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伟文给薛凯琪写过一首歌，叫《给十年后的我》，每次听的时候，我都想象着和十年后的自己相见的场景。
这十年来做过的事，能令你无悔骄傲吗？
那时候你所相信的事，没有被动摇吧？
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当初坚持还在吗？你还是记得你跟我约定吧？
区区几场成败里，应该不致麻木了吧？
一首歌听了这么多年，渐渐从憧憬听成诘问。我不知道十年后的我会是什么样，但我知道，现在的我，大概会令十年前的我失望。年少的自己，梦想也不是那么大，但那时期待的未来的自己，应该过着更闪亮、自如、从容的生活。我还记得那时写同学录，梦想的那一栏，我写的是：愿未来的自己，无处而不自得。
如今回头看，我唯一算是完成我年少时心愿的事，只有一件：想要去远方。
在所有懵懂而无结果的努力中，这是我最后的底线。这底线支撑着我度过了高考前的日子，度过了在广州读大学的八年，度过了工作后那些熬夜的晚上和还有哭泣的日子。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我都从没想过要回头。
每个想去远方的人都有故事，我也有一定要离开的理由。在人生大多数的时间里，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是非常明确自己不想要什么。有时想想，比起追逐的梦想，人生中不想掉进去的黑洞，更能迫使人不停向前走。
于是，我就这样在远方生活下来，谈不上从容，也并不自得，甚至称不上努力，偶尔也会觉得对不起年少的自己。但是，我还记得和十年前的自己的约定，那些少数完成了的，和那些不知何时才能完成的目标，我都记得。
1
高考之前，我家的墙上有一幅大大的中国地图。有一天，我盯着地图，视线以我所在的小城为中心圈了个圆。我在心里暗暗发誓，圆内的地方我都不要去。
我想走得远一点，再远一点。
要去远方的念头很早就立下了，远方代表的是自由，对一向循规蹈矩的我来讲，那是去远方的唯一的机会。直到高三，我的门禁时间都还是晚上八点，偶尔同学聚会或出去唱歌，第一个扫兴说要走的一定是我。如果回去晚了，母亲的脑中会跑马灯似的播放犯罪新闻，然后在等我的时间里把自己吓得不轻。回家后，我往往面对的是母亲一晚上的念叨。我若据理力争，她会更加愤怒：“你居然为一群不知所谓的同学和我吵架？”
我的父亲在面对敏感的母亲这件事上，会更有经验。在父母的婚姻生活中，晚归是他们为数不多的吵架内容中最常见的一个。我父亲不回家吃晚饭的时候非常少，我相信只有他能理解我在外面聚会时，接到家里电话时同学们看我的目光，非常的“没有面子”。无论是用BB机的年代，还是用手机的现在，他反复对我妈说，不要一直打电话，在路上不断响起的铃声会让他心惊肉跳，开车会不安全。
但他不觉得母亲的担心没有道理。有一次我晚归的夜里，他去接我，告诉我，在他来的那段路上，有一辆摩托车飞身而过抢了走在路边的女子。因为职业的关系，他每天早上都能看到警务系统上发布的前一天在这个城市发生的犯罪事件。我所在的城市，远比我以为的要不安宁。
小时候看郑渊洁的童话，他说世界上不用考虑自身能力即可无条件管理别人的职业只有三个：教师、警察和父母。我当时有些恍然，我的父亲是警察，母亲是教师，这大概可以解释我从小到大感受到的束缚感。
直到读大学，每到假期，我的门禁依然存在。除了远离家之外，这个问题没有别的办法解决。虽然当时我并不那么清楚，但意念已经非常强烈。
2
除了共同抵抗母亲的时候，其他的时间里，我和父亲的关系并不那么融洽。有一次开家长会，同学问：“你爸妈会不会打你？”我点头，她惊讶道：“你成绩这么好，这么乖，有什么理由打你？”
父亲对我打骂的次数不多，但几乎都和奶奶家的事有关。奶奶和母亲的关系并不怎么好，只要母亲说起奶奶的不好，父亲就会展现出他人生中最暴躁的样子。
有一次母亲和父亲因为奶奶家的事吵架吵到一半，她怕刺激他，于是先出门避一避。我从房间出来看不到母亲，有些着急，就想去找她。父亲拦住我，让我把他刚才砸母亲的高脚凳扶起来，说我看到凳子倒在地上都不知道扶。我一时气愤，并不愿意，坚持要先去找母亲。他一下子变得非常暴躁，把我推倒在地，一下一下地踢我的后腰。
殴打是什么时候停止的我记不清了，也许很快。后来我奔向电话，想报警，后来想了想有更好的方式——我打了大伯的电话，电话接通时，我一边哭一边对大伯喊：“我爸要打死我了！”我的爷爷、奶奶、父亲、大伯和小叔，全是警察，当时我小小年纪，竟以这样的方式报了警。
父亲的愧疚来得很快，后来我坚持说自己腰疼，母亲带我去查肾功能，在等待结果的时候，他的表情一直很不自然。母亲极为心疼我，反复说着，女儿这么大了，怎么能打呢？
在我青春期的六七年里，他只打过我这一次，但从此我们的关系就不复从前。父亲的愚孝像一个暗生的毒疮，平时没事，但只要重新碰到“感染源”，便会生出带血的脓疮，清算一般把旧怨再结一次。
对于学习，我其实并没有什么动力，有时我甚至怀疑，我上瘾的只是得第一的感觉，但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拿第一。这件事之后，一个更加清晰的念头在我心里产生了，我要远离这一堆亲戚。
在奶奶那一家人中，爷爷是最温和的一个。他在我读初二的时候过世，在我模糊的记忆中留下一个良善的形象。但这位毛笔字一流，年轻时有秀才之名的老人，曾经有一次在家宴上喝多了酒，对着孙辈中读书成绩最好的我说：“女孩子考什么好学校？去那么远干什么？读本地的大学就够了。”
这么荒唐的提议，父亲居然听进去了，还好母亲立马反驳了。每每念及此，总是让我心凉。
3
高考之后很多年，我仍然会做噩梦。我梦见自己在考场上，完全没有复习；或者还没有答完题，老师却收了卷。弗洛伊德说，这种梦是因为做梦的人又要面临重大考验，潜意识会想起以前顺利完成的类似经历，暗示自己这次现实中也会顺利。
但梦中的恐惧却异常真切，仔细想想，高考如果不顺利，最害怕的事其实不是落榜，而是不能去远方。
我还记得，父母送我去大学的场景。我被分去的校区，在广州大学城，是一个与市区隔离的孤岛。上岛之后，只有岛上总站发出的公交车可以到达学校。因为听说岛上荒芜，学校旁只有一个小超市，我连指甲刀都从家里买了过来，行李实打实地装了四五个蛇皮袋。
上大学之前，我只在高中时住过一个学期的学校宿舍。当时学校收的学生太多，本部住不下，于是高一的新生分两批轮流去分校住半年，每周回一次家。上大学这次则实实在在的，从任何一个意义上来说，都是我第一次离开家。
从外表上看十分娇惯的我，却很快适应了新生活，一点思乡的情绪都没有。父母回总站的时候，依然坐着来时的那一趟公交车。车门关上的那一刻，我看见隔着玻璃红了眼睛的母亲。而我的心酸，只到这一刻为止。
那一年的迎新晚会刚好是中秋，我碰见了好几个掉泪的同学，但我没有哭。那时我暗自思忖：自己的心，还真是硬啊。
我想去远方，我也来到了远方。这样的欣慰，足以抵御我的思乡之情。
4
偶尔想家的时候，往往是下雨的时候。
我家乡的小城一年到头都是雨，如果有一周时间不下雨，那便是大事——人们会开始忧心水库会不会没有水。广州的雨水则是不同的，通常连着几个月一滴雨没有，而一下雨就是接连的台风、暴雨，一点喘息的时间都没有。
但就是这样风格迥异的雨，我也能寻到一些相同的气息，又或者说，只有在下雨的时候，这两座城市才会有相似的地方。
有一次下雨，我骑单车从教学楼回寝室，经过网球场，看到路边的一棵小树竟然倔强地开出了几朵红花，我几乎在第一时间就确定这是木棉花。在那一刻，我迅速想起了高三时，我在学校七楼自习室里展开过对远方的想象。
木棉花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我想去的远方。我第一次知道这种花是在一本青春小说里，书名叫《花开花落》，女主角叫范霓。
青春成长中总会有一些不经意间对你影响至深的东西，这本书也许不是很出名，但它是最早向我完整地展现了一个女孩从上大学到找工作的青春小说。相比起爱情故事，书中主人公写实的经历更让我记忆深刻。从军训到本科毕业，从本科毕业到保研，从保研到最后找工作，它像是一个写实的图谱，给我描绘了高考之后可以预见的生活。我是在初中看到这本书的，那时我每周去一次市图书馆，把放青春小说的书架翻了个遍，才发现这本在现在几乎没人再提起的书。
书中描写女主角在的学校有木棉花，说木棉花又称英雄花，木棉树高，花开的时候一片叶子都没有，满树红花，开得顶天立地，连它的坠落也分外豪气，从那么高的树上落下，毫无软绵之气，一路旋转而下，“啪”一声落到地上，花朵也没有损伤。我在家乡没有见过这种树，也许是自己性格不够强势，看这树的性格比人还豪气，便心生向往。
女主角的学校在书中叫“华大”，我一直在想原型是哪所学校，木棉花分布的城市也并不都是我想去的，后来也便没有追究。高中时，学校门口有两棵玉兰树，是学校的镇校之宝，一树芳华盛开时，美得让人心颤。第一年看到它开花，我整个人都愣住了，树上一片叶子也没有，满树白花，每一朵都开得风姿傲然。尽管知道这两棵树与木棉没关系，但每次经过时，总是想起开花时也一片叶子都没有的一树红花。
当时我的高中有一个传说，门口的这两株玉兰，左边的先开，今年省文科状元就在我们学校，右边的先开，就是理科状元，两株同时开，则两个状元都在。学校有两个自习室，一个在图书馆二楼，一个在教学楼的顶楼。中午不回家时，我通常在顶楼的自习室里。从那里望下来，刚好能看到校门口的玉兰、香樟、银杏，一路望进来，再想想远方的木棉，好像就有了继续这一天的勇气。
在那个雨天，想起高三时的自习室，望着眼前略显孱弱的木棉，我突然切实地有了一种已经到了我想要到的远方的感觉。
5
后来我想起来，那本青春小说里的“华大”，应该指的是华南理工大学，是我表姐去的学校。
我当时对着地图画的那个圆，其实终究没有画得太大。高考填志愿时，在北京和广州之间做选择，我在珠海的小姨的一句话让我最终选了广州：离我们近一些，万一有什么事也好照应。
于是我、表姐、表妹，这些外婆家的孩子们，最后都考到了广东的大学。我表姐的专业是小姨夫帮她选的，因为小姨夫认识相关的领导，他觉得让表姐学电力专业方便以后安排工作。可是没想到等我表姐毕业，他认识的领导已经退休了。一个班四十个人里，只有两个是女生的专业，自然会歧视女性。后来，表姐找工作找得十分困难，最后还是回到了家乡小城。
我本科毕业时因为已经保了研，就完全没有考虑过找工作的事，研究生第二年倒是很煎熬，好在我只去了一次校园招聘会就拿到了第一家杂志社的offer，提前半年就去上了班，过了三个月就拿到了正式工资，还没有毕业就租好了学校旁临江的单身公寓，自顾自地就在广州生活了下来。
也许对我来说，从踏出家乡小城的那一刻起，就没有再考虑回家乡生活。所以之后所有的艰难，我都要自我消化。
在广州的几年，我仍然会给家里打很久的电话，一到假期还是迫不及待地回去，但正是因为知道自己不会再回到那样的生活中，不会再回到那样的人际关系中，所以才有余裕怀念，而曾经的远方，也不再是远方。
意识到这一点的节点有很多，特别记得的有两个。
一个是本科保研到了最后一步，母亲顺口问了我一句，需不需要给老师送礼。那一刻，我真切地感受到了我与小城的“关系”在意识上的脱离，不在意地说了句：“不用，我们这里不讲这些。”
这种“关系”的脱离，从地域上的距离，转换成了不一样的生活态度和思维方式。
而我的表姐回到省城，自以为凭一己之力考了公务员，小姨却告诉我，其实家里没少找关系，只是为了表姐的自尊心瞒了她。而小姨的儿子——我十几岁的表弟，有一天突然对小姨评价起我们几个姐妹，说，表姐看上去能干独立，最后一路下来没少靠家里人找关系，而我看上去娇气，从考大学起就自己搞定了所有的事，半点没让家里人操心。
说这话时，我的小表弟已经远在美国，我和他见面时间有限，算不得亲近。但得到了他的这句评价，我却感到非常暖心。要去远方的人，通常都有自己的心事。他未必知道我对远方的执念，有人说我幸运，有人说我冷漠，但落入半大少年的眼中，我是值得令他一提的人，已足够欣慰了。
而这时，远方已不再是远方，故乡才是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