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9月下旬，从北京刑部大牢不时传出歌声，仔细一听，唱的是God Save the Queen（《天佑女王》）。唱歌的人叫巴夏礼，英国人，9月18日傍晚，他被清兵押送至狱。与他一同被捕的，有亨利·洛奇，是英国驻华公使额尔金的私人秘书。二人分监收押，不能知道对方的生死，于是，巴夏礼高唱国歌，若听到应和，则知洛奇仍然活着。
当时，巴夏礼已是赫赫有名的“夷酋”，尽管他的职务不过是额尔金的秘书。早在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时，14岁的巴夏礼就出现在签约会场，作为驻华公使璞鼎查中文秘书马儒翰的助手，被“非常正式的（地）介绍给（大清）帝国的代表团”。1857年，英法联军攻克广州——此役的导火索“亚罗号事件”，即由巴夏礼策划——建立傀儡政府，由英法“三人委员会”监管，而巴夏礼是委员会的主脑。两广总督黄宗汉——并不能进入广州行使职权，可称“流亡总督”——曾悬赏三万两银子，购取巴夏礼的首级。1858年，英法联军北上，以武力胁迫清廷签订《天津条约》，身在广州的巴夏礼认为英国过于“软弱”，对于未能让清廷同意在北京开办使馆及英国外交官入宫觐见皇帝，感到遗憾。
1860年春末，英法联军以清廷未能履约为辞，再次发难，巴夏礼索性放弃英国驻上海代理领事之职，“投笔从戎”，以额尔金私人随员的身份随军北上。这年8月24日，天津沦陷，联军照广州模式，在天津实行“军管”，命清方官员留任处理日常事务，巴夏礼再次受命，负责监管这些官员。不过，与广州长达三年的“托管”不同，英法对占据天津并不感兴趣，它们的目标是去北京换约。所谓换约，是指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1844）规定，签约十二年之后，缔约方可就“所有贸易、海口各款”，重新谈判，及至谈妥，则交换协议文本。表面上看，不过是两国商谈，交换公文，而实质，则是列强借机扩张权益。然而，清廷并不特别在意通商、赔款、税收、外国人管辖权等方面的权益损失，而对各国开办驻京使馆及外使面见皇帝的“虚文”，却坚执己见，不愿让步。
巴夏礼与威妥玛（额尔金秘书）会见直隶总督恒福，提出将天津开放为通商口岸，增加战争赔款，并要求清廷同意巴夏礼率十数人入京为换约做准备。如前所述，清文宗对通商赔款没意见，但对夷人率军入京换约，及巴夏礼先期入城，则谕令禁止。既已兵临城下，联军哪会听劝，9月9日，开拔向北京进军。文宗怕了，16日，遣恭王与巴夏礼、威妥玛会谈，原则上同意英法代表各带400人的部队入京换约。只是，次日，巴夏礼与怡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商量入京细节，巴夏礼坚持英法公使向皇帝亲递国书，清方代表未获授权，断然不肯接受。又谈崩了。难道继续上演进兵—谈判—进兵的戏码？双方都没这个耐心。
18日，巴夏礼依约去访载垣，进行最后谈判。孰料，在张家湾遇到清军总司令僧格林沁，竟被捉了。这可不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而是由最高层授意的。清廷认为，巴夏礼在洋人中，“情辞尤为桀骜”——近代以来，越是所谓“中国通”，对中国出招越刁钻、下手越狠毒，这个道理不深奥，稍稍一想，即可明白。巴夏礼就是这类“中国通”的杰出代表，说他“尤为桀骜”，没错。错的是，清方误以为巴夏礼“善能用兵，各夷均听其指使”，抓他做人质，“该夷兵心必乱”。
于是，当巴夏礼在僧格林沁马前被推倒跪下，挣扎着表明身份，抗议清军不该粗暴对待和谈代表时，僧格林沁不耐烦地打断他，问：“昨日会面，为啥你不好好谈，非要坚持面见皇帝，破坏和议？”巴夏礼深感无奈，答：“我一切奉命而行，并无撤销谈判条款的权力。”僧格林沁怒曰：Bull shit，本王耳汝名久矣，别以为不知道你的能量，正是你个混蛋鼓噪，你军才悍然进攻，速速为我写信，劝他们停战，不然饶不了你。巴夏礼鼓起勇气，拒绝讹诈，答：“真不骗你，不管我写啥，我军都不会停战。”僧格林沁慌了，说：“看来你是敬酒不吃要吃罚酒。”随即将他装入囚车，送往刑部大牢，并在当晚对他实施了刑讯。巴夏礼固然是殖民帝国的走狗，可同时也是条汉子，他未屈服于暴力。
次日，威妥玛通知清军，所有被俘英法人员必须立即无条件释放，否则联军立马进攻北京。清廷这下知道误判了形势，抓来的人不是关键角色。22日，将巴夏礼从关押刑事犯的大牢移至专为高级官员准备的小牢房，并于当天及26、28日，遣前任粤海关监督也是巴夏礼老相识的恒祺，去做思想工作。29日，又将巴夏礼从监狱迁至一处祠堂，沐浴更衣，好吃好喝伺候着。然而，联军软硬不吃，陆续发来强硬的信息。10月3日，威妥玛致书巴夏礼，请他向清方转达：如果囚犯受到任何伤害，“我们就把北京城从一边烧到另一边”。
6日，经与恭王一夜密商，恒祺见巴夏礼，称情愿接受英、法的条件，请巴夏礼写下字据，声明若释放全体囚犯则联军不再报仇。7日，联军发动进攻，占领颐和园。
8日9点钟，巴夏礼见恒祺，建议北京开城，延入联军，或不致扩大战事。恒祺答，这不可能。无话可谈，巴夏礼聊起天文学，譬如地球是不是绕着太阳转。一屋清官，安安静静，坐着喝茶，听这个英国人搞科普。扯了三个钟头，正午，信使至，恒祺听毕汇报，说，恭王决定在午后二时以前放人。巴夏礼鞠躬致谢，随后，继续谈论月球是否自转。下午1点钟，恒祺打断巴夏礼的科普，派人护送包括巴夏礼在内的十三位外宾离开。
巴夏礼坐在蒙着黑布的手推车里，默默感念，认为自己“欠了恒祺的情，事实上他是一位真诚的朋友”。当战争结束，恒祺向巴夏礼解释了10月8日的秘密。时已逃至热河的清文宗收到最后通牒，知道人质换和平计划完全破产，方寸大乱，竟然决意尽快处死外国囚犯。恒祺在热河的内线向他报告此事，他紧急联系恭王，请下令尽快释放囚犯（恭王受全权负责“夷务”），不要因为接受“乱命”而搞得局面不可收拾。恭王从之。那一天，巴夏礼离开不过十五分钟，来自热河宣布死刑令的钦差就到了。
当时被俘的英法人士共计39人，21人死于监狱。巴夏礼虽然生还，却认为不能“对中国当局犯下的残暴罪行视而不见”，必须予以惩罚。“我们的敌人只是中国皇帝”，而“圆明园就像我们的白金汉宫”，是皇室的财产与象征，烧掉圆明园，也就仅仅惩罚了皇帝，而不致伤害无辜的人民。
10月18日，额尔金下令火烧圆明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