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敬佩俞平伯最后坚辞红学长老的头衔，倡“大是大非”论的石破天惊之举。
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最被人关注，最引发争论的，最没完没了，难以取得一致意见的，莫过于《红楼梦》了。
就从近些年的《红楼梦》的有关情况看，电视连续剧的上演，有人说好，有人说坏；北京通州区挖出一块石碑，有人说真，有人说假；程本脂本之争，有人说对，有人说错；辽阳丰润祖籍之说，有人说南，有人说北；直到最近，一些专家对红学研究的发展，有人高兴，有人忧虑……这些持续不断的分歧，证明这部不朽著作，确实是中国文化界一个永远的热点话题，而且总能引起反响。
这就不由得不叹服伟大的艺术作品，永葆青春的强大魅力了。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什么事物，难免有过时之虞，流行的会落伍，时兴的会消沉，热闹过了，仍会冷清，风头一去，便成乌有，名人会过气，美女会憔悴，佳作会滞销，好歌会听腻，只有这部《红楼梦》，不管时隔多久，总能焕发出常新的精神，令人注目，就因为它是说不完的。
正由于这是个中国文学中最大的谜，因此所有想在《红楼梦》上扮演一个把话已经说完，不准他人赘言的权威角色者，好像都有笑得太早的弊病。在红学领域里，谁的头上都不具有一顶永不暗淡的光圈。包括胡适之先生，包括他发现的那部脂砚斋本《石头记》八十回本，不也有人提出质疑了嘛？
记得那部电视连续剧刚演出时，京师满城说“红楼”，在掀起的一阵《红楼梦》热中，胡先生发现的这个脂本，是出足了风头的。对后四十回按照脂评改动的结局，其实民众是颇多争议的。所有研究《红楼梦》的专家，看法是否都保持一致，不得而知。作为一种很主观、很武断的试验，把一直梦寐以求的脂评线索，搬到荧屏上，一定令某些膜拜脂砚斋的红学家，有长舒一口气的痛快，那大概是可以肯定的。
真遗憾，可惜胡先生仙逝了，没有这个眼福，一睹那位胖乎乎的贾宝玉在狱神庙中狼狈不堪的样子。如果他看到了，是点头呢？还是摇头，恐怕要两说着了。
但老百姓，也就是绝大多数读者和观众，似乎对贾宝玉不去当和尚，不披那件猩红色的斗篷，不在白茫茫的雪地里飘然而去，深不以为然；看到这位怡红公子，破衣烂衫，最后落魄潦倒的终结场面，都瞠目结舌。估计这些不甚赞成的意见，比较普遍、强烈，正好说明美学力量，有时挺能左右人心的。当时，主持此项拍摄工作的人，慑于众怒难犯，声明要重拍结尾部分，自然是一种安抚舆情的造势。说拍，也未必真拍的，后来果然也未拍。但至少表明这种落实脂砚斋评语线索的尝试，以一种婉转的方式承认失败。若是真的要拍，这回，恐怕不得不依据高鹗续作了。
于是，我想，九泉下那位灰溜溜的兰墅先生，可以把头抬起来了。
也许《红楼梦》就是容易引起针锋相对的争议作品，什么都是两说着的。甚至由前后两个人合成的这部书，至少在没有更强有力的反证出现之前，这种曹雪芹、高鹗的作者联署方式，是难以推翻的。然而，也怪了，对于这两位作者，也是一个看好，一个看孬，碧落黄泉，评说悬殊的。高鹗那“闲且惫矣”的形象，成了他固定的脸谱了。
一些近代红学家，对于高鹗续作的否定，尤为激烈，以至于恨得咬牙切齿地声讨，我始终以为有欠公允，好像不应该如此诋毁后四十回的。这后四十回存在的本身，被人接受和认可，便是它的价值所在。谁要不满意，谁可以放开手去狗尾续貂，没有人拦着的，原作者曹雪芹没说过版权所有，续作者高鹗也不曾说过，他续了以后，就成了他的禁脔，不容别人置喙。但自从胡适之先生发现了这部八十回本脂评本《石头记》，不少红学家便把高鹗视为《红楼梦》的杀手，这实在也太过分了些。
在我看来，高鹗是位了不起的《红楼梦》的功臣。正如曹操所说：“要不是我拒绝称帝，不知天下有多少人想当皇帝”，若不是他来续定这部书，还不知有多少自作多情的和下三烂的文人来糟蹋这部不朽著作呢！
假定依据程甲本或程乙本的序中所说，曹雪芹的原书散失，后来又从鼓书担上找到了一部分，书商程伟元请求这位兰墅先生予以补缀而成的话，那么，不得不承认高鹗确是一位天衣无缝的修补高手，这是一。如果依照胡适和其后发现的脂评本子，只有八十回，完全是高鹗凭想象，硬续上后四十回的话，那么，他即使不胜过曹雪芹，也至少不亚于曹雪芹的文章巨匠，这是二，非此即彼，而无其它。所以，将高鹗对于《红楼梦》和对于曹雪芹的贡献，一笔抹煞，是不那么令人心服的。
无论红学家怎么说他的后四十回比前八十回，在艺术成就上有着天壤之别，但他在续作中，敢于悖背中国人喜好大团圆结尾的欣赏习惯，虽然有“兰桂齐芳”的市俗之气，但能保持悲剧气氛到底，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大手笔。“钗婚黛死”，“抄检大观园”，以及“宝玉出家”到整个家族的衰败，那效果毫不逊色于前八十回。
高鹗续书的大手笔，是应该得到文学史者的大书而特书的。
如果，曹雪芹丢失的或未竟的书稿里，并非现在这样的悲剧结局，那么，他向这位续作者脱帽致敬，将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后来那么多的续作《红楼梦》者，无不一一败下阵来，让曹雪芹的英灵，足足笑了个够。一直到今天，还有兴趣出丑者，没有一个不以闹出一屁股笑话而销声匿迹。足以说明高鹗的续书，是谁也不能逾越的高峰。但在职业红学家眼中，他的命运并不见佳，几乎绝大多数人，对他持非议否定的态度。而那个多少有些自恋的，还多少有些多情的，当然还有些倚老卖老的脂砚斋主人，一直被红学家置于尊崇的位置，是有点莫名其妙的。
若是真有这么一个了解曹雪芹的创作，以至到了能够和曹雪芹字斟句酌，进行探讨的亲密程度，而且，他又是最早认识到《红楼梦》的不朽艺术价值，以至曹雪芹死后，还在不断开掘这部小说的艺术成就，同时与曹雪芹有着某些血缘关系的这位脂砚斋主人，竟然忍心坐视这部书的散失，而不加以任何匡救，实在是不可理解的。
因此，姑妄言之，也许实际上并不存在这个曹雪芹在写作《红楼梦》时的场外指导，半合作者并兼总策划人的脂砚斋。
也许这个脂砚斋，是在曹雪芹成书并进入手抄本流通渠道以后，但《红楼梦》活字排印本还未出现以前的，某位或某几位评点家委托的一个符号。若是他真的和曹雪芹在艺术上如此相知的话，到高鹗续书时，市面上尚能收集到断章残篇，那么这位脂砚斋却只知道埋头批注，而不去书肆逛逛，到鼓书担子转转，努力找到一些散佚的原稿，是无法说得过去的。程伟元之说，固然也有虚晃一招之嫌，但脂砚斋却未道及他对佚文的任何搜罗行动，是很值得怀疑的，他究竟是不是曹雪芹的朋友？而珍重亡友的遗文，不使失落，千方百计把它付梓出版，以免湮没，是我们中国文人的神圣义务。
从他的批注口气，此公性格是比较爱表现的。如果他曾经搜集过遗稿的话，他会不在评语里夸夸其谈他的功劳么？但他曾经在批注中说过传阅原作时，有散佚现象，并表示遗憾。他知道散佚，却不补救的感情，证明他和曹雪芹的关系，并非如他批注中说的那样亲密，亲密到能够介入其创作过程。还有一处很露马脚的批注，第十八回的“画出内家风范，《石头记》最难之处，别书中摸不着。”这句夹批，似乎可以断定脂砚斋是外地人。其实，长住天子脚下的京师人，对于“有十来个太监都喘吁吁跑来拍手儿”，是司空见惯的事。只有京外之人，才会对此大惊小怪。我记得我在劳动改造时，一位对我还算和善的小队长曾经认真地问过我，因我是从北京发落到他那深山老林里修筑铁路的。他要我证实，在北京中南海里清扫厕所的那个人，恐怕也得是个处级干部吧？因此，脂砚斋有些像民间故事中那位乡下女人，下雨天，下不了地，很羡慕皇帝娘娘此刻肯定在包饺子吃的孤陋寡闻，才津津乐道吧！
那么，只剩下一种可能性，就是脂砚斋在批注此书时，已是在程伟元和高鹗收集遗稿以后，再难找到什么断章残句的时候。这表明，他要晚于曹雪芹以后很久的一辈人。如此说来，批注中的什么“姑赦之，命芹溪删去”的长者口吻，就可能是变戏法的障眼术了。因为在中国，有些人特别爱当老爷子，有些人也就尽量不惹老爷子。他抓住了这一点，摆出一种老爷子的姿态，老三老四，让你坠其壳中而不觉。
红学家们一直把第十三回的这条批语，认定脂砚斋为曹雪芹家族中一个身份特殊的人，是直接进入曹雪芹创作过程中的评论家、知情者、指导者。他比现在那些拍电视的剧组中策划、制片、导演，对于编剧的影响还要大得多，可以命令他删去。如果不是曹雪芹，而是王雪芹、张雪芹，或许有这种遵命行事的可能，但像这样一位大师，能对这样一位有时连批语都写得不大通顺的脂砚斋，俯首帖耳么？
这都是不大可以说得通的疑窦，于是，红学家赶紧跳出来辩白，他是曹雪芹的叔叔。小仲马能不听大仲马的话吗？其实，写过东西的人都明白，作家创作的自主性，只是在极其强迫的条件下，才会屈从外来的压力，改变原来的想法和写法。如果，一个作家自己坚持不想删改的话，命令是不起作用的。否则中国文学史上，就不会有那么多掉脑袋的文人了。
还有第七十七回的批语：“余旧日目睹亲闻，作者身历之现成文字。”也是被红学家奉为圭臬，当成理解曹雪芹《红楼梦》的一把钥匙。于是，他的所有暗示，成为续书真伪的试金石。由于，批语中这种煞有介事的词句很多，还有许多感慨，挺能把人唬住的。可自有小说这东西以来，没有一部作品，是像拍照似的，直接从生活中原样搬来的。脂砚斋主人根本不懂得文学形象和生活真实，是两回事，生活中从来不会有现成和完整的小说，等你去写，那用不着作家，派个速记员就够了。作家的形象思维，是真实，又不是绝对的真实，是生活，又不完全是生活的拷贝。脂砚斋把两者机械地等同起来，违背了文学创作的基本原理。诸如“并非杜撰而有，作者与余实实经过”等等只言片语的印证，纯属误导读者，如果文学创作就这么简单直接的话，一位大师所做的事，随便拉来一个低能儿，也可以干得了的。
据最近病逝美国的张爱玲考证，她认为，从书中人物两套年龄系统来看，《红楼梦》有可能是在《风月宝鉴》和《石头记》两部作品基础上合成的，那么脂砚斋的“目睹亲闻”，很可能是他个人的幻境了。
幻觉对于某些太自作多情的人来说，不是没有可能产生的。鲁迅先生写二三十年代上海租界里的某些阔少，到妓院里叫上一大群姑娘，过过怡红院里宝哥哥左拥右抱的瘾。也是《红楼梦》看得太多，沉迷其中，幻想自己是贾宝玉，才去追求这种感觉的。对于脂砚斋，不能不承认他把这部书看得太深太透太细太密太投入，以致分不出什么是艺术的境界和生活的现实，把真实和幻觉搅在一起。他把自己视为金陵那条街上荣宁二府中的一员，生活在臆想和白日梦里，也不是不可能的。脂砚斋在第四十九回眉批里说过：“今余亦在梦中，特为批评梦中之人而特作此一大梦也。”这倒恐怕是他精神状态的准确描写了。
脂京本第十七回有一句旁批：“不肖子弟来看形容。余初见之，不觉怒焉，盖谓作者形容余幼年往事，因思彼亦自写其照，何独余哉。信笔书之，供诸大众同一发笑。”在这里，这位脂爷，已经登堂入室，不但视自己是与曹雪芹一样的不肖子弟，而且，还和他一样的贵族家庭的经历，一样的簪缨世族的童年。那么，也自然是一样的文化教养，一样的书香门第。然而，这样一来，说不通的问题又来了。《红楼梦》中大量的诗词歌赋，酒令谜语，楹联字画，祭诔禅偈，表现大师达到极致境地的才华，未见脂砚斋有强烈的反应，这不由得不疑问？
而最起码的唱和，是中国旧文人最爱干的一件风雅事，他竟未在批注中留下一点痕迹。在文人最喜雕章琢句的推敲上，也未见他对曹雪芹做过任何助益的事情，这又有些费解了。于是，只能作曹雪芹写书时，脂爷并不在场的解释。而且他在那首《葬花词》的眉批上写道：“且读去非阿颦无是且吟”，也证明他未和曹雪芹有什么交流，如果像他所说的关系紧密，会不懂得是作家为自己的人物所写的诗吗？可见他一不懂文学创作是怎么一回事，二是他假戏真做，入戏之深，也太难以自拔了。竟相信非这个林黛玉，写不出这篇《葬花词》，那也太可笑了。
对于高鹗的贬，对于脂砚斋的褒，都有不实事求是之弊。
还应该看到，中国人在造假作伪方面，是个有相当天才的民族，这是不可疏忽的一点。1927年以后，胡适之先生倡红学研究的“自传说”后，一下子发现了那么多的脂评本，巧合得令人蹊跷。前几年，又挖出了一块石碑，还有裸葬什么的神话，也是附会得让人惊讶。因此，再过若干年，爆出一条新闻，在某地某夹壁墙里，找到曹雪芹亲笔手书的足本《红楼梦》，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假钞票都造得出来，造一部假的《真迹红楼梦》，是不费吹灰之力的。
我们这个国家，从《尚书》开始，那些老祖宗们，就学会了作伪，从此弄不清真假。后人为了辨伪，竟出了八卷《尚书古文疏证》来剖析。所以，有那么一个自称老朽的脂砚斋，再加上什么畸笏叟、棠村、梅溪、松斋等一群热心之徒，好事之辈，冒充曹雪芹的叔叔，大爷，或其他什么人，使自己的评点批注的手抄本，更具有可信性，权威性，当然也有了可卖性，何乐而不为呢？商业价值是驱使作伪的动力，一部打出真本旗号的《红楼梦》或《石头记》，可以开口索价好几十两银子，自然就有人来做这样的假了。脂本之一种，那部蒙古王府本，可能就是一位到北京来出差的蒙古王爷逛琉璃厂，以高价从这些人手中买来，而后带回去珍藏，这来历是大致不会错的。
再说，这种在手抄本的批语上作伪，应该不至于多困难的。
虽然印刷术在中国早就出现了，但中国文化学术的传播，特别是非官方的，更多是靠学子们一笔一笔地手抄流通的。抄书，是每个读书人必做之事。当时，有一大批受雇于宫廷的缮写人员，纪晓岚主持《四库全书》总编纂的任上，得有多少人伏案疾书啊！很遗憾，对于这些手民，简直没留下什么报道。他们拿多少工资，享受什么待遇，一天要抄写多少字，是计时还是计件？都不得而知了。除了这批官方抄写人员外，社会上，还有更多的职业抄写者，以替人抄写谋生。蝇头小楷，一笔一画，也是一项艰苦的劳动。
在这批抄书大军中，有的水平不高，如《红楼梦》的某些抄本中，把贾芸给宝玉送海棠花的那封效忠信，结尾的“一笑”两字，本是夹批，被误入正文，就是一例。但有的，也许是并不弱的高手，不大甘于作枯燥无味的抄书匠，因此，在抄写比阅读还要深刻的理解过程中，渐渐生发出感想，生发出议论，然后于抄写之中，将这些触动，落诸笔端，夹评夹批，说出自己的见解，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特别是感情太投入于书中的话，那几乎不由自主，非要扮演这个角色不可了，这也是中国文人好说话的天生短处。中国旧小说无书不被评点，这是一个客观因素，后来，印刷术普及，不用手抄书了，评点之风也就寝息了。
可是，这些想体现自我价值的抄书匠们，终归是无名的小人物，由于他们不能像李贽、李渔、毛宗岗父子、金圣叹那样亮出自己的牌子，可又不甘沉默，只好假托一个什么名目，最佳之计，莫如扑朔迷离地虚构出一个作者的知友近亲，是最有鼓惑力的了。
于是，我不禁猜想，脂砚斋会不会就是这样的抄书人当中的某一位呢？
庶出，是三小姐探春的终生之痛。
这种小老婆生的卑贱，这种出娘胎就矮半截的低下，是她心灵深处永远排解不去的毒药。每读《红楼梦》，每读探春的这番话：“我但凡是一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心早走了，立一番事业，那时自有一番道理。”我特别能理解她。
她所以要出去，就是要摆脱这个因为庶出而受到精神压力的环境，到一个无人对她能念紧箍咒的地方。
然而，她能找到这块净土么？
