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小企业的发展面临着艰巨的挑战。总的来讲，中小企业由于受到规模的限制，企业创新能力有限，国际化资源匮乏，而支持企业成长的融资能力不足。内部竞争力的缺乏迫使中小企业从外部获得其发展所必需的各类经济资源和能力。因此，中小企业对所处地方生产系统的依赖程度要普遍高于大型企业。20世纪后半叶，产业区经济在意大利的艾米利亚—罗马涅等七个大区（又称“第三意大利”）的发展经验表明，产业集聚区域的社会经济网络可以使中小企业获得强大的国际竞争力。
一、社会经济网络的定义
意大利素有“中小企业王国”的美称。经合组织（OECD）的统计资料显示，意大利近99%的制造业企业的雇员人数在100人以下，93%的企业雇员数不足20人。中小企业彼此密切协作，形成近200个空间分散、但在同一区位内又高度集中的企业集群型产业区。这些专业化产业区主要生产传统消费品，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的经济腾飞做出了巨大贡献。
产业集聚是产业组织发展的一种高级形态。在“第三意大利”，中小企业在集聚区域形成了以产品生产“分包制”为基础的协作型竞争关系。集聚区域本身不但是受市场机制引导、众多企业构成的经济网络，也是各种经济行为体通过社会联系而组成的社会网络的地理载体。经济网络与社会网络相互交织，衍生出集聚区域所特有的“亚文化”（subculture）。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就曾指出：“外国企业并非和某一家产业区企业进行竞争，也不是与一组企业竞争，而是与整个产业区文化进行竞争”。
由此可见，社会经济网络实际上是产业集聚区域依托各类社会关系，尤其是非正式的人际关系而形成的介于市场和等级制的企业间的中间组织形态，其经济表现是企业根据“价值链”环节开展的劳动分工和公共部门的外部性创造，而其社会意义则在于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必需的社会资本。
二、社会经济网络的作用
（一）实现“弹性专精”生产方式
社会经济网络对产业集聚区域地方生产系统的最直接影响是促进中小企业间劳动分工、生产专业化制度的确立。这种分工的依据是不同企业在“价值链”环节上开展经济活动的能力。
波特将企业在“价值链”上的活动分为“基本活动”和“支持性活动”。前者指与产品生产直接相关的经济活动，而后者则是起辅助作用的活动。在一个企业众多的“价值链”活动中，并非每一个环节都能创造价值；那些真正创造价值的活动是价值链的战略环节。企业分工的一个原则就是将战略环节留在本企业内部，而将非战略环节放到企业边界以外，依靠“分包制”从经济网络中获得。
在“第三意大利”的专业化产业区，从产品的生产结构考察，在垂直方向上，存在着处于不同生产阶段的企业间的合作供应关系，强调的是企业间的分工、协作。在该产品的同一生产阶段的水平方向上，则存在着不同的供应企业，而这些企业正在进行着激烈的竞争。不同的企业及其上游产品供应商、下游产品分销商和最终用户共同构筑了边际报酬递增的产业区“价值系统”，形成产业区的整体规模经济。
企业间的分工协作使下游企业获得了灵活多样、具有成本优势的产品组合，实现了“弹性专精”（flexible specialization）生产方式。对于生产最终产品的中小企业而言，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带来成本优势，而且大幅缩短企业的交货时间，减少了库存积压，同时在客户的单位订货量较小的情况下，也可以实现产品差异性。在萨斯索洛产业区，利用二次焙烧工艺生产瓷砖的过程被分解为7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有专业生产企业。为了满足高端市场的特殊需求，最终产品生产企业可根据客户要求的图样、色泽，在完成二次焙烧工序后，对制成品进行再加工。
但是，这种以“分包制”为基础的经济网络也存在较高的经营风险。在彼此紧密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某些企业的有限理性或机会主义选择所造成的破坏不但会使企业的“价值链”断裂，还使集聚区域的整个“价值系统”受到冲击。
企业间地理距离靠近并不能有效地抑制企业作为追求私利的“经济人”的非理性行为。集聚区域经济网络的运行离不开企业间的诚信机制，而诚信则来自该区域企业的社会“根植性”（embed-dedness）。这种根植性使社会网络得以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企业潜在的违约行为，成为保证经济网络正常运行的稳定器。
社会网络的稳定作用首先得益于产业区内的“单一文化”。产业区是一个相对狭小的区域，区域内的社区居民有着相似或完全相同的宗教信仰、文化传统和商业价值观。人们尊重企业家才能，推崇商业冒险和公平竞争，反对欺诈、违规行为，特别注重商业信誉。这些商业价值观已经得到区内企业的普遍认同。另外，社区内广泛存在的人际关系使信息不对称的特性得到局部的纠正。具有决策能力的私营企业主之间的相识使企业违约的成本过于高昂，因为某个企业一次失信行为就可能导致其丧失本产业区内的所有业务渠道。再有，随着产业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很多区内企业在区外甚至国外都拥有广泛的业务关系，构成格兰诺维持所谓的“弱联系”（weak tie）。这种弱联系具有使信息传播速度快、传输范围广的特征，企业的违约成本被进一步加大。
以诚信为基础的企业关系具有三个特征：（1）社会网络中的企业愿意从事有风险的合作，而不用担心对方的机会主义行为；（2）企业可以重新组织相互关系，而不用担心对方报复；（3）为了实现共同的利益目标，企业愿意作为一个整体采取集体行动。
由此可见，产业区诚信机制的实质是一种被制度化的商业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对中小企业等经济行为体起到了有效的规范、约束作用。它不是一种普遍化的道德伦理，也并非某个社会集团所刻意设计的制度产物，而是由经济行为所根植的社会网络自我生成的。
（二）建立技术创新扩散机制
产业集聚区域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主要围绕新产品开发、生产设备及制造工艺的研制和改进而展开，必要时还会对产业组织进行调整。同时，创新活动还延伸到规划、设计新的产品营销策略和获取新的经济资源，尤其是信息资源。“第三意大利”的专业化产业区拥有独特的“三位一体”区域创新模式。
首先，关键性技术突破多由产业区内的核心企业承担，核心企业也由此成为产业区的“技术极”。核心企业的经营规模并不一定很大，它们本身也是一个历史发展、积累的过程。核心企业所具有的共同特征是企业创新性投资能力强、创新活动积极且效果显著。另外，核心企业主要依靠本企业的创新资源实现关键技术的突破，但有时也通过收购其他企业，将这些企业的创新资源内部化以实现跨越式发展。
其次，公共科研机构为产业区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在意大利，此类机构包括政府资助的各类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职业培训学校。公共科研机构从事技术创新的目的是提高整个产业区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该机构开发的技术具有应用范围广、实用性强的特点，可以满足中小企业的需要，为产业区建立技术外部性。一旦掌握了这些技术，产业区企业就可以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开发工作，能够在较高起点上从事独立研发。
最后，商业性中介服务机构帮助公共科研机构为产业区开发具有外部性的关键技术，使中小企业独立创新的能力得到提高。在此类中介机构中，最具意大利特色的是各类“真实服务中心”。尽管这些中心自身不具备创新能力，但它们具有出色的组织协调能力，能切实把握本产业区中小企业的实际技术需求。在进行充分的市场调研的基础上，真实服务中心协助公共科研机构确立能够带来技术外部性的研发项目，技术成果可使区内企业普遍受益。
中小企业独立开展技术创新的能力有限，因此，产业集聚区域的技术创新扩散机制对于中小企业而言，至少与企业自身的创新活动同等重要。
在产业区，技术创新成果通过正式和非正式两条渠道进行扩散。前者包括核心企业通过产品分包对其他企业提供的技术支持、公共科研机构创造的技术外部性、企业间以市场交易方式进行的技术成果转让。后者指企业员工的日常交际或人员在企业间的流动所带来的技术传播。企业间的技术扩散并不是政府直接干预的结果，而是企业的自愿行为。值得注意的是，产业区企业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技术扩散可能为创新企业树立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产业区企业能够自觉地将技术创新成果与其他企业分享，得益于区内企业对产业区整体形象和专业产品的集体认同，以及由此产生的制约企业行为的规范的存在。认同和规范是产业集聚区域社会经济网络运行的结果。
企业间认同的形成首先来自产业区依靠技术创新而获得的商业成功。根据统计，20世纪末，占世界产品市场份额10%以上的“第三意大利”的产业区就有近10个。产业区的商业成功帮助区内企业树立了搏击国际市场的信心和强烈的归属感。为此，贝卡蒂尼指出：“正如阿林·杨格模型所揭示的那样，产业集聚区域实现产品更新、升级的能力越强，生产专业化程度越高，集聚区域就越能维持企业对它的集体认同”。
企业对产业区的认同还来自分包制产业组织的不断深入。随着企业产品市场范围的扩大，企业间的分工得到进一步细化。一些核心企业甚至将设计和组装工作也分包出去，而仅负责市场营销和新产品、新工艺的研发，必要时还会向其分包企业提供技术、管理和资金支持。产业区的企业意识到只有在本产业区内，其依赖的“弹性专精”生产方式才能得以实现。
处于“价值链”末端的产品分销商也加强了企业对产业区的集体认同。在国际化进程中，许多传统产品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而中小企业能够用于市场营销的资源又非常有限，产品难以依靠独立的品牌战略进行销售。产业区专业产品所拥有的整体“区位品牌”就成为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重要手段。
为了维持并发展这一能够使区内企业普遍受益的“公共品”，集体认同的存在使技术创新企业为了实现自身经济利益，愿意通过各种方式与其他企业一同分享技术创新成果。但是，技术创新扩散机制同样离不开规范的支持。
规范是企业拥有的对适当行为的共享期望，由隐含的或明确的规定所构成。在产业区，各级政府颁布的法律、法规建立了明确的行为框架，而社会网络所赋予的行为准则属于隐含的规范。企业对产业区整体形象和专业产品的集体认同是隐含的规范发生作用的关键条件。相对于由法律、法规所建立的明确的规范，社会网络拥有的隐含的规范可以更直接、更有效地约束企业的经济行为：既有效地遏制了商业欺诈和违约行为，又将技术扩散限定在本产业区的地理边界内，避免了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过早地在区外出现而削弱本产业区的竞争力。
（三）支持中小企业国际化
“弹性专精”生产方式使产业区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得到大幅提高，单靠国内市场已经无法全部消化产业区的产品。因此，“第三意大利”的产业区是开放的地方生产系统，中小企业的成长与国际化进程密不可分。企业国际化主要通过最终产品出口和中间品进口来实现。
产业区形成的原始动力是当地的资源禀赋和生产、加工条件，由传统手工业发展而来的工艺型工业为产业区创造了专业基础。在意大利现有的产业区中，只有拉斯佩齐亚等少数产业区生产船舶和机电设备，其他均以传统消费品为主营专业产品。这种自发形成的区域性生产格局一经确立，就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表现出稳定的“路径依赖”。20世纪末，意大利产业区的产品出口已经占到全国制造业总出口的43.3%，其中传统产品出口占到22%，专业产品出口占18.1%。萨斯索洛的瓷砖、科莫的丝织品、普拉托的羊毛制品、卡拉拉的大理石制品等均在世界市场上占有重要份额。
随着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加深，分包制在产业区不断加强，企业间的分工得到细化。据估计，生产最终产品的企业在产业区企业总数中的比例仅为20%。这就意味着产业区多数企业是为生产最终产品的企业提供中间品。尽管它们的产品并不直接出口，但却直接影响了产业区专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为了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获得优势，出口最终产品的企业必须在产品的价格、质量和差异性上取得综合优势。中间品生产环节也出现进一步分工。一些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型中间品生产由区外甚至国外承包商完成，而技术含量高、技术或资本密集型中间品则留在本产业区内。
意大利卡皮服装产业区被认为是“第三意大利”最成功的专业化产业区，拥有一批如瓦伦蒂诺、阿玛尼、费雷等国际知名品牌。20世纪末，该产业区的产业结构实现了升级，由生产低档的成衣过渡到以中、高档时装为主。与产业结构升级相适应的是，产业区企业扩大了在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周边地区甚至国外进行分包生产的比重。目前，在意大利的其他地区和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分包制为该产业区企业工作的员工有近万人，已经非常接近该产业区内企业的雇员总数。但是，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组织的变化并未对原有企业的构成产生明显影响，中小企业的比重仍保持在99%以上。
中小企业单独进行国际化的困难在于国际化人才匮乏、获取市场信息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较差。产业区企业必须依靠社会经济网络才能够在国际市场有所作为。意大利政府部门与商业性中介服务机构一道为中小企业国际化创造条件。
1977年，意大利对外贸易部和国家保险协会共同制定了227号法律，以帮助企业减少产品出口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类风险。根据该法的“出口信贷保险的特别条款”，意大利政府为本国企业的卖方信贷和金融机构的买方信贷提供特别保险（最高可按信贷总额的100%承保），以减少出口企业的结汇风险。1989年，意大利对外贸易部又制定了83号法律，鼓励生产最终产品的中小企业通过组建产品出口集团扩大国际竞争力。根据该法律，每个出口集团应至少包括8家中小企业；在出口集团正式经营的前5个营业年度，政府部门可最多提供相当于其营运资金总额70%的特别捐赠。在以后的营业年度中，政府的年捐赠额为其营运资金额的40%，但对位于意大利南方的出口集团的捐赠比例可达60%。
商业性中介服务机构也积极为中小企业提供高效的市场服务，严格产品质量控制，营造“区位品牌”。中小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遇到的最直接的困难是对国外市场情况缺乏了解，而国际市场所呈现的地域差异，又使企业很难将已有的市场经验照搬到其他国家。中小企业通过正常渠道获取市场信息的成本高昂，有关信息又富于变化，导致信息资源的可利用率低。中介机构拥有开拓国际市场的丰富经验和专业人才，对本产业区的技术、产品和企业情况非常了解。由此类机构代理中小企业从事市场调研、商务谈判、产品展销等活动，可以大幅度减少企业的成本支出。
一些中介机构通过严格的质量控制来改善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在意大利圣·丹尼火腿产业区，当地的真实服务中心——“圣·丹尼火腿生产协会”就是通过控制发放带有产地证明的商标，建立了有效的产品质量控制制度，避免了少数违规企业对作为区位品牌的产业区知名度的滥用。
中介机构还特别致力于树立具有“公共品”性质的区位品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介机构积极帮助产业区企业组织或参展本行业重要的国际产品博览会，借机对本产业区的产品和地方生产系统进行宣传。意大利曼扎诺桌椅产业区的真实服务中心“桌椅促销中心”不但每年定期在意大利乌丁市举办“国际桌椅展销会”，还组织产业区企业参展其他的世界级家具博览会。在这些博览会上，“桌椅促销中心”设立独立的展台，散发印刷精美的产品集合样本和曼扎诺产业区的介绍材料，借助当地媒体广泛宣传产业区的产品和技术实力，在国际市场营造了“曼扎诺制造”的品牌效应。
意大利经济学家萨巴斯蒂亚诺·布鲁斯科在1984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较早地提出产业区经济中可能存在的“市场失灵”问题，即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的投入品的市场供给会出现不足，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部门就应提供这些要素以满足中小企业发展的需要。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也明确提出：“产业区中小企业的竞争力是其以较低甚至无成本的方式从周边环境获取重要经济资源的方程”。产业集聚区域的社会经济网络帮助中小企业实现分包制，并为企业的技术创新和国际化活动提供了它们难以靠自身能力获得的经济、社会资源。
三、社会经济网络的制度环境
社会经济网络的核心能力之一是在产业集聚区域创造外部性。这一工作主要由公共部门来完成。意大利各级政府通过财政、金融政策立法，同商业性中介服务机构一道构成了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区域产业网络。区域产业网络是产业区社会经济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区域产业网络的外部性创造，分包制将难以维持。但区域产业网络又有很强的独立性，表现在：（1）社会网络和经济网络是自我生成的，但区域产业网络必须遵循国家的产业政策；（2）区域产业网络可以影响社会经济网络的运行质量，有利的产业政策和真实服务的供给能够极大地促进社会经济网络的发展，同时，理论上也存在区域产业网络因出现政策偏差，造成社会经济网络失败的可能；（3）区域产业网络为社会经济网络提供了制度基础。市场竞争的压力和区域产业网络真实服务供给特性的变化，推动了社会经济网络的发展。
（一）区域产业网络建立制度框架
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汉弗雷将“第三意大利”专业化产业区的成长划分为两个阶段：自发性成长阶段（spontaneous growth）和通过制度性扶持措施提升竞争力阶段（institutionally enhanced growth）。社会经济网络的成功运作离不开区域产业网络的政策引导和真实服务。
为了扶持中小企业发展，意大利工业部、对外贸易部和大学与科学研究部等共同牵头，通过多项财政、金融政策的立法，采用税收减免、资本捐赠、贷款利息补贴等措施，解决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三个实际问题：企业融资能力不足、技术创新水平不高、国际化资源匮乏。欧盟成立后，意大利政府还在欧盟的政策框架内将低增长的经济结构调整区、工业衰退区、就业形势严峻地区、产业升级调整区、农业区等五类区域确定为优先扶持对象。各级地方政府可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重点发展以专业化产业区为代表的地方生产系统。
意大利政府对中小企业的各类扶持政策，在客观上起到了促进中小企业协作的作用。例如，根据意大利第266号法律，中小企业集团可以获得低息贷款用来从事技术创新、产品（含真实服务）采购、市场营销等活动，中小企业集团的贷款额度达100万欧元，期限最长为10年；意大利第83号法律采用资本捐赠的形式，补偿产品出口集团为了促进出口而担负的市场营销、出口业务培训等费用开支，捐赠额也随出口集团规模的扩大而增加（对每个出口集团的年捐赠总额一般不超过1.5亿里拉，但对于成员企业超过25家的出口集团的年捐赠额最多可达2.5亿里拉，而对成员超过75家的出口集团的年捐赠额可达3亿里拉）；为了帮助中小企业获得高质量的银行信贷，意大利政府还鼓励中小企业组建带有互助性质的信贷担保合作社。1959年，意大利政府颁布规定，意大利工业部可以为拥有50家以上成员企业的信贷担保合作社提供相当于其认缴会员费总数50%的公共资金，以提高这些合作社的融资能力。
在意大利产业区层面，对中小企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中介服务（“真实服务”）主要由各类“真实服务中心”提供。此类服务包括：贷款担保、技术创新和技术转让、出口保险、产品推广、信息服务、客户评定、人员培训、污染控制、产品质量认证和商标审批、原材料大宗采购、产品性能测试等。目前，意大利约有130多个真实服务中心分布在56个产业区。产业区经济发达的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就有30多个真实服务中心，是拥有此类机构最多的大区。对于产业集聚区域的社会经济网络，真实服务中心产生以下积极作用：
（1）成为联系政府部门与私营企业的纽带。真实服务中心将区域经济的长远发展规划与私营企业的商业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推动政府部门与区内企业开展广泛协作的有效平台。为此，真实服务中心一方面要提高自身的服务质量；另一方面必须深刻理解、掌握产业区企业的实际需要，树立可靠的专业服务供应商的形象。
（2）推动产业区的整体发展。尽管同一产业区内各企业间地理位置非常接近，但企业是独立经营的，不同企业遇到的问题各不相同。真实服务中心的经理人员必须在充分了解大多数企业的实际需求的基础上，从有利于整个地区经济发展的角度做工作，使区内企业能够认同通过集体努力来解决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各类问题。
（3）从事根植性的商业经营。多数真实服务中心在其成立的早期，由产业区所在地方政府或制造商协会提供资助。正式运营以后，真实服务中心的经费主要来自成员企业的会员费和服务收费。但真实服务中心从事的自主经营又要根植于当地环境，有关经理人员不能将自己的决定强加给企业。比如，技术创新能否在区内扩散并不以真实服务中心的意志为转移，但真实服务中心可以通过设计技术有偿转让机制使其他企业得以分享新技术成果。
（4）提升产业区企业治理水平。为了便于开展工作，真实服务中心要同企业发展基于信任的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的基础是产业区企业认同真实服务中心的服务能够为本企业的发展创造机会。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区内企业乐于接受它们提供的各类指导和帮助，从而在整体上提高了产业区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
（二）社会经济网络的自我完善
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市场竞争压力，集聚区域的社会经济网络对产业组织和真实服务供给进行了深刻变革，并以此维持了整体竞争优势。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市场压力，首先表现在跨国公司生产网络对产业区地方生产系统的冲击。随着跨国公司将投资战略从横向转向纵向，它们更多地通过建立错综复杂的国际联盟及研究、生产和销售网络，以促进出口和在国外建立生产设施。跨国公司间的合作关系使有关企业得以将生产重新配置在靠近最终消费者的地方，形成跨国公司区域生产体系。产业区经济是一个地方性生产系统，无法建立靠近不同目标市场的全球性生产网络。跨国公司区域生产体系可充分利用全球采购和战略联盟带来的优势，在扩大销售绩效的同时，确保产品获得更高的性价比和差异性，这就对产业区的产品造成巨大的压力。
另外，贸易自由化使产业区直接面对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发展中国家的产品竞争。罗伯特·吉尔平曾指出，对于像意大利这样依靠产品出口的工业国，贸易自由化是一柄“双刃剑”。“第三意大利”的产品在结构上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产品有很大的相似性。这样一来，吉尔平的“双刃剑”效应就表现得非常明显：一方面，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崛起可能夺走产业区企业的一部分市场；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居民财富的增加又为产业区那些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开辟了新的市场。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第三意大利”的一些专业化产业区开始出现产业集中的迹象。经济网络中的中小企业在保持企业独立性的同时，以相互持有对方企业股份等方式组建了企业集团。这些企业集团一般呈纵向发展，成员企业涵盖了产品生产的所有环节。成员企业间的合作关系得到固定，少数核心企业在本集团内部处于支配地位。布里奥斯基等人对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的产业集中情况研究后发现，该大区23%的企业已经加入企业集团，企业集团的雇员数占到整个大区就业总数的51%；每个企业集团平均拥有2.9个成员企业，但在意大利其他一些产业区，企业集团的规模会更大一些。例如，在生产鞋靴的圣莫洛·帕斯科利产业区，每个企业集团平均有3.3个成员企业，而在卡皮服装产业区和莫德纳—勒佐·艾米利亚农业机械产业区，该数值分别为3.4个和5.1个。可是，在波洛尼亚包装机械产业区，每个集团平均拥有高达12.3个成员企业。
经济网络中企业集团的出现使中小企业平等发展的格局发生变化，核心企业的作用得到加强，企业关系中出现了等级制。据统计，20世纪末，意大利萨斯索洛瓷砖产业区经营规模最大的5家企业的年营业额已占到该产业区全部营业额的45%。在意大利米兰德拉生物制药产业区，最大的4家企业的年营业额占到整个产业区的70%，而在意大利波洛尼亚，生产包装机械的4家最大企业的年营业额占到产业区的43%。与此相适应的是，意大利产业区经济网络的对外开放程度得到了提高。在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除了弗利、圣莫洛·帕斯科利、米兰德拉和弗齐格纳诺等4个产业区很少有与外部经济网络发生联系外，其他产业区均不同程度地存在与区外经济网络的正式联系，其中尤以卡皮服装产业区表现得最为明显。
区域产业网络的真实服务供给也出现多元化趋势。为了进一步提高市场中介机构的服务质量和专业化水准，意大利政府有关部门在真实服务供应系统中引入了竞争机制，将原来主要由各类真实服务中心组成的服务系统逐步演变成真实服务中心与制造商协会、地方商会甚至私营咨询机构一道向企业提供真实服务。这样就可以在提高真实服务质量的同时，使企业享有更多的选择机会。其结果是，真实服务中心出现了分化。在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一部分真实服务中心，如波洛尼亚包装机械产业区的“新技术设备演示中心”和“技术转让中心”的竞争力得到迅速加强。这两个真实服务中心的主营业务均与支持企业技术创新、转让有关，服务的市场前景良好。但是，另一些真实服务中心则面临严重的转型困难，有的甚至已经倒闭。为了提高市场竞争力，很多真实服务中心开始将其服务国际化。
推动社会经济网络发生调整、发展的直接动力是经济全球化对产业集聚区域地方生产系统造成的巨大压力。这些调整是社会经济网络为了应对挑战，对产业组织和真实服务供给进行的深刻变革，是原有产业区经济发展模式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第三意大利”的产业区经济出现在意大利原来经济落后的中部和东北部地区。经济学家贝里尼在论述专业化产业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时指出，产业区经济不仅依靠地方生产系统，还是“有进取心的政府、企业的商业成功与东道区域的社会融合等三方面因素的完美结合”。对“第三意大利”的实证分析证明，社会经济网络通过创造外部性和提供社会资本，使产业集聚的核心目标——企业“分包制”生产得以实现，持续的技术创新和国际化活动又为集聚区域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动态优势。因此，改善产业集聚区域社会经济网络的运行质量是优化地方生产系统、提高中小企业竞争力的有效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