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和弟弟站在过道里，给刚洗好的床单拧水。我俩朝反方向拧着，拧下的水哗哗地流向厨房的泄水孔。
似乎只有在这种时候，我才有机会同弟弟谈谈心。
“昨天报上那篇同‘四人帮’斗争的青年英雄的报道，”我对他说，“你真该看看。”
弟弟淡然一笑：“我瞄了几眼。没什么大意思。”
我双腕不由停止了动作。我的耐性到了尽头。我瞪着他，气愤地说：“什么都不能打动你！你还有没有心肝？！”
弟弟走过来，把他手里的床单头同我手里的床单头并到一起，又从我手中取走床单，一边朝阳台走，一边和和气气地对我说：“我的心在胸膛里，肝在肚子里。我尊敬他，可我并不佩服他。他太认真了，结果闹到蹲监狱。其实有什么用处呢？”他的声音越来越远，开始传来抖动床单的声音，他要晾床单了。
我知道，他的耐性也到了尽头。如果我追上去同他争辩，他将并不应战，而是嘴角上挂着微笑，彬彬有礼地声明他还有“急事”待办，然后便径直离去。
我重重叹了口气，回到我们那个中单元的大屋里。
二
大屋的北墙上，挂着一张八寸的“全家福”：爸爸、妈妈坐在前面，我和弟弟斜错着站在后面。大屋的五斗橱上，立着另一张六寸的合影：妈妈坐在当中，我和弟弟坐在两旁。爸爸呢？
在林彪、“四人帮”卷起的恶浪里，爸爸先是被当做“黑帮”揪出来，后来算是“走资派”；再后来我们全家随他到了干校，眼看快解放了，不知怎么搞的又成了“假党员”；后来虽然终于恢复了组织生活，却又成了干校的“老学员”。直到1975年春天，他才被召进城里，我们也才住进这幢宿舍楼——他被重新任命为局长。但是，秋天一过，大字报又刷到了我们单元的门上，爸爸增添了一个新的头衔：“复辟派”。然后是有一天下班他没回家，然后是通知我们到医院去，然后……爸爸的单人放大照挂在了双人床边的墙上，围上了粗粗的黑框……
我拿起五斗橱上的三人合影，端详着弟弟的眼神。啊，是从哪一天起，弟弟双眼里开始呈现了这么一种冷漠的光？我走到北墙前，同1965年拍的那张“全家福”对比着。那时候弟弟刚满十岁，还没上到三年级。那是怎样的一双眼睛啊，像两朵乍开的雏菊，满蓄着稚气与欢乐……
亮晶晶的光彩……它是怎么熄灭的呢？我苦苦地思索着：是从江青煽动“文攻武卫”开始？是林彪自我爆炸以后？……反正，自从插队落户回来、进厂出师以后，弟弟那种满不在乎的劲头就变本加厉了。妈妈尝试过很多次：同他促膝谈心，指出他滋生了一种很危险的情绪；又举我为例：经历过更多的波折，现在当了中学教员，如何认真、乐观地工作……弟弟低头听着，偶尔也“嗯”一声，点下头，以取得妈妈释然。可事后却依然故我！有时，我也狠狠地数落他。他却并不反驳，只是冷冷地抱着吉他，随手拨出一组琶音，令我心碎地说：“算了算了。爸爸、妈妈、你，吃亏就在什么事情都太认真……”
……不错，弟弟也偶尔迸现过认真的火花。特别是1976年10月8号，那个晚霞如火的傍晚，妈妈带回了“四人帮”倒台的消息。弟弟马上翻出两张红绿纸，裁出了许多三角旗，命令我帮他——糊到麻绳上。然后，他就踩着两层椅凳，在我们单元的两间屋里，挂起了对角交叉的彩旗……但是，几个月过去，他竟又复归于冷漠！为什么？为什么呢？
记得那次：妈妈去爸爸他们单位，要求澄清“批邓”时给爸爸定下的罪名，要求补开追悼会；先是得到了“当时批邓没有错”的回答，后是被告知“不要纠缠历史老账”。妈妈和我并不灰心，相信问题定能解决，弟弟听后却颤动着牙筋，眼里褪去了一层光焰……
记得那天：弟弟他们厂里披红挂绿，鞭炮“噼噼啪啪”地响，再次被评为大庆式企业；庆祝大会没完，弟弟就溜回家来了，还带来好几个毛头小伙，先是就着啤酒聊大天，然后就伴着吉他，闷声闷气地哼上了歌……
现在，忆起那忧郁的旋律，我的心还阵阵发紧。弟弟啊，你心灵中的青春火焰，真的就这样熄灭了吗？
三
门“砰”的一声响，显然，弟弟又出去活动了。这天是星期日，我休息，他上夜班。洗完床单，他本该抓紧时间睡觉，可是，瞧，这不，他又走了。去哪儿？找谁？我统统不清楚。问多了，他会不耐烦地皱起眉头说：“你放心。难道我会去溜门撬锁？”这当然不会，可是我心里却更加难过。倘若他真的当了小流氓，我也许反而不至于难过到这种地步……
妈妈出差去了。他们那个出口公司真是忙得出奇，她一年到头不知要出多少回差。妈妈出差的时候，几乎成了惯例，我就到妈妈的双人床上去睡；而弟弟，便独占了那间我俩的居室，我的床铺则成了他摊放杂物的地方：撂着吉他琴弦——坏了的和没用过的；一些不知哪儿借来的西洋古曲音乐唱片；一叠包括《柏拉图文艺对话集》和《篮球基本技术图解》在内的开本不等、新旧不一、交错杂陈的书籍……
我坐在大屋的书桌前，批改着带回家的学生作业，好不容易才把弟弟忘记。
“笃、笃、笃”，有人敲门。我去开了门，是个同弟弟差不多大的姑娘：运动头，粗黑的眉毛，很有神采的一对眼睛，厚厚的嘴唇。
“我找彭晓雷。”
“他不在家。”
“我等他。”不等我让，她就主动进来了。她很熟练地进到弟弟的屋里（一定是我不在家时，弟弟带她一块来过），把手里的“痰盂包”撂到曾经是我的床铺，现在是弟弟的杂货摊上，转身坦然地自我介绍说：“我叫朱瑞芹，跟晓雷同厂。我是天车工。”
“你好……”我该怎么对待她呢？“你坐吧，不过，我弟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回来。”
她没有坐。真是“宾至如归”：她端起桌上已经空了的水果盘，弯腰从“痰盂包”里一把一把地抓出了一满盘樱桃；然后，很自然地端着盘子进了厨房，在自来水管下冲洗起来。
洗好樱桃，她回到弟弟屋里，把盘子搁到桌上，打个手势对我说：“你吃吧。我喜欢樱桃，又好看，又好吃。”随即落座在弟弟常坐的那把折叠椅上，边捡起个殷红鲜亮的樱桃放进嘴里，边大大方方地望着我，点点头说：“你坐呀。”仿佛我倒是个客人。
我倚着门框，双手抱在胸前，望定了她。她就是朱瑞芹。我回忆起来，弟弟有一次提起过她。弟弟是难得同我谈论厂里的领导和同事的，但是，有一次却用兴奋的语调，足足跟我谈了二十分钟朱瑞芹。
“你就是朱瑞芹？”
“对。草斤芹，不是钢琴提琴的琴。”
“啊。你在农村插队那阵，有一回，队长突然撂挑子不干了？”
“不是突然。他早就说过他不想干。”
“于是，你就去敲响了上工钟，于是队里的人就都来集合了？”
“队长也来了。”
“你理也不理队长，就分派活儿。当时正是大秋忙季，劳力居然都按你的分派，下地干活去了？”
“我派队长去耪地，他没动弹。”
“后来他回家去跟孩子发火，还喝了半斤白干？”
“那管什么用？当晚记工分的时候，我告诉记工员，他那天没分！”
“后来公社表扬你，要把你树成‘扎根’典型？”
“可我并不打算一辈子扎在农村。工厂去要人，我立刻找到公社书记，告诉他：嘿！你可得把我分到工厂去，因为我更喜欢当个工人！”
“你在工厂里开天车，从没出过事故。可是有一回，却猛挨了一顿撸？！”
“你知道？”
“知道。你们厂汪彦斌犯了案，进了拘留所。你平时不怎么跟他来往，却冒充他妹妹跑去探监……”
“我就想看看监狱什么样。我什么都想知道一下。我不过就是这么个意思。”
“可是厂领导不能理解你。他们差点开全厂团员大会，给你来个专场？”
“没批判成。因为忽然‘批邓’成了‘一切的中心’。”
我俩停止了对话，默默地对望着。我和他们只差五六岁，为什么我们之间竟有了这么多的差别？我要努力去理解他们，然后才好开导他们。
“我也知道你的情况，”她开口说，“六年前，你拿着旧底片到照相馆印相片，你拿去了十一张，结果照相馆只给印四张。因为那七张上有少先队中队旗——当中缺块三角形；有教室里的‘知识角’；有新年晚会上的‘动脑筋爷爷’……”
“他们说这些属于‘四旧’，有规定不能印……”
“你回到家就咬着嘴唇哭了？那时候你已经二十岁，却哭得像个小孩一样！”
“准是弟弟讲给你听的。后来，弟弟找到他的朋友，在家里给我放大了出来……”
“你们心里有数不清的这号照片。你们什么都知道。”她顿了顿，低下头双手抱住膝盖，“可我们什么都记不清，所以相信了‘砸烂十七年’的道理……”
“你不要像晓雷那样，”我忽然感到她是可信赖的，便诚恳地对她说，“你劝劝他。‘四人帮’已经倒了，‘彻底砸烂’的道理该扔进垃圾箱了。你要劝他振作起来！”
“不容易。”她认认真真地告诉我，“心上的火苗儿熄了，再燃起来比什么都难。我比他强不了多少……可是，我一定努力试试。”
正在这时，弟弟回来了。
四
没多久，妈妈出差回来了。可还没来得及过问弟弟的事，就又接到了新的任务。这次是出国，要整整三个月。临走前，妈妈专门腾出个上午，要同弟弟好好谈谈。可一直等到非去赶飞机不可了，上夜班的弟弟也没回来。妈妈心里着急，下楼时千叮咛万嘱咐地对我说：“别人家是长兄如父，你还要添个‘如母’——晓雷托付给你了，你可得让我放心……”
可我又有什么办法？弟弟从外头回来，我走过去呲他，他却无动于衷地钻进厨房去找吃的；我忍不住拉了他衣襟一下，竟被他“客气”地拂开了……啊，弟弟！记得爸爸被打成“黑帮”时，我俩随着去干校。那时你总跟在我身后，拖着我的衣角；我只顾用全部身心去体验和理解眼前的急风暴雨，多次拂开了你的手……弟弟啊！昔日你需要我帮助时，我忽略了你。而今天当我要帮助你时，你却又冷淡了我……
正当我对弟弟几乎绝望的时候，有一天，忽然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
那天弟弟下了中班，回来稍微吃了一点东西，便一头钻进“自己的”屋子去了。没有吉他的声音，没有唱片的声音。我装着找一件什么东西的样子，进去转了一圈，发现他也并没有读什么书，只是仰躺在床铺上，双手枕在脑后，双脚交叠，望着天花板发愣。
我的弟弟，我的亲弟弟！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屋顶下，可是，此刻我却一点也不了解他。他在想什么？他仍然在觉得什么都是“没意思”，还是多多少少发现了一点有意思的因素？
这时候有人敲门。弟弟姿势没变，但从那眼珠的移动中，我看出他有点儿纳闷。好一阵没有人来找过他了，那些时常来同他弹吉他、喝啤酒、听唱片的小伙子好久没来了，朱瑞芹也好久没露面了。
我去开门。门外站着个比我矮半头的老头。显然他敲错了门：我不认识他，弟弟也不会有这么个朋友。
可是，他却开口说：“果然是这儿。你是彭晓风吧？你们哥俩长得一个模样。”
我把他让了进来。
“晓雷在哪儿？”
我把他领进了弟弟的房间。
弟弟照旧躺着，姿势居然仍旧不变。不过，眼睛却盯着不速之客，闪出诧异、猜测、拒绝的光芒。
我生气了：“晓雷，滚起来！太没礼貌了！”
毕竟来的是个长辈，而且身体那么单薄。
弟弟坐了起来。
来人自己坐到的叠椅上，环顾了一下整个房间，然后望望弟弟，再望望我，不慌不忙地问：“那么说，你们的母亲还得一个月才回得来啰。你们哥俩还是各居一屋，‘互不干涉内政’？”
弟弟忽然“嘿嘿”一笑，挑战似的说：“卢书记，我全懂。以往新来的一把手，也都是这么开始工作的：穿上工作服到车间干半天活啦，骑着自行车到职工家问寒问暖啦……可不出两个月，瞧吧，他们就钻进办公室，开起扯皮的马拉松会来了。再也难见着！”
我这才知道，来的是弟弟他们厂的新书记。我真希望这位书记能改变弟弟的精神面貌。他能够吗？
弟弟继续“先发制人”：“我知道，您是从朱瑞芹那儿打听出我们家情况的。卢书记，您希望我怎么样？您指示吧，我听着……”他特别把“书记”、“您”这样的字眼强调出来。太不像话了！我忍不住要开口喝住他，可是卢书记却朝我微微摆了摆手。
卢书记掏出香烟，开始讲话。我本以为他会这样开头：“别叫我卢书记，叫我老卢吧……”谁知他并没这样，而是单刀直入地望定弟弟问：“今天朱瑞芹在二车间撕产值表的事，你听说啦？”
“我对这号事不感兴趣。”弟弟傲慢地回答，“我为朱瑞芹遗憾。她越来越成‘红尘’中的人了。其实何必争那份气？……你们打算拿她怎么办？全厂通报批评？组织‘小评论’围剿？‘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原谅初犯，下不为例’？……”
卢书记两眼里闪着镘铄的光芒，似乎他全身的精力都集中到瞳仁里去了：“朱瑞芹做得对呀！厂党委研究了，明天要在全厂大会上表扬她呢。你怎么估计她会挨整呢？难道你真认为她错了，该挨整？”
弟弟的身子明显地一震。显然，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我来厂后，调查研究了一个多月，找了好多人，就没顾上找你……现在我来告诉你一件事，新党委的意见统一了，咱们厂要整顿！以往顶着‘大庆式企业’的牌儿，说白了，是个假典型！二车间的问题很严重，几乎月月谎报产值，把这个月头五天的愣安到上个月去。朱瑞芹她们敢于揭这个矛盾，好得很嘛！”
“其实，这是秃脑壳上的虱子，无所谓揭不揭。”弟弟开始激动起来，“可是这些年大家都不当回事儿，作假成了家常便饭：说假话，报假产值，表假态，搞假挑战、假应战……工厂里的语录牌一遍遍地漆得油光锃亮，进口设备却撂在车间外头，任凭风吹雨淋也不抓紧安装。动不动就来顿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其实谁心里不清楚？全是‘样子货’！……”
“于是，你也就假装不知道这些个事，心平气和地在‘红尘’外头过日子？”
“那怎么着？你瞧着吧！”弟弟梗着脖子犟嘴，“作假这条在咱们厂扎下根了！你支持个朱瑞芹顶啥用？！党委里那些个人，都是真心跟你走的？政工组里那些个编假材料的人，都能转过弯来听你的？……你呀，顶多能起这么个作用，让作假的幅度稍微小一点儿……其实那又有什么意思？归里包齐还不是假、假、假！”
弟弟的态度简直可恶。可是我对他们厂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所以一时也无法插嘴。
我和弟弟都望着卢书记，等待他回答。他却不慌不忙地从兜里掏出打火机来，打火点烟。咔嗒、咔嗒、咔嗒……连续打了七八下，只见火星迸，不见火苗走。我连忙从桌上取来火柴，要擦燃一根帮他点烟。他摇摇头表示拒绝，继续固执地咔嗒、咔嗒地打着。终于，当我在心里数至第十二下时，火苗腾起了。卢书记且不忙点烟，举起飘动着蓝色火苗的打火机，意味深长地望着弟弟说：“你那个看法，我认为有点片面。不过，你反对作假，这点咱俩一致。你看这打火机，我刚买了半拉月，就这么糟心。林彪、‘四人帮’给咱们造成的祸害，非收拾干净不可！不能再让跟这号打火机一般的产品上市。不管阻力多大，也得坚决推倒假的，来真格的！……晓雷呀，党委决心从实事求是起步，靠全厂职工，汇成一股心劲，扫荡林彪、‘四人帮’那套弄虚作假的风气。你怎么办？光是在一旁对‘假、假、假’生闷气，还是跟大伙一块参加战斗哇？”说到这儿，卢书记才把烟点燃，关上打火机，徐徐地吸了口烟。
“当然是参加战斗！”见弟弟不吱声，我忍不住替他回答。
可是弟弟嘴角颤动着，沉默了一会儿，却突然转移话题说：“卢书记，我十一年前就见过您！”
卢书记眉头一跳：“十一年前？那时候你才多大点儿？在哪儿见过我？”
弟弟说：“头回是在校会上。那时候您到我们学校来，讲打日本鬼子的故事。”
“我讲的故事，你还记得吗？”
“讲得真冲。听完了，别提我多崇拜您。那时我觉得您很高大，您的形象在我心目里，意味着具体的、生动的概念：革命前辈，艰苦创业，优良传统，学习榜样……可过了两个月，我又看见了您……”
“过了两个月？”
“对。1966年夏天。我跑到大学操场上去看热闹，斗走资派。押出来一串，里头就有您。戴着高帽子，挂着黑牌子，被撅着……”
“你怎么想呢？”
“我还小，不大会想。我只觉得，好像一个什么美好的东西，突然给打碎了。后来，我爸也给揪了出来，这号场面见多了，也就渐渐习惯起来。……到了上中学时，我就积极起来了。我觉得革命嘛，就是小的反老的，群众反领导，越左越好……林彪摔死以后，我才觉着自己突然长大了，开始有了点成形的想法。我觉得没什么神圣的东西，没什么真格的。后来我又听到一些关于江青他们的事，心就更凉了。原来这么回事儿！江青他们把你和爸爸这样的人说成是鬼，说你们搞‘物质刺激’，散布封、资、修毒素；可我有个表姐在‘样板团’，那儿搞特殊化，比‘十七年’还‘十七年’！她跟着江青看过几次‘内部电影’，那是连封、资、修国家的正统派也不要看的肮脏货……哈哈，一切都是假的、假的、假的！我看破了……”
“呵！……咱们厂里那些看破‘红尘’的小伙子，常到你这儿来聚聚吧？”
“可不。有的跟我一样，当过‘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有的老子确实有问题，属于‘狗崽子’；有的父母是地地道道的工人，可没有后门可走，尽碰钉子……我们不是同一个时候看破的，有的早点，有的晚点……”
我听着，心头微微发颤，忍不住地说：“可现在一提起这些，还有人说这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呢！”
“是呵！现在有些人，动不动把‘否定文化大革命’当成根棍子，抡起来打人。”卢书记把眼光转向我们，声调激愤起来，“可是林彪、‘四人帮’那些个伤透了好人心的东西，难道不应当否定吗？难道不应当否定武斗？不应当否定人身侮辱？不应当否定彻底砸烂？不应当否定弄虚作假？不应当否定形而上学？不应当否定‘血统论’？不应当否定‘株连九族’？不应当否定‘走后门’？……不！这些林彪、‘四人帮’搞的乌七八糟的玩意，必须毫不留情地统统加以否定！晓雷他们本当血气方刚，伤成了这号模样，是林彪、‘四人帮’的罪过！……”
我抬起眼睛，我发现，弟弟的脸上，呈现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惊愕表情……
卢书记约定以后再找弟弟细谈，便告辞了。
弟弟是从来不送客下楼的，这回却破了例。
卢书记走得很慢，原来他腿脚不大灵便。下了楼，我们发现他不是骑车来的，厂里的小吉普在等着他。
吉普车开走了。弟弟的眼里，闪动着多时不见的、火花般的光芒。忽然，他转脸望着我，从嘴里迸出一句话来：“他说真话！”
五
可是，这一晚过去后，弟弟似乎也没多大变化。
过了半个多月，有一天，弟弟下了中班，裤兜里揣着瓶金奖白兰地，面色沮丧地回到家里。他用眼光阻止住我的询问与劝说，一个人待在他那间屋里，一边喝着酒，一边打开电唱机，听着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喝了不到半瓶酒。又关掉电唱机，神色平静地走过来关照我，说他要出去一趟；倘若有人来找，一定要告诉来人：他得很晚才能回来，不必在这里等他。
弟弟走后半小时，朱瑞芹就来了。
“晓雷要很晚才回来。”我告诉她。
“那不一定，”她很有把握地说，一边走进屋来，“我等他到八点半。”
“厂里有新情况吗？”我跟着她走进弟弟屋里。她依然是“宾至如归”，熟练地为自己倒了杯开水，坐到折叠椅上，喝了几口，才抬头回答我说：“有。上个月的产值统计出来了，比老卢来之前的月产值低。”
“我不吃惊。原来的产值数字是假造的嘛。”
“不是说比那个数字低。刨去了假造的那部分，也还是低——虽然仅仅低了百分之零点三。”
“那是为什么呢？”
“因为质量上卡得紧了呗。副品按副品的价值算，不是正品、副品混着一块算。”
“啊，明白了。这回要是也把副品当成正品，按原来的办法算，那就比上个月多，对吗？”
“对，那就要多出百分之一点七。”
“嘿，这不就是进步吗？我不明白，为什么晓雷今天又飘到了‘红尘’之外？瞧，他喝了那么多酒！”
朱瑞芹拿起那半瓶酒，对着日光灯，仿佛在欣赏白兰地的颜色。想了想，她就往酒杯里倒了半杯酒，端起来要喝。
“怎么，你也要飘到‘红尘’之外去吗？”
“不，外头阴天，我有点冷，喝口酒暖和暖和。”她喝干酒，对我笑着把双眉一扬，“老卢是块吸铁石，他吸着我，让我牢牢地留在了‘红尘’里。”
“他要能牢牢地吸住晓雷，该有多好啊！”
正说着，听见门响，竟是老卢和弟弟一块进来了。
我和朱瑞芹都很高兴。朱瑞芹比我还热情，她知道我们的茶叶罐在哪儿，熟练地为老卢沏着茶。
不知道老卢和弟弟是怎么遇上的，反正进了屋，他俩只顾继续着路上的谈话。
“……我不明白，”弟弟固执地问，“你为什么这么卖劲？下头有人斜眼瞧你，给你吃阻力；上头也未必都支持你，指不定哪天，又会有人说你是修正主义回潮！……你戴过高帽子，挂过黑牌子，住过监狱，挨过毒打，人格受过侮辱；老婆跟你离了婚，女儿当年为了跟你划清界限，连名带姓都改掉了！你原来是局级干部，现在到厂里当个一把手，明明是降了级；你头发差不多全白了，你还有多少年头好活？……”
我忍不住喝住弟弟：“晓雷！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弟弟偏提高嗓门，睁大眼睛望着老卢，激动得脖子上的筋直蹦：“你为什么还干得这么起劲？究竟是什么东西支撑着你？什么？！”
我和朱瑞芹都把目光集注到老卢身上。我的心通通跳着：弟弟真混，老卢可别让他气得心脏病发作……
好一阵，老卢的嘴紧紧地抿着，嘴角下弯，呈现出一种刚毅的神情；他的双眼在滋出的浓眉下，闪着饱蓄锐气的动人光芒。他双手叉腰，在屋中来回踱了几步，这几步中，他脑海里一定掀动着大波巨澜，他心头上一定冲腾着爱和恨交织的烈焰……
当再次走近窗前时，他伸手推开了玻璃窗，让晚风扑进来，掀动着自己头上稀薄的白发。窗外已经笼罩着宝蓝的夜色，天际轮廓线上，璀璨的灯火与闪动的电弧光交相辉映。他默默地望着远方，许久许久，才用并不高亢的声音，深沉地回答说——
“我爱咱们中国。我要她繁荣富强。我相信咱们的党。”
六
蛋青色的天光映进屋里。还很早，伸腕看表，才四点过一刻。
我失眠了。弟弟今夜睡得如何？
我听见了脚步声。是他，穿着拖鞋朝我屋里走来了。
我闭上眼睛，仿佛仍在沉睡。
脚步声在我床前停住了。一秒、两秒、三秒……我在心里计算着。弟弟怎么还没动静？
忽然，弟弟的两只手扶住了我的膀子。他还没推我，我就主动把眼睛睁开了。
“哥，”弟弟坐到我床上，眼睛睁得很大，开门见山地问我，“你说，老卢为什么不说那些个‘套话’？我以为他要长篇大套讲一顿，没想到就那么简单的三句……”
“是呀，”我把双手枕到脑后，望着天花板上的第一缕晨光，沉吟地说，“老卢真能对症下药……”想了想，我便一下子坐起来，拉住弟弟的手，诚恳地说：“他一语道破了你们这号人的病根——连祖国都不懂得去爱……”
弟弟甩开我的手，好像受到了莫大的侮辱。他气愤得脸颊上的肉直跳，大声驳斥说：“你胡说！……”
我抓回他的手，紧紧地攥着，不容争辩地教训他说：“我知道，你们当然不反对实现四个现代化，可你们丧失了信心！你们满眼是流毒、阻力、困难、挫折、阴暗面……你们自以为‘世人皆浊我独清，世人皆醉我独醒’，摆出一副看破‘红尘’的臭架子。可要叫我说，你们是十足的没皮没脸！说穿了，你们是对党、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失去了信仰！……”
“这能都怪我吗？！”弟弟挣脱了我，激动得身子簌簌发抖。突然，他狂怒地一下子脱去了背心，用指头点着左胸朝我喊：“你看呀！”
在弟弟那黝黑的、结实的、隆起的胸脯上，有着两个并排的、米粒大的伤疤。
啊，回想起来了：那是1970年，弟弟因为爸爸的“假党员”帽子没有摘掉，任凭如何努力也加入不了红卫兵。有一天，他问红卫兵的负责人：“得怎么着，你们才信得过我？”那个中林彪、“四人帮”流毒很深的红卫兵负责人，绝非开玩笑地说：“你要真是‘三忠于、四无限’，就得天天把毛主席像章别到肉皮上！”弟弟听完，当场便毫不犹豫地把铸有“四个伟大”字样的红像章，狠劲别到了左胸的肉皮上……可是，由于爸爸、妈妈和我坚决阻止他继续这么做，他竟始终未能加入红卫兵！……
“看见吗？”弟弟用拳头擂着胸脯，大声告诉我，“受伤的不光是外头，是里头、里头！——懂吗？”
啊，弟弟的双眼，迸射着令人不忍直视的光……
我扑上去，紧紧地、紧紧地搂住弟弟那热烘烘的身躯。人们啊，记住吧，世界上发生过这样的悲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敌人，不是用公开谩骂、攻击的手段，而是用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奉为宗教圣经的手法，动摇、摧毁了一批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仰！……治愈这部分人受了伤的心灵，恢复他们对真理的信仰，该是多么紧迫、多么崇高的任务！
可是，我并没有原谅弟弟本身。弟弟，我的好弟弟，你若爱我们的祖国，你若要她繁荣富强，你怎能继续这般消极地生活？！
七
妈妈回来了。
妈妈是中午到家的。她知道弟弟这个月上早班，得下午两点半才能到家；洗漱完毕，刚落坐到躺椅上，还没接过我递上的热茶，便迫不及待地问道：“晓雷如今究竟怎么样？”
“开始步入‘红尘’。主要是厂里发生了好多变化。加上爸爸他们单位来人找了我俩，说等您回来就开爸爸的追悼会，彻底平反昭雪。不过他信心仍然不足。厂里搞整顿很费劲，原来顶着大庆式企业的名儿，好多人过惯了弄虚作假的日子，矛盾都掖着捂着。如今每迈一步，都少不了遇上‘四人帮’的流毒。所以，‘没意思’的口头语，有时还挂在他嘴上……”
妈妈捧着保温杯，全神贯注地听我叙述着一切：关于老卢、朱瑞芹，关于那个难忘的清晨……
我忽然想起：妈妈刚走完万里路，便煞住话头，劝她先休息，下午再谈。她同意了。两点半，她睡完午觉，走过来问我：“晓雷该回来了吧？”
“可不是。”我走近窗口，朝大街上望去。街上飘着霏霏细雨，两旁的槭树呈现出墨绿色，来往行人穿着雨衣、打着各色雨伞，犹如朵朵移动的、润泽的花。哪有弟弟的身影？
三点半，弟弟还没回来。三点四十五分左右，有人敲门。谁？
我去开门。是朱瑞芹。
妈妈还是头一回看见她。
我给妈妈介绍：“这就是朱瑞芹。”
妈妈上下仔细地端详着她：“啊，草斤芹，不是钢琴提琴的琴。”
朱瑞芹大方地微笑着，对妈妈说：“伯母，您在等晓雷吧？他现在还不能回来，他还得想一想，他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
“什么？”妈妈吃惊地问，“他还没回家的决心？”
“不是！”朱瑞芹笑出了声来，“他还没有当质量检查员的决心！”
可是妈妈和我还是摸不着头脑。
朱瑞芹这才一五一十，放机关枪地告诉我们：“老卢找他谈了，让他当车间的质量检查员。原来的质量检查员不行，根本就没有质量概念。老卢这回可下了最大的决心，他不光撤了那号思想作风不正的质量检查员；有的人的思想、品质没得说，正派人儿，他也给撤了。因为技术上不过硬，把不严关。他上午十点钟找晓雷个别谈话，动员他‘还俗’，当个铁面无私、克丁克卯的检查员，晓雷没有立刻答应。他说考虑考虑，明天回答……下了班他就找我，跟我说了这个事儿，问我：‘怎么样？’我说：‘老卢来真格儿的，咱们应该支持他。大家都来真格儿的，四个现代化准有希望。’我俩一块出了厂，边议论边朝前走，忘了朝这边拐弯，一直走到鼓楼那边去了。我提醒他：‘你妈妈不是今天中午到家吗？’他犟着脖子说：‘我要作出了决定再回家，我要独立思考……’我们恰好走过建筑工地，正盖十二层大楼，那工夫还没飘雨星儿，卡车开来开去，掀起一阵阵的尘土。我拉拉他衣袖说：瞧，‘红尘’多美，‘红尘’里有大高楼！他笑了笑，没说什么。又往前走了一段，他站住撵我了，他说：‘我要真正地独立思考，我不要你陪着。’我说：‘瞧你这德性劲儿！’转身就自己走了……我怕你们等他等得着急，所以来告诉你们一声。”
妈妈听完，二话不说，拿起雨伞就要往外走。朱瑞芹挽住她胳膊说：“我陪您去，我知道他在哪儿！”
妈妈走了，朱瑞芹也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走到窗前，出神地望着被细雨润湿了的、闪着蓝光的大街。弟弟正在远处街道上踽踽独行，还是正朝家里走来？他已经决定，当一个热衷于“红尘”中事的质量检查员，还是打算仍旧留在“红尘”之外，当一个愤世嫉俗而又无所作为的人？
远处什么地方，打桩机发出有节奏的声响；几辆十轮大卡车，满载着建筑材料，从大街上驶过；五楼阳台上有人在跟着收音机学法语，反复地念着一个什么句子；二楼下那个十六岁的胖姑娘，照例在弹奏着一首指法复杂的钢琴练习曲……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时代步伐橐橐可闻，周围是沸腾的、充满希望的生活。而弟弟，我的亲弟弟，他那受了伤的灵魂，却还没有完全苏醒过来，他还在“红尘”边缘上犹豫着……
是的，我们需要为弟弟这批青年创造更加有利的外在条件：更多的真话，更少的反复，更具体的成效，更丰富多彩的精神食粮，更能施展他们聪明才智的广阔天地……可是，归根结底，却又有赖于弟弟他们自身的醒悟、决心和毅力……
为了我们的祖国，为了我们的民族，我真想把双臂伸出窗外，大声地呼唤——
醒来吧，弟弟！
197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