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的社会当中，家庭是最古老的社会，又是唯一自然的社会。然而，孩子依靠父亲的这种自然联系也会有解除的一天，因为它只在孩子需要父亲抚养的时候才是必需的，孩子终有一天会不再有这种需要。应有的服从和照顾一旦停止，孩子与父亲就同时恢复了独立，他们可以自愿地继续保持这种联系，但那不再是自然的了。要维持此时的这种家庭，只能靠契约。
人性是这种人人皆有的自由的根源。保证自身生存是人性的首要法则，人性关怀会把人自身应得的关怀列在第一位。一个人开始成为自己的主人的时刻是，他已经有了自己的理智，关于维护自己生存的手段，他能够自行判断出什么是适当的。
我们不妨认为，父亲的延伸就是首领，孩子的延伸就是人民，也就是说，政治社会的原始模型就是家庭。而且，在政治社会里，每个人都是天生自由和平等的，如果他转让自己的自由，那目的也是为了给自己带来好处。在家庭中，有了父子之爱就能履行父亲关爱孩子的义务，但一个国家的首领对他的人民没有父子之爱，发号施令的乐趣取代了这种关爱。这就是家庭与政治社会的根本区别。
对于一切权力的建立都要服务于被统治者这一观点，格劳秀斯表示反对[1]。他用来阐释自己观点的例子是奴隶制。根据事实确定权利是他最习惯使用的推论方式[2]。至于其他方法，或许还有一种看似更合理的，对暴君[3]而言却未必更有利。
按格劳秀斯所说，全人类与某一百个人之间的从属关系并不能确定。从他的整部书来看，他好像有赞同霍布斯[4]意见的倾向，即认为全人类应该属于某一百个人。按照他们的意见，人类被划分为一群一群的牛羊，每一群都有一个首领，首领保护他们也正是为了吃掉他们。
皇帝卡尼古拉[5]曾有这样的类比和推论：人类首领是人类的牧者，若论品质，首领高出人民，就像牧羊人高出羊群一样。他甚至还得出了君王皆是神明和人民尽是牲畜的结论。这一观点出自费隆的记载。
卡尼古拉的推论和霍布斯与格劳秀斯两人的推论是一致的。其实，早在两人之前，亚里士多德就已经提出了类似观点，他认为，从根本上说，人并非生而平等，有些人是天生的奴隶，而另一些人是天生的统治者。
然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每个生下来就做奴隶的人，都是由于他们是在奴隶制度之下出生的。亚里士多德没有说错，但他把结果看成原因了。奴隶对自己被奴役状态的喜欢，胜于尤利西斯[6]的同伴对自己牲畜状态的喜欢。奴隶的一切，包括重获自由的愿望，都被枷锁的长期禁锢磨灭了。因此，如果有天生的奴隶的话，那是因为先有违反天性的奴隶制度的存在。奴隶最初只是强力的产物，他们之所以永远成为奴隶，是因为他们变得胆怯了。
有人认为，分占了整个世界的三大君王[7]的父亲诺亚王或亚当王，在某些行为上跟萨图努斯的儿子[8]一样，可我在这里对这二人只字未提。因为，承认他们曾是全世界的王，我作为其中之一的直系后裔，而且很可能是其某个长子的后裔，再深入考察我的族谱，就有可能发现，应该由我来充当全世界的合法的王。希望我的这种谦逊可以得到人们的感激。不管怎么样，没有人能够否认亚当曾是世界的国王，正如鲁滨孙是他的荒岛的主人一样，因为他独占着整个荒岛。而且，这样的帝国有一个极大的好处，那就是君王可以一直在王位上高枕无忧，永无叛乱、战争或篡逆之虞。
注释：
[1]格劳秀斯，1583～1645年，荷兰法学家，古典自然法学派主要代表之一，世界近代国际法学的奠基人。
[2]这种方式与阿冉松侯爵（阿冉松曾任法国外交大臣。——译者注）的做法如出一辙。阿冉松在自己的著作《与邻国关系对法国的利益》中说：“对公法的学术研究往往无非是古人们滥用权力的历史罢了；过分费力地从事这些研究，会使人徒然地头脑发昏。”——作者注
[3]要注意，格劳秀斯是倾向于专制的。如果一切权力不是为被统治者而建立，那么这个国家就很可能走向专制，而专制之后难免有暴君。
[4]托马斯?霍布斯，1658～1679年，英国哲学家和政治家，社会契约论的早期代表人之一。他提出了自然状态的概念和国家起源说，反对君权神授，主张君主专制。
[5]卡尼古拉，公元37～41年间的罗马皇帝。他是一位著名的暴君，荒淫嗜杀，自诩为神。在位不足四年就被杀害，时年28岁。
[6]尤利西斯，希腊史诗《奥德赛》中的英雄，他的同伴们在回家路上被变成了猪。
[7]即诺亚的三个儿子闪、含、雅弗。
[8]萨图努斯曾与提坦神族约定吃掉自己将来出生的儿子，后来却被儿子推翻并逐出了天堂。这是罗马神话，萨图努斯是罗马民族的农神，这个儿子就是朱庇特；在希腊神话中，萨图努斯就是第二代众神之王克洛诺斯，这个儿子就是第三代神王宙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