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普遍认为《呼啸山庄》中的自然风采给予了人们许多启示……读者放下该书就会有一种好像真正经历了一次观赏约克郡自然风光的感觉。”独具匠心的女作家艾米莉对天气和季节这一时间要素的描写不仅仅是为了表现山庄和田庄的地域风光，表明故事时间和文本时间的转化，更主要的是渲染了这段激情四射的爱情故事本身的气氛，从侧面表现了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性格，烘托出了他们的心情，深化了小说的主旨，推动了这一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向前发展，是整部小说不可分割的构成部分。在艾米莉的眼里，上帝创造的这个宇宙，无论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都是某种精神元素的表现。艾米莉对时间要素的这种贴切运用，“使得小说更加栩栩如生，更具戏剧效果”。她对天气和季节在文本时间和故事时间里的转换表现，不是作为静止的舞台布景呈现在我们的眼前，而是像一幕幕生动的戏剧。“《呼啸山庄》中的自然，和生活在自然界的人一样，也有喜怒哀乐，与人的喜怒哀乐息息相通。”在她的笔下我们看到：恩肖先生“坐在炉边的椅子上安然去世了。狂风绕屋咆哮，并在烟囱里怒吼，听起来又狂暴又激烈，但是天却很冷”（51）；希斯克利夫三年前离开山庄时是在“这样一个夜晚，在夏天，是够黑的了。阴云密布，仿佛要有雷雨似的……暴风雨以其全部的狂怒向山庄呼啸着袭来。起一阵狂风，打一阵响雷，也不知是风还是雷把屋角的一棵树劈成了两半……”（108）这里黑夜吞噬了光明，象征着邪恶和混乱，但狂风暴雨的破坏性力量预示着未来更大的悲剧；希斯克利夫在回想起死去的心上人时，真是令人肝肠寸断，他对丁耐莉说：“你知道在她死后我发疯了；一个又一个清晨我祈祷着，求她的灵魂回到我的身边……她下葬的那天下了雪。晚上我去了教堂墓地。风刮得阴冷，像冬天一样——四周一片凄凉；”（377）与此相反，阳春四月，小凯蒂和哈里顿却延续着他们的爱情，当时“天气暖和宜人，一场雨水和一片阳光把青草滋润得要多绿就有多绿，靠南墙的两颗矮苹果树开了满树的花”（427），这里女作家在暗示人们，春天象征着爱情与友谊，象征着人性与人道的弘扬与广大，时间是培育爱的温床；为了使林顿和恩肖两个家族彻底和好，女作家把这对恋人的婚期定在了“新年那天”（441），这里表达了艾米莉祝福他们的生活揭开了新的一页；而当洛克伍德再返约克郡时，看到一辆装满刚收割的碧绿的燕麦的马车在吉默顿前路过，使他有一种再想看看田庄的冲动，他一边绕道去教堂一边心里还在想着这里美丽的夏季和荒凉的冬季，站在教堂的墙角下，望着靠近的三块墓碑，他发觉这里在过去的七个月里竟有如此的衰变。女作家在此暗示读者，凯瑟琳、希斯克利夫、埃德加的命运也是如此的衰萎。《呼啸山庄》的故事是从冬季开始的，在洛克伍德的眼里，冬天是可怕的，而小说却在夏季收尾，在洛克伍德看来，夏天一切都显得那么安静，万籁俱寂。但毕竟秋天的风暴就要来到，石楠丛和兰铃花也只是暂时的茂密，到那时，不再有徐徐的柔风，飞蛾也不会再在空中扑飞，只有读者自己才会想象“在这片安静的土地下面，那长眠者竟会睡得不安静”（442）。这里充分显示了时间并没有为人类行为带来多少信仰和道德意义上的变化，万物的再生和复苏离不开季节的轮回。“在很大程度上，这部小说使得空间和时间成为一体。”
四
无论是亚里士多德（Aristotle，384 BC-322 BC）的《诗学》，还是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1781）的《拉奥孔》都十分强调时间这一叙事的基本维度。时间是小说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它同故事和人物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时间是我们心灵中“思想的伸展”，是人物思想和行动的坐标。叙述时间所涉及的时序和时长影响叙述系列的构成，可以在主题建构时获得某种奇特的美学效果，并折射出作家对待现实和传统的复杂心态。艾米莉·勃朗特在其短暂的文学创作生涯中，对时间问题寄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沉思。原本被认为“混乱、支离破碎”的《呼啸山庄》在冷落和误解中诞生、成长，女作家一生凭借这部唯一的作品被归入维多利亚时期第一流小说家的行列，这在世界文坛上恐怕也绝无仅有。与其说《呼啸山庄》讲述的是一段动人的爱情故事，倒不如说它呈现的是一部绝伦的时间艺术，“任何研究英国文学的人若忽略《呼啸山庄》一书，他的研究都将是不完整的。”《呼啸山庄》浓缩了丰富且严谨的场景的所有要素，女作家以巧妙的手法，展现了精密细致的文本时间和故事时间的来龙去脉，在时间的交错颠倒中展开情节，在时序的复杂交织中突出主题，使得过去的事物借助现在与未来获得了永恒的生命，也使得现在的生活因过去的介入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对天气和季节的描述，使得小说人物角色的情感和举动跃然纸上，使得故事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更富有戏剧效果，大大地提升了这部惊心动魄的原创小说的活泼本质与奥秘。
人物原型的创作探究
艾米莉深谙维多利亚时期小说关于人物、性格、身份及心理活动的创作态度，对于那些习惯于现实主义小说的读者，女作家为他们提供了多把理解小说人物的金钥匙——孩童经历、面部特征、出生遗传、潜在意识、环境影响等。尽管维多利亚时期是一个对社会道德要求很严格的时期，几乎所有作家都遵循“说教的美学”，但在《呼啸山庄》中女作家选择了宁可颠覆维多利亚时期人物创作的传统惯例，也不愿让自己的想象力屈尊迁就。正因如此，才有了她的千古绝唱——《呼啸山庄》。
《呼啸山庄》，单此书名就足以让人浮想联翩，在这个被认为是“厌恶人类者一个完美的天堂”里面所演绎的这段爱情“既美丽又恐怖得令人战栗”。它以磅礴的气势、野性的力量、反叛的精神撞击着数代读者的心灵。然而小说问世后，最初并未得到公正的对待，当时无论是读者还是评论界大都斥之为“一部骇人听闻、荒谬绝伦的作品”，他们不仅对小说的人物及其行为方式和语言反感之至，也对故事情节和主人公们所表现出的神秘力量厌恶透顶，甚至认为这“恐怖的、可怕的、令人作呕的小说，应该改名为《枯萎山庄》”。这些过激的言论印证了19世纪40年代后期英国大众对小说的求全责备和“独具只眼”。
一
维多利亚时期是一个对社会道德要求很严格的时期，人们对小说的说教功效趋之若鹜，常常把小说中具有优秀品质的主人公视为榜样，因而“几乎所有作家都遵循‘说教的美学’”。而《呼啸山庄》对当时的读者而言，却是既缺少道德说教，又没有理想模范，难怪在艾米莉死后不久，姐姐夏洛蒂·勃朗特为了平息人们“愤怒的火焰”，竟也指出妹妹“就刻画人物性格方面而言，情况有所不同。我不得不承认，她对自己生活期间的农民的实际了解，并不见得比一个修女对有时路过修道院门前的村民的了解更多。”按照夏洛蒂的说法，她那头脑简单、生活寂寞的妹妹之所以能创作出《呼啸山庄》，是由于过度地受到了道听途说的一些悲惨的、可怕的故事的影响，“她的想象力的气质，原是比较沉郁而不大开朗，比较强烈而不大欢快，便从这些民情特征中找到原料，用来塑造了像希斯克利夫、恩肖、凯瑟琳这样一些人物。她创造了这样的人物，却不知所为何事。”即使艾米莉本身和这个不愿回头的浪子希斯克利夫毫无牵连，单希斯克利夫的恶魔形象就足以让人毛骨悚然，因而夏洛蒂·勃朗特也就无法原谅妹妹的原型创作而批评道：“创造像希斯克利夫这样的人物，究竟是否正确、是否可取，我不知道；我想大概是不正确、不可取的。”这里夏洛蒂·勃朗特警告当时的人们要牢记维多利亚时期的正统观念，提醒作者创作时要格外小心，在创作像“希斯克利夫这样的人物”时，一定要考虑“是否正确”、“是否可取”。当艾米莉在夏洛蒂·勃朗特的《呼啸山庄》序中出现时，人们已把她和玛丽·雪莱的《弗兰克斯坦》进行对比，发现这位维多利亚时期的“弗兰克斯坦”，竟也为毫无心理准备的无辜的大众造出了可怕的怪物——希斯克利夫。然而生活在小镇哈渥斯的艾米莉果真像姐姐所说的是位“头脑简单、生活寂寞”，不食人间烟火的隐居者吗？从她那唯一传世的杰作《呼啸山庄》中我们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
小说里，丁耐莉在希斯克利夫生命垂危时曾对他的理智有过这样的评价：“至于他的理性，他从童年时代起就喜欢想那不可告人的事儿，脑子里尽是稀奇古怪的幻想，虽然对于他那死去的偶像可能有一种偏执狂的固执，但在其他方面他的头脑跟我的一样健全”（425）。这里女作家小心翼翼地选用了“偏执狂”（monomania）这个词来形容希斯克利夫。“偏执狂”一词的提出者是法国心理学家Jean Etienne Esquirol，后来英国物理学家James Cowles Pichard于1835年将其定义为“在指向一件事情时，表现出部分的精神错乱……然而处理别的事情时，其智力毛发未损”。19世纪中期当艾米莉正在创作《呼啸山庄》时，“偏执狂”一词已被广泛运用，最终被人们普遍定性为对任何事情的非理性迷恋，然而艾米莉在小说中表达的只是其最初的意思，尽管小说中别的主人公们也不停地拷问希斯克利夫的理智，但通过丁耐莉，女作家向人们表明：希斯克利夫的头脑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在一件事上他的确精神错乱（对凯瑟琳痴迷的爱），可在处理其他事情上，他的智力“毛发未损”。女作家还把他的智力追溯到他的过去——从童年时代起就喜欢想那不可告人的事儿，脑子里尽是稀奇古怪的幻想。这种联系童年的解释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算是寥若晨星。当时许多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家都在纷纷地模仿德国文学中的教育小说（Bildungsroman），在这些小说里，我们都可以沿着一种模式——从童年的天真无知到成年的成熟老到，来追寻主人公的足迹。狄更斯的《远大前程》（1861）、乔治·艾略特的《弗洛斯河上的磨坊》（1860）以及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都被认为是教育小说的最好典范。在他们的小说里，主人公们的性格形成主要归因于童年的品质，儿时他们人人心地善良、雄心勃勃，但在成长的旅途中，个个不是遍体鳞伤，就是体无完肤，他们在苦难中获得了经验。艾米莉肯定明白“儿童本是成人的前驱”，所以女作家谨小慎微地借用小说这种形式向人们证明：她的主人公们确实是受到了童年的极大影响，而又不同于同时代作品中的其他主人公。艾米莉对“苦难中学到了经验”，进而使人的性格发生很大的变化的观点并不持乐观态度。
二
从英国浪漫主义时期向后，小说对人物的描写已将重点转向对人物面部细节的刻画，因而许多维多利亚时期的人们对观相术颇感兴趣，他们往往喜欢通过人的面部特征对人的个性做出快速的判断，这一点艾米莉非常清楚。在她的小说中，林顿先生认为希斯克利夫犯罪的迹象就画在他的脸上，因而他嚷道：“在他的劣根性还只是表现在脸上，而没有表现在行动之前，把他吊死，难道不是为乡里除了一害吗？”（59）丁耐莉也曾建议希斯克利夫，要改变他那令人多疑的外表只有改变自己的内心。她劝诫道：“你看见你眉间的两道纹路没有，还有浓密的眉毛，眉毛不是在中央隆起，而是在中间陷下去。还有那对黑的魔鬼，埋得那么深，从来不大胆地打开它们的窗户，而在下面闪闪地隐藏着，像魔鬼的奸细似的。你该希望并且学会抚平这些桀骜不驯的纹路，坦率地抬起你的眼皮，把这对魔鬼变成有自信的、纯洁的天使……心地善良，相貌自然会变好……哪怕你是一个真正的黑人。相反，如果心底邪恶，最漂亮的面孔也会变得比丑陋还要糟糕。”（69）
丁耐莉深信人的脸尤其是眼睛（心灵的窗户）能揭示人的内在性格，希斯克利夫陷下去的眉间、隐藏着的眼睛以及那桀骜不驯的眉毛，按当时的观相术，就是邪恶本性的表露。同时丁耐莉以貌取人，流露出了种族歧视的情绪，认为希斯克利夫即使是一个真正的黑人，只要心地善良，也会招人喜欢的。
维多利亚时期，现代科学刚刚进入人们的视野，许多常识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故而当时的人多少有点愚昧，将其答案转向由梦来解释。不过正是这种落后，使小说家们有更多的素材可选择，中世纪的魔法鬼怪，可以在作品中找到非常妥当的位置。对于这种现象，艾米莉当然没有熟视无睹。早在19世纪，梦作为人们下意识思想的反应，在Robert Macnish的著作《梦的哲学》（1830）里就有详细的解释；到了19世纪末，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1900）将这一概念推向了极致。《呼啸山庄》中无论是洛克伍德、凯瑟琳、希斯克利夫或是丁耐莉，他们都叙述了自己的梦，这就使读者饶有兴趣，因为在梦中剧中人显露了本色。凯瑟琳曾对丁耐莉说：“我做过的有些梦在梦过之后永远留在了我的心里，改变了我的思想。这些梦在我心里穿过来穿过去，就像酒穿过水一样，改变了我心里的色彩。”（101）这里女作家提醒人们，梦里隐藏着更深的东西（像洛克伍德所梦到的），这种更深的东西让人无法平静，有时甚至连做梦人自己也无法理解和接受它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