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川市委、市政府大院盘踞在南湖边一个低矮的山包上，办公楼、宿舍楼、幼儿园，杂乱无章地挤在大院里，甚至还有几座民房就建在大院的最北边，所以大院里面经常可见荷锄而过的农民，成为海川一道独特的风景。这是历史遗留问题，牛拾劲那一代南下干部主政海川时，选定这个湖边山包作为机关所在地，山光水色，景色迷人。可山包上已有几户农家，当时机关没几座房子，也没觉得有什么大碍，干群和谐，其乐融融。随着时间的推移，机关人口和建筑物的增多，矛盾就显露出来了。机关管理局曾动员那几户农民搬迁，也提出了比较优厚的条件，但那几户人死活不搬，说是当年地委、行署同意他们留在那。其实这些人除了怕搬迁给生产生活造成麻烦外，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认为这地块风水好，能福荫子孙，不然领导什么地方不挑偏偏挑这山包做衙门？机关管理局也想过将他们摒于大院围墙之外，但还是没能搞成。为什么？大院好几幢建筑基本和民房连在了一起，再说，把他们围到围墙外，他们出行的路就给堵了，往哪儿走呀？不还得给他们绕着大弯修条长长的路。修路，他们也不干，嫌太远。这事情，只好这样搁下了，但要求农户不得养猪养牛。
袁行舟的宿舍，就在一座民房前面。从窗户探出头，农户的屋顶就在眼下。清晨，雄鸡唱晓；傍晚，炊烟袅袅。没事的时候，袁行舟喜欢趴在窗台上，看农户门前欢跑的狗儿，不停啄食的鸡和蹒跚学步的孩子，甚至某次还看见男女主人光着身子在床上打滚——这对健壮的夫妻显然太激动了，忘了拉窗帘，不知道有多少个因无聊而临窗的人目睹了这场大战。
桌子上的烟酒已经没了影子，恢复了往常的杂乱。袁行舟凝视肮脏的桌面，心里涌起了一阵愧疚，为自己不光彩的卑劣行径感到羞耻，胃部泛起一股酸水，难受得几乎想吐。但这种羞耻与愧疚瞬间又被一种快感取代。他想象领导抽着假烟、喝着假酒大发雷霆，韩东林被训得狗血喷头的倒霉样，不禁哑然失笑。这就是代价，就是平日里无端羞辱我的代价！袁行舟为自己找了个堂皇的借口，虽然还是有些心虚，但坦然多了。
袁行舟所想象的场景没有出现，韩东林并没有那么惨。他送给领导们的烟和酒，要么被藏之高阁，要么被转送他人，苏同珂则干脆没收，唯有办公室副主任刘静棠拆了烟抽了，刚一口就知道是假烟，气得在家里暴跳如雷，直想把韩东林叫来大骂一顿，但想想又不妥，只好把对韩东林的怨恨深深埋在了心底。
《平凡的世界》看完了，孙少平、孙少安、田晓霞等人物活在袁行舟的心里，他为他们的情感与生活经历高兴、痛苦、悲伤，但他并没有过度沉湎在小说之中。他从小说中读出了一个道理：要摆脱贫困窘迫的命运，单凭努力奋斗还不够，一定要充分利用自己的智慧，集聚一切有可能的力量！人脉关系是最重要的，在人事复杂的机关，一定要睁大了眼睛，探明水的深浅，理出一条游刃有余的路。要低调，要隐晦，不要看轻任何一个人，不要轻易与任何人树敌。
想到这里，袁行舟嘴角露出了一丝坚毅的笑容。
下午，趁着给梁腾飞送材料的机会，袁行舟特意绕到康寒松的办公室，敲敲门，走了进去。自从彭方羽介绍他认识康寒松后，他又单独找机会去了几趟康寒松的办公室，和康寒松说上几句家乡话。康寒松对于这个年轻人最近时不时到他办公室显得有些不耐烦。政治饭吃了几十年的康寒松，一眼就看穿了袁行舟的心思，无非就想靠上自己这棵大树。所以，每当袁行舟来到办公室，他不是随便敷衍几句，便是以工作繁忙暗示袁行舟早点离开。
这次，当袁行舟神色恭谨走到他办公桌前，嘴边还没有张开，康寒松的肥脸便绷紧了，也没叫袁行舟坐，硬邦邦地说：“年轻人，什么事情都要靠自己，不要老指望着别人能帮你什么！”说罢，埋头整理桌上的文件，再也不看袁行舟一眼。袁行舟尴尬地立在当地，说不出一句话来，赤红着脸走出去。
康寒松今天说话不好听，除了对袁行舟不耐烦外，他自己心情不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昨晚陪李之年打牌输了不少钱。李之年喜欢打牌，往往兴趣一来，便叫上一些领导干部和商人打牌，玩一种叫“跑得快”的扑克牌游戏。游戏不是白玩的，一张扑克牌一百元，上游的人要向三游、未游的收钱——你手上剩几张牌，就得出几百块钱。李之年逢赌必赢，就是输了也是赢——谁敢赢他的钱啊？这不，昨晚一个包工头本来赢了六千元，看输了钱的李之年脸色不好看，便从口袋中掏出四千元，加上赢来的钱，凑了一万元送给了李之年。李之年喜欢打牌，是海川公开的秘密，有的人出于这种那种的原因不大想去打，但李之年一句半开玩笑的“本领导叫你来打打牌你都不来，不讲政治啊你！”吓得人跑步也要跑去。因此坊间流行一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市长半夜打电话。”当然，这种高层游戏，很多人想参加都没得参加。康寒松昨晚手气不大好，也输了将近一万元，心情大为郁闷。袁行舟不凑巧这时候到他办公室套近乎，难怪没有好脸色看。
康寒松的办公室在三楼，综合科在二楼，在往回走的过程中，袁行舟觉得这一段路是那样漫长，腿脚是那样的沉重。羞辱啊，这简直是自取其辱！康寒松各种表情的脸在他脑中变幻交替——和蔼的，严肃的，愤怒的，慈祥的，谦卑的，嘲笑的……袁行舟感觉自己走不动了，便停了下来扶墙站着，豆大的汗珠从额角沁出。这时，苏同珂恰巧经过，看袁行舟神色不对，关切地问：“小袁，你怎么啦，脸色这么差？”
袁行舟深深吸了一口气，用手擦了擦汗，说：“没什么，可能有点中暑，办公室里有正气水，喝点就没事了。”
苏同珂按了按他的额头，说：“嗯，还好，不怎么热。本来想叫你去计委跑一趟，了解一下几个重点项目的进展情况。这样，你先去休息吧，我让小韩去。”
袁行舟感激地说：“苏主任，没事，还是我去吧。真的没事。”
苏同珂拍了拍袁行舟的肩膀，说：“好吧，你去我放心。还是要注意身体啊。”
袁行舟回到综合科，喝了口茶，稳定了一下情绪。他先给计委打了电话，联系好相关人员，然后出大院叫了一辆黄包车，坐上就走。
踩黄包车的是一个壮实的中年人，穿着一身破旧的衣裳，脚上是一双泛白的解放鞋，看样子来自农村。那车夫蹬开了车，问一句：“老板，去哪？”
“直走，去市计委。”
“好嘞，您坐好了。”车夫使劲地蹬起车子。拥挤的大街上，车流人流杂乱无章，这车夫却骑得游刃有余，左穿右插，明明一辆小四轮对面冲过来就要撞上，这车夫将把头一扭，黄包车擦着小四轮车厢而过，小四轮上甩下一句恶狠狠的话“找死啊！”而黄包车已像鱼一般游到另一辆卡车边，戛然而止，避过相向的一辆摩托。袁行舟直看得心惊肉跳，忙对车夫说：“师傅，我们不赶时间，安全第一啊，慢点骑。”
那车夫“唔”了一声，将速度放慢了一些，说：“老板，钱不好赚啊，我也想赶着多赚几个呢。”
袁行舟对这车夫突然产生了一些兴趣，便问：“师傅，你哪里人啊？”
“乡下人，榆江，江门，听说过吗？”
“江门？哦，我去过。”袁行舟想起曾经跟随李之年到那调研过，脑中几乎同时浮现出了成片的牛羊。
“小地方，农村，没啥好待的。”车夫摇了摇头，又好像是自言自语，“农民苦命啊——”
“江门挺好的呀，我还去过坑头和坑尾村呢，那里的农民靠养……”袁行舟的话还没说完，那车夫回头打断了他的话：“我就是坑头人啊！”一脸惊讶。
“啊？！”袁行舟觉得实在是巧，但他心头立马就有了疑问，便问车夫：“师傅，你那地方不错啊，家家户户都养羊，不少人靠养羊都发了财，你怎么跑出来蹬黄包车了呢？也不是说蹬黄包车不好，只是放着家里的财不发，跑这里日晒雨淋的多辛苦。”
车夫苦笑了一声：“哎呀，别提养羊了，简直折腾死人。政府的嘴巴就是……。”说完，马上意识到不对，忙对袁行舟说：“老板，乡下人不懂讲话，你别见怪。”
袁行舟也笑了笑，说：“你随便说，我也不是政府里的人，是来这里办事的。我只是好奇，都说你们那养的羊可多了。”
“咳，提起来一肚子都是气。那纯粹是糊弄人的。听说是有什么大领导要来检查，县里乡里的干部就要我们家家户户都去准备羊，每家至少要三只，没有的想办法去借，借不来完不成任务的，要罚款一百。老百姓谁不怕罚款啊，只好到处去借，借不来的只好花钱去租，一头一天五块钱哪。说是政府会替我们出租金，到现在还没见到租金的影！干部还说，不能跟领导乱说话，说错了话也要罚款。千交代万交代他们还是觉得不放心，后来派了七八个干部到我们家里借了干农活的衣服，索性让他们充当羊倌。那么多羊，都是外村借来的，怕弄乱了，还不了人家，只好家家在羊身上做记号。为了不让羊乱跑乱窜，影响领导视察，乡里专门安排人向坡上草地喷洒羊爱吃舔的盐水，羊就乖乖地待在那吃草了。”
袁行舟听得目瞪口呆，他终于明白当初看到的那些羊身上为什么涂着不同的颜色了。
“我们村还好些，羊还比较好借。坑尾村的人就惨了，他们要到处借牛！牛，那么好借吗？哪有那么多牛？一家一头，也要大几百头啊。
“这些年，有些领导把农民给骗惨了。前几年，让我们种西瓜，要求家家户户都要种，不种都不行，把你菜园子里的菜都拔了，一定要种上西瓜。到处都种上了。瓜熟了，价格却贱得让人无法接受，甚至还够不上运到城里的车费，只好眼睁睁地看着瓜烂在地里。县政府这时候没人出来讲话了，他不管你卖得掉卖不掉了。乡下人骂街，说某人说话不算数，就讲你的嘴巴怎么像某些领导一样。作孽呀。我家借了三只羊，不知道怎么搞的没了一只，我老婆哭得要去喝农药。唉，真不叫人活呀。孩子读书要钱，老人生病要钱，买种子买化肥要钱，乡政府时不时还要来收这钱那钱。钱钱钱，钱去哪里拿啊。只好跑城里卖力气赚点辛苦钱了。”
袁行舟心情很沉重，没有再说话，下车的时候拿了十块钱给车夫，没向他要找零就走了。他为自己曾经写过的调研文章而脸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