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是我国古代教育史、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教育组织形式。
它萌芽于唐，兴盛于宋，延续于元，全面普及于明清时期。清朝末期改制为新式学堂，延绵1000余年，对我国古代文化教育、学术思想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我国古代书院是一种综合型、多层面的文化教育组织模式，具有传道济民的社会文化功能。书院制度的建立，打破了上层显贵垄断教育的特权，为下层百姓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
春秋时期兴起的私学发展至唐代，开始出现了书院的雏形。唐玄宗李隆基时设立的丽下书院和集贤殿书院，是宫廷图书馆而不是一种教育机构，但它却是书院名称之始。
由于唐代的书院跟后来出现的书院往往有直接联系，所以说唐代是我国书院的萌芽时期。
唐代还出现了一些私人创办的书院，并且成为文人学士们个人读书的场所。其中有几所如庐山国学、皇寮书院、梧桐书院、松竹书院、东佳书院等，已有讲学活动的记载，标志着以书院命名的教育机构的初步形成。其中的庐山国学就是后来闻名的白鹿书院。
两宋时期我国书院蓬勃发展起来，有书院数百所，几乎达到了代替官学的地步，足以使官学黯然失色。
当时的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石鼓书院、茅山书院等的社会功能尤其显现，同时也标志着书院作为一种教育制度已经在宋代形成。
宋代以白鹿洞书院最为知名。白鹿洞书院位于江西庐山。此书院在宋初得到朝廷授予的儒家经典，书院已很知名。
南宋理学大家朱熹常到书院讲学，并写有《白鹿洞书院揭示》作为书院的学规。理学成为官方哲学后，白鹿洞书院因在理学教育中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而名扬天下。
除了朱熹外，宋代著名学者张栻、吕祖谦、陆九渊等人也曾经在书院里讲学，将书院与教育、学术结合，从而带来了学术的繁荣昌盛，使学术与书院的一体化得以完成。
两宋书院制度逐渐成熟和完善，自由讲学、学术研究、问题论辩等书院制度也完全形成。
尤其重要的是，明确提出书院独特教育宗旨把书院与官学区别开来，反对书院成为科学的附庸，使书院成为培养能传道济民的有用人才的场所。但是，由于官方对书院的支持，也带来了一些官学化影响。
元代是书院建设的繁荣时期。元代朝廷采取委派讲学者或给讲学者授予官衔的方式，以掌握书院的领导权。书院的教授、学正、直学等职务的任命、提升也都由朝廷批准。讲学者被称为“山长”，这也是历代对书院讲学者的称谓。
与此同时，元代朝廷还控制书院的学生。凡在书院毕业的学生，需经地方官吏荐举，经监察机关考核。元代这些政策，不仅使得大量官办书院成为官学体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也使得大量私办书院朝着官学化方向转化。
明代初期书院处于沉寂状态。但是在官学成为科举附庸的时候，一批为解救时弊的士大夫便纷纷创办、复兴书院，利用书院培养人才。
尤其是明成化年间以后，不仅那些具有久远讲学传统的著名书院相继复兴，还创办了许多新的书院。
在明大代的众多文化学者中，当时的思想家王守仁在贵州创办了龙冈书院最为知名。虽然当时实行的是科举制，但王守仁仍支持书院制度。他所到之处，广收门徒，遍建书院。
王守仁在庐山游玩时，曾经在白鹿洞书院讲学，一时间，学子蚁聚，风气大开。这样一来，不仅白鹿洞书院的名气更大了，也对自由讲学之风，起了推动作用。
在清代初期，书院受到抑制，康熙、雍正登基后，书院又逐步恢复起来，其中不仅包括民间私人创建的，还包括许多地方官的崇教之举。清代的书院数目超过了以前任何朝代，大概有1900所。
清代末期曾对书院进行改制，但这时的改制，已经不是个人的愿望，而是一种历史的选择。事实上，书院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产物，它必然随着封建社会的衰落而衰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