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农村形势越来越好。但是，农村经济还存在发展不平衡的状态，特别是还有几千万人口的地区仍未摆脱贫困，群众的温饱问题尚未完全解决。解决好这些地区的问题，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为此，《通知》从明确指导思想、放宽政策、促进商品流通等6个方面对如何尽快帮助贫困地区摆脱落后局面进行了部署，以期这些地区的人民能首先摆脱贫困，进而改变生产条件，提高生产能力，发展商品生产，赶上全国经济发展的步伐。主要内容有：
（1）明确指导思想。过去国家为救助贫困地区，也花了不少钱，但收效甚微。原因在于政策上未能从实际出发，资金大部分被分散使用、挪用或单纯用于救济。为此，通知首先明确了指导思想，指出改变贫困地区面貌的根本途径是依靠当地人民自己的力量，因地制宜，发展商品生产，增强本地区经济的活力，要纠正单纯救济的观点。对贫困地区的财政投入要善于使用，纠正单纯救济观点，并实现两个转变即变单一经营为多种经营，变自然经济为商品经济。同时指出解决贫困地区要突出重点，救助资金和物质的投入也要避免平均使用，更严禁挪作他用。
（2）进一步放宽政策。通知对贫困地区进一步放宽了政策，实行比一般地区更灵活、更开放的政策。给予贫困地区的农牧民以更大的经营主动权，以纠正普遍存在的集中过多，统得过死的弊端。在经营形式上主要为大力推行承包制度，个体经营。耕地承包期可以延长到30年，允许转让承包权。牧区牲畜可归户饲养，自宰自售。草山草坡应分包到户，由户长期使用。同时在国营企业和国有资源与当地社队的关系上，采取不与民争利和适当让利于民的原则，并要积极支持当地农民搞好生产经营，以增加农民收入。
（3）减轻负担，给予优惠。通知规定，对贫困地区从1985年起，分别情况，减免农业税。最困难的免征农业税五年，困难较轻的酌量减征一至三年。鼓励外地到贫困地区兴办开发性企业（林场、畜牧场、电站、采矿、工厂等），五年内免交所得税，并相应减免当地自办的企业、工厂等的所得税。取消统购、派购办法，改为自由购销。通知还对木材、药材等的开采、出售办法进行了规定。
（4）搞活商品流通，加速商品周转。通知要求贫困地区要首先解决由县通到乡（区或公社）的道路，争取在五年内使大部分乡（区或公社）都能通汽车或马车。道路费用由国家、地方、群众共同筹组。乡以下道路以民办为主。有水运条件的地方要积极整修河道，发展水上交通。并积极恢复马帮、驴帮、牛帮等运输形式。同时要依靠和扶持当地群众搞好产品购销。放手发展集体、个体运输。
（5）加强领导。通知要求有关各省、自治区要成立贫困山区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检查督促各项措施的落实。国家有关部门都应指定专人负责，分别作出帮助贫困地区改变面貌的具体部署，并抓紧进行，保证实现。各贫困地区也要设立相应机构，并统筹安排各项扶贫资金。通知指出，当前改变贫困地区面貌的条件是存在的，也是可以尽快实现的，关键是加强领导。
此外，通知还就增加贫困地区智力投资问题，对少数民族地区继续执行贸易优惠政策问题等作了规定。总之，中央下达的这项通知为贫困地区尽快摆脱贫困，走上富裕之路奠定了政策基础。
庆祝建国35周年
1984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有50万人参加了广场上的庆祝活动。
10月1日这一天，首都全城到处充满着节日的欢乐气氛。修缮一新的天安门城楼，金碧辉煌，宏伟壮观，城楼红墙中央，高悬着毛泽东主席的巨幅画像。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大幅画像，竖立在广场的南面。广场上10万名身穿鲜艳服装的少先队员、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一早就排成了整齐的队伍。他们手持着花束轮番变换出5个巨大图案：金色的国徽和年号“1949～1984”；绿底白字的“祖国万岁”；红底白字的“振兴中华”；绿底白字的“保卫和平”；红底黄字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整个广场从空中到地面，色彩缤纷，蔚为壮观。
党和国家领导人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乌兰夫等，一起来到天安门城楼主席台。民主柬埔寨主席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联合政府总理宋双、负责外交事务的副主席乔森潘及黄文欢，正在中国访问的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及夫人，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和夫人，也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同中国人民一起欢度节日。
上午10时，庆典开始。广场上12000人组成的军乐队高奏国歌，28响礼炮响彻云霄，五星红旗在广场中心的旗杆上迎风飘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在雄壮的军乐声中走下天安门城楼，由阅兵总指挥、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陪同，乘坐敞篷检阅车检阅了受阅部队。
检阅完毕后，邓小平回到天安门城楼发表讲话。讲话高度评价了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取得的举世公认的成就。他重申了中国当前的主要任务和对外政策。他满怀信心地宣布，最近几年的情况说明，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宏伟目标是能够达到的。他说，中国坚决主张维护世界和平，反对一切侵略和霸权主义。中国将长期坚持对外开放，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上一切国家建立、发展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我们主张用谈判方式解决香港问题。
邓小平说，我们主张对我国的神圣领土台湾实行和平统一，希望全国各族同胞共同促进这一天早日到来。
来自人民解放军陆军、海军、空军和人民武装警察以及首都民兵的一万多名优秀儿女，在雄壮的乐曲声中一个方队一个方队地通过天安门广场，代表中国人民的武装力量接受祖国、党和人民的检阅。穿着节日盛装的群众游行队伍和队伍中的各种彩车、模型通过广场，集中体现了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总目标而团结奋斗的坚强信念。生动地表现了35年来全国各条战线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北京大学学生还举起写着“小平您好”的横幅走过检阅台前，引起观礼台上下一片欢声。
当天晚上，首都各界群众15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和其他联欢点，举行了盛大联欢晚会。胡耀邦、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西哈努克亲王等外宾来到天安门城楼，和首都群众一起参加联欢晚会。应邀来华的3000名日本青年和在北京的外国专家、留学生等，同首都工人、学生一起在广场上载歌载舞，尽情联欢。
9月30日晚，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盛大会议，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党和国家领导人、各界人士同来自世界五大洲的宾客欢聚一堂，共庆中国人民的这个光辉节日。在此前后，中国驻各国的大使馆、领事馆也分别举行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一些国家的政党和政府领导人分别致电中国领导人，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
9月30日和10月1日，全国城乡各族人民举行各种活动，热烈庆祝建国35周年。1984年国庆节日的一个特色是不少地方的农民进城参加庆祝活动，有的组成各种舞蹈队进城表演，歌颂党的富国富民政策。
1984年国庆，香港、澳门也举行庆祝活动。香港、九龙和新界遍插红旗，楼房前面挂满了灯笼。澳门同胞近千人举行集会，庆祝建国35周年。会后，他们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李先念发了致敬电。
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伟大构想
“一国两制”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地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为了解决台湾问题、恢复行使对香港、澳门地区的主权，以和平的方式实现祖国统一而制定的一项基本国策。这一构想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新中国成立伊始，祖国统一的任务就提到了议事日程。建国以后党和国家领导人为解决台湾和香港问题作了一些设想和探索，其中若干原则性的意见，可以说是“一国两制”的思想先导。
早在50年代后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就提出了“第三次国共合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1956年6月2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目前国际形势、我国外交政策和解放台湾问题》的发言，他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宣布：“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认为适当的时机派代表到北京和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1956年7月，周恩来在同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谈话时指出：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国共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1958年10月6日，在毛泽东撰写的，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的对台、澎、金、马军民同胞的文告中提出，“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
由于当时国际和国内的因素，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还不可能提出用“一国两制”的办法来解决大陆与台湾的和平统一问题，但这些设想已清楚表明：在统一祖国问题上，我们的原则立场是一贯的、坚定的，而解决问题的方式是不断根据形势变化在探讨和演化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调整了对台湾的政策，制定了和平统一祖国的具体方针。党中央和邓小平根据我国和世界形势的变化，提出了用“一国两制”的方式实现祖国统一的战略构想。
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为统一祖国，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基本方针和政策。文告建议台湾和大陆之间尽快实现通商、通航、通邮，以利双方同胞直接接触，互通信息，探亲访友，旅游参观，进行学术文化交流；发展贸易，互通有无，进行经济交流。同时，国防部宣布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1月15日，邓小平在答美国记者问时说：“我们将采取多种方法同台湾当局，特别是同蒋经国先生商谈祖国统一问题。”1月29日至2月5日，邓小平访问美国。1月30日。邓小平在华盛顿向美国参、众两院解释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张时说：“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那是中国的内政”，“按照我们的意愿，我们完全希望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对国家对人民都比较有利”，“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归回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进一步阐明了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同时提出九条建议，主要内容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实现和平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等等。叶剑英的谈话中已有了“一国两制”的思想。1984年2月22日，邓小平第一次明确提出：“一个中国，两种制度。”他说：在中国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同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香港客人时讲：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来制定各方面的政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提出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香港和台湾问题。”10月，邓小平又把它概括为“一国两制”：这样，“一国两制”的科学表述就完整地形成了。
“一国两制”的构想最初是为解决台湾问题提出来的，后来又推广利用来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中国政府将运用这既具原则性，又带有极大灵活性的政策实现祖国的统一。但“一国两制”这个创造性构想的意义，实际上已超出了祖国统一这个范畴，而有着多方面的深远意义：
第一，香港和澳门主权问题的解决，是实行“一国两制”政策的硕果，这又将为台湾问题的解决提供先例。1997年7月1日香港政权实现顺利交接，已成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这就使“一国两制”的构想变成了现实。
第二，“一国两制”构想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现阶段的爱国统一战线理论。首先，它扩大了爱国统一战线的范围，它不仅包括实行社会主义的大陆工人、农民和其它社会主义劳动者，还包括实行资本主义的港、澳、台地区的同胞，以及所有海外侨胞在内的全体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其次，“一国两制”还扩大了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它把一国之内两种制度问的差别纳入到人民内部矛盾之中。再次，“一国两制”的构想，还奠定了国共两党目前有可能实行第三次合作的政治基础。
第三，“一国两制”构想为和平解决各种国际争端提供了新的途径。香港问题的成功解决，使人们充分看清了这一点。
第四，“一国两制”构想为世界上处于分裂状态的国家和民族谋求和平统一，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新模式。邓小平指出：“国际上‘一分为二’的情况很多，中国大陆与台湾，朝鲜北方和南方——解决的出路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留下来的问题就是和平竞赛，让人们去最终选择，不是打仗的选择，而是和平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