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2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了邓小平同志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书。该书收入邓小平同志1982年十二大至1984年11月之间的重要讲话和谈话22篇。内容涉及经济政策、外交方针、祖国统一、文化教育、党的建设等许多方面。本书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82年9月1日）中指出：“八十年代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发展上的重要年代。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人民在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这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今后一个长时期，至少是到本世纪末的近二十年内，我们要抓紧四件工作：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打击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内破坏社会主义的犯罪活动；在认真学习新党章的基础上，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综观该书全文，基本上是围绕这三大任务、四件工作展开的。
关于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邓小平这一时期关注的中心内容。他在多次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要逐步发展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他提出了衡量各项工作的标准：“要以是否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工作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这实际上是后来邓小平“三个有利于”标准的雏形。他重申我们现代化建设的近期目标是“发展经济，到本世纪末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达到八百美元，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为此，从内部来说，要继续进行改革，要从农村转到城市。城市改革是全面改革，不仅包括工业、商业，还有科学、教育等其他行业；从对外关系来说，就是要进一步实行开放政策。邓小平的上述谈话实际上从理论上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邓小平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从具体经济建设的策略方针上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在实行对外开放，建立经济特区问题上，他强调“我们建立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他建议除现在的特区之外，还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还要开发海南岛，等等。农业翻番要靠多种经营，最直接的措施一是饲养业，二是林果业；要大力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要重视智力开发，合理使用科技人员，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不仅如此，还要利用外国的智力，以促进我国的经济建设。邓小平的上述一系列指示为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和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祖国统一问题上，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伟大构想。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针对台湾问题，提出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这实际上已经是“一国两制”的初步构想。1984年2月22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说：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1984年6月22日，邓小平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时，进一步明确地提出：“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大陆十亿人口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在另一次会见中，邓小平说：“我很有信心，‘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能够行的通的。”香港的顺利回归证实了这位伟人的预言。
在对外政策上，邓小平也有明确的态度，“中国的对外政策，在八十年代，实际上到九十年代，甚至到二十一世纪。主要是两句话。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句话是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这是我们对外政策的一个基础”。“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他还重申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邓小平的一系列谈话为我国的外交政策制定了基本的立场和未来发展趋势。
在其他方面，邓小平也有精辟的论述。在教育问题上，他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在整党问题上强调不要走过场；思想战线上特别是理论和文艺战线方面，不要搞精神污染，要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等等。邓小平的这些见解必将成为我们的长期指导方针。
本书收入的邓小平的讲话和谈话篇幅都比较短，但这些简短、朴实的语言所包含的理论政策的深刻性、所具有的极大的影响力却是世人皆知的。唯其简短、朴实，才明白、晓畅，有说服力，且易于贯彻，可操作性强。由此我们在指出这一系列讲话和谈话的重要价值之时，也不得不佩服邓小平那高超的语言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