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里奥的实验室生活又开始了，他自有主张，对他的法国同事们解释说：“军事上我们打败了，但我们必须为祖国进行另一场战斗，……法兰西总归要重新赢得独立，将来需要有能胜任核物理方面工作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
正是由于这种精粹的爱国主义，约里奥一直保持着生气勃勃的斗志。
法国人还以另一种方法和德国人作对：德国人博特要求使用回旋加速器，约里奥同意了，但这台机器老是出毛病，开一会儿机器就变得滚烫，只好把所有的开关马上关掉。这样的事故发生了多次，德国人却从没有怀疑过有人破坏。
实际上想要它出毛病很简单：将冷却系统中的一个水龙头关掉就可以了，这件事一直都由法国主任机械师台尔曼负责进行。
约里奥还参加了一个抵抗运动小组，开展在德国的强权下挽救法国文化生活的活动。
德国人失去了耐心，他们首先逮捕了已86岁的朗之万。
消息传开，世界各地抗议声四起，巴黎法兰西学院举行了大示威，约里奥发表了讲话，他尽力克制着自己的愤怒，谴责德国人对一个伟大人物的侵犯。
最后，他坚定地宣布：除非朗之万获得自由，否则他的实验室将彻底关闭。
声势浩大的示威终于换取了朗之万的自由，38天后，朗之万被释放了。
约里奥的处境则变得困难起来。
德国人没有动他，他们还需要他带几个德国人进行研究工作。但约里奥的行动已经受到了一些限制。
1942年，约里奥加入了共产党，成为法国共产党一名正式党员。
在严峻、黑暗的日子里，约里奥的这一行为无异于找死。
“我之所以成为共产党员，是因为我是一个爱国者”。约里奥这样答复那些感到疑惑不解的人。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约里奥已将生命置之度外，他利用自己的便利条件，贮藏了一批枪支、弹药、炸药、雷管，并秘密将它们提供给抗德特工队。
他曾两次被德国盖世太保逮捕，但约里奥泰然自若，德国人抓不住他任何把柄，只好把他释放了。
1934年，德国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被戳穿了，希特勒的帝国面临着崩溃。
约里奥以昂扬的斗志，直接参加了对德国占领军的打击行动，直到巴黎解放。
1946年3月19日，法国政府在授予约里奥荣誉十字勋章时这样评价他：
“杰出的科学家和伟大的爱国者，他的威信和他个人的行动为创造和发展这个国家的抵抗精神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极端困难和危险的情况下，由于他沉着果断和高度的才干，使组织生产在与占领者的斗争中所使用的炸弹和燃烧瓶成为可能。首都解放后，他回到了国内武装部队指挥部指定给他的岗位，并亲自指挥了制造打击敌人坦克所使用的武器，证明了他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临危不惧。”
神圣的职责
解放后的法国百废待兴：物资匮乏，建筑失修，人才奇缺。
约里奥负责法国科学的重建工作。
1945年，他担任了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要想使法国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能力，只有提高生产力，彻底实现现代化。
约里奥为此制定了一项庞大的、令人生畏的工作计划。
计划重点包括人才的培养、科学的实际应用、设备的制造更新等等。
这需要一笔巨大的资金，财政紧缺的法国政府能拨给科学研究部门这笔巨款吗？
约里奥亲自前往法国财政部，会见了财政部长和“拿着剪刀”坐在那里的预算主任。
约里奥简明扼要地申述了他的理由。
“款子批准了。”财政部长最后说。
预算主任唯一一次没有行使自己的“裁减”权力，约里奥所需的款项足额发放了。
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预算由1945年的301745000法郎增加到1946年的632644000法郎。
这里约里奥努力的结果，他成功地显示了启发人们心灵的才能，把国家与科学工作者紧密地连在一起。
由于原子弹在日本的爆炸，约里奥看到了科学消极的一面，他认为这是科学的悲剧，也是自己的悲剧。
约里奥热情善良，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果断处理问题的才能，使他得以成为法国科学界的领导人物。
这时，他的虚荣心也产生了，希望被人理解，受人拥戴。
冷战时期，法国成立了原子能总署，开始了原子反应堆的建设。
约里奥负责处理所有的重大方针问题，伊伦娜负责化学上的问题。
他们的工作很困难，进展速度令人绝望的缓慢，许多工作人员都失去了耐心，焦躁不安。
约里奥没有失去信心，他向来是以乐观出名的。
1948年12月15日，一个寒风凛冽的早晨。
6点30分，约里奥和他的小组成员到夏蒂荣——原子反应堆建设所在地准时报到上班了。
今天，是“重水氧化铀零功率反应堆”正式启动的日子。成败在此一举。
7点10分，注入第一次重水，记录仪也进入工作状态。
但是没有动静，约里奥有些不安，他让助手考瓦尔斯基又注入一些重水。
计数器开始上升了，巨人般的反应堆要活动它的肌肉了。
大家都聚集在仪器旁，吃着夹心面包，喝着酒，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待着那振奋人心的时刻。
……
12点20分，约里奥又注入一次重水：温度像箭一般地升上去了。
梦寐以求的链式反应得到了。
几分钟后，“重水氧化铀零功率反应堆”大楼的门打开了。约里奥容光焕发地走了出来，对门外等候已久的人群说：
“我高兴地宣布：今天12点20分，法国第一座原子反应堆开始工作了。”
他的话立刻被经久不息的掌声淹没了，人们欢呼着向他拥来，约里奥霎时便被狂热的人群抛了起来。
约里奥感动地流下了眼泪，多少艰辛、误解此刻都已被泪水冲刷得干干净净，他的心里充溢着幸福和骄傲。
庞大的宣传机构立刻把这一伟大的成就披露于世，约里奥也成了记者追逐的焦点。
有记者问：“原子反应堆是否表示你所在的共产党独家和平实现了？”
“这是我们向法兰西民族奉献的第一项成果，是法国人民和平的资本，不属于任何政党。”
约里奥回答。
“你将保守你的工作秘密吗？”
“我们将最大限度地发表我们理论研究的成果，我们现在有东西可以和最先进的国家进行交换。”约里奥毫不犹豫地说。
一位美国记者问：“你们还需要多长时间就可以制造原子弹了？”
约里奥对此作了简单明了的答复：
“我们与原子弹毫无瓜葛。”
约里奥的态度是众所周知的，但由于他是一名积极的共产党员，参加了许多科学范围之外的活动，受到了英、法、美等许多右翼报纸的攻击。
约里奥意识到自己正走在一条艰难的道路上，攻击他的叫嚣声越来越高，但他的鲜明立场却一刻也没有改变。
1949年4月20日，约里奥主持了第一次世界保卫和平代表大会的开幕式，几天后发表了保卫和平、限制原子弹的声明。1950年4月5日，在共产党代表大会上，他重申了这一立场。
他惹恼了美国和英国等西方国家，法国为了维持与美国及北大西洋同盟之间的关系，不得不让约里奥下台。
1950年4月28日，约里奥被免去原子能总署高级专员的职务。
世界各地对约里奥的被撤职提出了抗议，但在既成的事实面前，说理是没有用的，约里奥被排斥在原子能总署之外。
伊伦娜也受到了牵连，她任职的合同期满后，也没能继续延期。
约里奥受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他开朗的性格也似乎变得沉默了，但是5月5日在法国大学做每周一次的讲演时，他依然显得刚毅。
在马赛曲的歌声中，他稳步走上了讲台。桌上堆满了鲜花，人满满地挤了一教室，连走廊和楼梯都挤满了人。
掌声雷动，向这位伟大的科学家表示崇高的敬意。
约里奥激动得喉咙梗塞了——不管怎么样，法国人民没有忘记他，他的成就和科学家的地位永远也不会被抹杀。
他继续担任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从事着政治性的工作。
伊伦娜始终坚定不移地和他站在一起，分担他的苦恼，安慰他，她知道自己活不了几年了，她要尽力给他一些精神上的宽慰。
约里奥“保卫和平”的主张在全世界得到了共鸣，一个新的组织机构——世界和平理事会成立了，约里奥当之无愧地被推举为主席。
约里奥已经从痛苦中站起，他发现自己有许多社会工作要做，他感到生活又充实快乐起来。
然而，伊伦娜之死却又一次使他坠入了悲痛的深渊。
最后的日子
伊伦娜的身体健康状况一直不佳，因为年轻时受到X射线大剂量的辐射，她患上了白血症。
但她仍没有停止自己的研究工作，一直到逝世前，她一直主持着巴黎镭学研究所的工作。
1956年3月14日，伊伦娜病情恶化，不幸在巴黎居里医院病逝。
在从事放射线研究工作的科学家中，她和她的母亲玛丽·居里是仅有的两位因放射线辐射而致死的科学家。
约里奥痛不欲生，他们幸福地工作和生活，相濡以沫，长达30年之久，一夕之间却已永别，怎能不让他悲伤呢？
约里奥拿出了巨大的勇气，他还有许多重要的事要做，他明白自己的日子也不多了。
1958年5月，他去莫斯科作了最后一次访问。
8月2日，星期三清晨，约里奥睡觉的时候忽然发现自己鼻子出血了。
他预感到自己的生命到了尽头，他喊了管家安娜，对她说：“我不行了！”
约里奥被送往圣安东尼医院，但他脑子还清醒，还能和护士聊天。这样过了几天。
8月14日晚上6点钟，约里奥昏迷过去了——再也没有醒来。
当法国总理解除约里奥高级专员的职务时，他曾指着窗外一棵百年老树说：种下那棵树的园丁已去世了，但他栽的树仍在这儿，只有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
社会承认了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官僚主义和人民大众这次出奇的一致，政府安排了国葬，上千人参加了他的吊唁活动——约里奥种植的树已根深叶茂。
逝世前，约里奥谈到了死，朋友忌讳莫言，但约里奥却戏谑地说：“人总是要死的，如果你要写墓碑碑文的话，我建议你这样写：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一个为公正的世界，为没有战争恐惧、没有社会罪恶和不平的世界而进行过斗争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