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香港人因为喜欢赌博赛马，
每当跑马比赛时，大都不希望见到出家人，
他们认为出家人理光头，
见到出家人就会输光光。
后来我在香港红磡体育馆讲演，
我就告诉大家：
人生的财富并非只有金钱、股票、
有价证券，乃至黄金、钻石等，
人生有了慈悲、智慧、明理、感恩、知足等佛法，
就能拥有另类的财富。
因为佛法，
可以帮助我们建立正确的思想与观念，
有了好的理念，就能拥有财富，
所以佛法才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
香港位于台湾与大陆之间，在两岸四地中，香港和大陆最为靠近，百余年间香港发展成为今日的“东方明珠”，被誉为“购物天堂”，曾与台湾和新加坡、韩国并列为“亚洲四小龙”。
香港和台湾相距也很近，搭飞机只要一小时的航程，总人口七百万当中，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中国人。在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时，许多人逃难避居到香港；一九四五年国共内战后，尤其到了一九四九年间，更有不少大陆民众纷纷涌向香港，香港因此成为国际间一个很奇妙的地方。
我在一九六三年第一次访问香港，深深了解到香港这个地方与佛教的关系因缘可真不小，现在我们唱的《僧宝赞》，里面有一句“浮杯渡海刹那时”，讲的就是杯渡禅师乘木杯渡海到屯门山的故事，可见佛教传播到香港的年代很早。
屯门山就是现在的青山，为了纪念杯渡禅师，后来就在这里建了一座青山寺，这也是香港最古老的佛寺。由于青山只是一个小渔村，虽然建有寺院道场，平时大概也只能做做经忏佛事，并没有发展什么弘法活动或社会福利事业。不过这些都是久远以前的事了，我们现在暂且不谈，只谈谈近百年来的香港佛教。
香港佛教早在八十年前，也就是一九三〇年之前，只有一些香花和尚，他们平时只是为人做做经忏佛事，可以说并没有什么佛法可言。直到一九三〇年前后，栖霞山的若舜老和尚，以及泰州的霭亭长老，他们到香港弘法，从此香港的佛教便开始活跃了起来。
若舜长老继宗仰上人之后，为了栖霞山的建设到香港募捐，得到东莲觉苑莲觉居士的支持，后来在香港九龙塘还建了鹿野苑道场，成为栖霞山的下院。霭亭法师是泰州人，他善说法要，有了他们驻锡弘法，一时香港佛教就不再只是从事经忏佛事，而是能够真正发挥弘法利生的度众功能了。尤其在抗战期间，对于逃难的军民给予救济、帮助，功不可没。若说香港佛教对抗日有很大的贡献，一点也不为过。
中日战争之后，国共两党又起内战，之后人事往来就复杂多了。先是一些国民党的干部借道香港奔逃到台湾，后来不能到台湾的人在香港就成了“自由民主”人士，一些比较普通的军民，则投身在调景岭的难民营里。
我在一九四九年到了台湾，因为人生地不熟，一时没有办法居留，就写信到香港栖霞山的下院鹿野苑求援。据说在香港的栖霞山同门接信后，也很慷慨地表示说：“我们能到香港来，不能不感谢栖霞山住持志开上人的成就，现在他仅有的一个弟子落难在台湾，我们照理应该出面帮助他到香港。”
于是大家共同筹措了三百元港币，托人带到台湾，要让我当路费到香港去。但不幸我那时已被国民党逮捕，关在桃园的拘留所，与一百多个出家人一起等待最后的宣判。
后来，所幸经过一些佛教护法大力奔走，总算把我们救了出来。可是这时从香港带钱来的人，因为没能联络到我而回香港去了。就这样，我在台湾盘桓了一些时日后，获得吴伯雄先生的尊翁吴鸿麟老先生帮我报户口，如此在台湾有了合法居住的身份，也就从此打消去香港的念头了。
直到一九六三年，我有机会代表“中国佛教会”访问香港，这时当然非常高兴能够趁此机会去看看香港这个久已闻名的地方，我除了想要了解这里的佛教概况，尤其急于到东莲觉苑和鹿野苑去看看，因为这里是当初师祖、得戒和尚他们弘法的道场。
我在香港访问七天，最是感谢觉光法师给予我的接待，他是香港佛教联合会的会长，承他好意安排我挂单在他的正觉莲社，虽然因为行程很紧，我们不能多所深谈，但他的殷殷厚意，令我感动不已。
七天的行程里，我们分别访问了医院、学校、老人院、图书馆等，我觉得香港佛教的社会事业做得非常成功，不禁想到，大陆佛教如果也能照这样发展，不是很有前途、很为社会尊重吗？
说到香港佛教，我把香港佛教分成几个时期，第一就是最早由广东来了一些香花和尚，他们只从事经忏佛事的时期；第二就是江苏长老若舜老和尚、霭亭法师、明畅和尚他们在香港弘法时期；第三个时期就是国共战争，大陆僧侣齐来香港的群僧聚会时期了。
国共内战后到香港的法师，如太沧（金山寺方丈）、证莲（常州天宁寺的退居老和尚）、印顺（佛教的论师、学者）等。其他还有年轻一代的，如演培、海仁、仁俊、月基、佛声等，他们也在急急忙忙地找寻各自的出路，所以这下子香港的佛教可就热闹无比了。
不过经过了一段时日的发展，到了后来江苏佛教因为僧信等没有把自身的岗位站好而流入世俗，所以香港佛教一下子就由江苏僧人领导而到东北大德来此坐镇了。当时在香港享有很高名气声望的“东北三老”，即倓虚、乐果、筏可，他们的弟子如觉光、洗尘、永惺、大光、圣怀、宏量、应成、融灵等，也都纷纷到香港弘法，所以香港佛教一下子就改由东北大德来主持了。
东北的佛教其时虽然在香港掌握了主流的弘法地位，但事实上香港佛教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如信徒的服务、文化的推动、经教的宣扬等。尤其当时严宽祜居士成立了“香港佛经流通处”，他先后刊印了一百多种的佛经，流通量超过一百万册以上；甚至为了佛经的流传，他把部分佛经寄放在美国沈家祯博士任教的哥伦比亚大学宗教系图书馆，以及庄严寺的图书馆里。后来他自己也到美国兴建玉佛寺，成立得州佛教会，开办菩提学院中文学校等。
我和严居士一直都有密切往来，他曾担任国际佛光会副总会长，后来也和佛光会合作，在大陆各地兴建希望小学及医院等。我觉得一位居士能够不惜一切，把自己的资产全部投注在佛教文化的发扬，以及教育、慈善事业的推展上，真是古今少有。
另外，当时元果法师也办了一份《香港佛教》月刊，不断把香港佛教的讯息向外界传播，是一份相当具有影响力的刊物，也让香港岛平添了一支文化生力军。
不过这时香港的发展迅速，人口已经超过六百万以上，尤其基督教也在香港积极宣扬、建设，并且凌驾于佛教之上。这时我想，自己应该到香港去尽一份心，于是就经由当时在佛光山读书的学生文瑜和瑞姗介绍，在九龙的地方找到一个小房子，派依如法师前往，这就是佛光山在香港弘法的第一个据点——佛香精舍。
但是这时香港佛教已经成为东北法师的天下了，依如法师以一个台湾来的比丘尼身份，忽然到了这里，坦白说也难以在他们当中立足。好在依如法师很低调地在佛香精舍的小房子里，整整住了十年，周旋在各长老法师之中，慢慢地也获得他们的认同，后来也给她一个香港佛教协会理事的名义。
依如法师是在一九八三年到香港，直到一九八七年，有一位“法住学会”的霍韬晦居士出版了一本《法住》月刊，要我为他写文章。他是香港人，一向没有什么往来，但他邀请我到“法住学会”去讲《般若心经》，我也欣然应允。
他的地方不大，只能容纳二三百人，但是有了这次的因缘，后来就有信徒出面，邀我到油麻地梁显利社区服务中心去讲演，接着又转往沙田大会堂，这里的场地比较大，能容纳一千多人。
我在沙田大会堂讲了两年，香港的佛教人士热心闻法，两年后，也就是一九九一年，这时有一个很好的因缘，就是李小龙的女友丁佩小姐，她是香港的知名艺人，有一天她跟我说：既然香港有那么多人喜欢听经闻法，大师你为何不到香港红磡体育馆去讲呢？
当时我听了就顺势跟她说：“丁小姐，你好热心！既然你有心，那么何不就由你来负责策划？如果你出面安排，我愿意到香港红磡体育馆去讲。不过我有一个条件，我们弘法就是要让大家都能欢喜，如果我到红磡去讲，希望讲演的第一天能请到香港佛教协会会长觉光法师，以及副会长永惺法师来致辞。”
丁小姐很爽快地回答说：“这个没问题！”事情发展到这里，我当然也就只有随缘，于是这样开始了我在香港红磡体育馆的讲演。这一讲直到二〇〇六年，每年都有三天或五天的讲座。每次讲座方式，有时候是整场从头到尾都由我主讲，有时也会找香港的社会名士或佛教信徒来串场讲说，如香港理工大学潘宗光校长、香港大学李焯芬副校长，以及何显贵律师、翁裕雄医师等，都曾参与法布施。
曾经我也把佛光山人间音缘及梵呗赞颂团带去，以梵呗、歌唱弘法，甚至也邀请香港佛教的青年法师，如愿炯法师就曾参加过唱颂弘法。另外还有香港的一些广东歌手、演艺人员，如冉肖玲、邝美云、曾志伟、黄耀光、陈晓东等，也都曾经做过一些表演，甚至香港“四大天王”之一的郭富城，都曾参与讲座演唱佛歌。
香港红磡体育馆是香港一所综合性室内多用途表演场所，二〇〇九年香港主办第五届东亚运动会时，这里就是赛场之一。另外，由于红馆是香港室内场地座位最多，也是少数可以开设四面看台的场地，最多可达数万席，因此许多艺人都希望在此开演唱会，并且以此为荣。
但是香港的信徒告诉我，在我之前，不曾有法师在这里举办过讲座，所以他们说我是唯一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佛经讲座的出家人。其实我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反而让我感动的是，香港信众信仰佛教的教性很强，闻法的态度很积极恳切。香港人通常移民到一个地方，都是先问哪里可以拜佛，再问如何赚钱，可见他们的信仰之虔诚、恳切。
尤其当他们听闻佛法回家后，当晚马上把法喜分享给全世界的亲朋好友，因此一年一度的红馆佛经讲座才举办过几年就被香港信众乃至一般社会大众视为年度盛事，许多移民外地的民众，每年必定从世界各地回到香港来听经，甚至后来随着大陆内地对出境到香港旅游的开放，更有来自各地的民众专程到香港听经，参加皈依受戒。
由于听讲的群众一年比一年多，已经远远超过香港红磡体育馆所能容纳的二万人，所以后来不得已只好卖门票，每张入场券票二十元港币，希望借此“以价制量”。不过事实上，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讲座，每次开支浩大，确实也需要一些补助，所以后来慢慢成为惯例，每年大家也都很乐意主动地早早预约订票，如此一来主办单位也可以掌握人数，预估座位。
就这样，随着红馆讲演一年接着一年举办，佛光山在香港道场的信徒也不断增加，于是从一九八三年最早位于亚皆老街的“佛香精舍”，发展到一九九一年在窝打老道买了一个比较大的佛堂，定名为“佛香讲堂”。没想到，相关的弘法活动，一年比一年热络，每天都有一二千人以上在那小小的讲堂进出。有时，信徒为了参加法会在窝打老道排队，经常排了一二公里之长，良好的秩序，连警察都赞叹。
一直到二〇一〇年，基于实际的需要，也感谢香港政府给予方便，又于九龙湾宏光道亿京中心设立香港佛光道场。这一路走来，总算台湾的佛教也能在香港跻身一角，加入香港佛教的弘法行列。
目前香港佛光道场仍以弘法及从事文化传播为主，并有社教、公益、慈善活动等。在这个典型的都市型弘法道场里，设有大殿、美术馆、滴水坊、会议室、图书馆、录音室、儿童室、教室、禅堂、斋堂等，是一所兼具教育、文化、信仰、修行及联谊、休闲等多功能的道场。我们的目的，只是希望道场的设立，可以让身处经济高度发展、生活步调紧凑的香港大众，能够找到一个身心安顿的地方。
在香港的弘法，历任住持有慈惠、依如、永妙、满莲等。现任的满莲法师，在香港服务将近二十年，在她的领导下，从“佛香讲堂”到“佛光道场”，除了例行的念佛共修及年度法会之外，在文教方面办有都市佛学院、儿童班、青年团、妇女法座会、义工培训等多元化佛学课程；二〇〇九年更成立“数位网路电台”，希望透过现代科技，扩大弘法的范围与功能。
另外，为了走出寺院，展开社会教化，成立“人间佛教读书会”，每个月并应香港、澳门及深圳等地信徒之请，前往举办“美化人生佛学讲座”，前后已达二十年之久。二十年来，每逢佛诞节公共节日，更于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办“佛诞嘉年华”，每次都吸引众多社会人士参与浴佛净心，据说这十年来参与的人数更超过十万人以上。
除此，二〇〇五年开始举办的“佛光亲子运动会”，每年在体育馆或体育场举办，每次都有千余个家庭参与，甚至香港社会福利署还特别指派属下的综合家庭成员参加。
近年来为了推广环保，他们除了编印手册，大力宣导使用环保碗筷外，还举办环保系列讲座、环保DIY，并于大屿山种植一万棵树，以及举办净滩活动等，这些活动也获得了社会的认同与大力响应。
尤其让人津津乐道的是，二〇〇四年三月十八日，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举办“海峡两岸佛教音乐展演”，聚集大陆及台湾两地的法师同台演出，不但轰动一时，也写下了两岸三地宗教交流史上的新页。
另外，为了推展社会慈善救济，特别成立慈善委员会，负责推行发展、赠医施药等社会福利工作。尤其自从一九九一年香港佛光协会成立，由慈惠法师担任首任会长之后，在历任会长林耀明、吴其鸿、陈汉斌、邝美云等人的带动下，与道场一起合作，除了抚孤恤贫，乃至济助越南船民等慈善救济之外，他们也到监狱布教，像石壁监狱、芝麻湾惩教所、东头惩教所，甚至重刑犯的赤柱监狱，都可以看见佛光人经常前往关心受刑人的身影。
尤其，香港佛光协会，对社会的老病贫苦，更展开全面的关怀服务。例如，每星期都有义工到医院关怀病者，以及以电话关怀长者，甚至亲自上门探访等。遇有特殊节日，也会主动送上温暖，如腊八送粥传暖意、端午节送粽子、中秋节送月饼、年底为老人中心会员举办围炉，以及九九重阳节敬老活动等。
由于佛香讲堂与佛光会多年来除了文教弘法以外，对于社会的公益活动、慈善救济等，一直都很积极投入、参与，因此也获得了教界及香港政府的肯定。例如，一九九五年东莲觉苑主动交由佛光山管理，弘法精舍也提供给佛光山成立佛学院；甚至香港政府更于一九九八年与佛香讲堂合作，提供百分之八十的资金，成立“罗陈楚思老人中心”，为千余位长者提供服务；乃至香港佛光协会也曾荣获香港政府颁发“公益金特别筹募奖”等，这一切在在证明，只要真心为大众服务，总会得到共鸣。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一年一度的红磡讲演，多年来我几乎每年至少要到香港一次，有一年我的证件过期，无法入境香港，香港当局居然破例让我不必签证就入境。所谓“一袭僧装无价宝”，诚乃不虚之言，它使我在海内外各地云游弘法，经历许多意想不到的方便。当然，我也期许自己不能辜负社会大众给我的好因好缘，所以要以佛法来回报大众，只要哪里需要佛法，我就到哪里去弘法。
多年来我屡次到香港举办佛学讲座，在行程的安排上，也总是少不了到监狱布教，或是难民营弘法，或是大学讲演。早在一九八九年，我就搭乘直升机、橡皮艇游走在香港岛屿之间关怀船民，也先后到过亚皆老街难民营与香港最南端的赤柱监狱弘法及主持皈依三宝，我为他们开示“如何离苦得乐”，以及“如何度过狱中生活”，他们恭敬合掌的肃穆神情，我至今难忘；希望透过佛法，能够帮助他们重新找到人生的希望与目标。
我觉得在香港这颗“东方之珠”的宝地上，真是印证了这是个“一半一半”的世界。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好的一半、坏的一半；奋发的一半、沉沦的一半；善的一半、恶的一半；自由的一半、不自由的一半。因此我除了乐于与自由的社会人士讲经结法缘以外，与脱离社会的一群不自由、不能闻法的受刑人结善缘，更是我最诚心的愿望。
每年红馆的大型讲座之后，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香港理工大学等，几乎也都会安排我作一次讲演。对象相当广泛，尤其听众当中有学者、教授、医生、律师，有政府官员、银行家、企业家、演艺人员等，我的讲题从禅学到管理学，乃至佛教的科学观、感情观、家庭观、人我观、社会观、政治观、世界观等，几乎无所不谈。甚至有几次以座谈的方式进行，大家所关心、提问的，不外乎财富、健康、事业、人际、信仰，乃至个人的修行、生死等问题，这些社会人生的议题，人间佛教都能提供一些方向，带给大家一些启发，所以每次讲座都座无虚席，也在香港造成轰动。
大概就是因为这样多次的讲座、座谈之后，大家也能深刻感受到，人间佛教所宣扬的佛法，是真正能够对社会人生提供实质性的帮助的；所以二〇〇五年四月，香港中文大学与佛光山合作，共同成立“人间佛教研究中心”，希望透过双方合作，使人间佛教的研究更上一层楼。
香港中文大学是属于综合研究型的大学，在亚洲排名前五名，过去一直致力于宗教研究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如今承他们看得起，与佛光山合作，让人间佛教推向高等学府，可以说意义非凡；而前后任校长刘遵义及沈祖尧教授也成为我们的佛光之友。
另外，也承蒙香港大学徐立之校长在二〇一〇年三月颁发社会科学荣誉博士给我。说起这件事，让我联想到一件有趣的事。我分别在二〇〇六年和二〇一一年应广州中山大学的邀请，到该校讲演。当时，他们特别安排我在创办人孙中山先生讲演过的礼堂“怀士堂”演讲；在此之前，我几次到香港大学演讲，他们也都是安排我在国父于该校讲演过的礼堂“陆佑堂”演讲，甚至后来颁发荣誉博士学位给我，也在同一间礼堂进行。
说到我在中山大学讲演一事，记得当天我的讲题是“智慧的真义”，那一次还承蒙香港凤凰卫视刘长乐总裁，亲自带着凤凰卫视工作人员全程录影，事后并于该台每周一次的“世纪大讲堂”节目播出。
我与刘总裁结缘是在二〇〇二年，台湾佛教界联合迎请西安法门寺的佛指舍利到台湾供奉，当时我们包了两架港龙飞机，从大陆经香港直飞台湾，创下了两岸飞行史上的纪录，当时凤凰卫视即全程转播恭迎过程。
刘总裁是个非常有佛性的人，我们经过那一次的因缘，彼此一拍即合，也结下了日后的深厚友谊，所以多年来我到香港弘法，也经常应邀到他的电视台接受访问，透过现代媒体的传播，更能把佛法跟更广大的群众结缘。后来承他对我的友谊，我在各地讲经，也都不断给我一些因缘。
除了凤凰卫视以外，我在香港弘法多年，也与香港的平面媒体，如《星岛日报》、《东方日报》、《天天日报》、《成报》、《快报》、《大公报》、《文汇报》、《亚洲周刊》等，乃至电子媒体，如卫视中文台、无线电视台、香港电台等，都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每次我到香港，他们不但报道我的弘法新闻，甚至找我做专访，尤其在“九七”香港回归前夕，他们更要我为港人提供安心之道。
说到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当时真是人心惶惶，大家不知道未来的政局、命运如何，因此纷纷问及对前途的看法。我只得从佛法的观点告诉大家：世间的一切，其实都在“一念之间”，身体的安顿必须从内心做起，只要大家懂得对人尊重包容，懂得用平等和平的心处世，懂得建立知足的生活观、平等的人我观、般若的处世观，如此就可以“马照跑、舞照跳”，就能不为外境改变而动。
当时为了进一步给予港人一个安定未来的方向，我们还特地把第六届国际佛光会会员代表大会选在香港国际展贸中心举行，并以“圆满自在”作为大会的主题演说，希望借此让信徒和港人得到安心。因为我们提倡人间佛教，就是希望透过佛法的传播，能对人心的安顿，对社会的和谐，乃至对世界的和平，提供一些贡献。
而在香港回归过后，确实有很多人感谢佛法伴随他们走过不安定的时代，带给他们内心的平静与祥和。后来他们甚至把一年一度的佛学讲座，誉为是“香江的一朵净莲”，认为佛法改变了香港人的信仰与生活。
过去香港人因为喜欢赌博赛马，每当跑马比赛时，大都不希望见到出家人，他们认为出家人理光头，见到出家人就会输光光。后来我在香港红磡体育馆讲演，我就告诉大家：人生的财富并非只有金钱、股票、有价证券，乃至黄金、钻石等，人生有了慈悲、智慧、明理、感恩、知足等佛法，就能拥有另类的财富。因为佛法可以帮助我们建立正确的思想与观念，有了好的理念，就能拥有财富，所以佛法才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而出家人就是要把佛法、财富带给大家，所以见到出家人不是会输钱，而是会发财。
我的话引来台下一片掌声雷动，从此以后他们不再排斥出家人，慢慢地都把出家人当成财神爷，甚至不但很喜欢出家人，尤其喜欢听闻佛法，因为闻法会改变观念，有了好的观念就能获得财富。因此我常说：只要能把观念改一改，地狱就会变为天堂。
另外，我刚到香港时，最大的困难就是坐计程车，因为计程车司机对出家人也不是很友善，有时还会拒载。后来我每次坐计程车，车资二十元，我都给他们一百元小费。虽然香港有收小费的习惯，但是二十元的车资，给一百元的小费，这也是很奇妙的事。
甚至我不但自己跟他们结缘，同时也鼓励佛光山的徒众照我的方式去做，虽然所费不多，但能给他们欢喜，让他们发财。后来计程车司机也改变态度，有的不收费，有的还会主动捐钱要我们帮他布施做功德。再到后来，在香港弘法的佛光山徒众，他们到商店买东西，有的店家不收钱，有的则减价，说要厚待来港弘法的人。可见弘扬佛法本在僧，佛教的弘法是所有出家人应该担当的责任，大家要有“舍我其谁”的发心。
说起来，我这一生的人生际遇真是很奇妙，在我初到台湾时，本来想要转往香港弘法，但是因缘不具，后来就留在台湾。但我在台湾弘法，最早在宜兰讲经十年，可是台北人不知道；后来我到高雄的中正纪念堂及各大学也讲了十年，北部人也不知道，甚至我在台北“国父纪念馆”开大座讲经连续三十年，台湾人也不知道。但是我到香港红磡体育馆讲演二十年，才刚开始讲了没几年，感觉好像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例如一九九二年二月澳大利亚南天寺安基，当时我们在当地既没有信徒，也没有认识的朋友，只不过是澳大利亚政府给了我们一块地，让我们在那里建寺弘法，可是安基当天竟来了五千多人，离我们原本预想大概只有三五百人、顶多一二千人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这些当天来参加安基典礼的人都说，是因为他们在香港的儿子、女儿，甚至亲朋好友告诉他们这个消息，并且要他们一定要来参加，由此可见香港这个地方的传播力之大。
其实不只是澳大利亚，在我走遍世界五大洲建寺弘法时，经常有无数的广东人前往闻法，并且就近护持，因此我曾经说过：如果今天我所推动的国际化佛教能有一些成就，最要感谢的就是香港信众给我的因缘成就。
特别近几年来，香港信徒不断地回到佛光山来礼佛，参加本山的戒会、各项弘法活动，对佛陀纪念馆也持续地发心，甚至，连香港机场的海关人员都认得他们了。
事实上香港佛教的僧信大众，多年来也一直跟着我们在为佛教写历史，例如，一九九五年佛光山梵呗赞颂团到香港弘法，这是大型佛教梵呗音乐弘法首度登上红馆，成为佛教界首见。再如二〇〇一年九月，透过媒体连线，两岸三地人民在香港共同见证“台湾佛教界恭迎佛指舍利”的签约仪式；接着二〇〇二年二月，台湾佛教界到大陆迎请佛指舍利时，港龙航空从台北经香港直飞西安，创下了两岸飞航的首例。当时香港凤凰卫视全程转播恭迎过程，与两岸的媒体联合团结，成为直播史上的第一次。乃至二〇〇四年三月，结合两岸佛教之藏传、南传、北传佛教梵呗音乐的“海峡两岸佛教音乐展演”，不但座无虚席，且造成极大轰动，不仅是海峡两岸佛教界同心协力发扬中国佛教音乐的第一步，也是中国佛教史上历史性的一刻。
可以说，我这一生与香港佛教的确是结了很多的好因好缘，这一方面是因为香港人信仰虔诚，闻法的心热诚恳切，所以多年来让我有机会不断到香港弘法；再者因为香港的地理环境特殊，长久以来一直是海峡两岸的中间转接站，所以也让我见证了很多人生的悲欢离合。
记得在两岸正式开放往来时，那时大陆同胞普遍经济不是很富裕，到香港一趟，不只是旅费，食宿也是一大负担。因此我特地在香港设了一间小房子，让大家到香港探亲时居住。印象中朱斐居士就曾在这个小房子里与家人团聚，另外还有不少家庭也在此共享天伦。我们从头到尾都是免费提供，从来不收分文，大家也都住得皆大欢喜。
甚至我与母亲阔别多年后，最初刚联络上时，也曾在香港见面，后来我还把大陆的亲人及过去的师友，如雪烦老、卓尘老、圆湛老等人，请到香港小住，借此报答他们过去对我的爱护之恩。
佛教所谓“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弘法与报恩都是出家人应有的发心与美德，所以我提倡人间佛教，主张要代替阿弥陀佛报恩。我觉得懂得报恩的人生才是富有的，所以人间佛教不但要把欢喜布满人间，也希望人人建立知足感恩的人生观；唯有人人怀抱欢喜感恩的心，人人都能在心中广植恩田，人心才能得到净化。
因此，唯愿佛法不只成为香江的一朵净莲，更能深植在每个人的内心里，因为唯有人心得到净化，这个娑婆世间才有可能转秽地为净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