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舜功的名字，在《明史》中只出现过一次。关于郑舜功及其所著《日本一鉴》一书，我国近世学者虽在 20世纪 40年代的论著中间或引用，但未进行系统的研究。 20世纪 70年代之初，台湾方豪先生所撰《〈日本一鉴〉和所记钓鱼屿》一文，第一次作了深入而全面的探索，从而使郑舜功“确言钓鱼屿属于台湾”的《日本一鉴》为中外人士所知晓，筚路蓝缕，功不可没，笔者亦受益匪浅。由于年久事湮，史乘语焉不详，兹先将有关此事的述评加以订正，然后在下节与奥原敏雄教授商榷。
第一，关于明廷“移谕日本国王”方案的制订时间，以及与此密切攸关的郑舜功身份问题。《明史》卷三二二《外国传三 ·日本》
记载：
明年二月，罢宜，代以［胡］宗宪，以阮鹗巡抚浙江。于是宗宪乃请遣使谕日本国王，禁戢岛寇，招还通番奸商，许立功免罪。既得旨，遂遣宁波诸生蒋洲、陈可愿往。
按照这一记载，杨宜在“遣使谕日本国王”方案提出之前既已罢官，则由他所派遣赴日的郑舜功，就与实施嘉靖帝这一决策无关，其的权威性就大大降低了。
然而，《明史》所记胡宗宪上书时间是不对的——它把此举时间整整推迟了一年。为便于行文，兹将与本节所述有关的史事发生时间概括如下：
嘉靖三十三年五月十八日（ 1554年 6月 17日）：张经任总督南直隶、浙、福军务 ·右都御史（《世宗实录》卷四一 ○）。嘉靖三十四年三月初一日（ 1555年 3月 27日）：杨博取代聂豹任兵部尚书（《世宗实录》卷四一九）。四月十七日（ 5月 7日）：嘉靖帝从礼部议，批准巡按浙江御史胡宗宪“移谕日本国王”方案（《世宗实录》卷四二一）。五月十六日（ 6月 2日）：周珫代张经任总督南直隶、浙、福军务（《明史》卷二 ○五《张经传附周珫传》）。六月十九日（ 7月 7日）：杨宜代周珫任总督南直隶、浙、福军务（《世宗实录》卷四二三）。嘉靖三十五年二月初十日（ 1556年 3月 20日）：胡宗宪取代杨宜职务（《世宗实录》卷四三二）。
由此可见，当嘉靖帝于三十四年四月十七日根据胡宗宪奏疏及礼部议复，正式批准遣使“移谕日本国王”方案时，总督南直隶、浙、福军务者仍为张经，杨宜还未上任，胡宗宪的职务较低，仅为“巡按浙江御史”或简称浙江巡按。前引《明史》有关嘉靖三十五年建议遣使日本的记载，应该往前提一年。
郑舜功又是何时开始接受“奉使宣谕日本国”的任务？他后来追述道：
念功一诚效役，九死一生，三至京师，孤忠自许，伏睹阙下之法令，则曰：“说谎者斩！”又睹兵部之门示，则曰：“一应人等，但有御侮平倭长策者，俱许具开揭帖，不时报部，以备采择。”乙卯赴阙陈言，荷蒙“乙卯”岁为嘉靖三十四年。郑舜功当年来到京师，见到兵部衙门前张贴着招聘“御侮平倭”人才的布告。他“赴阙”向皇帝“陈言”；皇帝将其所陈“特下”兵部具体办理。此事发生的准确时间，是当年“夏四月辛卯，布衣臣舜功奏奉宣谕日本国”。按是年夏四月乙丑朔，“辛卯”为二十七日，即公元 1555年 5月 17日。如上列时间表所示，正是在此 10天以前，嘉靖帝批准“移谕日本国王”的朱书笔迹犹有余馨。质言之，郑舜功是在明廷决策已然制定的情况下，由皇帝直接交兵部派往日本的。故尔郑舜功在《日本一鉴》卷首大书“奉使宣谕日本国 新安郡人郑舜功叙编”，并在书中屡屡言及：“奏奉宣谕 ，历履鲸波”；“荷蒙圣明，遣使海外 ，奉宣文德，化道裔夷”；“自奉宣谕 至丰后，丰后君臣，皆是日中摄政以集众议，每行开谕其间，彼则依谕禁行矣”［5］；在洋洋洒洒的《万里长歌》内，开宗明义第一句，也是写的“钦奉宣谕日本国 ”，等等。倘若郑舜功当年只是由杨宜所遣区区“出海哨探者”，是断然不敢冒欺君之大不韪而妄自吹嘘的。更何况，《日本一鉴》成书于嘉靖四十四年，不仅皇帝朱厚熜还健在，而且郑氏撰写该书动机之一，就在于“仰惟皇上”“察功之言，行功之议；如夷狄不臣服、东南不太平者，甘受误国之诛矣”！也就是希冀此书能够直达天听的，倘若当着皇帝老倌儿之面自封“天使”，岂非拿着自己的脑袋瓜子开玩笑？总之，郑舜功“奉使宣谕日本国”的身份是毋庸置疑的。
第二，郑舜功由谁直接派遣“招谕”日本？
方豪先生文中《〈日本一鉴〉的作者郑舜功》一节云，郑舜功的“名义只是兵部尚书请浙江巡抚杨宜 所派遣的一个‘出海哨探者’ ”；最后又在《郑舜功的悲剧》一节中写道：“派郑舜功去日本的杨宜 ，是浙江总督胡宗宪的前任，曾任过兵部尚书 ”；而郑氏本人，又在《万里长歌》注内言及“遵蒙本部尚书杨 令言”云云，扑朔迷离，令人费解。
按直接派遣郑氏出海的杨宜，并非“浙江巡抚”，而是“总督南直隶、浙、福军务 ·南京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这一官衔的后半截，是他的原职及官阶，表示他的政治地位；前半截才是实际职务，即相当于今江苏、浙江、福建三省联合抗御倭寇的最高军事长官。杨宜并未“曾任过兵部尚书”，在接任周珫前，只曾由“南京户部右侍郎”改任“南京兵部右侍郎”。
至于郑氏自注中所称“遵蒙本部尚书杨 令言”，当是指嘉靖三十四年三月初一日新任兵部尚书的杨博：是日，“升总督蓟、辽、保定 ·都察院右都御史杨博为兵部尚书”，以取代聂豹。因之，这位“本部尚书杨”当为杨博，与杨宜无涉。
第三，郑舜功究竟在日本丰后岛“开谕”、考察了多长时间？
方豪先生首先提到：郑氏“到日本是三十五年丙辰 （1556年）：到过丰后，谒见丰后大友义镇；三年后 ，携带所搜集的资料而归国 ”。
井上清先生也认为： “1555年，明朝郑舜功奉浙江巡抚的派遣前往日本，在九州住了三年，归国以后写成《日本一鉴》。”
《日本一鉴》一书。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其实，此事在《日本一鉴》中交代得十分清楚。前述嘉靖三十四年夏四月二十七日“布衣臣舜功奏奉宣谕日本国”，只是他此时开始接受任务，并未立即成行。兵部尚书杨博在郑氏行前告诉他以“国客”
名义，来完成这次特殊使命。郑舜功专门对此作了说明：
“国客”之名，盖因奉使之际，遵蒙本部尚书杨令言：但以中国百余年来，未尝遣使日本国，是故不敢承领文移，取辱使命。但以“国客”之名，先之以忠信之言，晓之以仁义之道，要之以文德之教，使蛮貊之民，乐生于化日之下，自谓用夏变夷之一端耳。然后，当“兵部咨送总督军门”时，杨宜已代周珫总督南直隶、浙、福军务，乃遵照嘉靖帝决策中有关“令抚按衙门，移谕日本国王”
的旨意，“转咨浙、福军门，文移浙江司、道，议功使往日本国”。但是，郑氏“奉使日本时，浙［江］、［南］直［隶］、福［建］海皆有贼，故取道广［东］ ”。在此期间，“募得从事沈孟纲等，订盟歃血，忠义一心，尽忠报国”。准备工作主要是要避开沿海倭寇肆虐最剧的浙江、福建，辗转南下，最后选择广州五羊驿为起点。此时已经是嘉靖三十五年（ 1556年）：“丙辰仲夏，人事既具，风（泛）［汛］乃期，我方津发”；“丙辰汛月，舟至日本丰后国”，时在当年六月。
郑舜功抵丰后岛后，“自以‘大明国客’之名，随谕西海修理大臣源义镇，禁戢所部六国地方；其余列国，止可移书，由其禁否。功按大
又按丰后且有奸宄颠倒其间，功加深虑，随为批书，付与从事沈孟纲、胡福宁，潜济二海，晓谕日本，期得真情，归报朝廷。”他本人则与日本使者僧清授先归，于当年腊月十五日启碇——“冬十二月庚子（即十五日，按其时公历已值 1557年 1月 15日），日本西海修理大臣·六国刺史 ·丰后土守源义镇僧清授附舟报使”。由于此时已届严冬，错过了航行归国的最佳季节，航船难于按针路正常行驶，“遴流溯风”，“狂风折舵，而船欲覆”，“延回大、小琉球，凡四十昼夜，九死一生，乃克至广”。“嘉靖丁巳春正月辛巳（二十七日，即公元 1557年 2月 25日）……惟时布衣郑舜功使日本还”。这是郑舜功、僧清授一行抵达五羊驿海珠寺的准确时间，减去归途所耗 40天，则由丰后启碇时间为头年腊月十五日；而郑舜功是头年六月到达丰后，前后算来，他一共在丰后只停留了半年，这与其自述“馆彼六月”是全然吻合的。
《日本一鉴》一书，内容至为宏富。郑舜功是如何搜集有关资料，又是怎样记录下钓鱼等岛屿的史实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