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五个月前，有人送了《记丁玲》这样一部书给我，并且对这部书的内容提出许多疑问。最近我翻看了一下，原来这是一部编得很拙劣的“小说”，是在一九三三年我被国民党绑架，社会上传说我死了之后，一九三三年写成、一九三四年在上海滩上印刷发售的。作者在书中提到胡也频和我与革命的关系时，毫无顾忌，信笔编撰，他写道：
“愁的是两人所知道中国的情形，还是那末少，那末窄。一份新的生活固然使两人雄强单纯，见得十分可爱，然而那份固执朦胧处，也就蕴蓄在生活态度中，他们正如昔人所说：‘知道了某一点，其余便完全不知道。’明白了一样事情，却把其余九样事情看得极其朦胧，所有的工作又离不开其余那些事情，这能成就什么事业？……”“革命事业在知识分子工作中，需要理智的机会，似乎比需要感情机会更多。两人的信仰惟建立于租界地内观听所及以及其它某方面难于置信的报告统计文件中，真使人为他发愁以外还稍微觉得可怜可悯。……并非出于理智的抉择。不过由于过分相信革命的进展，为一束不可为据的军事报告与农工革命实力统计所迷惑，为‘明日光明’（也频写过一本长篇小说叫《光明在我们前面》）的憧憬所动摇，彻底的社会革命公式把它弄得稍稍胡涂罢了……”
类似这样的胡言乱语，连篇累牍，不仅暴露了作者对革命的无知、无情，而且显示了作者十分自得于自己对革命者的歪曲和嘲弄。
关于胡也频同志的短暂的一生，他是怎样走上革命的，怎样成为诗人的，怎样参加到党内来的，怎样为革命献身的，在一九五〇年我写的《一个真实人的一生》曾有过详细的记述。我写道：
“……蔚蓝的海水是那样的平稳，那样的深厚，广阔无边，海水洗去了他在北京时那种嗷嗷待哺、亟亟奔走的愁苦，海水给了他另一种雄伟的胸怀。他静静地躺在大天地中，听柔风与海浪低唱，领会自然。他更任思绪纵横，把他短短十几年的颠簸生活，慢慢在这里消化，把他仅有的一点知识，在这里凝聚。他感到了所谓人生了。他朦胧地有了些觉醒，他对生活有了些意图了。他觉得人不只是求生存的动物，人不应受造物的捉弄，人应该创造，创造生命，创造世界。在他的身上，有了新的东西的萌芽。他不是一个学徒的思想，也不是一个海军学生的思想，他只觉得他要起来，与白云一同变幻飞跃，与海水一道奔腾。于是他敞衣，跣足，遨游于烟台的海边沙滩上。”
“……也频却是一个坚定的人。他还不了解革命的时候，他就诅咒人生，讴歌爱情；但当他一接触革命思想的时候，他就毫不怀疑，勤勤恳恳去了解那些他从来也没有听到过的理论。他先是读那些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后来也涉及到其它的社会科学书籍。……”
“……等我到济南时，也频完全变了一个人。我简直不了解为什么他被那么多的同学拥戴着。天一亮，他的房子里就有人等着他起床，到深夜还有人不让他睡觉。他是济南高中最激烈的人物，他成天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唯物史观，宣传鲁迅与雪峰翻译的那些文艺理论，宣传普罗文学。我看见那样年轻的他，被群众所包围、所信仰，而他却是那样的稳重、自信、坚定，侃侃而谈，我说不出地欣喜。我问他：‘你都懂得吗？’他答道：‘为什么不懂得？我觉得要懂得马克思也很简单，首先是要你相信他，同他站在一个立场。’我不相信他的话，我觉得他很有味道。当时我的确是不懂得他的，一直到许久的后来，我才明白他的话，我才明白他为什么一下就能这样，这的确同他的出身、他的生活、他的品格有很大的关系。”
“……我从这封信（指也频牺牲前当天写给我的一封信）回溯他的一生，想到他的勇猛，他的坚强，他的热情，他的忘我，他是充满了力量的人啊！他找了一生，冲撞了一生，他受过多少艰难，好容易他找到了真理，他成了一个共产党员，他走上了光明大道。可是从暗处伸来了压迫，他们不准他走下去，他们不准他活。我实在为他伤心，为这样年轻有为的人伤心，我不能自己地痛哭了！疯狂地痛哭了！从他被捕后，我第一次流下了眼泪，也无法停止这眼泪。李达先生站在我床头，不断地说：‘你是有理智的，你是一个倔强的人，为什么要哭呀！’”我说：“你不懂得我的心，我实在太可怜他了。以前我一点都不懂得他，现在我懂得了，他是一个很伟大的人，但是他太可怜了！……”
从也频的发展来看，从他的实践来看，从他留下的诗来看，他哪里像那位作者所说的是一个可笑的、什么都不懂，只为一束不可为据的军事报告与农工革命实力统计所迷惑，是为社会革命公式弄得胡里胡涂的一个傻子，因而博得这位绅士对他的可怜可悯呢？也频接触革命理论，是从一九二八年在上海阅读鲁迅与雪峰翻译的苏联文艺理论开始的。他的革命实践是从一九三〇年春在济南高中教书时开始的。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参加了共产党，一九三一年一月在上海被捕，二月七日与其他二十多个烈士同时就义于龙华。是的，他为人民为革命工作的时间是很短的，他可能是一个还不够成熟的革命家，但他是一个革命家，是一个烈士。他参加革命的准备时间是不短的。他从十五六岁作一个叛逃的学徒时起，就是与旧社会对立的，就在茫茫人世中追求真理，他写了许多诗，现在只留下九十多首。他的诗大半是对旧社会的诅咒，充满了愤恨，即使是情诗，也不能掩盖他的悲戚。我现在重读他的诗，更感到他是非走到革命道路上来不可的。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站在高岸上品评在汹涌波涛中奋战的英雄们的高贵绅士是无法理解他的。这种人的面孔，内心，我们在几十年的生活经历和数千年的文学遗产中见过不少，是不足为奇的。
我不想多唠叨了，现在《诗刊》上选登的三首诗，是可以为证的。至于诗的本身，那就让广大读者自己去评论吧。
一九八〇年元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