治国之间。家庭、家族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对社会发展的意义不言而喻。对个人来讲，能够参与治国、平天下的毕竟是极少数，于是多数人把心血倾注于维系家族的繁荣。由此，古今家训、治家格言、家书向为人所推重，如《孔子家训》、《颜氏家训》、《朱子治家格言》、《曾国藩家书》以及当代的《傅雷家书》等，都传播影响极广。这些家训非常注重家居日常最基本的甚至细节的琐碎的一些事情，曾国藩教育子弟要守住祖父的“八字”（书、蔬、鱼、猪、早、扫、考、宝）、“三不信”（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和他自己提出的“八本”、“三致祥”，另外总结了“家败之道有四”和“身败之道有四”。总体上，他们提倡务实、本分、低调，力求家族的绵延长久。南怀瑾在《论语别裁》中曾提到，有外国人质疑儒家思想中缺少社会思想，而他则认为，齐家就是社会思想，他认为家是家族的意思，可以涵盖一个村镇的社会。今天我们可以认为，家也可以涵盖一个企业，比如家族企业，企业很明显是家的外延。古代家训所关注的方面，同样是“中国式”企业关注的方面，比如基础性工作的标准化，务实的企业精神，以及做百年老店的追求等。某企业教育员工认为“把简单的事天天做好就是不简单”，这与古代家训正是一脉相承的。
明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曾国藩讲，“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明就是高明、精明，它要靠学习得来，而且要终身学习，才能保持对新生事物和变化的认知与分析能力，才可以正确的决断。有了明，才能求强，强即经得起风浪、刚强、倔强、奋发图强。对明强的追求，其实分解开就是对智力的提升与实力的提升的追求。同时，曾国藩认为，“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这与“内圣外王”的思想是一致的。我们国家一度提出“和平崛起”，也正是“自修处求强”的体现。“中国式”企业家同样应具备这种通过学习来提升实力的公平发展和竞争的思想。
坚忍。曾国藩曾撰联“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来表达他乐观面对逆境的坚忍精神，还讲自己经常是“打脱牙和血吞，徐图自强”。坚即坚强、坚持，忍即忍让以及必要的妥协，这是“挺经”的点题之意，即凡事要有承受力，要“挺”得过去。孟子讲“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曾国藩认为，人生不外易境与难境，忧乐相伴，各有各的滋味，活着就要面对，就要品尝。有了这些超脱的认识，把逆境看成对自己的磨炼，也就化解了面对逆境时的焦虑不安，就能坚忍而不觉得苦了，这正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也是“中国式”企业家克服困难、迎接挑战的心理基础。
刚柔。龙之所以成为中华民族的图腾受到崇拜，源于它具有中华民族所向往的精神特征，即《说文解字》中讲的“龙之为物，变化无端”。“一阴一阳之谓道”，变化与辩证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题，刚柔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曾国藩讲“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要刚柔并济，这样才能适应和掌控各种不同局面，同时又能使对手摸不透以出奇制胜。企业家中，尤其创业者“刚”的一方面往往比较多，柔则比较难。曾国藩同样如此，所以他教育子弟，同时也是自勉“自胜之谓强”，注意“惩忿窒欲降龙伏虎”，就是要善于控制情绪，也即今天所讲的，要提升自己的情商。
英才。《论语》中记载，“子游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尔乎’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曾国藩也讲“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这都反映了传统文化中把选拔人才作为为政及各种事业的重要工作，同时也是每个人的社会责任。而关于人才的界定，曾国藩有独到见解，“当其时，当其事，则凡材亦奏神奇之效”，就是说只要运行得当，都是人才！在此观念的基础上，曾国藩“生平好用忠实者流”，即把人品放在选人、用人的第一位。关于人才的培养，他认为“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来……诚能考信于载籍，问途于已经，苦思以求其通，躬行以试其效，勉之又勉，则识可渐通，才亦渐立”。意思就是通过各种磨炼，通过学习、阅历、思考、实践，努力又努力，平常之人即可成长为人才。品鉴人才是一门大学问，我国历史上有关的书籍也非常之多，而曾国藩所著的《冰鉴》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传说他会见新人时，总要一言不发地盯着对方仔细观察，通过其面貌神态，进行一番初步评定。这种相面选才的方式，其实在现代的人力资源管理中也多有效法，比如把血型、星座等也作为评定人才的参考指标。
廉矩。“廉，操守之洁美；矩，行止之法度”。中国史书中都给廉吏有专门的篇章，有清廉操守的官员都受到人民的爱戴与敬仰，反腐倡廉也是今天我们国家和社会的重要工作。一个企业内部，企业家同样要有此美德，行为有“矩”，守法守规，这样才能立此表率，否则上梁不正下梁歪，管理与制度成了骗人的话，这样的企业是长久不了的。另外，近年来，国内掀起一股反对商业贿赂的风潮，这同样要企业家警醒，不但自身要廉洁，同时要尊重别人的廉洁，不能为眼前利益做出有失操守之事。曾国藩还讲“崇俭约以养廉”，因为人的欲望是无穷的，只有从个人到社会真正崇尚和提倡俭约之风才容易守住廉矩。
勤敬。曾国藩讲“古人修身治人之道，不外乎勤、大、谦”。勤就是勤奋、勤劳，大就是大气，谦就是谦虚。而“勤敬”中的“敬”包含“谦”的意思，同时又有专注之意。这是中华民族最为提倡的美德，这种美德对于企业家来讲，于身外会赢得客户与员工的尊敬，于事业之发展是必要的保障。
诡道。《孙子兵法》中讲“兵者，诡道也”。曾国藩的军事思想受到后世军事家的高度重视，比如民国时期的著名将领蔡锷就曾编辑了《曾胡（林翼）治兵格言》发给部下军官，蒋介石则对此书进行了增补，并作为黄埔军校的教材。曾国藩提出治军以仁、礼二字。他讲“仁者，即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待弁勇如待子弟之心，尝望其成立、望其发达，则人之恩矣”。意思就是要积极地帮助员工成功。礼就是要有一个一视同仁的制度，并且一丝不苟地执行。他还认为军队中要形成一种有利于打胜仗的气氛，一种一贯的情绪。他训诫将领，既要充分学习各种兵法，做到烂熟于心，又要“宜有简练之营，有纯熟之将领，阵法不可贪多而无实”。这其实是对“诡道”的更深入的理解，“诡道”其实由“正道”而来。“商场如战场”，曾国藩的军事思想对于当代“中国式”企业家经营管理实践颇多借鉴意义。
久战。做大事业，求大成功，都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比如中国共 产 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用了28年，在革命之初，也曾冀于苏俄式的速战速决，遭遇了挫折，最终形成毛 泽 东持久战思想，才取得胜利。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用了12年时间，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也与他认识到并围绕“久战”设计战略有直接关系，他讲“久战之道，最忌势穷力竭四字。惟有休养士气，观衅而动，不必过求速效，徒伤精锐，迨瓜熟蒂落，自可应手奏功也”。并认为久战“最戒浪战。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夫战，勇气也，再而衰，三而竭，国藩于此数语，常常体念”。“大约用兵无他巧妙，常存有余不尽之气而已”。作为一位企业家，创业难、守业难，成就百年老店更难，做好“久战”的思想准备，才能任重道远。
廪实。曾国藩一反儒家一味重义轻利的偏见，认为，“大抵军政吏治，非财用充足，竟无从下手处”“仁人君子不应置理财于不讲”。并且支持与外国通商，认为通商“不特便于洋商，并取便于华商”，认为应学习西方用“商战”兴国。曾国藩作为清末洋务运动的首倡者，最早肯定了工商业在国家中的地位，是近代民族资本家产业报国的思想启蒙者之一。企业家应认清自己肩头的责任。
峻法。自汉代以降，“外儒内法”是中国古代政治形态的概括。法家的鼻祖韩非子对儒家思想多持批判态度，曾说儒家的仁义道德只能玩玩而已；儒家同样也是不耻于法家的手段。可这两者执了国民性乃至人性的两端，两千年来微妙地共同铸冶了中国传统的政治管理思想。这种局面可以理解为以儒为体，以法为用。就是以仁爱道德为主体，为出发点、为动机、为归宿，同时也采用严厉的法律制度来维系社会组织的平衡与发展。曾国藩治民极严酷，被称“曾剃头”，不过他为自己辩解“书生岂解好杀，要以时势所迫，非是则无以锄强 暴而安我孱弱之民”。胡林翼则称赞这是“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曾国藩认为，“立法不难，行法为难。凡立一法，总须实实行之，且常常行之”。笔者当地一家企业的经营之道里便有一项，不轻易增加管理规定。这与前面所讲的“不浪战”是一个道理，只不过后者指对外，慎重立法是对内。
外王。曾国藩面对“列强乃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仍有“立威于外”的信心，认为“立威于外全在自立自强”。而自立自强要靠学习外国的长处，并倾向于“拿来主义”，他说，“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这种以直接购买为主，以自行研发为辅的思路是务实而高效的。我们知道，二战后的日本经济腾飞得益于此，我国绝大多数中小企业目前的发展也是靠此思路。
忠疑。忠疑有两方面，一是人际，二是命运。这是人生容易产生困惑的地方。作为现代企业家来讲，人际方面，对上司、朋友、同事、下级、家属、客户都有着彼此信任与否的问题；命运方面，都有着面对未来的模糊性有多大的承受力、乐观与否的问题。对此，曾国藩仍是强调自修，要“内度方寸”，做到“仰无愧于天，俯无怍于地”，“守之以一，以不贰自惕，以不已自循，栗栗惟惧，斯终身无不顺焉。此圣人尽性立命之极，亦即中人复性知命之功也夫！”总之，就是采取一种“尽性知命”的态度，他说“爱人、治人、礼人，性也；爱之而不亲，治之而不治，礼之而不答，命也”。“若于性分当尽之事，百倍其功以赴之，而俟命之学，则以淡然泊如为宗，庶几其近道乎！”就是，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事要尽力去做，之外的事要顺其自然，淡然处之。
荷道。此题旨反映了中国传统士大夫精英阶层的一个主流精神，即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这是现代“中国式”企业家要格外注意的。“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高尚人格的写照，“铁肩担道义，诚心做企业”同样也应作为“中国式”企业家的人生理想，要把回报社会、促进社会发展作为企业发展的终极目标。
藏锋。藏锋不单纯是为了明哲保身，它更是一种人生境界，强调人生越往高处，越要保持一颗平常心。曾国藩认为一些人“自以为材智加人万万……曾不知其与眼前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之营营者行将同归于澌尽，而毫毛无以少异。岂不哀哉！”另一方面，传统文化中也认为藏锋的人，含而不露，成熟厚重，所谓“厚德载物”，这样才能担当和成就大事业。
盈虚。曾国藩讲，“尝观《易》之道，察盈虚消息之理，而知人不可无缺陷也……，所以守其缺而不敢求全也”。这是非常高明的认识。我们常讲，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多数人都参不透，会为之苦恼，孰不知这是自然规律啊。做企业也是一样，追求完美本身就说明永远也没有完美，有解决不完的问题与困难，始终是在一种不完美的状态下来运营和发展，这一点要认清。“天下事焉能尽如人意？古来成大事者，半是天缘凑泊，半是勉强迁就”。事业的成功，努力与机遇同样重要，有时就不能太过强求。另外，当人生与事业进入巅峰之际，曾国藩认为要“持盈保泰，功成身退”。
“五四”以来，我国传统文化一度断代，她的精华与精神在现代中国人身上少有完整的表现，这需要我们重新学习，把丢掉的东西捡回来，从中汲取营养，改造身心，做一名有着鲜明民族特色与精神的中国人。对于企业家来讲，以传统思想来完善和塑造自身人格，以“中国式”去做企业，将赢得更多尊重，取得更大成功，体验更完美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