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方面想要长期侵吞钓鱼列屿，应当从何下口，确是他们长期以来殚精竭虑、冥思苦想的问题。前述日本南方同胞援护会会长大浜信泉，就曾愁肠百结地感叹：
是幸运还是不幸呢，尖阁列岛位于连接中国大陆的所谓大陆架边缘上。这对日本来说是个有力的支撑点，但从大陆架理论的关系上讲，却是包含着惹起麻烦的可能性。总之，尖阁列岛近海海底的资源问题，一方面与领土主权有关，另一方面从大陆架的理论来看，将来又会面临招致国际议论的形势。
其实，他远远没有说到节骨眼上。对此，奥原敏雄氏有一段绝妙的点睛之笔：
在假定尖阁列岛曾是中国领土的情况下，我国的立场确实是不利的。因为在把尖阁列岛作为台湾附属诸岛的情况下，是日清讲和条约的第二款，将台湾及其附属诸岛割让给日本的，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我国放弃台湾的结果，也就在旧金山和约、日中和约上放弃了尖阁列岛。
另外，即使不作为台湾的附属诸岛，我国为了取得中国领土尖阁列岛的领有权，则除了依靠实效的法理之外别无他途。然而，时效的法理，只能以不存在日清战争这个事实为条件才能适用。如果以日清战争为前提，那么在考虑这一问题时，我国根据这个法理取得尖阁列岛领有权的主张，虽然不失为一种理论，但作为主张则是十分软弱的。因为在提出实效法理之前，在取得中国领土尖阁列岛时，我国［将其］编入领土的行为本身，则是作为日清战争的结果，才使那种行为成为可能的。这一段话可以视为日本谋夺我钓鱼列屿的“总纲”，同时也是人们破解他们所作所为一切活动的钥匙。其要旨不外是：（一）日本想要窃取钓鱼列屿的主权，只能死守以实效的控制为要素的“先占”（occupation）这一关。
（二）先占是一个国家在一块“无主地”（terra nullius）上建立主权，使之成为自己的领土；而无主地，是指没有任何国家在该无主土地上设定主权，或曾有他国在该地行使主权，而后又明确表示放弃。
（三）为此，日本绝对不能承认钓鱼列屿为中国领地，尤其不能承认该岛屿是台湾的附属岛屿。（四）同时，日本必须把 1895年窃据钓鱼列屿的活动，与 1894—1895 年进行的中日甲午战争（日本称为日清战争）“脱钩”，尤其不能承认其与《马关条约》沾上任何瓜葛。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长期以来，日本政府及其代言人们挖空心思，绞尽脑汁，杜撰了自古以来中国、琉球国之间存在一条“两不管”的真空地带的神话，即钓鱼列屿甲午战前既然不属于琉球，也不能属于你中国，而是“无主地”。他们面对中国方面举出铁证如山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一面感到回天无力，叹息“的确，在历史学上，收集许多有关尖阁列岛的资料，对其进行客观的评价是重要的。然而，收集追溯到历史学上古时代的资料，是十分困难的。而且有限的资料作为论理性的证据是否有价值，其评价也是相当困难的”。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得不承认：“现今所叙述的，并不意味着国际法无视历史的事实。在发生领土争端时，争执的当事国总是以古文书的存在为理由，来主张本国的领有权。 ”惜乎天公不作美：日本整个幕府时期与钓鱼列屿沾边的“古文书”，屈指可数的仅有 1785年仙台人林子平所著《三国通览图说 ·琉球三省并三十六岛之图》，但恰恰是此书直接否定了“尖阁列岛系无主地”的论调；琉球方面的“古文书”，如《历代宝案》《中山世鉴》《中山世谱》和《指南广义》等书，不仅帮不了日方的忙，反而还大唱反调；而大量中国方面的图籍，却正确地反映出钓鱼列屿很早就已属于中国的历史事实。
面对不利于日方立论的尴尬局面，他们采取的对策主要是：
假贬低历史证据之名，行隐瞒历史真相之实。他们一再强调：“尖阁列岛的领土争议（请日本政要们看看，是‘从不存在领土争议’
吗？），不是历史学上的论证或古代记载资料的解释与推论”；“在领土争议上拿出古文书来并不特别可贵，问题在于解决领土争议时，争执的当事国所提出的古文书，在国际法上是否有意义”。事实上，他们一时一刻也没有放松对“历史学上的论证和古代记载资料的解释与推论”，不过“解释与推论”的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随心所欲，为我所用”：只要主观断定其对日方立论有利，便可颠倒黑白，肆意渲染，化腐朽为神奇，奉谬说为瑰宝；反之，虽铁证如山，亦横加曲解，化神奇为腐朽，弃真理若敝屣。例如， 1881年（明治十四年）出版的《大日本府县分辖图》中的《冲绳县地图》上，凡属该县的岛屿处，均标注岛名，仅在钓鱼列屿大体相当的方位上，简单地作了勾画，表明该处有岛屿存在，但均未标注岛名，连其后四年（ 1885年）的冲绳县令西村捨三尚且不认为该列屿属于冲绳；而 1970年 9月 17日的琉球政府声明中，却居然一口咬定“尖阁列岛是在冲绳县内”，并且以之作为日本对该列岛具有“占有意向”的证据。与此相反，却对中国方面早于该图 319年、即明代嘉靖四十一年（ 1562年），由抗倭最高统帅胡宗宪主持编纂的国家级海防图《筹海图编》；早于该图 276年即明万历三十三年（ 1605年），吏部考功司徐必达《乾坤一统海防全图》；早于该图 260年、即明天启元年（ 1621年），茅元仪《武备志 ·福建沿海山沙图》等等，或者刻意贬低，或者不置一词。另一学者还反唇相讥道：“中方也该举出中国古代地图中，能说明该诸岛是中国领土的明确资料，请指教！”双重标准，各取所需。对同一事物，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是他们的惯用手法。如《三国通览图说》的著者林子平，是一位经世济国的杰出人物，他痛感当时对俄防务的紧迫性，深入研究地理学和军事学，并撰写了重要著作《海国兵谈》（1786年）。他的《三国通览图说》，也为其后明治时代外交界人士所倚重，19 世纪70 年代，“在日、美两国就小笠原群岛归属问题进行交涉时，〔《三国通览图说》一书中的〕《无人岛大小八十余山之图》（小笠原）就成为日本强有力的佐证资料”。然而，也就是同一个林子平及其力作《三国通览图说》，却被日本某些学者诋毁为“只具有荒诞无稽的知识”。唯一的原因，就是该书《琉球三十六岛之图》设色表明钓鱼台、黄尾屿和赤尾屿均为中国领土！
又如，由于中国官方文书《册封使录》大量记载了钓鱼列屿归属中国的史实，日方某些人士便不止一次信口开河地宣称：“使录不是历史研究上的第一等史料”；“连续多次的册封使录，均属航海者个人的旅行记录，而非中国的官方记载和声明”……但是，当 2012年 7月中旬，长崎纯心大学汉文学专业石井望副教授，基于对册封使郭汝霖“涉 琉球境”含义的曲解，误认为“找到一条‘尖阁列岛’不属中4
国的史料”时，竟然一反以往诸多长辈的常态，厚誉“这是明朝皇帝所派使节团正式承认 赤尾屿属于琉球，并由琉球人命名”云云，貌似前倨后恭，实则别有所图。
尤有甚者，某些人对 1885年外务卿井上馨致山县有朋“亲展”的第 38号函中，对有关“近时清国报纸刊登我政府欲占台湾附近清国所属岛屿，对我国怀有猜疑，屡促清政府注意”“此次勘查之事，均不必在官报及报纸刊登”等关键内容，采取了“开肠破肚”的“挖心”手法，统统予以“删节”……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时至 2012年 4月 17日——请注意，这正是 117年前签订《马关条约》的日子——首先由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登台，在华盛顿如期“扔出几个炸弹”，放言东京都政府要“购岛”；最后野田佳彦首相亲自亮相，导演了又一出“ 9·11事件”——“国有化”。须知，进行交易的首要前提是要弄清“标的”究竟是自有财产还是来路不明的赃物；倘若不幸属于后者，则无论如何改变包装（例如更改岛名或“国财产”之类），都难脱“销赃”的干系。
日本政府的非法购岛行径，理所当然地激起中华儿女的愤慨，招致中国政府的正义反制。 9月 29日，日本前外相即将成为野田得力阁僚的前原诚司，在神户讲演时，居然恶人先告状，“用前所未有的口吻，公开批评中国是‘极度歪曲历史。中国是个一贯伪造自己历史的国家’ ”。石原慎太郎则倒打一耙，反诬中国捍卫钓鱼列屿主权“是一种霸权主义行为，是闯入别人家的强盗”云云。
日本政府为了拼凑“国际法”和“国内法”的“法理依据”，炮制了所谓“‘尖阁列岛’是日本不存在争议的固有领土”的两张“王牌”：
1896年《日皇十三号敕令》和 1895年“ 1·14内阁决议”。历史已经证实——如本书第五章第二节所述，第一张牌在上世纪 70年代业已被证伪，以致连日本官方其后也不敢旧话重提；历史还将继续证实，第二张牌无论在国际法还是日本国内法上，都是非法和无效的。
1894—1895年中日甲午之战，不仅是炎黄子孙的国耻，而且是断定钓鱼列屿谁属的关键，也是“该列岛周围海域埋藏着价值万亿美元的油田”谁属的根据：倘若甲午战前“尖阁列岛无主地”的梦幻成真，则既完成了山县有朋的未竟事业，也使日本“ 99.8%石油由外国进口”
的局面根本改观，“可供使用 40年”；反之，则岛之不存，油将焉附？
一旦“ 1·14内阁决议”的把戏被揭穿，钓鱼列屿是作为《马关条约》
中台湾“附属岛屿”一并割让给日本的历史真相大白于天下，世人特别是日本人民终于会知晓，究竟是谁在“歪曲和伪造历史”？是谁扮演了“闯入别人家的强盗”的角色？不可忘却的 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不可忘却的《马关条约》丧权辱国的切肤之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