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英国天才作家史蒂文生（Robert Louis Stevenson，1850-1894）认为，叙述艺术才是小说艺术的本质所在，其原则是“明确构思人类某些性格的发展轨迹，在纷繁的事件中进行挑选并加以呈现，发明（是的，要发明）并保留对话中的某些基调”。艾米莉·勃朗特的小说《呼啸山庄》的成功就是遵循了这样的叙述艺术原则，她用自己的思想思考，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用自己的方言说话。《呼啸山庄》既不同于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萨克雷的《名利场》这类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述的小说，也不同于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或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这类传统的主人公第一人称叙述的作品。《呼啸山庄》里的叙述者更不同于另类孤独的叙述者——赫尔曼·麦尔维尔笔下的伊什梅尔（Ishmael）和约瑟夫·康拉德笔下的马洛（Marlow）。《呼啸山庄》的记叙手段是经过巧妙设计的，其叙述结构的复杂性已成为评论界的一个热点，这也正是艾米莉·勃朗特卓越才华的最好体现。虽然该小说是以第一人称的手法来叙述的，但艾米莉在小说中安排了若干讲述人。女作家在房客洛克伍德的讲述中插入了女管家丁耐莉的叙述，又在丁耐莉的叙述中插入了希斯克利夫、凯瑟琳、小凯蒂、伊莎贝拉，乃至管家齐拉的叙述。因而读者可以从不同讲述人的角度来了解故事的发展，观察主人公们的性格特点，最终理性地做出自己正确的判断。在时间的把握上，该小说虽然仅为读者提供了三个精确的年份（小说始于1801年11月，结束于1802年9月，第三个是第七章末尾提到的1778年夏天），但从上下文中，读者可以对每个生日、死亡、婚姻等做出一个相当精确的推断。艾米莉这种打破了当时常用的平铺直叙、直线叙述的模式，创造性地运用了时空倒错的多角度叙述模式，从故事的中间切入，先倒叙，后顺叙，加之不断的插叙，使得她的故事一波三折、扣人心弦、引人入胜。小说最终的文本时间使线性的故事时间解体后又能以一定的秩序重组，使人们从时间不复存在的世界又回到了正常的时间世界。在纷繁事件的挑选上，艾米莉把浪漫主义移入了现实的土壤，给陈旧的哥特形式注入了激烈情感、心理深度和新鲜活力，使得古老的哥特形式服务于她的目的——发现并抒发新的情感，提高情感的强度。《呼啸山庄》在天才女作家艾米莉的笔下“宛如一首奇特的抒情诗，字里行间充满着丰富的想象和狂飙般猛烈的情感，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而这种强烈的震撼效果与作者采用的精妙叙述方法密不可分”。小说中充满了暴风呼啸的声音，而这些呼啸声并不是指某段落的片面描写，而是充斥在小说的字里行间。同时女作家艾米莉在《呼啸山庄》里使用了大量的象征手法，这种手法的运用是与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相联系的。艾米莉把神秘、荒凉、广袤的自然环境与复杂、矛盾、痛苦的人物内心世界近乎完美地结合了起来，表达了她所朦胧认识的普遍理念，具有深刻的哲理内容。小说中摄人心魄、并列纷呈的意象就是其魅力所在之一，为小说注入了神秘玄幻的元素。女作家通过旷野、风暴、树丛、窗子等一系列富有象征意义的意象去描绘人物的精神和内心世界，尽管这些意象是局部的，甚至是不自觉的，但这些意象的含义是丰富的、复杂的、深邃的。正是这种多重的艺术手法，才让《呼啸山庄》的主人公们在女作家设置的舞台上活灵活现地演绎了繁复的人性内容。这既深化了小说的思想内涵，也丰富了小说的艺术表现手段。难怪英国多产的女小说家玛丽·沃德阅读了该小说后高度地赞扬道：“就大胆的诗情与轻松自如地掌握地方真实感的结合而言，就行文的凌厉和措辞的恰当而言，就细节的新颖独创而言，英国小说中少有能与之匹敌的。……无疑，《简·爱》的第一卷纵然令人钦慕，却很难达到《呼啸山庄》那种随兴之所至的挥洒自如和毫不费力的雄浑刚劲的水平。”
走出哥特小说的困境
从小深受哥特作品的熏陶，艾米莉将哥特小说的主要特征：神秘、恐怖、超自然等要素很好地运用到了《呼啸山庄》中，凭借自己超乎寻常的想象力和深刻的现实主义描写，女作家创造性地使传统的哥特题材服务于她的目的。她巧妙地把浪漫主义移植到了现实的沃土上，赋予了传统哥特小说一个广阔的新领域和新特色，使得这部维多利亚时期杰出的作品，在众多方面都显示出了超前的现代性，从而为哥特小说开拓了新的发展方向。
《呼啸山庄》如同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的《哈姆雷特》（Hamlet，1601）一般，对生与死的思考远远超出了复仇本身，被西方评论家视为维多利亚时期最伟大的作品之一。而女作家艾米莉在这部唯一的长篇小说中，成功地运用哥特手法和哥特模式，更使作品具有了超时空的恒久性和神奇的魅力。她那独特的想象和奇异的构思，为传统哥特形式注入了现实的内容和激烈的情感，这也使得这部撼世之作远远超越了传统哥特模式，独立于时代文学主流之上。“如果我们认为《呼啸山庄》仅仅是一部哥特传奇剧的话，我们就将自动地将其排除在是对人类命运思考这一主题的范畴之外。”也正如塞繆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对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1632—1700）的艺术贡献所赞扬的那样，艾米莉同样无愧于“接过的是砖，留下的是玉”的赞扬。
一
在英语中，“哥特”一词的历史开始于18世纪，“主要具有野蛮、中世纪和超自然一种含义”。到了18世纪下半叶，“英国出现了长篇小说的一个新的品种，以描写古堡里发生的神秘恐怖事件为特征，因此被称为哥特小说或哥特传奇”。1764年，英国作家贺拉斯·沃尔普尔（Horace Walpole，1717-1797）发表的小说《奥特朗托城堡》（The Castle of Otranto）开创了英国及西方哥特小说的先河。随后这一文学形式蔚然成风，一批重要的哥特作家和影响深远的哥特名作相继出现，如：雷德克利弗夫人（Mrs Ann Radcliffe，1764-1827）的《乌多尔的秘密》（The Mysteries of Udolpho，1794）和《意大利人》（The Italian，1797）、刘易斯（Mathew Gregory Lewis，1775-1818）的《修道士》（The Monk，1796）、玛丽·雪莱（Mary Godwin Shelley，1791-1851）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1817）等等。这类作品的主题大多是通过家族仇恨、继承权的争夺来揭示人性的邪恶和阴暗面，情节上大肆渲染暴力和恐怖。“英国哥特小说虽然不旨在对理想社会和价值观念做正确表现……但是其作为一股道义力量从未泯灭，始终与恶冲突搏斗，伴随着紧张的道德探索。”哥特小说为英国文化带来了“它所急迫需要的激情、活力和宏大的精神”。由于哥特小说不仅极力表现情感、直觉、神秘和超自然现象，而且也让想象任意驰骋。因此它“除了影响浪漫主义诗歌之外，还对勃朗特姐妹及其他19世纪小说家产生了重要影响”。
19世纪的英国在维多利亚女王的统治下，国力极其强盛，在工业革命的加速进展下，女性不但工作机会增多，受教育的机会也随之增加。虽然生活在约克郡偏僻的小村里，勃朗特姐妹也因此有机会接触到文学。小时候，父亲就带她们去了一家神职人员女儿学校学习，青年时又去了布鲁塞尔留学半年多。所以对艾米莉而言，“她不仅阅读了各种文学经典，而且阅读了布莱克伍德（Blackwoods）和弗雷泽（Frasers）的杂志，而这些杂志刊登各种各样情节紧张、恐怖而激动人心的故事和诗歌”。尤其在布鲁塞尔的寄宿学校里学习德语时，艾米莉定会读到霍夫曼的故事，这些德国浪漫主义的离奇故事一定给了她极不寻常的影响，使她形成了奇特的想象力。这些哥特传奇为后来的小说揭示了人类本性中隐秘的、没有理性的一面：野蛮的利己主义，不正当的冲动和噩梦似的恐惧感。“不论按照任何艺术标准，‘恐怖’故事的价值如何，它吸引了坚强的有才智的人，而它的影响上升到更高的艺术领域，影响到司各特和勃朗特姐妹的作品和雪莱的诗歌。”此外，司各特（Walter Scott，1771-1832）的小说和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1782-1824）的诗歌同样也影响着勃朗特姐妹的创作。司各特小说《威弗利》（Waverley，1814）呈现给我们的正是哥特式的城堡、残缺不全的修道院、幽灵、巫师等。而拜伦的影子在勃朗特姐妹的小说主人公身上也有所彰显。《呼啸山庄》中男主人公希斯克利夫是拜伦式的英雄，女主人公凯瑟琳也与拜伦作品中的人物相类似，他们深受爱情的困扰，爱得轰轰烈烈，同时又带来了破坏性的力量。可以说“从内容到情节，《呼啸山庄》的文学源泉很有可能取材于拜伦的叙述诗歌”。
二
《呼啸山庄》典型地反映了哥特小说的主要特征：神秘、恐怖、超自然。艾米莉成功地运用了一系列的哥特艺术手法来烘托小说主题，营造故事情节，塑造主人公形象，刻画山庄环境，揭示各色人物的心理冲突，使得她的这部旷世奇作犹如蒙娜丽莎的微笑一样，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在那微笑的背后，她将更多的疑惑留给了读者。
在哥特小说里，人物塑造通常是用来呈现哥特要素的主要手段。当我们打开《呼啸山庄》，形形色色的可怕人物就会跃入我们的眼帘。小说主人公之一的希斯克利夫，他的行为举止无不镌刻着哥特的印迹：残忍、傲慢、不择手段，如同小说故事的主要发生地呼啸山庄一般——荒凉而顽固不化。神秘和冷漠是他留给前来造访的房客洛克伍德的第一印象：“当我骑马走进他跟前，看见他的黑眼睛缩在眉毛下猜忌地望着我，而当我通报自己的姓名时，他的手更深地藏到背心里。”(1)希斯克利夫，这位风暴之子，他更像山庄荒原边的岩石、山庄上空肆意的狂风和捉摸不定的天气。“他对凯瑟琳的爱，是一种猛烈的非人间的感情：那是一种热情，能够在一个恶魔的邪恶本质里沸腾燃烧……他不管走到哪里，都带着地狱同行。”这种狂暴与激情带来一种摧毁一切的破坏力量，这种哥特色彩的所作所为使他更像一个魔鬼，最终不仅导致了呼啸山庄掌门人辛德雷·恩肖和画眉田庄当家主埃德加·林顿两个家族的毁灭，而且也造成了两代人的悲剧。哥特式小说的戏剧冲突主要来源于男女主角的对立。贺拉斯·沃尔普尔在小说《奥特朗托城堡》中率先塑造了一个脆弱的、任凭邪恶的曼弗莱德摆布的女主人形象，她的名字叫伊莎贝拉。而《呼啸山庄》中，也有一个伊莎贝拉，她同样被恶棍英雄希斯克利夫的魅力所吸引而身陷绝境，最终成为了他复仇的牺牲品。无论从伊莎贝拉异想天开的思想、任性愚蠢的性格，还是后来被希斯克利夫囚禁在屋，还是接着逃跑到伦敦等细节来看，伊莎贝拉都是哥特式女主人公的典型。其次小说《呼啸山庄》在主题表现方面同样继承了哥特手法。无论是希斯克利夫在婚后对伊莎贝拉的肆意虐待，还是他通过赌博的方式把辛德雷所有的财产掠夺到自己的名下，促使辛德雷在仇恨和负债累累中死去；无论是希斯克利夫以自己儿子小林顿做诱饵，并以诱骗加强迫的手段促使小凯蒂嫁给小林顿，以此攫取画眉田庄的继承权；还是希斯克利夫对小哈里顿和小凯蒂的肉体折磨以及精神摧残，女作家都成功地将哥特元素——仇恨、阴谋和继承权的争夺，演绎得淋漓尽致。“事实上，《呼啸山庄》中有不少情节是潜在的哥特式题材”。再者在环境的设置和诡异的意象上，《呼啸山庄》更是处处都弥漫着强烈的哥特气氛。山庄的外面，“狭窄的窗户都深深嵌入墙里，墙角有大块凸出的石头保护”（2）；房屋正门的前墙上留着“大量奇形怪状的雕刻”（3）；山庄里面更是常年不见阳光，阴森可怕，还不时地冒着阵阵寒气。女作家用诗人敏锐独特的想象，紧紧扣住大自然中的原始意象，把笔触伸入到了人物灵魂层面中的野性空间，向人们展示了那足以席卷一切的心灵风暴。此外，哥特小说的超自然元素在《呼啸山庄》中也尽显其能。艾米莉笔下洛克伍德在山庄的梦魇，让人读起来毛骨悚然。这一幕与灰暗荒凉的背景联系起来，就会给夜晚的山庄增添更加神秘的恐怖感，继而将小说的哥特气氛渲染到了极致。在小说的结尾，山庄一带的乡亲经常看见希斯克利夫和凯瑟琳的鬼魂在荒原上、在教堂附近、在宅子里面游荡。这些描写无不充满了浓厚的哥特味，使得作品更像解不开的斯芬克斯之谜。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姐姐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e，1816-1855）为妹妹的《呼啸山庄》写的再版序中，姐姐夏洛蒂为了讥讽妹妹艾米莉是如何“塑造了像希斯克利夫、恩肖、凯瑟琳这样一些人物”（1983：26），贬损妹妹道，“我不得不承认，她对自己生活其间的农民的实际了解，并不见得比一个修女对有时路过修道院门前的村民的了解更多”（1983：25），夏洛蒂摆出一副屈尊俯就的样子说，“她创造了这样的人物，却不知为何事”（1983：26），并且还强烈的谴责妹妹道，“创造像希斯克利夫这样的人物，究竟是否正确，是否可取，我不知道；我想大概是不正确、不可取的”（1983：28）。作为姐姐的夏洛蒂应该是深谙哥特手法和模式的，但她却不能接受妹妹作品中所体现出的愤世嫉俗，而以姐姐的身份自居，批评了妹妹的天真无知、作品的不可靠性和道德违背性。“这些言论无不体现出了姐妹间的不和，同时这样的否定言语却也正好再现了艾米莉·勃朗特的名作断定是哥特身份的本质。”
三
《呼啸山庄》虽然可以算作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杰出作品中哥特色彩最强烈的经典之作，但“与更加传统的哥特式情感的似是而非相比较，《呼啸山庄》至少是一首真实世界中的美与神秘的赞歌。它将‘真实的’与‘浪漫的/怪诞的’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将生者与死者之间的障碍化解掉。宇宙之中似乎没有超越一切的上帝，有的只是超越所谓‘死亡’的强烈、巨大的人类感情”。正因如此，《呼啸山庄》虽为19世纪的小说，却在众多方面都显示出了超前的现代性。艾米莉·勃朗特，这位杰出的天才，已经走出了哥特小说的围堵，走在了她的时代的前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