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边不乏其例。一位暴发户拥资数百万，但他的钱来自一张侥幸的彩票。没有奋斗和一点点的积累，面对突至的财富，他不知所措，心理也失去了平衡。随后，人们看到一个谦逊的人变得轻狂，一个律己很严的人沾染了一身恶习，一个重爱情和亲情的人抛妻别子在一个人还没有练就一身掌控金钱的心态和本领的时候，财富提前到来，这并不是一件好事。
当黄金像贝斯比亚斯火山的岩浆一样，流进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的口袋时，这个曾经口碑很好的人，变得贪婪、冷酷。宾夕法尼亚州油田地方的居民对其恨之入骨，甚至做出他的木偶像并对之施以“绞刑”。更要命的是，为金钱极度操劳，医生以他的身体状况断言他，只能活到五十岁。后半生，洛克菲勒痛定思痛，变得乐善好施，开始滑冰、骑自行车、打高尔夫球，98岁去世的那年，只剩下一张第一号石油公司股票，其余产业已在生前捐掉或分赠给继承者。
钢铁大王卡内基说：“一个死的时候还极有钱，实在死得极可耻。”许多有钱人一生拥有的财富不计其数，却不知道富裕意味着什么。不过，人们在已故美国大亨默尔的一本传记里发现了这样一句话：“富裕和肥胖没什么两样，也不过是获得了超过自己需要的东西罢了。”而肥胖又是什么呢？美国最胖的好莱坞影星罗斯顿，临终前对自己喃喃自语：“你的身躯很庞大，但你生命需要的仅仅是一颗心脏。”
“富裕和肥胖没什么两样。”看见那些为一毛钱和菜农吵半天的人，那些为钱不择手段的人，那些视财如命的人，那些恃钱而贵的人，那些沉入金钱的白日梦中人，我很想走过去跟他们说：“在金钱方面瘦瘦身，对你的人生健康有好处！”
周末，儿子在一处摊位前驻足观看：一口小铁锅、一只木勺把一锅瓜子仁炒得香气四溢。儿子兴高采烈，不用囫囵吞枣就可以满口生香了。
我心里却有了异样的感受。修辞学家认为与一个名词搭配的动词有许多，最准确的只有一个。那么，与瓜子搭配的也只有“嗑”最恰当了。
眼前的这种吃法，是很快捷方便，但也有一定的有意义的内容被省去。我由此想到了现代生活中许多被删去的或者被最大限度压缩的过程。比如登山，现代人无需再像从前一样后人顶着前人的屁股汗流浃背，亦步亦趋了。缆车会在须臾之间把人们从山脚送上山顶，省却了攀登的困难、危险。如此轻而易举，固然避免了体力上的消耗，却难以再激发起人们“临顶峰小天下”的感慨和豪情了。
从技术角度来讲，漫长的过程应该省去，而且这正是技术革命的意义之所在。但是，爱和美的过程呢？
试以婚姻设喻，你会看到，媒体征婚已发展到电视征婚。就这方面而言，媒体所起的作用大大超过了以前的媒婆。如果你是单身一族，你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接收到大量的“预想情人”的信息。然后，你可以慢条斯理地去一个个推敲他们或者她们的年龄、身高、学历、健康状况、工作条件、住房条件、经济条件等等。
就像你走进超市，眼花缭乱的商品使你举棋不定。最后，你得借助灵感或偶然的机缘作出判断。没有了电光石火的轻轻一碰，没有了剪烛西窗的漫长对话，没有了彼此的考验，没有了相濡以沫的支撑和抚慰，甚至没有了鹊桥相会似的浪漫。爱情变得直接而迅速，直接而迅速地抵达性和婚姻，爱的意义被改写了。
发展着的物质世界不露声色地改变着人的生活乃至生存方式，由此也必然改变人的个性和情感，无法判断它会将我们带向哪一条没有航标的河流。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在一个比过程更重结果的时代，注定了爱和美的危机的来临。
去表哥的养鸡场，看表哥养鸡。
鸡比人精神。满面红光，圆睁的双目，连眨都不眨一下，时刻保持着高度警惕。表哥给鸡撒饲料，见我兴致蛮高的，招呼我来试试。
我在撒饲料时，有了发现。饲料被染得红红的，拌上了一种红色的颜料。干吗？给鸡美容？
表哥笑着摇头否认，说这样可以让蛋黄的颜色变成红色，营养成份不变，但红色的蛋黄招人喜欢，这种鸡蛋到市场好卖，且能卖个好价钱。
可叹，鸡如此警惕，最终还是被人上下其手，在蛋上做了手脚。做鸡本来就悲哀，被囚在圈中，供人宰杀。奉献肉体前，还在不断地奉献鸡蛋。现在连痛痛快快地下个蛋的自由都被剥夺。蛋黄的颜色，竟由人来主宰。人类对禽类的事务未免也插手太多。
作为一只被鸡下下来的蛋。它应该有属于自己形状和颜色，自然地拥有先天的禀赋，这是造物主赋予的权利，也是自然天性的组成部分。连蛋黄的颜色都由不得自己，这蛋还叫什么蛋？脆弱的蛋、孤立的蛋，还不能争抗。不然，其结果不外有二：其一，鸡飞蛋打；其二，以卵击石。
由此想到做人，为了适应这个社会，身处底层为生活奔命的人，不得不时时处处改变自己，以求被群体接纳。一个在单位工作十几二十年的人，回想自己当初到这个单位的情形，恍如隔世，觉得那个自己简直不是自己。那个正直、善良、朝气蓬勃、嫉恶如仇、敢说敢做的小伙子，无论如何，在今天这个自私、圆滑、琐碎卑微、精明世故、虚如委蛇的人的身上找不到影子。社会的颜料已经改变了他原初的颜色。
思维是人的核心，相当于鸡蛋的蛋黄。《一封致加西亚的信》曾在社会受到普遍欢迎。其实，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由内而外彻底改变一个人，从心灵开始改变颜色，进而把人异化为只会执行命令的机器。“洗脑”、“改变人的思维”这些词，被社会堂而皇之地推崇，为追逐“效益”和“利润”，那些处于底层的、被管理的人们，何曾能坚守自己的个性、把握自己的命运？
当一切都纳入技术的视野，海德格尔曾担忧，技术时代，人如何做人？因为世界的核心首先改变了颜色。当人们在莱茵河上建造发电站时，海德格尔忧心重重，因为如此一来，莱茵河就成了发电站的一个部分。莱茵河的自然意义被部分消解。在现代技术的演进和社会的嬗变过程中，人的个性差别与原本意义也将日见式微、步步消解。
对此，周国平先生论道，人和自然两方面都丧失了自身的本质，如同里尔克在一封信中所说的，事物成了“虚假的事物”，人的生活只剩下了“生活的假象”。一个人，如何能做到不改初衷？在诱惑中、在碰壁时、在趋利思维里，在精明的盘算中，原初的颜色不知不觉，已一点点更改。
拥有一颗原生态的心，殊为不易。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就像那只脆弱的、孤立的蛋。但如果想追寻做人的完整意义，就必须保有一颗原生态的心。捍卫我们的“蛋黄”的原色，须时时拒绝世俗的社会用、功利的颜料，实用主义地涂鸦。
身处瓦尔登湖边的美国作家梭罗，曾用斧头砍削木料，自己动手建造房屋，他觉得这跟飞鸟造巢一样合理。对他来说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对在都市生活的人们来说却是苦差。由此他觉得现代人愚蠢之处正在于，把建造的乐趣统统给了木匠师傅，而自己放弃了其中的体验。
自己建造的房屋，当然成本很低，梭罗总共只化了28美元就建好了自己的房子。同时，他发现，其实一切都可以身体力行。于是，他自己用黑麦、玉米粉和盐烤制面包，将从玉米地里采集的、加盐煮熟的马齿苋作为菜肴。由此，他得出一个结论，一年之内只要工作六个星期，足够支付一个人一切生活开销，剩下的时间就可以干些自己偏爱的事了。
维持生存的成本，可能正如梭罗所言，不会太高。这就意味着，人在尘世间奔忙，支付生存成本的劳动价值只是很微小的一部分。剩下的那更大的一部分，到底支付给了什么呢？
一位经商的朋友，没日没夜地赚钱，为过度劳累付出的代价是牺牲了健康。十年前他为自己设定了一个赚钱指标，达到这个指标他就准备停下来休息。十年之后，才发现虽然远远超过了原定的指标，可是所赚的钱只够他换上一辆“宝马”。我问他，为什么非得换“宝马”呢？他说，和那些坐着奔驰和宝马的巨贾做生意，必须有和他们匹配的坐骑才能对等，这是必须付出的成本。我提出质疑，若是今后和外国人做生意，是不是还要买下一只游艇？他竟然不置可否。
就在两年前，他患上了绝症，不得不放下生意。医生建议他去游泳。不分春夏秋冬，他坚持了下来，现在各项健康指标正不断恢复。而且通过体能训练，他发现以前看似为生存成本付出的努力其实绝大部分付给了虚荣心的满足，生存的成本并不高。比如现在维持生存的成本就是游泳，而每个月游泳馆固定门票只有三十元。以前一个月上万元的花销现在降到了几百元。他已经卖掉了毫无意义的豪车，因为步行现在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健身。更重要的是，他从游泳中感受到了单纯的乐趣，心情不复以往的烦躁和焦虑。
“梭罗的生活确实简明而快乐，可那毕竟是瓦尔登湖边的生活。”这是都市人的借口。都市中生活的人们，一天比一天感觉到，生存的成本越来越高，人们只是看到了表象而不知其所以然。如果有一天，栖身之地被逼至瓦尔登湖边，生活只剩下单纯的生存本身，也许才会意识到：更多的，当代人是在为奢华、为虚荣、为与他人的攀比付出成本，而这种人为的“浮肿”和“虚高”，又被误以为是生存本身需要的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