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集团在日常经营管理过程中除了面临其他一般性金融机构所面临的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等金融风险以外，不可避免地拥有独具自身特点的特殊风险，如资本金重复计算风险、内部利益冲突风险、复杂组织机构带来的风险、风险传递、内部交易风险、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代理风险、监管政策的法律风险等。如何有效进行金融集团特殊风险的控制和管理成为金融集团能否快速成长和发展的原动力。本章对特殊风险的内在机制以及中国特色制度风险进行详细分析，为建立有效控制风险的形成和扩散的风险防范组织体系和外部监管体系奠定基础。
在世界金融一体化进程中，金融集团作为金融创新和制度创新的代表性产物。其自身的优越性不言而喻，但金融集团的特殊风险是其金融特性所内含的。金融集团在其金融属性方面所蕴涵的特殊风险极具危害，特殊风险必须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管理。金融集团的特殊风险主要包括：
1.资本金风险。
金融集团内部存在着复杂的持股关系，一般通过母公司控股子公司的方式，可以利用较少资本控制大量企业，通过提高资本金的利用效率，形成多重财务杠杆，产生“资本扩音器”的效应。这势必造成金融集团内部资本的重复计算问题，所谓资本的重复计算是指同一资本被用于两个或更多的法人使用。
金融集团的资本安全风险主要来源于金融集团内部资本金的重复计算。资本金的重复计算有两种情况：
一是母公司拨付给子公司的资本金，在母公司和子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中同时反映，会造成资本金的重复计算，如果子公司又用该笔资金在集团内继续投资，则该笔资本还将被多次重复计算，也被称为“财务的多重杠杆”。例如，中国的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控股平安信托投资公司，而平安信托投资公司又投资控股了平安证券公司。这样，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就以较少的资金控制了平安信托投资公司和平安证券公司，母公司的资本储备实际上是不够的，平安信托投资于平安证券的资本金就属于重复计算。
二是子公司之间相互持股，造成股权结构复杂及资本金多次重复计算。由于只有来自集团外部的资本金才能抵补集团的整体风险，尽管有所谓的“杠杆效应”和“资本扩大器”效应，但这种扩张方式蕴涵着巨大风险，可能导致金融集团资本充足率的不足，降低金融机构抗风险能力，显然会对资本安全造成威胁。
当存在资本金重复计算情况时，根据单个资本度量办法评估的集团整体资本能力，很可能会高估集团从外部筹集的资本金。尽管内部产生的某种形式的资本也能够对单独的公司有所帮助，但只有向金融集团外部（即非集团内）投资者发行的资本才能给集团提供支持。由于金融集团的结构一般意味着至少有一个实体拥有集团内另一个实体发行的股份或其他可能的资本工具，虽然从商业角度看，这类组织结构不具有本质上的缺陷，但会引起对其审慎的疑虑。例如：大量的集团内部持有资本能够导致某个实体的风险以更快的速度传递到集团内的其他实体。因此，除了对集团整体资本度量方法作出必要调整之外，监管部门必须对引起这类审慎疑虑的所有权结构保持高度警惕。
从金融集团层面看，财务杠杆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母公司通过举债等负债形式筹集资金，投资控股子公司；二是母公司以其优质资产通过向银行抵押套取现金，来投资控股子公司；三是母公司为下属子公司（A）作担保向银行套取资金，投资控股另一子公司（B）等。上述一系列复杂的投资、借款、担保等资金链中，只要有一个子公司经营稍有不慎，其风险即刻传播到母公司或其他子公司。
1999年2月，金融集团联合论坛发布的《多元化金融集团监管的最终文件》针对资本充足原则提出了详细的要求，金融集团资本充足性文件为银行、证券、保险等的监管部门提供了原则和方法，进行金融集团整体（包括母公司和其他集团下属企业）的资本充足性评估，防止存在资本金的重复计算情况。常用的评估方法主要有基础审慎法、风险累计法和风险扣除法。
2.内部利益冲突风险。
所谓利益冲突是指当一个组织同时服务于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利益主体时，有可能通过牺牲其中一个主体的利益，而使另一个主体获利，从而造成利益的冲突。即使一般性机构也会面临许多可能引起利益冲突的境况，而金融集团一般拥有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和投资基金等不同的业务部门或子公司，能够针对不同客户群体提供不同层次不同种类的金融产品，客户群体包括普通消费者、社会富裕阶层、中小企业、大型企业等；产品包括银行、证券、保险等；所以金融集团引起利益冲突的可能性更大。
在金融集团实现综合金融服务的过程中，不同的利益主体如所有者、债权人、管理层、客户等因为利益关系的调整必然会导致一定的利益冲突，从而影响金融集团整体协同效应的发挥，并带来风险。另外，金融集团不仅为客户提供金融服务，同时也进行逐利性的市场交易。具体来说，利益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强行搭售金融产品和服务。在多元化金融集团内部或者允许商业银行开展投资银行业务的情况下，投资银行能否成功地推销证券对于商业银行具有很大的影响。为了成功销售证券，商业银行可能通过向第三方贷款，要求贷款的部分或全部必须用于购买其投资银行所承销的某种证券。这种行为不仅会严重扭曲市场机制，而且还会导致银行资产质量恶化。其次，由于多元化金融集团可以同时向客户提供不同种类的金融服务和产品，因此，当集团内部某一部门向客户提供某种急需的金融产品或服务时，如果该客户同时需要其他种类的金融服务，那么该服务部门就可能通过“经济锁定”的形式，要求该客户同时购买集团其他部门的产品和服务。一旦客户不接受该建议，该服务部门就可能以改变服务条款相威胁。例如，银行可以利用与企业的借贷关系向客户搭配销售其他金融产品，以提高融资成本来要挟企业购买它所承销的证券；或者商业银行利用贷款行的地位和信息优势进行集团团体保险产品的推销。
（2）基于自身利益进行产品“推销”。多元化金融集团在金融市场上存在两难选择境地，投资银行的主要功能就是推销证券，而商业银行则必须向客户提供公正的咨询。如果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业务具有了较紧密的利益关系，当存在利益上的差异时，它就不能保证向客户提供公正的咨询。其结果可能是，尽管存在更为有利的投资项目，但是，商业银行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有可能向客户推销附属证券部门或集团投资银行子公司所承销的证券。
（3）信息优势。在多元化金融集团内部由于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掌握着众多客户的信息，金融集团内的各子公司通过将客户的重要信息在集团内部转移，这些信息有可能被集团内部其他部门所利用，从而向客户收取比其他客户更高或更低的价格，导致不公平的竞争。例如：①金融集团通过旗下子公司或者不同业务部门从事商业贷款或商业保险的机会掌握有关客户破产风险增加的信息。金融集团可以利用这一信息诱使该客户向公众发行债券或股票，发行收入可用来归还金融集团内银行的贷款，而金融集团内的证券机构可以承销这些债券和股票。这样，金融集团既可以将贷款的信用风险转移给公众，又可以赚取承销证券的手续费或差价，但这严重损害了公众利益。②金融集团内的企业可能会把某公司的内幕消息透露给集团内的证券公司，使其利用该信息买进或卖出该公司的股票。
（4）诱导企业购买自身并不理解的高风险金融衍生产品。
尽管以上有些问题对于单一金融机构来说也存在，并不完全是金融集团的特殊性所带来的问题，但在多元化金融集团内部，不同经营哲学和理念的金融服务机构之间的业务往来和互动变得更加频繁，并且非常难以被监测到，因而造成这类问题的严重性也被成倍地放大，引起金融集团产生许多新的特殊的金融风险。
20世纪90年代，英国监管当局就发现并起诉了一些以误导的方式向不成熟的投资者出售复杂保险产品的金融机构。2002年，美国司法部对在投资银行业务中存在的证券分析师顾问服务与公司自营和承销业务之间的利益冲突行为的金融机构提起诉讼，最终美国10大投资银行机构以14亿美金的代价与美国司法部庭外和解。1929年的美国大危机时期，人们认定那些对企业既提供贷款又承销证券的银行是经济大危机的罪魁祸首，纷纷指责大银行利用通过贷款得到的信息向投资者推销低质证券，使证券市场处于不稳定之中，银行贷款和证券承销相联系导致的利益冲突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基于这样的认识，193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规定了商业银行业务与证券业务的分离。该法隐含的假设是市场对利益冲突问题无能为力，所以必须由严格的法律监管介入，将银行业务与证券业务完全分离。虽然有不少学者反对这种假设，他们认为即便在《格拉斯—斯蒂格尔法》通过的那个时期，市场本身对利益冲突问题不是完全无能为力的，同时也没有证据表明美国曾经系统发生过商业银行从事证券活动时大量出售绩差证券的行为，克罗茨纳等（Kroszner，Rajan，1994）和安等（Ang，Richardson，1994）通过数据已经证实了在《格拉斯—斯蒂格尔法》通过以前，由银行内设的证券部门承销的证券质量高于独立的证券机构承销的证券。
在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信誉和竞争构成了一种自律性机制，发生利益冲突的可能性就会减少。只要投资者具有足够的理性，他们在作出购买银行所承销证券的决定时，就会把利益冲突的因素考虑进去。另外，作为金融集团客户的企业，也不会对利益冲突问题茫然无知，在选择金融服务提供商时，会充分考虑金融集团这种信息优势以及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等情况，从而可以选择其他金融机构来提供证券承销服务，对于市场依据理性对其发行的证券做出的价格折扣，他们会深有感触，因为发行证券的企业会由于证券发行价格被市场打了折扣而深受其害。但是它们还是选择了由同一集团为其提供服务，其原因并不是其被金融集团所欺骗，而是考虑到将借贷和证券承销等金融业务结合在一起，可以实现较大的范围经济。而反过来，金融集团出于整体利益、集团声誉和长期利益的考虑，为了保持其证券承销的市场份额，也会主动设立控制利益冲突的机制，使利益冲突的危害降到最低。
金融集团整体的利益与单个子公司利润最大化的冲突问题就变得非常明显，如何进行协调管理来实现金融集团整体的目标，将是实际操作中一个非常复杂和重要的问题。此外，在发挥金融集团协同效应的同时，也存在着如何在子公司之间分担风险的问题。如何在子公司之间风险承担的协调上获得风险的有效控制、化解子公司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资源的最有效利用三者之间获得平衡，同样也导致金融集团的全面风险管理变得复杂。
保持充分的市场竞争、有效的内部风险管理和严格的外部监管是避免金融集团可能导致的利益冲突的非常关键的措施。监管当局和金融集团通过有效的外部金融监管和健全的内部风险管理措施和系统，在金融集团易产生冲突的地方建立“防火墙”，降低产生利益冲突的可能性。
3.复杂组织结构的风险。
金融集团内成员公司间的关系极其复杂，有可能导致透明度下降。而透明度作为现代金融机构保持良好信誉的重要条件，主要涉及金融集团内部子公司和金融集团整体的财务状况、组织和管理结构的复杂程度等。不透明的金融集团会对金融监管者和那些希望评估金融集团真实风险状况的利益主体造成困难。金融集团复杂的组织架构所导致的信息不对称使得集团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和沟通更加困难，导致自下而上风险状况信息传递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及时性大大降低，会对金融监管者和其他希望评估多元化金融集团的利益主体造成困难，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结构不透明风险。
金融集团涉及的公司越多，关系越复杂，从事的金融业务种类不仅多而且复杂，监管者和希望评估金融集团真实风险的利益主体无法明确被监管对象，不能确定金融集团相关业务和经营活动的真正情况，难以进行准确的外部监管。由于结构的不透明，监管者不能清楚地判断金融集团的成本情况，业务风险情况及内部控制情况。这些内部的复杂因素之间的关系，将使监管者很难证明是否存在倾销行为，还是仅对金融产品进行整合的结果。此外，由于金融集团不透明的组织结构，容易缺乏有效的内部控制机制，而可能使品行不端的从业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从事经济犯罪活动，给金融集团带来重大损失。也就是说结构不透明可能导致更多的欺诈机会。例如：巴林银行的里森作日经指数期货的多头部位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其主犯虽为个人，但真正的问题在于金融集团结构复杂和不透明，并且缺乏有效的内部控制机制、信息报告机制和沟通渠道等。
（2）资金运用风险。
由于金融集团内部复杂的财务关系和管理关系，集团内子公司的资本投入可能来源于母公司的举债筹资，而借款人很难发觉母公司资金的最终用途，所以子公司的监管者也很难发觉资金的来源。同时资本作为风险的缓冲器的作用将因为初始资本的举债筹资而丧失，资金运作风险成为金融集团特殊风险的重要方面。
（3）信息隐藏风险。
金融集团不透明的组织结构会使得集团内部各个子公司之间的协调和沟通存在时滞，容易发生信息的隐藏，从而在危机发生的初期无法事先预警，并进行风险的有效控制，最终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例如，金融集团的各级子公司都可能得到母公司的贷款，但由于金融集团的结构过于复杂，使母公司很难把握贷款的使用情况，当子公司的经营出现困难、发生还款困难时，母公司很难及时发现并迅速做出调整，造成风险在整个集团内扩散、导致更大危机的发生。例如：1996年，光大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发生的严重支付风险，导致整个光大集团负债累累，险些酿成光大集团的坍塌。
（4）信誉风险。
由于金融集团的母子公司间所存在的复杂组织关系，金融集团实际的组织结构与对外公布的合法组织结构之间可能会存在差异。金融集团普遍采用业务线组织的“集团模式”和客户群的“整合模式”两种。业务线组织模式采用在金融集团母公司下分设银行、证券和保险等子公司，分别开展业务，集团公司只是单纯进行控股并不介入日常的管理，子公司的管理者在法规和实际管理上都担当重要的角色。该模式组织结构简单，但协同效应小，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相比较小。客户群的“整合模式”可以给集团带来较大的协同效应，但同时也可能带来耦合风险。外部人完全根据公开披露的信息了解实际运行情况，而不了解集团内的复杂组织关系，当出现突发事件或者不利传言，容易引起客户的恐慌，造成集团的其他业务的信誉风险，从而严重影响其他业务的正常开展。
（5）监管套利风险。
由于银行、证券和保险业务存在很大差异，对各个领域的监管要求并不一样，大多数的实业也不受金融监管。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主体，金融集团总是倾向于最有效率的法人结构，避免监管的成本付出。比如以纯粹型控股公司为母公司，它由于不受金融监管部门的管制而大行其道，只要在监管系统存在差异，公司总会试着去发现有最小经营阻力的运作方式（监管套利），这会导致对现行管制的规避而出现监管真空。
4.金融集团的风险传递。
金融集团是由银行、证券、保险公司等多种金融机构组成的整体。金融机构的金融风险本身就易于传递，而同一集团成员机构之间的风险传递更加明显和容易，在这种组织架构下，如果一个集团成员出现财务问题，例如丧失偿付能力或丧失流动性，可能会传递到集团内其他成员，严重危及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的安全，损害存款人和公众的利益，并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造成整个金融体系的不稳定。风险传递的途径主要有四种：一是集团内部如果存在商业向其他机构的信贷关联交易时，风险传递更迅速；二是集团内部日常关联交易；三是集团成员破产救助；四是即使金融集团中的其他金融机构不向面临风险的机构提供自救的、有形的支持，市场主体和有关机构也会认为他们属于同一集团，任何损失最终由所有成员机构分担，从而对整个集团丧失信心。
巴塞尔委员会、国际证券联合会（IOSCO）和国际保险监管协会（IAIS）1999年联合发布的《集团内部交易和风险控制原则》（Intra-Group Transactions and Exposures Principles），列举了金融集团内部关联交易的类型，主要包括：集团成员间的交叉持股、集团内一个公司与另一个公司进行的交易或代表另一个公司进行的交易、集团内短期流动性的集中管理、集团内一个公司提供给其他公司或从其他公司得到的担保、贷款或承诺、集团统一的后台管理、在集团内部配置客户资产、集团内部资产的买卖等。根据中国的企业会计制度，在企业财务和经营决策中，如果一方有能力直接或间接控制、共同控制另一方或对另一方施加重大影响，则他们之间存在关联方关系，如果两方或多方同受一方控制，则他们之间也存在关联方关系，而关联交易是关联方之间转移资源或义务的事项。显然，金融集团与其子公司之间以及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存在关联方关系，他们之间转移资源或义务的事项，均属于关联交易。
金融集团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准备通过集团架构实现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从而降低运营成本、增加盈利，因此金融集团的产生本身就蕴涵着集团内部关联交易的必然发生。实际上，此种内部关联交易的效应是双面的，在合适的限度内，它可以给集团带来协同效应。否定了关联交易就是否定了可以得到的、潜在的效率，从而否定了金融集团。另一方面，关联交易也会使集团内各个公司的经营状况相互影响，当其中一个公司出现经营困难或倒闭时，可能影响其他公司的流动性和收益状况，进而引发连锁反应。
1994年委内瑞拉所爆发的银行业危机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20世纪80年代，为了躲避监管和信用分配制度的缺陷，委内瑞拉国内金融业纷纷进行金融创新，产生了大量金融集团。这些金融集团主要通过三个途径形成：一是农场主、实业家和房地产开发商设立商业银行，并逐步进入证券和保险领域；二是商业银行为分散风险和扩大服务领域而设立或收购其他金融服务公司，并同时进入工、农、商和房地产领域；三是政府拥有的银行也按上述模式建立了金融集团，由于存在裙带关系从而使信贷和投资活动更为腐败。在金融集团出现几年以后，由于缺乏严格的外部监管和内部风险管理，这些金融集团内的关联业务和集团内资金敞口迅速增加。委内瑞拉前中央银行行长迪克瑞弗维对所出现的问题作了这样的描述：“集团中的商业银行对集团内的资金进行集中管理，同时也常常集中进行数据处理服务。对股东、管理层、政客和亲信发放的贷款根本无须考虑风险集中度。这些贷款常常还附有优惠条款、没有正确的风险评估、不存在具有实际意义的抵押物，并且可以持续延期。抵押信贷主要用于发展集团大股东所拥有的房地产业务，并且向集团内的保险公司投保。集团内投资银行在股票上进行高杠杆比例的融资。保险公司被当作融资工具，所融资金由集团内金融机构和为收购其他公司而建立的专项公司使用。其中离岸业务机构的用途是：从委内瑞拉客户处吸收存款，绕过对资本金、存款准备金以及在利率和发放关联贷款方面的限制。信托基金的用途是为集团内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融资。”这些做法使得“一些大型企业集团成为举国上下重大项目中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从而攫取了巨大的权利。这些金融机构与集团中附属实体间借助复杂的组织结构之便利，进行资产销售以不定期地产生收益，然后使用这部分收益掩盖金融机构产生的亏损。”这些做法在金融机构和企业集团内聚集了大量的风险，并且吹起了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投机泡沫。这种情况最终导致了许多大型金融集团的崩溃，引发了金融的不稳定，从而爆发了1994年的银行业危机，并引起经济衰退。丧失清偿力的金融集团遍布委内瑞拉，危机中破产的银行都曾是企业集团中的核心企业。而金融集团复杂的组织结构、大量的关联交易，又增加了危机处理的难度。委内瑞拉的例子反映出金融集团模式下风险传递的可能性与危害性，如果对金融集团架构下大量的关联交易不进行规范，风险的传递有可能给金融体系造成极大的损害，因此，需要在金融集团与子公司之间、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构建防火墙，对内部关联交易进行规范，降低风险传递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