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祖母名叫伊米莲·阿杜·索朗热·胡，她在19岁生日之前，曾经三次坠入情网。
伊米莲生于1904年3月1日，在家中排行老大，她的弟弟妹妹也都是在3月份的第一天来到世上。雷尼紧随其后，生于1905年，玛尔格生于1906年，最小的皮耶海特生于1907年。胡氏四姐弟均为双鱼座[2]，性情多愁善感，举止鲁莽冲动，常常意气用事。
他们的父亲博勒加尔·胡是一位著名的颅相学家[3]，头顶和手背长满了金灿灿的卷毛，讲起法语来总是带着隐隐约约的布列塔尼[4]口音。他体型壮硕，可以轻而易举地用一条胳膊抱起四个孩子，并且用另一条胳膊拎起家里的山羊。
我的外曾外祖母跟她的丈夫截然相反。博勒加尔昂藏七尺，仪表不凡，犹如一座巍峨巨山，而他的妻子则纤细瘦削，弱不禁风，整日缩着脑袋行走。她的皮肤透着橄榄棕，他的皮肤泛着玫瑰红；她的发色很深，他的发色很浅。每当博勒加尔·胡踏入房间，大家都会纷纷扭头，报以仰视的目光，可是假如他的妻子出现，却不会引起任何注意，显得毫无存在感。
在夫妻二人同房的夜晚，街坊邻居不停地被博勒加尔的低沉咆哮所惊醒，但是他的妻子却几乎一声不吭。其实，她一直很少开口。在为她接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特鲁维尔村[5]的大夫提心吊胆，频频抬头查看，确保她还活着。屋里的寂静实在令人难以忍受，等到第二个孩子出世的时候，大夫临阵退缩了。结果，博勒加尔不得不穿着长筒袜，匆匆忙忙地跑了十七千米，去翁弗勒尔镇[6]寻找助产士。
在嫁给博勒加尔·胡以前，外曾外祖母没有留下任何生活的痕迹。能够表明她存在的证据仅仅是两个大女儿——伊米莲与玛尔格，她们继承了母亲的乌黑头发、小麦肤色和浅绿瞳孔。唯一的儿子雷尼酷肖父亲，小女儿皮耶海特则遗传了博勒加尔的浓密卷毛，就像披着亮黄的麒麟草[7]。四个孩子都不知道母亲的名字，还以为就是“妈妈[8]”而已。天长日久，他们始终如此坚信，甚至从未考虑过其他的可能性。
也许是身材高大的缘故，在1912年的元旦，博勒加尔·胡突然觉得狭小的法国村庄已经容不下自己了。他梦见飞速行驶的汽车，向往遮天蔽日的大楼，渴望抚摩陌生的头骨，期待阅读崭新的人生。可是，特鲁维尔只有一片肮脏腥臭的鱼市场以及沉迷于颅相学的女邻居。于是，在那年的3月1日，也就是伊米莲的8岁生日、雷尼的7岁生日、玛尔格的6岁生日、皮耶海特的5岁生日，博勒加尔开始谈论一个叫作“曼哈屯[9]”的地方。
“在曼哈屯，”他一边从屋外的井里打水，一边对乡亲们描述，“无论何时需要冲澡或洗脸，只消拧开水龙头就行，流出来的不仅仅是水，而是热水。诸位，你们能想象得到吗？每天早晨都可以在家中的浴缸里见证奇迹！”说罢，他捧腹大笑，引得众人忐忑不安，盼着博勒加尔·胡能顾及自己的块头，表现得稳重一些。
一个月后，他卖掉了颅相学店铺。为此，特鲁维尔的女村民颇有些闷闷不乐，就连男村民也不免灰心丧气，因为他们最喜欢谈论的对象就是博勒加尔。他买下了“法国号[10]”初航的六张三等船票，家里的全体成员一人一张。当然，不包括那头山羊。他教孩子们用英语从一数到十，还热情洋溢地告诉他们，美国的街道跟特鲁维尔的街道迥然相异，并非覆盖着尘土，而是铺满了铜石。
“金子！”年幼的伊米莲插嘴道。倘若美国果真如父亲所设想的一样美妙，那么筑路的材料肯定比铜石要好。
“傻丫头，”博勒加尔温和地责备她，“美国人就是再蠢，也不至于用金子铺路。”
“法国号”堪称法国机械工程行业的奇迹，其体积超过普通商船的两倍，在前进速率、奢华程度、服务质量和菜肴水平等方面，可谓史无前例。它的初航始于熙熙攘攘的勒阿弗尔[11]港口，距离特鲁维尔约四十二千米。
1912年的勒阿弗尔是一个社会等级分明的城市，东边环绕着蒙蒂维利耶[12]和贡夫勒维尔洛谢两座村庄，南边隔着塞纳河[13]与翁弗勒尔镇遥遥相望。在19世纪末期，附近的桑维克[14]与布莱威尔并入勒阿弗尔，现代的新城区俯瞰着古老的旧城区，两个部分之间依靠八十九级台阶和一架索道缆车相连。山上的豪宅属于腰缠万贯的商人和船主，他们在19世纪早期借助港口的优势积累起大笔财富，进而占领了居高临下的新城区。在勒阿弗尔的中心，坐落着市政大厅、专区政府、法院、体育俱乐部和土耳其澡堂，还有许多博物馆、赌场以及昂贵的饭店。这里是印象派运动的发源地，孕育了克劳德·莫奈[15]的名作《日出·印象》。
勒阿弗尔的郊外和旧城区住着劳动阶级的家庭，水手和码头工人在港口周围干活，到处都充斥着剥削的雇佣制度、糟糕的排污系统与恶劣的生存环境。肺痨横行肆虐，墓园不堪重负，土里埋葬着死于1832年霍乱[16]爆发的穷苦百姓。流浪的波西米亚人[17]放荡不羁，廉价的红灯区夜夜笙歌，举止柔媚的司仪在酒馆里主持着妖娆的歌舞表演，男人们只需花上几个小钱，就能买杯烈酒，寻点儿乐子。在高不可攀的新城区，阔绰的资本家开怀畅饮，坐在华丽而堂皇的房间里，憧憬着更加幸福、成功的岁月；在低贱卑下的旧城区，贫困的劳动者慢慢腐烂，泡在粪便与尸体中，忍受着日渐混乱、灰暗的生活。
对于胡氏家族的孩子来说，船舶停靠的码头就像一支旋律悦耳动听的乐曲，又如一幅妙不可言的油画，混合着异域情调与世俗气息：咸咸的海风、热带的水果、刺鼻的咖啡豆、酸溜溜的鱼血、装满棉花的粗布麻袋、抓挠皮癣的猫猫狗狗，以及写着美国地址的沉重行李箱。
一位摄影师站在新闻记者中间，用壮观的折叠式相机记录着“法国号”的初航。当头等舱的乘客陆陆续续登船时，胡氏家族跟剩余的下等舱乘客耐心地排着队，等待海关的工作人员检查他们身上的虱子。博勒加尔让伊米莲坐在自己的肩膀上，她极目远眺，欢呼的民众犹如宽檐草帽组成的波浪。后来，一张刊载于巴黎《费加罗报》[18]的照片展示了此刻的巨轮，如果眯起眼睛仔细观察，还可以勉强分辨出一个小女孩儿的身影悬在密密麻麻的人群上方，显得颇为诡异。
一周前，号称“永不沉没”的英国邮轮“泰坦尼克号”刚刚沉没于汪洋之中，“法国号”的乘客深刻地意识到脚下的冰冷海水十分危险，他们神情严肃地朝着远处的码头挥手道别。可是，博勒加尔·胡却独自跑到甲板的另一头，想要率先迎接充满机遇的美洲大陆、铺着铜石的闪亮街道与建在室内的水管设施。
胡氏家族的舱室有两排固定在墙上的双层床，还有一个立在中央的洗手池。倘若博勒加尔深深地呼吸，就能抽走房间里的全部空气。大船不停地摇晃，妈妈宣称自己的心脏在剧烈颤抖。不过，孩子们却很喜欢小小的舱室，尽管在某些晚上，博勒加尔会鼾声如雷，害得大家胸闷缺氧。
“法国号”开启了一个前所未闻的新世界。黄昏，他们侧耳倾听，欣赏着寂寞的小提琴曲或者悠扬的苏格兰风笛，伴随着夕阳西坠，下等舱的即兴音乐会渐入高潮。深夜，他们屏气凝神，守候着左邻右舍的嬉闹，透过薄薄的墙壁，捕捉各种各样的动静，把脸庞埋在粗糙的枕头里，掩饰着疯狂的大笑。白天，他们去探索下层甲板，并且想方设法地尝试，企图偷偷溜进戒备森严的头等舱。
瞧见美国的土地映入眼帘，船上的乘客集体松了口气，结果导致风向发生变化，旅途又延长了一天。但是没关系，反正他们已经顺利地抵达了终点，再也不必担惊受怕，唯恐会步“泰坦尼克号”的后尘了。
当“法国号”靠近曼哈顿西部的码头时，高举火炬的铜像成了美国留给伊米莲的第一印象。她暗暗思忖，好吧，如果这就是美国，那简直太丑了。我的外祖母并不知道，其实自由女神[19]跟她一样，也诞生在大洋彼岸的法国。
海关的工作人员认定胡氏家族没有携带虱子，于是他们便动身迈向崭新的生活，拥抱美国的繁荣与欢乐。等到德国对法国宣战的时候，他们终于在“曼哈屯”安顿下来，住进了脏兮兮的两居室。夜晚，博勒加尔和妈妈睡在一张床上，伊米莲和玛尔格睡在另一张床上，雷尼躺在餐桌底下，而小巧的皮耶海特则蜷缩在写字台的抽屉里。
博勒加尔发现，要让大家相信他是一位技艺精湛的颅相学家，实在是非常困难，况且美国的颅相学热潮已经随着维多利亚时期[20]的结束而消亡了。既然如此，一个操着浓重的卷舌音、只会摸骨看相的法国人该如何养家糊口呢？就连码头上的爱尔兰佬都赚不到几个钱，我的外曾外祖父悄悄地承认，而他们还讲着完美的英语呢——至少他们是这么说的。
博勒加尔的邻居不需要他的天赋，他们早就知道自己的悲惨命运了。所以，他转而踏上了约克维尔[21]和卡内基山的街道，那里有许多德国移民住在乡间庄园和豪宅大屋里。他带着卷起的图纸表格、金属的测量工具和陶瓷的头颅模型，挨家挨户地拜访。不久，博勒加尔便得以登堂入室，用指尖和手掌抚摩“太太与小姐[22]”的脑袋。由此可见，他注定要为女人服务，无论身在哪个国家。
纽约的快节奏并未吓退博勒加尔，他坚信这个城市是世界上最棒的地方。然而，妈妈却觉得丈夫热爱的“曼哈屯”十分可憎。他们租赁的公寓颇为狭窄，无论她用多少碱性皂液擦洗地板和墙壁，屋里始终散发着腥臭的猫尿味儿。街边林立着屠宰场与血汗工厂[23]，路面上并非铺砌着铜石，反倒堆满了垃圾和马粪，稍不留神就会踩进陷阱。她觉得英语的发音刺耳难听，认为美国的女人不知廉耻，她们穿着白色的裙子，斜斜地佩戴着绶带，成群结队地在大道上游行，要求获得荒唐的选举权。在妈妈眼中，美国绝不是机遇之地，而是死亡之所，她惊恐地看着邻居的孩子一个接一个地丧生。他们面色苍白，高热不断，患上来势汹汹的肺痨、流感或百日咳，喝着早已坏掉的酸牛奶。初生的婴儿体重太轻，常常夭折，产妇也由于营养不良而撒手人寰。瘦削的少年忍饥挨饿，目光空洞，黯淡的瞳孔中既没有梦想，也没有神采。
妈妈用劣质的肉类和蔫儿软的胡萝卜给家人做饭，因为他们只能买得起这些——勉强买得起而已。孩子们每次进门，她都会仔细地检查一番，摸摸膝盖和胳膊肘的缝隙，瞧瞧脚指头之间的柔软部位，瞅瞅耳朵后面以及舌头底下，寻找痘疹侵袭或蜱虫叮咬的蛛丝马迹。
博勒加尔完全体会不到妻子的忧虑。深夜，夫妇二人躺在床上，胡氏姐弟睡在另一张床上、挤在餐桌下方、躲在抽屉里面。妈妈努力说服丈夫离开这座城市，好让孩子们重返故乡，在法国的清新空气中长大。
“噢，亲爱的，”他轻描淡写地答道，“你操心的事情未免太多啦！”然后，他便翻过身去，陷入酣眠，而妈妈则辗转反侧，直到黎明。
在1915年春季的一个傍晚，英俊潇洒的博勒加尔·胡没有回家。第二天，他还是不见踪影，又过了一个月，依然杳无音信。一年以后，他从众人的记忆中渐渐淡去。雷尼喜欢拎着沙发在公寓里四处走动，跟父亲当年拎着山羊的形象极为相似，若非如此，恐怕大家早就把博勒加尔忘得一干二净了。
坊间盛传，博勒加尔·胡抛妻弃子，跟一名德国女人私奔了。据称，她得天独厚，不仅无法怀孕，免遭生育之苦，而且后脑勺还向外凸起——按照颅相学理论，这说明博勒加尔为自己找到了一个百依百顺的女人，她会大声地赞美他，滔滔不绝地表达爱意。流言蜚语愈演愈烈，就连妈妈都信以为真了。天长日久，世人的指指点点在妈妈的心脏上凿开了一个小孔，不知内情的医生却将其归咎于饮食习惯与家族遗传。
其实，博勒加尔·胡的消失是一桩张冠李戴的误会。博勒加尔虽然相貌堂堂，却跟屠夫妻子的情夫长得一模一样，而屠夫雇来的歹徒又偏偏先碰到了他，实在是倒霉透顶。事后，他的尸体碎块漂在哈德逊河上，肿胀不堪，难以辨认，《纽约时报》[24]在边栏中简单地提了几句。这个阴差阳错的结局蕴含着巨大的讽刺意味：博勒加尔·胡一直深爱着自己的妻子，他欣赏她的安静，并且从未背叛过她。
妈妈明白，丈夫不会再露面了。她在床上躺了三个月，裹着曾经用过的被单，闻着丈夫留下的气味。在此期间，孩子们由住在隔壁的邻居帮忙照顾。那是一位个子矮矮的侏儒，名叫巴纳比·卡勒胡，不过四姐弟都喊她“亲爱的小鸡太太[25]”，因为她总是用舌头顶住上颚，发出“咯咯”的动静。巴纳比·卡勒胡夫人对这个绰号非常满意。
终于，妈妈拖着疲惫的身子离开床铺，在街道尽头的干洗店谋得一份工作，担任记账员，赚到的薪水可以供家人一周吃三次质量最差的马肉。另外，她还把皮耶海特从写字台的抽屉里挪了出来。
随着时间流逝，妈妈也在慢慢地消失。首先察觉情况异常的是伊米莲，在繁忙的街角，她伸出胳膊去抓母亲的手掌，可是指尖却径直钻了过去，仿佛穿透了一缕虚无缥缈的轻烟。
1917年，13岁的伊米莲跟妈妈和三个弟弟妹妹住在一片拥挤的城市街区，周围全是出租公寓，楼梯腐朽破裂，房间人满为患，卫生状况堪忧。隔着薄薄的墙壁，左邻右舍的说话声清晰可闻，胡氏家族的孩子们耳濡目染，每人都掌握了好几种语言——四姐弟皆会讲法语和英语，除此之外，伊米莲还会讲意大利语，雷尼会讲荷兰语和德语，玛尔格会讲西班牙语。至于年纪最小的皮耶海特，起初只讲希腊语，谁也听不懂，直到7岁生日那天，她忽然用标准的法语嚷嚷：“天哪，我的蛋糕呢？”于是，大家不禁怀疑，在皮耶海特身上，恐怕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在这片街区，我的外祖母遇到了生命中的初恋。他叫利瓦伊·布莱斯，身形瘦小，头发乌黑，穿着不合脚的鞋子。一群隔壁街区的少年反复地称利瓦伊为“同性恋”，还朝他的额头扔石块。如果不算上弟弟的话，他就是伊米莲见过的第一个流泪的男孩儿。雷尼十分敏感，连一丁点儿痛苦都无法忍受，常常号啕大哭。
少年们恶狠狠地殴打了利瓦伊·布莱斯，街区里的大多数孩子都是证人。伊米莲和妹妹玛尔格追着利瓦伊跑进后巷，呆呆地看着他流血。利瓦伊转向她们，发出嘶哑的怒吼：“滚！”
她们乖乖地走了，不过只是暂时离去。
伊米莲爬上通往家门的公寓楼梯，玛尔格一如既往地紧随其后。伊米莲把自己和妹妹的床单扯掉一角，拽开母亲的抽屉，拿起碘酒瓶，匆匆忙忙地返回后巷。利瓦伊席地而坐，倚靠着墙壁，碘酒涂抹在伤口上，他疼得龇牙咧嘴。为了表示安慰，伊米莲主动露出光溜溜的屁股，让他触摸。后来，她叹着气对玛尔格辩解，“爱会使人变傻。”
从次日开始，伊米莲便再也没见过利瓦伊·布莱斯，他彻底销声匿迹了。街坊邻居纷纷猜测，他母亲在公寓里干的肮脏勾当终于败露了，利瓦伊和他的两个妹妹大概已经被送进公立福利院了。然而，大家无法确定真相究竟是什么。在那个年代，许多平民百姓都会因为微不足道的理由而突然消失，想要保持联络实在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我的外祖母花了整整三年才忘记可怜的利瓦伊·布莱斯。到了16岁，伊米莲无可救药地迷恋上一名少年，她并不清楚对方的身份，仅仅知道他的绰号叫作“都柏林[26]”，那是他诞生的地方。“都柏林”教她抽烟，并且夸赞她长得漂亮。
“你很美丽，”他笑着说，“却又很古怪，就像你们家的其他成员一样。”说罢，他亲了亲伊米莲的嘴唇，那是她的初吻。可是不久以后，他却带着卡梅丽塔·埃尔莫萨远走高飞了。卡梅丽塔的相貌跟名字都十分可爱，老天爷太不公平了。
1922年，在伊米莲18岁的时候，胡氏家族经历了一连串奇特的变故，事实证明他们的确有点儿古怪。皮耶海特果真藏着不少惊人的秘密，如今她刚刚年满十五，竟然爱上了一位喜欢观鸟的老绅士。她想方设法，拼命吸引鸟类学家的注意，甚至跑到他的公寓外面守着，浑身上下一丝不挂，仅仅贴着几片羽毛遮羞。可惜，五花八门的尝试统统以失败告终。最后，皮耶海特干脆把自己变成了一只金丝雀。
那位鸟类学家从未察觉到皮耶海特求爱的疯狂举动，反而搬到路易斯安那州[27]去研究褐鹈鹕了。所以，有些牺牲根本得不偿失，就连为爱所做的牺牲也不例外——或许为爱所做的牺牲更是如此。每天早晨，皮耶海特都会发出清脆的鸣啭，唱起欢快的曲调，纤细的黄色羽毛分散在房间里，飘落在衣服上。长年累月，众人渐渐习以为常。
家里唯一的儿子雷尼早在14岁就已经容貌俊美，远胜父亲当年的风采。等到17岁，他成了俗世推崇的“天神”，只要随便讲几句简单的客套话，比如“请问”或“劳驾”，年轻的姑娘便激动得满脸通红。在大街上，平日端庄矜持的女人会目不转睛地盯着雷尼·胡，阳光照耀着他的指关节，汗毛微微闪烁，她们看得心神荡漾，常常一头撞上墙壁。可是，雷尼却感到十分烦恼。其实，跟利瓦伊·布莱斯不同，他才是真的喜欢男孩子，并且愿意对其中的几个伙伴露出光溜溜的屁股。当然，他绝不会让姐姐或妹妹在场旁观。
除了皮耶海特之外，伊米莲被公认为胡氏家族最古怪的成员。传闻声称，她拥有神奇的天赋，不仅擅长读心术和穿墙术，还会用意念挪动物体。不过，我的外祖母并不具备类似的能力，她无法目视千里，也难以耳听八方。简而言之，伊米莲只是对外部世界极为敏感，可以捕捉到大家忽略的细节罢了。按照普通的思维，勺子掉在地上，也许预示着要换一把干净的勺子，但是在伊米莲看来，这表明她的母亲应该烧水泡茶了，因为客人即将登门拜访。猫头鹰的鸣叫是悲伤降临的征兆，夜间重复三次的噪声是死亡的前奏。收到花束的情况非常微妙，具体含义取决于花朵的种类——紫罗兰说，我会永远真诚，而条纹康乃馨却说，对不起，我不能跟你在一起。尽管这种天赋用处多多，可是也会让少不更事的伊米莲深感困惑。她整日都在艰难地挣扎，试图区分宇宙发送的信息和大脑产生的幻想。
正因如此，她开始学习羽管键琴[28]，在手指按下的瞬间，丰富的和弦将淹没一切。每到夜晚，她都会弹奏意大利的爱情小调，为街区的人口增长做出了莫大的贡献，后来许多婴儿的诞生都要归功于伊米莲·胡的奔放乐曲及其弟弟妹妹的悦耳伴唱——雷尼的优雅高歌、皮耶海特的尖锐啁啾与玛尔格的幽怨低吟完美交融，余音袅袅，绕梁三日，令人回味无穷。玛尔格并不古怪，但是也不像家里的其他成员一样美丽，结果反倒显得她与众不同。而妈妈则变得越发透明，孩子们甚至能不假思索地穿过她的身体，把牛奶瓶放进冰箱里。
在此期间，一名男子出现在曼哈顿下城，四处寻欢作乐，日夜开怀畅饮。他穿着丝绸内衬的外套，喷着浓郁的古龙香水，被朋友唤作“萨汀[29]”，被外人称为“勒什先生”。大家都说，他肯定来自北方——魁北克[30]或者蒙特利尔——因为他的法语着实无可挑剔，尽管口音略显奇怪。人们还说，每隔几个月，他便会出门旅行，途中经常在曼哈顿歇脚。虽然他屡次来访的原因不明，但是肯定不怀好意，毕竟他成天跟举止粗鲁的伙伴厮混，而且左腿裤子里的酒瓶总是叮当作响。
在伊米莲遇见萨汀·勒什的那天，她戴着用罂粟花染红的钟形女帽，自然下垂的发丝微微卷曲，巧妙地包住脸颊，腿上的长筒袜裂开了一道口子。5月的连绵春雨沿着餐馆的窗户流淌。伊米莲刚刚下班，衣服上还残留着焦糖的气味，她的工作就是藏起骄傲的自尊心，把黑咖啡和黏面包[31]端给没有梦想的爱尔兰人。她站在门前等待，圣彼得教堂的大钟敲了五声，雨势变得更加凶猛。
她享受着寂寞的感觉，惬意地欣赏着朦胧的水帘与灰暗的天空，仿佛在品味一幅精致的油画，而作者是艺术界的新秀，透过色彩和笔触就能预见未来的成功与辉煌。她正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萨汀·勒什忽然走出餐馆，酒瓶撞击左腿的动静扰乱了雨滴敲打遮篷的节奏。他的眼睛非常特别，其中一只泛着淡雅的碧绿，另一只却闪着清新的蔚蓝，双眸对比鲜明，犹如森林与海洋，相映成趣。伊米莲立即愣在原地，她毫不留恋先前的宁静，因为此刻的嘈杂同样美妙万分。
他们穿过街区，萨汀举着雨伞，伊米莲的帽檐偶尔会碰到他的右耳。这对恋人陶醉在彼此的视线中，完全没注意到狂暴肆虐的天气。乌云密布，大雨倾盆而下，城里的老鼠纷纷把蟑螂翻过来，充当救命的小船，然后踩着昆虫的肚皮，在街道上顺水漂流。
夜幕降临，伊米莲将萨汀介绍给家人，说他是自己的“未婚夫”。他花了整整一晚的工夫，捧着伊米莲的纤纤细手，称赞指甲末端的月牙痕迹。很快，萨汀便融入了胡氏家族。下班以后，伊米莲常常发现妈妈和萨汀在专注地交谈，他们的嘴唇飞快地开合，吐出生动流利的法语。当雷尼消失三天的时候，只有萨汀知道应该去哪儿找他。两人回到家中，雷尼的一颗门牙裂了，萨汀的右侧耳垂豁了。面对众人的询问，他们仅仅含糊其辞地答道：“可惜你们没瞧见对手的模样。”脸上带着心照不宣的表情，仿佛在保守男子汉之间的秘密。
然而，在1922年，最为奇特的变故还是发生在玛尔格身上。经过几个月的极力否认，胡氏家族再也无法隐瞒事实——年方二八的玛尔格怀孕了。
伊米莲感到十分困惑。以前，姐妹俩一直扮演着固定的角色。伊米莲漂亮而神秘，偶尔透着古怪。至于玛尔格，不过是伊米莲的影子罢了。曾经，伊米莲总是怀揣着秘密，露出淘气的微笑，挑起可爱的眉毛，而玛尔格则不停地乞求，渴望了解背后的原因。可是如今，伊米莲却被蒙在鼓中，心心念念地想要挖掘真相。日复一日，玛尔格越发显得面色红润、神采飞扬，眼睛闪闪发亮。众人都认为，胡氏家族的佳丽桂冠不再属于伊米莲，而是传给了玛尔格。
玛尔格从未说出孩子的父亲是谁。有一回，在姐姐的反复逼问下，玛尔格用手指抚过秀美的眉弓，轻轻地开口，“爱会使人变傻。”伊米莲如坠冰窟，不寒而栗。她连忙离开房间，又穿上了一件毛衣。之后，胡氏姐弟便放弃了无谓的打探，转而玩起了“谁是坏蛋”的游戏。他们盯着窗外路过的男人，窃窃私语，轮流猜测罪魁祸首的身份。
在孩子出生的那天，伊米莲刚刚办完事情，正往家走，皮耶海特栖息在姐姐的锁骨上。最终，人们不记得她办了什么事情，只记得伊米莲的钟形女帽——用罂粟花染红的钟形女帽——被风吹到街上，一名10岁左右的活泼男孩儿帮她捡了回来。她把闪亮的硬币放在男孩儿的掌心，接着抬起头，看向脏兮兮的脸蛋，发现他的两只眼睛颜色不同。一只是绿色的，另一只是蓝色的。伊米莲忍不住询问他的父亲是谁，男孩儿耸了耸肩，高举着硬币，在阳光下跑开了。
伊米莲继续前进，格外留意路边的行人，结果碰到了第二个眼睛颜色不同、不知父亲是谁的孩子。在下一个街区，她又遇上了第三个。然后是第四个。伊米莲一路狂奔，在十二个街区里见到了十七个这样的孩子。
在返回公寓的途中，皮耶海特叽叽喳喳地吵闹不休，伊米莲只好把可怜的金丝雀妹妹塞进外套的口袋里。伊米莲急匆匆地爬上楼梯，不慎撞倒了巴纳比·卡勒胡夫人。伊米莲赶紧扶她起身，她站稳脚跟，宣布玛尔格已经生了。
“生了个大胖小子，”亲爱的小鸡太太兴奋地晃动着粗短的手指，“长着黑色的头发。可是，他的眼睛太稀罕了！一只是蓝色的，另一只呢？居然是绿色的！”
伊米莲踏入家门，瞧见萨汀·勒什正坐在敞开的窗户旁抽烟，她再也不会管他叫“未婚夫”了。他看到她，耸了耸肩，“你也明白，世事难料嘛！”
强烈的厌恶感在体内翻涌，伊米莲猛冲过去，愤怒地伸出双臂，把他推出窗户，大声尖叫，“十八个孩子！”
萨汀·勒什从人行道上蹦起来，一溜烟儿地逃向远方，彻底消失了。
胡氏家族的衰落究竟要归咎于玛尔格的孩子还是萨汀的背叛，恐怕无人知晓。不过，几小时以后，年轻的玛尔格便死在了走廊尽头的盥洗室里。她用一柄镀银的匕首挖出了自己的心脏，郑重地摆在浴缸跟前的地板上，鲜血淋漓的肌腱压着一张留给伊米莲的字条：
今生今世的真心。
很快，婴儿也夭折了。算起来，玛尔格只当了大约六小时的母亲。那天是1923年3月1日。
众所周知，爱总是遵循着自身的规律发展，不受人为意图或缜密计划的控制。在妹妹去世后不久，雷尼便爱上了一位年长的已婚男子——威廉·佩顿。当他初次遇到雷尼·胡的时候，竟忍不住潸然泪下。威廉的妻子撞见丈夫和雷尼在床上激情相拥，而她却在二十年间的每个夜晚都遭到拒绝。为了逃离尴尬的现场，雷尼慌慌张张地冲向街道，结果忘了带上衣服。
他穿过商铺林立的街区，朝家里的公寓跑去，身后跟着一大群女人和一小群男人，数量越来越多。看到雷尼·胡的裸体，他们都失去了理智。狂热的追逐迅速升级为全面的暴乱，足足持续了四天半。几家犹太商店被烧成灰烬，三个普通民众被踩踏致死，包括矮小的巴纳比·卡勒胡夫人。永别了[32]，亲爱的小鸡太太。
等到动荡终于平息以后，雷尼的恋人往公寓送了个口信，恳求雷尼在夜里到哈德逊河的码头与他相会。次日清晨，胡氏家族仅剩的成员醒来，发现雷尼的尸体躺在门阶上，一块手帕蒙住脑袋，盖着被威廉·佩顿开枪打中的英俊脸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