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是进一步研究的理论准备，先介绍与金融集团相关的监管理论，然后进行风险管理理论的论述。通过对金融风险进行详尽的分析，并按照风险的特点和性质进行分类，进行不同识别、度量和评估方法的模型介绍。在现代金融理论中，有关风险分析、定价和管理的理论占据着重要的地位，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莫顿教授曾说，资金的时间价值、资产定价和风险管理是现代金融管理理论的三大支柱。现代金融集团的发展和管理也必须建立在风险管理的基础上。
其一，金融集团的风险管理是实践性大大强于理论性的课题，与其说金融风险管理是特定理论发展和指导的结果，毋宁说是市场环境的变化和金融产业经营发展的需要诞生了这一课题的产生、存在和发展。在金融产业的发展史上，风险的产生以及风险内因形成机制的逐步演进都要比风险管理的理论研究早得多。其二，金融集团的风险管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课题，它几乎涉及金融产业经营管理的每一个环节，渗透到任何一个角落，受制于众多的外生和内生变量。例如，风险、成本、市场竞争、发展战略等要素，都是风险管理过程中必须考虑的。其三，与西方拥有成熟二级市场和大量历史数据的金融风险研究相比，中国金融集团的风险研究由于缺乏足够的数据支持，公司治理结构等的不同，对风险管理本身的讨论也充满了风险，事实上在发展中的金融市场，风险管理及其计量模型很难得到完整的评估和检验。
因此，作为进一步研究的理论准备，有必要对金融集团的风险管理理论进行详细论述，首先从外部进行金融风险的监管理论（外部风险管理）回顾，然后进行金融集团风险管理（内部风险管理）理论的分析，最后进行公司治理理论（中国特色制度风险分析）的阐述，这些理论构成本研究的重要基础。
金融机构通过在不同时空上进行资源的分配并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服务为经济运行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和90年代以来频频发生的金融危机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和金融问题，造成经济发展的倒退，而一个稳定健康的金融机构能够降低投资和商品生产、交易及服务的费用和风险。从而金融机构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非同一般，作为公共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金融业都是受到监管最多的行业。金融监管理论伴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而产生并逐步发展起来，金融监管理论阐述了金融机构的经济学意义以及金融监管的发展变化。金融监管理论是金融监管实践的抽象总结，它的诞生和发展来源于金融监管实践的发展变化。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以后，现代金融监管体系才逐步确立起来。金融监管理论主要有公共福利论、特殊利益论、社会选择理论、政府掠夺论、审慎监管论等。
2.1.1 理论概述
20世纪金融监管理论的发展以及金融监管实践的变迁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发展过程，理论和实践的丰富性、复杂性以及多样性需要仔细的梳理才能清楚。
相对于市场自发运动和发展，金融监管是一项重要的政府行为。金融监管理论与经济学基本范式“看不见的手”紧密联系在一起，并成为市场监管的初期准则。但20世纪经济学界关于“看不见的手”的争论持续不断，并主导或影响了经济学的发展演变以及经济学主流学派的兴衰更替，20世纪金融监管理论正是在这样的经济学背景下发展的。
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了《国富论》，“看不见的手”成为了市场经济的准则，从而古典经济学建立了以“看不见的手”为范式基础，崇尚自由放任、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体系。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否定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并创立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从而在形式上对古典经济学“看不见的手”进行了严格的数学证明，新古典经济学出现了。新古典经济学崇尚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不变，认为市场的自发运动能够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也极力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的运行。然而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历史学派以及后来的新历史学派则主张由于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不一致性，政府应该对经济运行进行干预，国家干预能够弥补私人市场经济的缺陷。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以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的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性偏好三大心理规律为基础，提出了有效需求原理，从而对古典经济学进行了“革命”。有效需求原理、乘数原理和加速原理进一步强化了政府干预带来的调节经济的力度和绩效，政府干预占据了优势地位。20世纪60年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生了严重的“滞胀”危机，经济自由主义学者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进行了批判并重建新古典经济学，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通过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补充、修正并证明了“自由市场”市场机制的有效性，极力实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20世纪80年代，复兴的新古典经济学建立了以完善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与此同时，支持政府干预的经济学家发展了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的微观基础，产生了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最终，两派理论互相交融、互相补充，现在主要分歧日益缩小，针对政府干预，分歧集中在干预的范围、大小、方式等方面。
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尤其是“市场失灵理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金融监管理论基础。金融市场的自然垄断、公共产品、不完全性、信息不对称以及外部效应等直接导致政府对金融机构和市场体系进行干预。金融监管理论也随着经济学派的发展而逐步演化，从而产生了很多代表性的金融监管理论。
2.1.2 特殊利益理论
20世纪70年代，经济学家开始思考金融管制带来的问题以及金融体系不完备市场的能力，以斯蒂格勒（Stiger）、波斯纳（Posner）等芝加哥学派为代表提出了解释管制的由来和演变的特殊利益理论。特殊利益理论主要包含以下两种观点：首先管制和管制者一般采用有利于生产者的措施保护生产者，从而损害消费者的利益。该理论认为有组织的集团有凝聚力，并且能够很好地进行有利于他们的政治游说，也就是说生产者比消费者更团结且更易于组织，从而监管和管制一般有利于生产者。其次，管制措施常常为特殊利益集团服务，由于存在工会或者商业组织，它们能够通过精心组织有效率的团队来进行政府的政策游说，并为成员提供丰富的信息和有力的支持。
斯蒂格勒并不否认一定程度监管的必要性，但多大程度的管制取决于市场参与者相互之间的力量对比。从而产生了“特殊利益论”，该理论由“捕获理论”和“卡特尔管制理论”组成。根据捕获理论，在社会利益分配中，社会公众的利益注定要输送给被监管集团。由于这些被监管集团控制着大量的技术、资源、人才等，并在社会中占据重要的地位，监管当局不得不屈服于被监管集团的压力，并且可以容易地影响政府和社会公众。
特殊利益论冲击了公共福利论的理论基础，即便监管机构在设立之初的确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但由于有限的财力和人力资源的投入，监管机构很少不受到被监管集团的影响，更有可能受制于人，所以监管存在多方面的成本和风险，呼吁放松监管。特殊利益论为20世纪50年代各国的放松管制提供了理论指导。
特殊利益论将监管过程描述为利益集团对政府监管机构的资源竞争，竞争中，组织严密、动员有力、步调一致的集团能够有效得到监管机构的支持，从而以其他弱势群体的利益损失为代价来谋取特殊集团的租金。由于利益集团有充足的实力来影响政治家、政府以及监管机构，让监管机构为那些服从监管的集团利益来服务。也就是说，“被监管者”俘获“监管者”。因此，特殊利益论有助于解释政治对金融和银行的影响现象。
2.1.3 公共福利论
公共福利论，也称为“市场失灵论”或“社会福利论”。公共福利论认为市场失灵需要通过国家干预（管制）来弥补市场的缺陷。根据微观经济理论，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上通过“看不见的手”来引导经济主体在市场上以基本相同的价格提供相应的产品。市场竞争的结果带来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但在市场垄断或者不完全竞争的状态下，市场机制即使能够充分发挥，也无法达到符合整个社会要求的正确的资源配置结果，就会出现市场失灵。市场失灵主要有以下情况：自然垄断、外部效应、公共产品、不完全信息、不完全市场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单纯依靠金融机构进行自发资源配置，金融市场失灵将使金融资源无法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状态。为了实现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从而纠正金融市场失灵现象，必须通过对金融行业的管制和监督来进行。总结来讲，主要包括：
（1）金融产业虽然是竞争性行业，但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存在着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效应，需要金融监管来确保公平、公开的竞争，防止形成垄断（2）外部效应的存在和金融体系的负外部效应要求国家进行干预加强金融监管（3）金融体系的公共产品特性需要金融监管（4）金融市场信息的不对称性和不完备性要求加强金融监管。
金融管制或者金融监管是弥补金融市场运行缺陷的有效措施，管制或监管通过采取保护消费者利益并满足公众需求的手段进行市场缺陷的矫正。金融监管的目的是为了矫正市场缺陷并保护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消费者。所以也被称为公共福利论。
公共福利论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学框架而构建的金融监管理论，为20世纪3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实施金融监管提供了理论依据。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的公共福利论也存在一些缺陷：不能很好解释银行管制与金融监管制度的演变和来源，不能有效分析监管制度动态发展的规律；假定监管者或政府的目标是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并且有能力实施各种监管措施；作为20世纪30年代金融危机的产物并不能有效解释今天金融监管的模式、方法和措施等。
2.1.4 社会选择理论
基于特殊利益论，麦凯和里德提出了“社会选择理论”。社会选择理论是解释了监管的整个历史演变过程：
为公共利益服务建立监管机构——监管当局被动地反映被监管利益集团的利益——监管机构取得自我控制和独立性。该理论把监管认为是在市场不完备条件下由政府提供的一种“商品”。该商品不同于一般商品，其没有通过交易市场来进行，不能使用供求规律来进行分析。随着监管水平的发展，政府的监管机构自身的能力和资源越来越充分，逐步实现自身目标与职能的最大化，最终取得自我控制和独立性。“管制者坚持独立性，期望并拥有可相机决策的权力，努力强化自己的目标函数。这个目标函数的参数包括被管制的产业或活动、受管制产业产品和劳务的消费者以及管制者对于促进总体福利的解释，管制当局要实现的目标非常广泛，包括特殊利益团体的利益，也包括社会公众利益，但是，这个社会公共利益不是社会的选择而是管制当局主观的意志。而且，管制当局行使职能更重要的是要维持其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因而，社会选择论也认为实行管制的一整套政策措施的结果可能与实际公众的利益相悖。”社会选择理论认为，降低成本费用而给消费者带来的利益得不到社会的奖励，反而会认为是理所应当的，任何失败和错误都会被认为是严重的失职，所以监管机构一般会以过分的安全作为自己的第一目标，而不是降低成本。金融监管作为一种政府行为，监管主体的能力因为监管效果而受到批评。该理论虽然承认自由市场运行存在缺陷，但不相信政府能够很好地对这种缺陷进行恰当的补偿。社会选择理论反映了监管当中实际存在的政治因素。
2.1.5 自由银行理论
1978年，哈耶克出版了《货币非国家化》，明确地向古典经济学“看不见的手”范式回归。社会经济效率的根源在于资源的有效配置，而资源的有效配置必须通过市场“看不见的手”机制来进行调节，用人为的方法（如管制、财政手段）来干预资源配置，其结果必然是降低经济效率提高产品价格，导致通货膨胀，使经济陷入不稳定之中。自由主义学派在金融领域提出了“自由银行制度”学说，通过“社会选择理论”的关于政府管制的自我实现的分析，导致货币危机和金融体系无效率的主要原因是政府权力的滥用。该学派坚持无管制经济体系的可行性，反对政府在金融体系的管制，特别是商业银行的管制。
自由银行制度学派认为银行自身完全可以通过自我约束来达到银行体系的整体稳定性。自我约束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
（1）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银行通过为客户提供“选择条款”，进行银行流动性的保证，从而使得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作用消失；（2）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银行采用“分支行”的制度，进行存款风险的分担，使存款保险制度没有存在的必要；（3）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通过采用“指数化存款”方式来保证存款不被贬值，以此消除通货膨胀所带来的挤兑风险。
三种实现方式给自由银行制度学派带来了大量的批评：选择性条款方式忽略了可能导致的逆向选择问题；分支银行制度并不能完全消除金融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只是解决了存款风险的分散效应；由于参考价格体系的商品价格变动必然会对指数化存款带来巨大的波动，不能消除价格变化带来的货币风险，也并不能有效减少通货膨胀的挤兑压力。
1969年，戈德·史密斯发表了《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通过运用大量的历史数据和统计分析详细阐述了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度量一国金融发展水平的数量指标——金融相关比率（FIR），并指出从长期发展来看，金融的发展与整体经济发展齐头并进，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相关比率不断提高，直到达到某一稳定值为止。1973年，爱德华·肖发表了《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同时罗纳德·麦金农也发表了《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由于两者的理论非常相似，都强调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中介作用，并强调发展中国家消除金融抑制走向金融深化，也称为金融深化理论。该理论认为金融管制损害了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自我进化机制，在经济发展和金融间形成了恶性循环。该理论实质上就是金融自由化理论，是新古典经济学在金融领域的一种演绎。通过强调金融体系内的政府无效监管，强调利率作为市场价格对经济的调节，加强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的不断发展，强调市场的自由竞争，来实现金融和经济的良性互动和共同发展。
金融深化理论首次在理论上论证了过度金融监管特别是利率的过度压制对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但在发展中国家，由于金融管制的放松导致了严重的金融混乱，出现了严重亏损、资产质量恶化和金融风险扩大等严重问题。这更加证明了适度金融监管的必要性。
2.1.6 审慎监管理论
20世纪60年代后，作为经济危机重要组成部分的金融危机开始呈现出独立性，特别是在80年代的金融创新和金融自由化潮流中，金融体系内在的脆弱性开始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金融危机的频繁出现，意味着单纯的金融自由化还需要金融监管的配合。安全和效率成为经济和金融追求的共同目标，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无法从根本上进行消灭，只能通过加强金融监管的措施来减少内在脆弱性的影响程度。针对古典经济学家托德穆勒、马歇尔、魏克塞尔的货币体系不稳定性的学术思想，明斯基发现了金融体系内在的不稳定性，并得出正是这种不稳定性才带来了金融危机和金融动荡。明斯基关于金融危机的原因以及分析框架得到了金德尔伯格的继承和发扬。金德尔伯格遵循明斯基的思路发展出“投资疯狂—恐慌—崩溃”模型，并进而证明了金融危机周期性的存在。
在现代经济学分析基础上，戴蒙德和戴维格（Diamond＆Dybvig）建立了“银行挤提模型”，运用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博弈论研究银行不稳定的内在原因，并得出了不对称信息是银行遭到挤兑的根本原因，挤兑可能造成健康的银行也出现流动性问题，甚至倒闭。戴蒙德和戴维格的研究可以说开创了现代银行监管理论，加强脆弱的金融体系的信息监管，使信息更为透明，减少信息不对称，减少银行机构遭受挤兑的机会，避免金融危机的出现；通过存款保险制度或者对提前取款者进行征税也可以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
通过经济理论的分析以及银行挤兑模型的建立，建立在金融机构自主经营前提下的金融监管就是审慎监管，从而金融监管理论发生了新变化。审慎监管并不是否定金融自由化，而是为了通过规范和提高金融机构的服务水平和风险管理能力，保障金融自由化的成果。在金融自由化背景下，金融监管必须建立科学有效的风险预警机制，金融机构提供真实、可靠、全面的信息，并要求金融机构规范、稳健运行。
审慎监管主要包括市场准入监管、持续性监管以及市场退出监管等内容。审慎监管需要有效平衡安全性和效率性目标，建立两者的对立统一。金融监管的核心就是金融体系的安全性，这是基本要求；效率是产业发展的命脉，也就是金融监管的生命线。金融监管既要维护公共利益，也要增强金融机构的安全性；更要兼顾被监管者的利益，遵循金融机构提供效率的内在规律。金融监管只对金融机构的最低标准进行要求，并加强宏观的监控，而金融机构本身要在风险管理上承担重要责任。现代金融监管理论要求从宏观角度对金融体系进行管理，尊重市场的调节和金融体系的内在效率，对市场的不完备性进行补充：（1）加强风险管理；（2）突出内部控制；（3）完善市场机制。
2.1.7 对风险管理的指导意义
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逐步一体化，金融市场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伴随技术进步、经济发展、金融创新，金融体系中所面临的风险逐步加剧。外部金融监管对于分析金融风险，进行经营风险和操作风险的规避提供了有效的措施，通过有效防范金融机构的违法违规行为，来进行风险的管理和控制。
对于金融机构的外部监管，主要体现在建立市场准入制度、分类监管、资本充足率监管、修正金融体系的市场失灵。这些措施对于金融机构合理有效地进行风险管理和控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