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一个！”大队书记本来是想让社员们先用的，现在看来只有他带头洗澡了。
大队书记的家安上了太阳能热水器，村民们就从早到晚地来“眼见为实”了。“这种器是不赖！”这位老大爷说，“我这辈子也没大洗过澡，这好，见天都可以洗了。”“嘿！老土鳖！”这个愣头青说，“这还不是得空就可以洗！我一天洗他三回！”
三十个热水器，让社员们争着搬走了。
“就他们三十户有热水器？我们也要！”
当然，谁要给谁嘛！每个热水器，大队补助一百元，农民只要出三十元就行了。
太阳能灶也家家安上了。这位妇女把一屉馒头从太阳灶上取了下来：“你瞅瞅，说话就蒸得了！先头吃完早晨这顿饭，归置归置，就烧锅做午饭。还没做得呢，下地的人就到家了！一天到晚紧折腾，就是做三顿饭；有了太阳灶，连玩儿带做饭的就齐了！现在的年轻媳妇多享福啊！”
看看这家门上的对联：“国泰民安，民富国强。”这家的主人准是钻研过辩证法的。
啊，这家还是太阳房，靠空气循环取暖。省事，省煤，省时间。
省下时间干吗呢？
“我就是想学习。”张朝菊姑娘叹了口气。她上小学的时候，老师让大家学黄帅，上高中的时候只想毕了业就可以不学习了。大队让她管沼气以后，她才渴望起学习来了。“姐，看电视吗？”十多岁的小弟在隔壁屋里叫她。“去！去！去！”张朝菊连一句话都不愿多说。除了《霍元甲》，什么也不看。电视开多大声，她也听不见了。“沼气技术员的职称你能拿下来吗？”“能！”“你敢下保证吗？”“敢！”
不仅敢攻沼气，还能攻太阳能。《能源的利用》、《国外沼气技术》、《农村太阳能的利用》……大队真重视智力投资。谁要学习，买书都可以报销。听广播讲课没有收音机，队里给买。没有录音机的，大队补助一半的钱鼓励你买。
“你这个录音机是什么牌儿的？”
“谁知道。那洋文谁认得！”
“那键上也全是洋文。你怎么知道该按哪个键呢？”
“轮着个儿地按呗，总有按对的。”
“为什么不让咱的孩子学英语？”刚才那位拥有了太阳灶、太阳能热水器而且知道电视要“带色”的，录音机可以听“外国戏曲”的农村妇女，望着已经拥有的一切，就想到天外有天了，“不学英语，不把咱农村孩子全耽误了？！”
大队的师资太差，稍好一点的就调到县城重点中学去了。干吗人为地把人从中、小学起就分成重点不重点的？难道乡里的孩子就命中注定不能当重点、当尖子吗？福建农村有一个孩子外号“弹弓大王”，他到安徽后给一个中学老师看中，1984年进了国家射击集训队，1984年7月29日十一点十分弹弓大王许海峰砰砰砰地连中十环，拿下了奥运会第一块金牌，揭开了中国体育史的新的一页。
我们的农村，正像河南农民今年举行的摩托车越野比赛一样，正在风驰电掣般地前进。
中国的现代化首先必须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的全面的知识化。留民营现在已经买得起电脑了，可就是没有人会操作。“怎么样，朝菊”，我说，“下决心学英语，学计算机吧！”
凡事预则立
当国家面临着知识的挑战的时候，根本的办法是给百姓们提供尽可能多的求知的机会。
北京西城区育民小学的这些十多岁的孩子，获得了农村姑娘张朝菊还得不到的机会。他们课余就上西城微电脑中心学习。这个中心，就设在他们的学校里。
我的身边是这群像小鸡似的叽叽喳喳的孩子。
门牙上套着矫正器的吴岩珏说：“我爸是核工业部的。我爸带我到他们的机房里去看过的，那儿人人都用电脑工作。我爸说我学电脑将来肯定有用。”
穿着美丽的绣花衬衣的方紫晶说：“我爸是首钢的。那儿净是用计算机控制生产过程的。我爸说不懂计算机就没法工作。”
梳着运动头、长得像小白猫似的储红说：“我们是西城区小学第一批学计算机的，我特高兴，我真幸运！”
长得黑而俊俏的、一说话两颊就泛出两片桃红的马劼雯说：“我弟弟可羡慕我了，他老说他要是到四年级也能学计算机就好了。”
董晓晖一说话就漾出两个小酒窝：“我哥是中学生，他直让我教他呢！”
董晓晖的头发光洁地往后拢成一把，她那长长的挺拔的眉毛和长长的凹陷的黑眼睛，透着内秀和自信。她的妈妈得了重病，爸爸和哥哥体质都很弱。这个十多岁的小姑娘就挑起了家务重担。
董晓晖天天清晨去奶站取牛奶。
董晓晖切的扁豆丝细而均匀，简直像工艺品。
董晓晖拖地板的动作干净漂亮，活像艺术体操。
董晓晖一人擀皮，爸爸、妈妈、哥哥三人包饺子。
董晓晖晚上临睡前给妈妈铺床。
小学生董晓晖的身上，似乎已经继承了沿袭千年的贤妻良母的全套功夫。
董晓晖只能向夜晚要时间。深夜十一点了，她还在灯下编制计算机的程序。
妈妈心疼了：“阿晖，老师是不是让你们明天一定要交？如果明天不用交，那你就明天再接着干嘛。”
“不，”阿晖像大人一样叹了一口气，“我今天想干的事不愿拖到明天。”
“阿晖，这次的作文你还没做吧？”搞文学工作的母亲当然希望在作文上对女儿有所帮助。
“妈，你别说，我要自己想。”
嗯，这种独立性似乎又不像我们的传统美德。
不过，她正是凭着这种独立作战的劲头，在今年的区计算机程序设计比赛中得了第四名，还因为对微机键盘提出革新方案获得了市小发明三等奖。
阿晖还写了篇《我的妈妈》投给了《北京晚报》，不过她没告诉妈妈。
为什么不告诉妈妈？她自己也说不清楚，是因为希望自己也有点小小的秘密？是因为不愿意事事都请示、汇报？是因为不愿意什么都由大人管着？是因为觉得爸爸妈妈已经有点保守了？
你瞧她说的：“妈，你不明白，你们是60年代出来的。”
妈妈笑了：“我知道，你是80年代的人，是‘信息时代’的人。”
董晓晖高高地扬起了她的长眉：“妈，你也知道信息？”
好像只有她这个西城区微电脑技术中心的小学生才知道。
孩子的思想总是有限的。这里不想去苛求她了。董晓晖那对深深的酒窝里，好像储存着我们千年传诵的克勤克俭的美德；董晓晖那对长长的挺拔的浓眉。又好像挑战似的焕发着未必为众人所容的独立精神。
这，也是80年代中国人的时代精神？
我们伟大的母亲们，在她们眼里，孩子总是孩子。孩子永远是孩子。所以他们天天要告诉孩子早上要吃饱饭，出门不要着凉，过马路不要撞了车，热了要脱外衣，什么人不要接近，什么书不要看，什么事不要听，什么问题不要去想……
尤其是在过去“左”的路线下培育出的干部，往往身在“左”中不知“左”，总是要把自己固有的思想源源灌进他的下属们的脑中。这样，下级慢慢就不会思想，就满足于既定的一切，再无“非分”之想了。
随着生活水平的愈来愈提高，人民的“非分之想”愈来愈多了。
农民说话了：为什么我们乡的中学没有英语课？
中年知识分子说话了：愈是把我们当骨干，愈是没有学习、进修的机会了。
青年科技人员说话了：什么杂事都要我们去跑腿，真正搞业务的时间太少了。
小学生说话了：人家都学计算机了，为什么我们学校还不让学？
这是前天——1984年8月23日《人民日报》的头版。这篇题为《解大胆》的报道，写到河北省获鹿县委书记“解大胆”“大声疾呼：‘禁得多不合国情，管得死不符民意，要富民必须排卡除障。’”
经济的活跃决定了思想的活跃，社会的发展促进了民族的发展。
人民对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力量、自己的义务、自己的权利，都在重新认识。
怎样的政府就有怎样的人民，怎样的人民就有怎样的政府。
当我们上上下下都看到了国际竞技场上是货真价实的力的较量的时候；当我们清算封建残余、愚昧无知的时候；当我们看清目前国际上这场新的技术革命对我们既是一个机会，也是一场挑战的时候；当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再失去这一次机会，我们的命运就在于能不能抓住这次机会的时候，我们已经迈出了一大步。
啊，凡事预则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