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池田大作与汤因比谈起华夏文明，忽发奇想，问这位英国历史学家：“阁下如此倾情古老的神州大地，假如给你一次机会，你愿意生活在中国这五千年漫长历史中的哪个朝代？”汤因比略略思索了一下，回答说：“要是出现这种可能性的话，也许会选择唐代。”
“那么，必定是长安了。”
中世纪的长安，比现在的西安大得多多，是当时顶尖级的大都市。
“不！”他说，“很可能在丝绸之路上的某个绿洲定居下来，那里更适宜我进行历史的思考。”
连接欧亚两大陆的广袤地区，虽然，由汉至唐数百年间，中原与边外，以及边外各族之间，断不了沙场厮杀，兵戎相见；不过，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对于环境的危害，远不如工业化三废的污染所造成的后果那么严重。所以，仗打完以后，地照样绿，天照样蓝，空气照样清新。
中古时期的西域，森林的蓄积，植被的完整，水土的保持，雪山的化融，河川湖泊的蒸发和补给，都还处于正常状态之中，因此，空气湿润，温度均衡，水草充沛，牛羊肥美。可想而知，这一带的游牧民族，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食牛羊肉，饮葡萄酒，骑汗血马，跳胡旋舞，是多么的优哉游哉了。一个个体躯壮健，精力饱满，自不必说，性腺发达，肉欲强烈，也是不以为奇的事。加之没有汉民族那种封建礼教的束缚，自由自在，敢爱敢恨。
所以，鲁迅先生1934年写给一位日本朋友的信中，不无遗憾地说到：“我为了写关于唐朝的小说，去过长安。到那里一看，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因此，绝不能以今天基本贫瘠的西部状况，来想象唐代的西域。汤因比先生不傻，选择唐代丝绸之路住下来，是个怪不错的主意。
应该说，介于欧亚之间的西域，是个出美女的地区，至今犹是。我曾做客于斯大林的故乡高加索，颇讶异于那里的女孩子着实漂亮。可能欧亚人种的差异，所形成的杂交优势，使得这个地区的女性，无一不出落得格外诱人。由此推想唐代那些发黑如漆，肤白如雪，像熟透了的苹果似的健妇；那些情窦初开，亭亭玉立，身材窈窕，热情奔放得不可抑制的少女，该是如何令男人们喜爱了。
于是，便不难理解为什么文学史上，中古时期的西域地区，不出或很少出女作家和女诗人的缘故了。凡美丽的女性，有两怕：一怕人家过于追她，二怕人家不敢追她，时在担心受怕之中，就不大容易专心致志地埋头写作了。这里绝无贬低女性文学工作者的意思，但姿色欠佳，无人问津的女士，能够定下心来搞文学，也是不争的事实。西方文坛也同样如此的，除了乔治·桑外，还能找得出几位赏心悦目的女写作人，使读者生出文学以外的非非之想呢？
不过，这与汤因比先生无碍，如果实现他的理想，落户丝绸之路的某城某镇，碰上几位钟情的西域女子，擅不擅长个人化写作，敢不敢私语至脐下三寸，无关紧要，他憧憬的是唐代那豪迈慷慨、自由散淡、放任不羁、挥洒自如的浪漫生活。试想一下，将镜头对准汤因比先生，日出，雪山朝阳，仰天啸歌；清晨，葡萄架下，慢步行吟；正午，席地而坐，林间小酌；餐后，毡房微睡，一枕黄粱；傍晚，弦索弹拨，翩翩起舞；入夜，美女拥抱，耳鬓厮磨。这种惬意的生活，可比他在伦敦皇家国际关系协会的办公室枯坐，要有趣有味得多。
唐代的中土人，大气、豪爽；唐代的西域人，浪漫、风流，那真是中国历史上极辉煌的日子。丝路畅通之际，大漠途中，凡有泉水的地方，都是商队羁旅的所在；雪山脚下，凡挂酒旗的村舍，都会有驼铃清脆的音响。于是，弦歌嘈杂，觥筹交错；灯红酒绿，舄履杂沓；青衫薄衿，难掩春光；玉体横陈，魂飞魄荡。这一切的欢乐，一方面是那亮闪闪的波斯金币在起作用，另一方面，也是那时充满开拓精神和冒险意识的旅人们，一种敢于挥霍生命的豪气。人，需要这份豪气；国家，同样也需要这份豪气。
汉、唐就以这份豪气，做出了“当惊世界殊”的大事业、大格局。嗣后的王朝，休想再有这等大作为、大手笔了。宋以后的程朱理学、明以后的科举取士桎梏了人们的思想，从此，中国人不但失去了汉的大气、唐的生气，而且多了些要不得的犬儒气、迂腐气、伪君子气、酸得倒牙的假才子气，尤其是那种半男半女或不男不女的阉寺气，全非鲁迅先生打算写《杨贵妃传》时，所指望的那种洋溢着生命力的天空了。
我想，汤因比先生憧憬的，正是唐代丝绸之路上，那些追赶着夕阳，往西方行进；沐浴着晨光，向东方而来，所有跋涉在雪山、咸湖、芨芨草、砂碛间的勇敢者的这种豪气。
那是用脚一步步量出来的悲壮行旅，茫茫大漠中的行人影，千里戈壁里的蹀躞脚印，该留下多少乡关何处的惆怅，故土家园的相思啊！寂寞的驼铃、孤独的行者，陪伴着的只有那长长的影子和渺茫的前程。谁知明天的途中，会不会满天尘暴，难逃干渴的困境，而于无望中无声无息地倒毙？会不会风沙裹胁，永远也到不了下一个驿站，成为一具无名干尸？然而，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会不停地往沙漠深处走去，绝不会回头。
天高云白，万里沙尘，长河落日，羌笛声声，看着地平线渐渐淡逝的余辉，在寥廓苍茫中，会不令这位历史学家，对汉唐帝国这种拓展丝绸之路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自信，更多一些敬意吗？
我想，如果汤因比先生选择公元7世纪，来到天可汗统治下的西域，他是绝不会后悔的。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年）平东突厥，在蒙古高原设置行政机构。九年（635年）败西部的吐谷浑。十四年（640年）灭高昌，打通西域门户。公元7世纪，丝绸之路重现汉代的辉煌。以长安为始发站，出玉门，过敦煌，经焉耆、龟兹、碎叶，可以到大食（波斯）、天竺（印度）和更远的拂吉（拜占庭）。一直到8世纪，丝绸之路曾经是一条充满生气的、联结东西方的纽带。
从我们多少读过的唐人诗句，也可看出中外交融的场景。如岑参《送颜真卿使赴河陇》“君不闻胡笳声最悲，紫髯绿眼胡人吹”；如元稹《法曲》“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那时的长安，说是一个国际都市，不为过分。看来，居住在长安的胡人，不比现在北京城里的外国人少。胡人一多，自然胡妹也就不能少了，唐代首都的红灯区平康里，难免就有一些妖艳的西域妹。李白诗《少年行（之二）》“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颇足以说明色情事业的发达。
唐人小说《李娃传》中的那位大姐大，她傍的情人，别人认定是个大款，她连忙辩说不过是个“穷波斯”而已。从这些胡人胡语，竟然能够进入民间口语领域，也就了解丝绸之路，不仅仅是贸易，也还起到文化交流的作用。
交流从来是相互的，当时的中国，在世界上也是领导潮流的先进国家，就像现在某些同胞，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一样；彼时的外邦人，也有相信中国月亮比他们那里月亮更圆些的。如今的西方人，是不大瞧得起我们了。但在唐贞观年间，“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曾是个极文明的社会，而欧洲的日尔曼、条顿、高卢诸民族，按辜鸿铭先生语，还在“穴居野处，茹毛饮血”呢！
辜老爷子的中华文明至尊思想，稍嫌偏激，但中世纪的欧洲，确实也是落后过的。贵妇人内急了，在路上蹲下来，靠裙子掩护，旁若无人地随地便溺，也是街市的一道风景。研究者甚至认为，巴黎香水业所以如此发达，很大程度是由于他们的先人不常洗澡有关。
当君士坦丁堡通过丝绸之路的交流，建起城市公共浴室系统时；当拜占庭帝国后宫裸浴的旖旎风光遐迩闻名时；当苏丹王爷们沉浸在这种东方式沐浴的快乐中时，很显然，不过是学我们李隆基和杨太真，在临潼泡温泉桑那，剥冰镇荔枝，西亚版的“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罢了。而彼时彼刻的欧罗巴，男人穿着树皮鞋，女人还锁着贞操带，刚走出野蛮时期。
这种人类发展过程的“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的不平衡，正是历史的常态，焉知在下个世纪，下下个世纪，会不会轮到我们去笑话现在笑话我们的人呢？三十年河东，三十河西，这事还真的很难说呢！
汉、唐两朝，大概是中国最具开放精神的朝代，那势头，当不弱于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的开放力度。如果中国一直保持着汉、唐盛世，面对世界的大开放的格局，延续至今，那么，其发达昌盛的程度，简直无法想象。中世纪，罗马十字军东征，如入无人之境，何其猖狂，何其得意，但是，有勇气向东方摇晃一下威胁的指头吗？我想，即使借给他们胆子，也不敢的。
可惜，由于一部分中国人喜欢自相残杀的毛病；热衷于折腾，越穷越折腾的毛病；过不上几天好日子，七八年就要闹一次的毛病；谁也不能好，谁好就掐谁的“窝里斗”的毛病；要活一块儿活，要死一块儿完蛋的毛病……这许许多多的劣根性，发作起来，使得历朝历代的太平岁月，即使是辉煌盛世，也维持不了100年，就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汤因比先生如果挑选公元9世纪的唐朝，那他可就要倒大霉了。谁也不能保证这个来自不列颠的胡人会有什么遭遇。那时的中国，烽火千里，路绝人烟，尸骨无存，一片焦土，人类文明倒退到原始部落时代，成了十恶不赦的食人生番，丝绸之路怎么不湮没在沙漠里，连遗迹都难寻难觅呢？
丝绸之路一断，开放局面终结，唐以后的五代，五代以后的两宋，只有半壁江山，维持一个偏安局面都难，哪有重开丝路的雄心壮志？明、清两代，开国之初的几任帝王，譬如朱元璋、朱棣，譬如玄烨、弘历，倒有过版图上开疆拓土的意识，但复兴丝路，重振贸易，根本不在他们的视线之内。及至明末清末，内忧外患，难以为继，自顾不暇，哪里还敢放眼世界。老实讲，能喊出开放口号者，也需要一份豪气。这证明了一个真理，强大才敢向外，衰弱惟有封闭。在中国历史上，晚明和晚清两代的统治者，上下谈夷色变，惟有闭关锁国，最后，干脆连一板也不许下海，关起门来当皇上了。
于是，眼看着早年“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欧洲人，变得强大和人五人六起来。20世纪初，八国联军打进了紫禁城，大清国的皇帝和太后，只有挟着小包可怜兮兮地逃往西安，也实在令拥有古老文明的中国人不胜唏嘘。其实，汉唐盛世，中国人是挺有自信的，既不拒绝外邦文明，更不害怕外来事物。大概，中国人总是在国力臻于强盛、经济日见发达时，才能挺起胸膛，抬起头来，面对世界。而一旦到了害怕开放的内闭之时，也必是国家的孱弱之日，就采取鸵鸟政策，一脑袋扎进沙子里，什么都看不到，也就等于什么都不存在了。
现在回想汉代的张骞、班超先后出使西域的场景，真是令后人神往鼓舞啊，他们历经千难万险，不辱使命，完成任务的同时，而且还有心地将原产于西域的胡琴、胡笳、胡麻、胡瓜、胡萝卜，统统引进中原。所以，今天的菜场上，才有了菠菜、芫荽、茄子、香瓜，这大概就是鲁迅先生所提倡的“拿来主义”了。汉唐气派，正是这种生冷不惧，大度容纳，消化一切，为我所用的精神。入我肠胃，进我脏腑，作我营养，成我血肉，即使冠以“胡”字又如何，还能找得出一丝胡味吗？譬如本文《胡椒八百石》中所说的这款调味品，现在没有一个中国人将它视为洋货的。
所以，汉唐时中国人这种兼容并蓄的“拿来主义”，与世界平起平坐的气魄，什么都敢试一试、尝一尝的胆量，绝非后人所能企及的。胡椒在古希腊和罗马，本是作为贡品，只有君主才能享用；中世纪，香料贸易被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所垄断，正因为他们发现胡椒不停地输往东方庞大的帝国，他们很奇怪，那是个什么样的庞然大物呀？才促使西方寻找到远东的航路。
唐人不保守，不像我们某些同志，东西拿来，先要用鼻子嗅上半天，姓“资”还是姓“社”，才决定取舍。当时的一个文人，叫段成式的，得风气之先，在其所著的《酉阳杂俎》里，告诉大家，胡椒“出摩伽国瑜，呼为味履支”。而摩伽这个国家，“属中天竺，距长安九千多里”。从这个距离，看出唐人是何等的气派。本土不产胡椒，敢不远万里，从原产地，印度的马拉巴尔海岸一带运过来。从地图上看，从印度洋西岸，到唐首都长安，航空距离也得有3000多公里。
这八百石胡椒，是怎么一回事呢？因偶翻《新唐书》，发现代宗李豫时的权臣元载倒台时，抄没收其全部财产，从他家中查出，竟藏有“钟乳五百两，胡椒至八百石”，不禁令我震惊了。从古至今，中国官员们的贪污，从金钱到女人，从房子到股票，从茅台酒到洋烟，从金针木耳到粉丝粉条，来者不拒，无不笑纳，已经够没出息，够下三烂，够令人恶心的了。想不到从这位唐代贪官家里起赃，竟有钟乳、胡椒等大批物资，这在世界贪污史上也是一条奇闻。
按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唐武德元年的铜权，知道一石相当于今天公制的79320克。那么这批赃物差不多有60多吨，得需要上百峰骆驼，才能从印度洋的海滨，绕喜马拉雅山的南麓，经克什米尔，到南疆，运抵长安。打那么遥远的地方，运来如许的香辛料，不能不佩服唐代行贿者的财大气粗和受贿者的奇特胃口。而且，我也弄不懂，这类官员有点为艺术而艺术似的，纯系为贪污而贪污，所为何来？弄八百石胡椒放在家里，中国贪官的强烈占有欲，浓厚收藏欲，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不过，由此也可了解唐代丝绸之路，幅员之广，交易之远，品种之多，数量之大。难怪汤因比先生要将他的伦敦户口，迁到丝绸之路上的某个绿洲了。
元载的赃物之中，最奇特的藏品，莫过于来自阿拉伯群岛的香料钟乳了，多达五百两，让李豫简直恼火透了，打开国库，怕也找不出这许多。于是，他指派宰相刘晏主持工作组，清查这件案子，但“责辨端目皆出禁中，遣中使临诘阴事”，实际上他亲自坐镇。肯定元载得意的日子，曾经不把这位年轻皇帝放在眼里，这回非要他好看不可。最后，处理这笔钟乳的办法，也挺反映李豫气急败坏的个人色彩。他下令，凡中书省四品以上、尚书省五品以上的官员，都可以前来领取一份乳香，而且发布命令，朕要你们回家后，燃香庆祝，取得廉政胜利。
那几天，长安可把香水之都巴黎比下去了，就在满城飘香的日子里，李豫“下诏赐载自尽，妻及子并赐死，发其祖、父冢，断棺弃尸，毁私庙主及大宁、安仁里二第，以赐百官署舍，披东都第助治禁苑”。在中国，只有这件事不会引起异议，而且大家会拍手称快，那就是处治贪污犯。所以，元载贪污集团的覆灭，史书称“及死，行路无嗟惜者”，也就不必奇怪了。
虽然《新唐书》称元载“嗜学，工属文”，《旧唐书》称他“性惠敏，博览子史，尤学道书”，《全唐诗》还收有他的一首《别妻王韫秀》的七绝：“年来谁不厌龙钟，虽在侯门似不容，看取海山寒翠树，苦遭霜霰到秦封。”看来是个知识分子无疑。但是，从他的聚敛行径看，与老农把几文钱掖在裤腰带里，并无什么区别。因此，他虽然当上了国家干部，始终未能摆脱他老爷子给人当管家，老老爷子说不定是扛长活的农民本质。元载看着他堆满仓库的八百石胡椒，五百两钟乳，那种视觉上的满足、感官上的乐趣、收藏上的欣慰感，与老农民站在打禾场上，看着黄澄澄稻谷的快乐；与地主老财半夜三更点着灯下到地窨子里，看一个个金元宝的享受，是一回事。
这就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农民最现实的物质欲求了。时下很多身居要位的领导干部，东窗事发，坐到被告席上，成为十手所指的贪污犯。他们原先谁不是根正苗红的好出身呢，有的还当过放牛娃呢？但和元载一样，血管里还流动着老爷子、老老爷子那小农意识的基因，就经不起物质的诱惑而堕落。历史上那些被称之为“流寇”的不成功的农民起义领袖，最后失败的缘由，何尝不如此呢？在朝不保夕的心理驱动下，这些农民革命领袖，一旦获得权力，必然会的两件事，一是贪婪地攫取财富，一是疯狂地发泄性欲，而罔顾其他。
小小的阿Q，在幻想自己革命成功时，不也在梦中看到一箱子一箱子的金银财宝，搬到土谷祠来，把吴妈、小尼姑、赵司晨的妹子，列为他的宣泄对象吗？所以，农民起义，推翻王朝，他的奋斗目标，也只是想当下一任皇帝。而那个次于李自成的武夫刘宗敏，知道当不成大顺国主，就满北京城里找那头号美人陈圆圆，以求性欲的满足。结果，吴三桂一火，开门揖盗，满清入关，刘宗敏也只好继续当“流寇”。太平天国那几位来自广西的农民革命领袖，到了南京后，不同样如此给自己画了句号吗！
这就是小生产者跳不出小农意识的悲剧，自然经济，靠天吃饭，在播种时的春天，未必能预见到收获的秋天，正是出于难以把握的生产规律，所以，农民只能有短期行为，而无远大目光，这就是他们迫不及待天性的由来。元载将八百石胡椒藏在地窖里，与现在从家中起出成箱的茅台而不喝的贪官一样，完全出于小农的本性。
龙颜大怒，元载赐死，胡椒自然充公。可想而知，无非是从元载的府邸，搬运到皇家的库房里，在全社会受到儒家重农轻商传统的制约下，政府和哪个机关，绝不会成立一个贸易进出口公司，或者调味品开发集团，使每一粒胡椒起到资本作用的。士农工商，商排在老末，有些人，清高到不但耻于谈商，甚至连钱这个字，也不能从嘴里说出来。所以，这批胡椒的命运，会照旧堆放着，任其变质，最后成为垃圾罢了。
丝绸之路促进唐代商业活动的发达，是毫无疑义的。首都长安，这个当时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城市，面积约84平方公里，人口达百万，居民以坊为单位，全城共百余坊，但只有东西两市，可怜巴巴的4个坊从事商贸活动。所以，如此不发达的商业行为，怎么能使唐代社会的财富形态，从自然经济进入商业流通或是更进一步的资本运作。
姑且不管元载是如何得来这些舶来品，即或是巧夺豪取又何妨？在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阶段，又有哪块银币会是干净的呢？只要能促进商业的繁荣，市场的兴旺，也还有一点进步意义。问题在于他的脑海里，从来不曾出现过要使这批物资成为商品，成为资本，使它增值的想法或念头。从这个人身上的农民本质，看出整个社会的轻商思想。中国长达五千年之久，未能改变农业经济的落后状态，一步步地滞后于世界的进展，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到了近代，世界资本主义空前发展，中国只有停滞不前，20世纪初，以致衰败到一蹶不振的地步，这就深为古人感到悲哀的地方了。
汉唐盛世，本是一个以宽阔的胸怀向外开放的社会，这是我们值得骄傲的一段历史。汤因比期许的盛唐时代，本来是可以通过丝绸之路的交流，与中西亚的接触碰撞中，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上更进一步地产生质的飞跃。然而，有开放而无改革，如无本之木，那一扇门，说关就会关起来的。同样，有改革而无开放，如无源之水，不与世界接轨，一泓死水，又能掀起多大的漪涟。因此，改革和开放，如同一枚硬币的正面和背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作为历史学家的汤因比先生，他的一直被人争议的著名论点就是：一个国家“其兴起是由于在构成领导核心的少数有创见的人的领导下，成功地应付了各种挑战。而其衰弱则是由于其领导者不再能创造性应付挑战，文明在少数独裁者的民族主义穷兵黩武和暴政中沉没。”从统治者更迭的角度，来阐述丝绸之路的兴起和衰微，或许不无道理。但是，从整个历史考察，若看不到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是造成中国衰弱的物质基础，与之相应的愚昧落后，顽固保守，狭隘偏执，短见局限的小农意识，则是封建社会得以繁衍的思想基础。所以，小农经济的社会基础，不仅使历史的中国，错过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步发展的机遇，即使在进入21世纪的改革开放的今天，这种仍流动在某些人头脑里和血管里的小农意识，也不会马上消失的。
所以，毛泽东说过的“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这句名言，还是不能淡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